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再加20万元的赏额通令缉拿孙中山，日本政府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查封。（民报）自创办以来历时两年，共出24期，1910年又在日本秘密出版两期。在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群治学社。孙中山、黄兴等人继续在中国西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先后领导了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均告失利。此后，孙中山、胡汉民等总结斗争经验，开始把发动群众的重心向新军和会党转移。
本年，美国国会通过退还庚子赔款案，决定将一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作为对华进行文化侵略之用：中英两国在印度订立《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达赖喇嘛来京，诏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命即回西藏。清廷因（新世纪）杂志语多悖逆，禁在国内行销；《新民丛报》亦于年底停刊，共出96期。
山西收回福公司
从20世纪初年开始的收回利权运动，到1906年至1911年间达到高潮。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省人民纷纷成立路矿公会或协会。本省利权为本省人民所有，不允许列强染指的呼声响彻全国。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在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山西人民收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的交涉时间最久，影响深远。
自同治年间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勘矿报告发表后，山西的丰富矿藏为列强所垂涎。英、意商人于1897年合股成立了福公司，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福公司（PekingSyndicate Ltd）又译北京银公司，开办资本两万英镑，名义上是由英国和意大利资本家共同组织，但在伦敦注册，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婿罗翁侯爵担任总董，它实际上是一家英国企业。次年，福公司通过山西商务局，签订了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60年。合同签订后，福公司一直没有勘查开采。义和团运动后，山西绅商发现原定合同有碍华人矿业的发展，成为山西人民自办矿业的严重障碍，曾多次与福公司谈判，试图挽回已失利权，均遭福公司拒绝。在山西巡抚张曾撑等支持下，绅商便于1905年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借以抵制福公司。福公司依靠英国公使萨道义（E.M.Satow）的支持，不准中国人开矿，说它在盂县等地有“专办”矿务的权利，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土窑，并到处插旗开矿。萨道义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明非经福公司允许，“无论华洋何人何公司皆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
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慨，商务局也不敢擅自答应福公司的要求。平定州各界于1905年组织“矿山会”，约定矿地不售给外人。同年12月，晋绅解荣辂、梁善济等300余人联名上书，痛陈丧失矿权的危害，要求收回福公司的矿权。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千余人联名具禀，声明山西主权属于山西人民，福公司采矿合同未经山西人民同意，不能生效，并主张筹款收回矿权。太原商会通电痛斥福公司垄断山西矿权，指出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权。同盟会员景梅九以山西籍留日学生代表的名义回国，借争矿问题“做了许多文章，暗地鼓吹革命”。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中，揭露了清政府卖矿的罪行，号召人们把收回利权同反满革命结合起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对清政府卖矿罪行深感愤慨，竟于1906年10月13日蹈海自杀，他在绝命书中悲愤地说：“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东京留日学生和太原、平定州等地群众先后为李培仁召开追悼会，掀起群众争矿的热潮。
在此期间，山西绅商派代表前往北京，与福公司谈判废约；同时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筹备创设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保晋公司正式成立，推举渠本翘为经理。渠本翘，祁县人，山西票号大股东。1892年中进士，曾为内阁中书。1902年在太原创办双福火柴公司，后又陆续投资于新式工业。保晋公司成立后，立即在盂县、平定州、潞安各地开煤井数十处，并按太原矿业公会的办法，规定矿地不准售予外人。
在谈判过程中，福公司迫于山西人民的斗争压力，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提出中外合办矿务的方案，表示可容纳华股并选晋绅一名担任福公司董事。绅商代表坚持废约自办，但担心人民群众“排外”，引起“国际交涉”，遂表示愿付赔偿费，以达到“赎矿自办”的目的。福公司不肯答应。随后，它又提出只许中国人用土法开采，不许使用机器的无理主张。遭到山西代表的驳斥和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山西绅商学生各界闻讯后，于1907年11月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到会万余人，各界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强行开采，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做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同时，平定州等地绅民大会相继决议，禁止向福公司出售矿地。山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福公司无计可施，被迫接受了赎矿的原则，转而凭合同讹诈。经过多次交涉，1908年1月20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订立《收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议定所占矿产由山西绅民以银275万两作赎款，将盂、平、泽、潞各属矿权全部收回。山西人民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钦廉上思起义
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是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钦州、廉州（今均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西上思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人钦廉发动起义。
