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归来答客问
这回，我偕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五位先生离重庆到延安，从7月1日至5日，往返共五天。回来以后，各方面朋友纷纷问我延安的情形。这样，那样，说了一遍又是一遍，着实应接不暇，怎么办呢？且把各位所发问题，用一番整理工夫，每问题作一个答案，一个个写在下边，用书面来替代口头，也许可以省去些诸位发问的麻烦吧！如要知道我们整个的行程，还有一篇延安五日记。那写得比较详细些，诸位尽可参考。
一、你们延安一行，究竟是怎样的动机？
答：我们六个人虽都在参政会[3]，有相同的主张，但有各不相同的立场。褚先生是国民党老党员。左、章两先生各有他们所代表的党[4]。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没有党，但傅先生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我和中间几位先生，还有些民主同盟的关系。可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
我向来这样主张，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先须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我呢，愿竭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它。这是我抗战以来基本的一贯的主张，在这上面当然我是愿意卖力的。
五五宪草[5]，在宪政实施协进会里，研讨了不少次数，末了一次，我起立发言：这份宪草有值得极端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否则万一酿成纠纷，反为宪政施行的障碍。褚辅成先生立即发言：我的主张也是这样。隔几天，褚先生招我和冷、左、章、傅诸先生及王云五先生等，提商这问题的进行方法，这是5月25日的事。
6月2日用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七个名字公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两先生，大意是说：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某等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唯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盼复。同月22日，接到延安复电表示，如果当局愿意，是乐于商谈的。并欢迎我们到延安去。同时表示他们不参加本届参政会。
接下来我们七人作数度深切的研究。我们发电的意思，只愿促成国共商谈，希望造出和谐空气来。我们自己并没有预备提出什么主张。但现在延安要我们去，我们倒需要考虑一下。
我们数度会商的结果，一致认定双方商谈的门，是没有关闭的。蒋主席3月1日演词[6]，和毛先生论联合政府文，都说得明明白白的。但从3月初延安表示中止商谈以后，如果在商谈没有恢复以前，国民大会问题，尽管一步步进行，那么，国民大会可能被人认为某方面的国民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可能被人认为某方面的宪法，那就僵了。若一面尽管进行国民大会问题，恐于商谈的进行上，也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七个人一致主张两点：一是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是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展缓些。
主张既定，共同去见蒋主席。主席很希望我们到延安去一趟。并在我们充分说明一致的主张之后，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我们：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我们听到了，就决定去延安。但是到临走那天，王云五先生病了，结果只有六个人去。
二、你们六个人去延安，用什么名义呢？
答：我们是用个人名义。虽都是参政员，但并没有受参政会公推。冷、傅两先生在去年参政会里，曾被推为延安视察团五人中之二人，但他们两位并不用视察团团员的名义。更不管有党无党，我们是自由的、自动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委托，所以不受任何约束。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老，我们也是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我们去延安，我们先认清自己的身份是这样的。
三、你们究竟对于大局是怎样的看法？
答：内战是绝对不应该，也是绝对不可能。这不是谁能打、谁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国内和国际情势上所绝对不允许的事。这是从消极方面说。积极方面，在全世界高唱和平与民主声中，无论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乃至一国之内，任何单位与单位间，凡是两个以上，都在由联系而合作而团结。波兰问题，算是一个僵局的了，到底圆满解决。印度西姆拉会议的破裂，舆论都不满意于教派代表的固执。世界思潮的新倾向，不是已经显明了么！这是我们一致的看法。何况国共问题，双方商谈之门，本没有关闭呢！
四、你们到延安一般的观感怎样？先请说说延安的风光好么？
答：我们是坐飞机去的。一下飞机场，首先使我们注目的，是左右两行山脉，高高下下的峰壁上，凿着无数圆形而平底的窑洞，这都是老百姓的家。延安是经过几次日寇的大轰炸，最近从瓦砾堆上，建筑起房屋来，成为疏疏落落的街道，当然说不到繁荣。但在新市场区域，把重庆来比，仿佛像信义街、棉花街一带，中间不断地是新建的房屋。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或类于合作社的组织。中间不少数量的商品，是公务员家庭所制造出来的，所种植出来的。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作“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以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我提出一两点比较琐碎而可以做描写延安风光的助力的。书店门外揭示着的广告，出售书籍和文具，在黑板上每一种用粉笔画一个图，标明价目，民众都在围观。还曾到理发店里去访谈，每一次理发流通券七十元。理发用凳的靠背，窄窄的木板一块，板向后方，人斜卧在上边，理毕，将木板竖直，回复原状，这个办法倒比一般流行的理发椅来得简单而省费。这边一般的木器，都是制造得非常坚致的。
忽然看见一个招牌，是“韬奋书店”，使我顿时忆念到长眠地下的老同事邹韬奋先生，发生无限的哀感。
延安城靠着一条延水，河身很阔，但水极浅，一般人涉水时，水不过膝，我们是坐着汽车过河的。问他们才知道到发水时，流量和流速大得了不得，在平时老是这样的。
延安到处总是一条水，水边一条路，路两旁是人家，水两旁是高山，仿佛一式的。
党政军三个中心区域，我们都到过，房屋高高低低地都在山坡上下，和民间的建筑，没有多大差别。但各有一个大会堂，大会堂的规模当然不能比重庆中华路的青年馆，但也还有中一路抗建堂模样，实在超出我们想象的。
我不再说下去了。请读我延安五日记吧！
五、再请说说延安的人物。
答：说到人物，我愿意先谈谈延安的民众。现在延安有五万人口，其中三万多是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等。这种人员，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士人，是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没有发现过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着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
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真是出乎意料。
我们来去统共只五天。在延安三天，每天总有半天，忙的是正式谈话。所有观风问俗的工夫，用得太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六、延安的政治作风究竟怎样？
答：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可惜我们时间实在太短，没有能出延安，到四乡去走动。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实在太少。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举几个例子，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不一定在自有其田，只在乎有田可耕，而减轻租额，于是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们知道贫民要求有钱可借，而减轻利率，于是不禁止债主放债，但严定减息保息。有人将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他们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贫而且病，只在都市设医院，施医给药，是不够的，于是组织医疗队，巡回四乡，医和药是送上门的。他们常常抓住了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办出优良成绩的，来一个扩大运动。离开延安二三十里吴家枣园吴满有耕地办事成绩好，赠他一个劳动英雄徽号，各地举行大规模吴满有运动。毛先生说：我们要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知识分子多一点。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至于执行得比较彻底，不马虎，在延安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
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
七、你们和延安诸位领袖正式谈话的经过怎样呢？
答：我们和毛先生等谈话，在三个半天中间合起来，倒有十来个钟点。第一天我们叙述来意，和充分说出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先生很表同意，还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第二天彼此交换意见，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到，时间也占得最长。第三天谈出结论来了。对我们所主张的两点，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些他们的意见。总之这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作“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因为大家对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这基本观念是一致的。
八、你们回来怎么办呢？
答：我们回来以后，六个人共同去见蒋主席，很坦白地据实报告，接下来就忙着参政会开大会了。
九、这次参政会，你们的态度怎样呢？国民大会问题的结果怎样？
答：我们商定依各人的地位和环境，用不尽相同的方法，希望完成我们共同的贡献。有人关心到中共不参加参政会一点，我们对这点在延安并未提及。我们认为如果从商谈而获得团结，根本上得到解决，枝叶自不成问题的。
这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经过，倒是值得一述的。7月7日开幕的那天，蒋主席演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本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于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之决议，至于与大会有关各问题，在未听取贵会诸君之意见以前，政府将不作任何决定。因为国民大会的召集，既在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则大会日期，自应由国民党来负责决定。至于与国民大会的召集有关的各种问题，在现况之下，虽不易得到理想的解决，但各方如能虚怀讨论，政府自将虚心接纳，当亦不难觅得相当满意的方案。……政府对于与国民大会召集的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所要求于各位的，在排除一切党派的成见，纯然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
到讨论这问题那天，同人对这问题的提案有二十四件，登台发言的有三十六人，所有各人态度，确不愧为自由和充分。我和冷先生遹、江先生恒源，有如下之书面声明：
炎培、遹、恒源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素抱一种主张，以为此事诚发于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之善意，其唯一先决条件，即必须在全国和谐之空气中进行，则一切问题，庶可迎刃而解。盖国民大会责在制定宪法，树立中华民国百年大计，如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欲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欲完统一，而适召纠纷，以善意而获恶果，以百年大计而演成百年大害，在此存亡生死千钧一发之间，实私心所深忧大惧，而不敢苟同时论，偷取一日之安者也。何以造成全国和谐空气，则以为群策群力，凡在国民，皆当有以自效。……今本会将讨论国民大会专题，在同会诸君子自可各抒所见，而论国家利害关系，则一出一入，何去何从，诸君子善为国谋，必能审慎抉择，舍小己而取大公，抑感情而伸理智，民国前途，将决于诸君子之一念。……
到审查会那天，又经过一番详尽的讨论，结果制成一份审查报告。
这份报告，提出大会之结果，以起立赞成一百八十七人对出席一百九十六人之绝大多数通过。此项审查报告，其文如下：
本审查会关于国民大会之提案，二十四件，经郑重研讨，佥认为政府召集国民大会以实践还政于民之意愿，全国人民，咸深欣佩。本会同人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所提意见，彼此虽不无出入，然宪政之必须从速实现，宪政筹备工作之必须加速推进，国民大会之必须具有完满代表性，全国统一团结之必须继续求其实现，则为本会同人一致之期望。爰本斯旨，谨请大会作次列四项之决议：
一、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建议，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
二、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务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
三、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
四、国民大会召集前，请政府从速采取次列各种措施：
（一）继续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及协调之精神，求取全国之统一团结，本会同人并盼中央方面亦深体统一团结之重要，使政府今后所采取之政治步骤获得其预期之效果。
（二）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及集会结社之合法自由。
（三）对于各政治党派依法予以承认。
（四）依限完成后方各省各级民选机关之设置，以树立地方政治之基础。
（本会同人原有各提案及本审查会各审查委员所提之意见，连同本决议案并送政府。）
这是本届参政会对国民大会问题之结果。
十、你推测这件事的前途怎样？
答：事实的经过，已详尽报告如上文了。至于前途怎样，我不想轻率地加以推测。只认定两点：（一）这一问题的利害，已经明明白白，更没有怀疑余地的了。（二）我人服务，苟利于国，成败应非所计。
二、延安五日记
日记，我是从辛亥革命那年写起的。但这五天的日记，含有特殊意义。从延安回来，问我延安情形的太多了。我无法一一口头报告，在友谊上又不能不报告，发于良心的驱使，而有这回的奔走，我们的态度，是绝对坦白的。为了国事，在公义上更不能不报告，特把日记来发表。
我的日记，是句句老实话。如果有人以为太这个了，也许有人以为太那个了，“见仁见智”，对于诸君，只有报之一笑。
延安的一行，发动于6月1日，我们七个人——我与褚辅成（慧僧）、冷遹（御秋）、王云五、傅斯年（孟真）、左舜生、章伯钧，公电延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因为国共双方在2月以前本在商谈，后来才停顿的。延安复电希望我们前去，经各方接洽的结果，决定一行。
民国三十四年7月1日 （晴）
前两天才决定今晨飞延安，内子维钧用她周密而亲切的心思，准备简单而必要的行李，装成一皮包，随身带着。晨七时，离开了重庆张家花园寓楼，杨卫玉、贾佛如、许荀八、尚丁等送到观音岩，握手告别。维钧陪我上小汽车，在这时候，二龄女当当大哭，一龄的丁丁呆看着，什么都不懂。
小汽车到九龙坡机场，得王云五信，昨夜忽感寒热，体温高到一〇三度，医生力阻出门，结果我和褚、冷、傅、左、章六人同行。临上机，先练习降落伞使用法，说万一遇到敌机，这件东西是必需的。
九时三十五分起飞。自和维钧结婚，将满三年，这回还是第一次分别，因维钧富于情感，一时无法抑制，使我大感动。
机从晴明的天空中北行，白云朵朵，现出悠闲的姿态，好像绝不了解世界正在打仗，我们正在忙碌着。嘉陵江一弯一曲，自北而南下，我们的机，迎着它直线前进。过了一个半钟头，飞机忽然升高到八千五百公尺，秦岭山脉来了。我在八年以前，从上海飞西安，转飞绥远劳军，曾过秦岭，这条山脉最高的太白顶比华山、峨眉山都高。但在飞机里俯视，只见倾斜着的青绿而满布着林木的大山坡，在白云掩护中间一幅一幅在倒退。秦岭以北又一片青绿的是平原，我旧游的西安，在马不停蹄的飞行中过去了。
从重庆到延安，空程四百五十英里，飞机每小时行一百二十英里。
陕北一片丛杂的山岭，一条延水自西北而东南，流入黄河。经过延安的一段，两道山脉隔着，两岸背靠着山脚的，是延安的城市。
飞机选定了两山中间一条最适宜的空中路径，从远处直线飞下，一落地，欢迎者成群而来了。
毛泽东、朱德、林祖涵、吴玉章、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林彪、叶剑英、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
从机场周围一看，好像四面皆山，山壁上凿下无数的洞，洞的外形，上边是个半圆，下边是一画，无数个排列着，好像扩大的龙门佛像，却全是老百姓的家屋。我曾经游过晋北，住过这种窑洞，但没有这边规模大。今年陕北苦旱，延安一带，恰在我们到这以前三星期下过两场雨。
