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传主庄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辞典的界定，应该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这种定位，无疑是很完整、很规范、很标准的。不过，如果再个性化一点，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哲学家”。

    哲学与诗，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创造力的产物，它们以不同形式，共同诠释生命、彰显个性、演绎人生。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无不重视对艺术中的美的体验，其本体往往是诗性化的，而且，他们的哲学著作大都富于直觉的体悟，具有想象性、形象化与鲜明的个性色彩，有的还颇具浪漫的激情和狂恣的幻想。

    哲学，不仅是理性思维的果实，它也常常是诗性思维的产物。也正是为此吧，所以，西方哲人甚至认为，只有诗人或者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深切的体验，他说：“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庄子的哲学“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所表现的感情既简单，又神秘，“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在这里，诗，既是一个文学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

    庄子接受感官的呼唤，放射出激情火花，又能随时运用理性的抽象，营造出幽思玄览。如果说，他从诗那里找到了灵感的源头；那么，哲学则使他获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的身上，诗与哲学实现了有机统一，统一于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统一于对庞大的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弃置，而着眼于对生命、对命运、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诗性表达。可以说，庄子的不朽杰作，是在一个诗性最匮乏的时代，却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而泽被生民，垂范后世。

    “诗人哲学家”之外，如果我们再推演一步，亦即普泛一点说，庄子又是一位“时代巨人”。这就引出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话题。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世界范围内几大文明古国，在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下，都分别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润泽着人类饥渴的心灵。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标志着人类意识觉醒、人类文明精神重大飞跃的时期。他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种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此后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原动力”。由于这几百年间成批出现了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巨人，所以，学者们又把它称作“巨人时代”。

    在中国，最先关注这一奇特现象，并从文学方面予以阐释的是闻一多先生。在1943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理念六年之前，他就凭借其天才的直觉，敏锐地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这个“巨人时代”，在中国恰值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无疑是典型的衰世、乱世与浊世，但它又是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群星灿烂、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其影响后代中国，实在大极了”。

    记得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在谈到契诃夫的《樱桃园》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时，曾以“如来佛的掌心”作喻，说：“就是现在，有时也觉得是在他们的掌上似的”。这个说法很形象、很新颖，也很深刻，不过，只就一部剧作就做出如此绝高的评断，未免稍有过誉之嫌；但是，如果把这个比喻移植过来，用于那几位“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说是我们至今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本源上讲，仍然没有跳出他们的掌心，大概还是确当、中肯的。

    相对于东西方的其他文化巨人，庄子的哲学思想、思维取向，有其瑰奇特异、卓尔不群之处。

    就学术内容看，古希腊哲学家，以求知而谈哲理，一般都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博大精深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其中许多人“上穷碧落三千界”，“不问苍生问本根”，探索的多是“万物究竟起源于水还是起源于火”之类的抽象问题。早于庄子二三百年的泰勒斯，一到夜间，就翘首企足，仰观天象，心神过于集中了，以致不慎坠入旁边一个水坑里，遭人嘲笑只顾关注天上的星辰，却忽视了身旁的一切。与古希腊哲人恰成对照，“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注：陈寅恪语。）尤其是儒家学派，很少在纯精神领域中耗神费力、驰骋想象；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人的社会性，世道人心，伦理教化，特别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一人生鹄的。

    而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庄子，却能独辟蹊径，兼备二者之长，既关注天道、自然，又重视社会、人生。正是庄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时空这对范畴，为时空下了定义，明确它在哲学上的意义”（注：任继愈论庄子。）。他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本末）者，宙也”（注：《庚桑楚》。）。庄子认为，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注：《大宗师》。）；道，“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注：《知北游》。）；道，凌于物际，超乎时空，充塞天地。—这些方面全都具有形上品格；而生命哲学，举凡人性、人生、命运、生命意识、心灵世界的感悟与认知，更是他所着意研索的课题。庄子哲学显现诗性特征，是充分个性化的，有些方面近于艺术；它重精神、重境界、重感悟；超越政治、现实，超越物质、功利，围绕着把握生命、张扬个性、崇尚自由而生发智慧，启动灵思。

