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表演

    我自幼喜欢画画，但在当时那穷乡僻壤，连个画家什么样也没见过，我只能成为一个在书本、练习本上“作画”的涂鸦艺术家。到了初中，有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语文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我就偷偷地模仿他的书法。我在中学是全校黑板报《震中园地》的负责人，这个工作给了我很大的锻炼。再以后，在大学和参加工作后，一直“舞文弄墨”，尤其是到了展览公司以后，有时美工忙不过来，我还能一试身

    手，帮助写个前言什么的。

    在赴任前，我的前任就已经给新中友协的会员们放出口风，说我是一个“文化人”。所以，友协的秘书长郭惠兰要我去给惠灵顿分会的会员们作一场书法表演。说心里话，我这个带引号的“书法家”，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挥过毫，但是不答应又说不出口，“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管火烧得大还是小，我总得去。于是我硬着头皮，拿了纸墨笔砚赶到了会场。

    分会为书法表演专门和一个华人会馆租借了会议室。

    我因为路上车子出了点毛病迟到了10分钟。大厅里已整整齐齐坐了五六十人。我了解到，分会每个月搞一次活动。会员们住得很分散，有的从很远的农村赶来。这次他们听说是新上任的文化官员表演书法，一个个都穿了正装，使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紧张。会上还来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我今天要出洋相了，我心里直犯嘀咕。如果光给“大鼻子”表演，糊弄几下也许能蒙混过关，但有中国人在场，我一定会“露馅”。

    新中友协主席格雷夫人（中文名葛玛丽）向会员们介绍了我的姓名和身份，我也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给他们讲解了中国的文房四宝。我说：“我为自己能派到新西兰工作感到高兴，新西兰是我所到过的国家中最美丽的地方。”其实这时我心里正琢磨写什么。突然，我刚下飞机“吟”得的一首诗的腹稿跳上心头。“我今天就用自己的书法写一首我自己的诗。”

    这个开场白自己认为还过得去，于是，我就挥毫写了起来：

    耕云万里到天涯，蒙蒙细雨潇潇下。

    径边野菊可知否，云雾山中陶潜家。

    我一口气用隶书把诗写完，然后用英语翻译讲解了诗的内容。我从北京出发，坐了近20个小时的飞机，因为我来自农村，所以我在飞机上的感觉就像农民在云里犁地。艺术家讲究时空，我的时空观是这样变化的：小时候以为家乡的太湖那头就是天涯海角；上了大学，知道天涯海角在海南岛；在地球上走了几个国家后，我发现新西兰可以说是天涯海角；我接着说，也许过100年，天涯海角延伸到月球或火星……我这一讲，好多人赞同地点起头来，还有人鼓了掌。这一下我的胆子也大了一点。

    随后，我给大家讲述了世外桃源和陶渊明的故事。我的目的不仅仅是把新西兰比作是一个世外桃源，这也是自己心情的流露。在那场“史无前例”中，我厌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虽然我自己从没有搞过打砸抢），尤其是1976年因为写了悼念周总理的诗被审查的日子里，我真想打起行李回老家去种地。虽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心里总想追求一种平静和安宁。当然，这些话是在心里说的，说出来他们也不会懂得。世外桃源的故事很投合他们的心理，因为这些欧洲人的后裔不像当年的先辈来到新西兰时那样又要披荆斩棘，又要和毛利人争夺土地，以致发生战争。他们大多是为了寻找一种宁静的生活而来到这里的。可能我的话说到他们的心里去了，我的表演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那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失眠了！

    东方画会

    我自幼喜好书画，所以很喜欢和书画家们交往，和他们交朋友，不但使我增长知识，而且从他们的作品和为人中得到教益和熏陶。我在新西兰也没把这个“优良传统”丢掉。

    在去新西兰以前，我以为在这个西方社会里，我找不到“知音”和“挚友”，但到任才1个月，就收到了“东方画会”发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次“笔会”。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我之所以喜，是因为在这里还能看到中国书画；我之所以惊，是因为我的前任为我打出了“文化人”的广告。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参加“笔会”。