我们坐着十人座位的汽车，到了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进客堂，宾主围坐。主人比来宾约多三倍，在欢洽的空气中，新旧朋友分别杂谈。进会堂午餐，这堂有讲台，很像重庆白沙沱中华职业学校的礼堂。这不是说中华职业学校建筑宏伟跟中共礼堂一般，也不是说中共规模简陋和一个私立的苦学校一般，事实确是这样。只是这礼堂的梁和柱要比中华职校的礼堂粗得多。这里有一点遗憾。这“遗憾”两字，用得特别准确，是遗传下来的憾事，就是山上很少林木，不是天没有生，是在中共到这里以前，被某种军队砍光了的。我曾经游过岷江上游，光秃的丛山，那种惨象，写入我的《岷源一曲》。这里山顶，带青绿色，还算好哩。
餐后，仍乘车行，渡过浅浅的延水。我们南方人读《孟子》，“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7]，车子怎能渡水呢？是不能了解的。那年到曲阜，坐着车渡汾水[8]，才恍然大悟。我们是客，坐着水陆两用的车，还有许多人，褰裳涉水而过。
过了延水，穿过了小小的延安城，眼帘前忽然闪过一块牌子：“韬奋书店”。
出延安城南门，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地名瓦窑湾，每人一间卧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预备着。
小睡后，偕慧僧、御秋出门，没有告诉别人，很自由自在地散步新市场。
排列着好几家大规模的北方式的商店，叫“过傤行”，是一个大院落，养着不少驴马，问过他们，知道是代客运货，运到的货，也代客买卖。慧僧问他们运些什么东西，说一部分运进棉花；问棉花的价格，说每担流通券五万多元，就是法币十三万多元。
这里向来通用的边币，须七元多换法币一元。现在发行一种流通券，仿关金券（流通券一元抵边币二十元），现在法币二元六角，换流通券一元。
这里妇女的装饰分两种，一种是短发制服，大都是公务员；又一种是从乡村来的，穿着窄而长袖的大襟的白布短衣，小而圆的裤脚，不穿裙，天足，梳着扁形的圆髻，髻上插上十来个白银的针，中心一针较大，周围较小，眉目有些特别，鼻梁是平而长的，两目和两眉，各成一字形的直线，显出一种天然的秀美。我所看到的乡村装饰的妇女是一律的。一个这样装饰的少妇，在驴夫扶助下，跨上驴背，盘着一脚平置驴背上，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跨在仿佛是他的母亲的背后坐着，他们骑驴的技术这样老练，真使我惭愧。
一家是联合木器厂，去访谈了，他们说是若干木器制造的工人，合组起来的。这里的木器不坏，是工作很道地的旧式木匠，用当地的材料，做成新式的木器。刨得很光，拼得很紧密，角和边线，都把棱去掉的，漆用淡黄色，着热不褪色。我从木器厂里、招待所卧房里，和各朋友家里看来，是一律的。诸位：休笑我写得太精致，要研究群众文化的程度，这种地方倒是值得注意的。
一家是供应总店，又去访谈了。原来各机关各公务员衣食用品凡是公家供给的，都经供应店供应，有分店，有总店。
街头墙壁上贴着一份拥军公约，是四言的二三十句话，都是讲民众对于军人，和军人对于民众应该互助的工作。
一家妇女联合会开的合作社，所售商品，都是公务员家庭制造的，吃的用的穿的，种类着实不少。
到处是新建筑，我和御秋去访问，你们这屋是自己筑的吗？答是。有没有公家贷款给你们或是补助你们？答没有。看各家的建筑，各式各样，可以证明这确是他们自己的建筑。
街头一块黑板，一边粉书解放区名称，又一边粉书含有很丰富的卫生宣传意义的一桩故事。黑板的角上有个意见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把意见书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说话的时候。
三个人走了好多时候。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却没有看到茶馆，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作二流子，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据说，当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内分泌，可是我没有研究过食物化学。
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晚餐了，一大群朋友围坐着杂谈，商定了从明日起的进行顺序。
今天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在二十四年前即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的今天，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成立的。
夜半十二点钟才就枕。这里的气候，中午温度也要比重庆早晚降低十几度，初进卧房见床上堆着很厚的棉被，一时感觉这种设备也许未免过分周到，哪知到了晚上，我的胴部[9]已抢先在欢迎它了。
在枕上，成一首新诗，还没有定稿，就在雪一般白的窗月下朦胧着。这里南边的邻县，是鄜州[10]，不免生“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感想。
二日（星期一）晴
清晨五点钟起身，朝阳给一道山脉挡住，还没有露面，而红霞已布满天空，这时候空气最清新，很像北平秋天之晨。肌肤和它接触，发生无法形容的爽快。就招待所室门外空地，照例举行早操，散步小园里，成七律诗一首。早餐，鸡蛋、牛奶、小米粥、馒头，大碗盛着的白塔油等等。
早餐甫毕，许多新旧朋友陆续来了。
陈学昭、丁玲两女士，我很早读过丁玲的不少作品，但见面还是初次。陈毅（号仲弘）新四军军长、张仲实、张曙时、范文澜。二十多年大学老教授范文澜，忽对我深致敬礼，原来还是四十二年以前，浦东中学第一班毕业生，我亲自教过的，他是绍兴人。他们不全是共产党党员。
从许多新旧朋友口中，知道了不少这里的事实。
这里有延安大学，有医科大学，有自然科学研究院。地方军队大多是土著，他们的责任在保卫地方，从事生产，不开赴前线。
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这里也常有志愿从军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愿赴东北，政府替他们饯行，勉励了他们不少的话。
每个人都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每个人都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
有人说：“我是1938年来的，那时候地方妇女还穿着破烂的裤子，我亲见过的。现在好得多了。”
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
医院不多，但有若干医疗队，巡回各乡村替老百姓看病。最近一个护士节，曾经大规模为医疗队护士慰劳。
乡村有变工队和扎工队。变工队是交换工作。扎工是地方的名称，扎工队替人家做工，或受酬金，或答还工作。
全部边区，到去年年底，已有三十多个信用合作社，存款总额达四万万元，吸收白洋一万多元，元宝十几锭，手镯四十副。这是建设厅长的报告，到今年5月单是延属分区，也已有三十五个信用社，资产总额七万万五千五百万元。
边区银行，是为边区人民服务的银行。在信用社资金调剂不过来或无法调剂时，银行负责扶助，给以必要的贷款。
离开延安三十里地，有吴家枣园，一位吴满有，他的村庄工作得太好了，不但自己工作，还替别人工作，还劝人家替别人工作，所以称为劳动英雄，借来鼓励各地方，仿他的作风。这种运动，叫作吴满有运动。各区劳动英雄还不少。
有一位是1936年来的，说那时候地方一片荒凉，很多土匪，医院也遭过抢劫。有一次周恩来坐在车子里，遭土匪狙击，打死了同车的另外一人，这人身边有周恩来名片，土匪以为被打死的就是周恩来，一呼而散，周恩来幸免于难。
延安西北，有一个很热闹的保安县，现在改名志丹县。那时候县城内老百姓只有九家。保安之西吴起镇，现改吴起县，当时只有些破窑，今成闹市了。
中共初到时，实行过分田，就是把富户的田，分给耕农，现在没有办。延安现有八大富户，其中有田一二千垧（这里每垧三亩，我曾游东三省，那边每垧十亩）的不少。商会会长王克温就是八大富户之一。
富户虽是把一部分的田分掉了，但余下的田，收租倒有了担保。这里现行的政策，对田主们来说是替他们保租，但须减租。对债主们是替他们保息，但须减息。
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但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等宣传。
这里公务员的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给的，每一公务员每人每年有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套，棉鞋单鞋各几双。每日米二十两（今年为了备荒，改为十六两，有的人特别报效，自动改为十五两），蔬菜一斤。每月猪肉二斤（去年三斤，为了备荒故减），油一斤半。
生育一切公费，连纸都由公家供给。孕妇产前公家车送医院检查。婴儿六个月以下，公家给钱。以上到一岁半，每月给面二十斤。母亲如乏乳，则供给牛乳。
医药公费，其他用品，如纸笔等，皆供给，但有限量。
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由公家供给的。”
体弱的皆给保健费。并非体弱，但有特殊情形，如年龄过高的也得用保健费名义加给。这种保健费多少不等，每月由几千元多到一万元。
作家特别优待的，例如作家领取纸笔，不加限制。
因为膳食是公给的，所以延安大学假如有位教授，今天要到这里招待所午餐，必先向延大方面领一证明纸，交给招待所，使延大减一客饭，招待所添一客饭，才不致浪费，也不致仓促难办。他们立法是精细的。
我问：“无论公家供给如何周到，总有包括不了的地方，例如买书，买小食，买香烟等一切零用，哪里来呢？”答：“政府奖励每一公务员和他的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种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一切手工艺，如儿童玩具等，这种生产所得，都归他本人的。这是一笔很可靠的生活补给。而街头日用品的丰富，以及墙根屋角没有闲地，也就为这一点。
延安现在人口五万，但其中公务员占三万以上，据说中共初到时，这里城内不过二千多人。
下午坐车赴杨家岭，访问中共主席毛泽东，直到他的家里。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样是高高矮矮的山坡，离延水稍远些，风景很好。有一所大会堂，规模相当宏伟，背靠着山坡。大概中共重要人物，他们的家，都在这山坡上下，因为我访问许多老朋友，大都在这里的缘故。
从大会堂右边绕到后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泽东接见我们的一间会客室，仿佛就是大会堂后身的上层。会客室是长方形，光线很足，中间安着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二十人。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画，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子，我题上一首打油诗。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要求我在这幅画上题字，忽然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一桩故事的传说，就提起笔来游戏式地写上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料不到这幅画落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堂里。
毛泽东和我们已经谈过许多小时了，都是随随便便地闲谈，这一回我们事前约定的要谈正文。我们六人，毛泽东以外，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先由褚辅成简略说明这一次我们来延安的大意，接下由我们五人一一发言，很充分地说明我们对于国际及国内大局前途的看法，认为团结是有绝对的必要；其次，我们平时对于团结问题的稍稍效力；再次，依我们所知道的国共两方关于团结问题的经过，以及最近商谈停顿情形，但蒋委员长3月1日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词尚在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以期中共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而中共方面毛先生论联合政府大文在发表各种主张之后，也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所以我们认为商谈的门是没有关的。我们说话是你一段我一段，姿态是很自然的。我们说到这里，毛泽东就顺着上文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这一点我们的看法倒是相同的。那一天谈得很久，可以说都是我们述明来意，还没有达到交换意见的阶段。但时间不许可再谈下去，外面报告要进晚餐了。
晚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就大会堂设宴。入席以前，就别室一一介绍。因为中共最近举行七中代表大会，从前方来的，都还没有散。向来闻名，这回才见面的如下：
贺龙、刘伯承、彭真、高岗、康生、彭德怀、聂荣臻、陈云、吕正操等。有若干人，已记在前面。徐向前在病中。
堂上放六个圆桌，我的一席主人有朱德，陪坐者有贺龙、陈毅、陈云、吕正操、陆定一等五人。大家随便谈天。只觉在座各位高级将领，一般定以为飞扬跋扈得了不起，哪里知道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和我平时的想象完全两样。和贺龙同桌谈天，就有这种感想。像朱德的厚重温文，更不容说了。
餐毕，接着开欢迎晚会。这地方仿佛是民众教育馆，到者也许有千人以上。毛泽东、朱德等带领我们在热烈的掌声中入场。主席李富春登台简略说明了欢迎会大意以后，周恩来致欢迎辞，特别强调民主和团结。我们同行的推我致答词，我就简短地说明来意，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而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新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都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就是国与国间，也形成了大联合，因此产生了五十个国家合组的旧金山会议。这是世界新的潮流所构成的不可抗的力量，哪一个国家顺着这潮流，哪一国家就有生命；反之，将会失去生命。我们来延安，就是发于这些基本的感想。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多谢诸位厚待。这是我答词的大意。
接着左舜生简单说明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经过，及对于中国局势的看法，说中国需要团结，只有实行民主，才能保障团结。
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12时才散会。
使我最欣赏赞美的是一出《兄妹开荒》的秧歌剧，表演得特别绵密而生动。据说表演的不是北方人，而方言、音调和姿态，十足地道地写出北方农村，这真是“向老百姓学习”了。我是读过王大化关于演出《兄妹开荒》经过的报告的。他说：要表现出边区人民活跃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活，要表现出他们对生产的热情。事后，我怀疑这位主角就是王大化，可惜当时没有问。
三日（星期二）晴
清早起来，散步园角，发觉四面村落间，一片鸡鸣声，远远近近连续不断，使我感到非常的诧异，每天都是这样。我所写诗“相忘鸡犬闻声里”，固然脱不了积习，在运用一个古典，写出政治环境的恬适，实在也是记录当时实际的情景。同时联想到也许是普遍提倡家家户户家畜生产的结果。
诸友好陆续来谈了。
时间太局促，只能分工，一部分同人参观延安大学，我愿参观农场，坐车到杜甫川，参观光华农场。我曾经游过四川的三台，观苏东坡洗砚池。古来有名人总免不了给人家拉拉扯扯，杜甫川也许是这个例子。但杜少陵也可能来到这里，他从三十五岁起到四十八岁一直在秦中的。我只没有工夫去考证。
光华农场场长陈凌风，广东人，岭南大学毕业。闻夫妇俩很早离开他家乡，八年前创办这农场。
这农场有平地二百多亩，山地一百多亩。农夫三十多人，职员二十多人。
（一）农事试验缉。（二）畜牧兽医组。（三）乳牛场。若干外国种乳牛十几条。
自制牛瘟血清。各县很多牛疫，是生产界的大敌。曾有一次七县同时患牛疫，注射血清后都愈。现有三千一百多头牛，都已注射防疫血清。
陈场长一面导观，一面说明。
小米 特产是狼尾谷，因为谷芒特别长，鸟兽都不敢窃食。这是从土种中间品成的，经改进后产量增加到百分之十。
玉米 特产是金皇后，这是刘少奇从鲁豫前敌间采集来的种子，秆高一丈二三尺，每亩可收七八斗，每五穗可打一升，有双穗的。经改进后生产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洋芋 美国种，增产到百分之二十五。
棉 特别优良的一种，名“猴子爬杆”，因为棉铃生在全杆顶上的缘故。产量特别丰富，现已推行十几县。
羊 畜有美利奴羊。还有一种滩羊，收获更丰，它的皮就叫滩皮。
糖萝卜 正用土法试验制糖。想从外面运入机器和改良种子，都被阻不得运入。
蜂 一箱可收蜜五十磅，普通只收三十多磅。
农场一部分试验区在山坡，种得青绿可爱。
同去参观的冷遹对农场经验特别丰富，参观后大感满意。
地方民众主要的食品：小麦，荞麦，玉米。
毛泽东等来续谈正文。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己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开阅看。
那天晚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副议长谢觉哉，主席林祖涵、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政府会堂邀餐。高、谢[11]都是陕北人，中共在陕北一切设施，有今天的基础，高岗的力量很多。李鼎铭，陕北米脂县人，米脂县在陕北各县中文化水准较高；李已高年，长于算学，长于医，又精研易经；在边区政府后山头养病，我们到后，先去拜访，略谈即辞出。
民政厅长刘景范、财政厅长南汉宸、教育厅长柳湜、建设厅长高自立、延安大学校长周扬、保安处长周兴及来宾二三十人，一一相见。一位须发苍苍、民国元年同出席中央临时教育会议的安徽汪雨湘，料不到在这里相见。柳湜亦是生活周刊的老友。上文提及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从几十里外专程赶来参加。这位英雄年龄近四十，身体强壮，红光满面，是一位十足天真的当地农村领袖。主宾满堂，都表现着兴奋，惜时间不多，还没有畅谈，便入席了。
全堂全六席，和我同席的是南汉宸、柳湜、杨秀峰等。杨秀峰，北高师毕业，当大学教授多年，抗战以来亲自在太行山一带打游击，现任晋豫冀边区主席，和他长谈，得知那几省敌伪实在状况。
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
凡兵士和地方老百姓发生纠纷，必须责备兵士，因为老百姓没有枪，决不敢也决不能欺侮有枪的兵士。中共高级军官告诉我，中共对这一类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一律这样的。
四日 （星期三） 晴
韬奋次子嘉骝来谈，多年不见了，见了人，笑面相迎，很像他的父亲。他在笑，我悲伤了。他现在延安大学科学研究院习机械工学，问功课有兴趣没有？答上课以外，半日做工，很感兴趣。生活费怎样？答一切都是公费。这里是这样的，凡学生声明愿在课余担任生产工作的，政府给予公费。这院学生连杂费都由公家供给。问功课满意否？答满意的。紧张得很。
若干位朋友又来杂谈了。
中共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
