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悼大泓

    储大泓同志9月2日在美国去世，我是九天后看到了《文学报》一版上刊登的噩耗才知道的。事出突然，异常悲痛。我不久前曾有一信寄到美国给他，未得复，这有违惯例，现在猜度一定是他身体不好才未复的。因为前此他给我和起凤来信说：“我经常想起你们，时时刻刻惦念着。”“如能在美国见次面，那就太好了。”又说：“我大概在今年9月间回上海，所以在美迟迟不归，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原因是为了小孙子。我这做爷爷的在此作用不大，小孙子目前还少不了他奶奶。”“我俩（指他和夫人顾嘉瑾）身体总算还可以，但毕竟年逾七十，尤其是我，颇有点老牛破车的景象了。”他一直体弱，心脏也不好，信上用“老牛破车”形容身体状况，使我很担心，想不到闪电似的他就西去了！他是这样好的人，遽而离去，我真有折断手足之感。我原以为他9月里可以返沪，我到上海可以有聚叙的机会，谁知竟如此永别，人间天上两茫茫，心何以堪！？

    大泓与我抗战时曾同学于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多年相交，交称莫逆。我喜欢他为人儒雅谦虚，钦佩他的文学修养和办报能力。我们虽离得远，但通信不断。他的逝去，使我几天来都茫然若失。我忍不住拿出他过去赠我的作品和写给我的信翻看，眼前总浮现出他那戴着眼镜的清秀面容和颀长的身影。往事历历，于是，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他生活经历中与我曾有相似之处。他比我小三岁，童年与我一样也是在南京度过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我随父从南京为逃避轰炸到安徽南陵居住，巧的是他也是随父从南京经芜湖坐夜行船到南陵小住的。后来，我们又都一样流亡到了四川江津上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工作，我也曾在上海工作……谈起这些事时，两人都常津津有味而又感慨系之。他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读王火的小说《战争和人》时，我感到，不仅读到一部好书，而且仿佛找到一个散失多年、年岁相差无几的兄长。这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了！”

    1992年四川省作协在成都召开《战争和人》作品研讨会，大泓应邀特地来成都参加。在会上，他作了有分量的发言。当时限于条件，给他安排的住处很差，我感到抱歉，他却毫不计较。会后，我们夫妇同他相聚了一天。那天，我们并未出游名胜古迹，主要是聊天。我们一同逛街，一同吃成都的小吃，十分愉快，但是高兴的是忆旧：谈南京、谈上海、谈四川……在我住处谈到夜深。我的老伴在家排行第七，人都叫她“七姐”。大泓自此见面或写信总叫她“七姐”，亲切而热情。

    大泓与我都爱好唐诗宋词，但他在古诗词方面的修养比我高，功夫也下得多。为此他从70年代末，有目的地系统地大量阅读并选录历史咏史诗，目的是要出一本《历代咏史诗选注》，到1986年底方完稿，共选二百四十四家、五百余首，注释与解说大都皆有独到之处，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好评，被认为是一本有保存价值及学术价值的选本。

    大泓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学报社社长，工作一直繁忙，兢兢业业对新闻事业和文学事业有不少贡献。年过半百后，常写随笔、散文，有的谈文说艺，有的是旅途杂记，有的有感而发，有的是国外游记，有诗论，有书评，有序跋，也有议论。多种多样的精美文章，都文笔清丽、富于内涵。前年，他精选了三十万字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晚晴幽草》一书。这书名引用了李商隐诗中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含意。他认为李商隐这首诗对晚晴充满欣慰欢快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早已人过中年的我来说，显得更为可贵，对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幽草来说，倘能得到雨露的滋润、阳光的照拂，在微风中欣然摇曳，当然也是幸事。”大泓的诗情盎然透现在他的文字中，也透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中。

    呜呼，大泓！你那和颜悦色、舒坦洒脱的模样深埋我的脑海之中，可是我已不能再与你相聚作知心的长谈，不能再一同谈诗论文忆旧怀旧，不能再通过信件交流情谊与思想，我们永远不能再相见了！