    司机把我拉到一所函授学校的大教室，那里已经坐着30多人。我一进门，一位女士用很标准的英语把我介绍给“笔友”们。她说我是一位书法家，笔友们于是鼓掌欢迎我讲话和做书法表演。我心里真是很“恐慌”，但鸭子到了架子前，不上也得上。我在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手抖抖索索地写了我在“文革”中作的一首小诗：

    稻子青，麦子黄，

    青黄相问争风光，

    农夫耕作忙。

    我说，我来自江南农村，那里的风景很美，画家们讲究色彩，每年四五月间，上一年冬天种下的小麦熟了，一片金黄；那时，稻秧却是碧绿碧绿。农民们在田间收割和插秧，这样的田园生活有多美！笔友们发出了阵阵赞叹。

    实际上，我这首诗更深的含义是抒发了我对“文革”中派性斗争的厌恶心情。不过，我新来乍到，也不想给他们讲这些。

    我提到的这位女士叫“郭冰清”，她就是“东方画会”的发起人。郭冰清是新中友协秘书长南茜的好朋友，两人都姓“郭”（500年前是一家）。所以，我就去问南茜。她给我讲了郭冰清的故事。

    郭冰清是侨居印尼的第六代华裔。由于喜好书画，她曾经去香港和台湾学习中文和书画。后来，她去了新加坡。因为她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和英语，新加坡政府想聘请她做大法官，但那时她心里向往着到风景如画的新西兰定居。那是20年以前的事了。她到了新西兰后，仍不忘“重操旧业”，发起成立了“东方画会”。由于这是一个纯民间组织，其难度可想而知。没有经费就自己掏腰包；没有活动场所，就在家里搞笔会。今天的笔会大概是通过友协主席玛丽。格雷夫人原来在这里任教的关系开的“后门”，免费提供。

    在以后的岁月里，只要我有空，一般我都应邀去参加笔会。记得1995年初，画会在一间画廊搞两年一次的展览，请我去为开幕式致辞。这一次，我就不那么紧张。我利用周末的时间画了一幅兰花，上面题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吾慕陶令山居幽，万里寻访到新洲。

    闻香循径呼村童，惟见兰花满春岫。

    这首诗是我每天去植物园看到到处都是兰花有感而发吟得的。兰花是“君子”的象征。我在这首诗中用兰花比喻在这么偏僻的新西兰从事中国书画创作的书画家们。

    一进展览大厅，只见几百幅花鸟肖像画挂得琳琅满目。我在讲了几句祝贺开幕的开场白后，用英语对诗作了翻译和解释。

    然后，我不知不觉中侃起了大山。我说：“有人说，‘前卫派’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1984年，我随中国五位国画大师作品展去美国访问，一位对中国书画颇有研究的华人说，抽象派的祖师爷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书法是最完美的抽象艺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庭院里搞假山太湖石艺术，难道这不是最早的抽象派！？

    “欧洲到19世纪下半叶才搞象征主义，中国书画中的象征主义可以说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地步。梅、兰、竹、菊象征着君子和雅士，马、羊、虎、狗分别代表了忠、孝、节、义。”

    “四大发明是中国人搞的。只是那时没有申请专利。到后来，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和政治制度的局限，中国落后了，让洋人用洋枪洋炮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说到“前卫派”，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人不会为了‘前卫’而‘前卫…，中国人也不追求极端。西方人搞起抽象来，弄得人们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他们搞起具象来，脸上的汗毛和针眼大的小孔都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而作品却失去了内涵。我比较赞成齐白石的观点，‘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也就是说，单纯的形似不算好，只有形神兼备才是极品。”

    这时，大厅里爆发了一阵掌声。我一看手表，竟然侃了半个钟头。我立即收住话头。因为馆里还有事，我向大家匆匆告别。郭冰清给我献了一大束鲜花，这可是极高规格的礼品了。我把它带回家，夫人每天浇些水。鲜花开放了十几天，斗室里充满了馨香。

