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这个词语，深受我国古代先贤的青睐。庄子自不必说了，先于他，《诗经》中早就有“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羔裘逍遥”，“河上乎逍遥”之类的抒怀；而在他的身后，《楚辞》里“服清白以逍遥兮”，“聊逍遥兮播光”，“意逍遥兮欲归”云云，多得难以一一例举。至于“游”，在号称“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的《周易》中，就已经露了面；而在不足七万字的传世版本《庄子》中，竟出现了一百零八次，用于人名的还未计算在内。

    继起的文人、学者，望风怀想，高咏低吟：“寄怀广莫（漠）外，任运逍遥游”；“所期逍遥游，一息视八荒”；“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游”；“聊为逍遥游，凌风听天籁”—把它作为一种人生志趣、生命境界、精神追求；大而关涉生命哲学、艺术哲学，小而揭示一种生活态度。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往往是一当引起重视了，便会招来许多人跟风逐浪，或为效颦学步，或为弄景添花，直至完全走样变形，失其故态。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一些赶浪头的人竞相戴“逍遥巾”、穿“逍遥服”（稻畦帔）、乘“逍遥子”（轿）、坐“逍遥椅”的现象；至于兴建“逍遥台”、闲步“逍遥园”、隐居“逍遥馆”者，更是史不绝书。这就把“逍遥”一词用滥了，弄俗了，搞偏了。他们只是追逐物质形式，着眼于表象、实用，而忽略其精神蕴涵和内在本质，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庄子“逍遥游”的主旨。它使人联想到庄子及其学说遭到后世道教绑架、利用的悲剧命运。庄子之道，具有典型的形上品格，体现为一种重悟性、尚虚静、崇自然的人生境界状态，结果却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披上了宗教外衣；而庄子本人也由旷代哲人一变而为满身妖气的南华老仙。难怪宋代诗人黄庭坚慨乎其言：“漆园著书五十二，致意最在逍遥游。后来作者逐音响，百一未必知庄周！”知庄周者，百里无一，其他只是“逐音响”、捕风影，均不能得其要领，说来也是很悲凉的。

    《庄子》一书，“致意最在逍遥游”，作者把它冠为首篇，意在通过多种形象比喻，开宗明义地昭示一己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生观与生命观。这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弥漫于战国时期的文明异化、人性扭曲、心为物役、“世与道交相丧也”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从精神上、心灵上寻找出路，获取自由，追寻个体意识的觉醒，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体现个人精神意志的自主选择，这是庄子的人生鹄的和终极追求。而以闲散不拘、优游自在、恬淡怡适、心无挂碍为基本标志的“逍遥游”，则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我之所以选取它作为庄子传记的书名，也正是因为舍此不足以映现传主的精神境界，难以概括其具有全息性质的不凭借外物、无任何拘缚的自由意志的内在蕴涵与本质特征。

    应该说，对于《庄子》这部书，我还是充满了感情、倾注了心血的。自束发受书，展卷初读，于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去年春天，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统一安排下，受命撰写庄子文学传记，重新把卷研习，心惟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凡十六阅月，心无旁骛，亦未敢稍有懈怠。眼前这部三十几万字的书稿，算是对这段时间集中读书、思考、写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和综合性的汇报。

    前人读书倡导“八面受敌法”，我之读《庄》、解《庄》，也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以至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经过几度梳理、整合，像展开一把折扇那样，在传主这一轴心统领下，向外辐射式地伸出二十支扇股。亦即围绕着“逍遥游”这个主旨，按照这二十个大体上以传主生命流程为序，相互联结、彼此照应、互不重复、各有侧重的专题，逐一充实、撰写，一如劳蛛缀网，渐次成篇；并按照题材基本内涵，析为五组——

    一至三章为第一组，开篇统照全局，对传主作绪论性的综述，然后分别就其国属、里籍和家世、身世以及社会时代背景，从空间、时间两方面做文章；四至七章为第二组，从传主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身份与个性特征诸方面，分章展述；八至十二章为第三组，从交游、出访、授徒、著书等侧面，叙写传主的出处与行迹；十三至十六章为第四组，突出传主哲学、文学方面特点与成就，发掘其吊诡、矛盾，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十七至二十章为第五组，从庄子之死写到身后哀荣，薪尽火传，泽流百世。

    传主的肖像，算是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了，无疑这是画手（作者）心灵感应、目光折射、意到笔随的产物。那么，这位两千三百年前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不是真正地从历史册页中血脉贲张、意态鲜活地站立起来？能否基本上符合他的精神原貌？自己实在没有足够的把握，尚有待于读者和方家的鉴判。

    这里想说两句话：一是，在我确已竭尽了全力；二是，背后凭恃一座强大的靠山。

    写作过程中，依据《庄子》本文及相关史料，充分借鉴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悉心组织素材，反复斟酌弃取；以散文形式、写实手法，钩沉出处行迹，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凡有细节勾勒、形象刻画，尽量注意出言有据、想象合理；征引寓言故事，取譬设喻，坚持抽象与具象结合；立论采取开放、兼容态度，展列不同观点，择其善者从之。转述《庄子》本文，按照实际需要，或原文摘引，或分段语译，均注篇名；引述原文，遇有难解字句，附以注释或意译。顾及文学作品特点，按编辑要求，尾注尽量作简化处理。

    需要着重交代的是，语译、注释与研究评述，都曾参考了时贤与前辈的译《庄》、解《庄》、注《庄》、评《庄》著作；撰述中还大量引用、吸收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成稿之后，又得到了丛书编审委员会专家的精心指导。坦诚地说，如果不是凭恃上述基础条件，或者说是靠山，书之成否，未可知也。铭感之余，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水平与功力，错误与不足肯定不少，敬希批评指正。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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