“总理，在咱们内蒙古，在钢城包头，有一个问题可真不好解决。蒙族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真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都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

    “啊！周总理！”曹禺不禁双眼一亮，心中泛起一股受委屈的孩子看到了慈爱的长者的辛酸感，两眼湿润了……

    曹禺伏案痛哭：“为什么不让我去替代您死啊！中国人民少不了您呀……”

    山城结下深厚情谊

    1938年初冬，一个晴朗的早晨。和煦的阳光，冲破了山城的迷雾，照得房间里通亮通亮。剧作家曹禺正在室内看书，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他不认识的女士。

    “您找谁？”曹禺有点儿奇怪。

    “我找万家宝先生。”

    “我就是，请进来坐。”

    “谢谢，不坐了。我是给您送口信来的。”

    这位女士名叫张颖，约莫有十八九岁的样子，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是大后方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先生请您去做客。”

    “周恩来？！周先生，好，我一定去。谢谢您。”曹禺惊奇地说。

    曹禺早就仰慕周恩来的名字，而且听说他还是南开中学的校友。今天，接到周先生的邀请，心中分外兴奋，当即回复了这位姑娘。

    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住处，一位办事员将曹禺领进一间简朴的屋子，迎面就碰上了周先生炯炯的目光。

    起先，曹禺还有些拘谨，可周先生一谈起南开中学的演剧生活，曹禺顿感亲切，似一股暖流涌进胸膛。

    “家宝先生，听说你是南开毕业的，我也是南开毕业的。我们还是校友呢。”说到这儿，周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你知道我在南开还演过女角呢。”周恩来扳着指头说，“《一元钱》里我演孙慧娟；《仇大娘》里我演过范裴娘；还有一个戏，叫《千金全德》，我还演过一个新娘呢。我演的女角可多了。”

    “我在南开新剧团，开始也是演女角。”曹禺说，接着他告诉周先生自己在《娜拉》、《国民公敌》、《压迫》中都扮演过女角。

    谈着谈着，曹禺感到自己一点儿也不拘束了。

    然后，谈话很自然地转到当前形势。周先生坦率而又亲切地谈了许多抗日的道理。他说：“从卢沟桥事变以来，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争。当前，战局正处在从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敌人愈陷愈深，我们愈战愈强，已成为中日战争中的真理。这是我们战略上的成功……”

    接着周先生谈了抗日战争今后的进程，谈为什么抗日，为谁抗日，中国最后要建立一个什么社会。

    他说：“抗战进入到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要切实动员和组织民众。你和宋之的编的话剧《全民总动员》就很好地配合了这一重要任务。听说前一阵演出，这个戏的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

    “票房收入1万多，全部做捐献寒衣用了。”曹禺回答说。

    “这很好。这表达了中国戏剧工作者的抗日救国热忱，也显示了你们的力量。”

    周先生接着说：“家宝先生，你的《雷雨》、《日出》，抗战初在武汉就看过，我很喜欢，邓颖超也很喜欢，好多台词我们都会背。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这次你与之的合作的《全民总动员》又获成功，这很好。希望你们今后能多多合作，希望你能用自己的笔为国家，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多的贡献。”

    听着周恩来先生热忱的鼓励，曹禺激动得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

    在重庆，周恩来与曹禺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情谊让曹禺终身难忘。

    “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

    1951年春，曹禺与新近结婚的妻子方瑞一同去安徽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在和农民相处的日日夜夜，他发现劳动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勇气和勤劳的品质。在短短一两个月中，他收集了一大批材料。访问领导，参加会议，采访农民，摘抄报道，收集了不少感人的事迹，许多真实的故事。但是，面对这些复杂的、陌生的生活现象，如何概括，如何集中，他有些茫然。终于，他一部作品也没有写出来。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曹禺的创作生活。一天，周恩来问曹禺在创作上有什么新打算，曹禺向总理说了自己想写一个以知识分子解放前后思想变化为内容的剧本。周总理当即表示赞同：

