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十岁以前的记忆力特别好。十岁以后的事情，大抵记不清了，也是因为那以后的事情实在发生得太多、太频繁的缘故。只记得十岁那年最后一件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的事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跟在大人们的队伍后面上街游行，欢庆胜利。游行的队伍敲锣打鼓、呼口号、扭秧歌，吵嚷喧闹着走遍我们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就在一个个密匝匝的游行狂欢的人脑袋的上方，伸出来一个接一个的巨幅漫画牌牌，每一张牌牌都足有学校里的小黑板那么大，那上面用黑粗黑粗的线条勾勒着奇形怪状的人物图像，他们一律噘嘴扭臀，歪鼻子瞪眼儿，看上去既丑恶又夸张，好玩儿极了。

    十月，在东北，已经算是进入深秋。记得那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雨丝带来了严冬即将来临的萧瑟信息。然而我们不怕，我们根本在乎不了这些。我们都穿着又笨又厚的秋衣秋裤，撑着家里祖传下来的破旧油纸伞，或者就蒙着一块简单廉价的旧塑料布，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就那么一路不停地跟着跑啊、跳啊、喊口号啊，雨丝一落到一张张热气腾腾秋苹果似的孩儿脸上，立即化雾消散。

    那天走的路程可实在是够远。我们从沈阳市东区的第五人民公社的大门口集合出发，一直冒雨走到隔开两个街区的一座大石桥，然后跨过矿山机械厂运煤的铁道，穿过“九一八”事变的皇姑屯柳条沟遗址，再一路经过故宫和皇太极陵，最后绕回大桥上走回去。虽然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断地歇下来喘喘换一口气儿，但我还是觉得，对于我十岁的小短腿来说，那条路线还是显得太长了，就好像走了一辈子那么长。郊区田野上小鬼子们留下的炮楼依稀还在，它们都缺盖少顶，在迷蒙的雨雾中如一堆堆阴魂不散、妄图复辟的坟茔。另一些烙着殖民地和亡国奴色彩的日式砖木小屋，也一幢挨一幢地在雨中散发着一片心怀叵测的寂静。不远处丛丛林立的工厂大烟囱里，喷吐着一簇簇蒸蒸日上的黑色烟雾，它们混混沌沌凝入雨中，同那些片片断断的殖民地残留建筑一起，构成了我所出生的这块土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游行队伍的口号呼得响亮，锣鼓敲得震天。不断有路边骑车和走道儿的人瞎掺和进队伍中来，莫名其妙地跟着游一会儿，游累了以后就自动掉队，接着又会添进新的看热闹凑趣的人。我们却是一直要跟着游到底的，因为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红小兵团体。每隔一阵，我们就举起小拳头，啜起小嘴，像一群群发情的小狗那样朝天上纵声狂吠：“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打倒王洪文！”被打倒的那些人物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在上个月的毛主席追悼会上，那个叫王什么文的，还在我们学校操场的大喇叭筒子里喊口令，让我们对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声音软耷耷的。我们学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小学生，全都立正站在东北九月秋老虎似的骄阳下，站得一动也不能动。光秃秃的大操场上，没有一棵树可以遮阳，也没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只有电线杆上挂着的大喇叭筒没完没了地“呜呜哇哇”。很快就有几个一年级小豆包支持不住，中暑虚脱倒下去了。一旁正忙着用手绢擦眼睛的班主任女老师，赶紧分出神来拧掉腮边一挂鼻涕，手脚并用把小学生抱到一旁的乒乓球案子上，从自来水龙头里接出一茶缸凉水，然后含在嘴里往小孩脸上喷。接着，就像得了什么传染病似的，小学生们噼里啪啦一个接一个往下倒。在我十岁记忆中的那个秋天大操场上，我们站着开的那个会实在是开得太热太长了。

    我也有点站不住了，汗水一个劲地从脑门上往外泄，麻秆似的小细腿已经累得打晃，颤颤巍巍的。我想喝水，又很想上厕所，反正是难受得也不知道究竟是想喝水还是想上厕所。这个时候要是能够喝上一口水，或者到厕所里蹲上一会，该有多么舒服！可是老师不让。老师在事前就宣布了纪律，开会期间不允许喝水，也不许上厕所。我们就都乖乖的，谁也不敢举手向老师报告要求。老师还说，谁要是胆敢乱说乱动，谁就是“反动”。我们谁都不敢也不想变成“反动”，谁都知道“反动”是一种很坏的、很吓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得把尿和渴都使劲憋着。

    低年级小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躺倒，越发引逗起我也想躺倒一会的想法。这时我脑门上的头发帘都已被汗水粘在了奔儿头上，眼睫毛似乎罩上了一层水雾，什么也看不清，眼前的一切真的都慢慢地打起晃来。我的心也开始颤颤的，憋闷得要命，好像马上就要支持不住了。但我没有倒下，还是一直用上牙齿紧咬着下嘴唇，用意志力把自己要躺倒的想法顽强咽回去。毛主席追悼会这么大的事，我作为一名毛主席的红小兵，怎么能够不坚持参加到底呢？！我不停地移动着两腿的重心，一会倚靠左腿站一下，一会儿倚靠右腿站一下，嘴里边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数到一百就要开完了，数到一千就要开完了……数啊数啊，就这么数着，一直数着把追悼会站完过去。

    后来，听大人们在私下传说，是因为有个叫“江青”的女人非要给毛主席翻身，其实毛主席那会儿已经病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一动弹就要出危险，但是这个江青执意要给毛主席翻身，结果，毛主席就去世了。所以，我们红小兵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痛恨江青，痛恨“四人帮”，他们竟敢合伙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我们一路上把“打倒□□□”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喊得杀声震天，喊得声嘶力竭。那个不知是从哪个厂子派来的大秧歌队，一路上都涂着花脸，披红戴绿，撕扯着缠在腰间的大红绸子，斜迈着哆嗦二百五的步伐，连蹦带跳，连说带笑，就跟个闹妖精似的，把狂欢的气氛一拨一拨往高潮顶点上发送。

    那次载歌载舞的游行回来以后，我就冻感冒了，发烧不止，烧得三天三夜起不了床。就在那次发烧过程中，我的单眼皮中的一只烧成了“贼眼皮”，也就是“横看为单竖成双”。“大眼睛，双眼皮，眨巴眨巴真撩人”，一直是我小时候的美丽梦想。可那会儿我偏偏是个小黄毛，单眼皮、大奔头、豁牙子，虽说有股机灵劲儿，但在镜子里时常还是要自惭形秽。“发烧”这种事件可实在是太好了，它不但能使眼皮成双，还能让人的个头往上蹿不少。听说人的体温一高，细胞分裂拔节的速度就快。可是“发烧”它也有起副作用的地方，那就是三天以后当我醒来时，就变得蔫蔫晕晕，什么话也不爱说，什么故事也不能讲了。我的记忆力迅速下降，他们再让我鹦鹉学舌般背诵大人们写在书上的话，再让我去大讲革命故事时，我的舌头像被一个什么链条拴住了，动不动就爱在嘴里卡壳，不是忘了这就是想不起那，再去活学活用讲点什么的时候，总是磕磕绊绊显得不很灵光。我奶奶对我的基本评价是：“这丫头，越大越回陷。”

