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巡抚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当年父亲为他取名为“则徐”，字元抚，其中寄托了他对儿子的殷殷希望，如今，林则徐已经达到了他的期望，完成了光宗耀祖的责任，而且还会有更好的前途。只不过林老先生已经看不见这些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清朝把国家分为十八个行省，巡抚相当于一省的省长，布政使专管财政。到了乾隆时期，又在巡抚之上设了八个总督。总督辖管一个或多个省份。如果只辖一省，那么总督就兼任巡抚。如果辖两省或三省则不一定兼任，因此总督和巡抚在职权上缺乏明显的划分，经常为了争权而发生摩擦。

    江苏省是林则徐任职最久的省份，他的“林青天”之称就是江苏的百姓送给他的。林则徐在江苏熟人很多，他的上司两江总督是陶澍，两人关系很好，不会发生巡抚和总督闹矛盾的情况，两人一起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另外林则徐也了解当地的各项事务，做起事来驾轻就熟。

    后来林则徐过世，当地百姓犹不忘陶、林二公的恩泽，在南京城为他们二人建立祠堂。后任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曾在里面题词：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从乾隆晚期开始，清朝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就很严重，林则徐爱民如子，廉洁清明的作风让道光皇帝曾一再感叹“得人尤难”。

    林则徐不仅自己清廉节俭，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的要求。他的孩子们，个个都拥有吃苦耐劳的性格。女儿嫁到了贫穷的人家，林则徐也不给她们置办丰厚的嫁妆，当其生活拮据时，林则徐也不常接济她们。许多人都说林则徐是铁石心肠，但其实林则徐只是希望借此锻炼他们克勤克俭的精神和骨气。她的女儿敬纫最终被写进了史书当中，《沈葆桢妻传》中形容她是“治家尤有节度，断线残纸，必储以待用”。

    林则徐的夫人更是勤俭节约的典范，史书上记载过一个十分感人的小故事：

    在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期间，昆明的总督府建筑均仿闽式风格。中秋节的晚上，林则徐和夫人在庭院赏月，林则徐对妻子说：“这儿的庭园景色实在美极了，假如回廊上再有几盏宫灯，又有素心兰置于其间，就更完美了。”

    不料没过多久，长廊上就挂满了宫灯，阶前被种上了清香扑鼻的素心兰。这时淑卿对林则徐说：“这些灯花固然风雅宜人，但毕竟花钱费工，你随口说的话被善于察言观色的有心人听了去，他们为了找机会奉承，就做了这些事，你今后说话要格外小心，免得劳民伤财。”

    林则徐很认同夫人的这番话，连忙命人撤掉宫灯。林夫人整日布衣荆钗，粗茶淡饭，不管林则徐的官做到多大，她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改变。林则徐“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最终却是两袖清风，让官场上的很多人都敬佩不已。林则徐也很坦然地在家中挂着一副对联：郊原两足云归岫台阁风清月在天。

    兴利除弊

    巡抚的工作千头万绪非常繁琐，但林则徐却毫不畏惧，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把它做好。他担任巡抚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整顿吏治。在这项工作中，林则徐秉承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诸葛亮的“明赏罚”。林则徐对日常的考绩非常认真，对考绩和披阅试卷的评语写得也是十分仔细，把它作为赏罚的标准。

    为了避免因一时的印象而产生偏见，林则徐还格外注重长期的考察，随时观察属下并暗自做记录。除了他自己的观点外，他还会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综合考量后才下定论。在此可以比较一下总督陶澍和林则徐的评语，以武进的县官姚莹为例，陶澍的评语写道：“精勤卓练，有为有守。”而林则徐给他的评语是：“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者，闻其历着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受之。”相比之下，林则徐的评语更能让朝廷判断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林则徐一直力求公正，毫无私心，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另一个让林则徐觉得有改革必要的，就是科举考试。江苏是个人口大省，每次科举考试都是人头攒动，拥挤混乱。而由于试卷太多，主考官阅卷时也时常应付了事。对于很多寒窗苦读多年的学子们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

    林则徐首先开始想办法改善科场的秩序，让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就连考场卫生和考生们的饮食情况都十分关心。之前考场没有专门的茅厕，考生只能在院边墙角随处便溺，不到一会儿工夫就臭气熏天，蚊蝇群集。林则徐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堪入目的场面，竭力改善这种环境。林则徐还亲自查看科场内卖的饭菜以及糕饼点心，甚至有时不放心还要亲口尝一尝，让那些学子们很感动。

