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离新加坡赴欧美筹款，委黄兴、胡汉民负责国内革命运动：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着手以新军为主的广州起义：同盟会、光复会之间派别纠纷加剧，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南洋、日本等地掀起“倒孙运动”：孙武、焦达峰等人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鄂总部，后又分别在武昌和长沙建立机关，准备策动起义。同盟会员佘竞成、熊克武等联络哥老会在四川广安起义失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反满革命，后被迫停刊，又改名为《民吁日报》，继续出版。本年，长沙爆发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订立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引起湘、鄂、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张之洞卒后，清政府命将该铁路事宜转归邮传部办理：京张铁路竣工：清廷始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并派出梅贻琦、秉志等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留学。
各省谘议局的创设
1906年以后，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清朝统治者内部有人惊呼：“长江千里，会党、革命党纷纷串结，大敌之剡，匪伊朝夕”，人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清政府内一部分官吏及立宪党的立宪呼声很高，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点宪政的姿态。1907年10月19日，清廷颁布《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即著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该章程共12章62条，规定“谘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自安为宗旨”。
《章程》规定谘议局人员设置、职责和任期等，谘议局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常驻员若干人；谘议局设办事处，经理文牍、会计及一切庶务；办事处设书记长1人，书记4人；议员任期3年，正副议长任期亦同，但常驻员任期为1年。谘议局分常年会和临时会两种，常年会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会期为40天，自9月1日至10月11日止。在常年会期外，如遇紧急事件需要研究决定，可召集临时会议，会期为20天。
《章程》对议员资格作了规定：“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25岁以上，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谘议局议员之权：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它公益事务满3年以上著有成效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或不动产者。”这说明只有大地主、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才有选民资格，而广大妇女、工人、农民、城乡贫民、中小地主及商人等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章程》对各省议员名额作了具体规定，因户口无法准确统计，参照科举时代的各省学额及负担漕粮数目确定议员名额，按照这种分配方法，名额最多的是直隶为140名，最少的是吉林、黑龙江为30名。
从1909年3月起，各省陆续开始选举谘议局议员。督抚监督谘议局的筹备和选举活动，并竭力排除革命党的渗入。各省议员定额及实选人数，各种记载不完全一致，一般记载议员总数为1677人。议员的成分，乡绅占多数，其次为教育界及商业界人士，还有部分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或留学生等。
就议员的政治态度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顽固派，这些人死心塌地地效忠清廷，力图使谘议局成为清廷的驯服工具。如山东谘议局93名议员中，就有62名顽固分子，他们在巡抚孙宝琦的操纵下活动，被称为“六二党”。一类是立宪党，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主张立宪，仇视革命，与清廷既矛盾又妥协，他们在谘议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一部分当上了议长、副议长职务，如张謇、谭延闿、汤寿潜、汤化龙、蒲殿俊等。第三类是革命党人，他们对谘议局这样的清淡机构不抱幻想，他们打入谘议局可多方联系，还可以公开身份掩护革命的秘密活动，如广东、广西、贵州、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的谘议局内都有一些革命人当选为议员，广西谘议局议员有同盟会会员10余人，约占议员总数的1／4，代理议长黄宠宪就是同盟会会员。贵州谘议局基本上是由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所掌握，半数以上的议员为该社成员。
