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世梁

    我首次见到邵先生，是在一九三〇年母校复旦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的时候。那时我是法学院二年级学生，院长为张志让先生。纪念典礼于十月十七日下午在体育馆举行，由校长李登辉先生主持，复旦创始人马相伯老先生也由邵和于右任两先生扶掖登台。时马氏已九十多岁高龄，精神矍铄，坐在圈背椅上，即席致辞，大意是：今日本校举行校庆，并授予邵力子、于右任、钱新之三位先生以“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开全国私立大学未有的纪元，这种光荣的事情，应与诸位同乐的。接着邵先生和于、钱两先生也都讲了话。当时老校友朱仲华（学名承洵）先生，以复旦校董，也被邀请从绍兴到上海参加，恭与其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千万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痛遭蹂躏，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上海学生更慷慨激昂，奋起斗争。复旦学生激于救国热情，首先分赴各校发动组织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出师北上抗日。请愿团于二十日动身赴京，一行千余人，校方也派张志让、章益、孙寒冰、温崇信四教授陪同前往。当时抱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害怕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急电上海市市长张群，极力设法阻挠，不让学生晋京请愿。但他们并未挡住爱国学生的赤忱洪流，遂又派邵先生赶到南京下关车站劝说学生回沪。邵先生却始终凛于民族存亡的大义，对请愿学生提供方便，设法弄到小火车，将学生们送入南京城内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当时大雨如注，千余名男女同学，直立院内雨中，终不气馁。蒋介石先派于右任先生出见，致辞慰勉。于先生和大家同站雨中，衣衫尽湿，水从“大胡子”上往下滴，其情令人感奋。从早晨六时许争持到下午二时多，蒋被逼亲自出见。他先讲了套冠冕堂皇的好听话，随后又发誓说：“我蒋介石如不出师北上抗日，我不是人。”学生被欺骗退出，已经四点多钟，湿衣在身，饥寒交加，因为从上海到南京，已历时一昼夜。这时邵先生指示南京安乐酒家（为复旦广东校友所开设），在国民政府大门口分赠点食，并率领大家到中央大学体育馆休息，还派人送来整箱军用毛毯，为同学们御寒。次日，上海各大专校学生请愿团都到了南京。蒋在中央军校召集开会，戒备森严，一反前一日出师北上抗日的讲话，痛骂学生一顿。他责令大家返沪读书，并言：国家事自有政府办理，用不到你们学生来操心。当晚蒋又派人分头严逼请愿团离京，否则，次日南京街头如果发现一个上海学生，即行捕送紫金山入伍，并将学校封闭。邵先生又彻夜往返奔走协商，以爱护学校学生为重，设法找来车辆，婉劝返沪。

    一九四六年九月（中秋节），邵先生和夫人傅学文师母到海宁观潮，随行者有平湖县参议会议长徐青阳（眉轩）。回到故乡绍兴后，下榻城内观音桥前金汤侯先生家中。当时，绍兴县参议会在觉民舞台开会欢迎邵先生，会议由议长金鸣盛主持，出席者有各机关、团体、报社、学校等多人。邵先生即席讲话，并答复了各方提问。时朱仲华先生在上海，由浙江省地方银行绍兴分行经理徐子潮先生去电通知赶回，邵先生为之滞留了一天。

    会后晚上，邵先生嘱金汤侯先生电约先父高剑秋（时任绍兴民国日报社社长）及我（时任绍兴县参议会秘书）到金宅叙谈。邵先生殷勤接待，蔼然慈祥，详细地垂询当地民情及对时局的看法。邵先生对国共两党和谈前途表示万分关切，谆谆然以国家前途、人民幸福为念，诚挚地希望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能达到目的。此后先生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呼吁归来，极尽了心力，矢志不移。

    邵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暨历次救国运动，以及国共两党和平合作，无一不奋发当先，握笔鼓吹，不辞劳怨，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地为民族、为国家奔走呼吁。至于培植青年，兴办学校，节制生育，尊重女权，邵先生也具有高瞻远瞩的独到见地。他的崇高品质、爱国爱民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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