    林则徐在翰林院的时候曾被派出去当过考官，所以在阅卷的工作上他还是很有经验的。他精选一批认真负责的考官，把如何批阅考卷的原则详细地告诉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告诫他们对于那些“不出色”、“欠通顺”等评语一定要谨慎，要详细写出原因来才行。经过这些考官的批阅，林则徐还要重新核查那些不合格的试卷，避免有“沧海遗珠”的情况。林则徐不满当时舞弊成风的状况，严厉处罚舞弊的行为，尽最大的努力维持考试的公平。

    江苏的连年水灾是让历任巡抚都感到头疼的大事，林则徐在处理这件事上显示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敢做敢当的魄力。林则徐就任巡抚那年，洪泽湖湖水泛滥，淹没了下游淮扬低洼地区。林则徐马上下令整修被冲毁的堤坝，而附近的灾民都靠公家的救济金过日，纷纷逃到临近的县躲避水灾。

    林则徐很重视抚恤灾民的工作，但是有些灾民却安于靠救济金过日子，水灾过后也不肯回家劳作。还有一些人趁机伪装成灾民骗吃骗喝，让林则徐很是苦恼。于是林则徐在给贫困户配发粮食的同时，还派官船遣送灾民回家收拾家园，严惩那些冒充饥民的混混们。林则徐还派人调查农田荒芜的原因，政府将帮助那些没钱的农民购买种子，协助灾民尽快恢复残破的家园。

    第二年，水灾再次发生，粮食减产，林则徐便上奏请求减免田税。不料快收割的时候又逢大雨，谷粒被雨水浸湿，全都发芽霉烂，农民实在是没有能力交田赋了。林则徐原本打算再请求皇上减免田税，谁知奏折还没写完，道光就下旨责备他，说是这几年来江苏等几个省份每年的纳赋都迟交，年年都要朝廷拨款救济，严厉地批评了当地的官员。

    皇帝都发火了，做臣子的只有遵命的分了。总督陶澍一向老成持重，打算顺着皇帝的意思做。但是林则徐实在不忍心不顾那些贫苦百姓，一定要为他们向皇帝请命。

    陶澍很欣赏林则徐的一腔热血，但是他很冷静地反对林则徐的坚持，他认为那样简直是自讨苦吃。他在官场打拼多年才做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不愿为这件事情丢了乌纱帽。林则徐见状也不再劝他，声明此事自己负责，不连累总督。林则徐自己上奏，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长奏章，声泪俱下地描述了百姓的疾苦，终于感动了道光皇帝，致使他收回成命。

    水灾的范围很广，为了避免贪污成性的官员们中饱私囊，林则徐派年轻的士子担任救灾放赈的工作。这个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也同样任用年轻的学子们去铲除当地的烟贩。

    然而赈灾减税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水患的办法，还是要从水利工程上着手。林则徐在翰林院时就曾下过很大功夫去研究这门学问，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他上任之后就改进漕运，亲自监督了多个水利工程，江苏也由水患频繁，渐渐变得连年丰收。在江苏巡抚的任上，林则徐还写了一篇京城一带水利计划的蓝图，那就是《畿辅水利议》。

    当时京城的米粮都靠江南供给，在粮食转运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贪污受贿的事情，而且京城一带人口增加迅猛，对粮食的需求也日益增大，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林则徐明白要想大力改革，必定与许多人的利益冲突，必定与一股大而复杂的势力相对抗。但是他义无反顾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北方试行种稻，粮食不再依靠南方的供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灌溉问题。

    黄河携带大量的泥沙，而且一到雨季就泛滥成灾，是北方的一大水害，林则徐绞尽脑汁，想要这个水害变成水利，那样北方就可以种植稻米，既免去了漕运当中的腐败作风，又可以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

    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林则徐的首创，早在宋朝，郭守敬就打算兴办畿辅水利，鉴于北方人不善种稻，本想雇用有经验的江南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元末起义不断，社会动荡，这项计划最终没能得到落实。