    “你要表现的这个题材很重要，很值得写。你对知识分子生活比较熟悉，这样的题材把握起来也驾轻就熟一些。”

    随后，就曹禺体验生活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认识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等问题，周总理同曹禺做了具体的交谈。曹禺感到，今日的周先生身负重任，日理万机，在这次谈话前还对当前文艺创作情况和他的创作做了详尽的思考和研究，真使人敬佩。

    这次谈话不久，曹禺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领导北京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其中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时间最长。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做了20本以上的笔记，为日后新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除了协和医学院，曹禺还访问了其他不少医院，每个医院的领导、医生、工友，都热情地为他提供了许多素材。

    紧张的创作构思持续了整整一年。1954年9月，四幕话剧《明朗的天》同时在《剧本》月刊和《人民文学》9月号开始连载。从12月12日至次年2月25日。《明朗的天》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剧场天天座无虚席。观众对曹禺的新作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看了几次《明朗的天》，针对评论界的一些批评意见，他勉励曹禺说：“有人说这个戏不深刻，我看写得比较活泼，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东西都揭露出来了。我看了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这是你解放后写的第一个剧本，不能太苛求。”

    话剧《明朗的天》经过舞台演出的再创造，把剧中蕴藏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曹禺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强烈的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激起了观众心灵的共鸣，也受到周恩来总理热情的肯定。

    共度除夕之夜

    秋去冬来，转眼春节到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节。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食品紧缺，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

    除夕的夜晚，窗外寒风凛冽，可是首都剧场三楼宴会厅灯光通明，春意盎然。悠扬的乐曲伴着翩翩起舞的身影，到处是欢歌笑语，洋溢着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

    联欢会进行不久，曹禺陪同周总理、邓大姐走进宴会厅，随之而来的还有陈毅、乌兰夫、习仲勋、王震等领导同志。周总理身穿咖啡色衣服，神采奕奕。

    曹禺激动地向全场同志说：“同志们，今天晚上中央领导同志与我们大家一起共度除夕之夜，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全场欢呼，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曹禺说。

    “你们的春节过得不错嘛！”看看后勤同志准备的菜肴和前台同志自制的糖葫芦、冻羊肉，周总理风趣地说，随后抱拳环视全场，高声说：

    “我向同志们祝贺新年，祝大家新年愉快，来年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邓大姐也向大厅里的同志一个一个亲切握手，祝贺新年。

    “为了向大家拜年，总理今天还从家里带来十瓶酒请大家。”曹禺指着桌上的各色名牌酒说。

    大家又是一阵欢呼，鼓掌。

    接着，周总理、邓大姐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向大家敬酒，一边饮酒，一边联欢，文艺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同志们，我有一个提议，”周总理站起来说，“我们一起来合唱个《洪湖水，浪打浪》怎么样？”

    大家鼓掌表示赞成。总理走到大厅中央，担任义务指挥。他挥动手臂，意气风发地打着拍子。大家看到总理认真、高兴的神情，一个个笑着，拍着手和唱。

    幸福、温馨、欢乐的气氛，洋溢着整个大厅。

    周总理忽然幽默地说：“我提议，让我们的董事长来一个节目好不好？”

    北京人艺的同志都大笑起来。原来，曹禺以前曾扮演过《雷雨》中的董事长周朴园，现在又是院领导，院里同志常开玩笑地称他为“董事长”。想不到总理也知道他这个绰号，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董事长来一个！董事长来一个！”一片赞同声。

    “总理点了名，大家硬赶着鸭子让我上架，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就凑合着来一个吧。我唱一段《打渔杀家》中肖恩的一段慢板。”

    曹禺清了清嗓子，纵情高歌：“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卧——”

    不知因为太紧张，还是过于激动，这一句末尾一个音竟唱走了调，引起众人的一片哄笑。

    “献丑，献丑。我大概也已喝醉了。好，刚才唱的一句不算，推倒重来。”曹禺重唱一句，接着又往下唱。他唱得有板有眼，高亢洪亮，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节目一个接一个。在一个节目结束后，周总理忽然对大家说：“你们怎么不请小超大姐出个节目？请小超大姐出节目！”