    中国书法和中国京剧浅议

    也许是友协会员的宣传，我能作讲演的名声在惠灵顿传了出去。一天，我收到一封言语很恳切的信，邀我去作一次讲演。

    信是惠灵顿退休者协会主席写来的。讲演在一个大公司的多功能厅举行。场地虽然不大，但很舒适。我一走上讲台，只见台下一片“雪白”，我想，听众的年龄大多在七八十岁，共有100来人。我很受感动。因为他们年龄这样高，能聚到一起实在不容易。

    我还是拿出我的老本行，先作了书法表演。我用真草隶篆写了12生肖的动物名称，然后又粗略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前的几千年。在经过结绳记事后，人们在乌龟的甲壳上用刀子刻画出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人们把文字铸在钟和鼎上，这就是“钟鼎文”。以后，中国人又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的国家，这一发明促进了文字的发展。在几千年的文字发展史中，中国的书法形成了真、草、隶、篆4种字体。当然，有名的书法家无以数计，他们各自有独特的风格，如夜空群星般璀璨。

    这时，有人要我讲一讲中国的“龙”。我的知识实在有限，但既然提了出来，我也只好搜尽枯肠讲了讲。

    “龙”是中国人想象出来的动物，它的身体由6种动物的肢体组合而成。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把“龙”当作天堂里的神兽。封建帝王自诩为“龙”的子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就像毛利人的TIKI一样，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我用草书写了几个“龙”字，当一条条姿态各异活灵活现的“龙”出现在宣纸上时，听众中发出了一阵赞叹声。他们纷纷向我索要，于是，这些“龙”一下子“不翼而飞”。

    有一位女士插话说，中国人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的丰富。我于是“顺着竿子往上爬”，侃起了中国京剧。

    中国的书法很抽象，中国京剧中抽象手法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小时候，家乡有一个京剧班子。每逢过年过节，他们总要来演几场。那时，农村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起戏台，围起了大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

    那时侯，我对京剧一无所知，看戏只不’过是看个热闹，尤其是那些大花脸和背插令箭手提大刀斧钺十八般武器的武生出现在舞台上时，我感到特别带劲。很多次我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长大了，我上了学，没有机会看戏。即使偶尔看一场，也感到京剧的锣鼓声太大。其实，京剧的锣鼓与现代的迪斯科音乐震耳欲聋的声响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988年，我被派到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文化处工作后，我开始喜欢起京剧来。我发现，中国京剧集唱、念、做、打于一炉，是中国的国剧。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国际戏剧界为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由于应用抽象的手法，京剧的道具最简单。舞台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可以唱一台戏。手一抬，作出推门状，两脚一迈就进了门。一挥马鞭，胯下没有马，你也能驰骋千里之外；划一下桨，即使没有船，你也可以过江过河。丫鬟佣人平举两面画有车轮的方旗，就代表了一顶轿子。演员连翻几个跟斗，一下从皇宫到了天南地北。

    小小的舞台上，人们看到的是无限的宇宙，千百年的历史。

    老人们听得出了神。一位老先生说，中国天津的京剧团曾经来新西兰演出过。他去看过几场，好像没有看够。他问，这几年怎么不来了？我心里有难言的苦衷。我只好说，我和新西兰政府文化部门一直在努力，但困难很大。我非常欢迎大家亲自去中国看京剧。

    文化外交

    严格地说，文化处的工作不只是搞展览和演出的交流，更不是发发期刊和资料而已，文化工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侧翼。有人形象地形容说，文化和经济像外交工作这只大鸟身上的两只翅膀一样。鸟离开了哪一个翅膀都飞不起来。美国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大国，美国文化也横行世界，可口可乐、KODAK胶卷、麦当劳，还有好莱坞，就像神经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世界各地。当然，中国餐馆也是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找到一两家，但是窃以为，当中国的文化，中国书画、中国杂技和京剧，还有汉语在全世界通行时，中国就更强大了。

    在文化处工作了两任，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工作的难度很大，个中原因甚多，如经济实力等。很多国家把文化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对待，在经费上总是能少给的绝不多给。新西兰每年近2 000多万新元的文化预算中，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资金只有40万，这真是杯水车薪。另外，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书画很特殊，尤其是书法，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抽象的东西，要他们接受和欣赏，的确是很困难的。