    林则徐的计划得罪了当时许多目光短浅的大臣，尤其是权臣琦善，这个计划最终由于他们的反对而搁浅，而且也为日后鸦片战争埋下了隐患。

    林则徐的计划断了许多人的财路，所以遇到了重重的阻挠，使他不得不放弃。最后还是在他被流放新疆的时候，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兴修水利，开垦农田，也算是完成了当初的夙愿吧。后来咸丰皇帝重新提起畿辅水利之议，而林则徐已经垂垂老矣，没有精力去筹办了。

    湖广总督

    林则徐一心为民，道光皇帝对他也是颇为倚重，后来让他署理两江总督，没过多久，已经52岁的林则徐又升为湖广总督。他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一共待了一年零七个月，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军事，曾亲自到荒山野岭中探望驻扎在那里的士兵。原本是三年一度的考核，林则徐却随时参劾，力求客观、公正、翔实。

    当时两湖的苗族人时常作乱。道光十一年发生过湖南瑶人赵金龙之乱。他们住在山洞中，民风彪悍，却又时常受到汉人的欺凌，积怨渐深，最终闹事作乱。这些山区的人闹起事来很难镇压，对于他们而言，“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还”。林则徐了解了来龙去脉后，一方面提高镇压的力度，派兵长驻于此；另一方面减轻土著居民的负担，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些土著终于不再闹事。

    林则徐担任湖广总督后，开始严厉缉拿走私盐的人。但是当他渐渐明白了走私商人的苦衷，得知他们也是为生活所迫时，就开始尽量替他们设想，劝导并帮助他们完成转业，让他们成为官盐的挑贩。他做事一向都本着仁义的原则，寻求彻底解决的办法，他不急功近利，绝不应付了事，深受百姓的爱戴。

    当时的中国已经鸦片泛滥，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和程恩泽首先在朝中提出鸦片问题，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朝廷因此而分成水火不容的禁烟派和弛禁派。而随着曾经提携过林则徐的大学士曹振铛的去世，朝中的风气大变，满人穆彰阿继任大学士，排挤贤能，林则徐也开始仕途坎坷。

    林则徐前十年的为官生涯颇为顺畅，官居高位，一直都是道光所器重的地方大员。但是在鸦片战争后就被革职，继而发放新疆伊犁。这和道光任用嫉妒贤能的穆彰阿为相有很大关系。另外，满族大臣始终忌讳身为汉人的林则徐，他的声望越高，满清宗室就对他越不放心，最终道光皇帝经不住身边人的挑拨离间，导致林则徐发放边疆的下场。后来咸丰皇帝整顿吏治，将穆彰阿与耆英等奸臣革职，重新起用林则徐，但是那时的林则徐已经大限将至，刚离开福建不久就去世了。此后咸丰就大力起用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个个都可算是清代的中兴名臣。

    经济侵略

    提起林则徐，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禁烟，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功绩。而禁烟之事，就发生在湖广总督的任内。鸦片本身和它背后的各种势力在中国盘根错节，由来已久，要清楚了解禁烟的全过程，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历史根源和当时的背景。

    印度人创吸食之法，认为鸦片能止咳。罗马人把鸦片当麻醉剂，觉得它能安神止痛。吸鸦片的方式是明代的时候由南洋传入我国的。在唐代，有罗马人进献一种叫做“底也加”的治痢之药，其中就含有鸦片的成分。

    唐代包容性很强，是个很开放的朝代，许多阿拉伯商人从扬州、广州将鸦片输入中国。据文献上记载，中秋夜或九月九日种植的鸦片花大子满，而当时在长安与四川都已有人开始尝试种植。鸦片在宋朝被称为“御米”，人们认为将鸦片与粥同煮食用，可以起到滋补的作用，还可以治呕吐、下痢、腹痛，简直就相当于现在人们眼中的人参，不过性急多用反而有害。苏辙就曾经对鸦片有过描述：“罂栗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

    明代人用针孔在罂栗花上刺十几个孔，用竹刀刮下流出的汁液，放在瓷器中保存，用纸封牢，然后晒上27天就干扁成片。鸦片在明代的时候极其昂贵，价比黄金，又十分盛行，神宗晚年不理朝政不见大臣，有人就怀疑他染上了鸦片瘾。