    说罢，周总理带头鼓起掌来，曹禺也热烈鼓掌。

    大家开始愕然，接着掌声轰然四起，有人呼唤着：“请小超大姐出节目！”

    曹禺也走到邓大姐身边：“大姐，您就来一个吧！”

    邓颖超欣然站起来，爽朗地说：“我可以唱《武家坡》老生，但没人和我合唱。”

    “狄辛会，让狄辛配唱！”一个演员大声叫道。

    欢笑声中，邓大姐同狄辛在另一个房间里认真地对了一遍词。邓大姐扮薛平贵，狄辛扮王宝钏。

    邓大姐走到中间，众人屏住呼吸倾听。

    琴声起，邓大姐用洪亮的声音唱道：“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写书文。”

    狄辛接唱：“我问他好来？”

    邓大姐唱：“他倒好……薛大哥啊，这几年命运不通，他在那西凉路上受了苦刑……”

    曹禺看见周总理斜坐在桌旁，边欣赏边打着拍子，他像是十分熟悉这段唱词。

    大段的原板唱完了，众人热烈鼓掌，邓大姐亲切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大家欢呼着，要大姐再来一个。此起彼伏的掌声、笑声融成一片。周总理、曹禺也同大家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昭君自有千秋在

    大型历史剧《胆剑篇》完成之后，曹禺又立即开始了《王昭君》的创作准备工作。这个创作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下的，他觉得应该努力将它搞好。他清晰地记得1960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在政协礼堂，周恩来总理邀请曹禺和一些少数民族干部一起聚会。交谈时，一位内蒙古的领导同志汇报完他们那儿的建设状况后，又提出了一个工作中碰到的难题。他说：“总理，在咱们内蒙古，在钢城包头，有一个问题可真不好解决。蒙族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真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都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

    周总理说：“这倒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有一个王昭君就是这么做的！”

    接着周总理转过身，对曹禺说：

    “你不是想写一个新剧本吗？就写写王昭君吧！这可是个有意义的好题材。”

    曹禺领会到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

    曹禺说：“王昭君确是一个好题材。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出叫《昭君出塞》的戏，那种悲凉、凄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许多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戏和小说，也总是为王昭君叹息掉泪的。总理说的这个王昭君怎么写，我心里还没有谱，不过，我乐意试一试。”

    “好，我们预祝曹禺同志早日完成新作《王昭君》。”为了激励曹禺，总理建议在座同志举杯祝新《王昭君》早日问世。

    正当曹禺准备着手积累素材，构思《王昭君》的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了。他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1961年后，曹禺应邀前往内蒙古参观、访问，收集了大量关于《王昭君》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再抛心力写明妃”，曹禺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在舞台上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笑盈盈的王昭君，争取早日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

    然而，曹禺万没有想到，正当他潜心于《王昭君》的创作时，铺天盖地的狂风恶浪滚滚地向他袭来。

    “他是人民的戏剧家”

    1966年秋，曹禺被北京人艺的造反派打成“牛鬼蛇神”，一张张席子般的大字报已将他的名字倒写，并打上红叉。他被人们抛弃了，惶惶不可终日。最使他揪心的是妻子方瑞，她成天提心吊胆，夜晚常服安眠药，还时时从梦中惊醒。

    终于，灾难降临了。1966年12月，一个黑暗的寒夜，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曹禺家中，不由分说，就将曹禺双臂扭紧拖了出去。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能平白无故抓人，把人放了！他不是牛鬼蛇神，周总理了解他！”曹禺听到的是方瑞的撕心裂肺的呼叫。

    曹禺被押到中央乐团礼堂，只见台上早已站着一排鬓发斑白的老人。前排是身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牌子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排则站着许多被分别挂着“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牌子的一长列人。这些人有的曹禺熟识，有的根本不认识。这是一次文艺界的批斗会。从主持这场批斗的一个红卫兵口中得知，这场批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亲自批准的。