黄受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枪数十支，又得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遂组织旅安南华侨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于1908年3月27日向钦州进发。29日下午，义军抵小峰，遇清军一营依山堵击。黄兴佯败，引清军离山上阵地，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次日，再败清军一个营。31日，义军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4月2日，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某率兵三营来攻。义军居高临下，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发枪将龙某击落马下，敌三营尽溃。
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共缴获快枪400余杆，弹药无算，声势日盛，拟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向桂边进攻。清军统领郭人漳等部3000余人尾追不舍。黄兴机智地命部队夜间用炸弹突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退。此后，黄兴率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坚持战斗40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奔命，令钦廉道龚心湛“闻风而栗”，频向粤督告急。
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此大著。”
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同时黄兴亦未接受防城起义时受骗的教训，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于郭人漳身上，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安南，大部分退入十万大山。
云南河口起义
又称戊申河口之役，是1908年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河内时，令黄明堂会同王和顺、关仁甫策划云南河口军事，策应黄兴在钦、廉、上思起义的行动。河口是滇南门户，当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上通蒙自、昆明，左通蛮耗、普洱，右通剥隘、广南以达桂边；其地处边陲，是铁路工人和游勇聚散之地。
1908年4月，关仁甫先入云南，游说清防营及铁路巡警等响应起义。4月30日凌晨，黄明堂等率所部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袭攻河口，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占领河口。旋进取半山炮台，经激战，清军管带黄元祯率部返戈助战，至午后4时清河口副督办王镇邦被击毙，河口四炮台皆为义军所有，获快枪4000支，子弹无算。黄明堂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义军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
关仁甫于5月2日率众400人左趋蛮耗，拟上个旧，并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次日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200余人相遇，清军不战而走，降者数十人，驻霸西清管带李开美也率众反正，义军遂占领新街。4日，王和顺率起义军从河口出发沿铁路进攻，先有清军李兰亭部一营投诚，继又招降黄茂兰部两哨，遂占领南溪。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云贵总督锡良命，带兵四营到八寨。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菁，以牵制白军。白军来降者百余人。义军本可乘胜进克蒙自，因粮弹不济，只得暂驻原地停止进击。
为数众多的清兵反正，是起义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但随之而来的也给起义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听号令。孙中山见河口前线缺乏得力主将指挥，又适黄兴从钦州返安南，遂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前线各军。黄于5日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7日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他至河口后，见军事状况“疲玩不振”，力促黄明堂迅速增兵，沿滇越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以粮食缺乏，犹豫不决；黄兴不得已，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是“将士多不听号令”，行军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黄兴再三抚慰无效”。再行半里，兵士纷纷溃散。黄兴深感“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遂决计回河内，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敌。
5月11日黄兴自河口返安南，不料刚到老街即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逐出境，法当局且明令禁止起义人员及粮械从安南进入云南。此后，义军进入困境。清云贵总督锡良乘机调集军队向义军反扑，委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他本人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金柱由蒙自分兵两路沿铁路线进攻，进至蛮耗的义军左队关仁甫部原清降兵，闻清军到来，立即哗变，关部损失惨重，只得退守河口。
5月下旬，清黔军二营、川军二营、桂军三营络绎而至，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20余日，义军渐处劣势。22日，王和顺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双方议定义军全数开赴普洱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昆明，并确定两部开至巴沙会合，再相机进取。但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等王和顺兵到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清军大队相遇，败后退回河口；王和顺闻讯也只好向河口退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军诸首领商议确定行动方针为“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全数撤出河口。5月26日，清军占河口。
黄明堂等率军600余人撤至安南境内，拟再转进桂边，结果被法殖民当局强行缴械，遣散到新加坡等地。历时一个月的河口起义最后失败。
群治学社
群治学社是清末湖北革命团体。1908年12月，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分子黄申芗、杨王鹏等人改组军队同盟会为群治学社，继日知会开展革命活动。黄申芗，原名绍香，湖北大冶县人，大冶、兴国（今阳新）县的会党首领。1906年，加入湖北新军，与孙武结识后，加入共进会，举其所属，听孙武指挥。曾被孙武委任为第四镇统制。群治学社成立后，被举为社长。首义后与孙武的政治态度一致。杨王鹏，复姓杨王，名鹏，湖南湘乡人，1907年在湖南投军，不久因宣传革命被开除。次年人湖北新军，充司书生。后参与组织群治学社。此外，群治学社的负责人还有李长龄、黄元吉、章裕昆等。成员为湖北新军中的革命青年。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策划革命。学社的初期活动，仍限于军队，但较以前有重大的发展。
第一，学社撰拟了宣言，确定“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的奋斗纲领，暗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宗旨。
