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强

    邵力子先生是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时的老师，也是我生平所最敬爱、最难忘的老师之一。我在未入黄埔军校前的文学生时代，便读过他在报章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向往着能有一天见到他，当面聆听教诲。直到一九二五年我考入黄埔军校时，还不知道这位著有文名的青年导师，已到了黄埔军校，在校长办公室担任着秘书的重任，当然更不知道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代理主任兼讲授“三民主义”的教官。

    一九二六年二月，也就是我刚由第四期入伍生经过甄别考试后，提升为军官生，到校本部报到编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不几天，我正在沙河营房入门前，一边等着上大课，一边眺望着黄埔岛外澎湃飞来的潮波。忽见一辆黑色的小车疾驶而来。当我们注目凝视时，从车中下来一位着常便服的中年人，笑容满面地朝我们走来。同学们猜想，这位儒雅的先生，可能是校本部来的高级人员，因是陌生的谁也未敢打招呼，慌手慌脚地站到一边，目迎目送他走进了大队部的办公室。我们这群同学中，有一位较年长的同学名叫叶德生，他是四川省德阳县人，曾毕业于北京高师，进修研究生后，在四川成大任过历史学教授，然后才投考黄埔军校的。也就是说，他比我们见多识广，却并不逞能，而是彬彬有礼，为人非常谦虚。他在目迎目送邵先生时，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起来：“我看这位儒雅的长者，可能是今天来讲授第一堂课“三民主义”的教官，等着瞧吧。”上课的集合号已经吹响了，大家未及追问下文。这是照例由三个队集中上大课的号音，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到用葵扇叶搭盖作顶棚的大课堂，引领静静地坐在四人与共的长板凳上，等候着第一堂大课教官的到来。

    随着一声立正、敬礼的口令，出现在讲台上的，果然不出叶同学所料，正是被我们目迎目送的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然而，此人是谁呢？大家鸦雀无声地注视着这位和蔼可亲的教官。

    政治科大队长胡公冕先生举手向这位教官先行了一个军礼，从容地介绍说：“这位前来讲授‘三民主义’的教官，是校本部的秘书，是本校政治部代理主任，是讲授先总理遗教的政治教官，他是大大有名的邵力子先生……”话音刚落，大家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欢迎。真是闻名不如见面，邵先生对青年感染力之大，我以为除了恽代英、周恩来、萧楚女等共产党同志外，作为国民党的教官，在我的心目中就要推邓演达和邵力子两位老师了。

    以上所说的，是我初见邵力子所留下的一点印象。

    其二：邵先生在学员包围中，明智地归纳出两大政治思想问题。

    邵先生在校身兼数职，平时是很忙的。在我的回忆中，由他主讲的“三民主义”课程，总共上大课不过五六次，每次连续讲两个小时，算来是十二个小时左右。由于邵先生很忙，课程没有讲完就不再来上课了。以后据说是萧楚女先生接着讲完的。邵先生忙得没再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政治科这个大队挑选了五十余名同学为了准备北伐到前线去工作，集中到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受特别训练去了，我是被选中者之一，萧楚女先生接替邵先生讲“三民主义”，我不曾听到过。

    大致是邵先生第二次上大课的课间休息时，邵先生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地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被同学们团团围住，热情地端茶送水，递送擦汗的毛巾。曾重圣、廖龄奇、王襄、袁裕、张先梅等几位政治科具有雄辩天才的同学，东一句西一句地向邵先生提问题，求解答。我挤入人群中紧紧地靠近邵先生恭听着。邵先生在密密重重的包围圈内，从容不迫地回答问题，他一眼瞥见我紧靠着他的身边，手中捧着记事本和铅笔，便毫不迟疑地当面指定我担任临时记录的任务。由于这一偶然的指定，我和邵先生也就从此建立起较接近的师生关系，在同学们看来，这也是难得的光荣任务。我的前半生与邵先生的接触并不多，也不曾追随在他的身边服过务，但从对我的感召之深来衡量，邵先生远远胜过其他的前辈。我平日怀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自己之能敬爱或崇拜一位伟人，常常是来自他的人格的感召、道德文章的感召。邵先生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也可能就是从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堪为师表而来。

    我把凌乱繁杂、不成章法的记录交给他之后，邵先生笑眯眯地连忙将笔记本接在手里，大声说：“同学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回答问题了，留在下一次上大课时再来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少，提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不过归纳起来，不外两大问题都可包括在当前的政治思想形势里，一、何为新旧三民主义，应该怎样划清界限？二、国民革命何日成功？”

