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毁灭

    一

    我到庞贝古城废墟，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两次都深感劳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却累过跋山涉水，居然。

    开始还不大在意，后来，当腿脚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停步寻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这里找过。岂止这里，举头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图像，一颠一颠地晃动在前年和今年的阳光下。

    想来想去，唯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废墟，也不是累在死亡。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发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来，即便从来没有遇到过火山爆发的城市也都变成了废墟，因此很难再让我们劳于愁思、累于感慨。

    但是，有一种震撼却穿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直接抵达我们身上，而且显然还会震撼下去，那就是人类群体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集体死亡、霎时毁灭。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贝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不管这个人是否心脏有病，那幢楼是否早有裂缝，也不管这家浴室主人与邻居有百年世仇，那两支竞技队的彼此积愤已千钧一发，全部一笔勾销，而且永远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无病无缝无仇无愤地纳入死亡和毁灭的大网，不得逃遁。因此，走在庞贝废墟间，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不再羼杂，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侥幸。任何游客既是旁观者又不是旁观者，都在暗暗设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发生，例如地震、海啸和我这次出发前刚去过的日本广岛当年突然遭受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作毁灭前后的直接对比。庞贝的毁灭独独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秘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博尔赫斯有诗写道：

    那是个幻象

    人类对黑暗的共同恐惧

    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

    它突然停止

    当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

    就像一个梦的破灭

    破灭在梦者明白自己在做梦的时刻

    博尔赫斯并不是在写庞贝，他只是在写黑暗突临的黄昏，对比于刚才和明晨的日光，分不清究竟何时是破梦时刻。

    正是对这一切的体验和思索，使我们劳累。

    二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素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以说明一种伟大艺术衰落之后所产生的诸多特征。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罗马悲剧，也有米南德的希腊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那么，这儿也许有点象征意义？艺术文化无力抗拒灾难，却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后立即惊醒，撕肝裂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有时为了完整呈现不得不暂时与街道隔开，但是能隔开多远多久呢？我不知道庞贝城里当年有没有几个自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彻底地同流合污，谁也找不出他们来了。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 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又无限上纲，直到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应该超越最起码的人道界限。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我们在各种介绍庞贝的文章书籍中常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未必来过这里，凭着道听途说，想像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没有任何需要被惩罚的理由，只不过后人见到的其他废墟里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号，一在这里见到就大惊小怪了。平心而论，庞贝在整体上还显得比较收敛，反衬着后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场撑大，随之又撑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

    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之外。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采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

    《意大利之行》

    歌德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时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和装饰，一个个房间只以有限的地基面积对比在无垠的天地之间，只能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从时间上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来的，他们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来，庞贝城也有奢侈糜烂，但在整个城市如此惨烈地毁灭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多评论家说它只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实在有点不道德，尽管他们也算是道德评论家。他们不敢像泰纳那样承认，自己的生活其实要比庞贝人舒适得多。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助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三

    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我在几年前曾读到过中国学者朱龙华教授写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对朱教授细致分析的从西塞罗到小普林尼的文学表达方法很感兴趣，后来就在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向一位历史学家讲述庞贝灾难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这是人类从这场灾难中唯一接收到的一个现场幸存者的完整叙述，何况他正巧是个散文家，其珍贵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别人担心他被埋没，把他叫醒。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爆发引起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因此，庞贝灾难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普通市民，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古代最博学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四

    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眯眼远望，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朱龙华教授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拥有了先秦诸子以及屈原、司马迁，此时还正在构建自己更系统的精神基座。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经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罗马假日

    一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二

    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一位大家都认识的特殊友人蒋宪阳先生带队。蒋宪阳的特殊，在于他原本是上海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每到一个地方满脸都是反问：“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已有思想准备，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也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

    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

    这怎么可能？

    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

    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阒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

    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

    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

    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

    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一般人对极端性审美图像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对我来说也有极大的消受难度。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但是，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站在这里，我突然领悟，为什么中国唐代刘禹锡写石头城的四句诗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那么大的气魄，以至连大诗人白居易读了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四句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称此诗得力于怀古，我说天下怀古诗文多矣，刘禹锡独擅其胜，在于营造了一个空静之境，唯此空静之境，才使怀古的情怀上天入地，没有边界。

