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世哲学
我没有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所读书卷也很有限。有时承蒙不弃，被认为还有点什么思想见解，并不随波逐流者也，首先是得益于生活实践的启示与好学好问的感悟。
就是说，我承认“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不否认基本之外的例外与变异。
马上就是我的六十岁生日了，积一个甲子之经验，我能够告诉读者们一点什么呢？
第一，不要相信简单化。
我到处讲一个意思：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烦的事情说成是一念之差，说成是一人之过，以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则万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这一辈子还没怎么碰到过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反而更加突出激化、更加麻烦了。
所以我虽然赞扬针灸，却不相信点穴和咒语。
我知道世上没有万能药方，所以我也不为某味药的失灵而气恼或反目为仇。我常常不抱非分的期望，所以也很少过于悲观绝望。
第二，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
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善恶两种品德、敌我两种力量、正谬两种主张、资无两个阶级。
要善于面对和把握大量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的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等。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要学会面对真正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只“面对”被某种意图或者理论过滤过改绘过的简明挂图。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
第三，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被旗号吓唬住。
因了发明一句话而搞得所向披靡者，多半大有水分。大而无当的论断下面不知道有多少漏洞和虚应糊弄。
过犹不及。过于伟大或过于卑微、过于高明或过于愚蠢、过于奇特或过于陈旧的话语，都值得怀疑。
不要陷于标签与旗号之争，不要认为一划类一戴帽子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不要以为一划类一判决世界就井井有条了——多半是相反，更加歪曲了。
戴上桂冠的也可能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这是一。桂冠云云可能本身就不可贵，盆子云云可能本身就不丢人，这是二。同一个类属或概念之下可能掩盖着各种不同的状态乃至于性质，这是三。你的分类法本身就没有被证明过，你的划类术又极低智商，因此不足为凭，这是四。
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
一般地说，在没有足够的根据的情况下，在常识与大言之间，我选择前者。但我也绝不轻率地否定一种惊人高论。对后者我愿意抱走着瞧的态度。
第四，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为异端。
特别是在文学与艺术问题上，以及在许多问题上，宁可相信别人与自己都是处于瞎子摸象的过程中，人们各有道理又各执一词。世间的诸故事中，没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更给人以教益的了。
所以，多年来我坚持一种说法：可以党同，慎于或不要伐异。最好是党同喜异、党同学异。可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要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提倡多元互补，不要动不动搞你死我活。
我致力于提倡与树立建设性的学术品格。多数情况下，我主张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扬弃谬误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立即没有建设的单纯破坏，带来的常常只能是失范、混乱、堕落，这种真空比没有破以前还糟糕。
第五，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
甚至于批评谬误，也要先理解对方，知道他是怎么失足，怎么片面而且膨胀的，知道他的局部的合理性乃至光彩照人与总体的荒谬性是怎么表现与“结合”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对方视如妖孽。没有人有权利动不动把对立面视如妖孽、牛鬼蛇神。
我主张见到自己没有见过或弄不清楚的事情先努力去理解它体味它，确有把握了，再批评它匡正它。我不赞成那种凡遇到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声讨一番，先判罪再找理由的恶习。自己弄不懂的东西不一定就坏，对于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明智的做法是一看二研究，不行就先挂起来。
所谓理解也就是弄清真相的意思，先弄清真相再做出价值判断，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先做出价值判断再去过问真相，乃至永不去过问真相，这是聪明的白痴的突出标志。
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都不要随便信他。
所以我提倡费厄泼赖，我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止无休地残酷斗争下去。
所以我赞成不搞无谓的争论，对于花样翻新的名词口号，对于热点热门，对于咋咋呼呼，我常常抱不为所动所怒、静观其变、不信其邪、言行对照、比较分析的态度。
所以我常常怀疑关于自己已经发现终极真理的自我作古的宣告。
第六，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我梦想某种瞬间，但更重视经常；我不相信用特例和瞬间来否定常态和一般的矫情，不管这种矫情以什么样的大言的形式出现。
所以我原谅乃至常常同情凡俗，认为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
待人，我喜欢务实的态度，我宁愿假定人是有缺点的，多数是平庸的。平庸不是罪，通俗不是罪，对于有毛病的人不必疾恶如仇。利己也不是罪，但是不能害人。害人害国，只知谋私利，我很讨厌。
用到学术讨论上，我认为百家争鸣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浮言、偏言、陋言、“屁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一“百家”中，有两三家深刻而又真实的论述，也就不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出金率”太小，并因而废除百家争鸣，说不定离真理更远而不是更近。不能因噎废食。
我当然承认特殊、承认特例，但是我不能苟同用特例否定一般规律。例如一谈到爱就强调不能爱结核菌，一强调业务就辩驳说某位烈士并非因了业务好而伟大等，这都是无聊的诡辩。我们重视特例，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一般，着眼于群体，着眼于正常情势下的状态。宽容云云，当然指的是常态，不是指与敌人拼刺刀的那一刹那。连这种废话都要说一说，我为此深觉遗憾。
第七，求学求知方面，我重视学习语言、外族语言、哲学、逻辑学和一般的数学科学常识。
我好读书刊报，喜思索，常对比，愿探讨，不苟同，不苟异，相信许多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相信生活之树常绿。相信真、善、美各自之间与相互之间有许多相通互补之处。
我有兴趣于那些表面如此不同而实际如此接近以及表面同属一类而实际如此不同的世间事物。看出这个，才是有趣的发现。
我特别希望能够培养自己的最不相同与相干的知识技能，至少是接受欣赏的范围。例如，直观的诗与逻辑的理论。例如，地方戏曲与交响乐以及摇滚乐。我每天都在警惕与破除自己的鼠目寸光故步自封，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此种病魔的阴影。
第八，我重视结论，也重视方法。看一看他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以偏对偏、以暴易暴、以私易私。
我常常发现激烈冲突的双方用的是同一种有我无你的方法，抹杀事实的方法，六经注我的方法，先有结论而后雄辩的方法，乃至吹牛皮说大话装腔作势吓唬人的方法。
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啰啰、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
第九，在生活态度上，我喜欢乐生，喜欢对各种新鲜与陈旧事物感兴趣。
我相信，多种多样的兴趣与快乐，不仅有利于健康，也有利于学问、工作乃至处理公私事务。起码它有利于触类旁通，有利于发展想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选择，有利于举一反三，有利于从容讨论，有利于知己知彼，有利于细心体察，有利于海纳百川，有利于消除无知与偏见。
我最讨厌与轻视的是气急败坏、钻牛角尖、攻其一点、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
第十，在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上，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有仓促引进的观念，成不了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有某些痼疾，那就和一个人一样，人人去给他治病，并为医疗方案问题争个头破血流，那个人是非治死不可的。人人讳疾忌医，或者反过来自欺欺人，也是不可以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常态与非常态的问题。在非常时期，人们会扔掉自己的事，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正像一个人应该一日三餐，这是常态，而非常态状况下，也许三天也不吃一顿饭。革命的结果究竟是让人们更多地过常态的生活呢，还是让人们都过非常态的生活呢？这本来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
第十一，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座右铭：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日拙地搞各种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无可炫耀，不可张扬，无功可表可吹。
（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求与突破等。以为靠初中哲学教科书就可以指手画脚文艺，着实天真烂漫一厢情愿。）
综合上述诸点，我想换一个比较“哲学”的概括方式来讲一讲自己多年来虽有实践却并不自觉的几条原则：
1.中道或中和原则。认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同世界的矛盾性与辩证法。认同每一种具体认识的相对性。认同历史的变动是由合力构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中道——前进的。我一贯致力寻找不同的矛盾诸方面的契合点。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
2.常态或常识原则。（不否认变态和异态，而是以常态的概念去包容异、变态。所谓异、变态是来自常态又复归常态的常态的变异，是常态的摇摆振荡，最后也是常态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认同文化的此岸性、人间性，认同人类的世俗性，认同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趋利避害的合理性，认同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认同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而对各种横空出世的放言高论采取谨慎态度。
3.健康原则。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而什么样的是不健康的呢？
理性原则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咋咋呼呼、一厢情愿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善意，与人为善，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是健康的。恶狠狠，鼠肚鸡肠，与人为恶，动不动就好勇斗狠是病态的。
乐观原则是健康的。面对一切麻烦，不抱幻想，但仍然保持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类文明乐观的态度是健康的。动不动扬言要吊死在电线杆上则是病态的。