    大家一听，无不鼓掌大笑，叹服这位老师的才智敏捷过人。邵先生归纳的两大政治思想问题，既深入到学生们的肺腑，也指明了提出问题的要点，更难得的，是在匆忙中把一堆乱麻似的问题，竟概括得如此妥帖，使自命为雄辩家的学生们，也不得不瞠目结舌起来。

    我知道当年在大革命北伐前夜，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非常激烈，反映在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反对三大政策成了斗争的焦点，学生们在思想和政治立场上，在理论和党性上，几乎整天整夜地在争吵不休地进行斗争。雄辩家多半都是左派学生中的闯将，有的甚至还是CP分子兼国民党左派双重性的人物。邵先生既了解学生们的思想斗争情况，又抓到了大家提出问题的实质，只要归纳的两大问题一揭示出来，左派同学无疑会受到莫大的鼓励，右派学生将受无情的打击。更有趣的，是政治科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国民革命何日成功”。我虽然不曾考察过，但知道“国民革命何日成功”一题，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周报上展开过公开的讨论。邵先生当年是中国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曾得到过中国共产党荣誉党员的称号。我由此进而联想到，邵先生能得到这样的荣誉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所作所为是值得后辈们学习的，他的言行是无愧于中国共产党赠给的荣誉党员称号的。

    其三：邵先生继续大讲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认为当年不论是听课或不听课的同学们，都迫切地要划清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因为这条界限划不清楚，就等于分不清国民党左右派的界线。“革命的向左来”这一口号，是当时最时髦的，连汪精卫也是喊得最起劲的一个。唯右派这个意味着保守、不革命、反革命的口号谁也不敢喊，连右派的头头们，也不敢把右派的帽子戴上，他们只敢称自己是“西山会议派”。其中也有避开左右派而自封为中山思想“正统派”的，实质上所谓正统派不过是为右派打埋伏罢了。我知道自称“正统派”的头头便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创始人戴季陶，维护孙文主义学会的最有力者，便是蒋中正。当年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领袖，是创始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廖仲恺先生，继起的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三位先生，汪精卫是假左派，在黄埔军校内欺骗过不少的爱国青年。邵先生当年是明察秋毫，他虽然不在公开场合大谈左右派的斗争，但他的思想和脚跟却是稳稳地站在左派立场上的。我记得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我冒着危险到校长办公室去探望过他，他正在窗前眺望，一见我就拉着手问道：“同学们的情绪怎样？这次事件是左右派的斗争，早预料会发生的，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由此划得更清楚了，你回去代我好好安慰革命的同学们，新三民主义一定会胜利的，真正的左派一定会战胜邪恶的。”他愤怒地说完这几句斩钉截铁的话，便向我挥挥手而离开了。我返回转告关心这位老师的许多同学们，似乎从中得到了一种安慰。大家一致赞叹邵先生到了危险关头，犹念念不忘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他对新三民主义的信念使同学们，也包括我在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记得有一次，我专程去向邵先生请问关于新旧三民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与我同去的有周恩来同志的胞弟周恩寿（当年是政治科的同学，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名周同宇）、陈林达（当年是步一团的同学，辽沈战役时充任过前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已病故）等人，虽然已事隔五十八年，但仍记忆犹新，如在目前。

    这一次以我作代表向邵先生主动提出了问题。我说：“老师，我曾听到邓演达教育长在甄考口试中对我的勉励，‘今后要好好学习新三民主义。革命一定要有主义……’话虽然只有这么两句，却使我多少天也睡不好觉，老在琢磨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我连旧三民主义也没有学过，说到新就更不懂了。对邓教育长的提示，我问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大家都不懂，直到请问了恽代英总教官后，他才明确地为我作了解答。”于是，我将恽先生的话背诵了一遍。

    邵先生听完，爽朗地答复说：“恽老师的话精辟而扼要，也是一语破的，他是从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范畴，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界限的，他指出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和中心问题的所在，表现于有无接受三大政策新精神一语之中。他之所以是从国际主义范畴而来，又是出自马列主义的根源，我以后会在上大课中讲到，今天简要地说来，三大政策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得来的，先总理悼列宁的信中喊出要‘以俄为师’的道理也就在此了。”邵先生对恽老师的话加上画龙点睛般的一点，不但使我们茅塞顿开，也使我们感到大开了眼界。

    邵先生接着又以非常谦虚的态度说：“我对恽先生所言，尚待补充的，除了三大政策的新精神外，还要包括先总理遗嘱中‘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同时还应包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在内。以上这两个文件，标志着新旧三民主义的根本区别。”