    明代医书记载了两种服食鸦片的方法：吞食和吸食。发明鸦片吸食法的是爪哇人，这种方法被荷兰人带入台湾，再由台湾传入福建，进而流行于整个中国。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以前，葡萄牙商人垄断了鸦片贸易。但是后来由于受到英国的排挤而渐渐失去了垄断地位。鸦片的贸易基本上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产销结合，大发横财。东印度公司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发现这是一片潜力巨大的市场。英国商人把澳门作为仓储集聚地，这个选择也是有原因的。最初是葡萄牙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在此设立许多公共设施，甚至建造堡垒、筑码头、设商馆、派官员等。

    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捉拿了澳门鸦片的囤户叶恒树，随后就开始严厉禁止在澳门设立鸦片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英商们又把仓库设于船上，这些船经常停留在福建的南澳、铜山、厦门与台湾等附近海域。这些船行驶很快，而且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也会打点中国官方的巡船，官商勾结，事后大家一块儿分赃。

    起初中国将鸦片视为药材进口，鸦片买卖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政府就开始严格禁止输入鸦片，从此鸦片的贸易就开始转入地下，英国商人为了销售，只好把价格压低，开放民营，允许“自由商人”贩卖鸦片。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还是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去做鸦片买卖。东印度公司也不再直销，只站在策划和辅导的立场从旁协助，将销售完全交给了那些精明狡诈的鸦片商人，这样一来，进入中国的鸦片开始越来越多。东印度公司甚至在广州成立了分公司，仅仅是幕后操纵，规模也是越做越大。

    随着鸦片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美国人也想来分一杯羹了。但是有英国人在那，他们只能卖一些品质低劣的土耳其烟土，销量当然不好，收益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在这些鸦片商人中，最著名的就是查顿和马蒂生。这两人都是十分精明厉害的人物，而且和东印度公司有很深的渊源。将印度的鸦片销到中国，查顿出了很大的力，而马蒂生则负责具体事宜，为打通各项关节而奔走。他结识了一位名叫郭士立的普鲁士传教士，这人最后成为了这些毒枭们的翻译者。他是一个中国通，对于中国官场的腐败了如指掌，他给了马蒂生信心，让他不顾中国政府的三申五令而不断地倾销鸦片。郭士立还用中文写了许多宣传单到处散发。查顿不久就注意到了台湾，心中衡量着开辟台湾市场的可能性。这些商人们对这个海岛十分感兴趣，希望能取得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令的约束。

    沿海的鸦片走私日益猖狂，商人们的走私技巧层出不穷，无孔不入，他们还曾经争取让鸦片贸易合法化，虽然没有成功，但中国政府已经无力管理了。英国国库财源滚滚，虽然也有不少英国政治家反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眼看着国家因此而富裕，也就保持沉默了。英国的鸦片商人走私猖獗，主要就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与支持。

    沅，他指出鸦片消耗了中国的大量白银，长此以往对国家来讲是个很大的损失。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也就是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上奏，提出严厉禁烟的请求，他“以死刑禁烟”的提议曾经让举国上下感到震惊。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听从了黄爵滋的建议，颁布了私贩烟片和吸食烟片者皆以死论罪的法令。

    那些正直爱国的官员为流失的银子和关税而痛心不已，而鸦片走私进口也同样让那些贪官污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失去了捞油水的机会。所以后来朝中官员分成了两派：禁烟派和弛禁派。

    由于中国对对外贸易的不重视，导致对外通商的制度很不完善，有些规定在现在看来甚至很荒谬，中国闭关自守所养成的闭塞和无知显露无遗。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抵达大沽口，在热河觐见乾隆，呈递了国书。中国政府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军机大臣却总是回避和他商讨通商事宜。马戛尔尼最终一无所获地返回。

    道光十四年（1834年），东印度公司宣告解散，粤督李鸿宾要求英商设立一个监督机关以代替东印度公司，人员的基本组成要有一位主务监督，其下设第二、第三副监。英方派来的主务监督就是耐佩尔勋爵。这位带有皇家血统的贵族，不仅负责管束英国商人，还要努力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相巴麦斯顿希望两国能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商讨问题，希望能直接和两广总督甚至中央级的官员交涉。

    这位高傲的贵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但没能完成任务，和中国官员闹得很僵，还最终染上疟疾，丢了性命。道光十六年，义律接替耐佩尔勋爵，成为了英国在华最高官吏。这时英国商人一致向政府反映，监督的权力太小，无法与中国政府开启真正的谈判，必须授予特权，并有自己的兵力做后盾。他们打算与中国政府交涉，开放通商口岸。