    当然，在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我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在惠灵顿市以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帕尔默斯顿·诺斯的城市。“诺斯”在英语里是“北”的意思，所以使馆的人都把它叫做“北帕市”。

    1995年初，北帕市市政厅来信称，该市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文化节，邀请外国使馆参加。当时的文化处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但机会难得，所以，李金华大使派我去参加。

    由于那时我还没有驾驶执照，我只好坐长途车前往。我随身带了一个小展览和文房四宝，准备在那里搞搞书法表演。新中友协北帕市分会热情地接待了我。

    第二天，文化节开始了。市中心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被邀请的十几个国家的参展人员都在忙碌地布置展台。我幸好有几位留学生帮忙，弄来了几张桌子，搭起了“展台”。我在布置完的空当里，在场地里走了一圈。我发现在大棚里，也有人在表演中国书法。留学生告诉我，他们是台湾的。我回到自己的展台开始表演书法。我用英语向观众介绍了文房四宝，尤其是讲到宣纸这种又白又薄的纸是手212制作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阵阵惊叹。不知不觉中，我的展台边围满了人。他们纷纷要我写的字。我只好把纸裁成小块，使每人可以得到一两个字。

    不一会，留学生告诉我，文化节开始是游行，台湾有可能要打出伪国旗。我先让他去“侦察”一下。他回来告诉说，有人正准备打出台湾的伪国旗。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立即就去市政厅的组委会交涉。我声明，新西兰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国使馆的代表；北帕市还是贵阳的友好城市，如果组委会允许在游行队伍中打出台湾的伪国旗，那将是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那位女士看我振振有辞，说话句句在理，答应去“劝说”。后来，游行队伍中果然只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出现。

    中午，北帕市市长举行了一个酒会，招待参加文化节的来宾。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当市长和我握手时，我说：“市长先生，今天，贵市举行这样隆重的文化节。可惜贵市的友好城市贵阳市不能来人参加，但我受大使的委托前来与会，感到很荣幸。李大使要我转达她对您的问候和祝贺。”市长说：“您就是最好的代表，我对您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午，广场的舞台上开始表演歌舞。由于其它国家来不及派出演出队，所以大部分节目是太平洋岛屿的歌舞。这些节目很有特色，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国的节目是当地华人表演的舞狮。这对于当地的市民来说也很少见，所以掌声尤为热烈。

    1996年，北帕市又要举办文化节。在接到邀请后，我向馆领导把1995年的情况作了介绍。黄贵芳大使对文化工作一向很重视，凡是大的文化活动，他总要搞个“群众运动”，因为文化处只有两个编制，有再大的能耐也掀不起大浪。这次文化节发动了其它处室共同行动：教育处负责与留学生联系，领事部负责与华人联系，办公室负责卖食品。当然，文化处得唱主角，准备一个小型展览。

    这一次，台湾方面故技重演，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派驻的“文化中心主任”林×还亲自督阵，又要打出伪国旗。黄桂芳大使向北帕市提出抗议：如果不降下伪国旗，他就不参加中午的酒会。迫于无奈，市长命令降下了台湾的伪国旗。

    事后，大使对我说，文化工作是外交斗争的一种手段。

    这句话意味深长，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蚕宝宝

    文化处的一项日常工作是接待来访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很喜欢这项工作，因为在接待中你同时也能了解到驻在国的情况，学到很多的知识。不过接待来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的内容太广泛，有时他们提的问题让你“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平时比较注意学习，文化部发来的外宣资料都要浏览一下。这样最起码能很快把对方感兴趣的资料找到。

    一次，一个中学生来使馆，要求我讲一讲养蚕的事。幸好我来自中国著名的丝绸之乡——苏州，所以我把有关蚕宝宝的故事以及养蚕的知识讲给他听。

    大约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年代里，人们还没有学会种水稻，也不知道制作衣服。一年夏天发大水，滔滔的洪水把人们用树枝搭的窝棚卷走。整个世界成了一片汪洋，这时活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正在水中挣扎，一只大鸟飞来了。这只大鸟有1丈多长，翅膀展开有2丈多。大鸟把兄弟俩叼到一棵巨大的银杏树上，然后对他们说：“我可以把你们带到一座山上去，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财宝，你们每人只能选一样带回来。”于是，弟兄俩爬到大鸟的背上。大鸟飞了一天一夜，到了山上。它停在一棵小树旁，然后对他们说：“我累了，你们自己去找财宝吧。在太阳下山以前，我们一定要回去，因为一到晚上，豺狼虎豹要出来吃人。”