    就学术品格、精神境界看，庄子思想尤其可贵的是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在庄子看来，宇宙原自无始，世界没有绝对，事物皆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这正是交流、对话所应具有的容忍、理解、“进入对方”的那种品格。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庄子思想意境宽广，概念、观念、命题十分富足，易与异质文化形成多领域、多层次的接触面，构成交流、对话的语境；庄子思想为中国文化消化吸收异质文化提供了观念的通道、思想的桥梁。他既质疑一切固有的观念、模式，又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派的建树；庄子承认和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以为各种事物、各种歧见“然与可”的判断，都各有成立的依据。作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庄子·天下》篇综述战国诸子的学说，对其中各家之评断相当公允，体现出宽容、开放的学术精神（注：崔大华、涂光社等。）。

    相形之下，儒家学派就要褊狭得多，对于异质思想具有极大的排斥性。与庄子处于同时代的孟子，力辟杨墨，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到了后世，宗儒者韩愈更是变本加厉，对于佛老这一“异端”，在批判、制止的同时，还要“人其人（逼令还俗），火其书，庐其居（寺观改作民房）”，显现出一副势同水火、有我无彼、你死我活的纯然对立姿态。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拘于虚（受空间限制，‘虚’同‘墟’）、笃于时（受时间限制）、束于教（束缚于仁义、礼教）”（注：《秋水》。）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他人非议），无鬼责（鬼神责备），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乏）。虚无恬惔，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禀性）。”（注：《刻意》。）他的襟怀旷远，气魄绝大，他要“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注：《齐物论》。）；他要“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腾跃于无极之境）”（注：《大宗师》。）。他的目标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注：《逍遥游》。）。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指出，庄子讲“至人无己”，这里的“己”，是指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缚的小我。“无己”，并非没有自我；乃是超越执于一偏的小我，扬弃世俗价值所拘系的小我，使自己从狭窄的局限中提升出来，而成为拥有大我的至人。这个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会我，乃是达于天地境界的我，与万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何）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注：《骈拇》。）就是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高踞上游，迥隔尘凡，脱略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注：《外物》。），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大宗师》篇中有“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说法，实际上讲的也就是入世与出世。庄子所秉持的，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

    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却又不同于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栖身岩穴，洁身自好，不预世事；也不像后世的佛门衲子那样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于那种通过身心逃遁、精神麻醉以求得浮世安闲的取向，他是嗤之以鼻的。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与道冥一，物我两忘，忘身忘心，不立名分。当代学者涂光社指出，“庄子学说是批判世俗伦常的哲学，是悟化的生命哲学—追寻精神自由和维护人类自然天性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最早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鼓吹士人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他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在庄子看来，万物本乎自然，一切都是相对而存在的；万物本齐，物我可泯，死生一如，有无、大小、美丑、是非，无不处于相对状态；唯于生命自由、精神解放持绝对态度。这种不依凭任何条件的“无待”的绝对自由，尽管不过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理念，但在天下滔滔、举世迷狂的时代，面对颠倒众生的心为物役、人性异化的残酷现实，仍不失为一副净化灵魂、澡雪精神、提振人心的清凉剂。也正是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追求与思想理念，使他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弘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二

    历史上，天才思想家有两种类型：一类犹如北斗之类的恒星，终古如斯，照临着遥夜；一类像划破夜空的流星，冲入大气层之后，在剧烈的摩擦中发出耀眼的光华，倏忽消逝。

    庄子无疑属于前一类。

    他所沾溉于后人的，无论其为哲学思想，抑或是文学、美学，都可以说是恒久的。其影响所及，主要是读书士人，或曰知识分子。在中华大地上，历朝历代的文人，向来都喜欢他，以至有人讲，三天不读《庄子》，就感到“舌根子硬”。这里也包括那些“崇文之主”—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算是典型的一个。鉴于《庄子》一书“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他曾诏令词臣详加“校定”。一次，真宗宴会近臣，语及《庄子》，遂命将《秋水》篇奉上，当即有一着绿衣、梳翠鬟的女童上前朗朗诵读。为此，闻一多先生曾赞许赵恒为“最善解《庄子》”者。