第二，学社制定了简章，矫正了日知会公开吸收会员，而不设组织建制，军队同盟会“不具订章规，举动自合约束”等缺点，规定设立一个由社长及其下属文书、庶务、会计、评议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并规定每人每月须介绍2人入社，经过领导考查方可接纳的组织程序。并针对日知会吸收军官的偏向，作了“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的决定。
第三，学社接办汉口《商务报》，作为团体机关报，进行革命宣传。该报言论激烈，公开刊登漫画，讥讽鄂督陈夔龙和统制张彪，被视为“汉口报界革命之先锋”。
群治学社较之以前湖北革命小团体，有了重大发展和提高。它较为严密的组织措施，有利于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它存在1年零9个月，是湖北革命团体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它侧重于争取新军士兵的传统，还突破了小团体的圈子，加紧与秘密会党的联系，它与共进会互通消息，使这两个革命组织日趋汇合，为湖北新军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广总督派新军二十九标及炮兵一营入湘弹压。群治学社与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合谋发难，后因长沙抢米风潮很快被镇压，群治学社只得“按兵不动”，另待时机。消息走漏，黄申芗逃亡上海，林兆栋等逃亡四川，《商务报》也因反对粤汉铁路借款事被清政府封闭。因张彪怕激成大变，不敢深究，因而群治学社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力量基本保存下来。
群治学社既已暴露，革命者只得更改组织名称。1910年夏，杨王鹏、李抱良（六如）、章裕昆等聚议，决定改组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9月18日（中秋节），振武学社举行成立大会，公举杨王鹏为社长，李抱良为文书兼庶务。与群治学社比较，振武学社组织活动更秘密，建立了标、营代表制，规定“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不得互知其内容，以防宣泄，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并传达命令而已”。振武学社成立后，很快社员增至千人。不久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侦知新军中振武学社的存在，但由于杨王鹏、李抱良隶属该协第四十一标，黎怕因此贻误自己的前程，不敢采取大张旗鼓的镇压措施，嘱咐部属“万不可声张”，振武学社虽遭到破坏，但不严重。杨王鹏、李抱良等被开除出营，暂时走避，社务由蒋翊武代为主持，革命力量基本上保存下来。后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将振武学社改称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采取更加隐蔽的斗争。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下简称汉冶萍公司）是我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公司成立于1908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组成，是当时东亚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公司全面引进西方先进的钢铁技术装备，开创了我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新纪元。
汉阳铁厂于1890年开始建设，1894年投产，是我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全套生产钢铁工业设备。该厂包括6个大厂和4个小厂，以及大冶铁矿、大冶王三石煤矿、武昌马鞍山煤矿和其他附属厂矿。6个大厂是：炼铁厂有2座100吨高炉，1905年又兴建1座250吨高炉；炼钢厂有2座8吨酸性转炉，1904年后拆去转炉，兴建1座150吨混铁炉和6座30吨碱性平炉；平炉厂有1座10吨平炉；钢轨厂的大轧机轧辊直径800毫米，动力为1.3万马力；铁货厂；熟铁厂。4个小厂是：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鱼尾板道钉厂。
汉阳铁厂建设总投资500多万两白银，占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1894年5月到1895年8月，全厂生产生铁熟铁和钢材共计8860吨。铁厂初期资金不足，经营不善，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后经努力提高了质量，打开了销路。20世纪初期，年产生铁约30万吨，除本厂炼钢和国内销售10万吨外，其余出口日本、美国和欧洲。生产的钢轨用于铺设铁路，粤汉、津浦、淞沪、正太、沪宁、沪杭甬等铁路都用该厂生产的钢轨。一批优质钢还用于军工生产。
大冶铁矿兴建于1890年，为建矿还铺设了30多公里的轻便铁路，并向国外购买了采矿机器。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这是我国第一个用近代采矿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有工人2000多人，有5台气压凿岩机。
从1896年到1934年共开采优质铁矿石1200万吨，其中，340万吨供给汉阳铁厂，其余出口日本。
江西萍乡煤是优质炼焦煤。汉阳铁厂于1898年投资在萍乡安源兴建煤矿。据1908年调查，全矿工人约3600人，煤井共有窿口7处，年产约40万吨；有炼焦炉36座，每昼夜可炼焦600吨，年产约18万吨。萍乡煤矿保证了汉阳铁厂所需的焦煤。
汉冶萍公司的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钢铁业的面貌，公司引进的设备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但先进的技术水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引进的设备没有得到推广，没有发挥它们本身的经济效益。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如汉阳铁厂，最初拟建于广州，在煤、铁矿均无着落时便订购了进口的各种设备。后因张之洞调来两湖，故工厂移到湖北。厂址不设在大冶铁矿而设在武汉，是出于张之洞的“照料”方便，无形中增加了运矿石的成本。更有甚者，炼钢厂开炉后才发现建好的酸性炉不适于大冶铁矿，又拆建为碱性炉；此外，开炉时也没找到合适的煤矿，只得从德国进口数千吨煤焦。因管理不善，中国的管理官员挥霍浪费，产品成本高得惊人。在进退两难之际，工厂举步维艰，不得已于1900年前后从日本等国借大量外债。日本的要求十分苛刻，规定40年内，必须向日本提供头等铁矿石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并且，不经日本同意，厂矿均不得收归国有。实际上，其控制权已落入外人手中。截至1911年，该公司总计用银共合规元3200余万两，除股本1000万两外，其余2200余万两都是债款，利息负担沉重。自1896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至辛亥革命时的15年间，汉冶萍三厂支付的股息和借款利息共达1000余万元，约占同期总支出的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帝国主义列强无暇多顾，汉冶萍公司一度兴盛。战后钢铁价格暴跌，公司靠借贷维持，多数高炉停产，从此逐渐衰落。国民党政府时期，又续借大量日款，公司大权全落入日人手中。抗日战争时期，除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建大渡口钢铁厂、萍乡煤矿部分设备拆运广西外，其余都被日军占领。战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生产停顿。解放以后收归人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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