健康原则是一种利己的与乐生的原则，但也是一种道德原则。我认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总结。道德与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与别人的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腾人折腾己的事情。
健康原则同样是智慧原则。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对待各种问题。其例无数。
这些原则互不可分、互为条件。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
这些原则实在是太平凡太软弱太正常了，绝无惊人之处。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但是我坚信，人们是需要这些常识性的原则的，希望在乎这些原则而不是相反。
如此等等。我其实更偏重于经验，偏重于生活的启悟，偏重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偏重于事物的常态常理常识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发明，也不喜欢表演黑马。而另一方面，如治学的严谨，体系的严整，旁征博引的渊博，杀伐决断的强硬，以及名词与论断的精确性方面，我都颇有弱点、疏漏。我的一些见解，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人生的常识。承认人生，承认常识，我们就获得了讨论与交流的基础。
我喜欢幽默
我希望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
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就是说，浮躁难以幽默。装腔作势难以幽默。钻牛角尖难以幽默。捉襟见肘难以幽默。迟钝拙笨难以幽默。
就是说，我希望多一点幽默，并不是仅仅为了一笑。当然也希望多一点笑容，少一点你死我活。
我更希望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少一点斗狠使气；多一点雍容大度，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少一点亡命习气。
也多一点语言的丰富、美感乃至于游戏，少一点千篇一律、倒胃口和干巴巴。
有一种人自己不幽默也不许旁人幽默，他们太可怜了。我想起了一位外国作家的话，他说如果人群中有一个危险分子，而你不知道是谁，那么请你讲一个笑话，有正常反应即有幽默感的人大体是好人，而一脑门子官司，老觉得旁人欠他二百吊钱，你愈说得可笑他愈是立目横眉的人，则多半是“克格勃”。
差不多！
有一种极高明的说法，是说按外国的标准特别是英国的标准，中国没有幽默。我不太相信这种有点吓人或者唬人的说法。一个没有幽默的国家是难以存活的，就像一个没有幽默的人是难以存活的一样。毫无幽默感，谁敢跟他打交道？谁敢与他共同生活？他还不早就杀了人或是自杀了？
我的另一个舌头
一九八七年晚秋，那一天午餐招待来北京演出的西藏歌舞团。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讲话的时候，我鼓励他用维吾尔语讲，由我担任翻译，推辞了一下就这样操作起来了，大家笑成一团。
我爱听维吾尔语。我爱讲维吾尔语。我常常陶醉于各民族的同胞分别用着自己的语言淋漓酣畅地抒情达意，而同时又能很好地交流的祥和情景。还有，没办法隐瞒的是，我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使用维吾尔语，可以练习提高维吾尔语，乃至可以“显摆”自己的维吾尔语的机会。一讲维吾尔语，我就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生动活泼，诙谐机敏。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它们还是世界真奇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的一段永远难忘的经历。还是我的一大批朋友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心。
在六十年代后期，当命运赐给我与维吾尔族农民共同生活的机会，政治风暴把我抛到我国西部边陲伊犁河谷的边缘以后，我靠学习维吾尔语在当地立住了足，赢得了友谊与相互了解，学到了那么多终身受用不尽的新的知识，克服了人生地不熟的寂寞与艰难，充实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维吾尔语是很难学的，无穷的词汇。小舌音、卷舌音与气声音，这是汉语里所没有的。更困难的是那些大致与汉语的音素相近的音，如何听出说出它与汉语不同的特色来。语法就更麻烦了，什么名词的六个格，动词的时、态、人称附加成分，有时候一个动词要加十几种附加成分……真是怎么复杂怎么来呀！而它们又是那样使我倾心、使我迷恋。它们和所有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联结在一起。它们和吐鲁番的瓜与葡萄、伊犁与焉耆的骏马、英吉沙的腰刀、喀什的清真大寺与香妃墓、和田的玉石与地毯联结在一起……我欣赏维吾尔语的铿锵有力的发音，欣赏它的令人眉飞色舞的语调，欣赏它的独特的表达程序……一有空闲，我就打开收音机，收听维吾尔语广播。开始，我差不多一个字也听不懂，那也听，像欣赏音乐一样地如醉如痴地欣赏它，一听就喜笑颜开，心花怒放。两个农民小孩儿说话，我也在旁边“灌耳音”，边听边钦佩地想：瞧，人家有多棒啊！人家这么小就学会了维吾尔语！且慢！原来他们本来就是维吾尔族人，维吾尔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之会说维吾尔语正如我们的孩子一学话就说汉语，实在也不足为奇……我学维吾尔语已经快要走火入魔了。
我学习着用维吾尔语来反应和思维，夜间起床解手，扶着床就说“karawat”，开开门的时候就说“ixik”，沿墙走路就说“tam”，小便了就说“suduk”，起风了就说“xamal”，再回到炕上便告诫自己“uhlay！uhlay”（睡觉的第一人称祈使句）。后来，看到打上了数的算盘或者阿拉伯数字，我会立即用维吾尔语读出来，而如果当时突然有一位汉族同志前来用汉语问我这是多少，我会瞠目结舌，一瞬间茫然不知所措。
我终于可以说我多了一个舌头了。和维吾尔族人在一起我同样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可以语言游戏、话外含音……不仅多了一个舌头，也多了一双耳朵，你可以舒服地听进另一种语言，领略它的全部含意、色彩、情绪……多了一双眼睛，读懂曲里拐弯由右向左横写的维吾尔文字。更多了一个头脑一颗心，获得了知识、经验、理解、信任和友谊。
其实多的不仅是一个舌头，也多了一双眼睛，你看得懂用这种语言出版的书籍了；多了一双耳朵，你听懂了那么多话语和歌曲；多了一颗心——你更多地关心和记住他们了。总而言之，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不是说“理解万岁”吗？为了理解，让我们学会学好更多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吧，也学好更多的外国语吧。改革开放的时代应该有更多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本领。而且，这个学习过程充满了奇妙的经验和乐趣。
劝善说
一直以为善恶报应是小儿科的幻想、自慰或说教。而好人没有好报是一切煽情通俗悲剧的故事核心，是三流作家赚取读者（或观众）眼泪的主要手段——同样的小儿科。
一直以为几种排列组合都是可能的：好人好报，好人坏报，恶人好报，恶人恶报，好人无报，恶人无报……
最近与友人闲谈，他忽然说起，当年一些整他的人、心术阴险的人、不择手段地拼命钻营的人——公认的恶人多没有好下场，大多现在已经“身与名俱灭了”。我一想，也差不多如此。我熟知的几个对别人动不动下毒手的人，有的早已自杀了，有的得了恶症，有的出了灾祸。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报应率”已达百分之六七十。
便想，为什么？
我恍然大悟，恶是一种病态。性未必都善，但大致还是应该过得去的。性中也有恶，但也没有大恶，性情中的恶，自私而已私欲而已，当非恶恶或极恶。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的恶远远超出了满足自我的范围，而是拼命地加害旁人，与人为恶，把一生的奋斗目标放在损人害人上，或者疯狂地自我膨胀，怎么摆也摆不下他了呢？他们或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或是疑神疑鬼，坐卧不宁；或是阴谋鬼祟，伤神疲体；或是厚颜无耻，卑鄙下流，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做出正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或是贪婪无度，违法乱纪……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表现为迫害狂、妄想狂，表现为幻听幻视幻觉幻影；表现为非理性的狂躁或抑郁即感情障碍型精神疾患；表现为顽固观念，钻牛角尖，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又永远无以自解；表现为自惊自扰，神经衰弱；表现为喜怒无常，行止无度；表现为高度紧张，抑制与兴奋功能失节失态；表现为反应过度，夸张咋呼；表现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表现为自大狂、自恋狂、自虐狂、夜郎自大、顾影自怜、自吹自擂、自卖自夸、自我感觉错乱、对外界的判断也完全错乱等。
身心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个具有上述症状的人是多么不幸呀！他必然常常怒气冲冲，贪婪红眼，头沉心悸，五行失调，阴阳难谐，消化不良，饮食无味，失眠盗汗，胸闷肉跳，牢骚满腹，老觉得别人欠自己二百吊钱，而又要滔滔不绝地表功表忠，表高表清，邀赏邀宠，邀名邀利，伤脾伤胃，如入炼狱，如坠火海……尤其是，你是人人家也是人，你有点聪明人家也未必没有——或者比你更聪明，你能整人人家也能反击你，于是恶人者人恒恶之，算计人者人恒算计之，疑人者人恒疑之，与人为恶者早晚有孤家寡人、四面楚歌、六月的韭菜臭一街的那一天，就更增加了一层思想负担。
再说以恶的方法一时一事得利取胜是可能的，岁月一天天过去，恶人终将受到社会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民心向善，人心喜善，这是恶人们没有办法的事，这也是恶人们永远得不到心理平衡与光明喜悦的根本原因。他们什么时候能够不痛苦或者少痛苦一些呢？
奉劝世人还是要善良厚道一些，即使只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善良
善良似乎是一个早就过了时的字眼。在生存竞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利益原则与实力原则似乎早已代替了道德原则。
我们当然也知道某些情况下一味善良的不足恃。我们听过不少关于善良即愚蠢的寓言故事。东郭先生，农夫与蛇，善良的农夫与东郭先生是多么可笑呀。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对象是狼或者蛇，善良就是自取灭亡，善良就是死了活该，善良就是帮助恶狼或是毒蛇，善良就是白痴。
但我们也不妨想一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中，那些等待着向他们伸出善良的援助之手的冻僵者或是重伤者当中，有多大比例是毒蛇或者恶狼？我们还要问，宇宙万物中，有多大比例是毒蛇和恶狼？为了有限的毒蛇和恶狼而不惜将一切视为毒蛇和恶狼，不惜以对付毒蛇与恶狼的法则为自己的圭臬，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我们还可以问一下，我们以对待毒蛇和恶狼的态度对待过的那些倒霉蛋当中，又有多少人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当真的毒蛇和恶狼？如果说，面对毒蛇和恶狼而一味善良便是糊涂的农夫或东郭先生，那么面对并非毒蛇或恶狼的人却坚决以对待毒蛇或恶狼的态度对待之，我们成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点向蛇或狼靠拢呢？
善良与凶恶相对的时候，前者显得是多么稚弱而后者显得是多么强大呀。凶恶会毫不犹豫地向善良伸出毒手，而善良却处于不设防乃至不抵抗的地位。凶恶是无所不为的，凶恶因而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而善良是有所不为的，善良的武器比凶恶少得多。善良常常败在凶恶手下。
然而人们还是喜欢善良、欢迎善良、向往善良。善良才有幸福，善良才能和平愉快地彼此相处，善良才能把精力集中在建设性的有意义的事情上，善良才能摆脱没完没了的恶斗与自我消耗，善良才能实现健康的起码是正常的局面，善良才能天下太平。
这就是善良的力量。善良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人的。它属于人，它属于历史属于文明属于理性属于科学。它属于更文明更高尚更发展得良好的人。它属于更文明更民主更发展更富强的社会。
凶恶每“战胜”一次善良就把自己压缩了一次，因为它宣告了自己的丑恶。善良每败于凶恶一次，就把自己弘扬了一次，因为它宣扬了自己的光明。
善良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远见，是一种自信，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平安，是一种以逸待劳的沉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快乐，是一种乐观。