总体看来，虽然旧式官绅在谘议局里占一定比例，有的省甚至占大多数，但谘议局的领导权却一般掌握在立宪党人手中，因此，谘议局已具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地方议会的雏形。由于谘议局内存在着顽固派、立宪党和革命党三种政治力量，彼此必然要展开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正式开议。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其余21个行省的谘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会期一般40～50天不等。开议后的第一件事是选举正副议长。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共选出63名正副议长。他们中一般有旧的功名职衔，也有不少人曾出国留学或考察，受过新式教育。张謇、方履中、谭延闿、曾熙、杜严、方贞、罗纶、丘逢甲等正从事新文化教育或开办实业。
玩弄假立宪阴谋的清朝统治者不愿谘议局真正发挥作用，在各省谘议局开会前一日，清王朝下谕告诫议员：各议员“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该督、抚尤宜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清廷大念紧箍咒，就是不许谘议局真正发挥地方议会的职能。督抚们也不会放松这奉旨监督的职责。
在谘议局开议期间，议员参预政治热情很高。江苏谘议局是公认办得好的，议员中立宪派的阵营整齐，议长张謇又为一时宪政巨擘。会议共进行56天，议决46个议案。在这些议案中，主要是强调谘议局的立法作用，要求保护其职权；办理各项宪政新政；力保主权，收回利权；纠举不法官吏，以澄清吏治；积极推广各项实业；剔除弊政，减轻百姓痛苦和负担；改良社会风俗，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而这些议案送呈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审核，只有7件无关痛痒的得到答复。各地督抚“多以压抑为能事”，有的省闭会一两个月，“议案如泥牛入海，消息杳然”。有的督抚假抚民意，利用谘议局“施虐于民”，“于是人民怨毒，不加于官府，转以谘议局为集矢之的”。如广东谘议局成立后仅开过两三次会，所通过议案较重大的有开赌（番摊）筹集海防经费及征兵条例等。所谓开赌筹集海防经费案，一面假借民意以建设海军，充实国防为名，迷惑视听，以榨取民脂民膏，供其挥霍；一面利用赌博来诱惑人民，使其沉迷于博弈陷阱，转移人民对封建统治的反感而巩固其统治权。此议案是在专制皇权高压下通过的。这说明，假立宪下的谘议局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替罪羊。
谘议局使立宪党人有了一个合法的议事机构，它既反对革命，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使统治者假饰立宪的诡谋，更易于在民众面前暴露出来。立宪党人利用谘议局这个机构，向清廷提出加快立宪步伐的要求，倡导组织收回利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挠了清朝拍卖主权的勾当。谘议局作为象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其历史作用具有双重性，但其反动作用是主要的。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各省谘议局便被革命的洪流所冲击。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各省谘议局陆续解散。
《民呼日报》创刊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1909年5月15日创办于上海，于右任自任社长，陈飞卿任主笔，编辑撰稿者有范光启、徐天复、吴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锡三等。内容除通讯、广告外，分言论、纪事、丛录三部分，辟有社说、专论、诗话、艺苑等栏目，并配合各地时事新闻，刊登有关政治、时事、社会生活的图画，以讽刺画为主，行销很广。
5月5日，《民呼日报》的办报宗旨以广告的形式登载上海各报上，称“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报纸不接受官款，不收外股，对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15日，该报出版创刊号，头版发表《民呼日报宣言书》的社论，言明办报宗旨，并向各界庄严宣告：“民呼日报为何出现哉？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第念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自今日以往，凡官吏有盗卖我路矿，污辱我国体者，必号泣陈诉于四万万同胞之前，以求裁判焉。凡外人有觊觎我主权，侵削我领土者，必反复开导于四万万同胞之前，以求挽回焉。”