    英国外相得知了商人们的要求后，交代义律，如果和平的手段不能取得通商的资格，那么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的。他要求越过“公行”这个中间环节，和中国进行政府级的对等外交，公文的拟定也要采取平等的方式。这样的要求换来了中国官员的一顿侮辱，英方恼羞成怒，决心要诉诸武力。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驻印度舰队司令佐曼特兰接到英国方面的命令，要他率领军舰来中国。佐曼特兰接令后立刻动身，一时间山雨欲来，而此时的中国的官吏们却还在醉生梦死之中。

    有了军队做后盾，义律底气十足，开始对中国官员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当时英国人很轻视中国，他们很清楚清政府外强中干的状况，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大小官员，平民百姓，甚至是皇帝本人都是可以用钱买通的。义律叫人花钱买通了很多人，从海口商人一路送到朝中的达官显贵。林则徐将要面对的，是很强大的阻力，而这个不择手段的义律，就是林则徐禁烟时的主要对手。

    两派对立

    道光年间，中国鸦片盛行，上至王公子弟，下至贫民百姓，都有吸食鸦片的人，更有一些人为了购买鸦片而落得倾家荡产的地步。国人每年购买烟土的银子，几乎与国家的税收相当。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几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吸食鸦片，烟馆遍地都是。相传道光皇帝本人吸食鸦片，不过后来翻然悔悟，说道：“如果不禁绝鸦片，让其流行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说罢就杖毙了进呈鸦片的太监。

    江西人吴嵩梁在《洋烟行》的诗中描写道：

    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

    瘦肩山耸鼻流水，见者皆呼鸦片鬼。

    呼吸苟延日余几，呜呼生已无人理！

    林则徐对鸦片深恶痛绝，一再指控这是“谋财害命”。一般百姓吸食鸦片后经常丑态百出，身体变坏，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当中也有人吸食鸦片，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不堪一击。鸦片除了让国民体质下降之外，还严重影响民生经济。中国的银矿有限，鸦片大量走私进口之后，中国便出现了银子危机，外商用黑色的烟土换取中国白花花的白银，有识之士纷纷对此表示担心。

    银子减少还带来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造成了铜钱的贬值。中国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收取各项赋税，银子愈来愈少，一两银子就要折合更多的钱，而老百姓手中大多都是铜钱，这么一来就相当于赋税也涨了好几倍，最后引起物价上涨，人们的生活愈加艰难。而生活的艰难又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逃税或者作奸犯科的事常有发生。于是整个清朝社会骚动迭起，乱象丛生。

    道光十五年，黄爵滋呼吁彻底扫除烟穴，彻底取缔鸦片交易，严查趸船、快蟹、窑口。他还提出应该整顿军备，巩固国防。但是黄爵滋的号召仅仅得到了中层阶级的响应，高级官员则反应冷淡。

    还有一些人，他们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弃国民健康于不顾，主张开禁，这就是弛禁派。弛禁派的观点是由广东人何太青提出的，他向好友许乃济提出建议，开禁鸦片，并在中国引进种植，这样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了。

    广东总督卢坤很赞成这个建议，立刻以试探性的口吻去问道光皇帝。道光一听之下有些动容，但是一想起自己曾三番两次地下令禁烟，朝令夕改的话实在有损颜面，一时之间无法作出抉择，只好保持沉默。善于察言观色的卢坤一见道光的反应就明白了八九分，立刻把消息告诉了许乃济，许乃济好比吃下一颗定心丸，就向道光上奏，指出禁烟政策的缺点，让那些贪官和奸商大发横财。奏章中指出，与其让百姓畏惧法律，不如让他们赚得利益。至于白银的问题，完全可以让外商以货易货，不用银两折算，就可以避免外流了。而且如果批准在中国种植鸦片，就不会出现洋人垄断鸦片贸易的局面，白银外流也自然就制止了。

    卢坤调走后，邓廷桢接替他成为两广总督，他起初也是弛禁派的，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让鸦片贩子们欢欣鼓舞。

