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介子

    我认识邵力子先生，为时较早。一九三一年我奉当时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之委派，前往澳大利亚担任领事职务，同时也受邵力子先生的委派为驻澳洲《民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到澳洲后，我同邵先生书信来往，极为频繁，讨论关于如何对澳洲华侨或对外国人士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一九三三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时，得到当时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协助，兼任国民党驻伦敦支部委员和宣传部长。邵先生一直同我通讯，指示开展对内对外的宣传方针。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当选为伦敦支部代表，回国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见到邵先生，阔别重见，彼此甚为高兴。这时邵先生、冯玉祥先生、张之江先生和我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推动抗日救国工作的紧急措施大计。这时邵先生的抗日救国主张是多与当权派二陈的意见大相径庭的。邵先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因而与国民党中元老相识甚多，友谊甚笃。他对国家大事，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易苟与人同。我因与邵先生情性相近，观点相同，每次晤面，畅谈甚快，友好往来，成为忘年之交。

    现在邵先生逝世，忽十余年矣。回想四十余年往事，印象很深，不易忘怀。兹就当时亲身所历、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者，备述数事如后，以对邵先生崇高品德和忠心国事之追念。

    一、邵先生出使苏联及回国后对共产党之尊崇与合作。邵先生原来信仰共产主义。当他出使苏联时，对于列宁、斯大林之政治实施，极抱尊崇学习态度，深有所获。故当他回返重庆，即婉言劝告蒋介石应遵照中山先生遗嘱“以俄为师”的遗训，刷新政治，挽救危机。但蒋拒听忠言，反而怀疑邵先生之思想“左”倾，撤销其驻苏大使之任务，并委以参政会秘书长之闲职。这是当时重庆各界人士大都知之的内幕要闻。然而邵先生却不以此耿耿于怀，乐而接受闲职。这时，邵先生住在重庆七星岩康氏旧宅，我曾经常往访，表示怀念。然而邵先生谈笑风生，毫无愠色，并认为能有这一闲职与各界人士多相往来，增进情感，亦促进救国之一要道。因此，当时各党各派忠贞爱国之士多与邵先生亲切往还，而邵先生更加推心置腹，相见以诚，友好合作，增强抗战的力量。这种平易作风，恳切态度，深得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团长之赞许。不仅此也，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邵先生并公开露面与张治中先生合作，造成形势，顺应舆情，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赴渝谈判，促成《双十协定》之订立。这一国共合作之大好良机，卒因蒋之反共措施，毁于一旦。然而邵、张二先生之忠诚谋国，拥护国共合作，早为国人所深知。中国共产党对于邵、张二先生之忠诚，甚为表扬和赞许。

    二、邵先生在重庆时之国民外交工作。邵先生在重庆时，对于国民外交工作之推进，深得各界人士之赞誉。我记得邵先生是当时“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之一。自南京政府迁汉后，情势危急，急切需要国际之同情与援助，特别是当时国民外交工作急待展开，不能丝毫忽视。邵先生这时会同各方面人士，努力推进各个人民外交团体之组织。例如除国民外交协会外，他并协同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以后，又发起组织“中国人民反侵略大同盟”，这个组织是在邵先生出使苏联回国后积极负责推进的。这个反侵略大同盟，开始时虽以宋子文为主席，实际上是邵先生实际负责专心努力推进的。我当时是国民外交协会常务理事兼代秘书长，并得这个反侵略大同盟之推选为常务理事之一。当时反侵略大同盟的秘书长是郑彦棻，他同邵先生亦甚合作，因而反侵会之一切措施，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此外，邵先生当时对各个文化协会或各个人民外交团体，大都一视同仁，尽力协助。因而在八年抗战中，除一个时期邵先生在莫斯科外，他大都在精神上或物质上给予这些人民外交团体广泛支持和协助，这是当时中国各界人士所深为赞佩，也是当时来往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所一致赞颂的。