    从前的读书士子，未曾诵读过《庄子》、言说过《庄子》的，恐怕是少之又少。鲁迅先生有言：“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林语堂先生说得更加斩截：“官吏尊孔，而作家、诗人崇尚庄子。”

    即便是那些崇儒之士，甚至对于道家心怀怨怼的人，他们也大都对庄子其人其书颇感兴趣，就连“儒家的内阁总理大臣”朱熹（注：冯友兰语。）也不例外。朱夫子分明晓得庄子专门掘他的“祖坟”，而他却偏偏对其爱赏不置，尤其佩服庄子的学识、文采。他说：“庄子是一个大秀才，他事事识得”；“庄子文章只顺口流出，煞高！”

    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表明，分别以官方思想与民间思想为其本质特征的儒道两家，既有对立、对抗的一面，也有互通、互补的一面。庄子哲学对于文士的精神导引、心灵抚慰作用，正是在儒道互补与对立的“张力场”中大显身手的。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之一，它在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与孔孟之道同生共长，相互呼应，或交替，或交锋，或交错，或交融，时隐时显，忽断忽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庄子水平最高，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他还说，庄子倡导的自由精神—摆脱功名利禄、金钱权力等外在的种种束缚而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超越；老庄共同提出的“无为”思想—抵制统治者对民众、对社会、对自然的过度干预，这些方面都是极富现实针对性和普世价值的。

    中国士人的价值取向，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多元，自古就以从政做官为正宗，甚至是唯一选择，因此，解褐入仕的意识特别执着、强烈，以致争相求进，相互倾轧。庄子摆脱功名利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思想，对此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同时，提供了一条与登龙入仕大相径庭的回归自然本真、回归生命本体、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道路。

    读《庄》、解《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底，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知识层面上。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

    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这样，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外在的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为树立高大、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他从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因此，特别欣赏《庄子·让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窃禄、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说，表示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还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脉象把得很准，处方也开得正确，说明他的头脑非常清醒，确是绝顶聪明。无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从庄子那里获取的只是认知，只是见识，而无关乎自己的个性，无关乎人生境界。个性与价值观决定了，他只能在那里徒唤奈何，最后依然找不到自我。当然，如果他真的按照庄子说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说为师，真的“在一‘淡’字上着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见，那他还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国藩吗？

    林语堂先生曾经设想：“如果希特勒在猛扑之前有一些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累积到了满溢，不如及时停止）的智慧，人类就不会空洒那么多的鲜血。”这可就显得过于天真，未免有些学究气了。以“战争魔王”希特勒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怎么可能具有“持盈保泰”、“知止不殆”的道家思想呢？充其量只能挂在嘴上，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是“老虎挂念珠—假装正经”。当然，希特勒就是希特勒，他才不会去“挂”去“装”哩！

    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涵括了也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

    “人世难逢开口笑”，“新鬼烦冤旧鬼哭”。这样，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颠踬磨难而豁然开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想起《庄子》中那些警策的教示，祈望从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寻求解脱的路径、生命的皈依。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它告诉人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以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

    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学者名叫冯梦桢，曾经说过：“余弱冠时，所遭多变，掩户日读庄（周）文、郭（象）注，沉面濡首，废应酬者几两月，嗣遂如痴如狂，不复与家人忤，亦遂不与世忤，一切委顿，萧然至今。”此人年轻时仕途多舛，快到三十岁了才中进士，一度飞黄腾达，后“因伤于流言蜚语”而辞官归隐。这样，庄子的逍遥游世、随遇而安的思想，遂成为他化解戾气，“不与世忤”的药石。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还讲过这样一番人生经历：

