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智：寨子乡拔敌电线杆断敌电话线路的回忆

    1940年秋季的一天，李环民同志来找我商量给日军拔掉电线杆的事，要我组织民兵，限三天时间把日军的电话线路拔掉，割断青城县与高苑县日军的联系。

    当时他是寨子乡不公开的正乡长，我是副乡长兼民兵排长。经过研究后做了些准备，我们集中了三十几个人，用了一夜的时间，就将我们村后的电话线路，足有两华里长的一段，给拔了个精光。第二天夜里，我们又将村前的高苑至青城的公路，有一里长的一段，给它扒了个稀巴烂，挖上了数条沟。不要说车辆难行通，就是人在那段公路上行走也是相当困难的。

    自从我们破坏了公路和拔掉电线杆后，日本鬼子和汉奸白天就出动来抓人修好公路。他白天修好了，我们夜里再去扒它个稀巴烂，后日军又压着民夫来修好，他修好了就再扒。这样双方对那段公路修了破，破了修。闹到1942年，日寇就残酷地来烧我们的村子，也就开始了到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来扫荡的次数也多了，西至田镇，东至魏家堡都建上了日军的炮楼子。对这个只有三五个村子的地方，大扫荡是三六九，小扫荡是天天有。日军在这里安下了据点，我们就在后据点的周围挖抗日沟。为了保住我们从鲁西南至胶东的这根唯一的交通要道，我们把抗日沟挖得又深又宽。到处是沟，村村通沟，当时有小顺口溜说：抗日沟，抗日沟，鬼子来了我就溜。你扫你的荡，我捉我的迷藏。

    1942年秋季的一次大扫荡中，有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日本鬼子这次抓去的人很多，我也差一点。这天我挖了一夜沟，想回到家看看再走，当时身感到无力就上炕睡了。刚睡下去就听到外边有人喊叫，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跑呀！我听到喊声马上起身蹬上鞋子向外跑去。当我跑到村后一看，蝗虫似的一片日军，正迎面扑来。我来了个急转身，就向村南跑，刚跑了没几步，就有人招呼东南西北都有日本鬼子，赶快钻进地洞。我正想往家跑的时候，我邻居嫂子一把拉住我，叫了声“大兄弟跟我来”，我顺她的方向跑到她家。她马上把门后的一个大木箱拉开，下面出现了个洞口，我立即跳下地洞。那嫂子又将大木箱移到原处，她马上又抱起那不到两岁的小孩，坐到灶头间里点火烧水。不多时就听到日本鬼子的哇啦声，那嫂子一听日本鬼子打门声，她将锅台上十几个辣椒连柴草一下填到灶膛里，顿时满屋飘起夹着辣椒气味的烟雾，使人难以进屋。日军和汉奸只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没有进屋，总共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村里的日本鬼子全走光了。

    正在吃中饭的时候，我村情报站站长跑来告诉我说：你哥哥陈恩普被鬼子抓去了。我知道他身上有短枪，被鬼子抓到就糟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全家很着急，当时陈恩普是县大队的指导员。我到处打听县大队的住处，也找不到县大队的消息。刚要吃晚饭的时候，有人送了信来说，陈恩普现在冯家村，被日本鬼子连烧带打又灌水，最后日本鬼子打了他几枪并把他丢下，要我们赶快去人抢救。我晚饭也没吃，找了几个人就去冯家村。我们到了冯家已是天黑，我借着煤油灯光详细看了看陈的伤情，头脸不分，全是黑乎乎的，肿得像个小水缸，人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动，只是有点轻轻的呼吸声。不知哪一个同志给请来了医生，医生放下药箱就检查陈的伤情。经过详细的检查，陈的左耳被烧掉一半，左耳下有被枪弹打穿的两个洞，右腮里还留有一粒子弹，全身有多处烧伤。医生说问题不大，两只手被烧得很严重。当时我要求医生，先把腮上的子弹取出来。孙寿山医生说没有麻药不好办。我考虑日军的扫荡还没过去，怕以后找医生会相当困难，再三请求医生还是把子弹拿出来好。医生顺手摸了摸弹头的位置，用小剪刀把伤口剪得大了些，又用一把小钳子，慢慢地将弹头夹了出来，把伤口缝了几针用消毒药洗了洗，包好伤口。当夜我们用担架将陈转送到敌占区石波庄一个亲戚家里养伤。

    当时这个村也有我们的情报站，对有关田镇的日本鬼子据点的消息也是灵通的。

    王树瑞：我在沿河城三年的地下斗争

    1941年1月，平西区党组织派我到沿河城日本警务段为日本指导官当“使役”。让我以这个身份搜集敌人的情报，配合我平西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3年11月日本清水小队长被杀，火烧警务段，前后近三年时间。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虽然当时我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但是党的教育、培养、信任和严肃的斗争考验，使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做一简要的回顾。

    一、“一郎”

    1940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门头沟的沿河城。沿河城地处丰沙铁路线的中上段，离北京（当时叫北平）80公里，是进攻我平西根据地、掠夺我平西矿产资源的交通要道。日本进攻后，又筑碉堡又建警察所、维持会。为了讨伐平西游击队、掠夺矿产资源和保证铁路运输安全，他们还设立了警务段。警务段里有十多个日本指导官和四个中队伪军，约400人，他们叫满铁队。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区，领导平西人民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1月，我方获悉：警务段要让维持会给他们找几个小孩到那里当“使役”。有一次，我大哥王树芳从山上打柴回来告诉我说：老韩、老王让我回家去一趟，他们在大核桃树底下等我有事。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到那儿就知道了。我知道大哥是地下交通员，不该说的话他一个字也不说。我走出家门，心里盘算：“一定有重要的事，不然为什么他们两人找我呢？”老韩叫韩晓照，是我宛平县敌工部的干部；老王叫王学强，是区公安员。我大哥常给他们送情报，我跟他们也很熟。我的家原住在沿河口，离沿河城三里地。日本占了沿河城以后，害怕游击队袭击，敌人实行大并乡，就把五里三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住，我家也被赶进城，就住在离警务段第三道铁丝网大门不远的地方。老百姓上山打柴、回老家背粮拿菜，才许可出城。我哥哥就是借上山打柴和游击队接头。我进了沿河口村，远望大核桃树底下一个人也没有。等我走到树底下的时候，王学强同志在地堰下边等着我呢。他说：“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他知道我从小没父母，生活很苦，才这么说。我问他上哪儿，他说给日本人当“使役”。我不明白当“使役”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给日本人当使唤人。我一听就急了，说：“伺候日本人，我饿死都不去。”他笑着对我说：“‘使役’是你的公开身份，你的任务是搜集日本鬼子的情报。为了完成任务，你要好好地伺候他们，挨打挨骂都不能跑回来。”我这才明白，这是交给我的任务。我问他：“我才13岁，干得了吗？”他说：“人家要的是小孩，大人还不要呢。我们看你成，才让你去的。”最后他告诉我：“你的代号是101，以后有情报写在纸上可不能写你的名字，要写101，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几天以后，维持会就把我领到警务段，让我伺候日本小队长石山和清水两人。他们给我起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一郎”。

    二、扑空

    才到警务段，我不熟悉伺候日本人的事，时常挨打。要是由我的性儿，早就不干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我就强忍着眼泪，把满腔怒火压下去。有一回，清水小队长说我没有把他的碗洗干净，把我叫去，不由分说，大嘴巴一个挨一个地抽我，我的脸和嘴立刻就肿起来了。最后，他一脚把我踢进屋里去。我实在受不了，就跑回家去，见到我哥哥、嫂子就伤心地哭起来，告诉我大哥，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让王学强换人吧。我大哥看我被打成这个样子，也很难受。他找到王学强同志一说，老王说：“回来可不成，打不死就得去。你告诉你弟弟，记住日本鬼子的仇恨，咱们打他的日子在后头呢。”后来，三个日本兵也出来找我，我才又回去了。从那以后，我慢慢地学会了怎么伺候他们，挨打的时候也少了，我跟他们也混熟了。因为我每天要给他们打扫卫生、做饭、买菜，所以我可以随便出入石山、清水的住屋和警务段的大门。

    1941年4月的一天，交通员王树芳和索振斌（奶名文通）找我，说王学强同志让我到沿河口去一趟。我到那里，老王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一份满铁队的花名册。我知道花名册就在石山的保险柜里，钥匙就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可是因为我的文化低，就是拿出花名册，一时半会儿我也抄不完，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等石山到北京休假，利用清水小队长晚上洗澡的工夫，走进石山的办公室，打开保险柜，取出了花名册，让交通员索振斌到约好的地点把花名册交给了王学强同志，他们抄好了又让王树芳给我送回来。

    1942年夏天，有一天晚上天阴沉得很，伸手不见五指，天气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忽地起了一阵风，跟着霹雷闪电，瓢泼大雨下起来了。我一看没什么事了，就躺下睡觉了。没想到，半夜石山把我叫起来，说让我给他做饭。我心想：“半夜三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我正在淘米，石山把孙翻译官找来，他俩叽里呱啦地说什么，我也听不明白，只听见有“游击队……沿河口”六个字。我一琢磨沿河口一定有什么情况。我急忙把米下到锅里，顶着倾盆大雨，爬过三道铁丝网，一口气跑到我家，告诉我大哥王树芳，一定要马上通知王学强同志，今天夜里敌人有行动。凌晨3点，日本兵和满铁队冒雨出发了。没想到天刚大亮，他们就回来了，只见他们淋得跟小鸡子一样。我见石山满脸怒气，就赶忙给他打洗脸水，换衣服。他发疯地号叫“他妈的”什么情报，统统是假的！然后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倒在椅子上。事后我才知道，多亏我及时送出了情报，那天王学强等人正在沿河口开会，他们接到情报立刻转移到山上。敌人包围了沿河口，挨家挨户进行搜索，结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那次情报是王树芳、黄恩博两人用大绳把索振斌、李集云从城墙上送下去，为争取时间抄近道送给王学强的。

