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中国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社会大动荡时期，“儒”失去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职业。按这种说法，春秋末期，“儒”指以相礼为业的读书人。自孔子出，儒家始成学派，以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为职志，重视伦常关系，主张统治者实行“德治”与“仁政”。刚健进取、积极入世构成儒家的基本特征。在先秦，儒家是诸子百家中较大的学派，孟子、荀子对儒家的发展，作用巨大，从而被韩非子称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秦朝“以法为教”，汉初崇尚黄老，儒家学说难以彰显。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地位迅速提高，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唐中叶韩愈以儒家思想的承传者自诩，为对抗佛、老的传播，在其《原道》一文中提出儒家的“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宋明理学，无论程朱学派抑或陆王学派，在传统儒家的哲学化建设中功不可没。其中程朱学派更适合于专制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在元、明、清三代被推奉为官方哲学。王阳明心学则对晚明文人士大夫个性解放思潮有推波助澜之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兴起，力主会通中西，意图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是谋求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吴光《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一文归纳儒学有云：“将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学归纳为六种基本形态，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学。”（载《教育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可参考。

    [道家]

    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学术派别之一，是以“道”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世界观，认为“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道家对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仅次于儒家和法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始人为春秋晚期的老子。其称最早见于汉代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因之：“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战国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为庄子、杨朱、列御寇、田骈等人。杨朱主张“贵己”，列御寇主张“贵虚”，田骈以“齐生死，等古今”为其思想主旨，庄子则较系统地发展了老子的思想。秦以后，道家思想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逐渐发生改变。西汉初的黄老之学和魏晋时期的玄学都是道家学派的演变形式。宋以后，由于宋明理学的出现，道家学派逐渐消失。道家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本质就是“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绝圣弃智”等，是道家的基本政治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是其小国寡民社会的政治理想。逃避现实与向往隐逸，又是文人士大夫中信奉道家思想者的人生价值取向。

    道教与道家有一定联系，但绝非等同。道教作为我国本土产生的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产生于东汉中叶汉顺帝时，张陵在四川鹤鸣山首创“五斗米道”，并自称天师，故后世又称之“天师道”或“正一道”，至元代与“全真道”同为道教之两大重要派别。道教将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其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与农民反抗势力相结合。在其后的发展中，道教一部分势力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卷入宫廷斗争，其大部分势力则在民间以通俗形式流传，并从中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起到民间反抗专制统治的纽带作用。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已多编入道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中之“道”多指称道家学说，“三教合一”中之“道”则一般指称道教。

    [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为距今三千多年迦毗罗卫国（故址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尊称释迦牟尼，约前563—前483，是为佛祖）所创立。据说佛祖年十九（一说二十九）岁即入雪山苦行，六年出山，在迦耶山菩提树下得悟世间无常和缘起诸理，在鹿野苑初转法轮，说苦集灭道四谛及八正道，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苦”，以涅槃（超脱生死）为理想境界。佛祖四出传教凡四十馀年，年八十示寂于拘尸那伽城跋陀河边娑罗双树间。佛教在后世传播中有小乘、大乘之分，并形成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三大派系。一般认为，汉传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另有秦始皇时代传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两说。汉传八宗为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严格而论，禅宗不属于汉传佛教，却又是高度汉化的本土佛教，禅宗主张修习禅定，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是禅宗的经典。因宣扬直指心性，顿悟成佛，故在历代文人士大夫中广有市场。净土宗由东晋慧远大师（334—416）开创，唐代善导大师（613—681）传播，奉《无量寿经》、《观经》、《阿弥陀经》为正依经典，以宣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号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因入门简易，净土宗在底层民众中传播迅速。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以后历代皆有续刻。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于198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馀种，合计两万三千馀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

    [五经]

    古代儒家五部经典的总称，即《诗》、《书》、《易》、《礼》、《春秋》。其称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其中《礼》，汉时指《仪礼》，南北朝以后指《礼记》；《春秋》，后世并《左传》而言。汉班固《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五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后学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原有六种，《乐经》早佚。

    《诗》亦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305篇，大抵为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15国风，《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

    《书》亦称《书经》或《尚书》，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西汉初存28篇，即今文《尚书》。后来又出现了古文《尚书》。东汉末古文《尚书》失传，东晋时又出现了一批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尚书》就是这样一部今、古文《尚书》的合编本。清代学者已经作出结论，东晋时出现的古文《尚书》是伪撰的，所以也称为伪古文《尚书》。

    《易》亦称《易经》或《周易》，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64卦和384爻，说明卦和爻的为卦辞、爻辞；《传》包括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10篇。

    《礼》亦称《仪礼》，后来加上《周礼》和《礼记》，合称“三礼”。《礼记》分《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以《小戴礼记》为主，系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共49篇，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参考书。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凡242年。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左氏传》即《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为编年体春秋史，据说为春秋时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记述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馀年的史实，比《春秋》经文多出十三年，多用事实解释《春秋》，其中也不乏一些古代传说。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有“五经”题，应试者“各占一经”，称本经。