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
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在转变。
他们现在往“不扰民”的目标上尽力做去。
公务员体格很好。妇女勤于生育。有人说：食品中小米很助营养，于妇女尤相宜。但民间生育似乎还是问题。只看庙会时，许多乡村妇女们，都在拜神求子。有人这般说。
今天我不去延安大学，准备去参观一件比较更有趣的事，就是日本俘虏学校做工。
坐车到郊外，参观日本工农学校，入门，许多人在建筑一新屋，有搬运砖木的，有爬在屋面上涂泥的，他们的面目，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戴着眼镜，显见他们不尽是劳工出身。立定看一下，他们工作很努力，很有条理。校在山坡上，一级级上去，还看见他们的各种工作。
全校日本人一百七十三名。校长冈野进，是日本共产党首领，和我们长谈，李初黎译述。
这里的日本人约分三类：一类是初到的俘虏，观念尚未改变；一类是已经改变了；又一类不是俘虏，志愿来这里服务的。
处理俘虏们的方法。第一步安定他们的生活，然后慢慢地转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力，大中小学都有。
向冈野进发问了：现今世界共同的要求，是民主、是和平。日本军阀恰恰和它相反，这一类人，在这个世界，当然无法生存的。但我们深信日本的民众，并不和军阀一气，可是已经中了很深的毒，今后怎样消毒？怎样恢复他们善良的本性？怕很费力气吧！他答复：要恢复他们善良的本性，重在改造环境。逐渐消除他们怨毒的心理，是一种艰难的工作，但吾人必须努力的。我说：是的。要改善政治环境，要使他们认识世界和世界人类，不是这么一回事，过去戴着某种有色眼镜，看出来的一切一切，是错误的。这种功夫，你们是日本前进分子，当然责无旁贷，我们中国人，也很愿意帮同努力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桩故事了：1917年，我是第四次去日本，那时我们最初提倡职业教育，在东京拜访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手岛精一，是一位七十余龄的老校长。承招待到他的家里长谈，从职业教育谈到日本劳工问题。他深深慨叹：日本劳工被压于资本家魔力之下，连“职业教育”一名词，不许成立，只能说到“实业教育”。他说：实业教育，是代表资本主义的。你们中国，竟公然喊出职业教育，我们惭愧了。他老人家大发议论了：中日两国，有真正亲善的必要。像现在，表面高唱亲善，骨子里哪里是这回事。转下来，大骂日本一班年轻小子。他大声说：照他们这样干法，结果，只有同归于尽。他大哭了，且哭且说：我老了，看不见了。黄先生，你还年轻（其时我四十岁），你们定须大大地努力，挽回你我两国的劫运。这一段记录，写入我当时东南洋考察笔记。这种书，在流亡生活中早不在手头，仅默写些大意。三十年来，天翻地覆，回想！回想！不能不感叹手岛老人的先见和热肠。
我感觉这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生气蓬勃得很。
冈野进有告日本国民书，结语是：立刻停止战争，打倒军部，打倒战争政府，建立人民政府，建立和平自由的日本。
沿着学校所靠的山坡，向右行，在近宝塔之下，石壁上刻大字，虽已模糊，仿佛是“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这几个字。分三行，高约有十丈。传闻延安城是宋朝范仲淹筑以防西夏的。闻尚存地方志一部，不知是府志，还是县志？惜无暇考查一下地方掌故。
归途，同车浦化人夫妇，我已认不得。化人自言三十余年前，他曾由我的手考入上海浦东中学，说了许多许多故事，我还能隐约记得。化人后来服务司法多年，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现在延安长住招待盟军。
午后，走访若干老友，陈绍禹、吴玉章……绍禹在养病中。
我和冷遹两人同毛泽东畅谈到两点多钟。把紧要的语句，就我所记忆到的，写在下边：
中共作风，到民纪三十一那年转变的。那时觉悟到过去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
当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马克思主义等书。
中国的贫农，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让他们种田。他们情愿缴租，苦的是租太重。至于自己有田，当然是很好，但是第二步的希望。所以我们提倡减租。不反对田主收租，如果减租，可以保租。
我们也不反对债主取息，但须减息。如果减息，可以保息。因为贫民正要借钱应他们急需的缘故。
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
我们很愿意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
我们自称知识阶级，实则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我们多一点。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毛泽东还说：我并没有其他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我说：我只觉你所讲的，都是教育学说上的要点。二三十年以前，提倡的新教育，不就是讲实际知识么？不就是讲尊重人类本能和个性么？不就是讲适应人生需要么？我总觉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歧出的。
我们的正式谈话，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到毛泽东家，作一个结束，毛泽东就慎重地分送我们一份谈话记录。第一部分，是中共和我们共同的意见，也就是我们来延安以前预定的主张。第二部分，是中共对中央的建议。
把这份建议，很充分明确地对我一一说明。末了，毛泽东从席上十分庄敬地起立嘱我们归去时务须向蒋委员长多多道谢，给我们难得的机会，有诸位到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
正式谈话就此结束。
当夜，军司令部公宴，为我们饯行。高级将领都作陪。我和朱德、周恩来等六人同席。有一段谈话很有趣味。
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哪里知道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我说。
他们答复了：我们这班人到底年纪都是五十上下了。过去的经验也不少了。不知不觉中在那里起变化。加上近年来大家有些新认识，也是促成我们改变态度的一种因素。这几句话，真觉得够使我们深一层更深一层地寻味。
公宴毕，邀我们观剧。在致词答词以后，特演一出《三打祝家庄》，是旧式的平剧，而特别添上若干部分的新资料。祝太公家一群司账、门公，见钱伸手便要，做事一塌糊涂，对主人一味献媚，对田户欺压骄横，无所不为，弄得田户怨气冲天。宋江等一大群梁山男女，打进祝家庄，就得这一般农民的助力。一面救出七位弟兄，一面还高呼解放。
我哪里会批评戏剧，我就是有一种认识，今天谈艺术，只有能深入民间的，合居第一位。顾曲的周郎[12]赞叹了，而无法博取民众同情，贡献哪能算大？像这剧，我确信是一种利器。
在男女老少一千多群众极度兴奋之下闭幕，已快到夜半一时了。
到寓所，稍稍收拾行李，快快睡下，鸡已在唱了。
五日 （星期四） 晴
在邻鸡乱唱声中，急忙起身。中共诸位朋友，很好意地坚留我们多住几天；毛泽东正式留我们多住一天。我们本无所谓，就是回程的飞机，约定今天从重庆开来的。而褚老先生在第二三天身体感觉不适，到底年纪较大，天空的飞行，长日的奔走谈话，是很伤精神的。还是决定早回去吧！但到今天他老人家身体倒又恢复健康了。
今天是在延安的末了半天。这个清晨，我可忙了。我有一种怪脾气，欢喜在百忙中干完多量的工作，而又绝对不许马虎。这是我母我师的遗教，越是结束，越要做得地道。这是关于人生品格和福泽的。这当然是一种老辈的说法，但我从小很深刻地印在我脑海。
四点钟起身，预计在这两个钟头之内，要做完以下几件事：写一封信寄给重庆我的夫人姚维钧，把前天所作一首七律附去。闻重庆、延安间邮信很难到达，我要试一试。并且这是我和维钧结婚以后第一封信，在延安发，做一个特殊的纪念。（这封信终于在7月25日那天收到，特补记一下。）
这里去兰州较近，再写一封信寄兰州，给我的妹子和我的女儿。
中共朋友说：如有上海去信，可以设法递到的。第三封信，寄给上海陈陶遗等几位老友。
还有一件事，要替亡友邹韬奋写一篇一周年的纪念文。韬奋是去年7月24日那天在上海过去的。好几位朋友要我写一篇留在这里。这也是自发的情感逼迫着我，觉得不能不做的文章。就做吧！在枕上先想过一下，提起笔来写。
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
呜呼！韬奋，人人为他的理想而奋斗，君之生命遂因奋斗而牺牲。不牺牲于沙场之炮火，乃牺牲于流浪的生活与黑浊的气氛。不是东西南北的奔波，君或未至于病，病亦或未至于死，而君竟以是捐生。
呜呼！韬奋，君而有知，倘犹忆五年以前之巴州，张家花园之寓楼，一灯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从此生离死别，一瞑千秋。
写至此，我哭了。接下去：
呜呼！韬奋，只留下一副又香又洁的骸骨，问何年得正首丘？今日者，距君之死，岁星忽焉其一周，君身何在？君魂何归？而我乃飘然为延安之游。犹得见君之名于书店，犹得见君之少子嘉骝。此一年来，提及君名，辄为哽咽。呜呼韬奋，被君称为知己之我，乃仅仅报君以热泪之双流。——
我大哭了。一面还接着写：
呼天不闻，呼君不应，此寂寞之人生，欲解脱其何由。
写至此，崩崩地在敲房门了。我急喊：请隔壁坐三分钟，就来。赶快接下去：
虽然，死者已矣，凡我后死，忍忘天职之未酬！今日者，暴敌行将就歼，国事亦将就轨。胜利！胜利！民主！民主！君所大声疾呼者，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呜呼！韬奋，呜呼！韬奋，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急急忙忙地开门，到隔壁一室，许多朋友来了。差不多除了天天来的朋友以外，加上周扬、张仲实、张宗麟、柳湜、汪雨湘等等。若干位名字已不及记。坐下话别。
有人说：中共还在试验一件事，开会太多了。时间费得越多，效能越少。正在极力归并，集中，减少。
这里标语已经减到极少极少。觉得消耗了物力，毫无作用，徒然使人讨厌。
陈学昭陪我去买纪念品了。我所定买物的标准是能代表地方特殊性的土产。学昭陪我买了几种食品、儿童玩具，还替我奔走兑换货币。所买到的，最得意的是黏土模型的一匹白马，一陕北妇女骑坐在上边，服装形态，完全是当地模样，不折不扣。据说是一位大学教授太太的杰作，可爱得很。也是响应政府提倡公教人员家庭工艺的一种表现。学昭还赠我白玉水盂一座，同样地可贵。
飞机到了。提早午餐，匆匆上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在这里天天见面或见过一次两次面的老朋友新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不在场，热闹极了。我所抱歉的，招待我们的许多新朋友，不及普遍记录他们的大名，但这情意是没有一位敢忘掉的。同行六人一个个握手道谢，依次登机。转眼间，只见地上一大堆人，越来越小，小到像蚂蚁一般。和我们最后分别的，到底是山头整整齐齐几百千个窑洞。我们应牢牢记住：在这几百千个窑洞中间的，才是真正延安老百姓。
下午4时左右，冒着倾盆大雨，飞下了重庆。褚老先生安然无恙。夫人维钧早在观音岩等着了。
在延安仅仅九十五小时，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并不是为了视察，如果是视察，这短短时间当然不够；单看延安市，也不够；就论延安市，我所看到，也不过一个角落罢了。同行六人各有各的接触，上文所记，也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所听到的是了。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地试验过，如果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都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算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也许有人怀疑着：这样，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就是中了洋八股党八股的毒，像毛泽东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请他把中共的整风文献研究一下，再说。
我常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倚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也许好之中有坏，坏之中有好，不宜有成见，必须真真切切地查明它的存在。可是，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
三、诗
自重庆之延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
万家陶穴白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
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
（延安城宋范仲淹筑以防西夏者。）
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
奈此苍生空泪潜。
延安去
（一）
欢送！欢送！
左一起，右一起，在探听他们行踪。
都祝这一行成功。
问成功有望么？有！有！
团结，杀敌，民主，建国，
理同，心同。
谁都不为谁，
为的是可爱的国家，可恨的敌人，和可怜的民众。
（二）
“只要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
我相信是从真诚和理智发出的诺言。
“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
“辛苦！辛苦！”
这是给我们一时亲切的鼓励和慰安。
（三）
“我不是中国人。
可是，
定要促成中国的团结、民主、和平。
我还可以卖力，跟过去一样的多，
只须双方愿意地对我。”
这样好呀——盟邦助我，
是他们自发的友谊吗？
不。是八九年千千万万人血的成果。
虽然，我的事，不能让我自家来解决么？
（四）
七十三的高龄，
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
“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
七个人签订了，
突然飞来一信：
病！
王先生说：“我的体格，向把野蛮自命。
不行！不行！”
“还打算勉强地一行，
又怕病传染着，
于事无益，而反有损。”
好比出征临阵，
忽然缺了一员将领。
（五）
我们是自动的，
不受任何方面的嘱托。
是超然的，
不受任何名义的拘束。
我们说话只有坦白，
行动只有勇敢和正直。
我们不是第三者，
不是调人，
不是中证。
若问我们的使命，
只是良心的使命。
若问我们的身份，
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六）
“洋八股一文不值，
党八股更万要不得。”
“打倒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
“我们回到实际工作里。”
“我们向老百姓学习。”
“不反对取租，
但须减租。
不反对取息，
但须减息。”
这是民纪三十四年7月，
来去延安五日，
亲听得明明白白。
最大的要求是什么？
是民主，是团结。
一致地这般说。
忆念吾父黄炎培
黄大能
吾父黄炎培，字任之（1878-1965），到今年12月21日，离开我们将有十六年了。吾父曾因在乡间办学校，反对科举，反对封建，为此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1906年他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投入了辛亥革命。接着又参加了倒袁运动。他一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和爱国民主活动，在中间路线几经碰壁后，终于认清了只有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投身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晚年做了多年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官和人民的代表。
作为他的子女之一，忆念他的生前形象，他的言行举止，他对我的长期思想熏陶，现在把留在我脑海中比较深刻的片断回忆，记录下来。
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
我的中学生时代，正是父亲提倡职业教育的全盛时期。他把我从美国教会办的贵族化的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转移到他所创办的平民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这个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为校徽。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并有严格的校规。男学生剃光头，穿蓝色工服，接受着中等专业技术训练。父亲多次告诫我：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有用之才，必须从中等学校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以后，即使你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你的专长。