    今晚，月光亮如水，遥念大洋彼岸，我浮想联翩，心情悲伤。大泓，魂兮归来，今夜我们能在梦中相会否？

    （本文刊于1996年10月上海《文学报》）

    告别塞风兄

    二十多年前在山东济南与塞风相识，我很喜欢这位兄长。他比我大三岁，诗文极佳，为人豪爽。我知道他的经历不平凡，有遍体荣光、壮怀激烈，也有崎岖坎坷、荆棘满身，受过荒谬的不公正待遇，但他是一条经过九蒸九晒的中原英雄汉子，是那种“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杰出诗人。我来四川二十一年，经过通信，与他交谊更深，对他和夫人女诗人李枫的了解也更深。我一直想重回山东与那里的老友们聚聚，看望塞风兄夫妇自然是心愿之一。何曾想到突然噩耗传来，塞风兄遽然西行，令我伤心。

    塞风兄扎根大地，吟唱人生，他出版了九本诗集，三千多首好诗。诗人和作家们说他的诗里既有“稼轩手中的雪剑”，也有“易安居士的小舟”。说他的诗是“黄河波浪，江上清风”，说他是“黄河之子，大地之弓”，说他是“永远屹立在风雨文坛的高大身躯”，说他“永远远离了浊流，成为一代清流的榜样。”……这些都恰如其分。他的去世，是诗坛的大损失。他为什么匆匆就走了呢？

    应《小诗原》张天授、穆仁二兄之邀写这悼文，我看着塞风兄赠我的照片，眼前蒙着水雾，心上涌塞千言万语。却忽然想到：我今年也八十了，我不悲观，但也懂得自然规律；我不迷信，但却希望魂魄能够相聚。那么，塞风，我的老哥哥，将来，将来我一定来看望你，听你朗诵你的名句：

    黄河、长江

    是我两行混浊的眼泪……

    （本文刊于2004年7月《小诗原》）

    名山事业自千秋

    ——悼张啸虎

    1990年11月，收到啸虎从武汉寄来的《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一书时，啸虎已经骨癌在身病入膏肓了。读着他这本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书，想着他，我不能不挂念他那本已完稿的《中国政论文学史稿》。但次年2月就收到了啸虎的讣告。其后，立娟来信说：“屋里放着啸虎的遗像，像前放着花篮、鲜果，但我却喜欢看他的日常生活照，就好像他仍在书房伏案写作。有时对着孩子叫‘啸虎’，意识后不觉凄然……”

    我也凄然。我与啸虎有深厚坚持的友谊。前些年当我创作《战争和人》三部曲时，啸虎来信说：“独特的作家，不是指他从不受人影响，而是指谁也影响不了他，谁也模仿不了他。你的《战争和人》是独特的，不仅是生活和题材，而且在风格，别人无法写你的这部作品，而读者需要这部作品。无论怎样你一定应当完成它。”如今，“三部曲”已经出齐，8月，四川省作协在成都开讨论会，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开讨论会。而啸虎离去已一年多了。他关心我的写作，我也关心他的写作，现在，他的巨著由于得到有关部门支持，在科研项目下拨出一笔款补助印刷费用，又得到名学者、名书法家吴丈蜀及啸虎的高足易树人的整理修订终于面世。捧读立娟寄来的样书，我的感受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如烟往事，一时都涌上心头。

    一

    啸虎是位学者，年轻时给人的印象就如此。1994年夏，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大后方招生。那时新闻系名声显赫，录取的三十名学生是从近六百考生中挑选的（当时复旦全校仅八百多学生）。啸虎被录取很特殊：两篇作文（一篇白话，一篇文言）都考了100分。这在复旦是“史无前例”的，他一入学就引人注目。我与他同学四年，头两年在四川北碚夏坝时，毫无交往。我仅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看到他在墙报上写过一篇《建都长沙论》，不禁暗笑：这个湖南佬，什么都想让湖南占有！1947年复旦迁回上海江湾，宿舍是日寇留下的兵营，我和王善本、张镇中等同住一室，啸虎住斜对面，偶尔来我们房里坐坐，他才华洋溢却不善言辞，湖南乡音特重，“张镇中”从他口里出来就成了“咚咚咚”。常在《大公报》等报刊上读到他写的洋洋洒洒或精美华丽的文章。他爱喝一点酒，一喝脸就红。当时写过一篇散文，第一句就是：“我接过了父亲传下的酒杯……”那时，他在秘密追求历史系的高才生张立娟，立娟是他同乡，端庄智慧而有胆识。傍晚，啸虎有时“失踪”，问他何处去了，答：到教室写稿去了。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秘密。见到他傍晚夹着书和稿纸去教室，大家总忍不住开句玩笑：“又去写稿么？”其实，他确是常独自去看书或写稿的。他终生爱读书、爱写作，乐此不倦，直到去世。