    这时，哥俩也饥肠辘辘。他们看见小树上结满了圆圆的果实，有的鲜红，有的发紫。他们饿极了，于是伸手采了一把吃了起来。红的发酸，紫的很甜，填饱了肚子就可以上路去找财宝。

    哥哥跑得快，一溜烟向山上跑去。弟弟刚要抬腿时听见小树上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他好奇地走过去，看见一条小虫在叫：“救救我！救救我！”弟弟问：“你怎么啦？”小虫说：“毛毛虫咬了我，我要痛死了！”弟弟看见一条椭圆形的绿色虫子伏在树叶上。如果不细看，根本认不出是一条虫子。弟弟又问：“那我怎么救你？”小虫说：“你用嘴把我的鼓包里的毒汁吸出来，这种毒很厉害，你应该马上把它吐在地上，然后吃一口我屙的屎。”弟弟开始有些犹豫，但看到小虫可怜的样子，他立即捧起了小虫把毒吸了出来，然后捏着鼻子吃了一口小虫的屎。弟弟不但没有中毒，反倒感到神清气爽，个子还长高了一截。

    弟弟刚要离开，小虫又叫了起来，这次是一条身上长着红黑杂毛的毛毛虫咬了它。弟弟眼明手快，伸手把毛毛虫拿下，狠狠地扔到地上。这一次，小虫昏迷了。弟弟决定不去找宝了。他把小虫放在手心里，不一会小虫醒来了。

    这时大鸟一觉醒来，一看太阳已靠近山尖，便大声地叫哥哥弟弟快回去。弟弟找不到哥哥，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但是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大鸟说太阳要碰着山尖了，你不走，我可要飞了，弟弟一边喊着一边爬上了大鸟的背。

    大鸟在飞，小虫子在给弟弟交代后事。它说：“我中过两次毒，到了你家你要给我找桑树，我只吃桑叶。再过一段时间，我要睡一个长觉。那时，天很冷，我会把肚子里的丝吐出来，缠绕在我自己的身上，这样就可以度过冬天。第二年春天，我会变成一只蛾子，生下很多籽。你要好好养活它们，不要让它们挨冻受饿。后年冬天，你可以用它们的茧子缫丝制衣。

    弟弟回到家里，大水退了。突然，弟弟感到肚子疼痛难忍，于是就在地上便了起来。不一会，粪便里钻出一棵小树-苗。它一寸寸长高，转眼间生出了绿油油的叶子来。弟弟发现这就是小虫爱吃的桑叶。于是他摘下一些喂小虫。小虫吃得很香。又过了两天，小虫出现昏睡现象，这时，弟弟知道这是它要睡“长觉”了。为了让它安安静静地睡觉，弟弟用船把它送到太湖里的一座小山上。第二年春天，蛾子生出了很多小虫子。和它们的妈妈一样，小虫子们吐出了长长的丝。弟弟缫丝织绸穿上了暖和的衣服。

    后来，人们把这种小虫子叫做“蚕宝宝”。

    那个学生听得人了迷。我停顿了几分钟，他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我于是给他讲了养蚕的一些知识。

    在我们家乡，“养蚕”叫做“看蚕”。我认为这种叫法似乎更确切些。因为，蚕从蚂蚁一样大长到抽丝结茧都要小心看护。孵化时，房间四周要糊纸，保持恒温恒湿。小“蚕宝宝”吃的桑叶要切成烟丝一样的细条。蚕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吃，所以，人们每天要喂十多次，晚上也要喂个四五次。蚕的一生要“眠”三次：“头眠”、“二眠”和“大眠”。每次间隔大约10天。我的家乡是太湖平原，所以，“蚕宝宝”结茧时不能按它的要求把它送到山上去。乡亲们很聪明，他们在农闲时把稻草弄净，扒去稻叶，然后捆扎成直径10公分的草把，再用铡刀斩头去尾。“蚕宝宝”“大眠”时，他们用苇帘子在长凳上搭出一个平展的层面。然后在稻草把结扎的地方两只手向相反的方向上一拧，草把成了一个“X”的东西。它们可以立在苇帘做成的平面上。这样，一个个“山头”做成了。“大眠”时的“蚕宝宝”个个晶莹剔透，它们爬上人们为它们做的“山”去作茧。我特别喜欢听蚕宝宝作茧时发出的春雨般淅淅沥沥的声音。在这样的声响中，一个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精神。