    三、刀架在脖子上

    沿河城的日本鬼子，常遭到我平西游击队的打击，他们越来越胆小，就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为了增强防卫，他们又在离沿河城15里的楼岭山上，增驻了一个伪军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的任务是封锁我根据地各村的联系。为了打击敌人，韩晓照同志让我摸清楼岭伪军的活动情况。我通过满铁队的人，了解到楼岭小分队有30多人，每个月要换一次防，在换防时，他们要带足一个月的粮食、弹药。粮食、弹药都由民夫担驮，伪军在后边押送。有一次换防，我事先摸清了他们的换防时间、行动路线，而且了解到这次是由满铁队刘队长护送。然后，我把情报交索振斌送给王学强同志。到了那天，我游击队埋伏在通信楼岭的王龙口村附近。当伪军和民夫赶往埋伏圈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民夫一听枪响都跑了。刘队长挂了花，伪军一看队长挂花了也都四散逃跑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获了敌人一个月的粮食、弹药。

    满铁队的伪军都是咱中国人，不少人都是被迫当兵的。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有时偷点日本人的饼干、罐头给他们吃。有一个姓杨的小个子，我叫他小杨，他老家是昌平县，有个老娘跟他在沿河城住，生活很困难，我也常搞点吃的给他老娘吃。日本指导官里，有个叫佐藤的，他管弹药库和食品库，他常让我帮他打扫库房搬子弹，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些子弹，然后再送到索振斌那里，再由他转给游击队。我偷的子弹，装在一双日本人的白袜子里，然后扎在我的腰里。我送出的时候，都在日本人没起床的时候。没想到，日子长了，佐藤对我有了怀疑。有一天早晨，我又在日本人没起床的时候出去送子弹，一出大门没走多远就看见佐藤在半路上等着我呢。他问我上哪去，我说给石山买菜去。他问我腰里鼓鼓的是什么。说着，他上前一把拉住我，从腰里把两袜子筒子弹掏了出来。他把我拉到院子里，问我是不是给八路送去。我一口咬定：“不是，我是给满铁队的小杨送去。”因为我过去给小杨偷过，所以我才敢这么说。佐藤问：“为什么给他偷？”我说：“小杨说他的子弹不够用。”佐藤说：“你说谎！”只见他“唰”地抽出了大马刀，一手揪住我的耳朵，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他喊道：“不说实话就死啦死啦的！”他听我还是不改口，就收回了马刀，派人把小杨找来。小杨一看这阵势就吓坏了。佐藤问他：“这子弹是不是给你偷的？”小杨说：“我的子弹不够用，他给我偷过。”佐藤把小杨和我们俩，一人打了几个嘴巴，这码事算完了。这回要不是小杨一句话，我的脑袋就掉了。

    四、攻心战

    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我华北地区把日本战俘组成一个“反战同盟会”，让他们写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宣传品，然后散发到日本军队里去。有一次，王学强同志让我把宣传品带到日本指导官那里去。我就利用每天到火烟楼那里给日本人取矿泉水的机会，让他们把宣传品送到火烟楼等我。有一大卷，外边包得还很好看，我气喘吁吁地扛回来交给石山小队长，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在水泉子那里捡到的。”鬼子知道我不识字，所以他们并不怀疑我。石山看了哈哈大笑，他把那些东西又卷起来，后来送到北平去了。像这样的宣传品，我带进去好几次，听日本人说，那里有些是讲日本人怎样过“樱花节”的。这是个日本全国性的大节，每到这天，全家都要团聚欢庆。日本人看了宣传品，自然就会怀念亲人，思念家乡，不愿在中国打仗。我叫它“攻心战”，后来我也想方设法做这方面的工作。

    有一次，清水小队长喝了酒高兴，让我给他唱歌。我说不敢唱。他问为什么？我说那是八路唱的。他说：“没关系，唱给我听！”我就大胆地给他唱《五月的鲜花》、《卢沟桥小调》，还有一个小调，歌词是我们游击队编的，是唤起日本兵思念家人团聚的。有几句词我还记得：“家住东洋三岛上，爹娘二老都在高堂，幼弟十五妹十二，最可悲——新婚三月好梦尽……”后来不但清水让我唱，日本兵也让我唱。那时候，我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话，一边唱还比比画画地解释歌词的大意。有个长得傻里傻气的日本兵，我叫他“傻柱子”，他是管弹药的，经常挨打。他越挨打，我越接近他，给他唱歌，一来二去我跟他混得很熟。后来我就给他做工作。我说：“他们净打你，你到中国来做什么？还不如逃跑呢。”我就利用和他的关系，多次打着伪军的牌子跟他要子弹、药品，然后再给游击队送去。有时候为了拉关系也要点饼干、罐头送给满铁队的伪军吃。

    我们搞攻心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矛盾，对日本鬼子和伪军区别对待。当时我华北地区有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放下武器不杀”，就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那次日本鬼子包围沿河口扑了空，就准备袭击我游击队驻地。有一次，我听说他们要到西大台村清剿游击队，就及时送出了情报，我游击队埋伏在西大台村外的两个山腰上。日本鬼子有个孙翻译，是个东北人。这小子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沿河城内就有十几个妇女被他奸污。他也穿日本鬼子的黄军装，伪军穿的是绿军装。这次他们出发还跟往常一样，让伪军在头里，鬼子在后边。上午七八点进入了我埋伏圈，我游击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真是“兵从天降”，敌人一下子乱了阵。游击队火力集中，打击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十几个鬼子打死了七八个，那个孙翻译也被当场击毙。沿河城的老百姓听说这个坏蛋被打死了，可高兴了，都说游击队给老百姓除了一大害。说来也巧，这次满铁队一个也没伤亡。吃饭的时候我听他们议论：“八路军的子弹都长眼了，专打穿黄衣服的鬼子，不打咱中国人，往后咱们可不能作恶。”这次对伪军教育不小，以至于1943年11月我们消灭日本指导官打死清水小队长时，他们都没有出兵支援鬼子。

    五、拔钉子

    我平西游击队先后派进警务段的还有师长敏、李继云，他俩在满铁队工作，还有一个小刘（我忘了他的名字）在日本兵营房里工作。我们当时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凑在一起玩，日本人也不介意。有的时候，我们还搞点鬼子的罐头、香肠、香烟，晚上在一块以打麻将牌为名，互相谈谈个人知道的情况，然后就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写成情报，交给在城里活动的交通员索振斌、王树芳、黄恩博、韩志兰等人，送给游击队。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1943年10月底，我平西游击队提出要消灭指导官拔掉警务段这个钉子。王学强同志和我接了头，让我首先摸清敌人的情况。我借帮佐藤清扫弹药库的机会，查清了库房里有11万多发子弹、几支手枪、几支步枪、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我从满铁队那里了解到11月5日有一叫小杨的夜里值班；我还了解到11月3日有一部分鬼子回北平休假。我就根据这三点情况写了情报，交给王树芳送给王学强同志。过些日子我接到王学强同志的指示：行动日期定在11月5日夜12点，让我设法把鬼子灌醉，打开大门，接应游击队。11月3日，石山队长和一部分鬼子回北平休息去了，院内只有清水小队长、佐藤、小松、上口、大成五个人了。每当石山回北平，剩下的鬼子就散漫自由了。到了5日这天，鬼子悠闲无事。下午我就跟管烧洗澡水的索振亭说：“今天早点烧洗澡水，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洗洗。”水烧好了，我就请清水他们洗澡。我就乘这个工夫到他们的屋里，把他们的手枪、大枪、子弹都给锁在他们自己的箱子里，手枪套还挂在墙上。如果他们发现，我就说：“你们都洗澡去了，院里我一个人怕出事。”办完了这事，我又马上把早已准备好的酒菜摆满了清水的办公桌。几个鬼子洗完澡肚子也空了，我就顺势把他们让进清水的屋子里，他们大吃大喝起来。喝过了一个时辰，就有一个鬼子支持不住了，我把他扶上床让他睡下。其余几个人也喝得东倒西歪，我就把麻将牌拿来让他们打牌。我说：“今天晚上，你们就痛痛快快地打吧，我出去给你们放哨站岗，保准太平无事。”他们大喊大笑地打牌，我就溜出去了。我把小架修电话的梯子顺到围墙外两架，墙里立上两架。我为什么要立梯子呢？因为警务段是个方圆半里多的大院，院墙有两丈多高，墙外有三道铁丝网。指导官的日本鬼子住在院子的南头，北边住着满铁队的伪军，还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火岗楼叫火扁仓，里边住着一班日本鬼子，南北相距有半里远。我们的游击队如果走正道，进了大门还要向北走绕个大弯经过两三个岗楼才能到指导官的宿舍，这样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如果进了大门就翻墙过来，下墙就是鬼子的宿舍，这样又安全又快。时间不早了，我心里很不踏实，生怕情况有变化。为了探听动静，我到伙房里拿了一块羊肉，借口给家送肉，到大门的岗楼里向小杨要出了钥匙。小杨还说：“回头给我弄点吃。”我说：“那还不好办。”我打开三道火门，出去一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往上提，简直要跳出嗓子眼儿了。我回来的时候，三道大门都没上锁。我告诉小杨：“我一会儿还有事要出去，门别锁，省得再开了。”我又回到了南屋，见清水他们打得正欢，我又给他们添了添灯油，拨了拨灯。我第二次出大门时，走出第三道铁丝网没几步，就看见两个人影，站在头里的那个人问我：“你是黄家的外甥吗？”我说：“是。”那人又说：“那你也是我外甥，我是李文华。”我大舅黄国珠、表兄黄恩普都是宛平县的干部，我听他们说过李文华是游击队长。我叫了他一声“大舅”，他说：“咱们走吧。”我说：“你们再等我一下，我得先和火门岗楼站岗的小杨说好。”站在李队长身后还有一个膀大腰圆的大个子，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急速地回到岗楼对小杨说：“小杨，游击队指导官来了，我也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一听八路军要来，有点害怕，他说：“我有心跟你走，可是我走了娘怎么办？”我说：“那也好，今天是杀鬼子来了，碍不着你的事，只要你不打枪，也不杀你也不逮你。”他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明白。”我说完跑出去，领着李队长、大个子，还有三个人，一共五个人爬梯子上墙，从房顶上看清了小个鬼子打牌的情况。就在这时，不知谁蹬下来了一块瓦，瓦片“啪”的一声落了地。我看见小松警觉地大喊：“谁呀！”“谁呀！”只见李队长和那个大个子紧跟着扔出了两颗手榴弹，大个子又顺手打了一梭子枪。屋里的灯立刻灭了，鬼子乱作一团，只听见他们在大连铺上“嗵嗵”地跑，我知道他们找枪呢，心里好笑。我跟李队长说：“放心吧，他们的枪和子弹都让我给锁上了。”随后我们六个人从房上跳下来，我溜进西屋，急中生智，拿起字纸篓，倒上灯油，点着了猛地向南屋一扬。我们也随着火光冲进去。这时清水也看清了我，他瞪起了两只白眼“呀”的一声，向我冲过来，声嘶力竭地喊：“一郎，你的心大大的坏了坏了！”我们俩扭打起来。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个“大个子”一个箭步上来，拦腰抱住了清水。我抽身出来，拿起“大个子”的大山镰刀拼命地照着清水的大肚子砍下去，还有的拿手榴弹砸他的脑袋，几下子就结果了他的狗命。字纸篓的余光，照见床下有两只脚，拉出来一看是小松，也让我用大山镰刀砍死了。没有一袋烟的工夫，五个鬼子就上西天了。埋伏在外边的游击队和300多民夫，听到枪响也顺梯子拥进来，抢走了枪支弹药。在日本军人服务社马会计的指挥下，李青云也把库房打开，让大家抢走了食盐、香烟。大伙用山镐从岗楼的枪眼开了一个大洞，大队人马就从这里撤离了。我点了一把火，把鬼子的信鸽房、库房都烧着了。火光照亮了游击队和群众前进的道路。