    邵先生沉吟了一会儿，又从另一方面来说：“旧三民主义是代表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基本上是反种族主义的统治和奴役的革命，其目的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三十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他认为先总理的伟大，“是他的思想能跟上时代前进的精神，永远不停止，不故步自封。他既能接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也能融会贯通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右派头头对他执行的新政策诋毁破坏，但革命的潮流是阻止不了的”。邵先生怕我们对他提出的补充意见听不懂，便又深入浅出地指出说：“其他的且不必多说，请看‘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还有‘工农兵大联合起来’‘打倒列强、除军阀’等等一类的口号，都是旧三民主义所没有的……”邵先生在办公室谈了一阵，然后又领我们到校门前的海滨散步，我们且走且谈，这次会面真是受益不少，可惜我当年的笔记全丢失了，现在只能挂一漏万地记下这段往事。

    其四：邵先生宣称“为先总理介绍信徒，是一个最光荣的任务”。

    自从邵先生那次指定我担任记录员后，我便成了同学们公认的临时义务记录员。邵先生似乎颇为喜欢我，我也感到多与我所敬爱的老师亲近是一件荣幸的事。有一次，我将记录送给他时，他并不看笔记本，而是拉着我的手亲热地问道：“你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答复说：“还不是，但在文学校加入过CY。”邵先生有些幽默地说：“国共是一家，CY是CP的预备党员，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先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邵先生开门见山地又说：“我作为先总理的信徒，就应该将发展党的组织，介绍党的新成员当成光荣任务。但是介绍党员作为先总理的信徒，必须是志同道合、不惜牺牲，在当前就是要坚决拥护三大政策，早日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邵先生已经忘记了我是否同意，便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接过一看，纸条上面写着“介绍政治大队学生文强加入本党为成员。介绍人邵力子，年月日。”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事。记得邵先生将纸条递给我时，被好几位同学瞥见了，他们纷纷问我，我未敢说是介绍入党，而说是笔记上有个问题记得不明确，要我去问一问提出问题的人。

    介绍入党的纸条送给谁最为妥当呢？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送给胡公冕大队长，理由是大队部最高的负责人是他，邵先生上第一堂大课的介绍人也是他，同时我还了解到，胡先生曾充任过孙中山先生身边的警卫队长和校本部的特务队长。纸条转出没有几天，就被批准了，我算是得到通知的第一名。不多几天，得到通知批准的多了几人，在私相晤面中才知道，介绍人都是邵先生。

    其五：一桩师生之间的佳话——邵先生的狐裘袍子被盗，失而复得。

    一九四三年二月，我自香港经澳门辗转逃难到了柳州，这是珍珠港事件引起太平洋大战爆发之后的事。当时，军统局派驻桂林办事处的处长是杨继荣少将，他当年的公开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第三处处长，实际上干的却是有关粤桂港澳对日抗战的情报业务。我当时自上海租界回重庆述职，道经香港遇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仓皇逃难。因杨继荣与我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同事、同乡的多种关系，故打电报给他，他一接到我逃抵柳州的电报，便专程赶到柳州来欢迎我。两人一见面便无所不谈，我们从偶然逃难到绝处逢生，谈到对邵老师的无限景仰和怀想之忱，引出了杨继荣讲述的邵先生狐裘被盗，失而复得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张向华长官宴请的席间谈出的（张向华是张发奎的别号）。

    杨慢条斯理地说：“一九二七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那时还是一个CP分子，参加北伐时，在铁军部队中干过连营级政工干部，铁军是张长官当年领导下的一支劲旅。‘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发表反共宣言以后，真正革命的左派都脱离了他，走到由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合作的武装斗争旗帜下，先后举行了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十二月起义。这两次起义，我都参加了。虽然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但留下的革命火种是扑灭不了的。”接着，杨将话题转到失败后他逃难到上海盗取邵老师狐裘的故事，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杨继荣说，他逃难到上海后，举目无亲，身无一文，已走到了绝境。有许多黄埔同学的关系不敢去求援，看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到处插着招募新兵的旗子，更不敢去自投罗网。他曾去湖广会馆找乡亲，但会馆里的老乡并不接待陌生的同乡，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是很难找到生路的。但事有凑巧，有一天他偶然在街报栏的报纸上，读到了邵力子先生在沪出席某处茶话会的报道，便灵机一动，立刻想到去找这位敬爱的老师。虽然他与邵先生除了一段师生关系外，说不上有任何往来，但邵先生的为人他是知道的。自学校毕业后，同邵先生已一年多没见面了，但他考虑，如果去求援于其他师友，恐怕凶多吉少，如果去求援于邵先生，自信是比较保险的，邵先生不但可能伸出援助之手，也可能会指点迷津，帮他渡过难关的。