    的确，那次游行活动是我童年时代最后一次狂欢。我所有谵妄的记忆都到那时戛然终止。

    我奶奶说我“回陷”，自有她的理由。因为在那场发大烧之前，我一直聪明伶俐，懂事听话，大人叫做啥就做啥，会背书，会讲用，会大批判，会说“我将来要扎根农村一百年”。我当时听说有一些叫吴献忠、柴春泽、邢燕子的，曾经说过要扎根农村六十年，所以，在代表区里全体红小兵向毛主席表决心时，我就信誓旦旦，把双手紧紧捂在小胸口上，对着台下黑压压的小观众，无限由衷、无限激情地用诗歌朗诵般的声音吟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红小兵，永远忠于您！我们一定要读您的书，听您的话，响应您的号召，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闹革命，扎根农村一百年！”

    那会儿，在说这些话的工夫，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小心眼的估摸，在心里边寻思着：一百年，怎么也比六十年多一点吧？

    从此，红小兵要“扎根农村一百年”的豪言壮语就开始在我们那个区里流传开来了。这句话连同我的名字“徐小红”一起，差点就要继黄帅、杨莹之后继续作为“反潮流的小闯将”“红色江山掌门人”而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可惜的是，我出生得的确是稍微晚了点，历史不给我这茬“徐小红”以家喻户晓的机会了。历史曲里拐弯，迈着十三点的傻叉步伐向前走着走着，不知怎的，就拐上了另外一条道儿，稀里糊涂就把我从“徐小红”这种“苗子”，变成了后来的“徐坤”这样的“种子”，试图让我从另外一个方向茁壮成长为向日葵。

    “种子”一词，是在多年以后，当我已步入中年，已接近于一个十岁女孩的母亲那种年纪时，偶然从某家出版物地毯式传媒轰炸的标题导语中得见的。乍一看与我名字相连的这个修饰限定词语，色迷迷，汗津津，还略带一点点甜腥味，我的心里就猛地一沉，心想：糟了！肯定是我暗中喜欢某一球类男子的事情，被当成民间话本传扬了。细一看，方知，原来就是刊物集合了一群人搞擂台赛的那件事儿。写字的人们被集合编队，每一支队伍里，都选出一个人来担当“种子”，负责受孕、分娩、开花、拔节等事宜。对于一个中年女性来说，能够荣膺“种子”之角，起码证明还有繁殖能力，内分泌什么什么的还没有萎缩到底。这样一来，能当上“种子”这种东西，岂不是一份特殊的光荣么？

    回头想想，我当年被培养成“苗子”，何尝不是一种大张旗鼓的荣光？

    2

    我当年当选上“苗子”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小时候十分胆小，听话，学习成绩好，守纪律，既不会骂人，也不会打架，从不曾违拗过大人的意愿，大人说啥就是啥，老师叫干啥就干啥，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女孩，整天被管得像个受气猫似的。这样一来，不光是班里那些调皮捣蛋、爱欺负人的男生瞄上了我，就连爱抓典型的老师也把我给盯上了。喜抓典型的人通常都是找学习成绩好、业务突出、性格上又老实可欺的人培养。

    一个人要是仅仅因为胆子小，不会反抗，不会违拗家长意志，就要被当成“苗子”培养，说怎么捏咕就怎么捏咕，想怎么团巴就怎么团巴，蹂躏起来就像揉他们手中的一个小面团似的，致使苗子我永远都不会用自己的脑袋瓜思考，永远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鹦鹉学舌，想想看，这样的“苗子”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耶？

    后来，又是当许多年过去以后，在我已成了一名庄严的女性学者的那一年，市面上开始流行一本女性通俗手册，名字叫作《好女孩掉粪缸，坏女孩上天堂》。我一看这题目就乐了，心说这话也说得太对了！如果早在三十几年前有人跟我这么讲，我还至于走过大半辈子当“好女孩”的弯路吗？多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错误路线，才给了我三十好几的女人以上天堂的机会。要不然，我这一生，该是怎样地在粪缸里扑腾啊？！

    这本书的作者据说是一位美国妇女。虽然她讲的只是美国妇女的道理，但我看见中国的广大的三十岁往上的妇女同志们都举着它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那些跟我一道搞女性的姐妹同仁们在读了它以后，都学会了用最最质量上乘的美国维生素E和法国润肤化妆品，遮盖住脸上当了一辈子“好女孩”的沧桑疲惫，同时还放弃了温良恭俭让的细声细气语调，无论在何等场合，都一律用后半夜的床上嗓子说话，“嘶啦嘶啦”地，性感异常、磁性十足诉说着对这个世界的愤世嫉俗理想。一旦把“好女孩”的贞节牌坊掀进厕所后，姐妹们立即观念解禁，躯体解放，一蹁腿儿翻身跨上白马，“老妇”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信马由缰，平步上山岗，腾挪闪跃，叫床之声响亮。

    好女孩掉粪缸，坏女孩上天堂。

    3

    苗子我当年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胡同里、砖墙上、条条街道是战场，红小兵，斗志昂，革命故事天天讲。学大寨、小靳庄，批林批孔批宋江。

    金灿灿的小葵花

    向着红太阳

    向阳院的孩子

    心向党

    爱学习爱劳动

    天天向上

    学好本领接好班

    接好班

    这是苗子我当年心中的一首歌。

    苗子们大讲革命故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舞台，多半是在“向阳院”里的大空场上。什么叫“向阳院”？苗子我那时还不太懂，不能够对它做出什么完整的解释。但是，那时候，我知道，刚刚退完乳牙不久的我只要事事跟着，只要乖乖听大人们的话，就能被裹挟被夹带着参加，还能得到铅笔、小刀、橡皮等等的奖励。我们苗子们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从街道的社会主义向阳大院，一直演到委、组、公社、区里少年宫。像“公社”、街道、委、组、向阳院这些设置，大概就是那个年代里的基本行政区域划分吧？

    苗子我当“苗子”的记忆，就是从过去年代的夜晚，从那一阵阵微风飒飒的街道空场上的大舞台开始。

    记忆中那么多的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夜晚，那么多轰轰烈烈、南风送爽的夜晚，“嘎嘶灯”一点亮，我们这些掉完牙总爱用舌头去舔，因而牙齿都普遍长得里外不齐的毛主席的红小兵们，就开始兴高采烈地登台表演了。

    该跟你怎样描述我们当年演出的那种气氛，该跟你怎样描述当年我们钟爱的那种大“嘎嘶灯”的形状呢？那种“嘎嘶灯”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学名叫作“瓦斯灯”的那家伙？我也说不好，反正大人们的嘴里的音就是这么发的，我们就这样跟着叫。就是把一块一块臭烘烘的青白色石头样的东西放到一个洋铁皮水桶里，然后这些东西就开始跟水产生反应，咕嘟咕嘟冒出带臭气的热泡。这些臭臭的气泡能够燃烧。往洋铁皮水桶当中插上一根铁管，再把四周围盖严，就如同在屋顶立起一根烟囱那样，这时臭气便会都集中于这一根铁管里冒出来，火柴一划，“嚓”的一声，亮啦！蓝瓦瓦的火苗，向四面八方照亮开去，闪耀开去，光明极了！灿烂极了！