吾父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时，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身份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目睹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毒素蔓延。1915年吾父报聘美国商团，参加游美实业团担任编辑报道。旅美三月归后曾云：“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先在江苏省教育会内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主张。又赴菲律宾考察，得到许多华侨的拥护。终于在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的宣言书上签名的有当时南北前辈名流蔡元培、蒋梦麟、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郭秉文、聂云台、宋汉章、穆藕初等，还包括许多教育和实业界人士。提出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当时教育政策的大改革。为了通过实践证明其主张的正确。翌年就创设了中华职业学校。当时设有铁工、木工、纽扣、珐琅各科及附设各种工场，以适应当时国内的急需。以后改设了机械科、土木科、商科等。由于学校充分发挥了勤劳朴素和手脑并用精神，又由于得到当时我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中华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都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竞相邀聘。记得我在1934年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毕业后，和若干同学被派赴湖南衡阳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实习。中华职业学校规定毕业后实习一年成绩优良才发证书，而我们这几个毕业生都有出色成绩，都得到十分好评。我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描绘及设计了大小桥涵图纸百余张，主管总工程师评以不亚大学毕业生。这当然和在校时接受刻苦并且实用的教育分不开的。虽然以后我又入大学，又出国进修，而抚今追昔，实乃奠基于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的三年就学。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受到各方重视。海外有南洋华侨（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国内有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界巨子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穆藕初、刘柏生等）慷慨捐赠，经费不虞匮乏。因此早在1922年就在北京政府的新学制中确立了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的职业教育地位。当时职业教育已成为一时风尚。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创办开始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的三十二年中，除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先后培育了七千余名毕业生外，还办有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并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合办了各类职业学校，还在上海办过七个职业补习学校。为了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就业，从1934年起，在上海又办起一个职业指导所，以后在重庆、桂林、昆明都办了起来。1926年在昆山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实验区，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八一三以后，职教社在川、滇成立分社或办事处，都设有学校或工厂。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出版有一百二十多种书刊。其中《教育与职业》期刊连续出版三十多年之久。邹韬奋同志主编的《生活周刊》也曾是职教社所办的刊物。以后还出版过《国讯》、《展望》等进步期刊。
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有一定联系的是1924年吾父另又创设了一个专门搜集、整理、分类、保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组织。因创设之年岁次甲子，故称“甲子社”。1931年改称“人文社”。我父曾说：“这些工作，原该政府主办，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战不息，中央政令不出都门，哪里会想到办这些赔钱的事。所以只能由我们百姓来担当。”确实，甲子社成立后为了筹措经费，煞费苦心。正临绝境之际，幸得叶鸿英先生1932年慨捐五十万元（当时合黄金万两）作为办社基金，于是改名“鸿英图书馆”。这个组织1930年起出版《人文月刊》前后八年，共出八十册。到1935年止，藏书64802册，图表219幅，报纸49种，选辑各种史料达100多万件，杂志日报的要目索引达15万多片。
吾父提倡职业教育中曾遭国民党政府多次打击，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江苏省教育会被封闭，财产被清算没收，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都被暴徒捣乱。吾父被扣“学阀”之名，与军阀一起在被打倒并通缉之列。吾父于是再度亡命，去苏联未成而走大连。留下的职教社的工作幸得江问渔、杨卫玉几位志同道合的战友苦撑维持。然而当时职教社已誉满中外，国民党虽然忌恨，也无可奈何。职教社在这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始终不曾停止活动。在重庆活动中，还得到中共组织的支持。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以及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常与吾父接触。周总理还曾为《国讯》写过文章，并于1940年在职教社举办的“星期讲座”上作过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当时轰动了山城。
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是这样维持到全国解放，获得新生。到1949年止，全国联系的社员已达3万之多。上海雁荡路还有自建的社屋。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继续进行各种教育活动，创办了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和中华函授学校。
1957年，在北京举行立社四十周年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参加了纪念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辛亥革命
吾父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二十岁左右时，血气方刚（1901年生我大哥，取名方刚），虽曾乡试中举，却决计跨上新文化教育岗位。先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就学。在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下，增强了办学校以唤醒民众扫除愚盲的决心。于是1903年在川沙县和几个朋友一起办起小学堂来，标榜要反对封建统治用新教育来救中国。正课以外，到处请人演说。宣传清廷腐败，外国侵略面临国破家亡，宣传吸鸦片、赌钱、女子缠足都是亡国弱种的勾当等等。听者人山人海，触痛清廷。在6月间的一次新场镇的演讲会上，被地方痞棍密告南汇知县戴运寅，以毁谤皇太后、皇上的罪名，把吾父及顾次英（号仲修）、张志鹤（号伯初）、张尚思（号恂九）四人拘捕起来，当作革命党，报请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批准就地正法。就在批文到达前一小时，这四个青年被上海基督教洋人总牧师所保释，而吾父和顾、张两难友在同情者的资助下一起亡命日本了。
其实那时国内还没有什么革命组织。同盟会是1905年成立的，吾父亡命日本一年归来，因事过境迁，未再追究，于是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其中著名的是上海浦东中学，它是由建筑工人起家的杨斯盛先生毁家兴学先后捐银二十四万两所创建的。
1905年7月，吾父应蔡元培老师之招到他家里。蔡告以：“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先生领导的华兴会和无政府主义派连同其他革命人士结合起来的，你愿意加入否？”父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于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而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以后吾父接蔡任同盟会上海干事，保管党员名册。曾招待过路的革命领袖廖仲恺等。孙中山先生当时亦曾坐法国兵舰过沪，从船上招往相见，但错过机会未遇。吾父与中山先生的亲切谈话，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孙先生卸脱政权在沪闭门写《孙文学说》之时，忽招吾父畅谈“知难行易”的道理。当时宋庆龄先生亦在座，并共餐。
辛亥革命前夕，吾父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和平光复后，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吾父即留在苏州工作。接着程德全率军攻下南京，驱走清廷走狗张勋。1911年11月14日，程德全、黄兴等集合各地民军代表在沪召开全国共和联合大会。会场就设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该次会议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还建议以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江苏省教育会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是由吾父和沈恩孚（信卿）、姚文枏（子让）、袁希涛（观澜）、杨廷栋（翼之）等发起成立的。当时推张謇为会长。这个虽属民间的教育性组织，由于这些人的威望和影响，逐渐成为不仅在江苏而且为全国的教育领导中心。吾父当时通过对全省大部县份的调查，对全省教育设置作了通盘安排。特别由于他发起成立了一个教育经费管理组织，划出几种省税作为教育专款而使江苏省的教育当时得以在全国领先发展。辛亥革命后，吾父在江苏都督府负责教育科的两年内，曾创建、改建及扩建了省立二十四所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大量县立小学。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后吸收侨资，迁沪）、河海工程学校、江苏蚕桑学校等都是该一时期先后成立的，吾父这些活动也为以后办职业教育打下了基础。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八一三
从1931年九一八日帝入侵我东北，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十九路军抗日战争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我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在沪高中到大学的青年时代。两次战火都在我身边燃烧。而吾父对我的言传身教，给我深深地灌输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我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时期是走读生。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制作丝绵背心送往前线。原来吾父该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各大学学生组成的赴南京请愿团要求蒋政权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到达北火车站僵持。当晚我父竟和我母深夜亲来车站慰问。在朦胧月色的站台上，父母对我谆谆嘱勉，吾父在我耳边低声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
早在1931年春，吾父偕江问渔先生等到日本考察教育。当时已发现日本反华战备气氛极浓，在乡军人十分活跃，并曾购得三本充分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书。归后带着“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多方奔告。到南京找到外交部长王正廷时，王竟大笑，说：“如果黄某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某岂能知道？”直到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到南京面诘王正廷时，恰逢抗日请愿学生冲入外交部。王因会见吾父而不及躲避，乃被殴伤。吾父在日记上大书“活该！”这也说明蒋政权对日是蓄意不抵抗的。
延安归来
1945年6月，吾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与褚辅成一起推动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吾6月22日得回电欢迎他们访问延安商谈国事。于是，父偕同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从7月1日至5日从重庆飞延安访问了五天。这个短短的五天，却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抗战已入末期，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由于蒋政权的种种破坏，几濒破裂。常驻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也已回到延安。吾父只是抱着促进国共在和谐气氛中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
蒋政权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吾父一回重庆，在极短时间内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各种荒唐谣言以当头一棒。这本薄薄七十四页的小册子，在当时大后方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原有严厉的书报出版审查制度以扼杀进步言论，而这本书拒不送审竟突击出版发行。出版当天，特务四出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并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而造成以后特务在重庆张家花园菁园吾父居处抄家搜查的暴行。
延安访问时间虽短。吾父有机会认识了大部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有机会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促膝长谈。这里有两段从《延安归来》中摘录的文字记载，反映了吾父在延安的见闻和当时的政治态度。
吾父曾在延安欢迎大会上发言：
……
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另有与毛主席问答的一段：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上这段对话，即使从三十五年后的目前政治形势来看，也还是值得回味和警惕的。
1940年12月，吾父和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在民盟早期历史上，由于成员十分复杂，在国共两党间实际上走的是中间偏右路线。成员中，张君劢的国社党、左舜生的青年党最后都投降了蒋介石。职教社当时是作为一派参加了的。吾父1945年7月延安归来，模糊思想逐渐澄清，乃于同年12月与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等联合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另外成立了“民主建国会”。以后的行动，虽仍没有离开中间路线，想在国共之间做调人，达到和平、团结、民主、建国的目的，但立场有所转变。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教育面前，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的道路。
吾父一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希图造福公众，但在艰苦复杂的境遇中，走尽了曲折的道路。他在真挚的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终于认识到，救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紧跟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建设社会主义。
从坚拒做官到做人民的官
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在大连工作时，从报上竟然看到吾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异常纳闷。1950年到北京公干，一见吾父，我就问起：“一生拒不做官，凭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父亲然后详告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经过，父亲最后并严肃地向我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吾父自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1965年病故。
我自幼就多次听说，民国初年，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电招吾父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吾父都坚辞不就。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给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这八个字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吾父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
1927年蒋介石一登台，先是通缉吾父，称吾父为“学阀”，逼吾父又一次出亡。年后悄悄回来，卖文为生，闭门读书三年。然而以后蒋的态度忽变，改迫害为拉拢，前后有过多次，或封官许愿，许以特权，或提携后代，予以优待，都被吾父一一婉拒。值得一提的是1946-1947年间蒋介石对他最后的拉拢。
抗战胜利以后，吾父代表民盟，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作为第三方面在国共间调停内战。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凶相毕露，仗其美帝提供的优势军备，企图一举先在东北侵占解放区。在蒋管区，1946年6月，南京下关上海和平呼吁代表被殴在先，7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在后，形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威胁利诱，一再通过他人企图拉吾父“下海”参加伪国大，脱离民盟。吾父曾坚决表示：（1）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是不通之路；（2）我不能与人共走不通之路；（3）欲我脱离民盟，不能自毁人格。为了表明心迹，曾在上海赴南京请愿代表聚会上出示题为《吾心》的近作七律一首：