    忆余二十一岁时，病咯血，失眠六夕，且殆。忽忆及《南华》‘恶知乎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因自笑曰：今日之病，予为丽姬入晋时矣。竟废书而酣寝。医至诊脉，大异曰：愈矣！余曰：《南华》之力也。

    今年六月后，病癃不得前后溲，在医院中读自注之《南华》，倏然卧以待死，一无所恋已，得善药而愈，距咯血时盖五十年矣。然则《南华》一书，固与余相终始乎？

    这里讲了他五十年间，几次以《南华经》（即《庄子》）为“善药”，治愈咯血、失眠与肢体麻木的切身体验。文中引述了《齐物论》中“丽姬入晋”的故事：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儿丽姬，为晋国国君所迎娶，开始时哭得衣襟都湿透了；待到入宫之后，与国君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以此为喻，说：“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自己当初努力求生呢）！”而林氏以丽姬为喻，同样也是说，参透了生死，无所忧伤，无所顾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结果病痛竟不治而愈。

    《庄子》竟然成为疗疾祛病的“善药”，难怪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要说，“道家文化很像药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那么，儒家文化呢？他也说了，是“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就此，我也悟解了宋代诗人李洪说的“《南华》一卷是医王”的道理。

    诚然，说庄子能够治疗疾病，不要说他人会视为天外奇谈；恐怕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难的南海大士观音菩萨，他没有祛除人间千灾百病的神奇法术；二不是神医国手，不具备扁鹊、仓公那样手到病除的本领，甚至对把脉之法、岐黄之术也毫无研究。就是说，他不能“戡天役物”，救死扶伤，没有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于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使身处困境的人群在逍遥畅游中卸却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表述，可说是起到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庄子有言：“兵莫憯于志，镆铘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注：《庚桑楚》。）其意若曰：兵器没有比心意更锐利的，莫邪良剑还在其次；伤人没有甚于阴阳的，充满于天地之间。其实，并不是阴阳来伤害的，乃是人们心神自扰，而使自身受到伤害。心病的产生来自于心神自扰，源于自身的烦乱。

    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层。《黄帝内经》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经病倒了，当然需要治，能够治好也十分可贵，但这终究属于被动应对；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为计，事先掌握预防的主动权，方为上策。《庄子》一书正是这样，其作用乃在于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能够启发人们增长智慧，识机在先，获得一种解除外在枷锁与心中魔鬼的困扰，疗治精神创伤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

    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德国哲学家尼采有言：“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不要说处于人祸连绵、战乱频仍的乱世，人们的心灵滴血，饱受创伤；即便是太平年月，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摆脱精神的困境：

    首先，人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存在，不仅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而且，很难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悠哉，辗转反侧”。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

    其次，人生多故，世事沧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人心处无二三”。荣与辱、顺与逆、成与毁、得与失，相伴而生，随时为变。每一番颠折的结果，带来的都是痛苦与烦恼。

    其三，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纵使自身未曾面对生死大限，亲人、友好间的生离死别、浮沉聚散，也依然会带来愁苦悲伤。

    其四，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也在时时作祟，给心灵带来种种愁烦（注：《山木》。）、般般痛苦。

    那么，如何才能消解与摆脱这些内心酿造的苦闷与忧伤呢？这就用得上《庄子》了。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现在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确实如此。常人也好，伟人也好，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从未思考过或者经常被忽略的道理。如果不是正常状态下的自由公民，而是贪官污吏，罪犯刑徒，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于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刻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无论其为万亿富翁，还是高官显宦，到头来同穷光蛋、拾荒者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得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

    那么，从读《庄》、解《庄》中，是否有望提前获得一些启悟和警示呢？

    比如，领会“削迹捐势，不为功名”，“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宰制），则胡可得而累邪”（注：《庚桑楚》。）的深刻蕴涵，能不能有助于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呢？