    那是蓝瓦瓦的火苗耶！一层蓝瓦瓦的火芯，还镶着橘黄色的金边，柔柔地向高处蹿升、向远处荡漾开去。风一吹来，忽闪忽闪，带有一种瓦斯燃烧的臭臭的气息，飘动游弋出一股股梦幻般的色彩。

    我童年时代忽闪明灭的“嘎嘶灯”呵！飘忽不定的徐徐臭气里，有我当年刻苦英勇当“苗子”的无邪梦痕。

    闪闪发亮的大“嘎嘶灯”还不过是辅助性照明设备，舞台上端，还吊着两个二十五瓦的橘黄色灯泡可以照明。然而在那个物质普遍匮乏的七十年代，“电”是很珍贵的东西，一般人家都舍不得用，平时都用十五瓦或二十五瓦的灯泡，点一个四十瓦的灯泡就已经很奢侈，很有些地主阶级故意浪费无产阶级革命用电的嫌疑。因为那时的电表都是几户人家公用，多点的人要横遭大家谴责。而像这种公共场所的大型演出，也基本上是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省着每一度电为着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因而舞台上方吊着的小灯泡基本上就成了个摆设，照明的主角就是舞台中央那个洋铁皮桶的大“嘎嘶灯”。“嘎嘶”这玩意不像点汽油或点蜡那样要花钱，这玩意随便从哪个工厂的电焊工那里就可以讨弄到，点起来真是又便宜又亮。

    向阳大院里的“嘎嘶灯”，因此就恨不能长亮不熄了。

    就在那一个个童年的傍晚，那一个个城市阴晦疲惫、昏昧乏味的夜晚，你看吧，只要“嘎嘶灯”一亮，就像看到什么集合的信号，各种各样的动物：两条腿、四条腿、长翅膀、戴眼镜、长疥疮、秃脑袋的……就拉帮结伙地全来了。各种各样的味道也都手拉手凑齐，迎着灯光，扑面而至，各色各样声音，尖厉的、迟钝的、优柔的、粗糙的也都肩并肩踩着高跷蜂拥而来。北方夏季那些个凉爽的夜晚、那些个南风拂面的夜晚、那些个被夏季的苍蝇和蚊子搅得不得安宁的“嗡嗡嘤嘤”的夜晚，街道排水阴沟的臭气、院墙绳子上小孩褯子上未曾晾干的尿臊、谁家厨房里油烟未散的炸臭咸鱼的腥咸，都兴冲冲地卷裹进南风里一路朝向“嘎嘶灯”光妩媚翩跹。远处走来的是谁家的爷们儿，鞋后跟儿早已经踩扁，走起道来深一脚浅一脚像陷在泥沼里，可是还仍旧不屈不挠地将鞋帮趿拉着，手里摇动一把噗噗漏风的大蒲扇，把满嘴的大葱大蒜味儿很顽强地往四周围扇。那又是谁家的娘儿们，紫红色奶头上正吊着一个贪婪吸吮的孩子，一股股奶香或奶馊味冲出半敞着的怀儿，“嘻嘻哈哈”挤进夏天傍晚舞台下方一阵阵偶来的季风。风还把满地的废纸吹得优柔飘拂，那多半是墙上贴的标语、各种各样大字报的碎屑。阴沟和纸屑成为我们演出场景当中的重要组成者，“嘎嘶灯”闪烁和人声喧哗无情敲击着我们的视觉和耳膜。

    我们这时都紧张兴奋地在舞台下方候着，小脸蛋儿都给抹得通红，小眉毛也给描得黢青，两瓣嘴唇涂得乌紫，眼睛给画得黑洞洞，活像一群群刚从坟地里偷吃过死孩子的小鬼们。那一只只黑乎乎的小鬼眼儿不停地觑眯着，打量着湖水般涌来的人民群众——究竟啥叫人民群众？眼前的这些就叫作“人民群众”耶！我们的小胸口都“怦怦”乱跳个不停，那里边似乎都深藏着一股股化蛹为蝶立即变成小飞蛾扑火的冲动。我们的小眼珠儿这时简直都不够用，叽里咕噜乱转，手臂没有地方放，脚掌也没有地方搁，就那么的大家互相靠在一起，“挤啊挤啊挤香油啊，挤出来粑粑换糖球啊”。我们嘴里边假装说说笑笑，手里边忙乱地打打闹闹，不停地动作着、动作着，给自己找一点事儿干，试图以此来化解掩盖内心里的紧张。

    舞台，此时正沉睡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个阔大幽深的木头长条搭起的舞台，凝滞不动又仿佛总在随风起舞的舞台，沉静地躺在我们头顶的上方，仿佛暗夜沉浮的一艘大船，摇曳不定，不知道方向。它是从来就有的，还是人们后搭上去的呢？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好像在我们出生之前它就已经立在那里了，好像我们出生之前几百年、几千年它就已经存在了。那个黑黢黢、阴沉沉、无边无际、无法无天、无缘无故、无遮无拦、无怨无悔的人生大舞台，像个魔障，像个梦魇，像个磁场，像个旋涡，我们这些小人儿不由自主地被吸附进去，被搁置、竖立在舞台上，谁也躲不掉，谁都逃不开。好像谁见了它都有飞身上去一试身脚的激情渴望，谁上去了以后却又都有置身悬崖的忧惧和徘徊。

    我们不管，我们不懂，我们不怕，我们什么也不明白。我们只知道，能上去，便是一种光荣。只要我们这些红小兵们一上去、一跳上去，那个死舞台就变活了、就跃动起来了、就欢快起来了、就随着我们的童稚之心一起谵妄起来了。

    一个谵妄起来的舞台！

    而站上去之后，才发现，它其实是那样临时，它其实是那样简陋，它只不过是宽阔平坦的大空场上，用几摞砖头外加几把椅子垫起的几块长条木板。一蹦，下面就传来“哐哐”的回响，让人怀疑是踩在棺材板或者耗子洞上，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崩塌。可是不登上它，又该怎么办呢？不站在台上，我们又怎能高出人们的平均视线，怎能让人们看见小小的我们自己，怎能让人们看得清我们的表演？

    锣鼓点敲响，“当——当”，“嘎嘶灯”点亮，“嘶——嘶”，众声喧哗之中，我们亮相；众目睽睽之中，我们出场。

    有人先出来报幕。报幕员是我们学校四年级一班的女生，外号叫“马屁精”的那个小姑娘。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布拉吉”，每根朝天撅的羊角辫上都绑了四个皮套，把辫子勒得一鼓一鼓的，像脑袋两边长出了小棒槌。平常，我们每个小女孩才敢在辫子上扎两根橡皮筋，她一下子就敢勒了四个，可真是够臭美的。要不是因为她爸爸是有名的工宣队队长，老师能让她当红小兵团主席吗？老师处处偏向她，还把报幕这么出风头的活儿交给她来干。其实我们都知道她学习成绩不好，歌也唱得总跑调。可没办法，老师宠着她呵！只见她小碎步一溜儿扭到台上，把粉红色的短短的小裙裾一撩，右腿往左腿后边稍微移半步，往下一弯，身形随之微微朝下，半蹲不蹲地，给观众行了一个封建公主地主老财礼，也许是一个芭蕾舞演员的礼，然后用憋在嗓子眼儿里的小细声，尖声报幕道：