    今天罗马的空静之境，不是出于诗人营造，而是一种实在。一座实实在在的石头城，一座曾经属于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石头城。这种可触摸的空，可谛听的静，任什么诗也不可比拟。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全体罗马市民。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

    三

    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

    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割断。到哪儿去休假，不必让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禀告直接上司。与我们中国的忙人们休假时连睡觉都开着手机相反，他们一进入休假就不再惦念电话铃声，不会因为两天没有与人通话就如困兽般烦躁。在休假时他们成了另一种人，平日衣冠楚楚、礼仪彬彬，此刻却便装松松、笑声连连，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游戏心态。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步履匆匆、两眼直视、目中无人，今天在休假地见到谁都亲热招呼，其实互不相识，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么事？这事就是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服从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诸如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样的工作态度，但罗马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说，工作与休假，很难说哪个更重要。这个负责人由于某个非个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时间，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牺牲休假时间去办移交，等于把一件事的不完满变成了两件事的不完满，两败俱伤。休假使一个人失去一种身份，转换一种身份，这种失去和转换是那样的无可指摘，就像无可指摘于突然死亡。那个人自从来到休假地、换上宽松服之后，他作为公务员的身份已经暂时地埋葬于山水间，你怎么能对一个死亡了的身份有额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续，只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满身份“复活”。

    对于这样一条思路可以不作评论，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围的好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休息不好。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却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只想摆脱放下身份后的虚空和慌张，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成了一个永远闪动在彼岸的梦影。

    显而易见，此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家的休假是转换身份，我们的休假是叠加身份。叠加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叠加在山光水色之间，那是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情。矫情在别处尚能闭眼放过，矫情在私人假期，实在是糟践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秘角，让人怜悯。

    四

    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

    但是即便如此，欧洲毕竟也有很多人负担不起长途旅游的经济压力，也有一些老人则受到体力的限制不能出远门了，他们往往只到乡镇别墅中度假，没有别墅就租借一个临时住所。其实这是欧洲人最寻常的度假方式，只不过这次假期长，很多人就去走长路了。

    我们遇见过一个在小镇别墅里度假的老人，很能代表这种方式，因此历久难忘，不妨记述一下。

    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

    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儿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与中国南方的小镇相比，它甚至显得有点寒碜，但是单纯的色调和干净的街道却让人分外安静。在我们以往的经验中，单纯的色调只属于高雅社区，越是乡野世俗便越加艳丽纷呈。这个特点，不仅是中国大陆，连台湾、香港也概莫能外。欧洲这种小镇为什么如此单纯和谐呢？只是做色彩的减法，就增加了多少等级。

    大概走了十分钟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

    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鲜美无比，和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地一笑，开始讲话。

    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最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原来，这碗面条是他的见面名片。

    然而很快发现这个判断是错的，他的名片复杂得多。他刚才在路口说自己多次去过中国，那么，为什么去呢？

    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溜达，遇到了我们的车队。

    听他这么说，我们就关切地问，妻子整天写诗吗？这岂不让他整天在外面溜达？他说不，妻子上午睡觉，下午才写诗，因此只须出来溜达半天。

    于是，我们祝贺他的妻子能在这个假期写出一批好诗。他表示感谢，然后又诚恳地说：“她的诗确实写得不错，真的。”那眼神，像一个腼腆的老农。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兴亡象牙白

    一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是颤动于每位作者的思维习惯、寻访敏感和表述模式间。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欧洲的历史演进方式与中国很不一样，慢步循环的圆圈不多，同义反复的机会不大，因此虽然也有怀古之作，却未曾形成表述模式、集体症候。

    见到罗马城里颓然挺立的千年建筑，尤其是见到市中心古罗马广场区的废墟，我原以为早已抹去的兴亡感慨勃然冒出。心里明白身在欧洲而重蹈青衫书剑式的吟咏老套很不合时宜，几次丢开却未能如愿，只得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罗马比欧洲其他城市更能让一个中国人产生兴亡感慨。

    世间有些废墟很壮观，但我对它们以前的功业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亲切，但主人与王朝的兴亡关系不大。唯有在罗马，是废墟而直通历史主脉，是帝王而早就为大家熟知，于是一阶一柱都会激发出深远而浩大的叹息。