    这样的过程每年有三次，这就是：春蚕、夏蚕和秋蚕。农民们的辛劳不言而喻。

    “蚕宝宝”真是浑身是宝。它吐出的丝织的绸是上等衣料，价格昂贵。在家乡，有些人不是存黄金，他们把生丝放起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卖掉。一板丝可顶穷人的“糠菜半年粮”。蚕的粪便——蚕沙，不但可以做肥料，还可以入药，晒干洗净的蚕沙放在枕心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枕头。它有清热祛火的功能。我上大学时，母亲为我精心制作了一个蚕沙枕头。

    蚕就是得病而死，成为“僵蚕”，那也是一种名贵的中药。蚕茧缫完丝就出来一个红得透亮的“蚕蛹”。在丰年，人们把蚕蛹埋在桑树的根部作肥料（这也许是人对蚕的尊敬，不忍心吃它），或者用来喂猪。其实，蚕蛹是一种上等的营养品。我小时侯吃过油炸的蚕蛹，其味道之鲜美真叫人回味无穷。三年自然灾害时，蚕蛹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讲了快两个小时。夜幕降临，中学生起身向我告辞。他对我给他讲了这样有趣的故事一再表示感谢。

    一夕谈

    我可能因为职业的特点很喜欢和画家和艺术家聊天，从交谈和闲聊中，自己能受到艺术上的熏陶，学到很多知识。我向老朋友陈康渭表示了要和翁先生聊聊的愿望。一天晚上，他开车带我去了翁先生家。

    翁先生的家在幽静的郊区。他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一进门就有一种置身于博物馆的感觉。起居室、卧室，甚至走廊上都是他的作品，所以在里面走动一定要侧身低头。否则不知会碰到哪件作品，这里的每件作品都是他心血的结晶。

    无论什么东西，海边拾来的枯枝朽木，沙滩上捡到的贝壳和卵石，到了翁先生的手里，它们就成了艺术品。他说，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也联想起一位大师说过的话：我不是创造美，而是发现美。我记得一次使馆去海边玩，我也捡了一个树枝，用它做了一个非人非兽的艺术品。这么说，我还当过一回艺术家呢。

    我们坐下来喝茶，海阔天空地聊开了。我说，美国和西方的艺术家用废旧的机器为材料搞一些气魄很大的“大地艺术”，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不理解，今天，我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翁先生说：“现代的世界高度发达，新东西层出不穷，汽车、电视、电冰箱用不了几年就过时。很多国家还规定了汽车行驶多少公里后要淘汰。因此，现代人如果不注意环境保护就要生活在垃圾堆里。把旧车、旧机器做成艺术品，既解决了垃圾的出路，又美化了环境，同时还赋予旧物以新的生命。”画家陈先生接着说：“艺术家就像屎壳郎一样。”我们禁不住畅怀笑了起来。真是“话粗理不粗”，它那么形象地为艺术家造了像。

    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了“香蕉”上来。我说：“翁先生以‘香蕉’为题的系列作品很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那些‘香蕉’们有一定的启发。”翁先生说：“这个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还有一些问题要深入探讨。中国人黄皮肤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出生在海外的炎黄子孙要融入到白人社会中去，他的思想行为还保持中国人的一套也是不可能的。”陈先生插话说：“日本人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说：“关键是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出国热’，当然出国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多挣些钱，过个好日子。近几年，中国的经济上去了，出国的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而以前出去拿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人纷纷‘回流’。”我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外们议论起“白皮黄瓤”了，那中国就算真正强大了。