    “沈阳市东区第五人民公社，工农兵小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现在开始！（‘哗——’鼓掌！鼓掌毕。）第一个节目，大合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演出单位：三年级一班。”

    然后，她又撇了撇腿，哈了哈腰，扭扭摆摆一溜下去了。然后，就有一群刚刚吃完死孩子的血红嘴唇冲上台来，扯起小嗓门，齐声噘起嘴，仰天大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哇就是好哇就是好！唱到“就是好”这里时为了加强效果，还要配以身段，那就是双手挥动，往前，往上扔，脚底叫劲，使劲蹬踏，跺脚。台上简陋的地板被三年级一班喊“好”的人给跺得一个劲地颤巍巍，连“嘎嘶灯”都给震得摇摇晃晃、忽闪忽闪的，直跺得天地无声、日月无光。粉尘惊起处，是台下观众一个个龇牙咧嘴的傻呵呵的笑容。

    该我上场了。

    我的节目是讲革命故事。

    我此时被报幕出去的身份是“红小兵革命故事员”。

    要重复我当上“红小兵革命故事员”的光辉革命历程吗？那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当一个好女孩、好苗子的首要条件，先就是要听话，听各种各样的话；还要积极参加活动，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并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过程中担当人们所指派、所需要的那种角色。

    我最初就是因为“听话”，而被稀里糊涂裹挟参加进“向阳院”团体活动的，并在那里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那里我们按辅导老师分派的角色，学习唱歌、跳舞、唱样板戏、打快板书、说三句半、讲革命故事。经过一段时期的筛选和考验，老师发现我虽然记忆力好，吐字发声也比较标准清晰，弯腰劈叉的柔软劲儿也说得过去，独独就是不爱合群，一些群体项目比方说像集体舞、表演唱、三句半，等等，我夹在人堆中，不是先踢腿就是后张嘴，节拍总是不对，总不能准确融入众声合鸣中。辅导老师开始以为我小脑有毛病，总不能跟别人动作协调一致，差一点就不要我了。无意之中，在一次讲革命故事的过程里，老师发现了我的个人表演上的才能，于是决定把我留用，专司讲故事一职。

    “讲故事”这东西谁也不爱讲，看似枯燥乏味，又得朗诵又得背，完全不像集体表演项目那么火爆热闹。最初老师塞给我一个“向阳院的故事”让我试讲，这时她已对我不抱希望，已准备把我从宣传队中放弃了。故事是我们辅导老师自己写的，讲的是街道的那个小脚老太太主任，领导向阳院里的邻居们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故事的底稿上说她总是以身作则，吃饭的时候学，走路的时候学，上厕所的时候学，睡觉之前也要学上几页，“一天不学，思想落后；两天不学，方针不透；三天不学，就要变修”，这是辅导老师写在纸上的小脚老太太主任的名言。可是我知道小脚老太太不认识字，她是我们家街坊，跟我奶奶一样是没有文化的睁眼瞎，她怎能说出这样动人深刻的名人名言呢？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乖乖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了。好孩子怎能违背老师意愿呢？很快我就把这几张纸上的字背下来，还顺理成章地加上了动作，小嘴讲得“呱呱”的，小手比画得“啪啪”的，简直连一点奔儿都没打。哎哟我们老师这份高兴，如同她的作品得见天日发表了一样，当场就把“红小兵革命故事员”这个美丽封号降到了我头上。

    我二年级小豆包的嫩肩膀，谁知它将从此扛上些什么东西啊？！

    此时我就站在巨型舞台的中央，一盏“嘎嘶灯”就在我身边蓝瓦瓦的闪亮。夜幕黑沉沉地压下来、压下来，在远处渐渐透出湛蓝。光线和气息一道飞舞，模糊了台下人的脸，什么也看不清晰，只觉得黑压压的一片。扑过来的味道和气息是诱人的、忘我的、狂欢的。我虽看不见风，但风能用翅膀告诉我，它正在从四面八方悄悄吹来。它正用它温柔的风之触角给我以深情的提示：今晚，现在，我就是这舞台上的女主角。

    我就裹在这风的万种柔情当中，所有的感官细胞都打开了，所有的触觉都警醒地立了起来。幸福和自豪感在我的胸膛里一波一波地涌动。今夜我站在这舞台上，正在被万众所瞩目所青睐，这种感觉有多么美妙多么好！

    多么美妙！多么好！

    我从遥远的虚无处收回目光，又用大黑眼洞中的小黑眼珠将观众环顾一遍，将注目礼深情献上。然后，我低下头去，深鞠一躬，清清亮亮，用我的童稚小嗓开场白道：

    “敬爱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铁道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向阳院里新事多。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敬爱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铁道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雷锋叔叔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苦难的童年。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敬爱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铁道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秦始皇残害商鞅。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敬爱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铁道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柳下跖怒斥孔老二。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敬爱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铁道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大寨精神永放光芒。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我看见我抹着红脸蛋，涂着红嘴唇，一身红衣红裤，脚穿红鞋红袜，头扎粉红色缎带绫子，绫子在脑瓜顶上系出一个夸张的大蝴蝶结。我的脸蛋放红光，我的脑瓜发着红色的革命畅想。我就像个红色的小妖精一样，一上得台去，灯光一亮，我就仿佛“成精”了，仿佛就找到了“成精”的感觉，嘴就仿佛不是我自己的，脸也不是我自己的，手不是我自己的，脚也不是我自己的。它们也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道是谁教它们主动露出讨好谄媚的笑意，也不知道是谁人的声音、谁人的形象在它们身上着魂附体。它们见风使舵，它们如影随形，它们赤胆忠心，它们随风而逝。

    我的小嘴在不知不觉地开阖，我的手和脚在不由自主地做着动作。站在偌大空旷的舞台中央，有谁知道苗子我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究竟是怎么样？风呵风呵，它们正从四面八方徐徐吹来，蓝瓦瓦的“嘎嘶灯”嘶嘶作响。我仿佛进入一种黑沉沉的幻觉，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仿佛一根无形的绳索在牵着我，牵着我的手，牵着我的脚，牵着我的头脑，牵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牵着我的口舌发音。我不用问，也不必想，自由自在，随意忘我，进入舒服清爽的大境界。

    “我们都是木头人儿，谁也不能动一动。”这是我童年玩的一种游戏的歌谣，数完这种口令后，每个参加游戏的小孩就要保持一种姿势不动，看谁能坚持得最久。先动的人就算作是输了，要罚他背着每个人转一圈。

    舞台上的我，仿佛也在做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游戏。我把手脚里外上下扔甩得很频，我的口舌“叭”“叭”乱转更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身段呀，要注意身段！”我仿佛听见辅导员老师正在严厉地纠正我。那些讲故事的身段，都是严格固定的，比如讲到“放光辉，放光辉”的时候，就要将手从里到外扔出去，往外、往上举，用老师的形象比喻就是：“掏出心窝子甩到天上去。”如果是讲到某一个坏人，有关他们的动作就是，手指一律向下指，向地上戳，还伴有愤怒地、狠狠地一个“哐”的一声跺脚的动作。