    这次警务段的伪军没有动，大扁仓的一班鬼子也只打枪，没敢出来。拂晓前，我们安全到达了根据地——王大台子的外槽村。天亮以后，我们开了庆功会。韩晓照和王学强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县游击队政委覃林同志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夸我是中华的好儿女，任务完成得很好。韩晓照、王学强同志也表扬我这次任务计划得好，完成得好。我跟韩晓照同志说：“多亏游击队里的那个‘大个子’，要不是他手疾眼快劲头大，我就得死在清水手里。”韩晓照同志说：“他的外号叫‘干得了’，也跟你一样是个从小没父母的穷小子，他是柏峪的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从那以后就没见过他，可是“干得了”却永远活在我心里。

    六、为解放全中国继续战斗

    随着沿河城战斗的胜利，我被党派入警务段为日本鬼子当“使役”的任务也就结束了，作为101的我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成了。我随游击队来到了根据地，在那里受了两个多月的训练。因为当时我才15岁，不便于参加游击队打仗，王学强同志就让我继续做沿河城的敌工工作。后来日本鬼子又重建了警务段，他们把我哥哥王树芳逮去打了100多棍子，问我跑到哪儿去了，我哥哥也没说。为了控制我哥哥，鬼子把他留在警务段挑水。我因为暴露了身份，不能直接出面活动了。1944年三四月，王学强找了两个人，帮我在包家坟的南山上挖了一个洞，让我在那里隐蔽。那是个深山老林，没有人去，条件十分艰苦。吃粮靠我嫂子送，吃水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泉子提。有时吃的接不上了，就找点野菜野果子吃。我哥哥借回家吃饭的机会把日本鬼子的情况告诉我嫂子，我嫂子借给我送粮的机会再告诉我，我再转给王学强同志。那时王学强住在离我13里远的地方，我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日本投降以前，驻守在沿河城的日本鬼子被迫撤离了。1946年4月，经王学强同志介绍，平郊武工队队长王秀川把我调到昌宛七区武工队任敌工委员。为解放全中国我又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解放北平时，我被调到补训团当指导员，训练俘虏，一直到全国解放。

    张馨 刘宝善：铜墙铁壁

    我冀中十分区根据地，位处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带，形势险要。日寇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1年6月10日，日寇纠集兵力，突然对我十分区根据地实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十分区新城县人民霎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我三十二县大队奉命分成三部分就地坚持活动。我当时是大队政委，我带着大队的一个区小队的同志80余人，既坚持斗争，又保存实力。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到哪里去？”我思索着，与宝善同志商量，突然我们心中一亮，下了决心：到敌人鼻子底下去！到邱辛庄、仁合庄老堡垒村去！邱沟河镇位于新城、雄县、容城三县接合部，拒马河、邱沟河在此汇成大清河，历来就有水旱两路码头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寇于1939年年底就侵占了这块土地，驻有重兵把守。而我们要去的邱辛庄、仁合庄就在邱沟河镇的东侧，1000余户人家，回汉杂居，与日伪敌人据点相邻，近在咫尺，只一壕之隔，日寇万万也想不到这是我们的老堡垒村。

    群星闪闪，微光笼罩，村里凄凄惨惨，鸦雀无声，静得瘆人，好像刚刚打过大仗的一样。部队顺着墙根溜到李英家门口，我在房门上轻轻拍了三下，不久，门开了，李英惊喜而警惕地悄声说：“我的爷！你们可来啦！”进屋后，我们没顾李大娘又惊喜、又担心地叨念，立即与该村的地下党员杨子健（县回民抗日建国会主任）、李英、马兆祥商量起隐蔽的地方来。最后决定到赵八哥家去。赵八哥是位开明绅士，他赞成抗日，拥护共产党。一进他家屋，八哥风趣地说：“欢迎同志们！你们安心住下吧，鬼子汉奸不会怀疑咱们家，咱们是鬼子爱护村的保长嘛！哈，哈，哈。”逗得我们也都捂着嘴笑起来。

    第二天，东方一发白，外面就乱哄哄起来，邱沟河镇的日军汉奸出去扫荡了。形势紧急，我李英八哥立即研究：一、要马上组织人应付敌人；二、万一被敌人发现就打。八哥激昂地表示：同志们不要考虑我的家，一旦暴露，一个字“打”！只要保住同志们的生命，我什么也舍得！正在这时，杨子健板着面孔进来，说日军正在搭帐篷架锅灶，看样子要住下不走了。我们又研究起隐蔽的办法来，最后采纳了子健同志分散隐蔽的建议。于是在地下党员的带领和帮助下，很快藏好了步枪，暗带手枪，同志们扮成群众挑水、弄柴，分散到各户群众之中了。我和刘宝善（警卫员）等同志来仁合庄李大伯家，李大伯老两口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一天的早晨，日军在离李大伯家不远的墙上架起了机枪。大伯赶紧背上粪筐出去探听消息，大妈赶紧做饭。不大一会儿，大伯回来说，咱这儿没事，听说咱们政府遇上了日军，县长王兴、郑途光牺牲了，书记马子玉被捕了。雄县付家营的村干部、群众被小鬼子杀了100多……说话间，街上又乱起来，大妈急忙拿上针线活、端上鸡蛋去门口放哨去了。我们吃了饭，赶紧隐蔽到草棚里，听到街上乱一阵平静一阵。终于盼到了天黑，大妈进来高兴地说：“好悬哪，几帮小鬼子都让我这‘良民’用鸡蛋支应走了。”

    日军住在这两村一直不走，怎么办？子健他们绞尽脑汁，忽然想起回民做礼拜的情景来。子健家与清真寺一墙之隔，晚上在家，白天去和回民一起做礼拜，这不很好吗？阿訇邱金贵、辛老二热情接待我们，并介绍了回民的习惯以及寺里的环境，诚恳地表示：有我们在，你们就没事！于是每天都有老弱回民大伯、大妈陪着我们做礼拜躲避着敌人。一天，两天……许多天过去了都很安全。突然，一天上午，十几个日军闯进寺里，一个挎着洋刀的家伙冲着我们哇啦哇啦地吼叫：“什么的干活？有八路的没有？”回民群众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但都一动不动，仍然默默地跪着。邱金贵迎上前去假意恭敬地对付日军。猛然日军拔出了洋刀，张牙舞爪地大叫：“有没有八路的干活？不说，统统死了死了的！”大家同声说：“没有。”日军扬手向邱金贵的脸上打去，接着把洋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不说，死了死了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正想挺身而出救阿訇，金贵的脸忽然一沉，气愤地说：“这里离据点这么近，八路敢来吗？不信，走！我带你们搜去！”闹得日军目瞪口呆。这时，李英马兆祥他们打着“膏药旗”也赶来了，赶忙假意向日军讨好，训斥邱金贵说：“还愣什么？还不赶快给太君烧水喝！”说着向金贵递了个眼色。我们就坡骑驴，都随着金贵出了礼拜寺，立刻转移了。就这样，我们在群众舍死忘生的保护下，整整和日军在这个村子（邱辛庄、仁合庄紧相连）里周旋了一个多月，没出任何危险。

    一场灾难终于过去了，日军扫荡结束了。我们集合了队伍，怀着仇恨，惜别了邱辛庄、仁合庄的父老兄弟，恋恋不舍地向河西进发了！我们不免感慨地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钢墙铁壁啊！”

    申焕箕：政策对头 变敌为友伪军起义 共夺敌堡

    1940年盘道梁战斗中，我的手残伤了，不宜在部队工作，1941年9月间，组织上决定让我去崞一区任区长，改名高耀。

    崞一区系日伪区，是日伪的治安区，境内火路汽路双人字形并行，北通代县、西通宁武，均由该区通过。境内一面平坦，渠道纵横，水利开发，土地肥沃，交通发达，人民觉悟较高，人口亦较集中，人称十八村，水地居民亦万余人。该地系日伪强化统治重点区，周围有八个据点，崞县城、田家庄、原平、班村营盘、小泉桥、大牛店、上阳武、黄牛，离敌据点最远的村庄三吉、沙城也不足20里。白日是日伪的天下，特务队、宪兵队、协和队、警备队、保卫团、自卫队……穿梭不断，夜晚是抗日人民的天下。那时领导指示我们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隐蔽精干政策，所以我们白日一般不动，只是学习休息，夜晚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依靠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和群众配合，完成宣传、统战、除奸、公粮、田赋、征兵等工作。两年中逮捕敌伪汉奸30人次，多数订立条件释放做些内线工作，一般伪职人员有的是三捉三放，个别坏蛋必要时给以镇压（共打死最坏的汉奸五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日伪几次“强化治安”，我方人员妥协、变节者有增，我们则选择坏蛋给以镇压，在伪军中造成了“不要做坏事，西面还留有余地”的影响，妥协、变节者也纷纷捎话表明态度“绝不当汉奸，是因家在敌区情况所迫”。事后证明这些人多数未做坏事，隐藏他乡。1942年夏，区所人员只留五人坚持工作。