    弛禁派的提议立刻引起了禁烟派的群起反击，其中以许球的奏章说得最为明白，他还提出了对付鸦片商人的具体办法，为后来林则徐对付英国鸦片商人提供了借鉴。

    一直到道光十八年，黄爵滋的“死刑禁烟”的建议加剧了两派的争执，道光也觉得这个提议有些偏激，打算听听封疆大员们的说法再作决定。于是清朝的各个封疆大臣陆陆续续抵达京城。盛京将军和山东巡抚5月7日就到了，紧接着山西巡抚抵京，其他人也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中赶到，综合考虑到各官员的路程，林则徐是反应最快的一个，他第一个响应黄爵滋的“死刑禁烟”的提议，于5月19日抵京。就连在京师附近的直隶总督琦善，还比林则徐晚了将近十天。

    身为湖广总督，林则徐时刻关注着朝中关于鸦片的讨论，通过京师的朋友们和长子林汝舟了解京城的形势。除了黄爵滋，禁烟派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张际亮，此人以禁烟为终身事业，此时特地由京师至湖北，要与林则徐当面商谈禁烟之事。

    张际亮于5月14日到达武昌，林则徐马上将他迎至督署。原本就对禁烟一事有过透彻思考的林则徐，经过了和张际亮的一番长谈后，心中已经初步拟定了禁烟的步骤和做法：先对那些吸食鸦片的人进行劝导，尽量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死刑的发生；然后要对那些开设烟馆、贩卖烟具的人判以重刑，允许他们自首，但是要将所有的鸦片销毁；开馆的雇主及保甲长如果知情不报的话，将承担连带的责任。

    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很大，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但是他总是心怀仁义，尽量为别人留生路。而且他早就认识到鸦片的危害，多年来费尽心思四处搜罗戒药的方法，此次也在奏议上写明了。林则徐做事谨慎细心，他写出来的药方都是经过多次的试验，证明有效无害才敢提出。

    到10月时，道光已经收到了28份奏章，其中，23份表达了自己反对禁烟的意见，而在这23人中，满人有13人。持赞成意见的8人中，只有两人是满人。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军机大臣穆彰阿也站出来反对，一时间弛禁派占了极大的优势，而禁烟派则势单力薄，处于不利的地位。

    林则徐早就意科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的心中也早有打算，在道光还没有收齐所有奏章的几个月里，先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湖北、湖南两个省份展开行动，包括查封鸦片贩子，收缴烟具，而且早在著名的虎门销烟之前，林则徐就已经开始了销毁鸦片的行动，在湖南地区，林则徐收缴了2300支烟枪，尽数焚毁，在湖北也焚毁了1200支烟枪，用桐油烧毁烟土和烟青，然后把灰烬投入江心。林则徐还自掏腰包，让人配制了许多帮助人摆脱烟瘾的药，然后四处散发。湖南、湖北在林则徐的努力下成为了“禁烟的模范省”，林则徐希望借此能够做出表率，争取大家对禁烟派的支持。

    林则徐在湖南和湖北的努力，不仅证明了禁烟的可行性，让大家明白民情不畏法，风俗可转移的道理，更让道光皇帝对禁烟产生了很大的信心，让他坚信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成果。

    林则徐在两湖禁烟的成绩斐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带头作用，两江总督陶澍也开始行动起来，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林则徐的做法。此后，禁烟派的总督们都开始行动起来，查封烟馆，就连平时一向对烟贩放任不管的直隶总督琦善，也开始着手缉拿烟贩。看到禁烟行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林则徐觉得时机大好，连忙向道光皇帝上奏。后来魏源把这篇奏章进行浓缩改写，文章变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成为了留传至今的千古名句：

    厘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年之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文章直言鸦片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危害，道光帝看过之后终于下了决心，一定要实行禁烟，于是立刻下令召见林则徐，打算委以重任。

    肩负重任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于初冬时节进京。到达京城的第二天，道光皇帝一大清早就召见了他，而且一连八天，每天都要和林则徐商讨事情，道光一心想要提高林则徐的威信，对他礼遇有加，恩宠的程度让其他的官员望尘莫及。这是林则徐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进京，也是他最后一次见道光皇帝。

    经过了一连几天的商榷，11月15日，道光颁布了一道诏谕：

    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林则徐，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并节制。

    钦差大臣是皇帝特命的官员，权力很大，是皇帝派遣专办某件专案的人。关防是指大印，是专门给特派官员临时执掌的，普通的印信是正方形，而关防却是长方形。

    大家都对道光的这项决定感到意外，连黄爵滋都不例外。这样隆重的任命，整个清朝都不常见，过去清朝只派过三次钦差大臣，颁发关防，而且好像还都不如这次郑重。道光皇帝把对内的行动上升到了对外层次。