该报出版后，以大量篇幅揭露清朝各级官吏的腐败、暴虐、嫖赌、吸毒及投机钻营等种种丑行，把他们分为“死人”、“魔鬼”、“狼与羊”、“蟊蠹”、“蝗蝻”五大类，指出他们是中国致衰的病因，必须将他们革除，采取“人为淘汰之术”。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述灾荒问题，从创刊到终刊，大量刊登了甘肃灾荒问题的文章。从当年7月起，连续载文披露天灾人祸导致甘肃赤地千里，树皮革根被剥光挖尽，竟至人相食之惨状。揭露陕甘总督升允为仕途钻营，隐瞒和缩小灾荒程度，欺骗上峰和社会舆论：“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竞不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称中国已出现两种异象，“一为稗政失民心，一为水旱夺民命，两者交乘，益未有不亡”，暗示清朝气数已尽。
该报还大量报道了有关路矿斗争方面的文章。6月1日，发表了《声讨民贼之檄文》，副标题为“福公司者祸公司也”，指出“况乎今日福公司非特攫我开采权，并攫我售卖权。果售卖权失去，则我豫其他所开之煤矿公司均失利，是一福公司能倾压我豫千百煤矿公司也”。揭露了福公司对豫丰煤矿的进一步侵略。对路案的宣传，该报前期以津浦路营私舞弊案为重点，集中攻击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侵吞公款，私通德国，擅改路线，置天津站于德租界附近等问题，迫使清政府将李撤职查办。后期则鼓动粤汉铁路商办，反对归英、法、德三国借款承办。指出“铁路者，地方之血脉也。权操诸己，则为便利交通之事业；操诸人，则为丧地灭国之利器”。该报指责清政府是“卖路贼”、“矿贼”、“民贼”和“卖国贼”，认为“吾人为我国民今日欲保存固有之权利，不可不先破坏外人之权利，欲破坏外人之权利，尤不可不先破独夫民贼之权利”。该报积极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商办沪嘉铁路通车时，该报刊载大幅车站照片，详细报道庆祝盛况。
该报对贪官污吏的揭露，引起他们的愤懑。7月27日，陕甘护督毛庆藩致电上海道蔡乃煌，诬指在《民呼日报》办公的甘肃筹赈会有侵吞赈款嫌疑，要求对该报查究。8月2日晚，租界当局将于右任、陈飞卿拘去，经14次讯问，租界当局于9月8日判于右任“逐出租界”，陈飞卿“应并饬具结存案”。8月14日该报被迫停刊，仅存92天，但不久又以《民吁日报》面世。
冯如开创中国飞机制造的先河
20世纪初，欧美各国争相制造飞机时，中国出了个第一位飞机制造家冯如。
冯如，号鼎三，广东恩平人。188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冯如，好动手动脑，曾用火柴盒制造轮船模型等。1895年，在美国三藩市（今旧金山）做小本生意的舅舅，劝他出国谋生。12岁那年，冯如告别祖国和亲人，来到三藩市做工。1901年，又转往纽约做工。在美国，他看到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很先进，认识到中国要由弱变强，必须学习制造先进的机器设备。于是他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出钱买了不少机械学方面的书籍，每晚刻苦钻研，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掌握了30多种机器的构造和性能，还发明了抽水机和打桩机。他自己还制作了一种无线电报机，电码灵敏准确，能收能发。有人向他购买了几台。
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在北卡罗莱纳州基蒂霍克沙丘成功地进行了人类首次飞机飞行，冯如预感到飞机在军事上的重大作用，萌发了制造飞机的念头。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祖国和同胞饱尝了战争的灾难。冯如向同伴说：日俄战争遭难的是中国，中国必须制造出飞机，倘若有千百架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就可以对付入侵者了。他慨然感叹：“我听说兵器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飞机了。誓毕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1906年，他从纽约又回到三藩市，开始筹划制造飞机事宜。华侨青年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壁如3人自愿做他的助手。4人跑遍三藩市的图书馆和书店，搜集技术资料，钻研飞行原理和制造技术，经反复比较，设计和制造出了飞机模型。冯如向当地华侨筹得股金约1000美元，准备创办飞机制造公司。1907年9月，冯如在奥克兰市租了一间厂房，主持研制工作，他屡次试验，屡次失败。有一次，飞机上升到数丈高空时突然坠地，冯如侥幸死里逃生。但他毫不退却，继续翻阅和收集大量飞机结构图纸，研究改进之法。此时，冯如父母思子心切，来函催促他回家，在这关键时刻，冯如毅然决定“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冯如率领助手们继续实验，他们节衣缩食，把节省下的每一美分都用于科研。