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业

    一九四一年春，我在昆明二百师担任团长时，突然党必刚（当时任苏联总顾问翻译）自重庆来电称，军令部已决定派我去苏担任大使馆陆军副武官，要我立即到渝报到。

    一

    我到渝后首先见到了卜道明（当时任外交部亚西司司长），他说：“邵大使已有电来，表示欢迎你去。”接着又说，邵先生的思想、作风和政治立场是非常前进的，邵先生饱学多才，对苏问题颇有卓见。有些反苏顽固分子，至今仍在诬说邵先生不是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卜的一席话使我对邵先生有了初步的良好印象。特别是蒋经国为我饯行时谈到了邵先生平易近人、不以长者自居、诚挚待人和谦虚谨慎等作风是其他要人们所不及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和有崇高道德修养的老好先生。蒋、卜二人都是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参加者，即人们所谓的“亲苏派”的人物，而邵先生则被认为是亲苏的中心人物，他们对苏联在我们抗战一开始就首先大力支援，而且还派飞行员自带飞机前来助战，有着高度的评价和认识。许多人，特别是留俄学生对邵任驻苏大使感到适得其人。

    蒋经国同我一起去苏联大使馆会见苏联武官罗申（解放后他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蒋介绍了我去苏担任副武官的经过后，罗申说：“我们早接到了外交部的通知，欢迎你去我国，我们有一对新闻记者夫妻将要陪你一道回国，沿途好照料你们。”接着他又说：“邵大使是中苏友好的卓越使者，深受我国人民欢迎和尊重。请你向邵大使转致我的问候！”由于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相接触，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对邵先生予以赞颂，因而在未见到邵先生之前，无形中在我心里就播下了对他敬仰的种子。

    二

    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际我到了古比雪夫，事前邵大使已派大使馆总务处勾处长和武官处张培哲等在车站代表他来接我，我当时就感到我这个无名小卒第一次受到这样大人物的欢迎，真是三生有幸！

    由于到站时间较晚，我问邵大使睡了没有，他们说他一般睡得比较晚，我说我要去拜会他，他们说先到旅馆休息一下再说。我们刚到旅馆，邵大使就打电话来了，他向我问长问短，非常关心我们沿途的经过，要我明晨到使馆去。第二天我先去见正武官郭德权，办完报到手续后，他带我同去拜会邵大使。我将国内抗战，特别是远征军在缅作战情况简略地向他汇报。接着我把蒋经国的信转交给他，又转告他说：蒋经国说委座不在重庆，否则他也有手书转达的。邵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市区，他问得十分详细。接着他要我把从阿尔木图至古比雪夫的所见所闻向他介绍。我说：1.沿途没有看见有难民；2.各火车站治安良好，秩序井然，堆满支前物资；3.来往军车较多；4.沿途看不出战时混乱情景。他说：“国内有些人很担心，认为苏联遭受如此重大损失，后方必然混乱不堪，甚至比我们国内还惨，你马上拟好一个到任电报，包括上述情况急电军令部和外交部，使国内有所了解，从而转变他们对苏联的悲观看法，以免影响我们抗战的情绪。”他又说：“苏联目前的战局正在开始稳定，举世瞩目的斯大林城的保卫战，虽然不断在激战，但德军已没有多大进展，看情况德军已没有新生力量增援，只要能拖到今年冬季，苏军便能利用严寒进行大反攻，战局一定会大大好转，委座特别关心斯城之战，几乎每日几次来电询问战况。”