老叩吾心矩或违，十年回首只无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渊静被驱鱼忍逝，巢空犹恋燕知归。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
事情未完。1947年国共和谈全面破裂。3月，中共代表自南京撤退，调解彻底失败。3月18日，蒋介石入侵延安，得意忘形，执意单独召开伪国大。这时，青年、民社两党已投降蒋介石，全国大捕民盟盟员。10月7日盟员杜斌丞被害于西安。南京民盟办事处被警察包围。蒋政权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更大规模的逮捕即将到来。11月初，吾父在沪奉民盟中央之派与叶笃义同志到南京交涉。该时我在南京资源委员会工作，盟务活动已转入地下（我于1946年在父兄影响下加入民盟）。父宿我家，得以与他彻夜谈心。翌日同游玄武湖。父即景写下一诗，足以表明他当时的心情。
玄武湖秋感三绝
1947年11月2日南京
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
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园角后凋材。
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经过那次谈判，在调停内战彻底绝望形势下，民盟总部在沪领导成员决议，总部领导总辞职。当发言人叶笃义在向楼下新闻记者和布满特务的群众宣布时，眼眶中满含着泪水。此后，部分民盟领导转移香港，盟务活动则全部转入地下。吾父亦不得不在地下党协助下，立即转移解放区。我的二哥，民盟兼民建成员黄竞武却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介石逮捕惨杀。血的教训更教育了我的父亲。
后 记
吾父出身于一个贫苦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仕道失意，郁郁早死。吾父十三丧母，十七失父。兄妹三人依靠外婆家长大。早期人生哲学来自“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同类尽视为兄弟，把异类尽称为“吾与”。他怀着造福公众的理想，在旧社会中不做官，不要钱，所以深得许多华侨富商的信任，他六下南洋，得到侨商捐以巨款办起教育事业。他尽管性情急躁，“矫矫不群”，然终因能洁身自爱和待人以诚，得到相当一批同志的爱戴。
吾父教育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勤恳的人。他给我的座右铭，今天看来似仍有适当价值。兹抄录如下：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
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1984年3月
《黄炎培日记》后记
黄方毅
四年前我手捧刚出版的父亲日记，心中格外激动，唤起了儿时留下的“书斗记忆”：父亲每晚都要从书斗中取出日记，伏案记下，又随手放回书斗中，随他生活二十年几乎天天如此。他对日记珍视有加，历年日记都摆放在书桌椅子背后随手可拿的黑色硬木书斗中，书斗可装可卸，装起来是书柜，卸下则是书箱，几个书斗跟随了他一生。从1911年，一直记到1965年12月他去世之前的几天，共计五十四载光阴。
父亲是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是教育家，1902年仅24岁的他改建川沙小学堂，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1906年创立后来誉满全国的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上海财大前身）、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1917年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父亲是在20世纪中叶先被蒋介石推崇，后由毛泽东亲定的我国民族工商业领袖与代表。
父亲是政治与社会活动家，1905年即入同监会后投身辛亥革命，民国时两拒不任政府教育总长，抗战中创建民盟与民建，建国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父亲是著有几十部著作、两千首诗篇的学者。他的诗词和书法获得包括毛泽东在内多方人士好评。
尤被人不时提起的是，1945年父亲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周期率对话，现广为传诵。
父亲所写日记，起笔于辛亥革命前夕的晚清，止笔于“文革”前夜，历经数个时代，其间虽政权更迭，但父亲善良正直之秉性未变，爱国为民之初衷未变，与时俱进之精神未变，这是《黄炎培日记》予人深刻的印象。其次，从民国初年起，凡有名望的教育、社会、政治等各界人士，其名字几乎都先后一一出现在父亲日记中，足见父亲涉事之多，涉世之深，涉人之广，从而反映了其日记之历史价值。父亲从1949年起开始与毛泽东通信，毛泽东亲笔致函父亲六十封，竟占解放后其写出信函总数的近三十分之一。
1958年已届八旬逐渐淡出现实政治的父亲计划撰写八十万字人生回忆《八十年来》，但在“文革”前夕环境下此愿望未得全部实现，仅成文八万字。今天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在2008年出版父亲日记1911-1949年部分的基础上，又将其1950-1965年部分出版，从而将父亲五十四年日记全部出齐，这不仅圆了父亲生前的愿望，也是对我国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当前，领导人出版回忆录或日记已成风气，而开国老辈之中鲜有回忆或日记出版，《黄炎培日记》的出版或弥补这一空白。因而，无论于史、于家、于国，都堪称功德无量，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父亲在世的子女黄素回、黄当时、黄丁年、黄钢，代表第三代黄孟复、黄鲁淳、黄观鸿、黄后乐、张孔来、林永华、王实方等，向多年推动此事的中华职教社张榕明理事长、陈广庆总干事，向花费数年整理的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已故）等数位老研究人员，向在两部分黄日记中都投入了巨大精力的华文出版社责编方明亮等，致以衷心的感谢。《黄炎培日记》与黄的名字将永昭青史，有谢你们。
2012年7月18日
《黄炎培诗集》前记
黄方毅
父亲黄炎培，1878年出生，1965年底去世，上海浦东人。1903年25岁的父亲即创办川沙小学，后开办了当时著名的浦东中学，又陆续创办改办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南大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上海财大前身）、河海工程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1917年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是被毛泽东称为“我老师（徐特立）的老师”的教育家。父亲又是在20世纪前半叶，先被蒋介石推崇，后由毛泽东亲定的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领袖与代表。父亲还是辛亥革命元老，两拒不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20世纪40年代创建民盟与民建两个政党并首任其主席（主委），1949年由周恩来两度来家邀请出任开国时政务院副总理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父亲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至1947年，他已出版了五十余部书籍，几百篇文章。除此之外或有所不知的是，父亲还是诗作颇丰的诗人，据粗略统计，他一生作诗词联等近三千首。
父亲生前共出版过四部诗集：《苞桑集》《天长集》《白桑》《红桑》。
然而父亲一生所著的诗词歌赋远不止这些，有许多诗词并未收集在上述他出版的诗集中，而散见于他的日记和报刊上，经我翻阅父亲日记，发现其数量极多。虽然并非一生专事写诗词，但父亲对诗词可谓情有独钟，从小即有偏好，他自己说：小时候“入人家的书斋，见有诗集，必乱翻，必借阅。十四岁时，秦介侯师锡圭指示我，学诗须从整饬凝炼下手，到后来，功夫纯熟，转入自然”，“后来，走上了奇艰极险的世路，家国的忧危，身世的悲哀，越积越丰富，越激烈，情感涌发，无所宣泄，一齐写入诗里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70余岁了，同事友人来谈毕工作，常有友人向他索讨新近写就的诗作，有时谈毕工作后父亲自己微笑着说：“咱们先公后‘诗’吧！”拿出了他新写的诗篇与友人共赏，这情景我见过几回。而他与我母亲姚维钧的相识相恋，更可谓以词会友，以诗生情，诗词成为二人传递情感的最得力载体。解放后我家住在西单南安儿胡同，在四合院里葡萄架下，父母二人经常坐在藤椅上谈诗品诗，或唱和起来，乃为父母之间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今保存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父亲的诗以及他的诗人身份，伴随着他的教育与社会活动家身份，是很为人知、很有名气的。
1987年民建中央和中华职教社纪念黄炎培诞辰110周年之际，特委托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黄炎培诗集》，收集了父亲在上述几部诗集中的诗词，请赵朴初老人题写书名。然而正如该书题记所言，“黄先生还有一些诗散见于报刊及日记，搜集不易；拾遗补缺，只好俟之异日”。
值得庆幸的是2008年《黄炎培日记1911-1949年》获得出版，其中父亲早年撰写的大量诗作首次面世。粗略地统计，仅这38年的日记中未发表在上述几部诗集里的诗词楹联就有千首之多，从而大大激发了我将父亲所写诗词楹联搜集、编辑，从而出版较完整的《黄炎培诗集》的愿望。
在编辑父亲的这些诗词时，与他共同生活20年的我不时地被他的诗词所激发、所引导。或悲或喜，或乐或怒，竟不时地又被带回几十年前的岁月。如那首后被毛泽东讨去，写于他拒不参加“国大”，民盟被迫解散，赋闲在家而卖文为生时的《五斗歌》：
潇明不为五斗折腰来作官，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作官作书有何殊，但问意义之有无。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此等官僚害人孙。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读我文章，嬉笑怒骂可愈头风疾。有些写格言，使人资警惕。我今定卖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和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还有一言，诸君惊焉。非我高抬身价人前，无奈法币不值钱。
又如他1945年访问延安时所写《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
呜呼！韬奋，人人为他的理想而奋斗，君之生命遂因奋斗而牺牲。不牺牲于沙场之炮火，乃牺牲于流浪的生活与黑浊的气氛。不是东西南北的奔波，君或未至于病，病亦或未至于死，而君竟以是捐生。
呜呼！韬奋，君而有知，倘犹忆五年以前之巴州，张家花园之寓楼，一灯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从此生离死别，一瞑千秋。
呜呼！韬奋，只留下一副又香又洁的骸骨，问何年得正首丘？今日者，距君之死，岁星忽焉其一周，君身何在？君魂何归？而我仍飘然为延安之游。犹得见君之名于书店，犹得见君之少子嘉骝。此一年来，提及君名，辄为哽噎。呜呼韬奋，被君称为知己之我，仍仅仅报君以热泪双流。
呼天不闻，呼君不名，此寂寞之人生，欲解脱其何由。
虽然，死者已矣，凡我死后，忍忘天职之禾酬！今日者，暴敌行将就歼，国事亦将就轨。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呜呼！韬奋，呜呼！韬奋，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爱憎分明，文情并茂，这就是黄炎培的诗。
除了一般诗词，黄炎培日记中充满了大量的楹联。有写给当时的名人，有写给亲朋好友，也有不少是写给普通布衣人士。许多挽联不仅充满哀情，而且是对其一生恰如其分的总结与评价，如对他师长辈好友张謇的挽联：
物则铁棉，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
着眼远处，着手近处，凡在后生，宜知勉矣！
早岁文章，晚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
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何撼乎？
四川民生船运老板卢作孚是父亲的老友，早年20余岁身无分文的卢游访到上海，天天晚上蹲在父亲办的书店里阅读从而被父亲注意，二人结识。父亲介绍他去免费上学或工作均被婉拒，他要求知，要考察研究父亲的事业，几次深谈后成为至交。卢回川后效仿父亲办起通俗教育馆，而后开发北碚地区，创办民生船运公司，取得骄人业绩，并曾赴沪特邀父亲来川考察。抗战初期民生船运在长江上抢运物资与人员，演出了壮烈的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举世震惊。1952年卢死于非命，父亲为卢写下长长的哀词，感天动地：
呜呼作孚！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君应为一大事而生，
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
乃大集有钱者之钱，
以创“民生”。
辛辛苦苦了卅年，
长江几千里，
内河几十道，
平时载客载货，
战时运械运兵。
责在人先，
利居人后！
有罪归我，
有功归人。
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
君为何来？
为的是国家，
为的是人民。
终得黑暗中眼见光明，
眼见全大陆的解放，
眼见大中华的复兴，
还运最后的奇谋。
七大艨艟，
完璧归赵，
而不居功，
而不求名。
呜呼作孚！
君其安眠吧！
君实为此大事而生。
作孚！作孚！
我是君卅年之老友。
我以爱君敬君之故，
曾历访君早年事迹于北碚，
于泸州，
于少城。
又曾多次为“民生”乘客，
实地察君所经营之事物，
所识拔所训练之人。
识君之才，
知君之心。
呜呼作孚！
今乃以词以哀君之生平。
君其安眠罢！
几十百年后，
有欲之君者，
其问诸水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第三年
1952年3月14日君既殁三十六天
还值得一题的是父亲写给我们的家训：
题家中壁：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分，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父亲主张，诗词必须能唱。他对于填写歌词尤有兴趣。他的堂侄是上世纪著名的作曲家黄自，他与黄自曾有约，由他填词由黄自谱曲，合作著歌。可惜后来黄自英年早逝。在此选一首父亲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大学）创作的校歌《满江红》：
千里长江，下巴峡，东归淞沪凯歌里，重新创造。间关辛苦，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要读书救国两无荒，文兼武。
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空名，终何补！
作为编者的我，在勉为其难地编辑这些诗词之外，限于本人诗词造诣之浅薄，就难以再给父亲的诗词以更多的高水准专业性评论了。然而好在父亲的几部诗集出版之时均有序言。这些序言有的是父亲之自序，还有两篇出自我母亲姚维钧之手，另有一篇是老友江问渔所写。这些序言或题记，都对黄诗做了相当准确和深刻的介绍与评论，既专业又到位，读后对黄诗的理解大为加深。所以如此，恐怕一方面是他们绝非一般地知悉黄的经历、黄的为人、黄的性格；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黄诗词的熟悉程度，他们本人的诗词造谐，远非我辈所能比拟。尤其是我母亲姚维钧，黄姚相恋靠通信，通信之中的点睛之作则是诗词。黄姚互赠诗作成为了二人相识相恋，及至婚后生活的重要内容，父亲曾在写给毛泽东的《苞桑集后诗存》中称母亲为自己的“吟侣”。确实，就父亲的诗词而言，母亲是最有资格来评论的。另外作为国民参政员和中华职教社曾经的二号人物，与父亲相交几十年，不乏文才诗作的江问渔先生当然也颇具资格谈论黄诗。在父亲的《苞桑集》序言中江先生评论黄诗写道：“思力沉厚，趣味隽永，音调铿锵。写景能体物入微，剪裁精妙。抒情能一唱三叹，意味深长。用思则神识超越，一空拘滞。用笔则流转爽利，左右逢源。且时有奇句警语，令人读之神移心动。其为古体长篇，则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律诗绝句，更是笔势逋峭，不落恒蹊。殆真能取唐宋诸家之长而自成一种新制者。”江对黄诗的评论可谓达到极致。有了他们当年序言中的介绍与评论，读者足可知之大端。因而本人毫不犹豫将当年黄诗出版时的各篇序言题记集合起来置于本诗集之首。而此篇文字，仅通过以上文字对出版此部诗集的背景与初衷做了番交代。
在此部《黄炎培诗集》正在编辑阶段之际，《黄炎培日记1950-1965》也即将出版，于是如获至宝，在日记上找到了父亲在解放后的诗词并选择几十首增补到此诗集中来。人老了精力渐衰，也反咉到父亲的诗上，难比其三四十年代所作的激情四射的诗篇，当然所以至此也不乏政治环境所致。但值得一提的是父亲1965年12月去世前半年，也是有记载的他一生最后所作诗，诗名乃称“无题”。
请看此诗：
无题
1965.3.8
真诚悔改又何求，昨日之口永不留。
双捧赤心输党国，雪端百札自千秋。
行文至此，谨抄附父亲写于1947年的咏竹诗来结束此文。
心虚而有容，
骨清而非脆。
节以成其坚，
箭以蓄其锐。
青青上进姿，
与君共寒岁。
收笔之前，尤要感谢在整理此书过程中支持与帮助我的人们，感谢人民出版社，谨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2012年12月18日
黄氏四顾信阳
黄方毅
我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上海浦东人。父亲长年从事办学，被毛泽东称作“我老师的老师”（毛泽东老师徐特立曾是父亲所办江苏省教育会特班学生），参与创办浦东中学，扩建重建暨南大学、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大、河海工程大学、厦门大学等，1917年父亲从美、日等国引进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父亲又是先被蒋介石，后由毛泽东推崇的我国民族工商业领袖，被称作“老板的老板”，系父亲第二重身份。父亲还是政治与社会活动家，辛亥年间既为同盟会上海地区负责人，又是作为地方自治中枢的社会组织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咨议局、上海工巡捐局等社会组织的重要成员，抗战中父亲先后创建民盟与民建两个政党并任其主席（主委）。父亲又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兼诗人，其1947年所写《吾文目》记录几十年中已有著作52部，发表文章七百余篇，诗集四部。