    但是我又相信，产生于罗马的兴亡感慨不会重蹈中国文人的吟咏老套，不会终结于白发渔樵、废殿碧苔、老月青山。其原因，在距离，在空间，在对象的转换和我们本身的转换。

    二

    你看，一见到元老院的废墟，我就想起恺撒——他在这里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讲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后伤痕累累地倒在庞培塑像面前。

    我低头细看脚下，猜测他流血倒下的地方。这地方一定很小，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躯体，再也不可能伟岸，黯然蜷曲房舍一角。但是当他未倒之时，实在是气吞万里，不仅统治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而且波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和英国南部。他还为追杀政敌庞培赶到埃及，与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后又横扫地中海沿岸。英雄世界的收纵开阖，实在无可限量。强大生命对于空间的挥洒，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作了内湖。

    我有幸几乎走遍了恺撒和屋大维的庞大罗马帝国属地，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早已残损的古罗马遗迹，一看就气势非凡，精雅而又恢宏，甚至直到今天还足以睥睨周围一切其他建筑。我相信，当茫茫大地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的时候，罗马的征服，虽然也总是以残酷为先导，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文明的征服。

    站在那些地方，我总是一次次对罗马进行重新解读。一种洁净的象牙白那么自信地随着铁蹄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网络撒遍如此辽阔的空间，等铁蹄和大道早已成为遗迹，这些象牙白依然在各地自信着，于是它也就牢牢地占据了时间。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对于周边的无序有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无序对于秩序也有一种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颠覆能力，谁胜谁负，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么样的智慧浓度。罗马的智慧浓度集中体现在它的法制精神上，因此当我看到埃米利亚会堂遗迹又站住了。这座建筑的功用，考古学家们历来都有争论，有的说是法庭，有的说是商业会所，我希望它是法庭，因为古罗马的法制精神需要有一些像样的遗物让人纪念。

    说起来古希腊也有不错的法律观念，可惜羼进了太多伦理学和美学的成分，不纯粹了。罗马法力图按照最简单、最朴素的自然法则来协调人间事务，划出明确的戒律，建立正义的基础。当然由于奴隶主特权的膨胀，罗马每天发生的残暴事件也骇人听闻，使得这种法制精神带有很大的褊狭性或理想性，但即便这样，从罗马历代帝王到大批开创性的法学大师，出于帝国大统和社会有序的目的，为法制建设作出了极广泛的贡献。尤其是立足古典人本思想而建立的私法几大体系，简直可以跳过中世纪直接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用。甚至直到今天，可说全世界每个法庭的诉讼现场，都或多或少地反射着古代罗马的经典幽光。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使它的气势也沁水笼雾，千年不燥。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文学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恺撒让我们看到，那些连最大胆文人的想像力也无法抵达的艰险传奇，由于亲历亲为而叙述得平静流畅；那些在残酷搏斗中无奈缺失、在长途军旅中苦苦盼望的风范，因由营帐炬火下的笔画来弥补，变得加倍优雅。

    伟大的史实一旦被朴素叙述本已大气磅礴，更何况添加这番迷人的流畅和优雅！我认为，欧洲最优秀散文背后隐藏的骑士风度实由恺撒的散文演变过来。与人们平常误会的相反，起源于“统帅文学”的这一支脉，并不表现为夸张、豪迈和狂躁。伟业既已铸就，功臣就是本人，笔端必然是举重若轻，恬淡安详。

    这便是罗马的韵味。

    罗马的韵味倾倒过无数远远近近的后代。例如莎士比亚就写了《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等历史剧，把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画，令人难忘。尤其是后一部，几乎写出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爱情悲剧，冰冷的铁血功罪拌入了荒诞的艳丽人性，连废墟都具有了永久的生命质感。

    既然提到了安东尼，那么我要说，这位在舞台上见过多次的痴情将军，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对西塞罗太残忍了。西塞罗是他的政敌，发表过不少反对他的演讲，自己也有过残忍的主张，后来遭逮捕并被杀害，这算是政治恩怨，我们可以搁置不论；但西塞罗毕竟是古罗马最优秀的散文家，他把古希腊各位散文大师的精粹汇聚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之间，安东尼怎忍心，割了他的头颅带回家欣赏，然后又长久悬挂在他平日演讲的场所，让众人参观。正因为这个举动，我对安东尼后来失去爱情、失去朋友、失去战争而不得不自刎的结局，没有太多的惋惜。