    三

    我到任之后，邵大使经常关心我们武官处（正武官郭德权、待命回国的张培哲、空军副武官徐焕升等）工作，他几乎每晚都要来了解我们对战局的看法，并在地图上查看我标志的各条战线的态势图（根据苏联报刊内容编组）。有时要我把拟好的战报内容由他署名拍发。为了扩大对国内的影响，有时要我单独向军令部发电。特别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位波兰武官下国际象棋时，在聊天中听他说，他听到一个波兰侨民自西伯利亚探亲回古比雪夫后对他说，有新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由崔可夫（他曾任过蒋介石的总顾问）率领开到了斯大林城增援。这一特大新闻，十分重要，但又无法证实，因为苏联当局一向对军事情报特别保密，我们在邵大使的正直领导下，从未利用手段去搞任何情报，但这一新闻对国内颇为重要，邵大使要我代他拟一电稿，还要附署由我听说的传闻拍发急电。他的意思是向蒋介石汇报苏军尚有雄厚的后备兵力，而德国已无新军增援斯城。苏军已掌握了主动权，不一定要在第二战场开辟之后，他们才能反攻，利用寒冬有利天时，很可能提前大举反攻。次日蒋介石急电询问这一消息的真实性，邵大使随即去会见苏联外交部新闻负责人。邵回来说，事关军事机密，他不愿吐露，但他说斯城战局正在好转，也未否定崔可夫现在斯城。由此邵大使便判定苏军正在积极准备反攻。他把他的判断和意见急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当时苏德战争的焦点正集中在斯大林城的胜负，谁胜最后胜利就属谁。在这一阶段国内各高级机关，如外交部、军令部、军训部和军委办公厅等，每天电报有如雪片飞来，邵大使每回一电，便能使国内对苏联战局转忧为喜，逐渐增强了对苏军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从而鼓舞了国内抗战必然胜利的信念。

    邵大使对全馆工作人员经常号召进行节约。如有一次在纪念周上，他作完时事报告后，曾谈到节约的意义，他说：国内正在浴血苦战，无论前方或后方都很艰苦。可是，我们住在使馆里，既没有在前方打仗，又没有在后方生产，每天每人能节约一元钱，就能多买几粒子弹，也就能多打死几个日本侵略者，节约就是支援抗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他常把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写回信；不拉用任何公家的东西；不随意请客，就是双十节也不设宴，常以茶会代之。郭德权曾担任过驻美武官，挥霍成性，经常设宴请客。多请一次外宾，他可以多报销一次，也就可以多贪污一些外汇。因此他常以民族节日——端午节、中秋节，特别是双十节为借口，单独由武官处出面，宴请各国武官，甚至有时他私人交往，也用公费而不用自己的交际费（军令部规定每人每月有一定的交际费，不用可作私下的收入）。邵大使不止一次劝告他，要他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希望不要乱请外宾。有些外国人根本瞧不起我们，就是请了他们，不但不会感谢我们，反而会背地骂我们不争气，失地如此广大，不去支援前方，反而花天酒地……郭对邵的劝告根本不理解，反而说：“这样我们太寒酸了，多丢人！”邵则说：“浪费才丢人。”就这样制止了武官处国庆节单独设宴的恶习，从而建起了一个新的制度，全由大使馆设茶会而不摆筵席庆祝国庆，就这样每年可节约美金数千元之多。

    不穿西服。邵大使为保持民族尊严，经常劝告馆员节衣缩食支援抗战。自己以身作则，不穿西服，平时穿长袍马褂，大典或出去参加宴会总是穿中山服。在他的带动下，全使馆的工作人员，衣着都很朴素，就是妇女们也没有一个穿过奇装艳服，全使馆显得分外朝气蓬勃。

    邵大使一向痛恨官僚主义，他常说，一当官就有官架子，官愈大架子愈大，愈脱离群众，因此，除在办公室接待部属上访请示外，大多数时间是分问题、分对象到各有关人员所在处所（包括住宅、寝室和办公室）进行谈心访问，有时利用夜间下棋进行对话，这样既深入了群众，又能全面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就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此类事例很多，未便一一列举，其中最突出的如：有一次空军副武官徐焕升与陆军武官郭德权吵架，原因极为复杂，主要是郭的道德品质败坏，如诱奸华侨女工，克扣武官处办公费用，唆使佣人（俄国人）在外换取黑市卢布等。由于一件小事引起，徐列举许多事实要郭解释，就这样大吵起来。徐当即就想电请军令部另派空军正武官成立空军武官处，不再受陆军武官节制。邵大使得知此事后，不动声色地到徐的住房串门，徐怒气冲天地把吵架经过向邵详陈后说，郭德权的行为既丧失了武官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国格。邵大使严如父亲一样，慈祥地安慰了徐焕升，说明了在外交人员中吵架是不适当的，影响是不好的。同时又讲明了以吵架的方式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另外，又高度地表扬了徐的正直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品质，这样便使徐感到理虽直而方式欠佳，平息了怒气，要求邵大使对郭德权采取措施。接着邵大使又向我了解情况，最后到郭德权办公室，把郭教训了一下，即所谓“密室责过”，要郭拨出一定数量的办公费，交空军使用，有关空军业务全由徐负责进行。就这样解决了一次重大纠纷。邵大使解决人与人间的纠纷，总是采取个别谈话，当堂扬功，密室责过的方式进行说服教育，使馆中的许多纠纷一到邵大使手中便迎刃而解。