从1965年年底去八宝山公墓安放父亲遗骨开始至今五十年中，我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居住的家和上班的单位以外，居然就是这八宝山。父亲1965年底去世遗骨安放此地之后，1968年初来此送别不堪受辱而撒手人寰的母亲姚维钧；此后尤其“文革”之后又先后数十趟来此，送別一个个与我有直接间接关系的老人或亲友。每到这苍松翠柏环绕、肃穆静谧之地，哀乐声中，总是一次次地升华着我对先人的念想。国人爱国，系于同族。家人爱家，系于同宗。我中华民族文字记载之始祖乃为尧舜禹，而于我之黄家，始祖是谁，如何发源开基，又如何演变迁移？这些问题经常盘念在心。近些年来先后查阅了多部书籍，包括《黄炎培在浦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浦东老地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荆楚传媒网上金亮《长湖岸边吊黄歇》及大宋姓氏研究会所编《姓氏来源》等终于有所获知。
于是，一篇寻根故事开始了。
一、三千多年前首顾：始建黄国
据《史记》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即帝舜时代，东夷部落首领伯益助大禹治水有功，且“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被舜赐姓嬴氏。伯益后裔有十支：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兔裘氏、将梁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赵氏和黄氏，合称嬴姓十四氏。而其中黄氏大约在商末周初的公元前11世纪，在今河南信阳潢川建立了黄国。周朝封其为子爵，故又称黄子国。春秋时期，南方楚国称霸，而只有黄国和随国不买楚国的账与之抗衡。据《春秋》记载，公元前704年，诸侯各国应楚子之约会于沈鹿，唯“黄、随不会”。公元前648年楚成王时代，黄国拒不向楚国贡献，受楚责问不予理睬，同时错误地以为黄国距楚地九百里之遥，没有危险，因而对楚不设防，该年夏天被楚所灭。亡国后黄国子孙即以黄为姓，大部分南逃至今湖北境内。今湖北黄冈、黄安、黄陂、黄梅等地均因黄人居住而得名。
另一说则认为黄氏是陆终后人。据悉《黄氏大宗谱》中记载陆终之长子昆吾之子高为黄氏一世祖。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也称：“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宋朝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黄氏，嬴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的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陆终乃是何人？据《史记·秦本纪》等记载，伯益是颛顼之玄孙，陆终也是颛顼之玄孙。可见，伯益与陆终均为帝颛顼后代，二人出于同一祖先，因而伯益或陆终之中谁是黄氏始祖已不重要。关于黄国故城，文物工作者已有明确考证。挖掘出的黄国遗址在今天潢川县西北6公里处的淮河南岸、小黄河西岸。旧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300米，周长约2.8公里，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高约3至5米，虽经几千年风雨，但四面城墙仍在。城西是一群古墓，挖出过许多青铜器。城内遍布春秋文化遗迹，鼎足、鬲足、瓦当、箭头等到处可见。黄国青铜器黄太子伯克盘、黄父盘、黄群盘、叔单鼎等曾被郭沫若收录于其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据悉1978年潢川又收集到一批青铜器，其中有的器皿上刻有“黄孙须子白亚臣”，铭文中“黄孙”即黄国公侯，“须子”即须劲子，是白亚臣的称号。由此证明，古代黄国在今日潢川应确属无疑。
此为黄氏宗族第一次生活于此。可谓中原大地，烟尘滚滚，金戈铁马，浩浩荡荡。民族之始，家族之先。黄氏家族，源于豫南。
二、两千多年前二顾：受封此地
黄国之后黄氏先祖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楚国春申君黄歇。黄歇世代贵族，出生于战国晚期，生年不详，据本人推算应在公元前310年左右，死于公元前238年，估算活了七十岁左右，在古代绝对算是长寿。
黄歇少年时代正是秦国大举入侵，楚国国破家亡之时。秦军在著名将领白起率领下先占据了楚国陪都鄢郢，又攻克楚国西部屏障西陵，最后夺取了楚国都城郢都（纪南城）。楚怀王被秦国诱骗客死他乡，秦军一路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少年黄歇目睹山河破碎的悲惨情景，义愤填膺，立志复兴家国。少年的他随楚国的王公贵族迁至临时国都陈郢即今河南陈县，他四处求师，刻苦学习，饱读经书，又健身强体，操练武功，几年后练就了能言善辩、智慧过人的一身本领。楚国顷襄王开始起用黄歇，派他作为外交使臣出使秦国，屡建功业。公元前277年，秦军占领楚国汉水流域，准备联合韩国与魏国乘胜追击，共同伐楚。当时楚顷襄王资历尚浅，眼看楚国又将面临生灵涂炭，民众又要陷入水深火热，在此危亡时刻黄歇挺身而出，不顾安危，只身赴秦，上书秦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如两虎相斗，而奴犬受其弊，不如善楚……”云云，洋洋洒洒，入情入理，切中要害，秦昭王读后深为叹服。而黄歇能言善辩，一书退秦军的事迹也在楚传为美谈。时楚顷襄王授黄歇左徒一职。
公元前272年，楚国逐渐扭转丢失纪南城及汉水流域后的颓势，开始复兴，成为与秦、齐、魏、赵、韩、燕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楚王派将领景阳为帅，佯攻燕国而实袭魏国得手。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楚决定与秦结盟，从而派太子熊完赴秦做人质。黄歇此时已任太傅，受命随太子来到秦都咸阳城，黄歇在秦广交朋友，以自身才学人品赢得秦国贵族好感，尤与秦国相国范雎结为至交。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危，派人赴秦欲召回太子，秦王不允。黄歇此刻非常清楚，若太子不归而楚王驾崩，楚国必内乱而另拥他人为王。关键之时，黄歇设计让太子装扮成车夫随楚国差人混过了秦楚交界之函谷关回到楚国，之后主动求见秦王报告太子已归：“太子已归，歇当死，愿赐死。”黄歇大义凛然，愿为国捐躯，他的行动更感动了秦国众臣。秦王听后大怒，当堂令黄自尽，但范雎进言：“黄歇身为人臣，出身可以徇其主，太子熊完回楚继位后，必定重用黄歇，不如以无罪放黄歇回去，以表示秦对楚是友善的。”秦王接受了相国建议，不但未杀黄，且待之以大礼，欢送黄归国。黄歇又一次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拯救了国家。
公元前262年，太子熊完继位，号考烈王，任命黄歇为令尹即相国，且封他为春申君，赐予封地即当初黄国所在地今潢川、固始等（金亮文则称赐黄歇淮北十二县，而潢川等在淮南）。这也是黄国被灭，黄氏迁出此地数百年之后再返旧地，豫南大地从而第二次成为黄氏故地，此次可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任相国后，黄歇满腔激情，广纳贤才，辅王爱民，报效国家。黄歇来到潢川这昔日的黄氏故地，百感交集，这里地处楚国边塞，土地肥沃，民众安居，昔日的黄氏先人们曾以为可以关起门来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以为天高皇帝远而可以闹独立，故拒向楚国上贡，从而遭灭国之灾，今日我接受了此地会不会也招嫌受忌，会不会也遭先人同样的下场？何况楚国基业未丰，若楚国的这片肥沃之地收入我黄氏手中，国家不是受损失么！经营潢川、固始等黄国旧地十余年也思虑多年后，公元前247年，黄歇毅然选择放弃，将此封地全部献回楚王。潢川等地民众怀念春申君，潢川城更名为春申镇一直沿用到清代。黄氏先人放弃封地的历史或许感召了黄氏后人，1953年前后，时任共和国开国副总理的父亲一家十几口人居住在现已被拆毁的北京西单南大街安儿胡同1号院数间狭小房子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上报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特批给父亲在圆恩寺新建了西式三层独栋洋楼庭院，父母犹豫经年后选择不搬，仍住旧宅到最后，新宅后来先后成为国家副主席或中共政治局常委住宅。
三、两千年前三顾：遭灭门避难
黄歇出任相国受封春申君后，以一己之智慧才识、贤明宽厚，不断地博得天下人心，声望愈加升隆，各地人才投奔，黄门之下食客三千，与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并称为战国四君子，甚至声势居于其他三位之上。齐国孟尝君耳闻春申君之实力，初时不甚相信，派人去打探虚实。耳目来到春申君府，看见春申君门下食客举止优雅，谈吐不凡，且衣着出众，鞋上也镶有玛瑙珠宝，回去禀报，孟尝君方为折服。当然，并非所有的有才之人春申君都予接纳，他选人尤重人品道德，后来做了秦国丞相的李斯曾欲投春申君门下，黄歇见其人权欲过重而拒之门外。黄歇发现学者荀卿即荀子为人正直，品正才高，于是果断收至门下，并拜其为兰陵令，遂成就了荀子一番事业。
黄歇建立了一系列功业。
公元前257年，秦国围赵都邯郸，赵国平原君夫人捧书赴魏求救，但十万魏军慑于秦军而不敢进军，赵人毛遂向赵王自荐赴楚，与平原君为友的黄歇说服楚王，携景阳将军率楚军救赵，于是楚魏联军攻秦，秦军败退。为酬谢春申君，赵王封以灵丘。
公元前256年，春申君率楚军攻灭了鲁国，将其山东曲阜等地占据，并为楚版图。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春申君动员楚王迁都，将国都由陈郢迁至安徽寿春县。
黄歇所建功业中尤值一提的是开凿春申江即黄浦江。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鉴于黄歇的一系列功劳又主动献回封地，重新封他以长江东部地区，吴国故地废都苏州等地。黄在这里实现了他人生最重大的抱负。
黄歇初到江东，发现这里地处平原，土地肥沃，适宜种庄稼，只是和我国广大区域一样，受制于不是旱就是涝的水患之害。于是正如几千年后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亚细亚即东方社会中治国即治水。聪明的黄歇紧紧抓住治水这一主线，施展他的治国理念。他首先率人攀上今浙江湖州安吉县龙王山，开江挖河，引水下山。又对娄江、吴淞江等年久失修的河流进行疏浚。在资金和技术极其缺乏的条件下，黄歇学习当年大禹治水的精神，以身作则，亲临现场，甚至在江边铺草搭窝，安营扎寨，与修河民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奋战。民众亲见这位不图个人安逸、一心为民谋福的领袖，深受感染，群情激昂，家家户户倾巢而出，自备干粮，携带工具，奋战在浦江大地上。经过多年的整治和努力，终开凿成后来浩浩荡荡且不再为害四方之大江。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春申君黄歇，浦江即被称作黄浦江，或称歇浦江，又名春申江，且在今浦东川沙旧地，至今尚有以春申命名的春申路、春申村、春申塘。上海也由此简称作“申城”，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取名为“申报”。今日，当我从京城返归沪乡故里出差，来到外滩码头，浦江之畔，在汽笛声声、机器隆隆之中，依稀看见当年我们黄家祖先率众奋战浦江之景，依稀看见在滚滚江水之侧人涌如潮，蒙蒙烟雾中，我祖先的那张如我父黄炎培一样紧蹙眉宇、不苟言笑之脸，正在凝视远方，忧国忧民。
然而屡屡成功也渐长了黄歇自以为是的倾向。楚考烈王继位多年后仍无子嗣，春申君十分焦虑，担忧楚君权力承继问题。此时赵国人李园要将其妹李嫣献给楚王作为晋身之阶，但又怕楚王仍不能生育，于是先将李嫣献给黄歇，黄歇上当接纳了她，而后李嫣有了身孕，在李园力促下又献给了考烈王。次年果生一子，遂被立为楚太子。然而，时为王舅的李园极怕黄歇泄露天机，又贪图相国之位，决定除掉黄歇。黄歇的谋士朱英几次提醒黄防备李，最好先下手为强除掉他，但善良的黄却不肯杀李：“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感觉大事不妙，连夜逃走，隐居他乡。不久考烈王驾崩，黄歇赶回都城奔丧，刚进荆门即被刺杀，身首异处，残忍的李园还派人冲进春申君府，对黄家满门抄斩，一代忠臣终成英烈！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黄歇立传，感叹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黄歇死后，楚国人民怀念他，其为相二十二载，其间整治官吏，兴修水利，训练军队，扩充疆土，为民造福，为国奉献，把楚国引领到富民强国的道路上。春申君本人也一直为国人敬仰，成为万人仰慕的忠臣化身。在今日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距楚国当年都城纪南城东部30里处，至今有以春申君名字命名的黄歇村，镇上的严仓墓群，相传即是当年春申君黄歇之墓（见中国三楚传媒网记者王清华文），也有说是黄歇的衣冠冢（金亮文），因为当时此地已沦为秦国疆土，作为楚国相国的春申君不可能落葬在敌国疆域。这座坐落在沙洋县后港镇长湖岸边的无论是黄歇墓冢或衣冠冢，大气雄浑，气势磅礴，高为12米，直径65米。登上冢顶眺望四周，北倚岗岭，南临藻湖，东为湖汊，西是刘湾，确是三面环水，风光瑰丽的风水宝地。荆门州志记载道：“黄歇冢即春申君墓，在州东南一百二十里处，每逢晴天，冢上烟光岚岚，冢下有祭祀台。”黄歇死后到底葬在何处？如果荆门后港之墓仅为黄歇衣冠冢，那他真正的墓地则应在浙江湖州安吉县龙王山上，相传黄歇死后葬在那里，那里建有今人为春申君新立的墓碑，山峦之上，高高耸立。无论是在浦江两岸，还是在湖北、在浙江，民众都永远不会忘记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
黄歇被灭门后，幸免于难的余族分散各地，其中一支又一次北上，来到潢川、固始等先辈耕耘过的故地，又在中原大地上繁衍，此为黄氏第三次光临此地，当然此非衣锦还乡，而是悲愤而返，逃难回乡。
四、四十年前四顾：“文革”发落此
1965年年底我父黄炎培去世。
1966年夏“文革”爆发，当时我甫入大学还未读满一年。运动开始不久我即遭批判。次年，我母亲姚维钧惨遭造反派侮辱毒打，1968年1月含冤而去。
1969年11月3日奉中央令，我所在外贸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全校迁至河南信阳地区固始县。在信阳下火车后，坐上无帐篷的罗马尼亚进口的普切齐卡车，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足足行了五六个小时。沿途所至，五里店、罗山、光山，尤最邻近固始的潢川，一片开阔丘陵。大别山下，初冬时节，庄稼已收，树叶尽落，唯有稀稀落落之苍松，点缀着黄土中原，一派灰色朦胧，更加突显肃穆之气，这令我回想起八宝山。凛冽寒风中，第一次迁离长年生活之地的我，愈加思乡念家，想念之前年余诀别的母亲。我穿着母亲临终前让裁缝给我们缝制的蓝布棉大衣，那是母亲预感到我们迟早会离开北京上山下乡，预感到她不久要撒手人寰而为尚在学校的我们最后备上棉衣棉裤棉大衣等全套的下乡“行头”，做了母亲最后能做的事。那时坐在卡车上，迎面寒风扑来，刺脸削面，身穿母亲留下的棉服，心中一阵感念，开始了之后在固始一年的生活。早出工与晚收工都披星戴月，扛着铁锹铁铲，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每天十余小时与老乡们一起挖固始的南干渠，与老乡干长了慢慢熟起来，歇工之时老乡们讲述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年代的可怕情景……一幕幕悲情场景，伴随着乡亲们滚滚而下的泪水，让我受到真正的“再教育”。这些，尤其与那让我感觉既生又熟的中原大地古老氛围融在一起，了记我心。这些“再教育”催发着我，后来逐渐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改革开放初年即远赴大洋彼岸求学。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从尘封的历史故堆中获知这片土地正是我们黄氏祖先故土，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正是我们黄氏家族有文字记载的先贤始祖圣地，我心为之感动！冲动！激动！四十多年前足迹所踏竟然是始祖圣地，手中所挖居然是先贤圣土，能不为之震撼？！是历史巧遇还是祖先感召：潢川潢川，黄家之川；固始固始，黄祖宗始。几千年前有文字记载的黄氏始祖生长于斯，而且作为黄炎培之前的黄氏家族中最为显赫之祖的战国春申君黄歇受封于斯又回献楚王，还有黄歇遇害后黄氏族人再次避难于斯，“文革”灾难中我又被发落于斯，几千年中经历了岁月更迭时光变迁。
作为黄氏后人之我读到家族先人的这段历史，不禁扼腕，长叹不已！基因同一，代代相传，父亲黄炎培的执着奉献、无私无畏原来是源于我黄氏先人，两千多年前春申君领人掘江治水成黄浦江，前辈炎培则率众修建上海至浦东的上川铁路。祖先开江，后辈建路。祖先为公，后辈为众。祖先善良，后辈仁慈。黄氏先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心绪，造就了父亲黄炎培的怜天忧人、忧国忧民的情结，甚至祖先的单纯易信的性格，也多少遗传到后辈黄炎培身上。及至他晚年，我们看到的他那张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苍老脸孔上的双眼，却是那么纯真，那么无邪，甚至可称之为单纯，与他那张老年脸孔不相匹配，简直像是少年儿童之晶莹透澈的瞳眸，让人能一眼望透，看到眼底，望到心灵。虽然父亲表情也常处于收紧的严肃状，两眉紧皱，不苟言笑，此时看他双目，确是威严凛凛，威武不屈之势。与另一状态下映射出的纯洁善良、纯真无邪的天性，相辅相成，系同为黄炎培个性的两个侧面。善良而威武，仁慈又庄严，这是黄家儿孙们均不失陌生的黄炎培的形象，而我本人也在考证我家祖辈家史的过程中，似找到了父亲黄炎培个性的渊源所在，解开了从我童年起就深深扎入我心灵的那张父亲的脸庞、父亲的表情所透出的情结所系。真可谓：始有其祖，乃有其后。先有春申君，后有黄炎培。家族民族，代代相传。
五、从黄歇到黄炎培
故事可以到此结束了，但在此不妨再介绍一些黄歇至父亲黄炎培之间的黄家史。
黄氏家谱的确切记录始于北宋末年，据其记载，距今八九百年的北宋年间，正是父亲黄炎培之上二十七代之黄氏祖先，名黄元一，字彦。黄元一地处中原的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据推算极可能是作为黄歇后人迁移至此。
公元1125年，金国灭辽，国势大盛，起兵攻宋，两路进发，直逼都城汴京。当时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昏庸无能，当了二十五年皇帝无所作为。此时听说金军来犯，乱了方寸，赶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自命为太上皇，以“烧香”为借口，逃到南方镇江。宋钦宗赵桓继位后改年号为靖康，但同样懦弱无能，畏敌如虎。赵桓一方面起用主战的大将李纲保卫汴京，另一方面又派使者前往金营求和，割让大片土地，赔赠大批财宝，金军方同意北撤。金兵退后局势得到暂时缓解，但朝廷中的投降派以为自己得计便猖狂起来，大肆活动，劝说钦宗罢免了名将李纲统军之职，太上皇赵佶也重返汴京，又过起声色犬马的生活。但好景不长，次年即1126年秋天，金兵再次来犯，同样两路军马合围汴京。失去战将李纲的宋兵军中无帅，军心不振，年轻无才的钦宗指挥无方，用兵失误，不久京城即落敌手，北宋徽宗、钦宗两代皇帝均被金兵俘获，押往遥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囚禁，北宋灭亡。二帝被俘后，宋朝亲王只剩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待金军退后，1127年赵构辗转到当时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同年10月将国都迁往江苏扬州。