    日伪决心将我抗日区所人员彻底肃清，他们采取特务跟踪、围村搜捕、村自卫团内培植内奸、悬赏逮捕领导、追剿家属、美人计等，都没有成功。后日伪绞尽脑汁，又组织了一个小队，由日本曹长小队长小握领队30余人，每日晚间出发，在我们经常通过的西线要道上南泉、上大牛、南申村等地埋伏。群众发现后，及时将这一情况告与区所人员，我们随即转入东线（铁路以东）。敌人连续埋伏半月有余，也见不到抗日人员的一个脚印。不堪忍受的伪军，如郑拴宝、张学珍酝酿起义，说：“咱们受这洋罪干啥，咱们到西面吧（指抗日军政），怎不好哩！”于是，他们二人又联系了孙得胜、孙恒昌、刘瞎子共同设计起义。

    在青纱帐茂盛的7月初旬一个晚上，他们从二区黑涧出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走在前面的他们忽然急促地、惊慌地返回，向小握惊叫说：“前面有动静，需要查明。”小握随口说：“那你们的开路。”“我们不敢，可得队长与我们配合，不然可怕闹不好哩！”他们以此促使小握与他们到队伍前去“探查”。郑、旅二人走在前面，三人护后，将小握夹在中间。离开队伍一里许时，后面一人举枪瞄准小握头部一枪将其打死，五人当夜全部跑到我一区驻地两营一个小山区。转达崞一区，一区区所人员即时给予热烈招待，报县给了重奖，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安置了家属，愿回后方的给予分配工作。郑双宝、张学珍愿留前方继续工作。郑双宝留在崞二区，协助我部队攻打王董堡据点。张学珍协助崞一区人员攻打大牛店。

    一区通过起义人员在大牛店伪职人员中的关系贾二肉、贾万才，搞清内情，做了里应外合的安排后，又转告我二十支队余致全支队长。余队长派了侦察参谋看了地形地物，了解了日伪内部的兵力部署、火力安排。当日下午出发，轻装前进，并携带草刀、云梯、担架等，晚9时许到达大牛店南梁点。余支队长在大牛店据点铁路两端各安排了一个排的警戒，以防日伪军铁路来援兵。南梁留一个连，以机枪封锁碉堡，掩护突击队进击敌人。各连选出的突击队走在前面，预备队后续配合。9点多，伪职人员多数已经入睡，少数人员尚有活动，此时我们的部队已开始按计划行动了。区所人员走向哨兵时，哨兵立即发问：“什么人？干甚的？”答：“老百姓！听差的！”区所人员迈着老头般蹒跚的脚步，并气喘吁吁，走近哨兵身前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手夺枪、一手以小枪点头，命令：“不许动”。后面一人速用手巾将其口堵住，并说：“不要怕，自己人，立功受奖，引我们进去，到队伍住的地方去。”此时突击队已陆续进入，内线人员故意破坏了机车，出轨调动不灵，人员杂乱来往不断。日伪军发觉时，我方机枪已安在日伪军的门口。经过喊话打枪，不到半小时的战斗，加上外面火力的配合，被围困的敌军很快缴枪。

    由于在铁路沿线作战，恐日伪军兵力迅速来援，所以前后只用一个多小时，区所人员即与部队指战员同步进入西山。

    这次战役俘虏日伪军42人，死伤甚多，缴获机枪二挺、步枪百余支。

    天明时敌人赶到山边，只是无的放矢地向西山乱发了几十颗炮弹，打了几排机枪，看了看大牛店的残败哀情，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原平。

    这次战役后，我们同余支队长再未见面，也未通信，不知他如今在何处贵干。

    崔梦波 郑书箴 房永一：集场锄奸

    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三个同志都曾在鲁南边联县（今山东省兰陵县）工作，每当回忆起这段斗争历史，总要想到集场锄奸。

    一

    在我边联县东南角上有个卞庄镇，一河之隔有个堰头。这村紧贴临枣公路（临沂至枣庄），是个交通咽喉。日本鬼子侵占鲁南不久，就在这里安上了红部（敌据点），汉奸王占牛也安上了大队部。这日伪据点里，有个日特，名叫解洪太。他是驻临沂县日本顾问川本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经常流窜到卞庄、贾庄一带，搜集我抗日军民情报，并直接向川本报告，还建议安设长新桥和坞坵据点，截断我滨海通过鲁南去湖西、然后奔赴延安的交通线。

    为了严惩日特解洪太，经我边联支队和县公安局会商，决定派李之秀同志深入虎穴，进行侦察。李之秀根据支队决定，按照预约时间（农历十一月初六）准时到达堰头。由于解洪太跟着川本到滨海地区扫荡，未能当面见到。不过，从内线同志那里得知了解洪太的模样：大高个，四方脸，有几颗浅麻子，头戴灰色礼帽，身穿灰色大棉袍，脖子上围着一条重蓝色的长围脖，惯骑一匹枣红马。这人有一个怪脾气，就是这匹枣红马对外从来不出借。另外，还得知解洪太要在农历十一月初九赶贾庄集。

    根据李之秀提供的情报，我们立即把李景先、赵魁武、孙傻子找来，共同议定了两条方案：一、最好在赶贾庄集的路上下手；二、如果在路上达不到目的，就在贾庄集上把他干掉。

    十一月初九，贾庄逢集了。从堰头奔贾庄的大路上，赶集上店的、走亲串友的来往不断，熙熙攘攘。这时，孤山脚下的大路上，走来四个歪戴礼帽、身穿长袍、背着捎马子（褡裢）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四位侦察员——李之秀、李景先、赵魁武和孙傻子。他们蹲在大路旁，吆五喝六地打牌，还不时瞅着路上的行人。与此同时，我们也带领伏击班的同志隐蔽在孤山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山下。

    天近10点，大路上来了三个人，为首的那个人戴古铜色的礼帽，身骑一匹黑骡子，两个脚夫紧跟在后边。李之秀等人一看解洪太来了，也做好了准备。可是走近一看，从服装到坐骑都和内线提供的不一样，心里一犹豫，三个家伙就匆匆地过去了。

    第一方案失败了。我们简单地研究了一下，确定迅速执行第二方案。李之秀等四位同志进了贾庄集，我们带领一个机枪班转移到了离贾庄只有一箭之地的桥头竹园，待机行动，掩护他们安全转移。

    天已过了正晌，集上的人减少了一半。李之秀等四人四处留神观看，寻找解洪太的踪迹。经内线同志暗示，发现他正在包子篷里大口大口地吃油煎包，李之秀等人迅速埋伏在他的周围。解洪太吃完包子，抹了一把嘴，绕到西边桌前买芝麻糖吃。李之秀用眼神递上了暗号，示意助手。李景先手疾眼快，左手放下粥碗，右手掏出手枪，乘解洪太转身咬糖之机，一枪把他打倒了。集场立即乱了，解洪太的随从站起来刚要动手，李之秀的枪口早已对准了他们的胸膛，大声喝道：“不准动，谁动打死谁！刚才镇压的是个日特，民族的败类，没你们的事。”两个汉奸一听，吓得连滚带爬逃进了贾庄。

    二

    文峰山下，西泇河西边有个尚岩村。1942年夏天，这里安上了伪区公所，沟西还安上了伪警察所。尚岩是敌人活动的中心，东去八里是朱村，住着日军一个小队；西去五里是青山乡，住着30人的维持会；北去三里是郭家村，住着百多人的汉奸队；偏西北不到20里的埠阳，就是日军大队部。正因为尚岩的地理位置重要，敌伪势力集中，所以这里的汉奸也特别猖獗，金良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以日军为靠山，疯狂反共反人民。我八路军老五团的情报，他搞过，我抗日家属，他糟蹋过，真是罪恶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我边联政府和边联支队共同研究，决定在农历七月初三尚岩集上把他处决。

    自从我们在贾庄集上干掉解洪太之后，金良喜非常警觉，他很少出门，更怕赶集。我们得知这一情况，进行了反复研究，决定引蛇出洞，借机消灭。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好，我们通过亲友关系找到了尚岩伪区长金益山，又帮助他分析了在伪军里面的难处及未来的后果，最后用党的政策给他指明了出路：“抗日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只要你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管在哪里，都能为抗日出力。”这次谈话效果很好，临结束时，金益山爽快地回答：“我愿为抗战出力，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说一声就行。”我们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向他讲明了引蛇出洞的计划。他听后，满口答应。

    第二天，尚岩逢集，没见到金良喜半个身影。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正在这时，内线同志传来金益山的报告，说是金良喜和他本族的一个人闹了矛盾，借酒发疯找魔邪，如今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公所里不出来。得知这一情报后，我们让内线同志立即通知金益山，告诉他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若是真心愿意接受抗日出力，就应想尽千方百计把金良喜引出来，倘若滑头，下场可悲。

    这一招果然很灵，金益山按照我们的指挥，给金良喜解酒。他先灌了浓茶，用水抹了脸，用扇子扇了风，然后故作亲近地说：“二老爷，咱君子不跟小人怄气。今天逢大集，您吃着行（音hɑnɡ，即集），管着行，不到行上遛遛，这到手的钱不就白撂了吗？二老爷要想出气，我看过了今天这个集，咱再揍他一顿也晚不了。”经金益山这么一吹捧，金良喜飘飘然，不知所以然。于是他喝了几口茶，便站起身来说：“到手的钱不能让它跑了，走，集上逛逛。”金益山一听这话，喜出望外，赶忙扶着金良喜的左膀，两人从区公所里东倒西歪地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卫兵。

