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益

    邵力子先生的毕生事业和他对人民的贡献，昭昭在人耳目。我六十多年以前在上海复旦大学肄业时虽曾是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对先生的崇高品德认识不够全面，理解不深。此时追溯往事，只能就我心目中留下的较深刻的印象，浅谈我对老师的认识，借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敬意。

    我所理解的邵老师，是在思想意识方面永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一位先进人物。他不仅在认识上走在时代的前头，而且有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勇气，把自己的主张向公众发表出来，坚持下来。在旧中国有两个时期邵先生这种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

    前一时期是他在上海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兼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期。《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还是一个常常遭到政治压力的在野政党。《民国日报》设在租界以内，北洋反动政府虽然对它是鞭长莫及，但邵先生在《觉悟》栏中所发表的打倒封建礼教，主张妇女解放等文章，却触怒了租界的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租界当局和中国反动政府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他们时常勾结起来对《觉悟》主编人借故进行迫害。邵先生曾屡次被租界当局传讯，有时还处以罚款，但邵先生却坚持立场，毫不动摇。

    这种政治迫害在当时还不算严重的压力。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一大伙顽固文人的口和笔。那时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幽灵还在知识界中徘徊，官方公然下令尊孔读经，有些“卫道之士”也以捍卫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所以《觉悟》副刊被视为洪水猛兽，其主编人也就处于“逐出教门”之外的地位了。邵先生其时尚能在一所大学里任教，也只有复旦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开明的校长才敢加以礼聘的。邵先生对于当时社会上的压力始终泰然处之，没有丝毫动摇之意。

    在此时期，爆发了五四运动。邵先生主编的《觉悟》副刊，其言论主旨和《新青年》南北相呼应。值得追述的一件事是邵先生对上海的学生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运动刚刚开始，上海的《民国日报》当夜得到电讯。次日凌晨，邵先生即驰往复旦大学，亲自敲钟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当场做了报告，使听众受到极大的震动。于是复旦同学们迅即分赴全市大、中学校，联系各校的同学们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这是上海第一次出现的学联组织）。从那时起，复旦学生始终是该会的骨干力量。其时北洋政府对北京学生还在采取高压手段。上海学联为了支援北方学生运动，就组织全市范围的罢课，向市民作广泛宣传。随后又说服商界举行罢市，更进一步与工人们联系，酝酿罢工，声势日益浩大，同时其他省市的学校学生也纷纷响应。这才打掉北洋军阀的气焰，使其慌了手脚，不得不接受学生们的要求，罢免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官职，并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在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和约上签字。这次学生运动的胜利关系到国家的命脉，邵先生赞助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复旦同学们参加学联的爱国活动，遇有疑难问题，仍不时向邵先生请教，邵先生总是不惮烦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同学们分析形势，指点方略，成为上海学联的不居名义的顾问，受到同学们的敬仰。

    另一时期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成功之后，邵先生在国民党任职时期。其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国民党成为一个反动集团。邵先生身居中委，对于国共分裂极感痛心，平日言谈对此也不加掩饰，因此引起反动派的猜忌，使他陷于孤立地位。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对他肆意诋毁，最客气的说法是把他描绘为性情怪僻，比较露骨的咒骂则称他为党内的赤化分子，或暗中散播流言说他同共产党暗通声气。这时候邵先生处于危疑之地，比前一时期国民党尚未得势之前，他的危险更大。他之所以未遭毒手，我想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是蒋介石自知其统治地位还存有薄弱环节，有时还必须同苏联或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需要利用邵先生作为中介人物，因此不得不对他暂时容忍；另一原因则是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龁，所有派系间的争斗，都不是由于政见不同，而是为了争夺权力。邵先生从不争名夺利，所以同他们没有尖锐的利害冲突。他们除了背地里对他冷嘲热讽之外，还未到环而攻之的地步。尽管如此，邵先生所处的环境是恶劣的。假如再来一次清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他决不因此而气馁，依然是泰然处之。

    我和邵老师同在国民党内，虽没有统属关系，但我在内心里常以邵老师的言行作为我的指针。当我在复旦大学校长任期内，教育部于一九四七年密令我解聘进步教授，我以辞职抵制，这在精神上是得到邵老师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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