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柏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称教授表示更敬重些，因为博士太多。”邓小平笑道：“那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陈树柏离京前夕，邓小平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鲁迅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邓小平马上把画接过去，像孩童得胜似的回答说：“我过去送了他一幅字，所以他回赠我一幅画。”

    陈树柏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南大王”、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南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上将的陈济棠的第十个儿子，现在是美国圣卡勒拿大学电机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系教授，曾任该系系主任达十五年之久。他是网络和系统理论方面的国际权威之一，由于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成就突出，曾获得1979年美国的“总统特别奖”。

    陈树柏早年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部队服役。国民党败退大陆后，他转道美国留学，1955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军事学校电机工程系，接着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在科研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不仅在大学讲授理论，而且具体地把理论运用于硅谷的高科技，因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全美电子电机工程师协会的电路与系统国际年会在硅谷召开，陈树柏被与会者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

    陈树柏虽然在海外成就和声誉卓著，但却心系故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很多美籍华裔学者应邀到中国讲学，陈树柏也名列其中。1979年，大陆有关部门两次向他发出邀请函。但他却顾虑重重。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个人出身，尤其是在海南岛真枪实弹地同共产党部队打仗的经历，他不知道共产党人现在是否会原谅这一切。于是，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进行试探。不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来信告诉说，邓小平已经收到了他的信，并热烈欢迎他回国讲学，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这样，他才放心大胆地偕同夫人林若星女士，于1980年7月来到北京。

    同邓小平的见面是愉快而轻松的。

    “我是称呼你陈教授呢，还是陈博士？”邓小平一开口就满含亲切。

    “请叫我的名字陈树柏好了。”

    但邓小平坚持说，这不是客气，而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于是，陈树柏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称教授表示更敬重些，因为博士太多。”邓小平笑道：“那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接着，邓小平说了一段令陈树柏颇感意外的话：

    “令尊治粤八年，建树很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陈树柏听了极为感动，他知道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共产党人如此公开地称赞过父亲，唯有对“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大肆抨击。他谦逊地表示，那时候自己还小，不知道什么。

    邓小平对陈济棠的称赞是言之有据的。1929—1936年，陈济棠主持粤政，此间八年是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海珠桥、西村水泥厂、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等著名建筑物就是在这八年里落成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当时同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友好交往史——

    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开始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听从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略，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企图四面合围，置红军于死地。这时，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六路分兵，全线出击，集中对集中，碉堡对碉堡，使红军在作战中伤亡惨重，根据地也在日益缩小。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已经不可避免。

    为了能成功地冲破蒋介石的封锁线，一项经过精心运筹的计划付诸实施了。

    1934年九、十月间，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奉命抵达红都瑞金。周恩来告诉何长工说：“‘南大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参谋长杨幼敏及他的两个师长黄质文、黄任寰举行密谈。”接着，周恩来向何长工详细交代了联络暗号等事宜。

    何长工出发时，带了一封由朱德署名的介绍信。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谈判期间，周恩来用事先商定的密语给何长工发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从而把红军正式决定转移的消息告诉了他。

    10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陈济棠的辖区。这是1933年11月红军同蔡廷锴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又一个停战协定的签订，对于当时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陈树柏在谈话中，还就他回国的所见所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他希望大陆在推进现代化事业时，应该对科技教育的发展作出系统周详的计划，要在培养后继人才上多下功夫。

    陈树柏离京前夕，邓小平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鲁迅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充分表达了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对台湾的国民党人及海外的所有同胞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1982年8月，陈树柏再度来京同邓小平见了面。

    邓小平像欢迎老朋友似的欢迎了陈树柏，并愉快地接受了他们夫妇合绘的一幅紫藤双鸟图。

    当时邓颖超也在座，她见到这幅象征春天来临的绘画，笑问陈树柏：“你为什么送他不送我呀？”

    邓小平马上把画接过去，像孩童得胜似的回答说：“我过去送了他一幅字，所以他回赠我一幅画。”

    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陈树柏无所顾忌地端出了他的一桩心事：

    “现在欧美一般人民，尤以美国为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感到非常可怕！视之为蛇蝎，避之唯恐不及。其原因是所有推行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对人民出入境实行强烈的管制，对人民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职业自由，都有极大的限制，较一般欧美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故而欧美人士对中国领导阶层，自然地有一种强烈的怀疑，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

    “为了有利于‘四化’大计的推行，减少外面不必要的阻力，我向您建议共产党改个名字。”

    邓小平问：“你想改个什么名字？”

    陈树柏答：“社会民主党也好啊！至少与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有区别。”

    听到这话，邓小平掐灭了烟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因为，邓小平自有其坚定的信仰。

    （郑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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