    金良喜一来到集上，就被我们的侦察员于守平盯上了。金良喜耷拉着头，转进了西瓜市，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狗日的，谁敢讹我，这也不是吹的，我一跺脚，这尚岩就得塌半个天。”于守平原准备打他的后脑勺，可是，一听这话，气得向前猛走了两步，刚要动手，恰好金良喜被脚下的西瓜皮一滑，身子一晃，和于守平碰了个对脸。于守平借机把他的脑门崩开了。

    尚岩的地头蛇金良喜被除掉了，金益山这个“两面派”变成了“一面派”，我抗日队伍里又增加了一名新战士。

    三

    我们除掉了日特解洪太、铁杆汉奸金良喜，不仅对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震惊很大，对川本也是个有力打击。但是他并不擅自罢休，又在我边联县物色了一个叫蒋春之又名蒋中一的特务，接替了解洪太的工作，并将他派遣到我边联县向城一带活动，专门搜集我军政情报，做策反工作。

    蒋春之原是我鲁南行署某科科员，因经不起艰难困苦的考验，后携带手枪一支、钱款一宗，投降了日寇。他了解我党政军负责人，不把他早点除掉，将会给根据地的巩固和首长的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鲁南军区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我们。

    蒋春之为人狡猾，行动诡秘，惯用的手段是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因此，我们虽然搞过他两次，一次埋伏在王家楼，另一次是埋伏在张家桥，但是结果都落了空。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了处置办法，决定以毒攻毒，利用矛盾。根据内线同志报告，蒋春之和特务焦永和矛盾很深，到了鱼死网破的程度。我们就通过做焦的工作，让他及时提供蒋春之的活动线索。有一天，焦永和向我们透露，蒋春之讨了个小老婆，要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结婚。结婚前，蒋春之打出的旗号是到城里置嫁妆，实际上赶向城集筹办些结婚用的东西。因为新娘子就是向城附近的梧桐村人，蒋春之还想借机夸官摆阔。

    得到这一情报，我们和郭华同志进行了细微研究，确定派于守平、李其中、宋广和共同执行这一任务。为应付意外情况，我们还派了几个人，分成四个组，配合行动。边联支队一大队还在孙庄、朱村、尚岩等处埋伏，以作策应。

    中秋节在鲁南地区是一个大节，因此，八月十四的向城集比往常更加热闹。这天，我们执行任务的同志都化了装，于守平上穿白毛洋对襟褂，下穿青布裤，脚踏浅口布鞋，头戴斗笠，肩上背着捎马子，里面鼓鼓囊囊，好像走亲戚的样子。他先是在集上逛了一圈，熟悉了一下地形，接着又到向城南门外白杨树底下跟郑书箴接上了头。

    大约9点，蒋春之鬼头鬼脑地来了，后边还跟着四名武装特务。他来到集上，转了几个圈，就一头钻进小酒铺，和朱村的伪乡公所副乡长赵乃文等人喝起酒来。

    于守平在进入集场子前，早把轮子枪随身带上了，那支备用的三把匣子枪也压上了火，藏在了捎马子里。这时，他正站在蒋春之斜对面的点心摊上，装作买月饼的样子，暗暗观察着小酒铺的动静，盘算着如何早点结束这场好戏。现在，于守平的位置和蒋春之的座位仅隔七八步远。按照常规，于守平打蒋春之是易如反掌。可是蒋春之左右及前后都有人，下手急了，容易出意外问题。于守平只好故意慢腾腾地跟掌柜的拉呱，等待时机。不多会儿，蒋春之等人停止了猜拳行令，正要用饭，于守平见时机已到，急忙把包好的月饼往柜台一放，来了个鲤鱼大转身，猛跨三步到了小酒铺跟前，“啪啪”两枪就把蒋春之放倒了。枪声一响，我们同来“赶集”的七位同志，几乎同时把枪口对准了那四个特务，他们都吓得筛了糠，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就在这天夜里，向城南门外贴出一张公布蒋春之罪恶的布告，老百姓看了无不拍手叫好。

    集场锄奸，振奋了群众情绪，巩固了我鲁南抗日根据地，保障了由滨海到鲁南然后奔延安的交通线畅通无阻。集场锄奸，打击了特务、汉奸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伪军内部开始分化瓦解，或明或暗支持我们的抗日行动，有的伪军为留条后路，还主动找上门来。尚岩沟西警察所长李经堂、孙家庄的伪军队长魏传中、贾庄伪乡长宋振达等都主动跟我们联系，表白自己抗日爱国的态度，有的还积极为我们做工作。有一次，我部伤病员和工作人员，在老杭头村住了一个多月。这事，朱村的伪乡长宋忠礼和有关警察人员都知道，但没有一个向日本鬼子和特务告密的。日寇扫荡山区时，我鲁南区党委魏思文同志的爱人吴坤，到旁家河隐蔽，就住在贾庄伪军队长陈桂勋那里。驻守印王山的伪军自卫团团长宋光厚，还主动承担了我们由山里通往三分区的过路向导，公开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锄奸行动，意义非凡，至今记忆犹新。

    （李义昌整理）

    文松：抗日支前战斗实录

    1940年8月的一个闷热夜晚，胶东半岛山村里乘凉的男女老少和往常一样，女的借着月光纺纱线；男的迎着微风搓草绳；也有的仰卧在石板上以清除白天的劳累；老辈们摇着自己编制的麦秸扇，海阔天空地谈个不完；孩子们你追我逐，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夜深了，人们各自进屋，树上蝉儿歇着，夜也静了。

    夜半迎来子弟兵

    正当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八路军五支队老五营开进了我的家乡——山东文登的青石岭，这百余户的小山村又立即沸腾起来，家家户户忙着迎亲人。

    我被张大妈从梦中喊醒：“老弟，快起来，真八路来了！”我马上冲出大门去迎接子弟兵。

    刚出门，就被驼背村长宋山喊住：“快，跟我来！”

    我还没回答，后面传来了一位妇女高嗓音：“老村长呀，您比骑马还快，我已跑遍村头宅尾，都说你刚走过。”村长不等她说完即吩咐：“别唠叨，快去派200号的饭，送到大槐树下给队伍吃；还有每人两斤烙饼，三更天送来。”我问：“她是谁？”村长责备似的：“她是你堂哥嫂，春天动员堂哥参了军，村上成立妇救会时被选为妇女主任。“你呀，回家半年了还不认识……”大海哥挑着一担水迎面过来，见村长就贴耳低语：“我妈听到队伍来了，就烧一大锅开水，还把我舅舅外出时带给她的什么‘龙井’茶叶泡在里头。老村长你尝尝味，真香呀！”没等他说完，村长就要我先把这担水赶快送到队伍上，让大海回家再挑一担来。我刚读书回家，百八十斤的水压在肩上，移步也有些困难，但这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很快就踉踉跄跄地朝着大槐树方向挑去，好在晚上谁也看不清我那副狼狈相。

    正当我拾起空着担桶回头走，却被村民兵队长一把拉住了：“你干什么，赶快领我去找老村长！”两人没走上几步，又碰上手提饭篮、水桶的黄大娘。

    “阳春呀，我烙的油饼十人也吃不了，不知送到哪去？”

    他哪有工夫和大娘啰唆，朝大槐树方向一指：“去那里，快送去！妇女主任在那边，找她去！”别看这民兵队长，他已当过两年八路，春上因腿儿受伤了才回乡休养。

    他找到村长劈头就问：“人呢？枪呢？担架呢？”困难摆了一大堆，可是村长忙而不乱、急而不慌地说：“老方，困难是有的，要靠大家动脑筋呀！昨晚区长来咱村，同党里人已研究过这些困难。来！一起到那里去看看。”

    到那儿一看，平日乘凉的大槐树下，整整齐齐地坐满老五营的战士。有的穿着黄色军装，也有灰色的；有的戴了军帽，也有打裹腿的，但个个精神抖擞，个个手持长枪，肩背手榴弹；还有的挂了缠着红绸子的大刀。我想数数有多少人，却被早就蹲在墙角下抽着旱烟的“老诸葛”文大爷看透，喊了一声：“来，这里来！”并瞅着我：“这是军事秘密。”又像老师教小学生那样，一板一眼地讲：“这真是天兵神将，说到就到，前几天乡上来人开会，刚说起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我还不信呢，到今晚真的见了。”

    顷刻间，乡亲们把自己的子弟兵团团围住，纷纷将茶水送到他们手里，烙饼递到嘴边……大槐树下一片欢声笑语，奏起了一首充满着军民同乐的感情激越的乐章。

    同仇敌忾歼顽敌

    老村长、民兵队长和我回头赶到村公所院子时，那里早已挤满了人。我就急急忙忙挤到前面，刚席地坐好，同学树堂也挨上来，还小声小气地问我：“干什么？”我答：“不知道。”又问：“打仗吗？”我嗯了一声。忽听前面谁喊了一声：“开会了！”沸腾的院子顿时鸦雀无声。接着黄营长讲话：“……抗战已三年了，国民党不打日本鬼子往西跑。我们这一带，东15华里的大水镇，南20华里的高村，北30华里的县城，都有日本鬼子据点，咱们这块革命根据地，鬼子经常来杀人、放火、抢东西。上级命令我们要在这里狠狠揍他一下……但是，打仗总会流血的，还要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刚说完，村长就下令：“阳春当担架队长，谁愿去就留下。”没等村长说完，那个响嗓子大嫂突然尖声地说：“女的也要去！”黄营长当即提高嗓门表示：“当然可以。昔有穆桂英，今有赵一曼，都是女的。抗日不分男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说起这“响嗓子”，村上人都知道她就是秀珍嫂。去年冬天，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她丈夫背了文龙老爹刚出村，就被鬼子抓住，硬说老爹不是挑水摔断大腿骨而是八路军的伤兵，老爹被绑在大槐树上活活打死，丈夫也被抓走，至今不知下落。今晚她这一正义要求，激起了年轻媳妇、姑娘和小伙子们的义愤，纷纷举拳高呼：“要报仇！要雪恨！”平时话不多的新任担架队长阳春，也放开喉咙高呼：“仇要报，恨要雪，要以支前的实际行动，为文龙大爹报仇，为中华民族雪恨！”黄营长还补上了一句：“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