    口号声此起彼伏，声浪一阵阵震荡着曹禺，他只感到头晕目眩，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也被人在脖子上挂上了一块沉重的木牌。突然，有人上来，将他们的头发揪起，一一责问：“你知道自己的罪行吗？”许多被斗的老人缄默不言，紧接着招致的是一场拳打脚踢和恶语训骂。

    当晚，曹禺等人又被造反派们推推搡搡押到了中央乐团排练厅。不知什么时候，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喧哗。曹禺睁开昏花的双眼，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人群中走来，他仍穿着那种人们早已熟悉的灰布中山装，胸前佩着一枚醒目的“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啊！周总理！”曹禺不禁双眼一亮，心中泛起一股受委屈的孩子看到了慈爱的长者的辛酸感，两眼湿润了……

    “同志们，你们这样搞，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也不会赞成。”周总理没有走上台，而是站在台下的人群中，用他带有浓重淮安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道。

    人群开始骚动了，有人在说：“周总理是在深夜处理完繁忙的工作后，听说这里的情况特地赶来的。”有人给总理搬来了凳子，但总理不肯就座。他一再苦口婆心地向激动的人们解释，劝说，要求人们放了所有被抓来的人，否则他就与这些老同志一起站着。周总理慢慢地走过来，走到曹禺身边，正低着头的曹禺听得特别清晰的是周总理的话：

    “怎么把曹禺也抓来了，他算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人民的戏剧家，是共产党员……你们应该马上把他放掉。”

    人群里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一群造反派将曹禺脖子上的大牌子解了下来，似乎还余怒未消，又训了一通话，叫了一声：“滚吧！回去好好自己思过，要触及灵魂！”

    曹禺踉跄着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回张自忠路自己的寓所。在路上，他回想起刚才周总理亲自营救自己的情形，再也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张颖说：“总理向你问好”

    1971年，日本河书房出版了驹田信二编译的《郁达夫、曹禺集》，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本畅销的中国文学书。也许是迫于曹禺在世界上的名声，造反派令他在北京人艺看守传达室。劳动、检查之余，曹禺还可以阅读一些报纸。他常在报上看到周总理的消息，十分欣慰。不知怎的，他总有一种感觉，只要周总理健在，中国就不会垮，自己也有指望。

    一天，造反派又勒令他：从明天开始，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宿舍看传达室，打扫垃圾，不准乱谈乱动。原来，不久前香港和国外一些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的莎士比亚正在剧团做看大门的工作。”从“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到文化部的大大小小新贵们都为之十分震怒，但又无奈于国际舆论和革命群众的抗议，只好发泄一通恼羞，做出了这项决定。

    1974年9月的一天，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了张自忠路曹禺居住的房子。躺在床上的曹禺想叫，但叫不清楚，因为服安眠药过量使他的舌头也似乎肿大，说话含糊不清。终于，他叫出了声：“张颖同志……”泪水从曹禺未戴眼镜的失神的双眼中涌了出来。

    原来就在这以前不久的一天，周总理在送走了两批外宾后，问起在他身边工作的张颖：“怎么，你那些文艺界的朋友们还同你有来往不？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曹禺近来怎么样？”张颖说：“听说他夫人方瑞最近去世了，心情和身体都很不好。”“喔——”总理心情沉重地应了一声，沉默片刻说：“你应该去看看他才是。并请代表我和你邓大姐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将来还要为人民多做工作……”周总理谆谆叮嘱了一番。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多年，文艺界的朋友们有几个还能自由行动？周总理难道还不明白吗？张颖心中暗暗思忖。忽然，她明白了，总理这番话不正是给自己下达任务——保护曹禺吗？

    “总理，您放心，我明天就去看曹禺，然后将情况向您和邓大姐汇报。”张颖激动地说。周总理会心地点点头。

    “曹禺同志，您要振作起来，好好保养身体，党和国家需要您作出贡献。总理和邓大姐让我向你问好。”