    三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再提起。

    尼禄（Nero Clandius Caesar）这个名字，我早有关注，但一到罗马就被一种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这个名字破坏掉，因此一直避讳着。今天去斗兽场，听说前面就是尼禄“金宫”遗址，心想终于没有避开。

    我以前关注他，与讲课有关。我讲授的《观众心理学》里有一个艰深的课题：尼禄在日常生活中杀人不眨眼，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却感动得流泪不止，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猜测是以虚情假意欺骗民众，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为轨迹否定了他有欺骗的必要。这个课题关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探索，我的历届学生都不会忘记。

    说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例如他的母亲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且不去细论；让我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作“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这个现象，真要让我们对艺术文化与人品人格的对应关系打上大大的问号。

    我注意到，欧洲史学界早就有人发现了尼禄身上的某些积极面，也有学者试图寻找他种种恶行怪状的遗传学原因和后天教育原因。我感兴趣的问题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禄的出现对于罗马是必然的吗？他的来去对于罗马的历史命运，没有多大影响还是正恰相反？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从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质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四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可谓精彩纷呈。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迪伦马特把这个剧作称之为“非历史的历史剧”，说明剧情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却写出了罗马帝国覆亡的必然性，并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尔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结构一起败亡。他之所以坚守王位，就是怕别人按照一般逻辑来挽狂澜于既倒。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靠攻打罗马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罗马必败无疑，日耳曼必胜无疑，但在这两重必然性背后却另有相反的文章。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深刻的内涵。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的市中心十分凄凉。

    本来市中心的罗马市场是与自由政体一起繁荣的，奥古斯都独裁时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罗马帝国征战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财富超常汇集，罗马市场重新热闹。罗马帝国一灭亡，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只有野草冷月与断柱残石相伴，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实证意识和缅怀心绪。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其实这里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时，把牛羊赶一赶，挖完，再让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还豪气夺人、威势犹在。

    可见，在一千多年与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五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已经苍老，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新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们筋骨强健，但它们却把全部尊荣让给了年岁。结果在静寂无声间对峙出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体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总体上比罗马女人更有风范，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说上海没有历史我又于心不甘，脑中浮现出外滩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欧洲文明登陆华夏的百年印记，由于两种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汇，另有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那个年代意大利已经不是擦撞和交汇的先锋，尽管它早早地派出过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作为擦撞先锋的英国、法国，以及跟随其后的美国、德国，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还是离不开罗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旧又经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来车拉船装，镶到了太平洋西岸，镶到了上海。与它对峙的东方色彩满地都是，但要论定足以与罗马大致对等的源头，好像应该是昔日的长安。

    这么说来，上海是两部悠久历史的擦撞处。擦撞迟早会发生，擦撞于何时何地却有点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构成一截短短的历史，尽管与两个擦撞主体所理解的历史相比，那只是烟光一闪。十年前我发现人们过于鄙视上海这个擦撞处，甚至连当地人也产生了自卑，为此曾去粗粗梳理了一下那截短短的历史，写了一点文章。怎料几年下来一看，对那截历史的沉湎似乎已经不浅。沉湎于纷飞战火夹缝间的零星时日，沉湎于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越说越玄地把这一点时日夸张成一个重要年代，把这一个薄层夸张成一个独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贵的情调、幽怨的灵魂在那里旋转。其实当一些西方流浪者和东方逃难者相遇在江边海滩总会有一些故事，却也不会有多少可供长期挖掘的潜藏。幸好上海人多数不作这种沉湎，他们这些年来评价最高的新建筑是上海博物馆，那里展出的文物横贯数千年，完全不受这座城市的局限。这些上海人如果到罗马一看更会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遗留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欧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费好几百年，上海其实是投入了一场延续百年的兴建工程，重头土木完成在最近几年。上海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认知，以后还怎么到西安去，到罗马来？

    那么，罗马的象牙白已经变成了一种古老的启示、无声的告诫。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

    稀释但丁

    佛罗伦萨像个老人，睡得早。几年前我和企业界的几位朋友驱车几百公里深夜抵达，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关门，只能在小巷间穿来穿去寻找那种熬夜的小餐馆。大街已经够老迈的了，小巷更是古旧，脚下永远是磨得发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着远处高墙上的铁皮街灯。两边的高墙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惨淡，酷似远年的铜版画。路越来越窄，灯越来越暗，脚步越来越响又悄悄放轻，既怕骚扰哪位失眠者，又怕惊醒一个中世纪。