    这些我都记住了。牢牢地记住了，把它牢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当然，血液也自有它血液自身的毛病，有时血流一不畅，也不知怎么搞的，脑袋一迷糊，我就把身段搞乱了。比如说秦始皇和商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大那么容易记得清楚，秦始皇说话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把他动作往上举了，而轮到商鞅说话的时候，我却又把他的动作往下扔了。排练的时候（多亏是排练的时候）就要遭到辅导老师的狠狠呵斥：“徐小红，你还有点阶级原则和立场没有了？”

    我就吓得浑身一激灵，明白自己错了，虽然不明白秦始皇和商鞅这俩人是谁，他们究竟都是干什么的，但是老师的呵斥就足以证明我自己错了。于是我赶紧调整方向，把上上下下的方向性错误及时纠正过来。

    讲故事的声音呢，也有讲究，好人说话声音什么样，坏人说话声音什么样，坚决不能弄混。至于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儿、老头和老太太说话声音有什么区别，老师说就不用细管他了罢，先把好人和坏人分清，这是最最重要的。只要把这个弄懂了，别的什么都好办。

    按照老师指定的这个基本原则，我在讲到孔老二时，就要把身体尽量萎缩成一团，照着批林、批孔小人书上画着的那一个小瘦老头的瘪样子，故意拿捏着嗓子，从嗓子眼儿背后发出一种不男不女的怪声，学着孔老二说话：“劳心者啊……噢治人，劳力者啊……噢治于人，仁者啊爱人，你们要克己呀复礼……”一水儿的公鸭嗓，非常滑稽，学着学着，自己就要忍不住发笑。而讲到柳下跖那个农民领袖时，就要气宇轩昂，高门大嗓，一副高大全的英雄模样，所向无敌，所向披靡，不断地挥手、跺脚、蹬踏，坚决要把孔老二踩在脚下。

    革命故事的情节，坚决不允许篡改，要完全按照白纸黑字上写的照搬照念。只有一次，我自己偷偷将故事内容篡改了一点点。只有一点点，但还是被老师发现了，立即批得我狗血喷头。那就是在讲雷锋叔叔的故事《苦难的童年》那次，其中有一段情节，说雷锋小时候到地主家的山上打柴，结果被地主发现了，狠心的徐家地主婆拿着柴刀，在他的手背上连砍三刀。雷锋用手捂住血流如注的伤口，擦擦眼泪，愤怒地说：早晚有一天我要报仇！要报仇！

    讲到“要报仇”这里时，我一边左腿拉开弓字步，右手成刀刃状，往左手背上频频起落，做“砍”的动作，一边用哭声描述，嗓子眼哽咽。老师要求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掉眼泪，但我有时能掉下来眼泪，有时掉不下来眼泪。不管怎么说吧，因为能够声情并茂，每次基本上还都达到了激起阶级仇民族恨的效果。

    这个段子让我讲得太著名，从街道学校向阳院一直讲到公社，讲到区少年宫，最后还得了一个优秀节目二等奖。我班男生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个外号，一见面就在我背后喊“徐家地主婆”“徐家地主婆”。我很愤怒，但又不敢和他们打架，无法制止他们。情急之下，我就动了小心眼，擅自把故事里的“徐家地主婆”改成了“于家地主婆”。下一次演出时被老师发现了。我刚一讲完故事走下台，老师就从那边上来将我截住，厉声厉气呵斥：

    “徐小红，你什么阶级立场？！”

    我吓得一哆嗦，急忙干嘎巴着嘴说：“我、我……”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好大的胆子！怎么可以擅改革命文章？”

    “我、我……”我已憋得泪花在眼里打转转。我听见我嗓子眼背后发出痛苦委屈的“吭哧”声，可是嘴里嗫嚅着，像小鸡见了老鹰，完全说不出话来。在我的受教育程序中，没有“反抗”和“辩解”这一条。所以逢到这时候真就成了哑巴。

    “你说，你为什么要改？不说清楚，今天就不要走。”老师不依不饶，非要查问出个水落石出，就像对待个阶级敌人似的。

    这一下我更害怕了，吓得“哇”地一下哭出声来，一边用手背在脸上抹眼泪，一边就着自己的哭音壮胆儿说：

    “同……同学们骂……骂我，叫……叫我‘徐家地主婆’……”

    “这有什么？就这一点小事？”老师的口气仍旧十分严厉，还带着几分不屑，“还培养你当红苗子呢，怎么连一点阶级觉悟都没有？你跟徐家地主婆划清界限不就完了嘛。”

    老师说。

    老师这么说。

    我擦干眼泪，只好又把故事里的地主婆的姓又给改了回来，下次再讲时，让她跟我一样，还是姓徐。

    4

    我就这样讲啊、讲啊，直从街道讲到区里，又从区里讲到市里，捧回来的奖状一张又一张、一批又一批。这期间，那个报幕的小马屁精女孩已经毕业上了中学，我自然而然接替了她的位置，当了学校红小兵团的主席。上台发言、主持会议、代表同学表决心、参加革命大批判……这些活动对我来说，逐渐成了家常便饭，也逐渐成了老生常谈，我跟那些形形色色的麦克风、小喇叭筒等等道具成了朋友，只要灯光一亮，我往前边一站，众人目光往我脸上一聚焦，喇叭电源接触不好吱吱哇哇一叫唤，我就立刻精神亢奋，开始做身段，比画动作，讲现成的那些假话、那些屁话，假话屁话顺口而出时真是溜光水滑，愉快得果真像放屁一样。它们打着旋儿，在夜里和白天尽情地向台下的观众和看客们飞去，他们就都臭气烘烘愿打愿挨地受了熏染。现在离了舞台后边那根牵着的线我也不怕了，老师也再不用担心我会擅改、会说错什么话了。经过长期艰苦的动物驯化以后，说那些话，干那些事已经成了我嗓子眼儿里的自在，还在逐步成为我脑瓜仁儿里的自觉。我小身子骨上动物般的条件反射程序，差不多已被按要求设置安装完毕。

    5

    “各位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铁道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黑李逵智斗矮宋江。故事原来是这样的：你看那贼宋江，结党营私，架空晁盖，把那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还做出反动的《满江红》一首。诗曰：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李逵怒睁圆眼，只一脚，便把椅子踹翻了个，大喝一声：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声怒吼，吓得那贼宋江屁滚尿流，慌忙躺在地上抱头鼠窜说：‘快，快，快来人哪，把他给我押下去，宰喽！’李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红小兵学习……”

    “停！停！”

    一旁叫停打断我、帮我练习彩排的，是我的本家叔叔、我的红卫兵叔叔徐卫东。徐卫东叔叔毫不犹豫地打断我说：“你这个地方搭配的动作不对。‘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你怎么能举手往上指？”

    我说：“李逵是好人哪！好人说话不就得往上指？”

    “那也不对，不标准。这地方，唔，就这个地方，‘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里，应该是两臂平伸，胳膊像波浪一样抖动，像鸟儿张开翅膀飞翔的样子。喏，就像这样，这样。”

    我的徐卫东叔叔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给我做示范，只见他猿臂轻舒，做波浪形摇动，一摇，一摆，一起，一伏，如大雁展翅，也如鲲鹏或者雄鹰在万里蓝天翱翔。他那姿势舒展、明朗，富于动感，有变化，比我的单纯的手掌往天上指强多了。