黄元一自康王赵构任亲王开始长年追随左右，任其贴身侍卫。金兵进犯汴京后，北方氏族大批南迁，康王也南逃，黄元一一直紧随左右，至赵构即位做了皇帝，又随其迁到扬州。这时黄元一已生有五个儿子，其中三子从汴京南逃路过淮安时失散，估计已留居当地生活，其他四个儿子随黄元一来到扬州。然而好景不长，建炎三年即1129年，金兵重新南侵，2月金兵逼近扬州，高宗弃都而逃，黄元一夫妻带着所余的四个儿子跟着高宗，夹杂在南逃的人流之中，渡过长江，直至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句曲（今江苏句容县）安营落户，定居下来。该年5月，高宗致信金兀术完颜宗翰求和，提出和解条件，但为金兀术拒。当年秋天，养精蓄锐之后的金兵大发兵马，要南渡长江。未等敌军杀到，南宋朝廷逃往南方，在逃往越州（今浙江绍兴）途中，被金兵赶到海上，登上海船在温州、台州等今浙江沿海漂流，做了名副其实的海上皇帝。1132年，宋军名将韩世忠率南宋北师与金兵水师会战于黄天荡（今南京市东北方向的长江水道），击败不习水战的金军，从而使南宋得救，宋高宗终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都落定。在这两次逃亡中，黄元一一家损失巨大：长子留在句曲，二子流散湖广，三子早在第一次逃亡中散落淮安，四子黄天祥由姑苏（今苏州）逃到吴江路至崇明岛，今崇明西沙黄家村即是由黄元一之子黄天祥落户后繁衍而成。多年之中黄元一经历朝廷兴衰，近距离地目睹了三代皇帝的腐败与无能，大好河山一块块、一步步地拱手让人，对宋朝、对高宗愈加失去信心，刚正耿直的他再无法忍受昏君，遂向高宗提出辞呈，以年纪渐老为由，卸下皇帝贴身侍卫的要职。之后黄元一带着身边仅剩的五子黄天瑞东迁到江苏嘉定，父子在嘉定滕阳巷隐居下来。滕阳巷后归浦东高桥地区，亦名屯粮巷，相传南宋名将韩世忠在此引兵屯粮而得此名。虽然黄元一放弃官职，从此远离官场，不再荣华，不再富贵，但也落得个平安，落得个稳定。在滕阳巷里盖起了房子，父子相安，勤勉持家，本分度日，最后寿终正寝。黄元一后来被黄氏后人所修造的黄氏宗祠中供奉为黄氏一世祖即始迁祖，记入黄氏家谱。
南宋由高宗赵构始，历经孝宗赵昚、光宗赵惇、宁宗赵扩、度宗赵禥到恭宗赵□，从1127年至1275年一百四十八年时间先后五代更替。与此同时，自黄氏一世祖黄元一和儿子黄天瑞父子相携来到滕阳巷定居开始，传递了五代，到1275年为黄氏七世祖黄伯俊。宋恭宗德佑年间，黄伯俊率领全家由滕阳巷迁至高桥清浦古场江东村。
浦东高桥古名清州或清溪，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与吴淞口并称为上海之咽喉，东海岸第一要塞。高桥临江近海，唐代成陆，北宋开始渐有人定居，最初的定居之地便是清浦，称清浦里，也称清浦场或称清浦港。清浦里在高桥北部，一条小浜与直通黄浦江的界浜汇合处，形成丁字形的两条河流和丁字形的三条老街。清浦居民以农耕和捕鱼为主，秉以晒盐、制盐为业。那时高桥东部，长江口以南的第一个盐场就是清浦盐场，当地至今还有盐仓桥。相传南宋初年，黄氏家族祖先黄坤（未知其生年及是黄氏第几代）从清浦去了杭州，在杭州任盐场官，之后黄坤与僧人彦开共同努力，将由苏轼题额的法华寺从杭州移建到高桥清浦。
黄氏七世祖黄伯俊在清浦江东村定居后，逐渐发达，遂建造了黄家楼。黄伯俊生有三子，或由于是新迁户而并非一味留恋本土，因而除长子留在当地外，黄伯俊的二子迁居浙西，三子移居崇明（加上之前黄元一的四子黄天祥，崇明岛上已有两支黄氏血脉）。黄伯俊的长子黄官一字文明，在当时的清溪镇（今高桥镇）镇东修建了黄氏宗祠。在黄氏宗祠里，黄官一供奉黄元一为始迁祖，即封为黄氏一世祖，之后按序排列，其父黄伯俊为黄氏七世祖，黄官一自己则为黄氏八世祖。
黄氏家族在高桥精耕细作，勤于持家，积累财富，逐渐兴旺。传到了黄氏十一世祖即黄官一的曾孙黄升手里，达到高峰。黄升又称黄半海，是一位善于耕织的农学家，掌有清浦古场东西数十里的产业。黄升常教习乡民们耕作、纺织，在镇上德高望重。在黄升等努力传播下，纺织技术在当地迅速扩散，几乎是家家纺纱，户户织布，不少家里都有木质的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对当地纺织贡献尤甚，高桥的土布开始风行全国，运往北方的沙船中不少都装载着高桥的土布，以此换回东北的大豆和豆油。此外，当时高桥界浜口处海水倒灌，内溢上岸，泛滥成灾，于是黄升出资，带领乡民修筑海塘数百丈，抵御海水，为此该塘称作黄家湾，在今高东乡一带。
黄氏家族在浦东高桥繁衍生息了几百年，物换星移，朝代更换，从宋到元，从元到明。到了明末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黄氏十六世祖黄学易与黄学禄兄弟开始迁往浦东川沙高行镇，成为高行黄氏之始。
高行镇是浦东古镇亦浦东一重镇。沿南北咸塘两岸成市，房屋连接，有南、北、中三行（至今留有北行与南行）。高行为何有此命名？一种说法是因地势高而得名。“行”是指交易的墟所与场地。高行即是地势高而形成的集市。另一种说法认为高行即高家行，是北宋高俅子孙迁移而来形成的，是高氏所创之集地，故为高家行，简称高行，相传高俅墓在高行北镇观音堂西首。反对此说者认为，凡修家谱认定祖宗者，一般均是或认先贤，或认皇亲，或认圣人，而不会认平庸者，更不会认奸侫蟊贼为其祖先。多数人均认同此一观点，高行之名与高俅并无关系。
高行自早年开始即是浦东一带人文密集之地，至明朝已人文鼎盛，市场繁荣。清人曹瑛的《高行竹枝词》中说：
沪东首镇歇江东，三里平分南北中。
月旦无人留史笔，不知销没几英雄。
黄氏自明代以来迁居高行之后，或获天时之利，或获地利之便，而前后相继，名人辈出，对家乡对地方多有贡献。据清朝道光时期何士祁总纂之《川沙抚民厅志》记载：明成化七年（1471年）秋，上海县东境遭台风袭击，海潮内溢，死人无数，咸潮浸渍，禾稼尽枯，高行黄氏后人黄祚，字公佑，历来慷慨好义，此时黄祚不仅奋力赈济灾民，且于次年独资捐筑海塘数百丈，以卫田庐，在高东乡沿海一带，该地遂获黄家湾之命名（前有黄元一之孙黄升率众修筑海塘而获黄家湾之称，不知何说确切，或黄氏黄升与黄祚均有此贡献，无论如何黄家湾之命名确为纪念黄氏对地方贡献则为确切无疑事）。黄祚之子黄涔，亦承继父辈美德，乐善好施，在自家辟设书馆，延师授课，教人子弟。黄涔对穷苦人家子弟不仅网开一面，不收脩金，而且供以书纸笔墨，从而深获地方乡人拥敬。
高行黄氏代代从商，至明末时已成富裕大户。清康熙年间，黄家十九世祖黄雪谷在高行南镇砖桥北首高价收购土地，建起宏伟的应岳堂，内有霞起楼，成为当时浦东一景。黄雪谷的五房儿子分别以五岳之松命名。其中四子黄恒松，号古存，为黄氏二十世祖，在苏州经商三十余年获巨富，从而在今南汇新场镇增建惇裕堂等新宅，又建立黄氏新祠，并在高行镇东街陆续修建起春晖堂、酬志堂、遗安堂，乾隆十五年（1750年）又建起卜墨华楼，并在应岳堂北建立其顺堂，在高行镇上建起存仁堂。这些建筑，飞檐翘角，古典雅致，大大增色于高行古镇。在遗安堂大门前置有一对石狮，在酬志堂的花厅中悬有乾隆十三年李澄所撰之漆屏，院中设有石柱、石笋、秀竹，前置假山，设有石狮，院内曲径通幽，是高行“狮子四头看虎丘”之名景。堂侧为墨花楼，其有一楼四室，楼前种竹栽花，凿池叠石，景观高雅，为文人墨客觞咏之所。庭院中花草茂盛，绿树成荫，气氛雅静，为黄氏族人读书处。清道光年间，黄恒松后人黄铭在墨花楼藏书万卷，成为当地文化中心。
黄氏族人中不乏侠义之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间，高行遭受前所未有之天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黄炎培祖上第二十二代祖（待考）黄云师举家赈灾，倾全力出资救助，致使高行当地无一人饥饿至死，嘉定人钱大昕称黄云师为“笃行君子”。黄云师在高行建有酬志楼，也系文士觞咏之地。黄氏之狭义乃获远近知名，黄氏后人黄锡畴字白受，家境富足，虽为诸生，但不求仕，独好遨游。游到浙江天台山时，天路艰险难行，乡人出行不便，便出资修筑了数十里的山道，天台山民众称之为黄公道，声名大振。
高行黄氏家族中也不乏文苑杰士。清初黄中松，诗书俱佳，著有《书疑辨证》、《诗疑辨证》等。黄中松之子黄烈，字右方，号一斋，童年开始博览群书，其诗文在当地文士中名列冠首，著有《云间文献》等，大受尚书彭其丰赞赏，延揽来做编纂工作，先后达五十余年，被嘉定大家王鸟鸣盛誉为“中流砥柱”。
高行黄氏中从政的也有，最为著名者乃清朝乾隆时期的黄文莲，字芳亭，号星搓，自幼聪颖，九岁已能写诗，初为学者与经学家，被常州名士沈德潜（字归愚）誉为“吴中七子”之一。乾隆十五年（1750年），黄文莲以金山卫学，中庚午举人，步入官途。历任安徽歙县教谕、全椒县教谕、河南泌阳县知县、唐县知县等官职。黄文莲作风朴素，为官清廉，接近民众，吏治清正，断案如神，在泌阳和唐县皆获极佳口碑，民众称黄文莲为“黄青天”。黄文莲在泌阳任满离任之时，当地民众连绵街巷，拦轿挽留，且屡次向朝廷奏请黄文莲回任，因此其在唐县知县任满后，又回任泌阳，然而一年之后劳累过度，卒于任内，于是全县举城哀悼，其灵柩归葬川沙时，当地送葬民众达数里，哭声遍野。黄文莲一生著作甚丰，著有《听雨楼诗稿》《道德经传》《书付盐梅》等经世之作，并为任职之地方主纂《唐县志》和《河间府志》，成为浦东历史上黄炎培之前颇为杰出的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的双重名人。
我国自古就有“富不过三代”之说，黄氏家族也难逃厄运。19世纪60年代清朝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兴起，天国将士打到江苏，打到上海，占领南京，战乱波及浦东一带，高桥镇上黄氏家族陆续修建的应岳堂、酬志堂、其顺堂、存仁堂等古建筑群大多数被战火焚毁。更为可恶的是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1938年日军飞机飞到浦东上空狂轰滥炸，高行镇上所存的黄氏所建古建筑竟悉数被毁，令黄氏家人不忍目睹。昔日高行镇上黄家风光，至20世纪90年代仅存黄雪名墓地及古银杏四株，现存否尚待考。高行的黄氏后人，至20世纪90年代也仅在高行南镇西衔和东沟液压件厂周围尚散存黄姓族人数十家，而历经这二十年的开发后，其去向也尚待考察。
六、家史之启示
辛亥革命之后父亲黄炎培受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按照他的教育理念，大刀阔斧地在江苏推行他的教育改革，兴建起一批小学、中学、大学。但近三年后，他感同身受的官场习气和作风与自身信奉所差甚远，故坚决辞官，拂袖而去，改而在野但仍旧奔走教育。及至十年之后，北洋政府两度任命父亲为政府教育总长，但父亲均拒不出任。乃至1949年周恩来奉毛泽东令前来我家，力邀父亲出任新中国的政务院副总理，起初也为父所不受，恐多多少少与先祖春申君的遭遇有关。黄诗文中提到了“歇浦”，他从小生活在“春申路”、“春申村”附近，当然知晓黄歇其人。然而有一点父亲似非知晓，即潢川和固始一带乃黄氏故地。抗战之初的1938年3月，撤离上海向内地转移的父亲来到河南潢川，在这先宗故土上停留，可惜并不知晓此地乃其先宗故土。否则黄在潢川留下的诗篇不可能未有提及。
潢川观青年训练
1938.3.16
潢川平野贯西东，窈窕双城夹峙中。
三月淮南见残雪，一车郊外听哀鸿。
逃威没地萑符聚，敲骨成年杼柚空。
抗暴扶元谁办得，忍将卫国让汪同。
（《黄炎培诗词》第10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我想，如果父亲晓得潢川之地乃先宗故土，肯定要在此诗中感慨一番，或此诗最后一句恐怕会改成“忍将黄国让楚王”了。感谢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让我辈知晓了更多过去的事。不光是自然科学在发展，社会科学也在发展，考古也在发展。今人不仅在对接未来，同时在对接过去。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父亲黄炎培饱睹了这一切，目睹了包括黄家自身在内，兴衰交替，荣辱相间，引发着他思考。果然在1945年，68岁的父亲在延安对毛泽东感慨而发：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目，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历史如此，中国如此，黄家亦如此。
2011年3月
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的情书故事
黄方毅
父亲的求爱信
父亲向母亲求爱了。
1942年6月14日父亲在信中写道：
此小缄内一切希望你暂勿使第三人知。维钧，我确是很爱敬你，这几个月来太亲切了，人生有这样一种需要。过去有什么苦痛，有什么满意，有所得有所失，必以告夫人，不同处时必函告。今我自然而然以待夫人之礼待君，此语君听了勿怪唐突，勿生气。这一首歌是代表我最近对君的观念，中间火烈烈，平坦坦两句自道尚觉真切。自君和我不断地通信，使我精神更兴奋思想更活泼。维钧，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当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君今助我了，今后能继续助我么？“此心白到天堪表”，可以自白（此句现为友人传诵）。维钧，你想我万分热烈而实纯洁的一颗心，不知不觉地输送一切到你身上，恕罪，恕罪！将你的感想复我。
对父亲的求爱表示，母亲是怎样的反应呢？6月25日，母亲复信——
任之老师：
……我不明白怎的，不知不觉中蒙你这般宠爱？感谢任师厚意，赐物已郑重藏起，信中一切读后凝神好久，接着又理智地分析一下。任师：我觉得你现在不能爱我，理由如下：一、你认识我的时间太短，没有观察到我整个的人，将来发现我有许多缺点时，也许会感到不值得爱。二、诚如你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一个没有见过的人，怎么能够爱？任师：我很客观地为你着想，贡献你这两点，你以为如何？你是否要不满意我的答复？但是，任师！你不要难过，我有一颗和你一样的心。自从有知识以来，都深深地藏在那里，我又自信很爱国，但深恨力薄，没什么贡献国家，只是识得你为国家的救星，你能担负起救中华的重任。你若真的能因我而使你更兴奋，更活泼，为国家尽更多的责任时，那今后你需要我协助的地方，我必尽力助你的。
任师：我和你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所引起的感想尽相同，而我们努力的出发点亦尽相同。唯吾师的努力，是有理想亦有计划，有计划即能实行，实行后却能收效的。维之所以敬佩吾师到这地步，其中也包含这一点。任师！我自信我只身跑到内地来，是受着爱国心的冲动，到内地后想更努力的正己正人，是目击内地情景使然。任师！我愿追随在你后而共同努力，挽救这危险万分的家。
诗中表现边地情形很真切，吾师爱国爱民之热忱亦时时涌现于行间。其描写社会实况及民生疾苦均很清楚，大有杜甫的作风，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我本不敢对吾师作品下评语，只是感觉到这样就这样乱说，尚祈纠正！
母亲的心被打动了，她嘴上未称接受，心上却领受了。
父亲写给母亲的是怎样一首歌呢？现抄录如下：
娘子岭下山花一株，白色艳绝。撷其一朵，胜以山红豆数颗，寄赠我所敬爱的维钧学友。而为歌以送之时太平洋战事再度告捷。
你这花儿呀！天生你在碧涧旁，青峰下。很庄严地天然白玉无瑕。我想：你是秉受着天地的精英，人寰的正气，仗你的贞操，年年苦战那雨横风斜。凭你的智谋，时时拒绝那蝶扰蜂哗。你更没有其他良伴，只有那光莹的夜月和清丽的朝霞。我所不解的，在几千里松灌道上，一千五百三十公尺高的娘子关前，百千万亿山花，何止像恒河之沙！当山风向你轻轻地吹拂时，忽然对我起舞，接着向我微笑，霎那间勾起情丝，种下情芽。说你有心呀，你这般奢遮。说你无心呀，你不是傻瓜。你老不睬那阔绰绰的锦衣公子，绣阁娇娃。偏错爱了我穷书生冷落乌纱。惭愧！惭愧！我只认清你香是国香，色是国色，你所象征着的，是光明灿烂的中华。有识得你的，说你是牵牛一族。牛郎呀！我今指红豆为良媒，欢送你趁着七二佳期，去投奔那天孙之家。天孙倘说：弥天浩劫中，我俩忍心享受幸福呢！那便答复天孙：人间天上，几多好消息，满装着太平银汉仙槎。天孙！天孙！幸福要自求的，休倚着七襄机短叹长嗟。
父亲用这首歌，用他的爱国激情，用他钟爱万物的热忱，敲开了母亲的芳心。
此爱绵绵无绝期
与许多相爱中的男女一样，一旦确立了恋爱关系，二人不得不马上面对现实。与当初的主动相反，母亲此时迟疑了。父亲说到他与先夫人育有五男四女、他们与自己年龄相仿时，当听到父亲一个丧夫的妹妹在照管这个家庭时，不乏理智的母亲心感沉重了。
母亲的犹豫与却步，使已对母亲在感情上深深依赖的父亲“病”倒了。乏力、虚脱、昏迷……与平日精力充沛、激情四射时判若二人。母亲获知父亲病倒后，心中的犹豫和迟疑顿时烟消云散，有的只是对父亲的挂念，对自己的责怪。于是，感情战胜了顾虑，这场短暂的关系危机戏剧性地结束，二人迅速信订终身。百多封信的收尾几封，都是在商量母亲如何从筑赴渝、父亲如何去迎这些具体事宜，父亲的细腻、周到跃然纸上。
1942年7月，母亲来到重庆，8月16日，二人在重庆张家花园巴蜀中学礼堂举行婚礼，穆藕初、张一麐为证婚人，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江一平等名流参加。父亲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之句。这是父亲对母亲的评价，也是对七八个月以来二人通信百多封的感情之旅的评估。从阅人无数的父亲之口出语此等评价，母亲足矣！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在通信中还谈到了父亲后来赴延安时与毛泽东探讨的周期率问题。父亲的信上写道：“诚然进而究统治者何以腐败，则实受一种周期率的支配，‘由成功而畏死贪生而失败而冒险而成功’。此乃社会演变的周期率，一治一毙即受周期率之支配。”
父母婚后的第三年，父亲与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著名的周期率对话，提出如何克服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回渝后父亲口述、母亲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为此招致反动派抄家。母亲受惊吓，怀胎八个月即早产生下我，只有三斤多重。母亲说，“苦儿有命”、“苦儿有福”。
然而，母亲却无命无福。1965年底，父亲病逝，1968年1月，“文革”中不堪受辱的母亲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自己的不屈与生命为二人的感情之旅画上了重重的一笔惊叹号。
情书
我辈不仅要知晓上代人的奋斗，也应知晓上代人包括情感在内的心路历程。它是如此之真，真实而真切；如此之善，善良而善爱；如此之美，美丽而美好。一切奋斗之初衷和力量之源泉就在此，就在爱。
灵珰百札，一部紫红色封面纸夹，里面装有一百几十封信及诗词，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父亲黄炎培与我的母亲姚维钧的相恋情书。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父亲离开故土上海辗转武汉、长沙来到陪都重庆。1941年，父亲赴贵阳大夏大学（今上海华东师大）讲学，与母亲邂逅。父亲返回重庆后，二人开始书信往来，用纸和笔开始了感情历程——从师生相称叙谈家常的普通友人，进而到相谈甚欢的邻乡好友，再又及情意日浓、盼对方来信如大旱之望云霓般的情侣，终至信订终身的待婚夫妻。到1942年母亲大学毕业，短短八个月内，二人的通信有107封之多。