    终于，在前边小巷转弯处，见到一个站着的矮小人影，纹丝不动，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日本男人，顺着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来他在凝视着一栋老楼，楼房右墙上方垂着一幅布幔，上书“但丁故居”字样。

    我到现在仍然想不出，还有另外哪一种方式，比那天晚上与但丁故居相遇更加合适。如此黝暗，如此狭窄，如此寂静，如此劳累，如此饥饿，好像全是为这个相遇做准备。日本人终于朝我们点了点头，那表情就像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你们也会在这个时候摸到这里。

    但丁就是在这般黝暗和狭窄中走出。他空旷的脚步踩踏在昨夜和今晨的交界线上，使后来一切早醒的人们都能朦胧记起。

    老楼为三层，窗小墙厚，前门有一盏铁灯，又有一个井台。铁灯无光，井台有盖，管理当局连“但丁故居”几个字都不敢凿在墙上，只挂一幅布幔，因为凿了就不再是当日原貌。

    我让同行的几位朋友继续顺着小巷去找餐馆，自己与那位日本人在故居前再站一会儿。后来日本人也走了，就我一个人站着，直到朋友们不放心又回过头来寻找。

    这事几年来一直梦一样萦绕脑际，有时觉得很有意境，有时却为未能进入故居而遗憾，所以这次来佛罗伦萨，七转八转又转到了故居前，当然不再是黑夜，可以从边门进入，一层层、一间间地细细参观。

    看完陈列的种种资料，我最感兴趣的是站在各个窗口向外张望，猜度着当年但丁的目光。但丁在青年时代常常由此离家，到各处求学，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眷恋着佛罗伦萨，不愿离开太久。这里有他心中所爱而又早逝的比阿特丽（Beatrice），更有新兴的共和政权的建设。三十岁参加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权，三十五岁时甚至成为六名执政长官之一，但由于站在新兴商人利益一方反对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夺权的当局驱逐，后来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被驱逐那天，但丁也应该是在深夜或清晨离开的吧？小巷中的马蹄声响得突然，百叶窗里有几位老妇人在疑惑地张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愿离开的城市，他当然不能选择在白天。

    被判处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不仅写出了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帝制论》，而且开始了伟大史诗《神曲》的创作，他背着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历史巨人。

    佛罗伦萨当局传信给他，说如果能够忏悔，就能给予赦免。忏悔？但丁一声冷笑，佛罗伦萨当局居然于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处他死刑。

    如果说第一次判决勉强还可算作是政治派别之争，那么这一次完全可以看成一次荒唐的“反判决”了。试想，宣判一个已经写下了《神曲》的大诗人死刑，怎能不成为历史的笑柄？然而在当时，但丁确实回不了心中深爱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梦和白天的痴想中回来，低头看看井台，抬头看看铁灯，然后悄悄进门，步步上楼。最后，五十六岁客死异乡。佛罗伦萨就这样失去了但丁，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失去，后世崇拜者总是顺口把这座城市与这位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例如马克思在引用但丁诗句时就不提三他的名字，只说“佛罗伦萨大诗人”，全然合成一体，拉也拉不开。

    佛罗伦萨终究是佛罗伦萨，它排斥但丁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很快就用更大的光辉洗刷了这种耻辱。我在科西莫·美第奇的住所见到过但丁临终时的脸模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灵。科西莫可称之为佛罗伦萨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那么，他的供奉也代表着整座城市的心意。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后是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那去世的，于是也就安葬在那里了，佛罗伦萨多么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请回，但拉文那怎么会放？于是两城商定，但丁墓前设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一盏灯的灯油有多少呢？但佛罗伦萨执意把这一粒光亮、一丝温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游子身旁。

    不仅如此，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Santa Croee）安置着很多出生于本地而名扬天下的重要人物的灵柩和灵位，大门口却只有一座塑像压阵，那便是但丁。这是这座城市为自己的儿子们排定的地位。但丁站在排列之外，点化着这群人的行为走向，也点化着身边这些又密又窄的小巷，使各方游人懂得它们是如何撬动了整个世界。