善良可以与天真也可以与成熟的超拔联系在一起。多数情况下善良之不为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善良的人不是不会自卫和抗争，只是不滥用这种“正当防卫”的权利罢了。往往是这样，小孩子是善良的，真正参透了人生与世界的强大的人也是善良的，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最不善良。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恶人更是常常四面楚歌，如临大敌，其鸣也凄厉，其行也荒唐，其和也寡，其心也惶惶。而善良者微笑着面对现实，永远不丧失对于世界和人类、祖国、友人、理想的信心。
我喜欢善良。我不喜欢凶恶。我认为即使自以为是百分之百地代表着真理和正义也不应该滥恶。滥恶本身就不是正义了。我相信，国人终归会愈来愈善良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凶恶不是已经出尽风头了吗？凶恶不是披尽了“迷彩服”了吗？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不设防
我有三枚闲章：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无为”与“逍遥”都写过了，现在说一说“不设防”。
不设防的核心，一是光明坦荡，二是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
为什么不设防？因为没有设防的必要。无害人之心，无苟且之意，无不轨之念，无非礼之思，防什么？谁能奈这样的不设防者何？
我的毛笔字写得很差，但仍有人要我题字。我最喜欢题的自撰箴言乃是“大道无术”四个字。鬼机灵毕竟是小机灵。小手段只能收效于一时。小团体只能鼓噪一阵。只有大道，客观规律之道，历史发展之道，为文为人之道，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设防，只是小术，叫作雕虫小技。靠小术占小利，最终贻笑大方。设防就要装腔作势，言行不一，当场出丑，露出尾巴，徒留笑柄。设防就要戴上假面具，拒真正的友人于千里之外，终于不伦不类，孤家寡人。
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乃至敢于自嘲，意味着清醒更意味着自信，意味着活泼更意味着真诚。缺点就是缺点，弱点就是弱点，不想唬人，不想骗人，亲切待人，因诚得诚。不为自己的形象而操心，不为别人的风言风语而气怒，不动不动就拉出自己来，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吹自擂，自哀自叹，自急自闹，都是一无所长毫无自信的结果，都实在让人笑话。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设防是最好的保护。亲切和坦荡，千千万万读者和友人的了解与支持，上下左右内外的了解与支持，这不是比马其诺防线更加攻不破的防线吗？
之所以不设防，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没有时间。比起为个人设防来说，我们有更多得多、更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去做。把事情做好，这也是更好的防御和进攻——对于那些专门干扰别人做事的人。
因为不设防是不是也有吃亏的时候，让一些不怀好意的小人得逞——乱抓辫子乱扣帽子的时候呢？
当然有。然而，从长远来说，得大于失，虽失犹得，不设防仍然是我的始终不悔的信条。
逍遥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么喜欢“逍遥”二字，是因为字形？两个“走之”给人以上下纵横的运动感、开阔感。是因为字音？一个阴平，一个阳平，圆唇与非圆唇元音的复合韵母，令我们联想起诸如遥遥、迢迢、昭昭、萧萧、淼淼、骄骄、袅袅、悄悄……都有一种美。
不知道对于庄周，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斗争”的一派“逍遥”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从《说文》到《辞海》对于“逍遥”有些什么解释，反正对于我个人，它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把生活、事业、工作、交友、旅行，直到种种沉浮，视为一种丰富、充实、全方位的体验。把大自然、神州大地、各色人等、各色物种、各色事件视为审美的对象，视为人生的大舞台，从而得以获取一种开阔感、自由感、超越感。
自己丰富才能感知世界的丰富，狭隘与偏执者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永远钻不出去的穴洞。自己好学才能感知世界的新奇，懒汉的世界则只是单调的重复。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好，阴谋家的四周永远是暗箭陷阱。自己坦荡才能逍遥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蝇营狗苟者永远是一惊一乍、提心吊胆。
因为逍遥，所以永远不让自己陷入无聊的人事纠纷中，你你我我，恩恩怨怨，抠抠搜搜，嘀嘀咕咕，这样的人至多能取得蚊虫一样的成就——嗡嗡两声，叮别人几个包而已。
当然不仅逍遥，也有关心、倾心、火热之心。可惜，只配逍遥处之的事情还是太多太多了。不把精力浪费在完全不值得浪费的方面，这是我积数十年经验得来的最宝贵的信条。
安详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作——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别人的理解呢？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无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时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躁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吓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活得那么痛苦，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再说安详
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
第一，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到了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只知道斗斗斗的时候，您的细胞就要出麻烦了。
第二，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
第三，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钻了一个眼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
第四，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百分之九十几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和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吃、喝、拉、撒、睡与常人无异（如果不是更差的话），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人家就越不“尿”你。再别这样了，亲爱的！
第五，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
第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
第七，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弄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舆薪，只会精明强干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
第八，也是最重要的，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些，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适如羽，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庄可谐，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喜悦
我不知道词典上是怎么解释汉语中表示快乐一类情绪的词的，我也不知道外语中是否有相应的词，反正对这些词我有一些不知道算不算独到的感觉，它们会唤起我一些特别的互不相同的情绪。
高兴，这是一种具体的被看得到摸得着的事物所唤起的情绪。它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它容易来也容易去，谁也不应该对它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谁也不应该总是做那些使自己不高兴也使旁人不高兴的事。让我们说一件最容易做也最令人高兴的事吧，尊重你自己，也尊重别人，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我还要说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快乐，它是一种富有概括性的生存状态、工作状态。它几乎是先验的，它来自生命本身的活力，来自宇宙、地球和人间的吸引，它是世界的丰富、绚丽、阔大、悠久的体现。快乐还是一种力量，是埋在地下的根脉。消灭一个人的快乐比挖掘掉一棵大树的根要难得多。
欢欣，这是一种青春的、诗意的情感。它来自面向着未来伸开双臂奔跑的冲力，它来自一种轻松而又神秘、朦胧而又弥漫的隐秘的激动，它是激情即将到来的预兆，它又是大雨过后的比下雨还要美妙得多也久远得多的回味……
喜悦，它是一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修养和境界。与其说它是一种情绪，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多一点、再多一点喜悦吧，它是翅膀，也是归巢；它是一杯美酒，也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莲花。
做好你自己的事
前不久，在美国遇到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谈了国内的一些改革开放的成绩和麻烦，流露了她对于国事的关心与利国利民的心愿之后，她问我：“你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的事。”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国外访问，希望您的讲学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成功，希望您用最大的努力去吸收各种有用的新知识，同时也尽您的力量去促进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回国以后，继续为促进我国的学术事业的繁荣与中外学术交流而努力。
如果您在国内是打篮球的，我希望您把球打得更好。
如果您是拉提琴的，我希望您拉得更好更好，最好和帕格尼尼一样好或者更好。
而我是个作家，我理应把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上面。
做好您自己的事也包括私事。我祝愿每个人都愈来愈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平安。齐家并非就能治国，但齐家起码有利于治国而不是相反。
很简单，一个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大集体，没有合作就没有社会，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除了战争时期非常时期。如果希望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尊重社会的分工，起码多数人是各司其职、各安其业，而不能动不动搞全民总动员。如果把对于社会的总体关心与做好自己的事割裂开来，就会出现一大批夸夸其谈、大言欺世、眼高手低、清谈误国的野心者、卖狗皮膏药人才、口力劳动英雄。
我们过去常常有意无意地只讲大事情、整体的事情、万众一心云云对个体的决定作用，而从来不讲小事情、个体的事情、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对整体对大事情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窝蜂、赶浪头，用政治空谈取代发展的硬道理之类的状况。如果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结果不是人人做好自己的事，而是全面内战经济崩溃百业俱废，那么“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就只能是一场灾难。
其实以放弃各安其业为代价的共同关心一件大事，只能也只应该出现在国家的非常时期。例如，发生了战争、瘟疫、全面地震、政变乃至狭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