斗转星移。1954年8月16日，父母已携手走过12年。这期间，父亲经历了访问延安、参加国共和谈、创建民建、出任首任政务院副总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刻；这期间，父母育下我们姐弟四人。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父母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父亲亲笔题：“灵珰百札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北京”。1962年夏父母结婚20年时，85岁高龄的父亲再次沉浸在当年与母亲的激情之中，不禁再次提笔，以其独树一帜、为毛泽东钟爱的黄氏书法抄录了自己信中的诗词，取名“灵珰酬唱集”，母亲也重新抄录了她的诗词，一并放入灵珰百札。
为什么取名“灵珰百札”呢？这得从“灵珰”两字说起。
1942年7月27日，父亲致母亲第100封信。这一天是二人团聚之前最后一次月圆，他俩相约在重庆、贵阳两地同时赏月。欣赏月色之余，父亲写下了六首词，首节如下：炎培自重庆讯贵阳维钧既毕大学业，将自筑来渝，践白头之约。谓此最后一度月圆，在离别中弥足珍视。约以七月二十六日即农历六月十四日下午八时至九时异地同时赏此月色，而各写所怀，余因成斯制焉。
（一）
佳日兮辰良，
孤月兮双江。
山房兮云树，
张之园兮夜未央。
思佳人兮来迟，
诉家国兮迥肠。
乞灵娥其谛听兮，
愿在耳而为珰。
这首词原名“月诉”，后取末句词意，改名“灵珰”。
这即是“灵珰”二字的由来。
我与灵珰百札的不解缘
我与灵珰百札相遇很早，40多年前它就到了我手上。1965年底，父亲病逝。1968年初，我母亲被整离世，灵珰百札便开始由我保存。
1969年11月初，一声“离京”令下，全家人纷纷跑到委托行卖掉电视家具一类家什，然而，文字的遗物我是不敢抛弃的。于是，我携上父母所留遗物包括灵珰百札，随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外贸学院（“文革”后改称对外经贸大学），赴河南信阳固始县，在干校度过了近一年时光。次年的7月算是大学毕业，我被学校军宣队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上的高平县，随身亦带有灵珰百札。
1985年，已是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我应邀赴美国，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访学或攻读学位，我的行囊中依然有灵珰百札。三年多后，它又随我从大洋彼岸回到北京，及至今日。
我与灵珰百札又相识甚晚，直至2009年我才打开它。此前，我不止一次拿出，想打开它，但每次手都在颤抖——如同每次捧出红布包裹的母亲遗骨（特殊年代里曾放在家中橱柜里多年），我始终未敢打开一样。随着逐渐步入老年，我更懂得珍惜岁月，常思所余之年应当做些什么。冥冥之中总有提醒在耳：到了该把父母遗物整理出来的时候了。于是，在我开始保管灵珰百札整整40年后，我开始翻阅半个多世纪以前父母的这百多封情书。2012年底，我和杨晓娟共同整理的《灵珰百札：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公开了这段从信恋走向婚姻的佳话。
父亲的第一次婚恋
父亲和母亲的通信始于1941年，当时父亲63岁，母亲32岁，二人相差31岁。这是母亲的初恋，父亲则是丧失原配王纠思夫人年余。
父亲的第一次婚姻来得并不容易。父亲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出身书香世家，少年时家境走向没落。13岁丧母，17岁失父，一年多后，疼爱他的外祖父也去世了。18岁的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抚养两个妹妹。父亲写得一手好文字，川沙和邻县南汇的书院，他每去投书必中奖金，但仍难以彻底脱贫。到了寻亲年龄，托人寻过几家，都被拒之门外。到第六家的时候，女方王纠思的父亲王筱云是位附贡生，早就读过父亲的诗文，对他极有好感，便许下这门婚事。不久，父亲以第一名成绩考中秀才，遂于1899年与王纠思完婚。二人共同生活40余年。
王纠思为人聪慧，善解人意，尤擅理财持家。父亲长年在外奔走事业，办学兴教，而苛己甚严。他1902年底办川沙小学堂任总理（校长）并授课，不领分文，甚至自带午餐。而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师范等，都取之有限。1906年，浦东中学开办，父亲为首任校长，本应领200元薪水却只领80元。长年这种收入状况，不仅对父亲本人，更是对夫人王纠思的挑战。但擅长理财的王应对有方，挺了过来。我的几位大哥大姐到了老年仍对童年清苦的生活记忆犹新：上顿豆芽、下顿豆芽；天天豆芽、月月豆芽。夫君为事业甘心，夫人也从不抱怨，心甘情愿挑起生活重担。北洋政府曾两度下令任命父亲为教育总长，一度任命父亲为直隶省教育厅长，一旦上任收入不菲，但均遭父亲谢绝。他潜心于教育救国，获得王纠思的充分理解与支持。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辗转内地至川渝，王留守沪上，孰料竟成永诀。
1940年12月王病逝，远在陪都重庆的父亲写下悼妻诗：
谁说天长地久来，吾生万念一时灰。
悲欢聚散寻常事，浑厚精明未易才。
去后茅檐犹待火，来时玉镜不成台。
庸庸四十年闲福，迸作昆鱼永夜哀。
夫人去世后，前来给父亲说媒的人委实不少，但父亲常是一脸严肃，与人不苟言笑，更不触及儿女情长之事。有些小报专门探听名人隐私，当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第三方代表中，父亲与沈钧儒同为丧妻之人，故而备受这些报纸关注，更有甚者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合父亲与某著名女子大学的漂亮女校长，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父亲是有个性的人，他依然沉浸于对妻子的忆念中，他这一日期的日记中，不乏“哭”、“大哭”的记载。这种心绪下，谈何再恋再娶！
花甲之年又逢春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场上得逞一时，对中国更加甚嚣尘上。刚刚丧妻的父亲，更处在国难家亡之际。此时，母亲走入他的生活。
1941年11月，父亲应邀来到贵阳，在大夏大学等处作抗日形势的讲演。大夏大学即今天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抗战期间迁至贵阳。当时母亲在此就读，即将毕业时兼做教师助理，赚些生活补贴。听到熟悉的浦东家乡语调，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母亲倍感亲切，她更被父亲的抗日激情所感染，对父亲极为钦佩。
1941年12月21日，母亲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十分遗憾的是，自我接手保管灵珰百札起，就未曾见过这封情书。但从父亲12月25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母亲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母亲表示愿拜父亲为师，父亲回信中说：“师事不敢当”，“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之后的几封通信，父亲称母亲为“维钧”或“维钧学友”，母亲则称父亲为“任之老师”或“任之吾师”。双方来往信的内容多以介绍自己情况和询问对方情形为主，谈不上深入，更不可能有情感的交流。
从第十封信左右，即彼此各有五六封信之后，两人从一般朋友逐渐变为密切的异性朋友。母亲向父亲倾诉自己离乡背井的心境，也叙述自己的校园生活、学习状况，而父亲则向母亲讲述自己繁忙的生活和公务安排，表达一直埋藏于心的忧国忧民情怀。
时年60多岁的父亲，从丧父失母的农家孤儿，经历了求学、反清、被捕、逃亡、办学、革命、拒官、抗战、参政等坎坷命运，忧国忧民、救国救民，无疑已是他几十年生活的主题。尤其是在1941年、1942年抗日战争最关键、最严峻的阶段，他的公务以抗日为中心，他的事业以抗日为主题，他的生活以抗日为内容。从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无处不在。而在这方面，母亲可谓与父亲志同道合。对于一位能舍家别乡、不甘做亡国奴的女青年来说，还能有什么比爱国爱家更能引起她的共鸣？！
两颗心越走越近。然而，一个是已成就蜚然的知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另一个是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他俩之间的社会地位多么的不相称！但对于一个在事业征程上艰苦攀登的人来说，一旦有这样一个愿听懂他、能听懂他的女性，无疑就是他的所爱。
黄炎培百年前赴世博
黄方毅
1915年，父亲黄炎培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曾译万国博览会或万国赛会等）。今年再过几十天，将在我国上海，在我的家乡，举办历史上第四十一届世界博览会，振奋之中，回想起近百年前父亲赴美国世博之行，尤为兴奋，遂拂开历史封尘，翻查资料，将我国世博先行者之一的这历史一页，供众人一睹。
一、办校兴学投身教育
父亲黄炎培，1878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辛亥后，黄深感他曾投身的革命未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沉疴依旧，黑暗如前，而立志于办校兴学，教育救国。自1903年开办川沙小学起，陆续办了几所学校，1906年成功创办浦东中学，从该校陆续走出了20世纪我国的一代名人：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国民党蒋经国、蒋纬国，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殷夫，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核弹专家王淦昌，名星谢晋等，获“北南开，南浦东”美称。办学中父亲深感传统教育弊端，遂在考察国内七省教育后，又把目光转向海外，时逢国民政府农商部组织实业考察团赴美。1910年，张謇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当时美国送来展品并派商团赴会，此次我国组团访美即为回访，考察美国并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世博会，团长张振勋，副团长聂云台，特邀父亲参加。这是辛亥之后中国首次亮相于世博舞台，之前世博晚清曾派人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时，清廷派出以傅伦为首的中国团赴会。
二、旧金山
1915年4月9日，黄一行乘太平洋轮船公司2.7万吨的满州利亚号客轮于吴淞口外启程，途经日本长崎、神户、横滨，26日达夏威夷檀香山，一周后5月3日抵达旧金山。美国总统代表戴维、政府各部代表、西美商会会长兹巴克、旧金山市长洛维、旧金山商会会长摩泽，尤其是巴拿马世博会总理摩尔热烈欢迎并欢宴该团，旧金山世博会中国展品总监陈琪、旧金山领事馆领事徐善庆出席。全团下榻于全市最豪华的旧金山饭店。
之前世博会已举行十三届，历届世博会上各国尤其举办国均展示本国经济成就，开启经济新局面。1851年首届英国伦敦世博，展现当时产业革命后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英国经济成就。而此次美国旧金山世博，无疑是向世人展现已发明飞机，批量制造汽车，逐渐雄踞世界首位的美国科技、工业和经济的实力。为此，美政府在世博前后大力袌奖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爱迪生为首的一批美国科学家。而为什么选择旧金山呢？表明经过独立后百余年开发，美国既有面向大西洋以纽约为代表的东部经济，而且逐渐兴起面向太平洋以旧金山为代表的西部经济。同时，1907年旧金山经历了大地震，“全市尽毁，人民离散，陆地不能住，皆雇船泊于海中……”（《黄炎培日记》1915年4月“新大陆之教育”，以下简称日记），然此后经几年努力，旧金山又在一片瓦砾中获得新生。如今趁巴拿马运河开通，大西洋与太平洋贯通之际，旧金山无疑将引领美国西部经济，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此乃美方举办旧金山世博之初衷。
三、首都华盛顿
在旧金山参观游览七天后，访美团赴洛杉矶市，沿太平洋沿岸南行，又转赴美国中部、北部与东部：圣地亚哥、新奥尔良、纽约、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等等，足迹遍布美26个主要城市。
6月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受到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布莱恩的接见。父亲在日记中描述白宫：“环宫皆碧草，不深而幽，不陋而朴，及门，礼服之军官一人导入……”（《日记》1915年5月26日）。布莱恩国务卿与夫人将父亲一行邀至家中，在后花园举行欢迎会。商务部长、全美商会、陆军部、海军部均开会欢迎。在华盛顿期间，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国会山，拜谒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墓。
代表团在美访问，最为关心的是中国留学生。当时华工仍被禁入美，而留学生赴美也多少受到刁难。此行中，父亲等人一再就此向美方交涉。如留学生赴美时除坐一等舱者外，坐二、三等舱的留学生须接受查验，这明显是针对中国穷困学生的歧视。父亲等人与美移民局接洽，又向前来接待代表团的美政府工部总长反映，最后甚至机智地请出美国大总统，经过几个回合周折，终使美方放弃原做法，凡来美的中国学生，无论住在何等舱内，一律不受此查而获准上岸。能裨益于我中华学子，父亲等人极感欣慰，不虚此行。
父亲一行从华盛顿市南行，跨过普托马河大桥进入弗吉尼亚州，来到阿灵顿公墓，这里掩埋着南北战争期间著名的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李将军虽为败军之将，但仍为自己和部下以至整个南军赢得尊严，被保留军衔，战后被任命为华盛顿学院院长，获民众爱戴。后来，还把弗吉尼亚通往华盛顿的高速路即当年李率军与北军激战之地命名为李高速路（Li High Way）。
四、大都市纽约
6月1日代表团到达美国大都市纽约，停留七日。父亲等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晚上赴哥大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欢迎晚会。还拜谒了位于哈得孙河滨的李将军之对手，南北战争北军统帅，美第十八任总统葛兰特将军之墓，引起父亲的一段回忆。对这位葛兰特将军，父亲不陌生，将军后来周游世界，曾来华访问中国天津等，清廷派李鸿章接待，葛兰特将李鸿章称为中国之俾斯麦。1896年李鸿章访美，将军已殁，中方乃在其墓前植树立碑，以示悼念。李鸿章访美曾引起美朝野关注，侨界轰动。而此次中国实业团访美所受欢迎，据说不亚于19年前李鸿章之访美，该团“……尤为美国上下所一致欢迎，其竭诚尽敬，以表殷拳。据侨美老辈言，虽视曩年李文忠之来，有过无不及”（《日记》1915年4月）。李文忠即李鸿章。
为什么对立的两军统帅会同时受到美国民众的爱戴？为什么举起白旗的降将也能获得尊敬与殊荣？原来，他们都忠于自己的职守和使命，勇于对自己的人民负起责任。李将军败运难逃后选择了对几万名部属生命负责的投降，同时还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及部属的尊严与利益，在林肯总统批准之下，投降后的士兵返乡允许带走自己的马匹、口粮，甚至手枪和佩剑。从而在新大陆上，避免了仇恨—报复—再仇恨—再复仇的恶性循环，反之是提倡一种宽容、和解与对人格的尊重。对此，父亲感叹：“李将军生平光明磊落，与北美人士气度宽宏可云双绝。”（《日记》1915年5月26日）对比“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文化，恰成鲜明对照。这种宽容、“和为贵”、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似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父亲，在其后半生的几十年里，尤其是30年代开始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后的岁月里，在父亲的历程中似乎都能看到这种取向的踪影。
《八十年来》再版后记
我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历经五朝：前清举人；辛亥元老；北洋两辞教育总长而埋头办学数十年；抗日烽火中创建民盟，创立民建；1949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他的八十余年人生，无疑是我们这一古老国度在奔向现代化艰辛探索过程中的一个侧影。
1945年父亲等六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之邀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对话，四年之后满怀期望进入新中国。建政之后，父亲怀着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业已建立的期望与信任，在有关民众福祉的大事上，未隐瞒观点，讲出了真话。
1958年已届八旬的他逐渐淡出现实政治，而计划撰写80万字人生回忆录，取名《八十年来》。但在“文革”前夕环境下此愿望未得全部实现，仅成文8万字，而且被规定只内部印刷，不公开出版。《八十年来》杀青后，父亲给毛泽东寄上。
毛泽东喜欢父亲的诗词、书法，对父亲书写的诗词册页爱不释手，将父亲借他的册页作为“押品”达两个半月，不时拿出欣赏，又请父亲为他书写同样的册页。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直到去世，在他的游泳池书房内，还存放着父亲赠他的诗词册页，同时还有父亲的这部《八十年来》。
“文革”之后我国进入新时代，1982年，《八十年来》获得正式出版，而深知父亲心思的父辈友人孙起孟、孙晓村、胡厥文、王艮仲等人在正式出版此书时，有意把父亲的《延安归来》附在此书末尾，从而把父亲生前最后时刻很想对毛泽东讲而未能讲出的“周期率”再次端了出来，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1982年版《八十年来》末尾收入我兄黄大能撰写的纪念我父之文，此或系为弥补父亲原本撰写80万字的宏愿，当然他原来的腹稿以至底稿都不可能复原，只好采取这一“子代父言”的办法略作补救。为此，今日再版此书之际应编者之邀，刊入本人书写父亲的文章数篇，有本人为《黄炎培诗集》所作前记，也有本人为记载其54年人生轨迹堪称其留世最宝贵史料的《黄炎培日记》所写后记，写其情感生活的文字等一并收入，也来“子代父言”吧。
从1964年至今的52年之中，《八十年来》走过曲折的路，经历了“文革”前夕的内部出版、“文革”之后的公开出版和当前再版的不平凡历程。虽然此书未能全部表达父亲的原意，虽从数量而言也仅表达了原拟表达的十分之一，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些宝贵的一手史料，从而具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历史意义。因而，无论于史，于家，于国，于民，这部《八十年来》都堪称不俗。在此，我谨向再版此书的中国文史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八十年来》，永昭青史。
黄方毅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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