    大会散了，挤满在村公所院子里的人还不肯离开，同我一样争着要报名支前。

    突然谁在我头上拍了一下，抬头只见一个挂着匣子枪的大高个儿对我说：“你这个小鬼也要去，太小了。”阳春没等我解释，帮着我说：“团长，他已经17岁了，长得虽小一点，但刚从城里读完初中回来，是个知识分子呀！给我当文书，是好助手呀！”周围的人都笑了。这幸福的笑声，是为我祝贺，是鼓励我接过光荣牺牲的哥哥的枪去战斗吧！

    东方刚露一丝亮光，部队已经进入离村五华里的猫子山树林里拉开了队形。战士们头插树枝，神速地潜入好像早已挖好的掩护体里，做好打伏击战的一切准备。我们担架队紧跟在后面，分散隐蔽在各个山谷里，静悄悄地只听到从远村传来的鸡啼犬吠声……

    天亮了，周围田野里的农民照样在干活，前面大路上的行人依然在走动，和往常一样。可是“不准走动，准备战斗”的命令，一道又一道。埋伏着的战士们和担架队员们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中午的山谷里更热得出奇，尽管不走动，还是汗流浃背。

    但这时秀珍嫂特别高兴，她把两只小辫子一起缠在头上，脚上穿着和战士们一样的一双自编草鞋，手里拿着一束野花，嘴里哼着小调。她正欲与几乎全副武装的妇女主任望嫂咬耳交谈时，突然被阳春的出现而打断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挤拢来，阳春传达了上级指示：“县城、高村、大水镇三个据点的日伪军人，今天黎明前出动，分三路经过咱村，将在中午12点进入我们的‘口袋’里，南山、北山、西山都有我军埋伏。我们的任务是紧跟老五营抢救伤员守占山头，狠打来犯的日寇，决不让日寇窜回鬼窝。”

    中午时分，远村升起一股股浓烟火光，传来一阵阵人唤马嘶时，山上的枪声响了。接着炮声、战马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我刚从山谷里一抬头，就见到一个战士背着鲜血直流的另一个战士从玉米田里过来。担架队员树堂还没等队长命令，早就飞上去接过伤员，几个女队员撕开自己的衣服包扎伤员。队长阳春边讲：“军医到前面去了，赶快抬下山！”边又喊了几个小伙子急奔前沿阵地去了。

    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炮声停了，枪声稀了，带来了“活捉松山一郎”的喊话声以及紧密的拼刺刀声。伪军见势不妙，逃跑的逃跑，投降的降投，唯有信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鬼还在哇啦哇啦地与我战士拼刺肉搏，做垂死挣扎。

    高奏凯歌奔向新的胜利

    战斗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南山、北山、西山的几路大军很快带着胜利的喜悦，会师在猫子山上。李团长挺立在最高峰，宣布了初步战果：打死打伤日伪军24名，活捉日军中队长松山一郎等30余人，缴获战马3匹，枪支弹药正在清点。团长接着说：“这一仗，是我独立团成立后首战告捷，是我军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共同战斗的伟大胜利。”在一片欢乐声中，“中国共产党万岁！”“全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周围村上的男女老少也都闻讯赶来，挤得小山头水泄不通。西村军属老大娘沈金宝听到打了胜仗，一定要老头子扶着她来山头，并把一只正在生蛋的老母鸡亲手交给了李团长。前来送蛋送饼的人越来越多，老村长干脆就地设了临时村公所，替部队收受慰劳品，开收条。山上红旗招展，山下慰劳品成堆，山上山下一片欢呼声，汇成军民的欢乐海洋。

    一位骑兵跃马上山，向李团长报告：大水镇敌据点的中队长被我活捉后，残敌龟缩在窝内，不敢妄动。周围各乡民兵近万人，中午前后集中在据点外围。上级命令我团急速前去统一指挥，消灭残敌，拔掉据点。

    军令如山，纪律似铁。部队一声集合，又雄赳赳奔向新的胜利！

    边延亭：蜜桃林里的斗争

    河北深州的大蜜桃，中外驰名。这片蜜桃林在身陷北部方圆几十里的地带，每到夏秋之际，阵阵异香，可从这个林园飘散到几里以外。

    1942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集中了大批日军、伪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想一举消灭冀中的抗日力量。当然，这块可爱的蜜桃林，也在日伪军扫荡的范围之内。

    人民要保护自己的蜜桃林，蜜桃林也掩护了养育它的人民。当时，冀中抗日游击队利用这片蜜桃林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当时我在深北县公安局工作，也是战斗在蜜桃林里的一位抗日战士，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的前几天，我活动在深安公路（深县到安平的公路）路东，不久转战到路西，就在这桃林之中进行着活动。

    5月的桃树，已是枝叶茂盛，果实累累了。深州蜜桃林的特点是枝叶蜜，树身低，树枝子大都离地面只有一米多高或不到一米，有的甚至贴近地面，而且枝干延伸长，每棵树占地方圆十几平方米，甚至二三十平方米，棵棵相连，葱茏一片，几乎没有什么空隙。日伪军的车子队、马队、汽车很难进得去，更难通行，少数坏人也不敢进入密密的树林。可是属于人民的这片蜜桃林，人民对它却非常熟悉。于是这片广大的桃树林便成了我们与敌人开展游击战的天然屏障。

    回忆日伪军五一大扫荡时，我们利用桃树林和日伪军周旋战斗的动人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

    桃林会议

    记得1942年五一那天，整个县级机关被冲散了。我被冲击到县北沧石路附近傅家庄村隐蔽了几天，但总要找到机关呀，可又到哪去找呢？当时听到一个不太准确的消息，说局长苏克同志在周龙华和壮周堡一带桃树林中活动。于是我在一个后半夜动身，直奔这片桃林。由于聚合心切，30华里的路程，只用了一夜，天亮以前我便赶到了该地林中。上午巧遇当时的三区公安员刘盈同志，我们虽然分手时隔不久，但今天见面的心情格外激动。当时，白天日伪军活动嚣张，不便进村，先由刘盈同志回家（北周堡村）弄了些吃的，这才在桃林里吃了饭。刘盈同志同时告诉我，老苏他们就在附近，已约定好晚上集合研究活动方案。我听了很高兴，总算和组织又联系上了。

    晚上，在林中一个沙岗上我们集合了，这算是县公安局的部分同志在敌人大扫荡后的第一次林中会议了。记得当时到会的不足十人，除局长苏克外，还有侦察股长高志、特务队长张显、三区公安员刘盈等同志。会上决定：（一）划分活动区：我被分配在深安路西一区、二区（过去叫唐奉区、穆村区），其他同志都做了安排。（二）重新调配武器：驳壳枪集中调给锄奸队。（三）联络方法：暂不固定，光以刘盈同志处为中心联络点。（四）时间紧迫情况紧急，立即分头各赴分工地区。会后当夜我便赴一、二区去了。

    开始，我的根据地设在了二区八弓村附近的桃林中。当时的二区公安员高冠英同志给我在一块比较茂密的林中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点，即在桃林中挖了一个坑，上边架上了木头，盖上了一些草，压了一层土，留下二尺见方的一个小口。在坑底铺上了点广草，放了一床旧被子。洞口上边是一个较大的桃树枝子，比较隐蔽，不易被人发现。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宿舍了。白天由高冠英同志给我送饭，晚上我一人睡在洞中。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在周围的活动。

    教训伪警察

    有一天，县公安局的赵宝峰同志由高冠英同志引导与我会合。我二人正在林边观察情况，看见百来米远处有一个穿米黄色衣服的家伙，头戴大檐帽，正在伸手摘成熟了的蜜桃，口袋已装得鼓蓬蓬的还在摘。我和宝峯同志一看，认定是敌人。于是，我二人分工，一个在他的正面，一个在他的后面，很快出现在这个欺压百姓的家伙眼前。当他发觉时，我们二人的手枪，一个顶在他的身后，一个顶在他的胸前。这个家伙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举起了双手，手里的桃子也掉在地上，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嘴里直喊：“八路爷，饶命！饶命！”“我……我，我没做过别的坏事！”我俩仔细一看，是个伪警察，经搜查没带武器。这里离县城只有几华里，他们认为大扫荡后，这是他们统治的天下，所以才敢这样大胆，大模大样地来摘百姓的桃子。经过我们详细审问，加上掌握的情况分析，他还不是顽固不化的铁杆汉奸，决定教育他一顿，放他走。我们给他讲了讲形势，指出当汉奸没有出路。他边磕头边将装在口袋里的桃子掏出来放在地上，口中不断说：“我再也不敢了，我不干这个汉奸了，回去就不干了……”我们考虑到当时也没地方安置他，又没必要杀掉，于是做做争取分化工作之后，就把他放回县城去了。