我们也常常宣扬一种以见义勇为、“多管闲事”为特点的模范事迹。例如，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帮助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大娘寻找儿子，等等。这当然好，当然很好。但是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每个人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应该首先尽职尽责地把票卖好，把站名报好，把车内秩序疏导好，对乘客态度好……就是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当然不对，但专管他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也很矫情可疑。应该是先扫必扫自己门前雪，然后尽量管他人的瓦上霜——这样似乎比较合乎逻辑。
在一个连起码的敬业精神还有待于进一步培养的国家里，离开了做好自己的事，离开了实干兴邦的提倡，而只谈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专门利人为榜样等，总是让人觉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难为情。
宽容与疾恶如仇
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人提倡宽容，与此相同，也有青年朋友提出拒绝宽容。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要提倡的宽容是指文化政策层面上，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层面上，学术与文艺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风格、流派共存而又相争的层面上，一般宜宽容而不宜苛刻压制。简单地说，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流派，在宪法与法律的基础上，应该抱宽容的态度，以保证与学术文化命运攸关的合法的学术自由与创作自由。
宽容的提出是针对多年以来的连年政治运动，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指“文革”中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是针对动不动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艺术追求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错误做法，它是有感而发的有的之矢。
宽容的基本依据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在学术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上，人们是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于真理的认识的，考虑到学术文化问题上见仁见智、多元互补的规律，考虑到对于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人类的、历史的、曲折的与逐渐积累的过程，考虑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在发展学术昌明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或多方面的经验，人们愈益认识到，在对待不同的学术文化思潮观点流派的时候，还是宽容一点民主一点为好。
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而不是疾恶如仇的原则性与坚定性。
当然，不能离开了学术、艺术思想层面，离开了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政策掌握层面泛谈宽容。例如，严打刑事犯罪，不能宽容；立法执法，不能宽容；反腐倡廉，不能宽容；检验商品质量，不能宽容；运动员训练，也不能太宽容；国防、外交、海关，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事宜，更不能随便宽容。这些都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有时人们也把宽容引申到为人处世与个人涵养境界方面。作为私德，宽容也是褒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子里撑大船”“有气量”，这都是好话。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则不足取。这里有气量、宽容云云，指的是要有容人、容言、容事的雅量——这是对于古书里所说的“大人”“先生”，即对于政治家或比较高层次的人物的要求。不能用这个标尺来要求一切人。小人物本来就心比天高而怀才不遇，伸不开胳膊蹬不直腿，再要求他宽容，太不宽容了！
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够宽容，都是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疾恶如仇绝不宽容的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在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
即使在应该宽容的层面上，宽容也不是绝对的与万能的，正像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在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眼牙必还也不是绝对的。对敌斗争中也不无妥协，争鸣讨论也可能搞得十分尖锐，这又是问题的常识性层面了。该宽容则宽容，该严则严，这才是正确的，虽然这样讲像是说废话。“文革”之后，知识界有人讲了一点宽容，绝对没有叫大家都变成老好人、市侩、窝囊废、软骨症患者的意思，更不是为虎作伥之意。为了社会稳定、学术昌明、人尽其才，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人啊，在明明可以宽容的层面上，还是不要那么不肯宽容吧。
杂多与统一
这方面我赞成黑格尔的命题——杂多的统一。
杂多，这是一种开放性。我们的理想人世并不是襁褓中的婴儿，并不是一面任人涂抹的白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体验、包容、消化世上的一切，好的和不那么好的以及很坏的，然后做出我们的选择。
我们承认殊途的同归。我们不承认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承认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相信动不动两条道路由你选。我们承认不圆满的现实，所以我们要努力创造好一些、更好一些的人生。很可惜，好的人生不可能是一潭清水。我很喜欢大海，大海不是蒸馏水。我们尤其要敢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不圆满，所以我们不打算充当精神裁判所的法官。
一九五七年我写过一首小诗，题名是《错误》：
赞美雏鹰的稚弱
迷恋眼泪的晶莹
盼望海洋里流着蒸馏水
大清早唠叨半夜的梦
我的诗还没有过时吗？开放就不能一味单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不能一味单纯，“博学鸿词”就不能一味单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不能一味单纯。这里划分单纯与幼稚、成熟与狡猾、丰富与芜杂是重要的。
统一，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随风倒，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蝇营狗苟，不负责任，机会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单纯
要求自己单纯的人是严肃的，或是天真的，或是神圣的。
要求旁人单纯的人是幻想的、峻厉的，或者是暴烈可怕的。
早在近四十年以前，我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道：“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我当时对于这句话非常自我欣赏。
为什么欣赏单纯呢？有感于人际关系中的钩心斗角，大事业中的个人利益动机（如那个时候我特别不习惯于听旁人议论级别待遇），某些言行不一现象的存在，各种不纯的思想意识……常常使我苦恼。我常常想，如果人人都永远保持着他加入共青团或是加入地下共产党时的激情与理想该有多好！
现在不然了。我仍然喜欢相对比较单纯的心，但是单纯也要单纯得清楚，单纯得有分量，单纯得有余力。不能只靠单纯，不能只靠纯洁，不能只靠烈性，不能只靠勇敢。如果讲单纯，未必没有人会说五十年代的青年不单纯不烈性不勇敢。后来呢？
单纯常常和天真联系在一起，而人不能一味天真，该长大就要长大，该成熟就要成熟。过了天真烂漫的年龄，还是一味地天真烂漫，不可爱，更没有用处。
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复杂得那样不尽如人意，你也无法不承认它的复杂。以单纯去驾驭复杂有时候显得太不够用，有时候迷路上当，有时候被远远不单纯的势力所用。让我们想一想近百年来我国的单纯的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命运吧。
智慧不是不单纯，但也不是那么单纯。经验不是不单纯，但也不是那么单纯。成熟不是不单纯，但也不是那么单纯。
我们过去常常提出捍卫马克思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面所做的斗争有许多经验教训、有许多可怕的故事。
希特勒的优秀民族理论，也要求过民族结构的纯洁，所以，我们很传神地兼顾意译与音译地把他的党徒称之为纳粹。
理想主义是不能没有的。没有一点理想我们就成了蛆虫成了猪。但是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这是我积半个世纪所获得的宝贵经验。
再者，天堂并非纯洁得像真空一样。那样纯洁的天堂，我以为当如地狱——请看看例如《美丽新世界》《我们》《一九八四》这几本书吧。
道德的纯洁性，感情——例如爱情的纯洁性，空气和饮用水的纯洁性，这可能是可取的或者宝贵的，但是不能把类似的口号扩大开来，用来解决复杂得多得多的问题。再说，最清洁的空气完全不是纯氧。
雅与俗
我每天都吃三顿饭，睡八小时觉，大便一次，小便六七次，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是雅还是俗。
我爱听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马勒、舒曼的交响乐，是因为我爱听，不是因为它们雅或是还不够雅。
据说，素食是雅的，而“肉食者鄙”，但是我还是鄙鄙地常常吃肉，除了吃肉要票的那些年。所以，我深为吃肉不要票而欢欣鼓舞歌功颂德，不论这有多么鄙。
我爱听梆子戏、相声、芭芭拉·斯特拉桑德与凤飞飞的流行歌曲，不害怕也不避讳它们的俗，因为我爱听，从中能够得到某种愉悦。
写文章，我要稿费，因为我有这个俗俗的需要，也就不怕其俗。我又不会专门盯在稿费上，不是为了雅，而是为了文章的最佳效果和我与编辑出版部门的友谊，还有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自尊自信。
只有最俗的人才没有自信。只有没有自信的人才怕人家说自己俗。只有自恋不已的人才需要表白自己不俗。
最大的庸俗是装腔作势。最大的媚俗是人云亦云。最大的卑俗是顾影自怜。
什么是俗？世俗、通俗、庸俗、卑俗都是俗，却大不一样。
迎合旁人是可悲的。适当照顾旁人却是难免的，有时候是高尚的。坚持原则而不苟同，是可敬的。为了不媚俗而不媚俗，是一无可取的空洞。
考虑雅与俗或是考虑是否媚了俗，都是活得找不到感觉的标志。就像一个人，只有消化不良的时候才会没完没了地看自己的舌苔。
媚俗不好，媚外媚洋媚上媚下媚学者媚批评家媚潮流媚青媚中媚老，都同样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你正在装起来，你正在亮相，你成了花架子。生怕媚俗恐怕也是一种媚，就是媚那个批评媚俗的进口流行色。
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掩盖本色，然后才有了进行价值评价的前提。
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一九九八年十一期《读书》上有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暗夜里的星光》，作者吴增定在此文中介绍了十九世纪俄国贵族女子薇拉的自传，她策划刺杀了俄国沙皇。此文的最令人会心之处是它对于革命的“巨大魅力”的分析——应该说是描绘。我早就多次说过，对于青春，没有比革命和爱情更富有魅力的了，而在某个情况下，革命的吸引力比爱情强大。用我的比较简单化一点的语言来说，至少有一个因素，薇拉是由于对于旧俄已婚妇女的世俗生活的恐惧与拒斥才走向了决绝的革命。我想起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在逃婚无望之际被余永泽所救，并从而与余同居。她后来与余决裂（现在更时髦的说法是断裂），不仅是基于政治的冲突，也有人生观的冲突。与余厮守下去，必然走向世俗化，生孩子、持家、算计收入支出、对付生老病死，人也就絮叨啰唆起来，等等。这样，没了浪漫，没了戏，读者也不答应。