    比如，记取庄子说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注：《知北游》。）的警世恒言，是否可以看清世事，厌弃奢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超脱一些，从而自觉地戒贪渎、“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呢？

    再比如，庄子说过：“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注：《知北游》。）；“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注：《秋水》。）—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懂得了这一点，是否有望在现实生活中“多做些减法，少做些加法”呢？

    ——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注：《秋水》。）。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北宋大文豪苏轼深得庄学三昧，他在《超然台记》中说：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遮蔽）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顺应自然，以理化情。庄子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并非说，要完全杜绝七情六欲；而是主张种种情感应该因应自然、顺化自然，并且能够融理性于情感之中，做到以理化情。他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注：《德充符》。）。冯友兰先生说，在庄子看来，情对于人，是一种束缚，而理（理性与理解），则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进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自由。

    ——游心于恬淡之境，清静无为，顺着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虚静其心，用心若镜。《应帝王》篇讲，不要占有名声，不要暗藏机谋，不要承担负累，不要运用智力；体会无穷无尽的变化，逍遥于无迹无象的境界，完全活出属于自己的本色来。用心应该像镜子一样，对外物的来去，既不送也不迎，只反照回应而不收藏，且随时清场，不留存前尘往迹。这样，就能够承受万物变化而没有任何损伤。这段原文是这样的：“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文字比较艰深一些，但内蕴十分丰富。

    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清人吴世尚在《庄子解·序》中评论：“吾观庄子之文，最为入情入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淡处措想。”应该说，这是十分精到的概括。

    三

    同轴心时代其他思想巨擘一样，庄子及其哲学占据着三个制高点：

    一是居于古代巨人时代的峰值位置，既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大觉醒，更参与实现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春秋末期以降，直到战国中后期，哲人、泰斗相继登场，天才杰作、经典著述层见错出。在这种众声喧哗，群星聚耀的情势下，任何一个思想家，要想秀出群伦，独张胜帜，是艰难无比的。庄子在哲学（当然还有文学）方面的骄人创获，实属一个罕见的特例。

    二是具有普世性的品格。庄子从宏观现实出发，基于人的本性和人类共时处境的思考所提出的自然观；其生命哲学关于生命现象的思考，关于生命精神的积极营卫；以及追求自由精神，防止和克服人性的异化—这些方面都具有跨地域、跨时代的普世价值。

    三是生命力的持久。时间，显然于庄子有利，因为哲学也好，文学也好，只要能反映本质、诠释人性，生命力都是最长久的。庄子的思想、精神，植根于人的根本属性，不依托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不受地域、种族的框限，因而不会因时因地而改变。作为体现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帮助世人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寻求现代的灵感。

    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当代性。20世纪以来，庄子的生命智慧及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逐渐引起世人的重视，其当代性、普世性价值正在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比如，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人类主体的最大丧失是自我的丧失、本性的丧失；而庄子思想所给予我们的珍贵启示，恰是通过弘扬自由精神、实现精神的超越，寻找与确立本真的自我。再如，大批有识之士期待着通过创造性地解读《庄子》，特别是围绕“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寻求解决现代所面临的一系列世界性课题的途径。钱穆先生指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西方人喜欢把“天”和“人”割离开分别来讲，把“天命”与“人生”别分为二，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分别各有所归，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当代学者彭定安先生指出，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高福利生活以及由此“三高”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引起了人们的“三大反思”：针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传统的过度流失、人类本性的摧残所引发的对于现代化的深切反思；针对科技在迅猛发展中带来的负面效应所引发的对于科技战略、科技思想的深切反思；针对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的膨胀所引发的对于最佳生活方式的深切反思；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向自然、向传统、向相对朴素生活的“三个适度回归”的设想。