他日夜寻思，再次构造，并研究灵动之法，着重解决飞行中的平衡和操纵问题，他从老鹰在天空中飞翔的姿态受到启发，便向邻居借一只鸽子，测量身躯和两翅的长度，计算两者之间的比例，改进飞机的设计方案。1909年，冯如驾驶一架经他改进的，其机翼、方向舵、螺旋桨和内燃机等全部零件都是自己制造的莱特式飞机，在奥克兰市上空飞行了2640英尺。此为中国航空史的第一次飞行。它的航程是莱特兄弟首次试飞时的3倍多，西方世界为之震惊。9月23日，《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以醒目的标题《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报道了冯如这次试飞的经过和改进飞机的计划。冯如随即倡议创办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广东飞行制造机器公司，旅美华侨鼎力支持，踊跃捐款，10月份公司成立，冯如任总机械师。
1910年，冯如造出了一架性能优良的“顿异前制”的飞机。这时，正在美国奔走革命的孙中山，观摩了冯如的试飞表演，非常高兴，他向冯如表示祝贺，并勉励他说：“爱国救国的大有人在！”在孙中山和爱国侨胞的勉励下，冯如倍受鼓舞，很快又造出一架性能更佳的飞机，他亲自驾驶飞机，创造了当时航程20英里，时速65英里、高度700多英尺的世界纪录。他成了第一个自己设计、制造飞机并飞上天空的中国人，他成了中国的莱特！这一年，冯如参加了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飞行竞赛大会，获得了优等奖。
1911年2月22日，广东飞行制造机器公司改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冯如一贯主张的“壮国体，挽利权”，作为公司创立的宗旨和经营原则。随后，冯如放弃美国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拒绝了美国人的重金招聘，毅然起程回国。3月22日，他偕同公司的3名助手，带着两架自制的飞机和制造飞机的机器设备抵达香港。他说：“我要把飞机贡献给祖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州光复。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冯如看清了前进的方向，毅然参加了广东革命军。广东革命军政府组织飞行侦察队。任命冯如为陆军飞行机长，担任中国最早的一支革命空军的领导工作。为普及航空技术，经广东革命军政府批准，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郊区的燕塘操场进行飞行表演。他由燕塘墟起飞，凌空而上，高约120尺，往东南飞行约5里，观者塞途，掌声不绝。突然飞机急速从空中坠地，冯如倒在血泊中，头、胸、骨、股各部均受重伤，弥留之际。他还说：“要飞行，难免总会有牺牲的，你们要继续飞行！”他为中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9岁。
1912年9月24日，在冯如坠机的地方召开追悼大会，群众送来很多挽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命令：从优照少将阵亡例给恤，并将事实宣付国史馆。其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碑塔正面篆刻着“中国创始飞行大家冯如君之墓”，背面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有关命令，左右两侧面刻着“民国第一飞行家冯如君墓志铭”，冯如的名字载入了中国近代航空史册。
晚清禁吸鸦片运动
鸦片作为毒品，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840年，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就是被英国殖民者用鸦片打开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接连失败，鸦片之毒也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中国愈演愈烈。此后，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烟馆比比皆是，吸食者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王公显贵，下到官吏士绅、贩夫走卒，均沉溺于此毒之中。吸食鸦片不仅使大量财富外流，而且严重腐蚀了清政府的肌体，败坏了吏治，甚至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
因此，自从鸦片传人中国后，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严禁此毒，但始终不见成效。到20世纪初清王朝垮台前夕，统治者再一次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禁吸鸦片运动。