    道光的器重让林则徐受宠若惊，他万万没有想到道光会把钦差大臣的重责交给他。林则徐一再推辞，但是道光皇帝却不肯收回成命。在他心目中，只有林则徐这种一心为国为人民着想的人才能承担起这项重任，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身为水利专家的林则徐这样形容当时的感觉：“鸦片之来，如黄水然，唯有严堤防以御之。” 林则徐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不仅要和举国上下企图以鸦片获利的人为敌，还要和那些外国政府支持下的外国商人作斗争，前方的道路艰险异常，有重重阻碍在等待着他，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稍有不慎也许就会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但他也明白这是深深关系到国家前途的一项任务，为此只好不计个人生死、祸福荣辱，承担下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重担。林则徐的心中涌起一股背水一战的悲壮，沉重不堪。

    当时一般的统治阶层都对外国人有或多或少的恐惧，西洋人的船坚炮利，四处横行，有识之士纷纷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不已。林则徐事先已预测到此举很可能会开启战端，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他只能不惜一战。

    暂且除去外国人不谈，光是道光最宠幸的那两个朝臣，军机大臣首席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就时常让林则徐感到不安。穆彰阿向来都与林则徐意见不和，对林则徐十分嫉恨，而且他很仇视汉人官员，很害怕汉人权势太大。而琦善是林则徐在提出《畿辅水利议》时无意中得罪的，他认为林则徐越俎代庖，管了他直隶总督的事，心中为此而记恨林则徐。这两个人位高权重，党羽众多，他们要想牵制林则徐的话，林则徐恐怕寸步难行。

    身居高位的汉人官员中，有一位叫王鼎的向来仗义执言，但是辩论起来往往不是穆彰阿的对手。这位王鼎是林则徐的至交好友。林则徐的最后一次京师之行持续了13天，一朝成为道光倚重的钦差大臣，应酬就变得比以往还多，但在林则徐的日记中，只记录了至王鼎家吃饭的事，可见他们交情绝非泛泛。而朝中另一位汉人官员——大学士潘世恩则是完全帮不上什么忙，此人毫无主见，只知道明哲保身，在整个道光一朝中都不敢为林则徐出头。

    清朝的官场腐败至极，从一封英国商人布利斯特致外相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官场收受贿赂的严重程度，不但许多总督巡抚拿过红包，甚至连军机处的要员也私下收了鸦片商人的好处。那些达官贵人口中虽不便说，心中对断了他们财路的林则徐痛恨至极。这一池污水深不见底，林则徐深陷其中，步履维艰。

    广东官场的贪污之风更甚。甚至有英国商人说，有些中国的官船也转运鸦片，这些船上还公然挂着海关监督和总督的旗帜。中国政府一面口口声声禁烟，一面又让这种监守自盗的龌龊行为发生，那些外国商人当然看不起中国法令，继续嚣张在中国附近的海域，完全不把中国的官员放在眼里，这就是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

    最腐败就是清朝的海军了。水师派出的巡船对于那些走私船和海盗船统统不敢招惹，谁都不敢惹，甚至还为走私船大开方便之门，厚颜无耻地要求英商，每万箱鸦片就要交给他们数十箱到百箱，充做是水师查获鸦片的成果，以便他们交差。最先这样做的就是韩肇庆，在一段时间内简直是名利双收，一边大发国难财，一边还因功升官，为自己的做法而暗自得意。在这种海关人员个个贪污的情形下，中国每年输入的鸦片总量上升到了4万箱。这其中，两广总督邓廷桢自然要承担失察之责。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自然让这些贪官污吏咬牙切齿，这样大面积的官商勾结，真要认真追究起来，彻查鸦片入境责任的话，实在是难以想象会牵扯多少人。真要是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又难免与朝中权臣沆瀣一气，进谗言陷害林则徐。这一层层的中国官员，远比外国商人和政府势力可怕得多，但是林则徐别无选择，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彻底铲除烟祸。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林则徐也立下了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斗争到底，绝不退缩。临行前，林则徐对沈鼎甫说：

    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

    城外的朔风重重地打在脸上，衣袖在大风中翻飞，林则徐告别了同僚好友，踏上了征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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