这一点对女儿身尤其敏感。贾宝玉早提出过问题：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少女，长大成婚之后就会变得那么庸俗可厌？他与林黛玉在大观园里是反世俗化的，但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走向革命，因为在他们身后没有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做背景。他们对抗世俗化的选择是爱情和殉情。爱情和殉情亦不可得，便只有遁入空门。其实，与革命同样有力地抗拒着世俗化的正是宗教。
最后，逃避世俗化的唯一净土便是死亡。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不双双身亡，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五十年后，他们逃得脱世俗生活的腐蚀吗？
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新娘”之所以在婚前出走“革命”，也部分是因为对于世俗化的恐惧。您瞧，连契诃夫都由于害怕世俗而把自己的温柔的人物送去“革命”。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土壤就是那么饱满充溢。当然，新娘的动机用契诃夫自己的语言应该说是拒绝庸俗，而世俗毕竟不等于庸俗。“世俗”一词是中性的，庸俗是带贬义的。某种意义上，契诃夫全部作品的动机都来自对于庸俗的拒绝。在他的笔下，庸俗常常与醋栗、蚝、婚姻联系在一起。所以到了我国，遇罗锦的“童话”里，庸俗的男人没有去欣赏西山的秋光，而是只顾排队购买带鱼。大概，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子，最讨厌的就是男人的这种庸俗劲儿。
从反世俗而革命的作品还使我想起了已故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妻子、大作家宫本百合子，原名中条百合子。她在六十年代译介于我国的长篇小说《伸子》中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个对于婚姻生活的世俗性不能忍受的浪漫型、精英型女子伸子，小说描绘了伸子与丈夫、与世俗化断裂的心路历程。她写得真动人。
这里让我们查一下《辞海》，“世俗”的解释有二：一是风俗习惯，一是民间好尚。而“庸俗”的释义是鄙陋、凡俗。再查《辞源》，“庸俗”的解释同前，“世俗”的解释，一为世间通行的风俗习惯，语出《史记》；一为当代一般人，语出《孟子》。最后查《现代汉语词典》，“世俗”一词的解释，一曰流俗，二曰非宗教的。而“庸俗”，其解释为平庸鄙俗和不高尚——果然《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更现代些，《现代汉语词典》就是编得好。在这些解释里，除属于“庸俗”词条的鄙陋、鄙俗、不高尚等语有贬义外，看不出它们特别令人痛心疾首的要害所在，看不出“面向俗世”几个字一出就让有志者呼天抢地的道理。“世俗”的诸义与起源都无贬义，非宗教的云云，还挺进步。“庸俗”中的凡俗含义，也不带贬义。即使鄙陋云云，似也没有那么可怕可恶。
于是我反问自己的体验，失之于书只能求诸己，这是我的一贯伎俩。特别是在青年时代，我也是怕庸俗怕世俗如怕瘟疫的；我是常常将世俗与庸俗混为一谈的。我最怕的是自己湮没在俗众之中，怕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重复着俗众的既定轨迹，怕激情与幻想熄灭，怕自己最后会“因一事无成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耻”（语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有浪漫，还有什么青春？没有青春，还要什么生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我常常吟诵屈原的诗句，芳草，就是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而萧艾，就是世俗化。我想一个人的生存和热情、头脑和价值是需要不断地证明给自己的。而世俗化，就会使精英意识极强极敏锐的知识分子失落对于自己的独特性的证明，就会失落自我。
当然，世俗与庸俗是两个概念，我这里侧重于探讨二者的共同性，侧重于从贬义上讨论世俗。至少二者都俗、都平庸，都缺少对于人文精神独立人格的强调和弘扬，缺少理想主义的火光，还有都形而下，缺少终极关怀，等等。再简单一点说，我曾经认为，世俗与庸俗的要害在于非精英化。
那么非世俗化呢，在中国则是有传统的，孔子的“贤哉回也”塑造了一个非世俗化的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彼时精英人物的典型，而孟子早就提出了义利之辩。春秋战国以降，言利都是太世俗了，而言义（或者言“道”、言“仁”、言“人文精神”）自是精英得多。毛主席在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引用了“群居终日，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其近道也，难矣哉”的古语，并且解释说，言不及义的“义”就是社会主义，而“道”就是党的总路线。
确实，毛泽东是反世俗化大师，他对于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他对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不屑，他对于按劳取酬等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揭露，他对于“坛坛罐罐”“老公老婆”直到“和平主义”和“活命哲学”的嘲笑，乃至于他对于“苏修”的批判，堪称集反世俗化的大成。今人对于世俗化的批评还无法望毛泽东之项背。赫鲁晓夫不是因为在匈牙利提到了该国人爱吃的一种牛肉大菜（何等的形而下）而受尽嘲讽，并被总结为一大罪名：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吗？在一九五九年的首批反修檄文中，不断地出现“凡夫俗子”“庸夫俗子”的字眼，这透露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正是它们的世俗性。
陈毅同志依据毛泽东思想提出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当然是激愤之语，但也反射出我们的不同凡响的非世俗化豪情。
毛泽东是以革命化为武器来拒绝世俗化的。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最伟大事件之一。革命的严峻、彻底、巨大，造就了革命队伍中的崇高无比的理想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坚定炽烈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空前的集中统一大团结，以及在俗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利他主义、禁欲主义、艰苦奋斗乃至苦行精神。这些比起世俗的追逐蝇头小利、物质享受、只求“做稳奴隶”不知强大更是伟大凡几！在这种精神下，不能解决的问题全部解决。蒋南翔同志很喜欢举学生运动的例子，他说在国统区，青年们是“大米白面反饥饿”，而解放区是“小米窝头扭秧歌”。他认为这是思想工作的功效。其实，这是革命化精神的功效。也许我们可以把革命化的精神总结为英雄主义精神吧。
不断革命也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罢，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革命化，不要世俗化。革命成功，俗众很容易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解甲归田，共享太平，过好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毛主席最最警惕此种事态的发生，因为它很可能通向修正主义。对付的办法就是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家伙咸与革命起来，一家伙全民“不爱红装爱武装”，看你还怎么世俗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解决个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知麻烦何几，发动群众闹革命，则驾轻就熟，一点就着。革命化确实是个宝，可以设想，这个“宝”将长期为人们所用，例如一九九八年抗洪，革命化的威力再次呈现出来。
薇拉、林道静、宫本百合子的经验告诉我们，精英式的对于世俗化的拒斥，可以通向革命（革了命以后又会变成王实味式、美蒂克式的“叛徒”，这是另外的问题，这也是精英们的悲剧性和革命自身的悲剧）。而毛泽东的实践告诉我们，对于革命化的坚持，可以拒斥世俗化。他们殊途而同归。
或许我们可以假设，通向革命的动机要者有三：一是被侮辱与损害者为了生存为了拒绝死亡；一是精英们为了崇高为了拒绝世俗和庸俗；一是政治家为了掌权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拒绝在野拒绝任人摆布。他们可以相交融相激荡三位一体，也可能发生龃龉。
当然，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追求崇高并不足以激起一场革命，首先是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各种矛盾打成了死结，除了浴血一战别无出路，这时候才会有革命，这时候也才会有拒绝世俗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没有这个社会背景，再拒绝世俗也是革不成命的。
过分地膨胀革命化这一命题，过分夸大它与世俗生活的矛盾是不正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谬论一例。“文革”是这一类荒谬的登峰造极。反世俗性不要反过了头，这是五十年来全民族的一个重要经验。其实毛主席并不是完全拒斥世俗化的。他批评王明不懂得人要吃饭、打仗要死人，这也是用世俗的常识来批评革命精英的空谈。毛泽东还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给群众谋福利，以百分之十的力量向群众“要”这“要”那，这说得也很从俗。我还想说句笑话，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是高度革命化的，而我们的“农轻重”顺序就世俗多了。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讲什么“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古训，也说明了他老人家并不是一味理想一味形而上的，他老也有“低调”的时候。邓小平讲不管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讲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搞市场经济，那就更符合世俗的常识，却不见得那么符合宏伟教条的自封守卫者的心愿了。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同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愈来愈世俗化的社会。物欲、私欲这些长期以来装在瓶子里的魔鬼，在相当程度上解了禁，释放了，从而人欲横流起来啦。这使革命理想主义者、道德理想主义者、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都不舒服。其实，富有几千年的重义轻利道统和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的传统也包括进去）的祖国内地，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世俗化，再化也永远化不成港澳台地区或东南亚国家那样。我们这里不是也报道过歌星的发烧友吗？曾几何时，发烧者的体温，不是已经大大地降下来了吗？
注意，世俗化在这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我不能注上它的拉丁语原文，因为我习惯于用原生的而不是翻译的概念。以商业广告为例，它唤醒的是一种消费的欲望，而不是革命的或道德的或终极的理想。所以我认为，商业广告的泛滥带来的是世俗化的压力与冲击力。这种情况下强调两手都要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匡正与平衡的一个措施，也是因应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指责的题中之意，虽然这些因应措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考察总结。惊呼与我当时理解的（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解释为参照系）不同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强调发扬那种人文精神，则是精英们面对世俗化的抗拒与因应措施。我现在比三年前仓促卷入讨论时更加理解和同情这些朋友了。我想我所质疑的主要是“失落”而不应是“人文精神”本身，虽然至今人们对“人文精神”的诠释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诉求有利于保持一种精神生活的张力，警惕某种新的堕落蜕变的可能，也是有启发乃至警号的意义的。但目前我们与林道静（薇拉、伸子）们面临的问题或有可比之处，背景却大不相同，他们处在前革命或革命高潮之中，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后革命（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个狭义解释）的中国。这样的人文精神的源泉到哪里去找，我们的探寻和讨论就比林道静们那时更复杂得多。人们其说不一，有的认为它存在于某个民族的某个教派中；有的认为它存在于野地和大自然中，存在于农业文明中；有的认为它存在于“民间”；有的认为它还得从不可企及的典范鲁迅那里去继承发扬。最近，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发现它储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或后现代主义之中，储存于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认为仍要到启蒙主义、到“五四”、到德先生赛先生那边厢去寻找人文精神的滥觞。更有认为这种精神要到东方文明、到天人合一、到儒道互补那里挖掘弘扬。众说纷纭，反映了知识分子缔造精神大厦或精神圣殿的努力，很庄重、很动人也很有趣，却很不成熟。