1906年9月20日，清廷发布严禁人民吸食鸦片的上谕，说自鸦片驰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导致国败家贫。现今朝廷锐意图强，举行“新政”和仿行宪政，亟应伸儆国人，咸知振奋，去除陈痼而蹈康和，因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禁绝鸦片，限期10年，一律革除净尽。可见清廷在此时实行禁烟，是要为实行“新政”和立宪政治创造条件，要求政府官员和全体人民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以达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因此，清廷的这次禁烟运动较之以前下了更大的决心。
11月30日，清会议政务处筹拟了禁烟章程10条，后得到清廷批准，禁烟运动遂在全国正式开展起来。这10条禁烟章程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限制种植罂粟以净除鸦片根株。鸦片本来是舶来品，早期鸦片大部分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地。但到20世纪初，洋烟进口日减，而由中国自己种植的鸦片即土烟越来越多，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关于当时鸦片的总产量，由于内地关税制度的不完全和各级官吏的隐瞒，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据清度支部估计，1906年全国土烟产量约为14.8万担；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估计则有33万担。同年，洋烟进口数量为5.4万担。因此清廷禁烟决定以铲除罂粟为重点，禁止在国内种植。第二，对于吸食鸦片之人采取各种方法加以限制。
当时鸦片流毒已久，民间吸食之人十居三四，要想在短期内一律予以禁绝不太现实，因此清廷决定分步骤进行，原则是“宽既往而严将来”。首先，凡已吸烟者无论何人，都要向当地政府呈报登记，各地政府待报齐后造成清册，呈报上司衙门存案备查。其次，吸烟者将发给牌照一纸，分别注明本人姓名、年岁、籍贯、每日吸烟数目、颁发日期等，以此作为吸烟、购烟之据。牌照分甲乙两种，年在60岁以上者给甲号牌照，清廷对这些人戒吸与否并不强求，而是从宽免议；凡60岁以下者颁给乙号牌照，令其吸烟数目每年递减，几年内一律戒断，如逾期未戒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官员休致，举、贡、生、监斥革，平民则出榜通示众人，不准参与一切名誉之事，以示不齿于齐民之列。对于不领牌照而私下吸烟、购烟者，一经发现或被指告，将予以严惩。
第三，对于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烟馆烟店也要严加禁止，以杜渊薮。清廷认为这些地方引诱少年子弟、无业游民吸毒，危害最大，勒限6个月内一律停歇改业，逾限概行封禁；对于烟店虽未能一时禁止，以后须渐令收歇，不准再有新开。饭庄酒楼之类，以后也不准备烟供客。
第四，由官方研制禁烟良药以便医治烟毒。决定由各省送派精通医学之医生研究戒烟药品，发交各处善堂或药铺，照原价经售；对于无力购买的贫民则准其免缴药资。另外，在社会上鼓励创立戒烟善会，由各地将军、督抚饬令地方官，督率该处公正绅商广为设立，以收劝导之效，转移习俗。
第五，严禁官员吸食以端表率。当时规定全国戒烟期限为10年，而对于清廷官员又格外严格。官员戒烟分两个等级，王公世爵、各衙门堂官及地方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等省级以上官员，要自报戒断年限，戒烟期间保留原职，暂不履行公务，待戒断后恢复原职；其余京外文武大小官员，限期6个月内一律戒断。惟官员年龄在60岁以上者，均与平民一律，不强求戒断。另外，各地官员不仅自身要做禁烟表率，而且也必须切实执行政府的各项禁烟措施，督率地方绅董认真办理，并将这一条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
第六，对于洋烟进口也要加以限制，以遏来源。但此事因事关中外交涉，故决定由外务部与输入中国的洋烟大户英国妥商办法，以期土烟、洋烟同时递减，届期同时禁绝。对于清廷的这一禁烟要求，当时的英国政府也表示支持。1906年，英国议会11年来首次就中印鸦片贸易问题进行辩论，并在6月6日由下议院通过议案，声明“本议会坚信中印鸦片贸易在道义上是不能维护的，因此要求清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使之迅速结束”。年底，清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铲除烟毒祸根的五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从1907年起，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减少1/10，并禁止吗啡流入中国。对此英国基本同意。