    “你做一遍我看看。”

    我的红卫兵叔叔说。

    我对我的红卫兵叔叔从来都是坚信不疑的。他说是这个样子，那么就绝对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就仿照他的模样，伸开我的不太长的小学四年级的手臂，振动我的双肘，上下摇摆，起伏划动，像一个笨鸟儿要飞的样子。

    “角度还不够。胳膊再抬高一些，往上，对，往上，弯曲，振动幅度要大，像飞机要离地起飞。”

    我的叔叔又过来把我的胳膊肘儿往上搬了搬，直到我的翅膀摆动的幅度和疯狂的动感，符合了他心中的“鸟安”的理念。

    是的，这就是我“评水浒，批宋江”，大讲革命故事“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具体形式。我便这样摇动翅膀，以胳臂代翅，飞啊飞啊，从这儿飞到那儿，又从那儿讲到这儿。我的故事越过无数个观众、无数审查节目的老师、无数各级文艺领导的眼，被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调演、提拔上去，参加更高级别的“批林批孔批宋江”文艺汇报演出会。我记得我用这个“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故事所换来、所赢取的奖品很是辉煌，其中有两个硬皮大笔记本；一个带吸铁石的海绵铅笔盒；五块香橡皮；一把彩色铅笔；两本装帧精美的红皮《毛主席语录》；一本厚得像砖头样能砸死人的《奴隶的女儿》，它的封面是一个戴白头巾满脸褶子的中年妇人。

    所有这一切，都多亏了我的叔叔开恩，又耐心给我辅导动作，才使我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平时我一请教他点什么，他总是很有些不屑的样子，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看书去！”结果，我就得乖乖地自己去乱查书，查了半天也查不太准。比方说我很想知道什么叫李逵，什么叫宋江。我的红卫兵叔叔只是按照他的想法给我辅导动作，并没有把这些关键的问题告诉我。关于这些，最后我还是从小人书和各种漫画上知道的。宋江就是那个光着大脚丫子，肚皮上的肥油溢出了裤腰带之外，一脸横肉，四脚朝天斜倚在地，嘴里啃着油汪汪的鸡腿的那个，一看这就是个坏人无疑。再看李逵，一脸浩然正气，脸上胡须根根倒立着，跟革命钢针似的，一手拿板斧，一脚蹬踏座椅，身高几丈开外，大巴掌巨大得像个铜盆，最后还能把宋江踩在脚下。这样巨型的人物，不是好人是什么？

    叔叔的辅导使我讲故事获奖之后，我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小，我的徐卫东叔叔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他无所不会，无所不能。虽然他对我的态度总有些不太好，但我听说，有能耐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些傲气。所以，就连我的红卫兵叔叔不爱搭理我的“傲气”，在我的心目中也变得伟大起来。你看，他只是简单辅导我一个“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身段，我立即就能获奖，多么了不起！

    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我的两个红卫兵姑姑早已下乡插队去了，正在家里上中学当红卫兵的我的小叔叔徐卫东，也信誓旦旦早早在大会小会上呼好了坚决下乡的口号。不要说他，就连红小兵我，不是也早已发誓长大以后要扎根农村一百年吗？

    虽然我奶奶对叔叔下乡这件事情坚决反对，她认为她守寡拉扯大的几个儿女，个个不听话，个个不在身边，闺女儿子媳妇，下乡的下乡，走“五·七”的走“五·七”，一个也得不上济，扔下家里这祖孙三代人相依为命，结果身边这个小儿子又在张罗着要下乡。我的奶奶很有看法，她能表示自己心中看法的方式也不过就是常常暗自流泪。可是，我的红卫兵叔叔的满腔革命热情，是谁的眼泪能拉得回的吗？

    我的叔叔徐卫东是学校里的兵团主席，浓眉大眼，人长得很帅，“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十分符合我小时候对男人的审美标准。叔叔平时喜欢穿一身草绿色民间军用服装。不穿军装，穿便服时，他就故意穿一件带补丁的裤子，裤子上的补丁非常夸张，用深色布料补在浅颜色的裤子上，或者用浅色布料补在深颜色的裤子上，在膝盖处补出四四方方两个大块，与裤子的整体其他部分反差十分明显。离老远一看这人就是平时一点一滴学雷锋，生活上坚持艰苦朴素。我知道这是我叔叔徐卫东特意央求我奶奶为他制作的，补丁里边的裤子根本就没有破。

    叔叔没下乡之前，在他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他的跟屁虫，他走到哪儿，我就死气白赖地跟到哪儿，哭着喊着的，整得他没办法。记得小时候，他们学校一开大会，我就央求跟着他去，把他死缠烂磨得没办法了，他就气哼哼地牵着我，把这个烦人的侄女交给手下的某一个男生或女生，然后就忙着上台主持会议去了。侄女我就在台下瞪着杏核小眼，乌溜溜地紧盯着台上指挥大合唱、打着有力拍子的我叔叔，听他们唱柬埔寨歌曲、苏联歌曲、朝鲜歌曲、阿尔巴尼亚歌曲。那些歌曲通常是这样唱的：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里参加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了

    我们的祖国只要发展只要解放

    或者：

    啊，亲爱的祖国啊，

    你就是我的家……

    唱到这儿，就有女生哭了，不知为什么。领唱的女生就捂着脸跑下了台。这是在我童年记忆里，一直感到纳闷的一件事。听她们好像是说，谁家的祖国正在遭受侵略什么的，一唱起这歌来，心里就不太好受。

    当然，也有不哭的歌，越唱越兴奋：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团结起来踏上征程，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您吻别您的儿子吧！

    再见了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还有什么：

    白头山上有颗星

    闪耀着光芒

    明亮的星星照着我

    像雄鹰展翅飞翔……

    唱得我热血澎湃，被他们肃穆虔诚的神情感染了。

    我热爱和崇拜我的红卫兵叔叔。有时我会偷他的红卫兵袖标悄悄戴戴，有时会偷来他的钢笔悄悄写一写。他什么都会写，会写诗，还会写“和毛主席词一首”。什么叫“和毛主席词一首”？不明白。可能就是和毛主席一块写一首词吧！能和毛主席一块儿写词，不是也太厉害、太伟大了吗？我叔叔他还会画画，我记得他画的最大的一幅画是，把一些臭墨涂到一张白纸上，黑黑白白，然后自己装裱成足有大黑板那么大，贴在我们家一进门堂屋显眼处，旁边题：

    山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雄浑壮阔，很有气势。我虽不懂，但这些字画每天映入我童年的眼帘，让我足足记它记了一辈子。

    我的叔叔有一个习惯性地将手叉腰动作，就像画面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右手高举挥动，左手叉腰，大拇指手指肚向下，样子十分迷人。我整个童年都被他这种模仿毛主席的姿态迷住了，有的时候我也偷着照镜子学一学，但怎么学也不像，后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线索，才明白我之所以学不像的原因，就因为我是女的嘛！女的，怎么能想象着当毛主席呢？