    追击侦缉队

    一天上午，我和县敌工部的干部张格夫等在生产蜜桃比较有名的利仁村议论敌情，忽然得到在敌人内部一个关系报告，说县城侦缉队一帮人从城里出来，要到西马庄、杜家庄一带进行敲诈勒索。侦缉队是日本侵略者豢养的一支无恶不作的便衣特务武装。当时我们议定打他一个伏击，教训他们一顿。于是我们集中了张格夫他们二人，区公安员高冠英和当地两名村干部共六人，都有武器。利用桃林这个天然屏障做掩护，加上我们地形熟，有群众，给日伪军一个冷不防，是有取胜的把握的。我们分析了他们活动的路线，计算了一下时间和路线，决定在杜家庄东敌人回城的路上截击他。当日上午约10点时，我们到达预定地点。等了约半小时不见动静，正在着急之际，张格夫说：“来了！”我们定睛一看，在通向县城的送沟中出现了几个穿军装、戴草帽的伪军骑车向县城奔驰的身影。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追鬼羔子们！”可是这几个敌人似乎发觉了什么，跑得速度加快了。我们几乎同时开了枪，这几个敌人不知我们来头多大，跑在前面的几个拼命地蹬车逃跑，后边的见来不及跑了就扔下车子准备只身隐蔽溜掉。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转身，我们几个就围了上去把他们活捉了。经过林中审讯，知道他们这里出来六个人，任务是向老百姓敲诈钱财，调查我方情况。前边三个跑掉了，我们抓住了一半。这个地方离城只有三四里地，必须尽快处理他们。当我们逐个讯问了他们情况之后，又从他们嘴里了解了城内敌人的一些情况，然后决定还是教育释放他们，以利于争取瓦解敌人。临释放时，我们对他们提出严肃警告：一、不许再欺压群众，再犯不饶；二、不许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做事，能不干的不干，回去时只准应付日本人；三、认清形势，日本人长不了，当汉奸没有好下场。这几个家伙只是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并说，保证不再干坏事。我们看油水不大，只有几条破枪、几辆车子，当即对他几个说：“走吧！什么也不留你们的。我们八路军不是为了夺取你们什么东西，只要你们不死心塌地当汉奸，不坑害老百姓就行了。”三个家伙无精打采地推上他们的车，背上交还给他们的武器走了。

    没有多大工夫，杜家庄村边传来了枪声，原来是前边跑掉的几个伪军回城报告了敌人，日伪军大队人马来找八路军来了。我们几个缓缓地离开了审讯这几个伪军的地方，转移到蜜桃林中商量日后的战斗去了。

    卢省三：“沭河大戒严”斗争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1943年，日本侵略军的势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败势已定。但其作垂死的挣扎，更为残忍毒辣。莒县老垛庄区，是早已建立的民主政府根据地。我们在根据地里组织领导民众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自卫队、游击小组、武工队、儿童团、妇女识字班。在开展文化方面设立了抗日小学、夜校等。沭河西岸是敌占区，日本鬼子就盘踞在夏庄，珍珠山、赵家岺都有伪军碉堡保护着台潍路线。日伪军不时地出动扫荡抓夫抢粮，使得人民日夜不安。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领导人民组织了沭河大戒严。大官庄、脉住墩、水沟泊、怪泉、董庄等十个村庄组织了一个大联防。组织力量封锁沭河，设盘查岗封锁消息，保卫生产。各庄儿童团组织了传信组，按一定线路跑递信息。如果发现来信上插有鸡毛、火柴棒，这叫“鸡毛火促”快信，得跑着传信。紧急情报都是这样很快到达指挥中心，指挥中心从而有所戒备。

    在5月24日以前，从敌占区的我方地下工作者传来消息说，夏庄和赵家岭据点里的日伪军，已在作准备出动，可能是要到河东根据地扫荡，破坏麦收和抢粮。消息传来后，垛庄区领导马上来一个总动员，既空室清野，预备抢收小麦，又把全部群众武装起来，加强岗哨，来一次反扫荡保卫麦收。这时我已脱产入伍，在卢家孟晏任正教员，教抗日小学。这个村是大联防中心，紧靠沭河，与河西的赵家岺据点——夏庄碉堡相对，距夏庄八华里，距赵家岭仅有不到四华里，碉堡形状清晰可见，一枪就能打到。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把各自的学习用具都埋藏在自己早已挖好的小坑里，如果转移时各自随家长行动。

    23日夜间，传来紧急情报，日伪军今夜可能出动。当时有区长邱健民，亲带三个班的区队到我村，发动指挥大联防的武工队、自卫队全部武装，除大刀、火枪、红缨枪外，原始大炮也把火药、铁砂子装好，分派了炮位。一门最大的炮叫“五环炮”，炮上有五个铁环，五个人抬用。这门炮里装上了一些耙齿，安置在庄北最高地“老石崖”顶。武工队把河沙里埋上石雷、钢雷，沿河岸埋伏好了，民兵自卫队就这样凭守沭河，坚决不让日伪军过河。当夜一切准备停当，我身上带着发给我的两个手榴弹，跟着区长察看动静。

    24日黎明得到情报说，日伪军已经驻到沭河西岸丁家孟晏村东古庙里了。古庙藏在杨柳的浓荫里，一点目标不见。据说日伪军是在黑夜里过去的，他们在窥探河东的动静，随时就能突击过河（河面水少不到一华里宽）。这时带着三个班的区队李指导员布置战术，他讲：我们要打主动仗。一班过河占西岭高地，卡住回夏庄的路；二班过河占松林坟地；三班守住河岸做掩护。要行动迅速，不露目标，不到一枪打倒一个敌人时不鸣枪。李指导员说：咱打靶时陈虎子不是一枪一个红心吗！今天对日伪军就要打准，当个靶子打。全体队员哄然大笑。

    “开始行动！”指导员下了命令。两个班跑步过了河，刹那间二班抢占了林地，一班还在西进。正在这个当口里，北面河东岸响了一枪，这可能是有的民兵不留神走了火，或者故意打一枪看看庙里的动静。这一枪不要紧，日伪军唰地从庙里出来了。高地上的大五环炮也忍不住气了，轰的一声巨响，向古庙打去，眼看杨柳村树枝打翻了一块。日伪军打着枪向西窜去。这时邱区长只喊：“谁打的枪？没纪律。敌人跑了，可惜，可惜！”正说着，西岭上一阵弯把机枪声向东打来。这是夏庄的日伪军来给汉奸增援了。区长下令，安全撤退。河西崖的两个班和民兵，陆续退回来了。眼看日伪军机枪子弹打在民兵脚后，激起阵阵尘土。邱区长拍着腿说：糟糕！吃亏了，受损失啦。等汉奸退回了赵家岭乌龟壳，鬼子也回了夏庄。我区队民兵也安全撤回，查人数不缺一个，也没有负伤的。就此，一场灾难雾消云散了，接着胜利地收获小麦。从此，日伪军再没敢到这里。

    高存信：一次难忘的皮里村地道战

    1944年冬季，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空前扩大。为了适应形势，必要时互相配合作战，我延安中央军委总部驻有美军观察组，并派出三名观察员到晋察冀军区，其中艾斯·杜伦上尉又被派到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1944年12月下旬，他到了晋察冀军区，军区组织了小型的欢迎会，杨成武司令员接见了他并讲了话。根据军区的决定，由我和联络科的几位同志，陪同他进行考察活动。出发前，由军区有关部门给他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杜伦上尉当时对我敌后军民所进行的游击战争，还抱着不好理解甚至怀疑的态度。

    1945年1月21日，艾斯·杜伦上尉和我们一行八九人，其中还有晋察冀中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摄影组的石少华同志，一起去九分区。我们都是穿着便衣，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套特大号的蓝棉裤、棉袄给杜伦换上了，但他欧美人的形象，怎么化装也掩饰不了。为了隐瞒保密，我们决定动员一辆花轱辘车（车上有棚子），让他坐在里面。从早饭后到下午3点左右，才到达九分区机关驻地任丘县边关村。晚饭后参观了边关村的地道，便休息了。睡至半夜，因河间、辛中驿的日伪军向边关方向袭来，为了避开日伪军，分区决定向河间、任丘交界的皮里村转移。皮里村距边关仅十余里，有地道，但质量不如边关。到了皮里村，我们这一行人分到姓卢的堡垒户家，这时已凌晨2点了，大家都未脱衣服就休息了。卢家在村的北头，四合院。为了接待宾客，房东让我们住北房，他自己住东房。北房是一明两暗，杜伦和翻译马振武住西头，我和吴英民、石少华等同志住东头，地道口在我们这个屋的东墙上，墙上挂了一张壁画，揭开画就是夹皮墙里的洞口。大家入睡都很快，而我总觉得皮里村距边关村太近，日伪军合击边关村分区机关扑空后，皮里村就可能受到威胁，但又觉得有地道可以钻，日伪军来了，还有分区呢，而后也就慢慢地入睡了。

    黎明前，突然听到有枪声，我首先起来，其他同志也都立即起来了，准备行动。我先到院内听听动静，这时日伪军的骑兵已在院外街上，向北边边打枪边跑，我立即回屋，让杜伦和翻译到东屋钻地道。杜伦由吴英民、马振武他们带领，毫不犹豫地钻入地道，杜伦个子大，下洞时费点劲。在他们钻地道的时候，院内南平房已上来两三个敌人，并开始向东屋、北屋打枪。我当时带有两支手枪，负责监视敌人，掩护同志们迅速钻洞，向房上敌人打了几枪。最后发现房上敌人正在架设机枪，院内又进来几个敌人，我也从坑上钻入夹皮墙，下了地道。紧接着敌人进入屋里，发现了我们的洞口，向里面打了几枪。我钻到洞里之后，遇到了我的警卫员和石少华同志，才发现我们钻错了方向，这个洞是个死洞。我当时既急又恨自己，为什么到达宿营地后，不亲自下洞察看一下地道情况呢？幸好吴英民带着艾斯·杜伦他们钻对了。我只好又回到地道入口的拐弯处，观察敌人的动静，待机再通过洞口处转移到左面地道去。这时敌人一方面大喊大叫：“你们被发现了，快出来吧！”同时，日军威胁伪军下洞，并向洞里投了一颗手榴弹，随后下来一个敌人，我当即用驳壳枪打了一枪，二次扣扳机时，机头被震下来的土塞住了，扣不动了，幸亏我还有一支六轮手枪，又打了两枪，击中了敌人腿部，受伤的敌人大喊大叫：“不好啦！打中我了。”由上面的敌人拉着，又爬出洞去。我们即利用这个时机，迅速通过洞口的下面转到左面地道里，与杜伦、吴英民他们会合了。由于敌人已经发现杜伦未来得及带下洞口的照相机、日记本和地图等，断定进洞的一定有外国人，所以敌人集中力量想法破坏这个洞口。我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地道口。敌人在地道口已经吃过亏，他们不敢再轻易下地道，只是不时地向地道打枪、投手榴弹，我们也不时地从地道口附近向口上打枪，由于地道口是在房子里面，所以不好挖掘。敌人先采用灌水的办法，我们即引导水流向地道内设置好的储水池；随后敌人用烟熏，我们就用棉袄堵洞口，从通气孔、瞭望孔排出去；我们为防止敌人放毒气，每个人都把包头的毛巾用自己的尿淹湿，准备发现毒气时捂在嘴上。总之敌人在我们这个地道口所进行的破坏，一直未能得逞。艾斯·杜伦进入地道后，没有什么特别表现，和我们同志一样蜷屈着腿坐着，翻译马振武紧靠他坐着，但他们很少说话，只是在那里静待事态的发展。