清政府下禁烟决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执行起来就更难。当时许多清廷官员都有烟瘾，故多对此次禁烟持消极抵制态度，因此最初禁烟运动并不顺利。直到1907年4月，清廷才派出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及协办资政院事务的景星、丁振铎等人充当禁烟大臣，委派他们精选中外良臣，立即成立戒烟公所，专司查验。而鹿传霖本人烟瘾就极大，因此很长时间内，戒严工作并不果断。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登极，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面临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之际，对吏治的腐败忧心忡忡，对鸦片深恶痛绝，禁烟的决心非常坚定。另外1909年初，为了声援中国的禁烟运动，国际禁烟大会也在上海召开，作出了禁止鸦片及其制成品贸易及吗啡输入等九项决议，中国的禁烟运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处于世界禁绝毒品的有利的大环境中。在此情形下，开展了几年的禁烟运动才真正进入高潮，在全国全面展开。
首先是封闭烟馆。1906年的禁烟章程中明令取缔烟馆，不许众人在公共场所公开吸烟，对于出售鸦片之烟店暂不取消，顾客购买烟土后可回家吸食。因此从1907年开始，各地烟馆陆续被封，如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杭州、苏州、南昌、武昌、桂林等地烟馆多被封禁。但是即便如此，漏洞依然很大，烟馆并未彻底清除。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烟馆转入地下，成为黑店，在东北、山东甚至北京都有这种情况；在中心城市禁烟较为严厉，而在偏远城市则不得力，甚至不禁，如距北京百余公里的张家口仍是照旧开灯、开馆，地方官并不禁止。再有就是部分地方官员擅自驰禁。如武昌，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时对清廷政令尚不敢敷衍，但他调任军机大臣后，由湖北布政使李岷琛署理湖广总督。李岷琛本是烟鬼，乃在武昌全面驰禁烟馆，且照旧按月征收捐税。另外，戒烟也在公共租界全面展开。按照事前的中英协议，一旦中国切实开展戒烟，英国也将说服别国在租界内实行。于是从1908年春开始，租界也开始陆续取缔了烟馆，或令其自行闭歇；有些地方还当众烧毁了烟土、烟具等，以造声势。
其次是让吸烟者断瘾。这项工作比查禁烟馆更为困难，因为烟馆设在明处，只要官方下决心完全可以取缔；而瘾君子躲在家中，难于查处。许多烟民为了对付清廷严格限制和逐年减少吸烟的规定，在家中囤积了大量烟土。从1908年初开始，清廷着手对平民进行戒烟工作，在登记注册的基础上向烟店发放营业牌照，向烟民发放吸烟牌照。对于吸食鸦片的官吏，清廷更是屡下谕旨严厉督责，并将原定的禁烟6个月期限再延长3个月，并要求各级官吏出具无烟癖或有烟瘾但已戒除的保证书，且规定时常派人员进行检查。如有查出违反保证的，其上属官员也负有连带责任。
再次，在北京和全国成立戒烟总局或戒烟公所，有些地方还附设了戒烟医院，以强制推行禁烟措施。如直隶的戒烟医院“每日领药者络绎不绝”，到1908年秋，在该院戒断者已达3000余人。载沣摄政后在全国更加严厉地推行戒烟措施。1911年初，北京戒烟公所修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浴堂，决定令侍郎、副都统以下，至三、四品京堂，外官巡抚、司、道普遍进行一次检验，看他们是否有烟瘾未断。各官员须裸体而人浴堂，换上特制的衣裤，被监视7天或10天。吸烟成瘾的官员对此大为怨愤，而醇亲王却不为所动，坚持要把禁烟进行下去。吸烟官员无奈，有些不得不借故逃脱，具折称病，请假回籍以躲避风头，甚至挂靴而去，狠心丢掉了乌纱帽。在地方，因戒烟与政绩有关，一些地方官员也不得不认真查禁，如湖北布政使李岷琛因烟瘾至深，也被湖广总督陈夔龙强行送人戒烟所；贵阳禁烟公所成立后，贵州巡抚也下令自道、府以下各官入所调验，被调验的官员有些烟瘾发作小能支持，有些将鸦片藏于衣内或房中被查出，真可谓丑态百出了。
最后，在官方的鼓励下，民间的戒毒所纷纷成立。
早在1879年，郭嵩焘等人就自发组织了禁烟公社；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在上海也创立了戒烟公会。进入20世纪后，戒烟组织在全国更加普遍。他们一面向人民演说烟毒之害，一面附设戒毒社、分发戒毒药物，帮人除去毒瘾。在这些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下，许多人也戒断了烟瘾，走上了新生之路。
虽然晚清有关禁吸鸦片运动的数据并不完全，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则是肯定的。到1909年初，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100余万，平民300余万，断瘾者占吸烟者的60％。仅从报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另据1908年10月度支部奏称：从当年下半年起，江苏、安徽、河南、云南、福建、黑龙江6省已完全禁种鸦片，由此当年全国鸦片产量将比1907年减少30％；奉天、吉林、直隶、山东、江西、浙江、湖北、湖南、新疆、广东、广西省拟从1909年下半年起实行完全禁种，由此当年产量可比1907年再减10％；对于产烟大省如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以后将实行逐年减种。但是，由于清廷自身禁烟举措仍不十分坚定，各级官员仍有不少的延宕应付，加之辛亥革命的很快到来，清王朝迅即土崩瓦解，清廷制定的10年禁烟计划化为泡影，致使鸦片的危害又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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