人文学者强调人文精神，这本来和商业家强调商业精神、科学家强调科学精神、政治家强调政治挂帅一样自然和合理。其实人文精神未必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日本百货业企业家五十岚由人提出著名命题：商道即人道，他本人灌唱片更著书立说，热衷于进行道德宣谕。而诺基亚公司的口号是“human technology”，我们译作“科技以人为本”。这说明，人文精神可以是纯精神的终极关怀，起码也还可能是包容着具体的物质内容的更亲切贴近得多的一种亲和而非排他的精神，即包容一种常识性世俗性的精神。认为经商或搞科技就一定背离人文精神，没有必然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好，世俗的对立面是宗教，而不是一切精神财富或价值系统。至于宗教或信仰主义是否就体现了人文精神呢，这恐怕很可疑，因为它们（包括现代迷信）突出更多的是神或信仰，而不是人。认定世俗是注定要反精英的，那是我二十二岁以前的想法。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要旨，恰恰是从彼岸的僧侣性向此岸的世俗性的转变。
二十世纪末人文知识分子也在树立新的榜样，例如陈寅恪和顾准。同时出来了一些人例如郭沫若不断责备和痛骂自己的父辈或整体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骨头太软。但是离开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背景，这一切孤立的鼓吹或者责备都显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须知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大特点。与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出走不同，中国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前后，大量知识分子冲破千难万险回归到革命胜利的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价值选择，更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权力意志强迫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而是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作家（包括沈从文，请参看《纵横》杂志上的有关文章）选择了革命，义无反顾。设想那时候人们会以陈寅恪为楷模，那是隔代做梦。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心情走向革命，其壮美远远胜过上山下乡或者守护野地或者到欧美去服膺法兰克福学派。至于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也经历了许多坎坷、许多尴尬，以至于给某些人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疏离了主流才更行时之感，这是后话。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国民党的统治上从不软骨头。无视和不理解这一段历史，情绪化地涂抹这一段历史，从愤激到愤激，以为这样就是继承了鲁迅，这可能是把学习鲁迅简单化了，这可能与鲁迅的清醒无法相提并论。
近来关心中国的现状及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讨论渐渐热烈和多样起来，这当然很好。谈中国，似乎无法不去碰一个基本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即中国经历了一场伟大与严峻的革命，中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断然拒绝了全盘西化，从来不接受西方的话语霸权，从来对西方话语霸权深恶痛绝。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去不知凡几，与前苏联国家与东欧国家也相去甚远。中国这里从主体上说并没有存在（社会主义）历史已经或正在终结的问题。再有，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也行时，英国、德国都已改由工党、社会党执政，更不必提北欧、加、澳、新这些传统上常常是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了。断言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终结性霸权，起码不比断言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热爱党和社会主义更靠得住。可以说福山是一厢情愿，但福山的语境毕竟与我们难以相提并论，这个区别实难略而不计。至于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听了福山的，因而需要挽狂澜于既倒，这种概括也不像是很切实。离开了特别的中国去分析一体化的人类与历史，这算是接受了还是拒绝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呢？认为中国经济既然正在融入世界，中国的问题就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二致，这是不是太“宜粗不宜细”了呢？这是不是太西方中心了呢？这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搭界呢？
对所谓民主自由我也有一些糊涂，民主自由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似乎是应该以注重相对性与多元性为其哲学的基石的。说一句跟着感觉走的话，民主自由的概念以及社会公正、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的概念是世俗的概念，而不像是反世俗的概念——是否如此，请方家教之——它注意保护少数尤甚于服从多数——其实愈是不民主的地方愈容易出现以压倒多数、绝对多数乃至完全一致的名义对少数进行压制。一种痛恨世俗提倡绝对理念的排他的自由民主，是真的自由民主吗？
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资源这样有限？为什么我们原创的东西这么不足？为什么我们的概念与模式，包括批评“后殖民”批评“西方话语霸权”的模式多是引进的？以为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创造的，那是误会。前面讲到了欧洲、澳洲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其实戈尔巴乔夫也早就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至于说到人权，不仅是政治权力，更应该包含经济的与文化的内容。那我们一些朋友讲得还不如我国外交部讲得更透彻更鲜明。舶来也好，接受也好，也罢，见先进就学嘛。学到手了就是咱们自己的啦。问题在于怎么让引进的好东西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现实咱们的历史联系联系呢？一种理论的魅力难道不在于它意味着对于生活的某种新的发现吗？一进入现实、生活、历史，创造性不来也得来啊。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平庸了呢？我缺少从学理上参与讨论的能力，我只是说一点观感来求教罢了，请有学问的友人海涵。
再说，革命化、世俗性与精英诉求三者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革命者和精英们理解人民大众的正当世俗愿望，并为满足人民的这种要求而努力而献身，实在无伤于革命和精英，而正是革命与精英之所以为革命与精英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你再伟大，也还生活于俗世，离不开世俗呀。世俗化在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后，很多情况下是与正常化与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生产相联结的。当然，世俗化的局面下也会产生革命高潮中所没有的问题。世俗化的同时我们照样应该珍重与发扬革命化的传统精神，也要注意并尊重精英们的精神诉求，提高自己的与社会的精神品位。搞得好了，文明、富裕、进步、公正、繁荣……既是革命的与精英们的追求，也是世俗的民众的普遍企盼。世俗的对立面并不注定是道德，世俗也有世俗的道德，旧中国的买卖人也讲究言无二价、童叟无欺。至少，三者有时候可以并行不悖，三花齐放。在西方，更多的时候世俗与精英们是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的。它们的社会比我们世俗化得多，但精英们的情绪好像并没有那样激动。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彻底地精英化，营造一个君子国，则古今中外都是没有过的，虽然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批评态势是有益的。总之，我们对于世俗化，恐怕还得接受、包容、引导、提高或暂时挂起来，而不宜一味地咒骂拒绝。
当然，这里说的接受和包容是指接受包容“当代一般人”（义出《孟子》，见前）的过好日子的要求，指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与风俗习惯，指无害有益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服务，指诸如居住权、迁移权、择业权、隐私权等俗人们的自我保护和自行选择的权利，而绝对不是指世俗化中恶性至少是负面效应这一面（这些究竟是世俗化的时症，还是在世俗化态势下更易暴露出来的宿疾，我还搞不明晰），不是指“人欲横流”中流出的邪恶、腐败、贪婪、掠夺、假冒伪劣、倒行逆施、言行分离和种种犯罪与堕落现象。对于这些新出现或改变面貌出现的问题感到激愤，口诛笔伐，当然是正义的。近年来我读过不少这样的文章，并感谢它们帮助我打开了眼界，提醒我注意这些新的问题，而不是只盯着老问题不错眼珠。我感到困惑的只是，把上述这些严重的问题归因于现代性、全球化、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后殖民、亨廷顿或福山，并以法兰克福学派、福柯、马尔库塞……为处方抵抗之，能点到穴位上吗？说它们出之于权力崇拜、以权谋私、国民素质低下、体制和法制的不完备不成熟和缺失，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急剧转型中的道德与价值失范——其中一些带有封建性即不现代、前现代或初现代的问题，会不会更贴切一些呢？我们的问题，当真有那么超前了吗？
至于革命化，要维护发扬，不能一笔抹杀，不能一厢情愿地无视这个大背景，也不能人为制造，不可把革命化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对立起来。对于精英诉求只能尊重理解思考，从容探讨，百家争鸣，不能一言不合就必欲除之，也不能要求这些诉求都具有可操作性，不管你是圈里的或圈外的人士。因为精英们的自由思辨，是以允许出现种种超前性，欢迎这种超前性和批判性，允许匪夷所思、种种片面的肤浅的表述乃至智力游戏为前提的。如果精英之间也搞听不得不同意见，如果学术意见的不同带来的是人际反目，那只证明我们侈谈很多好东西还都为时过早。人文知识分子可以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可以致力于更切实和具体而微的工作。他们都可以是伟大的。世界上那么多作家得了诺贝尔奖金，并没有听说他们都是该国该人民该民族的良心。一个健康的现代人是不是那么渴望以巨人的良心为良心而不相信自己的现有良心，这还是一个问题。从精英中产生鲁迅式的精神巨人的背景现在在中国有所不同，再急再骂也是枉然。现在也会产生大作家，但绝对不是过往人物的克隆。到底现在理想的知识分子栋梁是什么样，出来了就知道了，经过一段历史的考验就知道了。与其责备别人不够硬骨，不如自己硬个样子。郭沫若起码在重庆留下过硬骨头的光辉记录。这方面宣言和责备的作用实在有限。以福柯的尺度为剪裁的依据，说不如何如何就不算知识分子，据方家告我，福柯的主张恰恰与我们的言必称福柯的朋友们的立论相反，说是福柯连“精英”“知识分子”这种概念也是怀疑和批评的。这种以所谓福柯的名义将不合意的学人逐出族门的做法，实际意义恐怕有限。对待知识分子的衡量判断，能不能搞一元化一刀切，最好考虑考虑。至于个人的品位节操，你当然可以坚强地保持着与俗鲜谐的高格调、极高格调，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不以此为尺度去剪裁和抹杀生活和公众，只能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可不可以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呢？可不可以在亲和与理解世俗、珍重与传承革命的同时保持精英的高质量、对丑恶的不妥协与独立人格呢？谁说不可以？