    三、邵先生和于右任先生的深厚友谊和亲切合作的事迹是有历史记载的。人们都知道邵先生和于先生在青少年时代都是才气纵横、声闻遐迩的文坛巨擘。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受到中山先生的重视和奖誉。以下仅就抗战时期，于、邵二老之高风亮节，相得益彰之事如实言之，以补史载不足。于先生当时在重庆监察院上清寺的机关中，辟一小室为招待客人之用。这个小室容量有限，陈设简陋。邵先生经常往访和于先生畅谈。某次，我到于先生处，请示关于国民外交协会和东方文化协会一些有关事项。于、邵二老嘱我就座商询诸事。于先生当时提出要借用康家客厅招待一次宾客并乘机讨论关于东方文化协会之有关问题。邵先生笑容满面，表示愿从旁协助，募款接济。言而有信，由于邵先生之努力，于先生当时之愿望，获得圆满解决。我还记得，于先生当时对于建设大西北甚为关心，主张设立一个新西北建设协会。邵先生曾在西北，主政多年，情况熟悉，愿为之助。不久这个建设协会就得到多方面人士之协助，举行成立大会。于先生被推选为该会会长，河南的张轸当时是中央训练团的副教育长后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亦被推选为副会长。杨觉天、周士观、骆介子等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初成立时，气势旺盛，似乎能做出一些成绩；但终因实施建设计划必须有一定的巨款，而当时重庆当局又不给以实际协助，因而一团烈火，不久即渐告熄灭，没有发生应有之作用。于先生当时对此，闷闷于怀，甚为气愤。邵先生则劝慰说：“国家大事，无法进行者甚多，建设大西北，我也深知甚为重要，但在今日，不能引起人们重视，何必过分焦虑！”于先生深知处境艰难，好事亦难急进，只得自告安定而已。于先生擅长书法，声闻遐迩。当时邵先生提出请于老草书汉朝傅介子之事迹原五绝一首“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羌中吹玉笛，原为斩楼兰”，并写对联一副“有客德乃厚，博大圣人心”赠我，以鼓舞我之上进。事隔数十年，于、邵二老当时对我之关怀和鼓励，亲切之处，犹记难忘。一九四九年当邵先生和张治中先生等奉派前来北京和谈时，于先生多方赞助，促观其成。但由于一时策略关系，不能同来北京。邵先生对此耿耿在心，不能忘怀。

    四、邵先生对台广播十二年之无限热忱和影响。邵先生自一九五四年起，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和精神，开始向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不断进行广播，详细阐发“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真实意义。劝告台湾国民党人，消除成见，打破顾虑，回归祖国，促成中华民族之重新团结和统一。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日，邵先生奉派为筹备大会的秘书长，当时政协主席周总理是筹备大会的主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大都是筹备委员。为了便于广泛发动宣传，特委派当时《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为宣传组长，并派民革宣传部副部长骆介子等为宣传组副组长。当时周总理指示的宣传方针是：着重阐扬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宣扬中山先生实行国共合作的伟大功劳和范例。当时英国的康德黎、日本的犬养毅的后人及与中山先生有关的各国人士，大都应邀前来北京参加纪念大会，真是盛况空前。纪念大会的文章不下数百篇，大都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毛主席特为纪念大会撰写专文，盛赞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这些论文，除向台湾广播外，并发表纪念专册。这次大会，对于全国（包括台湾）以及全世界都发生巨大影响。毛主席、周总理对于这次大会都有很高的评价。邵先生在大会以后，仍继续向台湾广播，或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劝告台湾莫忘“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金玉良言，改变孤立自处，以岛建国的错误观念。迨至李宗仁先生回国，到达北京，邵先生则更利用时机，连续发表广播文章，劝告台湾当局，改变独立自处的意念，回归祖国，参加建设复兴祖国的统一大业。每当节日，他必利用良机，向台湾广播。据有关方面反映，十二年中邵先生所有向台湾广播文章尚未发现有人责怨和反驳。一九六六年“四人帮”篡政以后，对台工作无法继续进行，邵先生为此深感悲痛。一九六七年邵先生在北京东四住宅，溘然长逝，无疾而终。邵夫人在侧，主持丧事，闻者哀痛，纷往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总理等亲至八宝山参加追悼大会。一代英豪，满腔热血，脉搏停跳，与世长辞。怀念老人，情不自已，谨撰五律一首，以表追思仰慕之诚意：

    一代英豪士，峥嵘九十年。

    文名驰早岁，革命傲先贤。

    处世惟敦厚，持家素俭廉。

    平生无怨怼，安卧以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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