    最后，杨继荣终于找到了邵先生在上海的寓所。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到寓所去求见，传达室的一位老者告诉他，邵先生还未起床，可在客堂里等候。老者知道邵先生是高兴接见学生的，故而做主将他引进客堂等候。

    邵先生是一位细心的人，当他听到隔壁客堂里有脚步声时，便问有客人么？女佣人回答说，有一位远来的学生求见。邵先生便立即起床接见了他。杨隐瞒了参加两次起义失败的经过，只是胡乱编了一套因为蒋中正校长下野到日本去了，他在广东系的部队中受到排挤，成为失业无职的流浪者，身无一文，度日如年，既想到南京找何应钦老师，也想回湖南原籍宝庆去探望老母，向老师求援请帮助点旅费。邵先生一听他的话，十分同情，二话不说，便同意他先去南京见何敬之先生（敬之是何应钦的号），然后再回原籍去探望老母。由上海到南京既是一车之便，也是一水之便，所需旅费不多，邵先生取出五块银圆相赠，问寒问暖，叮咛又叮咛的胜过了慈母心肠，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杨继荣高高兴兴地离开邵寓，急奔黄浦江码头去购上驶的轮船票。因为目的地不是去南京，见何应钦是自投罗网，回原籍暂可隐居起来，等到联系上了革命组织的关系，然后再回到革命阵营去。他盘算着所赠五元旅费，只可到达长沙，到了长沙就等于到了家，有不少的亲友可资助他……他正满怀喜悦地思索着，一伸手往衣袋摸去，五元银洋已不翼而飞，显然是在慌慌张张地疾行中，被扒手窃去了。“屋漏何堪连夜雨”，他没想到竟会如此倒霉，只好对着黄浦江大哭了一场。

    杨在大街上徘徊了一夜，想到再去向邵老师求援，又怎么说得出口呢？而且胡乱编了欺骗他的话，已经心有内疚，时感不安。可是想来想去又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想到邵先生客堂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狐裘袍子。当老师起床接见他时，身上穿的是另一件袍子，狐裘袍子显然是严冬外出穿的。最后，他打定主意，先窃取而后奉还。他于次日凌晨，一如前次去求见，先到传达室，自称是老师约见而来，传达室老者不疑有他，要他到客厅等着。

    衣架上的狐裘袍子依然挂着，他在一瞬间便穿在自己身上，从客厅隔窗向传达室的老者打了招呼，说出外用了早点再来。于是他扬长而去，到英租界一家当铺典当了十块银圆。同时，他还赶忙恭恭敬敬地给邵先生写好一封讲自己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信，将当票随信寄上，并言明他日一定加倍奉还，千道谢万不该地说了许多感恩图报的话。而且，在这封信中，还坦白了隐瞒八一起义、广州起义的实情，连自己到了长沙和原籍的通信处也写在了信上。杨继荣认为，大丈夫做事就应该光明磊落，对邵先生不比对庸俗不义的常人，他是真菩萨，弟子就不应烧假香。

    杨继荣讲述的这件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事隔二十年后，我有一次在南京于右任院长的家里遇到了邵先生，一见面他就叫我文同学，并说：“你是当年为我做记录的政治科学生，多年不见，你高高鼻梁的风貌，时间再久些也不会忘记。”我紧紧靠近他坐下。虽然邵先生已逾花甲之年，头发有些斑白了，但他谈话的声音仍然是那么爽朗、那么亲切。邵先生问长问短地与我谈了许多话，还告知我所知道的一批已成烈士的政治科的同学，听后，我也十分感慨。

    我在这次见面时，情不自禁地谈到杨继荣的近况，也谈到了窃取狐裘寄回当票的事。邵先生十分惊讶地急问道：“杨同学现在何处，我很想能够再见到他。当年我见到要我赎当留下的信，非常感动不安。杨同学有急智、有胆识，一点儿也不庸俗，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假如你见到了他，要他来与我谈谈，他当年隐瞒了两次起义，去见何敬之先生是假，逃难避凶趋吉是真，从他在信中留下的通信处，就可以看出他对我的敬重和信任，难道是懦夫俗子可以办到的吗……”邵先生的话至今犹在耳边回响，由此我也常常想起杨继荣同学，他已年近八旬，身体尚称健康，在台湾走过一段坎坷道路，现在位居国大代表的岗位，但愿他能意识到邵先生曾对他怀念过，称赞过，而且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还有许多老友同学都在怀念着他，希望他回国旅游，大讲重温借用狐裘的故事。

    邵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人间，永远深刻在学生们的心坎上，他的爱国主义的情操，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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