诫贤侄
老友之子未及而立，最近就任副县长之职，应友人命，诫之曰：
把眼睛盯在工作上业务上，不要盯在别人服不服自己上。一个芝麻官，又年轻，人家没有必服的义务。不服就不服，不服也得按工作程序运转。
千万不要弄几个人去搜集谁谁说了你什么什么，尤其不要自己在会上为自己抢白，不要自己出马批判对你的风言风语。你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自己传播流言，等于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头上，等于自我出丑。
不要动不动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干得比他好得多。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不要到上级面前老是说你这个县的人民多么落后，这个县的干部的素质多么低下。骂自己的部属，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不要老是到上面去呼救求援。周围十几个县都踏踏实实，就你这儿老出事，除了证明你不行又能说明什么呢？一点矛盾也不能消化，要你这个副县长做啥？
不要动不动在下属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专门有这么一些人，窥伺着上头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很不正派。
不要搞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亲信，更不要走到哪里把他们带到哪里，谁也不是傻子。你那样做，在得到这十几个人的前呼后拥的同时会失去大多数。
各种大原则问题，自有组织和老同志教导，我这里说的供你参考。总之，大官小官，都是办事的官。用工作的成绩说话，则兴，则立，则吉；用说话来取代工作成绩，则败，则危，则凶。切切，切切！
最后再补充一句，能上能下，才见人品官品，下的时候切莫出洋相。任职期间也不要把业务全丢了，免得最后弄个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珍惜家庭
对于一些关于家庭终将消亡或正在消亡的理论与实践我一度是很钦佩的。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那几年，宣传了一阵子家庭将随着私有财产的消亡而消亡的理论。但说实话，往往结合着自身再一想，当时见了这种理论我其实心里又真有点发慌——怎么能没有家呢？据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家庭了，但是在没有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把家庭消灭大概让人接受不了。
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些人对于家庭与婚姻（这是家庭的基础）持否定态度。虽然他们那种独身生活的个人性与坚持性令一些人佩服，但是我做不到，这固然与我不喜欢个人独处有关。另外，我也认为毕竟西方是西方，我们不是西方。
人总是和别人一起生活的。不论怎么珍重个人的独立性，一个人很难始终孤家寡人过一辈子。这里边有技术性的问题，生活、吃喝拉撒睡、读书做事是需要分工合作与互相帮助的。老了病了房塌了着火了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里边也有或者更有心理、情感的问题。人需要与人共处，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见闻经验。人更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家庭是爱的结果、是爱的载体、是爱的“场”，而爱是家庭的依据、家庭的魅力、家庭的幸福源泉。有了爱，生命是生存的见证，交流是活着的见证，夫妻、父子或母子、父女或母女，互为生存的依托与见证；没有爱，也就没有了生存，或者虽生犹不生。
特别是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我个人有一个发现——仅仅政治上的或者工作上的压力是不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的年月自杀身亡的人，几乎无一不是身受双重压力的结果。即是说他们往往是在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与误解的同时又面临家庭解体，在家里受到众叛亲离的压力。反过来说，身受政治与家庭两重压力而全然能挺过来的实在不多。
有许多宝贵的人才、可爱的人物身处逆境而最终活过来了，健康地活过来了，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家庭和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严峻考验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暂时的温暖，得到了喘息，得到了生活的照顾，得到了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心。历史应该感谢这样的家庭和家人。祖国应该感谢这样的家庭和家人。
家庭也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以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
所以，当我们向别人发出祝福的时候，最常常说的是“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健康相比，但是家庭可以。而且，一般的规律，家庭幸福的人身体也更有机会保持健康。而家庭不幸福的人呢，祝他们也时来运转，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吧。
感伤
少年时候，我似乎颇有几分感伤。
上小学当儿，喜欢养蚕。那时北京的桑树也多，上树或者连树也不用上，就立在树下，可以钩下很好的桑叶来，把桑叶洗净、擦干，喂蚕。眼看着蚕从蚂蚁状的小虫变白，一次蜕变又一次蜕变，吃桑叶吃得这么香、这么快、这么多，令人高兴。只是觉得它们生活得太紧张，争分夺秒，未有稍懈。
最后蚕变得肥壮透明，遍体有绿，于是它吐丝了。扬头摆头吐丝怕也是很累的吧。
变成蛹，觉得令人难过，觉得是把生命收缩起来了。变成蛾子，更令人痛惜。我有多少次想喂蛾子吃点东西啊，馒头也行，白糖也行，当然桑叶也行。可是它们根本不考虑维持生命了。它们忙着交尾、甩子。干巴枯萎，匆匆结束了一个轮回。第二年虽然又有许多蚕，但已经没有原来的蚕了。
桑叶呢？所有的树叶呢？多矣多矣，却也本是谁也不能替代谁的。一片树叶枯萎了，落地了，被采摘走了，对于这一片树叶来说，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春天繁花的盛开在使我惊叹的同时也使我觉得匆迫。我常常觉得与春天失之交臂。我常常觉得这盛开的繁花是凋零的预兆。我常常觉得春天最令人惋惜，最令人无可奈何，还不如没有春天。
甚至当我把一个木片、一个纸片扔到流水里去的时候也有一种依依念念，这木片会冲向何方？这纸片将沉向何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
夏天，我特别心疼那些被捉住的蜻蜓，它们扑棱着翅膀却飞不出去。我也心疼黄昏的蝙蝠与夜间的萤火虫，因为它们寂寞，它们不出声，我总觉得它们的生涯太缺乏乐趣。
还有中天的月亮，是那样的遥远。还有婴儿的哭声，是那样的无助。还有算命的盲人吹笛子的声音，他们的步履是何等艰难。还有各式各样的民乐小曲，那里面总是饱含着悲凉。还有初秋第一次发现躺在床上没有那么暑热的时候，又是一个季节，又是一个年头，甚至还有春节时燃放的鞭炮，噼噼啪啪，然后，烟消声散，遍地纸屑……
哪儿来的这些感伤呢？
后来革命了。革命是最有力的事业。后来深知这种感伤的不健康，并笼统地称之为“小资情调”。其实真正的小资产者——如卖袜子与开餐馆的个体户，未必是感伤的。
后来碰到了真正的挫折和坎坷。感伤反而愈来愈少了。后来都说我豁达、乐观、潇洒乃至精明，反正绝不感伤了。
感伤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幼稚天真，是对心劳日拙的计算争斗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心理的轻微的疾患？是一种天赋？是一种享受？是一条通向文学的小径？据说外国人也说“感伤”早已经“过时”了。
那就老老实实地承认吧，我有过，现在也还有过了时的那点叫感伤的东西。活到老改造到老吧，路还长着呢。
一笑
月前去广州，见到《羊城晚报》的同志，便说起一九八八年二月给他们发表过几首近乎“打油”的诗。我迄今未收到样报，究竟写了什么，忘得光光的了。这也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吧。想早先寄出一份稿子，起码两个月以内是能够背诵下来的，两个月以后也绝对忘不了内容。
承蒙编辑同志好意，在我返京后把当年的诗作复印件寄了过来。读已遗忘的旧作给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敢情我还写过这个！
一诗题曰《社会福利券》：
求福应有福，梦财未必财；
得失成一笑，盍不兴乎来？
那时广州大街上到处卖头奖多少多少万元的“福利券”。后来以这种抽奖方式吸引兜售的花样越来越多了。今年春节前，我就收到了数十个有奖明信片贺卡。明知中奖的机会微乎其微，仍然为之哈哈大笑，为友谊，也为了朋友赐予了我十万分之一又十万分之一的中大奖的机会。
这一笑，也就够（好的）了。
（后来公布抽签结果，我得了一个三等奖、三个四等奖，我并没有去领奖。）
世界上除了为必然的逻辑所决定的诸事以外，也确有一些事决定于机会。得了机会值得一笑，失去了机会也不妨一笑。因为，机会只是机会，它的命中率本来就微乎其微。好在失去了这个机会还会有另外的机会。而且，除了像中奖一类碰运气的事以外，我们毕竟还有自己的本事和勤奋，靠本事与勤奋得到成功的机会，不知比靠纯然的机会取胜的机会大出几百几千几万以及更多更多更多倍。
就是说，我们不讨厌机会，不拒绝机会，却绝不依赖机会。
那年写的几首诗中还有一首题曰《商品意识》：
使君且为商，财源似大江。
书生数老九，爬格夜未央。
此诗虽不无自嘲，却并不愤愤不平。爬格子的乐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不过，我仍然认为应该提高稿酬标准及改革计酬办法），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不必相为忌妒。一位人物在听说某歌星一首歌得了多少多少钱后，大怒，曰：“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噫，何此人物之鼠肚鸡肠也！您有意见可以要求增加自己的月薪，可以建议增加个人收入调节税，却大不该这样拉出自己来比歌星。如果您到体育馆卖唱，有听众吗？再说，您是什么级别什么待遇什么威风什么格儿什么（压人不知凡几头的）自我感觉，人家怎么能跟您比！
商品经济刚刚发展，分配渠道在多样化的过程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机会与失衡。确实有许多矛盾应该解决，有许多不合理现象应该消除。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消除了又会出现第二个不合理现象。面对这种令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不妨注意一下自己的心理平衡。面对许多琐屑的吃亏或相对不如人家得旖（益），最好的办法是付之一笑。
烦恼
谁能够没有烦恼呢？夸张一点说，生存就是烦恼。
烦恼又是生存的敌人、生存的异化、生存的霉锈。
痴人多烦恼，妄人多烦恼，野心家多烦恼，虚妄的欲望与追求只能带给自己痛苦。长生不老的仙丹、点石成金的法术、一帆风顺的人生、永远属于自己的美貌、光荣与成功，一句话，对于绝无烦恼的世界与生存的渴望，恰恰成为深重的烦恼的根源，这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讽刺吗？克服了过分的天真，克服了软弱的浪漫，摒弃了良好到天上去的自我感觉，勇敢地面对现实的一切艰难，把烦恼当作脸上的灰尘、衣上的污垢，染之不惊，随时洗拂，常保洁净，这不是一种智慧和快乐吗？而那被克服了的被超越了的烦恼，也就变成了一个话题、一点趣味、一些色彩、一片记忆了。
亲爱的朋友，你的烦恼不过是入口的醇酒的头一刹那的一点苦感，真正的滋味还需要慢慢地品尝、细细地回味呢！
忌妒
忌妒是一种微妙的情感，强烈而又隐蔽，自己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却又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忌妒很伤人，很降低人，使自己变蠢变得可笑、可悲、可厌。一个人越是掩饰自己的忌妒，就越容易被别人觉察出来。忌妒是弱者的激情，因为他除了忌妒还是忌妒，做不出什么能使自己感到自豪、使自己的心理变得平衡的事。强者以理智以道德以大局为重的心胸把握自己、克服自己，以竞争心进取心改造和取代忌妒心，用光明的奋斗驱散忌妒的阴影。弱者以冠冕堂皇、滔滔不绝、气急败坏的说辞掩盖自己的报复心、恶毒心、败坏心。诽谤和中伤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地他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要做什么，而是为了不让别人做事。不是为了自己要做出成绩，而是为了不叫别人做出成绩。据说在南亚流行着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告诉某人，上帝可以满足他的要求，赐给他所要求的任何一样东西。条件是：给他的邻人双倍的同样的东西。这个某人想了一想，说：“神圣的上帝呀，请挖掉我的一颗眼珠吧！”