    这次聊天简直成了一次座谈会。我们又谈起了艺术问题。陈先生说：“前几年北京搞了个人体油画展，弄得沸沸扬扬。”我说：“当时，我不在国内，但我知道一点情况。一部分人认为，人体是学西洋油画的基本功，人体是最美的；而有些人认为把人的身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伤风化，这属于‘扫黄’的内容。”翁先生说：“刘海粟几十年以前画模特的事件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想不到90年代还会发生这种事。”陈先生接着说：“一个画派，一种思想要被所有人接受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年的印象派、野兽派，还有美国的垃圾箱画派刚出现时也为很多人所不齿。，，我说：“的确如此。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封建社会统治了几千年，还有这么多的文盲。思想上的禁锢可想而知。我理解后一部分人的心理，他们是怕观众看了裸体画后产生对‘性，的联想。”翁先生说：“那很可笑，第一，凡是涉及到‘性’就是‘黄’，这似乎不合情理；第二，人家要‘联想’，你想什么办法也没用。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标准是‘笑不露齿，行不露足’，难道今天的姑娘因为怕人‘联想’而不穿露大腿的裙子？！”陈先生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开放多了，文艺界的条条框框也少多了。”我说：“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所在的中国展览交流中心还举办过劳森伯格的作品展。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年也出了一些好作品，如罗中立用超级现实主3Z．手法画的‘父亲’给我很大的震撼。有些事原则很好提，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在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上，既要吸收外国有益的东西，同时又要保持民族的特色是很难办到的。”翁先生很有感慨地说：“现在中国人一穿西服，民族服装就看不见了。”陈先生接着说：“可口可乐一涌入，北京的大碗茶还有吗？”我答道：“很难找到。

    我活了50岁，我就亲自看到我们丢了很多东西。我小时侯家乡的民间刺绣很发达。每年夏天，妇女要为丈夫和孩子做拖鞋，鞋帮上绣的花样图案很漂亮。但是现在的姑娘恐怕连补个窟窿都不会。”（实际上，现在农村人也不穿带补的衣服了。）

    不知不觉中，时钟敲过12点。我们虽然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但不得不起身告辞。翁先生送了我一件礼物：一个烧制的竹节形的笔筒，希望我在“挥毫”时用。我对这件礼物是十分喜欢的。

    中国文化日

    刘备在临终前对阿斗说过两句话：“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这两句话虽然道理简单明了，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1997年9月，我已超期“服役”3个多月，文化部也同意我10月初回国。我这时已开始打点行囊准备“打道回府”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惠灵顿郊区的一个小镇负责青少年教育的官员来信说，为了使该镇的小学生在假期有丰富的文化生活，镇上拟于10月初举办“文化周”活动，希望中国使馆搞一个“中国文化日”。节目内容只要与中国文化有关即可。他特地提出能不能教孩子们做一两个中国孩子最喜欢的游戏。

    这一下我可犯了难。我的行程已经定好，准备交接工作。我向大使请示这个活动要不要搞。大使很通情达理地说：“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出现这样的事的确很为难。这事虽小，但意义很大，要是你身体行的话，只好让你辛苦了。”他一再向我保证使馆其他部门一定会积极支持和配合的。

    大使的话说到这个地步，下面就是怎么搞的问题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像浩瀚的大海一样。我挖空心思想了半天，终于拟出了一个方案：中国=h3画表演，儿童舞蹈和游戏，中国民乐演奏，还有中国食品品尝。那位官员一听这样丰富的内容，非常高兴。

    这个“中国文化日”，唱主角的是STAN一家。他的女儿有一帮小“香蕉人”同学会跳“扑蝶舞”。但是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跳了，动作有些生疏。当她们的家长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热情十分高涨。她们自己掏腰包买了布料，缝制了舞蹈服装。这种精神怎不叫人感动！

    中国食品种类繁多，搞些什么我拿不定主意，我向厨师小倪讨教。他说：小学校里肯定没有大火和炉灶，不能搞烹调，最好是包饺子。这一下真是为我指点了迷津。包饺子可以发动使馆的夫人们一起干，学生们可以观看全过程，还可以亲自尝一尝。于是我把采购任务交给了小倪。