    再后来，等我长大了，到了婚嫁年龄，便自己找了一个对象，领进家门来让我姑和我奶奶相看。头一次领进家门时，她们一见，霎时间都愣了：这小伙子咋这像死去的卫东啊？！

    她们这么悄悄跟我一说，把我也弄愣了。仔细一看，我未来的丈夫鼻隆目阔，嘴唇厚，眼皮双，常爱做振臂一呼状，只要他的手一没地方放了，就高高举过头顶，又摇又挥。他叉腰时，大拇指的手指肚也是向下，举手叉腰的动作，都跟我徐卫东叔叔一个样，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形象的忠诚模仿。我的心里便不由得“突突”一下子。

    彼时，我那亲爱的红卫兵叔叔早已死于他下乡以后的一次山体滑坡事故，连一个囫囵的尸体也没给我们家留下。

    在我漫长的青春岁月中，我的红卫兵叔叔一直是个不灭的影子。以后每逢看到有青年男子做毛主席振臂一挥状，我都能听见心里“怦”的一声，过去年月里的一抹潮红，就会不自觉地涌上我的眼眶。我的眼睛，就会被温情的潮水柔柔地润湿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红卫兵叔叔，永远定格在他二十三岁的无敌青春年华。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在一片做扑闪翅膀状的“鸟安”声中胜利结束了。

    6

    我再一次听到人讲“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个词，已是在我十八岁以后，在庄严隆重的大学课堂里。

    那时已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十七八岁的我们，那时对本土的东西已不太感兴趣。我们那时崇洋媚外，如饥似渴。我们还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继承和发扬光大了我们自己小时候被灌输的那种“听话”的遗风，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除了考试、背题，迎接高考，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傻子似的，从没有过时间和机会给我们独立思考。确切点说，是我们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文学名著，本来自己看得好好的，有爱情，有欲望，有各种复杂的心理动因，可怎么一到了老师课本的讲义里，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史”？不按老师的讲义答吧，考试就不会给及格。没办法，按照他们说的背吧，又感觉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整天搞得人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谁的说法对，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好。

    古典文学课算作例外。因为古典文学课的老师人太怪了，跟我们看到的其他科目的老师都不一样。他从不照本宣科，连讲义都不拿，每次都是空着手，走进课堂来，“啪”地惊堂木一敲，坐下便开讲。

    “惊堂木”就是黑板擦。每次他把惊堂木“啪”地一敲，都把人敲得心里一震或心里一激灵。当然也着实让坐前排的学生嘴里吃了不少粉笔灰。但学生仍旧挤挤擦擦地愿意往前排占座。

    他负责讲的这一段是古典文学中的明清小说。有时我们甚至觉得，由他来讲明清小说简直太对了！他要是不讲明清小说，那么谁还能够来讲明清小说呢？

    我们的古典文学老师的那张嘴，太爱说了，太能说了，太会说了，要不然，他怎么会一生经历坎坷，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在别的右派都已彻底摘帽平反时，他却因为性格耿直狷介，人缘不好，尤其是跟领导搞不好关系，总是不能彻底平反，摘帽右派又当了好几年。工资啊、房子啊、职称啊种种待遇迟迟不能落实兑现。

    我们都听见过他跟系里闹房子，听见他就站在人来人往的教学楼楼道里，大声冲着系主任嚷嚷：“若不行，我们老两口就把门口的垃圾箱拾掇拾掇，变猪狗钻那里睡去。”那会儿他的一头白发冲冠，怒目圆睁。转身进得教室门来，坐在讲桌前，便发出慨叹“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嗬～哪！”

    他在业务上最棒，谁也比不了。学生民主评议时，他的分数总是最高。我们愿意听他这门课，是否有什么独到见解，我们作为学生的也不好说，单凭他能把那四大名著情节复述得得心应手，讲课就像讲故事似的，这就足够吸引我们的了。他讲刘备那大耳贼，耳朵如何如何长，如何如何会收买人心，讲桃园三结义，讲滚滚长江东逝水，讲猴子七十二变逃不出如来佛手心……简直太有趣、太好听了。

    在讲《红楼梦》时，他不但能背得出那些个曲子词，还能将淫丧天香楼的死鬼秦可卿屋中那些淫器摆设，一一如数道来，如数家珍。那些印刷体的书面文字一进了他的嘴里，便转换成一种生动、魔幻的语言，散发出语言的独特的色香味。并不是每一个会读书认识字的人，都能将那些文字很好地在口语里复述出来。直听得我们眼睛都不眨，身子一动都不想动，听课听得专心致志。

    等他讲到《水浒》这课时，古典文学课已接近尾声。那天正好是一堂下午的课，热烘烘的空气搅得人昏昏欲睡。书里的情节热闹，他讲得又比较激情，所以瞌睡虫勉强能从我们眼皮子里驱除。我这时的脑子里稍微有些迷糊了，手里拿着笔，在本子上乱划，希望能把午后三点钟最最困乏的时刻挨过去。就在这时，忽然听到，《水浒》当中的那段《满江红》从他嘴里开始了！我的神经一震，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的抑扬顿挫与我潜伏在心中的少年记忆蓦地相撞，“嚓”地一下冒出激情的火焰，我当时是这样想：又一个能背下《满江红》的人来了！

    《满江红》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他抑扬顿挫，我笔走龙蛇。只听得笔尖在纸上“唰唰”走过，我心中暗自得意：整个一届，整个年级，整个大阶梯教室里，百十来号听课的学生，能记录下这首《满江红》的，唯我而已矣！唯我过去年代的“徐小红”而已矣！

    《满江红》唱罢，接下来就是那段转折，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怒睁圆眼，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便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

    讲到这处，冷不防，只见我们老师猛然立起，一米八几的驼背水蛇腰大个，“砰”地拔直，手里拿着黑板擦在讲台上狠狠一摔，“啪——”接着一声悠扬颤抖的念白：覆巢之下无完卵哪～嗬！巢之将倾，鸟儿如何可得平安？！

    声音之洪亮、之悲怆、之幽怨，为他讲课慢悠悠风格中所罕见。

    我们全体听课者全都受到了震撼！于是，我的课堂笔记里便有了这样的记录：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覆巢之下无完卵，鸟儿如何得平安。

    我靠着这样的标准答案，期末考试时得了九十一分。

    7

    我又一次听人说书，说《水浒》，是在乡下，在讲师团。那年我二十一岁。

    那时我虽已经二十一岁了，且已经大学毕了业，但仍旧是一脑子糨糊。我自己思考过什么吗？没有思考过什么。我自己承担过什么吗？没有承担过什么。就连游行、罢课等等什么什么的所谓大事吧，也是因为凑热闹，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而已，过后的责任也从不需要自己来负。有老师、有学校挡着呢。作为学生，干点什么过火的事儿都有理、都有辙。而且，我比别人更迷糊、更不谙世事不辨人间真伪的地方在于，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当着好女孩，几乎都当出了惯性，当出了毛病，当得像模像样，当得有滋有味，当得总受表扬，直当得我二十来岁青春年少已过，还两手空空，个人经历一片惨白，既不曾手淫自慰，也不曾早恋破身，既不曾自恋自个儿，也不曾爱恋他人。一个最不好意思说的地方，就是对自己和对异性的躯体特质懵懂无知。虽说好奇之时，也偷偷从医学生理书上看到过男性人体构造，初步掌握了人体骨骼的横切面和纵剖面，但却是一直搞不懂，与导尿管相连的他们身体前的那一块多长出来的赘肉，除了排出“尿”这种毒素废物之外，还兼有什么业余热胀冷缩的功能。