亲爱的忌妒者呀，您的眼珠可否平安？
恭喜声中话轻松
新春伊始，祝君轻松。
人活得不可能太轻松。要上学，要做事，要竞争。生也有涯，知也事也思也欲也无涯，要与时间赛跑，要加油，叫作未敢稍怠也。
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样的奋斗是出成绩的，所以是有意思的。可怕的是人际关系的人为的紧张，明枪暗箭，钩心斗角，陷阱地雷，计谋韬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谁也别想出息。
最可怕的是人为的与虚妄的紧张，为虚妄的目标而紧张，为虚妄的对手而紧张，为虚妄的言语而紧张，吓人吓己，气急败坏，一惊一乍，被自己的影子追着猛跑。
上述的紧张都是无效劳动，结果都是零，如果不是比无效和零更坏的话。
为了把紧绷了多年的心情与关系缓解下来，我建议：
第一，各人做好各人的事。盯住你自己的事，而不是盯住别人的疏漏。
第二，充分地把握今天，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辉煌胜利上。设若你有健康的身体、正当的职业、相爱的情侣或配偶……你已经十分幸福。你有权利争取更好的，但是你必须充分享受你已有的，并为此而感谢。
第三，当主客观不一致的时候，采取一种健康的自我批评态度。别人的不好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自己不好的合理的或足够的原因，只有不可救药的弱者才需要时时找出替罪羊和出气筒。
第四，没有不散的筵席。多好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多坏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拾得起来放得下去记得住也丢得开，这才是“大丈夫”。“西瓜皮擦屁股——没结没完”，车轱辘话翻过来倒过去，对不起，您是鼻涕虫。
第五，与其忌妒别人的成功，不如自己去做出成绩。与其因狭隘而“坐”出慢性病来，不如因实干而出点实绩。
第六，做一个普通人，多一点普通的乐趣。老大不小的脑袋，不能只有一个兴奋灶。位卑未敢忘忧国，这话对。大家一起“忧”，未必就能把“国”忧好了，不忧了，各人做好各人能做的事情，说不定“国”情反而会好得多。所以说，地球离了你照样转，这话也对。妄自膨胀与妄自菲薄同样无益。在野心家与凡夫俗子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第七，劳逸结合，该玩儿就玩儿。保持心情的一种健康从容状态是做出正确抉择的前提，是想象与创造的前提，是大手笔的特征，也是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前提。
第八，有所不为。不该管的事不管，管不了的事不管。不应做的事不做，做也做不成的事不做。得不出结论的问题干脆束之高阁。弄不明白的事只好留待以后。万能者最痛苦。万应灵丹最出洋相。包治百病的大夫最容易自己先害病。
第九，对一切采取一定程度的审美观照态度。大千世界，无限风光，空间时间，中国外国，善恶美丑，成败利钝，甘苦险夷，贵贱通蹇，尽收眼底，能记则记，该忘就忘。多乎哉，不多也；乐乎哉，其乐何如！
等等。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人们在诸多方面觉得轻松而在做出业务成绩方面觉得紧张而又有意思的社会。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是在各方面都紧张，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与政治方面觉得紧张，而在业务成绩方面觉得松懈，甚至觉得可有可无的社会。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往往是不讲轻松、无法轻松，不讲娱乐、无娱可乐，从而一个个“乌眼鸡似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健康化。让我们以健康、从容、轻松的姿态开始新的一年吧！让我们在春节拜年的时候不但说“恭喜发财”，而且说“恭喜健康”“恭喜快乐”“恭喜轻松”吧！
本命年
我生于一九三四甲戌年，今年又是甲戌年了，就是说，六十了，古人叫作年已花甲。下一个花甲，则是等我一百二十岁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与《新民晚报》都还平安的话，届时我将给“晚报”再写一篇文字。
王蒙老矣，尚能饭也，能酒也，能吟咏也，能哭能笑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乃是我的写照。至于发愤忘食，没有我的事。第一，不愤，改革开放，歌舞升平，能写能走，不惧跳梁，何愤之有哉？“忘食”更是没有的事，民以食为天，吃都没有兴趣了，这人的世界观还有救吗？
至于本命年云云，从来都是麻木不仁处之。第一个本命年一九四六年，十二岁，升至初中二年级，无异常，开始与地下党同志联系，矢志革命，很好也。第二个本命年一九五八年，错定成右派，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这是本命年的干系，那一年属狗的人当中也有好多人没有错划成右派而是官运亨通。第三个本命年一九七〇年，在伊犁蔫着，好在脑袋屁股完整，没触及皮肉，没抄家，乃不幸中之大幸。古人云：“大乱避城，小乱避乡。”诚金玉良言也。“文革”者，大乱也（也并不是光乱属狗的），避北京而趋伊犁农村，非吉人天相乎？一九八二年，则是第四个本命年，是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本人忝列候补中委，非凶也，惭愧而已。
那么今年呢？今年还是照旧，好好写作，好好做事，好好保养。老了就是老了，用不着不服和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老了，一切量力而已。只是要警惕自己，不要僵化，不要老看着年轻人不顺眼，更不要忌妒年轻人的成就。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本”与“命”都是好词儿。“本”是根本，也是本分。不浮不躁，不亡不贪，不痴不迷，不嗔不怨，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更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知道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更要知道自己不能够做到什么——方以固本，方以知命。
“命”是生命，也是命运——规律，生气勃勃，知白守黑，风物放眼，世事可赏，清水微波，梦中你我，身心地天，是曰知命。乃能养生，乃能快乐，年年固本，年年知命，何红裤带之须欤？
珍惜生命
都说电视片《9·18大案纪实》拍得好。我也说好。
里面有一个情节令我心里“咯噔”一下。首犯刘农军即刘进，在听到对他的死刑宣判的时候，不但没有任何恐惧悔恨求饶，反而无所谓地——甚至于可以说是轻蔑地冷冷一笑。
“脸不变色心不跳”，我立即想起了这个熟语。当然，我说的只是最最表面的现象，我并没有发昏，我知道这句话是来自伟大的革命烈士江姐，而我现在在荧屏上看到的是穷凶极恶的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
但是你仍然无法否认罪犯也可以——竟然可以——视死如归这一客观事实。不仅是刘进，回想起来，近年来看到的严厉打击犯罪分子贪污分子公开宣判处以死刑的电视新闻实在不少，我见过的几乎全都那么“强硬”“大胆”得不可理喻。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想这与我们给犯罪分子的人道主义待遇有关。但更可怕的是犯罪分子的轻生。他们不怕死！
有多少杀人犯是为了最最不值得的小事犯下了弥天大罪。许多年来，有因为抢军帽而杀人的，有为了抢鸽子而杀人的，有因为玩笑话而杀人的，有因为争酒喝而杀人的……轻生已经轻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如果他们能够“贪生怕死”一些，也许不会犯那么大的罪。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讲近年来自残断肢的愈来愈多。例如，一个青年，请几个朋友在家喝酒，喝得太多了，他妻子便从桌上撤去了酒瓶，此青年大怒，挥刀一举斩掉了自己左手的中、无名、小三个手指。
他“胜利”了，因为他自残的结果是妻子跪在地上求饶。
这是一股邪气，一股流氓亡命徒之气、嗜血之气、暴徒歹徒乱人乱己乱国之气，实在危险。试想如果读者的哪一位邻居是这种乖戾而又轻生之人，你还能夜里睡上踏实觉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很有名，而且很英雄正面。但这话是革命者引用针对反动统治者所讲的。如果你志在稳定发展建设改革开放而不是其他，当然就不能这样一味宣传这个不怕死。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畏死求生在正常情况下是理所当然的。对于素质极差、很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人来说，以死惧之更是完全必要的。畏死畏刑，这是约束某些人使之受到震慑，不敢以身试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杀人者死，犯重罪者死，处而决之的目的除了惩戒罪犯以外，当然是为了“惧”那些潜在的可能犯罪者。这就叫杀鸡吓猴。如果鸡愈杀愈多而猴一个也不怕，那可就了不得了。如果刑事犯个个视死如归，你说可怎么得了？
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呼吁珍惜生命。生命只有一次，不应毁伤。活着，才有幸福才有希望，才能领略世界的奇妙、人间的风光。活，是一切生命的强烈愿望和正常状态。珍惜自己的生命与身体，才能珍惜别人的生命与身体。
如果在完全不值得为之去死的事情上动不动就拼命，你还能指望他珍惜什么负责什么爱护什么呢？如果人人都没有责任心怜悯心爱惜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该有多么悬！
长期以来我们偏重于进行勇于牺牲需要牺牲的教育。我们提的口号有：甘洒热血写春秋；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砍头只当风吹帽；砍头不要紧等。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推崇壮烈牺牲的品德的，一些著名的说法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男儿重义轻七尺等。加上民间还有一些轻生的说法：活着干，死了算；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所有这些，汇合起来，变成了一股不怕死不怕玩命的烈性潮流，浓烈胜过了白干酒。
反过来说，在我们这里，贪生怕死、胆小鬼、懦夫是最最可耻的恶名。死了，似乎很占理很光荣；活下去，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见人矮三分。
如果发生战争，可以想象中国士兵会是或已经证明是非常勇敢的。但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就不怕死，用得着吗？比如说，我们能提以必死的精神发展市场经济、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与生活质量吗？
我们与古人的正义口号中，牺牲是有前提的，死是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的。古人是瞧不起“匹夫”之勇的。我们说的“砍头不要紧”的前提是“只要主义真”，这些伟大的正义的口号当中当然没有让大家无谓地去死，更没有让人们去犯罪、去蔑视人民法院的死刑的意思。
真理有时多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我们只是宣传英雄的死亡与死亡的英雄，即只讲死的价值，而不讲生的价值生的意义；如果只讲牺牲的必要与伟大，不讲牺牲是一种特例，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是不讲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大道理，不讲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与美好，那么，客观上会不会形成一种片面的过激的、向前多走一步就变成了违背理性的亡命之习气呢？
壮烈牺牲的机会与情势并非随时可见可遇，那些毕竟是一种非常状态。除此而轻言牺牲、轻言赴死，这究竟是希望稳定希望天下太平，还是要天下大乱呢？我国有十二亿人，十二亿人中有多大比例注定了或确实需要他们去壮烈牺牲的呢？如果搞得很多人“民不畏死”的话，这是治国平天下之道还是自乱阵脚呢？
革命烈士的榜样是坚决要树的。树的目的首先是希望大家珍惜革命的成果，包括珍惜你自己在革命胜利基础上赢得的生命的权利与生活的希望，珍重你作为一个活人的价值。我们还应该以革命烈士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做好自己的事、活好自己的一生，并使别人也活得更加美好。学习烈士，更要珍惜生命珍惜生活，下大力气刹住乖戾亡命的邪气，以慰烈士的英灵于九泉。如果某个人一时还没有烈士的胸怀，你就做个奉公守法，保全自己的老实老百姓吧，那比做一个刘进式的亡命徒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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