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

    邵公道德文章，皎然在世。一生中对革命事业、宣传教育工作，社会勤务，建树贡献，难以悉数。亲故知交，桃李门墙，多有详述，令人景仰。我在此仅记一轶事，因它能从侧面说明邵公的思想进步，识断强毅，为人群幸福、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

    上海在一九三二年时，曾建立一编修“市志”的机构，由柳公亚子主持其事，为当时全国第一都市忠实地撰录了地方史志。志馆的成立，柳公的出任，事由邵公斡旋，此为外间所不多知。缘当时国民党政府建置上海市通志馆，不过欲装点门面，并非真欲成一信史，而聘请柳公主持馆事，乃因“一·二八”日军寇沪，迁都洛阳，当时政治会议，建议首谋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柳公向为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久遭排斥投闲。此时邀请出山，不过为所谓团结问题作一示范，并不希望柳公真为文化工作创出业绩。如此并无诚意的布置，当然不为柳公所接受，而国民党当权派陷于僵局。为摆脱困境，乃委恳邵公出面斡旋。邵、柳私交素好，思想并皆进步，当时有“二子”之目（力子、亚子）。因而一夕谈话，能有共同语言。柳公表示，如真授予权力，为地方历史成一真实记录，自当为人民、为社会担此职责，但必须“约法三章”，获有完全的保证，在此先决条件下才允诺出任。这三章约法是：

    一、编辑方针，志馆人事，不受外界干涉（这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右翼塞进监视分子以及一般的推荐冗员，破坏了柳公撰写信中的志愿）；

    二、志稿必须突破惯例而用语体文撰写（这是柳公一贯坚持的文化运动的方向）；

    三、志书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年号纪元为辅（柳公的本意，只是按照历史学界公认的纪元办法，目的是使读史者对于史事的发生年份，有一个通贯的概念）。

    这三章中的后两章，在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乃是太平常的事，有何提出坚持的必要？殊不知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中国社会里，连报纸上的新闻消息还在用文言文写，而政府所编“官书”竟用起白话来，岂非“攸关体统，有损尊严”？至于我们国家今天法定的纪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元，不要说只是历史书籍使用公元了。但在那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公然提出要用公元纪年的主张却视为洪水猛兽，吓得要死，他们可以加你一顶“破坏法统”的大帽子。明乎此，在这场“谈判”中，对方如不是邵公，那么柳公绝不会推心置腹，率直提出自己的主张来。而对方要是别人，听了柳公的三章，那也一定挢舌不下，岂敢答允？可是邵公是了解柳公的，而且说心上话，邵公也是赞成柳公的思想的，再加上还必须有的一个重要的砝码，就是邵公他有魄力和能力接受这三项先决条件。

    好，一切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上海市通志馆就这样办了起来。

    柳公坚持实行自己的主张，在后来的行动中都体现出来。这当然遭到国民党右翼顽固分子的侧目，他们曾数次找机会打击市通志馆，想把它拿过来或撤销它。但以柳公之威望，邵公之主持正义、保障约定，“顽右”们的阴谋没有能够得逞。直至“八一三”上海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暂时控制市区后，志馆才停办，但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上海市通志稿》，历经患难，至今完整地保存着。现在，人民的国家重视地方历史，编写多卷本《上海史》的任务交付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所里对于柳公主持通志馆时期留下的这份文献遗产，十分重视，认为它基本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撰写的，对于今天新编《上海史》是份极为有用的参考材料。

    当此缅怀邵公百龄寿辰、兴念邵公一生伟绩之时，对此邵柳二公情谊以及共同解决关键问题，建立通志馆而撰成一大市志史稿之事，觉得不能不以所知所闻，书此留念，以颂邵公一生在团结工作上所付出的精力与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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