    这样糊涂的直接结果，就是下了乡以后，总碰到这方面的尴尬，人家说一些乡间淫俗俚语，我一点也听不明白，脑袋瓜子不往那个上面开窍。比方说众人坐车下村子，一个人下车小解，他们就说他是去“摸鱼去了”“逮鸟去了”。我当时在一边还傻乎乎地接口问：“哎，那下面有鸟吗？那下面有鱼吗？我也去摸吧。”结果惹得车里人一阵哄堂大笑，笑得我还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还以为这是赞赏我的求知好奇心呢！

    我傻而无知，然而自己并不知觉，还一直怀着文化人的启蒙优越感。我去的那一带，属于冀鲁豫交界地区，经济不发达，生活也相当贫困，古时候却是盛产土匪和山大王的地区，现如今人也精明得跟猴子一个样。除了懒，不爱做活，其他的像耍麻将推牌九，什么娱乐活计都干。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那里盛产说书艺人，据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闲来无事时，我在那里听了不少段子，汲取了不少民间文学养分。

    最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就是那夜晚，秋季的临回城前的那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我所在的那个乡的领导为了欢送我，也为了感谢我在乡下的一年间给他们小学校做出的贡献，特地找来一个最有名的乡下说书人，专门为我演了一场。当然还有乡里几个头头脑脑，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什么的也跟着一同享受了一把。

    说书的场地就选在乡政府的院里。白朗朗的乡间月光照着，风吹来一股股成熟的玉米香，明朗的气息真是令人陶醉。尤其是，怎么会这么巧，说书人这一段书说的是《水浒》，正是那梁山泊好汉欲排定座次的那一章节。说书人背到那首《满江红》时，我的心又跟着不由自主颤颤。念完一曲《满江红》，然后按他们说书人的程式，再用白话文念白解释了一遍。接下来就是那段著名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说书人不愧为说书世家之后，说起书来情绪饱满，字正腔圆，神形毕肖，引人入胜，赢得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送走说书人离去后，大家继续留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喝水、聊天，夸那个说书人讲得怎么怎么好。

    我本来也应该跟着大家一样说的，并且还应该特别感谢人家对我的盛情欢送。可是不知为什么，就跟我脑子里的哪根筋转轴了似的，在那种大家一起说说闲话、没话找话的场合，我却怀着文化人的优越感，却拗着人家的夸赞在一旁发表见解，十分较真地纠正说：“刚才他把字念错了，‘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他念的是DIAO安，应该是鸟安。”

    我这么一说，周围人都愣了，一脸的惊讶，以为我这是在说什么淫话，或者跟他们打情骂俏挑逗着玩。再一看我脸，一脸的认真严肃，不像玩笑的样子，况且我平时也没有跟人开玩笑的习惯，他们就有点不懂了，于是那个上了岁数的乡会计，复又不相信地问：“大学生，你说什么呢？”

    “他念错了一个字，应是招甚鸟安，我小时候讲故事讲过这个段子。”

    “噢——”

    “扑哧——”

    出现几个怪声，接着马上停顿，众人又作一脸严肃状，说：“哦，是鸟安，是鸟安，一招了，那鸟能不安嘛！到底是人家城里来的女大学生有文化。”

    他们假装茅塞顿开，互相挤咕挤咕眼儿。有些人为了憋住笑，还不得不哈下腰去假装系鞋带。可我一点没明白他们这弯腰挤眼儿的动作代表的是什么。

    水喝得太多，这时我出去上厕所。拐过几间砖房，走到房山背后的四处漏风的茅坑里，撩起裙子，蹲下，就听得隔壁那边有哗哗的放水响，间或有乡会计与乡长的对话：“那个城里来的大姑娘咋那飙乎乎地？连个鸡巴DIAO都不懂，还在傻了吧唧地说DIAO啊鸟啊的。”

    另一个邪笑着说：“人家是没见过咱这DIAO玩棱呗。”

    然后是有点尿声抖动的声音，放水声响得磕磕绊绊，还有一些得意的狂笑。

    我呵我呵，当时可听得我呵，我蹲在茅坑上，假若茅坑的洞再大一点的话，我就会顺势一头栽下去，简直不想活了。我可真没脸了呵！可是丢死人了呵，我！我念了一辈子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我还厚颜无耻地把那个“鸟”字的发音去给人纠正，却原来不过是“招安招安招个什么DIAO安，招安招安招个什么鸡巴安”！

    这样一个鸡巴安啊！刹那间我一生二十几年来的学问的底儿都给鸡巴洞穿了。

    我简直不知道我是怎么提上裙子跑出去的，然后又是怎么一头钻进屋子里再不肯出来。我恨自己，也恨别人，恨我从前的一切，也恨茅房里那两个淫笑着耻笑我的人。我还怎么能够有脸见人哪我！

    8

    回城以后，我满怀羞惭，同时也是无比愤愤的，开始清算我自己从前被装置进去的知识结构。这一查不要紧，无意中，我竟追查出，我所崇拜的我的红卫兵叔叔、我的右派老师，外加上他们所指导出来的我，原来都是一批没有文化的人。我们的这些所谓“文化”，羞羞答答，藏藏掖掖，远不如农村大老粗说的一句粗话顶用，远不如他们的一个“鸡巴”能将事物的本质戳穿。

    可是……反过来说，从前我所知道的那些“鸟安”，不管是像鹏鸟一样振翅翱翔和美，还是像“覆巢之下无完鸟”一样翩翩惊飞，比起最终的“招个鸡巴安”的解说，我想，或许，都自有他们的道理。

    围绕着“鸟安”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给我一生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每每回想起来我都不能释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按一般正常人的生命节律，找对象，结婚，在都市里求生，在人群里漂泊，风刀霜剑，样样经历，样样体验，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不易。回首往事，在已近而立之年之时，我忽然涌起强烈的讲故事欲望。这次却不是用嘴，而是用笔，用笔来讲述我生命中所遭遇的一些东西。供我童年时讲革命故事的那个黑沉沉的大舞台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个更大的自由升平的文化空间却是在我面前展开。从前我背诵别人写好编造好的那些东西，现在我却讲的是写的是我自己的经历。

    于是就在我二十七岁的那一年春天，我开始伏案编造那种叫作“小说”的故事。橘黄色的台灯一打开，面前一铺上洁白的稿纸，不知为什么，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谵妄状态，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站在了那个阴沉沉舞台的蓝瓦瓦的“嘎嘶灯”下，我身着红衣红裤，扎一段长长的粉绫子，绫子在头顶系出一个大大的夸张至极的蝴蝶结。我冲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行一个礼，挓挲开小手，先来一段程式化的念白：

    “敬爱的爷爷奶奶，姑姑大爷，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叫徐小红，家住二环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黑李逵智斗矮宋江……看那贼宋江，结党营私，架空晁盖，把那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只听得李逵大喝一声：招安，招安，招个什么鸡巴安！”

    然后，我平伸双手，波浪形摇曳，不由自主又做出振翅高飞状。

    1998年1月8日初稿

    1998年8月19日完稿于北京双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