    [四书]

    古代四部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特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再配以《孟子》，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后世即用作学习的入门书。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西汉时有今文本的《齐论》和《鲁论》及古文本的《古论》三种，今本《论语》是西汉张禹糅合各本而成，内容记载孔子言行，是代表儒家思想的主要典籍，从汉代起就成为学生的必读教材。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其内容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述纲领要目成为南宋以后理学家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

    《中庸》亦属《礼记》中的一篇，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书中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孟子》系战国时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所著，一说是孟轲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记录，现存七篇。书中记载了孟轲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定考试课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规定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有“四书”题，是决定考生中式与否的主要依据，其重要性超过八股文“五经”题。

    [儒道互补]

    作为哲学体系，儒家与道家两者异中有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同属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于各自发展的历史中取长补短，势所必然。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皆带有儒道互补乃至儒道释互补的印迹。作为个人修为，儒道互补或称“外儒内道”，传统文人士大夫则多以之为处世保身之法，具有社会实践意义。刚健进取、积极入世，究心“克己复礼为仁”，属于儒家的基本特征，遁世退隐、消极出世，讲求“自然无为”，则是道家的基本特征。儒道互补即不同人格理想、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的兼容并包，但它又不是杂糅并陈，而是有序的统一体。正因为这一统一体的隐性存在，才有可能令历代读书人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境界。儒与道两者的人生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会通融合，完全取决于专制社会体制的生态环境，是士人行为约束与精神自由、人生责任与现实逃避、务实与超然的对立统一，“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阙”，就体现了古代士人重智慧与重理性两种人生态度的相辅相成。面对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儒道互补”提供了古代文人士大夫于艰苦卓绝中可以泰然处之的哲学基础。与士大夫“外儒内道”处世原则相联系的是从汉朝一直到明清的历代统治者“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即在“仁德”的外衣下，崇尚权术，遵循霸道的法家路线。《汉书》卷九《元帝纪》记述汉宣帝教诲其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可见无论“儒道互补”还是“儒法互补”，对于文人士大夫或帝王而言，都是以实用性、有效性为第一要务。

    [三教合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三教合一”说常被用来总结唐代以后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但有所针对性的议论，文献典籍中又难以寻觅。儒家学派能否以“教”为名，姑且不论，三教并称，正史中始见于《周书》卷五《武帝纪上》：“（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所谓“三教”，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并立于社会之日起，相互间就既有竞争排斥的一面（如东汉以后有关“老子化胡”的争论），又有融通互补的可能；而执“三教一致”说者又各自皆立于本位立场会通融合其他两者，也无非出于弘扬自身的目的。如两宋间临济宗大慧宗杲（1089—1163）就意图援儒入禅，光大禅门。而金代全真教的创始者王重阳（1113—？）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也是以道教为本位兼取佛、儒家言。明代主张“致良知”的阳明心学，就曾用“三间屋舍”比喻三教只是一家。晚明三一教主林兆恩（1517—1598）因崇尚阳明心学而悟三教合一之理，其后民间宗教在创立发展过程中也多用“三教合一”说以招徕信众。清初蒲松龄《王如水〈问心集〉跋》：“佛曰‘虚无’，老曰‘清净’，儒曰‘克复’，至于教忠教孝，则殊途而同归。”然而部分文人士大夫对于“三教合一”不无抵触情绪，如明清之际理学家陆世仪（1611—1672）在其《思辨录辑要》卷三一就说：“三教合一之说，若粗粗看去，未有不以为然者。予少时亦每有此想。自丁丑用力于斯道之后，日渐将二氏来比并，始知二氏之于吾道相去天渊，实有强之而不能合者。非欲护持吾道而漫为此辟异端之论也。世人不察，群奉其说，只是不曾用力于吾道耳。”“三教合一”说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属于儒家传人对儒家学说一个高度概括的术语，简言之即指内具圣人之才德而对外施行王道。但“内圣外王”一词并非源于儒家文献，而是出自道家经典《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里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概括中华学术精华的用语，属于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统一体。诚如清末梁启超所释：“‘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儒家传人借用此四字术语概括自家学术，意在强调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详言之，《大学》有关教育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项即属于所谓“内圣”范畴，意即通过自我修养成为圣贤。八条目中的后三项“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是创造大同和谐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以孔子的言行而论，他主张仁德的实现全凭自己，《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述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是实现“内圣”的主观必要条件。孔子又主张通过自我修养逐步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论语·宪问》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可以视为达到“外王”境界的三个步骤。“内圣外王”历经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时代、宋元明时代、清代、近代乃至现代，“内圣”的要求变化不大，“外王”则有其不同的时代要求，但“仁义”的核心地位，在儒家看来则是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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