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小岑

    邵力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是已经为大家所确认了的。这里就我个人在六十年前同他接触中的几件事来补充这一事实。

    一九二一年九月，我由北京华俄通信社派到上海分社工作时，一个同事给我写了一封给邵先生的介绍信。这对一个二十四岁初到上海而人地生疏的我是最大的帮助。

    华俄通信社是塔斯社的前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的一个中央通信机关。当时苏联内乱已近尾声，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来补救苏联因战争破坏，工农业生产落后的情况。北京各报还有几家报纸选登苏联消息。上海除邵先生主办的《民国日报》外，别的报纸登载的很少。因此，《民国日报》成了当时联俄色彩最鲜明的日报。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湖南劳工会的黄爱、庞人铨被罪恶资本家贿买军阀赵恒惕逮捕砍头的消息传来，《民国日报》首先予以报道。

    上海的黄、庞追悼会，于三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在法租界尚贤堂召开后的第二天，邵先生在《觉悟》上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追悼会不要白开”。

    当时，湖南劳工会已在上海成立驻沪办事处，经商量，我写了一篇文章响应邵先生的号召，建议是年“五一”召开一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邵先生在文章后批了一行字：“地点最好在广州。”这篇文章登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的《觉悟》上。

    随后，我知道邵先生为此事亲自奔走，邀同国民党上海负责人张继走访陈独秀，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召集这样一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广州国民党政府愿予以种种方便。

    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四月十二日发出通知，邀请华北、华中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劳工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五月二日至六日在广东机器工会举行的，通过了筹备成立全国总工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认黄、庞牺牲的一月十七日为中国劳工纪念日的议案。

    当时，国民党的人还很少注意工人运动，而邵先生独具远见，并且尊重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实属难能可贵。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有一个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了上海，邵先生邀我去当翻译见了他。这个苏联人对于当时国民党联合奉系张作霖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政策很不理解。以为张作霖也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

    邵先生对他作了解释。要点是说，当时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是曹、吴，唯有同反对曹、吴的各派实力联合作战，方能把他们推翻，这是一种策略。我听了也受到了一次统一战线的教育。

    “九一八”以后，邵先生一直是全国人民和爱国党派团结抗日的坚决主张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由于他一直主张联俄，所以被派为驻苏联的大使，做了不少有益抗战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主张和平，被选为国共谈判的和平使者。解放后又一直留在北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北京的二十几年中，邵先生称得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他一直主张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应以发展成员为主要任务之一。是他，首先向政协、人大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斯大林将南共联盟开除出情报局时，邵先生却说：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南斯拉夫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反右”扩大化，邵先生是有微词的，但他说得很谨慎。只是说：“发言的人有不少还是从好心出发的。”

    大刮“五风”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邵先生说：“这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又说：“菜摊上的萝卜白菜还摆在露天地上的时候，共产主义是谈不上的……”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毕生从事中国革命始终不懈的老人，回想他平日的品德言行，感到在他身上可资学习的地方是一时说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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