    应该说，深切反思也好，适度回归也好，它们的诸多内涵，我们都能从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一书中找到新的思想契机与理论资源。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以其天才的预见，敏锐地觉察到人在物质层面日益进化，而在精神层面却日渐退化的趋势；指出作为人的异己力量，物质技术正在成为人性异化的本源；他在由衷地赏鉴出神入化的各种手工技艺的同时，提醒人们警惕智能竞争、滥用技术而导致的“人为物役”的后果；他从自然、社会、人生诸多方面，预见到技术与道相违、使人异化的弊端，发出了“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注：《天地》。）的严正警告，呼唤回归本真，回归先民的未被功利、权势、知识、智谋污染过的“赤子”情怀。

    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个“自然”应该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本根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绝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英国现代派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艾略特在20世纪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以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天道好还，施无不报。于今，人类已经踏上了追逐财富与贪图舒适的不归路，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醉中忘却来时路”，“反认他乡是故乡”。

    庄子曾明确提出：“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注：《骈拇》。）他把顺应自然所赋予的本来面目，作为人生的根本依据。他看重人类的尊严，但反对以人为中心，认为人于自然万物，无异于“毫末之在于马体”；他看重自我，提倡个性张扬、精神解放，但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其最高生命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注：《齐物论》。）。他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此，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面对“以人害天”、“人为物化”，人们肆意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在《秋水》篇借助北海若之口，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返）其真。”指出天地之间皆有其自然之造化，不能失其所养。但是，这类空谷足音般的提醒与呼唤，千百年来，却很少得到认同与响应。其原因，在于缺乏痛切的感知，正如《镜花缘》中所说的：“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科技成果的应用，益处当下可见，而其危害和所付出的代价—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结构性的变迁，具有累积性、叠加性，要经历一个分散的、渐进的漫长过程，宛如“温水煮青蛙”一般，世人不易体察，以致疏于警觉、疏于戒备。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石破天惊一般抛出一部《寂静的春天》，指出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重重灾难，完全是由“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导入人类世界的”；强烈呼吁要把地球与人类从贪欲、从技术的陷阱中拯救出来。它像茫茫暗夜中的一束强光、一声呐喊，使广大公众悚然惊寤。尽管当时遭到了围攻与恫吓，终究还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注入了新的意识：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对于科技的负面效应提高了警觉。于今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对于科技的“双刃剑”特性，对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深度破坏，特别是损害人类健康、戕残人性的灾难性后果，总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纯朴与宁静的论述。他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图像》中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

    现在，就世界范围来说，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言念及此，我们重温一番庄子的“顺物自然”、“人与天一”、“天与人不相胜”、“无以人灭天”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该是何等亲切，又是何等警策、何等震撼啊！

    庄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在域外的文学艺术界，同样产生强烈的反响。

    美国作家梭罗在生活的坎坷、意志的顽强以及个性的坚守方面，与庄子有其相似之处。他赞同《庄子》中的很多见解，尤其崇尚庄子旷放自得的精神生活，向往、追寻庄子所倡导的清新、空灵、诗意、简约的生活方式：期望从蛙鼓声声、鸟鸣嘤嘤中得到欢愉，在晨曦暮霭、朗月清风里收获宁静，决意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世人不要为纷繁复杂的俗务所迷惑，以致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曾孤身一人跑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周围隙地种植玉米、豆类、萝卜和马铃薯，自食其力，过着原始、简朴的生活，总共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于今，近两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已经成为融入大自然、疏离社会群体和挑战物质文明、告别城市喧嚣的一种象征。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对于庄子—用他的话说，“这个生活在黄河边上，长着一双杏眼的智者”—由衷地崇拜。“他有幸得到一本当时最好的《庄子》英译本，读完之后，竟然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并且著文向国人介绍他在《庄子》中的伟大发现：‘如果你们真正了解了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一定会吃惊得发抖的！在我看来，我们中的任何人，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庄子那摧毁性批评的巨大力量，他的民族自傲心就会立即消失殆尽的。’”（注：滕守尧：《文学的边缘》。）王尔德还曾说过：“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这说明，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仅超越了地域的空间，也超越了历史的时间。