    当张颖说完上述话时，曹禺费劲地用双手握住张颖的手，先前呆滞的目光一下子像看到火花一样，显得有点神采了。他的舌头仍不灵活，但反反复复地说着：“周总理，周总理，请您替我谢谢他，谢谢……”热泪夺眶而出，一滴一滴落到张颖那被握住的手上。张颖从未看到曹禺如此激动过，即便当年他在国庆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即便当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时，那些时候曹禺似乎庄严郑重胜过激动。而此刻，他那抖抖索索的双手，那右眼下正微微颤动的老年斑，那嘴角上由于药性麻痹以致失控流挂下来的口水……这一切都表现了这位举世闻名的剧作家激动的心情。

    曹禺突然变了。自张颖看望他以后，没有几天，他竟能起床行动了，并且特意让女儿万黛、万方为自己找出一些较整洁的衣服，精神一下子振奋多了。

    一天，有位老同事在街上看到曹禺。曹禺刚上理发店理了发，人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万先生，您今儿个怎么的啦？可真是精神焕发呀！”那位老同事打趣地说。

    曹禺神情似乎仍有几分紧张，四处望望无人注意，轻声对老同事说：“我刚才在史家胡同门卫室接到了一个电话，今晚上有位老朋友来看我。”这位老朋友就是张颖。

    原来，张颖在探望曹禺后的第二天，立即将曹禺的惨状详细向周总理、邓大姐做了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沉吟良久，说：“这些同志都是中国的国宝，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过关。”张颖明白，周总理其实何止考虑保护曹禺一人，他的脑中想着全国受迫害的文化界人士。周总理浓眉一扬，对张颖说：“这样吧，过几天，你给安排一下，有国外文化界的朋友来华访问，让曹禺出来接待一次外宾，亮亮相，这样那些人就不敢放肆地迫害他，他的处境就会好一些。同时，看看社会反映再说。”

    1974年秋天，在中国社会上沉默了7年之久的曹禺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公开出现了。《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参加会见千田是也等一批日本戏剧家。很快国际上许多报纸都刊载了“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复出了”的消息。

    不久，曹禺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将有生之年献给人民。在总理的关怀下，曹禺获得解放，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次年1月又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和第一次会议。

    1976年1月8日，清晨，一场噩梦使曹禺汗涔涔地醒来。眼一睁开，就听到整个北京，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都传来了哀乐。中国在哭泣——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总理，曹禺心目中最尊敬可亲的引路人周恩来逝世了！

    曹禺没听完讣告便悲恸失声。他想起了当年在南开中学时，张伯苓校长曾讲起这位志在中华腾飞的老学长；他想起了在重庆曾家岩见到的周先生，那洒脱的风度，那博学多才而且礼贤下士的品格；他想起了建国后与总理的多次接触，特别想起了两年前周总理对自己的关心和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抱病做完报告的情景……曹禺伏案痛哭：“为什么不让我去替代您死啊！中国人民少不了您呀……”

    1978年4月的一天，曹禺应文化部邀请，赴北海仿膳参加一个宴会，会见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教授。席间，赵浩生告诉他，海外戏剧爱好者希望他能把留美学者闻一多先生蜕变进步的一生写成剧本，供海外上演。

    曹禺沉吟片刻说：“一多先生是应该写，值得写。不过，我现在刚刚解放，要完成的心愿很多。首先，我想将《王昭君》完成，这是总理生前亲自交给我的任务。”

    1978年10月12日，《王昭君》创作修改完毕。他在简短的“献辞”中郑重地写道：

    “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用它来献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王昭君》成为曹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永恒的纪念。

    写完全剧，曹禺想到这个戏是1960年年初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中间搁笔10多年。如今全剧总算写完了，然而敬爱的周总理却已与世长辞了。他想，如果总理健在，他肯定会对这个戏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可是现在，他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

    （曹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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