    皮里村地道是防御性的蛇形地道，走向多是在房屋底下，临街的较少。所以，侦察其走向的确切位置和实行挖掘破坏都比较困难。这次地道战的特点都是机关人员，没有战斗部队，敌人是日军少，伪军多，相持一整天，只有临街一小段地道被敌挖开了，但对整个地道未产生什么影响。与敌人斗争的焦点主要在地道口处进行战斗，但各地道口敌人的行动并不一样，敌人只是大喊大叫：“要放毒、灌水、挖洞，快出来！”而实际上敌人却用箱箱筐筐等破烂东西，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地道口，把地道堵得严严实实。这很明显是敌人不打算破坏地道，欺骗上级把地道口覆盖起来。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5年年初，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都有了重大变化，日伪军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战争意志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戏剧性的行动，也说明了当时的形势。

    快到黄昏的时候，从地道听不到地面上人声了，不久便传来分区的通知：“敌人已经撤走了，可以出地道了。”我们钻出地道时，天已快黑了，这样我们在地道中待了十二三个小时。出来后，看到房东卢大娘包着手在炕上躺着，一问才知她未来得及钻地道，被敌人抓住，硬逼她交代北屋外国人藏在哪里，地道干线经过哪里。卢大娘坚定地说：“不知道！”敌人用军刀向她砍去，在她清醒过来后，敌人又去逼问，她摇摇头，仍然表示不知道，虽然被砍掉几个指头，她仍是宁死不吐真情。她的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我们都十分敬佩。当翻译马振武讲给艾斯·杜伦听了后，杜伦竖起大拇指，口中连声说：“伟大！伟大！”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爱人肖哲，在地道里抱着她的孩子，由于孩子很不习惯在黑暗的地道中生活，哭得很厉害，肖哲怕哭声暴露地道位置，硬是死死堵住孩子的嘴，不让他哭出声，以致孩子因窒息而死。翻译马振武，向杜伦说了这件事，他再次竖起拇指连说：“伟大！伟大！”而后他见到魏司令员还表示慰问。当晚我们随分区机关转移到肃宁县北窝头村，吃饭后即休息了。

    我和吴英民同志研究，艾斯·杜伦这个外国人目标在皮里村已经暴露，如果仍留在九分区，安全不好保障，不如先回军区。至于他原计划在九分区要考察的白洋淀冬季冰层抗力和保定日伪机场情况，我们确定由石少华同志和九分区的外勤人员，通过敌工关系帮他拍摄一些照片供他研究。杜伦对这样安排表示同意，分区领导也没有意见。第二天我们电告了军区首长，早饭后又让杜伦坐上花轱辘车和我们一起直奔军区去了。杜伦回到军区驻地时，参谋长沙克迎接了他。我把皮里地道战的详细情况向杨成武司令员做了汇报，第二天杨司令员又一次接见了杜伦，向他表示慰问。杜伦看了不同类型、不同位置，极为秘密的炕沿下、锅底下、碾（磨）盘底下、夹皮墙里、井口里等地道口后，他一方面觉得利用地道作战很奇特，同时对地道口的选择、伪装、保密等表示很赞佩，最后又亲自参加了一次地道战。这时候杜伦和初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杨成武司令员再次接见他时，他不止一次地向杨司令员说：“日军必败，八路军必胜。”

    过了几天，杜伦最希望得到的有关情况的照片，由石少华同志都交给他了。他接过照片，一再地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敌人重兵驻守的机场拍摄下照片，真是“奇迹！奇迹！”并连声说：“八路军英雄！八路军英雄！”

    艾斯·杜伦先生，在冀中军区待了不到一个月，了解一些我军情况，参观了地道，实际体验了一次地道战，对八路军的游击战，特别对我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之情，极表赞赏。他说要调查的情况，也基本上搞清楚了，在他走时，军区首长又送给他一些战利品：如日本大衣、战刀、手枪等，真可谓满载而归。

    宋梦珍：一次征收抗日救国公粮的回顾

    1944年5月初，冀鲁豫辖区第一抗日中学二年级26名同学，奉命前往鲁西南五专区参加征收夏季抗日救国公粮的工作。在班主任宫均民老师的带领下，由范洼出发，穿过一道封锁线和游击区，经过一周的行军到达我五专署驻地大扬湖。专员管大同同志接见了我们，介绍了鲁西南的情况，赋予了我们去东垣县参加夏征的任务。

    当时东垣县是东明、长垣两个县的接合部，我八路军开辟了南北长60余华里、东西宽20余华里的一片解放区，建立了东垣县抗日民主政权。那里土地肥沃，小麦长势良好，同志们称其为五专署的“乌克兰”。但去此地夏征必须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5月12日下午，宫均民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党支部的研究，对全体同志做了行军动员。他分析了敌情，讲了遇到敌人怎么办，负伤了怎么办，失掉了联络怎么办，向哪个方向突围，以及联络信号、标志等问题，并组织了战斗互助小组。上级预告安排那天由东垣大队迎接我们，由分区派向导小组给我们带路，还有100辆大车跟随运粮。夜幕降临之后，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出发了。当走到敌人封锁线附近时，天下开了蒙蒙细雨，大家小声地说：“真是天助呀！”20点左右，队伍行至敌人的封锁路口，我们机警地轻步前进。不一会儿传来日伪军巡逻队的脚步声，我们即伏在地上。听到这种脚步声越来越近，连日伪军小便的响声和对话都能听到。听到日伪军说：“看看有没有毛猴子？”同志们肃静极了，连粗声呼吸和咳嗽都不敢，只是全神贯注地监视日伪军的行动。不一会儿，日伪军的巡逻队过去了，一阵紧张之后我们站起来又继续前进，环顾四周南北都能看到日伪据点的灯光。我们的小队伍很机警敏捷地穿过了封锁线，可是因天黑夜暗，过了封锁线还未迎上接应我们的部队，仍只是向导组带领我们前进。过封锁线几分钟，我们后边的大车队也开始过封锁线路口。当大车刚过了六辆，突然爆发激烈的枪声。这是伏击我们的日伪军，看到我们前边行军的像精锐部队，未敢贸然下手，当大车队过时，就向大车队开起火来。只见从日伪军南北据点发射的曳光弹像火龙一样川流不息。

    为了不被日伪军的伏击干扰我们行军计划，部队跑步前进，天明时到达解放区边沿的一个村庄住下。第二天我们到达东垣县政府驻地——竹林，县上赵晋浦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讲了夏征的任务，交代了工作方法。当时小麦还未收割，就让我们就地做抗日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收割时组织和帮助群众收割。小麦打下后，我们立即投入夏征。夏征采用先远后近，先在敌人据点周围征收，中心区主要是就地征收和保存。开征十多天，我们征收了60多万斤抗日救国公粮。夏征最后一天，县长带领警卫班到日伪军据点葛岗北门去征收，动员据点的老百姓将爱国公粮运出来。我带两名战士去双城，征收任务是8000斤。进村后先找保甲长，动员群众开会，讲明征收抗日救国公粮的意义和政策，宣传抗日光荣的道理，公布征粮的任务。会后各阶层热情踊跃地缴纳救国公粮，很快就缴收了大半粮食。有个别通日伪的人，不但迟迟不缴粮，还向日伪据头通了信。当我们把粮食向中心区运走时，日伪据点向双城打开了枪，破坏我们的征收计划。我就和两名战士一同向保长和一户不愿缴粮的大户老翁讲道理，稳定他们的情绪，说明日伪据点打枪是为了扰乱，我们部队已将据点包围了，公粮必须缴齐不可。同时，我们动员群众迅速将粮食运走，粮食全部运完以后，我们才离开村子。

    拂晓，我们把粮食运到中心区住下，大家劳累了大半宿，都休息了，留下我站哨。当太阳刚刚离开地平线，东边村子传来了枪声，我循着枪声仔细观察，发现一部分敌人正在运动包围东边那个寨子。不一会儿，轻重机枪响成一团。我立刻叫起政府的负责同志和宫均民老师报告了情况，我们当即研究确定带粮食转移。在我们向西北转移时途中又听到战场连续响起了炮声。大家边走边惦念战斗的结果，激战约两小时最后以我们胜利而告终。

    后来听战斗总结时上级领导讲，是日伪军两个师向我中心区进行大扫荡，妄图夺取中心区粮食。当日伪军侦察到冀鲁豫来的学生队没有枪却征收了很多粮食，以为只要活捉了学生队就可以得到大批粮食。因此实施突然袭击，想把我们搞掉。可是敌人弄错了我们的驻地，包围的正是保卫夏收的我主力部队军区十六团，碰了一个钉子。我军区十六团被包围之后，指挥非常沉着，待敌人展开暴露企图之后，十六团六个连队全部出动勇猛反击，把退缩的一部分敌人压到郝庄一个四合院内包围起来。当时敌人在里面顽抗，我军民团的林政委带头冲入院内，猛烈射击，打死伪军一名师长，生俘副师长王供展以下170余人，毙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机枪17挺、步骑枪15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我十六团政委、一名连长、三名排长、一名班长共六名同志光荣牺牲。林政委等同志身先士卒、英勇献身的精神，全团同志不畏强敌、勇敢拼杀、前仆后继的精神，至今还留在我们心中。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永远激励着我们，鼓舞我们为祖国的团结统一、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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