    “中国文化日”放在其它“日”的最后，可以说是“压轴戏”。但是，能不能压轴全看我们的临场发挥了。

    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文化处全体，还有能参加的夫人们，带上炊具和米面，把两辆面包车装得满满登登。舞蹈队的家长们开了十几辆小车，这个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小镇。

    “文化日”在镇上的一个多功能厅举行。那位官员讲了几句话，然后由我主持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扑蝶舞”。10位穿着色彩艳丽的中国民族服装的小姑娘上了台，她们手拿中国折扇，迈着轻盈的步子翩翩起舞。新西兰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舞蹈，他们抬着头，张着嘴，一个个看得出了神。

    接着，STAN的女儿DIANNA和另一个女孩子表演了古筝。她们完整地演奏了“渔舟唱晚”的古典乐曲。这首乐曲是古筝曲的代表作，难度也很大，但是她们演奏得很好，台T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然后，我用二胡和箫作了表演。孩子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两种中国民族乐器。我于是作了简单介绍。我告诉他们，二胡是中国特有的乐器，中国人把它叫做“TWO—STRINGED VIOLIN（两根弦的小提琴）”。“箫”与西方的横笛虽然同属管乐乐器，但“箫”是竖着吹的。最难的是，气是从顶部的小孔中吹进去，难度很大。我为孩子们吹奏了我童年时最喜欢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看见孩子们都陶醉在优美的乐曲声中。我想，这不是我吹得好，而是乐曲本身的旋律和曲调太美了。可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歌舞表演结束后，我和小演员们来到台下。STAN摆开了一张大桌子，开始表演中国画。我则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我琢磨了半天，现在的儿童游戏已达到了“世界大同”：游戏机、机器人……到底什么样的游戏才是典型的中国游戏。这时，我们猛然想起了小时候玩的“老鹰抓小鸡”。

    我让小“香蕉人”排成一队，小学生们也纷纷举手要求参加，我同意了。好在游戏难度不大，我讲了讲游戏规则。然后让其中的一个孩子出列当“鹰”，面对“老母鸡”率领的“小鸡”们。“小鸡”们一个个抓住前面“小鸡”的后襟时，队列很像一条色彩鲜艳的“龙”。当“老鹰”左右跑动要抓“小鸡”时，“龙”就舞了起来。新西兰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们发出了阵阵欢呼声。做了一次示范后，学生们自动地组成了几条“龙”。他们玩得是那样高兴，简直有点忘乎所以。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想不到一个中国游戏就这么快被新西兰的孩子们接受。一个小“香蕉人”的妈妈对我说：“邱先生，您这个游戏可以在新西兰申请专利呀！”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算了吧！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没有申请专利，60年代中国人发明的牛胰岛索也没有申请，我这个就算是送给新西兰的一件礼物吧！”

    我教完游戏后，到STAN那里看了看。他的桌子边上围了一大群孩子。STAN在画他最拿手的金鱼。他画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架不住要的人多。一条条金鱼带着鲜艳的水彩就被孩子们“抓”走了。

    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足足有1个小时。这时，我到厨房看了看。我原打算让孩子们看看使馆的夫人们怎么包饺子，但是他们都愿意做游戏和看书画表演，所以这里显得很冷清。我对大使夫人和小倪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孩子，加上使馆的人，共有200多张嘴，按每人10个饺子算，至少也得包2 000只饺子。咱们快包吧！”于是夫人们行动了起来。

    我看着人手不够，便拿出我的看家本领——擀皮。

    由于厨房的火小，锅也小，煮出来的饺子供不应求。孩子们吃得那份高兴劲甭提了。有的孩子向我提出带几个饺子回家给家里人尝尝。我说每人最多可以带5个，这样一来，使馆的人每人只能吃上两三个。

    下午，“文化日”场地移到另一所学校。闭幕时，那位官员说：“今天是本届文化周中内容最丰富，也是最精彩的一天。我一定要给你们大使写封感谢信。”

    一天下来，我们虽然都饿着肚子，一个个口干舌燥，但心里都特别高兴。也许这是我在新西兰期间做的最小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小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