    但丁塑像为纯白色，一派清瘦忧郁，却又不具体，并非世间所常见。如果说是历史的负载太重，那么为什么希腊、罗马雕塑的表情却比他灵动？我无法解读凝冻在他表情里的一切，只见每次都有很多鸽子停落在塑像上，两种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鸽子振翅飞动，飞向四周各条小巷，也飞向远处天宇，像是在把艰难而纯白的但丁，稀释化解开去。

    城市的符咒

    一

    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昨天写但丁，就没有躲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至沓来的那些文化景点都归诸一个门户，但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定睛稍久，便能发现要想避讳某种事实十分困难。

    全城作为重点文物向旅人开放的不多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的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就是国政厅；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好像也有别的富豪之家想与这个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纪佛罗伦萨银行家皮提（Luca Pitti）曾建造了一所规模浩大的宅院，请来设计的恰恰是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设计大师布鲁纳莱斯基，因此明显要与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势。但遗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于这座宅院的巨款开支而渐渐败落，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买下，并成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长期住在这里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顾了对手的名声，实际上却加倍证明了自己的胜利。今天这所豪宅也是佛罗伦萨的主要景观，各国旅人置身其间，仍然感受到这个家族炙人的气势。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文艺复兴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并改进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呢？

    第一，文艺复兴之所以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大的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第二，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对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某种权力背景的保护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某种安全感。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资助和保护对象？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艺术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趋向的敏感，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研讨琢磨，结果不仅使家族成员，也使佛罗伦萨市民大幅度地提高了文化评判水准。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历来也经常出现一些热心于艺术的财富权力集团，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艺术家个人创作心态的提升，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像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并不怎么炫耀艺术霸权。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基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基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基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因此不管是报恩还是斗争，都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整。相比之下政治思想家就麻烦一点，例如那位《君主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的作者马基雅弗利（Nicodo Machiavelli）一生就一再遇到是否站在美第奇家族一边的“立场问题”，一会儿以反对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被逮捕，一会儿又以效力过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而被斥逐，最后竟忧郁而死。在这样的事情上，艺术家总是松弛得多，潇洒得多。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二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尴尬状态。我从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筑中看出来了，从那些不知与市民亲近一点还是疏离一点的广场上看出来了，从那些被他们家族支持的艺术大师虽然佳作迭出却未能大幅度创新的整体倾向中看出来了，也从他们家族各代当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来了。

    美第奇家族从一开始就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i）敏感地意识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这种站立方式，聪明有效，似淡实浓，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延续打下了基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renzo Me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〇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佛罗伦萨在不知不觉间变得风声鹤唳，云谲波诡起来。最辉煌的收获季节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聪明的罗伦佐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进退有度，并不怎么迷恋权势，愿意分出更多的时间与专家们讨论古希腊哲学，也写了不少既欢悦又伤感的诗，例如：

    灼灼岁序，

    恰似晨露。

    今朝欢愉，

    明日何处？

    落寞心境溢于言表。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因为他们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们的政治观念天然地趋向于民主，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庭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便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这条空中走道活生生地呈示着他们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关系，而这种呈示又会把尴尬继续推进。

    对于在厌倦中培育起来的对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准备。只是连最自信的罗伦佐也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是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一个家族专制的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的演进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跃惯了的佛罗伦萨市民对这种生活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萨伏纳洛拉以往针对别人的演讲又为自己设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说能被烈火焚毁的一切都是魔鬼，而自己不仅不可焚毁而且还能创造各种奇迹，那么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烧而不毁的奇迹。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不可焚毁的奇迹并没有出现。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疤，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

    萨伏纳洛拉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差距很大，大陆有人把他说成是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民主斗士，台湾有人把他说成是“妖僧”，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过他的画像，黑布包头，眼有异光，瘦颊丰唇，可以想像他在修道院当众抨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时，一定很有感染力。

    萨伏纳洛拉事件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水平有点提高，他们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美第奇家族。但自从罗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再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统治者，长期陷于内乱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又下过一次台，后来还是一直把握着这座城市的统治权，直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因家族无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很多缠绕处已经松脱、脆腐，因此显得特别简约或特别晦涩。到佛罗伦萨旅游，就是在一个楼空物非的家族院落里，与历史捉迷藏。

    唯一能够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艺术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