    其次是奉公守法，维护国家尊严。当时各国驻苏使馆人员，由于苏联在抗战时期，民用粮食和轻工产品比较紧张，有些馆员利用各种渠道搞不友好的活动，如用美金现钞换取黑市卢布（公价一美元兑换十二卢布，黑市一美元可换三十多卢布）；在黑市上高价出售手表、丝绸、呢绒等衣料；有时用面包、牛油等换取各样贵重物品，我国使馆也不例外。尽管邵大使苦口婆心地一再劝告馆员，不要贪小利而失人格，但仍有一小部分人员在黑市搞活动，但比起其他使馆却要好得多。由于邵大使善于密室责过，将许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但犯过者感恩改错，未犯过者亦提高觉悟，从而无声无息地消除了馆员中的黑市活动，深得苏联外交部的好评。苏联便衣特务不再跟踪中国使馆人员秘密侦查，这样既增强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又维护了国家的荣誉。

    四

    由于邵大使励精图治，大力推行节约，消除使馆恶习，特别是反对铺张浪费，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馆员的拥护，树立了良好的新风尚，但仍有一小部分人感到不能浑水摸鱼，公开搞贪污活动，从而积恨在心，背地诽谤，唯恐天下不乱。正好国内传来了调换邵大使的小道消息，他们便乘机大肆宣传：有的说邵大使不是中国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华大使；有的说邵大使墨守成规，无能开展对英美的外交活动，不去积极争取更多的外援；有的甚至诬告他亲苏通共……

    果然，过了不久马路新闻成了事实，重庆方面正式公布：“邵力子另有任用，特派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当时我正在莫斯科与苏方洽谈交换战利品（我以日制新式武器交换德制新式武器）问题，同时又得苏方同意我去高尔基城参观苏联新编机械——摩托化部队的训练情况。突接商务参赞胡世杰来电说：邵大使奉调回国，傅秉常前来接替。我因急务不能抽身回使馆为邵送行，电请他代表我向邵多多问安。真想不到如此正直忠心耿耿的，善于争取苏联军火支援中国卓有成就的，深得中苏人民敬仰的邵大使，竟受到了国内外小人的暗害而被调回国。自此以后，中苏友好关系日益减退。直到现在回忆起来，心中仍是愤怒不息。这样既冤枉了好人，又深害中苏友谊！

    自傅秉常来后，原来兴起的一点好风尚，一下子就被消除无余了。特别是大使馆迁回莫斯科后，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陋习特别活跃，把大批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旧人员更换了。新来的人员大肆铺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什么茶会、舞会、鸡尾酒会闹得满城风雨。大小宴会几乎每日都有，他们把国内浴血苦战、国破家亡完全置之脑后，尽情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他们有时还感到场面不大，酒宴不丰！

    我于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返回重庆，向邵先生汇报了他离任后的情况，他对人家诬害他的事情一点不提，着重地指示说：“你把斯大林城保卫战的经过写一个专题报告，阐明苏军既能反败为胜，我们也能反败为胜，借以鼓舞我国军民坚定必胜信念。因为日本与德国一样，前线兵力完全用尽，也同样没有后备兵力，必然同德国一样遭到失败。”

    过了几天，邵先生通过中苏文化协会与苏联大使馆商量，举行庆祝斯城大捷大会，由中苏文协发票邀请各界人士千余人，其中有苏联人十余人，在参政会礼堂开会。由我根据邵先生指示的要点作了斯大林城保卫战大捷的专题报告。会后，邵先生说，这个报告讲得具体而又生动，更突出的是阐明了斯大林的这一战略思想：现代战争的最终胜利不决于前线兵力的大小，而决于后方是否巩固。接着他又说：“你把报告内容再修改一下，可去报上发表。”同时他还建议要我到陆军大学、中训团、外交部等单位作同题的报告。由此可见，邵先生虽然离任了，但他对增强中苏两国的友谊仍继续不懈地努力奔走，经常以苏联人民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英勇范例来鼓舞我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念。邵先生不但亲眼见到了抗日的胜利，而且还亲身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历程。他为加强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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