    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成功地借鉴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获得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从哲学层面上推进了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对于《庄子》这部哲学杰作，他是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他在《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例外与常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多部剧作中，引进了《庄子》的思想蕴涵，通过“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高明手段，使其戏剧作品既增添了艺术情趣，又散发着迷人的哲学魅力，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的一个典范。

    而作为痴迷的说梦者，阿根廷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过一个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从有关资料中得知，他对《天下》篇中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限着迷；“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他的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尔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一论述，作为小说《圆形废墟》的主题。在小说《另一个我》中，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在英国剑桥，他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为了证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谈了他于1914年在日内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却说，这达不到证明的效果，“如果我梦见了你，你当然会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只好说：“若是今天上午和我们的会面都是梦境，那么，我们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梦人，同时也是梦中人。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他真是把庄子哲理美文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早在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就写出了《叙事的艺术与魔幻》的论文；日后，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使东西方文学界霑益无穷。可是，他却谦虚地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墨西哥的著名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对于庄子也是殷殷眷注、拳拳服膺。1964年，他与法国姑娘玛丽·何塞结婚，在赠诗中，他将爱侣与自己共同镶嵌进庄子的“蝴蝶梦”里：

    一只蝴蝶在汽车丛中/飞来飞去

    玛丽·何塞对我说

    那一定是庄子/正路过纽约

    但那只蝴蝶/不知道是梦见成为庄子的蝴蝶

    还是梦见成为蝴蝶的庄子

    蝴蝶不会疑惑/它自在飞舞

    帕斯曾深情灼灼地说：“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读庄子的书，它与蒙田的著作一样重要。”在16世纪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像法国的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普遍尊崇和接受，所以，帕斯把庄子同他相提并论。

    实际上，域外研究庄子、崇敬庄子的文人、学者，绝不止于上述几位，人们还可以随便地举出很多。比如，苏联时期那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就曾说过：“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国小说中的语词震慑住了。一个人梦见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这里说的无疑是庄子。在这位文艺批评家看来，那个古老的“蝶梦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也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

    ※※※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时段，曾经被所谓“相斫书”或“断烂朝报”所大书特书的人和事，无论其为王朝递嬗，列国争锋，还是祸起萧墙，沙场喋血，都在终古如斯的时序迁流中，随着历史帷幕的落下，统统地收场了，除了一抹斜阳落照，几块断碣残碑，任何影子也没有留下，后世之人早已淡忘如遗；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智者，关于社会、自然、人生，人性、心灵、命运等课题的思考与阐释，却仍然像磁石一般，强有力地吸引着千秋万代的来人。庄子乃其佼佼者。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伟大人物可以塑造一个时代；而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无疑，庄子是伟大的，但他却既未能、也根本不想通过事功去影响社会、塑造时代；当然也谈不上“被时代所塑造”。他，只是自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我。他从来都不是公众人物，终其一生都与世俗观念相忤，更不屑于为着那些身外之物而营谋、奔走；他的最高需求只是身心自由。《养生主》篇讲，一种生活在水泽边上的野鸡，虽然谋食比较艰难，但也不希求被畜养在笼中。那样，尽管物质生活充盈，但却失去自由，因此，很没有意思。原文是：“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旺），不善也。”这可以看作是庄子的自白，或者自画像。

    应该说，他的一生，是过得足够的轻松自在，足够的自得自足，足够的从容潇洒的。

    现代著名学者钱宾四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前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庄子正是如此。在苦涩的“人间世”，做超越的“逍遥游”；他在为后世创辟了一条回归生命本体的路径，开启了一扇走出生命“围城”的门户之后，便像清风、白云一般飘然而去，没有留下一丝身影、一行脚印。

    这样一来，就使我们所筹谋的穿越藐远、神秘的时空隧道，追寻他那幽渺虚灵的踪迹，进而直窥灵府的堂奥，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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