    啸虎1948年在四年级时，被储安平教授邀到他办的《观察》编辑部里工作，工作重，人手少。储教授要求高，待遇苛刻。我有一次途经虹口到那简陋狭小的编辑部里去，只见啸虎埋在稿堆中低头孜孜改稿，大热天，穿件破背心汗流浃背，心无二用，只是满面歉意说：“没法留你坐，这稿储先生急等我改出来！”不久，我们毕业了，《大公报》聘啸虎去任编辑。他没有丝毫人事关系，完全是凭本事进去的。1949年春，他到香港，在《文汇报》做编辑。我同他断了联系。大时代中，大家萍踪漂泊，再见面已是八年后了。

    二

    1957年初春，啸虎来北京出差，突然来看望我。当时，他是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之一，《文艺报》等常发表他的文章，我和复旦同学王善本请他在东安市场吃日本式的“鸡素烧”。喝了点酒，他显得高兴，谈起和立娟婚后的幸福，谈起他在研究政论文学，也研究屈原、研究新闻学及文艺学理论，依然是沉迷书会文海中乐而忘返的学者。谁知依依分手后，他回到沈阳，在“反右”中竟入冤狱。从此音信渺渺，我们再见面时已是整整三十年后的1987年了！

    1987年9月，啸虎、立娟伉俪从武汉来成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重逢回首，叹世事之沧桑，大家都悲喜交集。学者终是学者，想不到啸虎囚禁在秦城监狱十多年，除英文外，竟又掌握了德文、日文、俄文，而且写作翻译了数百万字著作，毅力如此惊人！冤案早已彻底平反，给了他许多荣誉，头衔一大堆：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文学所所长，在武汉的大学里是兼职教授……他是中国作协会员，散文、杂文写了许多。

    那天是9月18日，我们从早晨谈到下午四时许才分手。我主要想听他谈谈过去的坎坷经历，他却专心于谈著作，告诉我，他仍在写《中国政论文学史稿》，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伟构，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中有多种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史、词史、中国白话文学史、妇女文学史、俗文学史、小说史、骈文史、戏曲史……但从未有人提过政论文学史，这是填补中国文学史范畴中一项空白的开创性工作，一切都要从零白手起家。这使我不禁想起1957年那个初春同吃“鸡素烧”的情景来了！他兴奋地红着脸激动地说要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而今三十年之后，在他经历无数难以想象的坎坷与挫折以后，在手稿资料完全被毁于劫难之后，竟仍以“出不入兮往不返”的精神念念不忘要完成这项为学术界作出贡献的工程。于是，我感情激动，叹息着想：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呀！啸虎还是啸虎，虽九死而不悔，他没有变！

    三

    啸虎这部巨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首创精神和填补了一项空白。我佩服啸虎撰写时掌握资料之丰富，书中引用和涉及的人物不下千人，典籍资料上自十三经、先秦诸子百家，下至清末民初学者言论不下千种。啸虎洗沙淘金选材严谨，如非胸藏书卷，既谈不到旁征博引、分析论述，更无法对人和事给予评价。更可贵的是对前人的论点能择善而从，不正确的则据理批驳，随处可以看到一位高明学者的独特见解和不凡识见。这部巨著是通史性质，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将政论文学发展过程连贯引出，表现了高超的文学组织功力，而文采斐然，气势不凡，使我时时仿佛看到啸虎埋头稿纸堆中，置一切于度外潜心著述的情景，因而眼眶禁不住又湿润了！

    啸虎的老友吴丈蜀在《中国政论文学史稿》序中说：“……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中国政论文学史》，使我国的文学史行列增加了一个新的伙伴，而‘政论文学’一词，也从此正式确立。这都是本书作者建立的功绩，应该记在中国文学史中。”啸虎一生专心治学，遇不幸而仍穷力。默默奉献，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我为他的早逝悲伤，但为他的成就欣慰。菊残独有傲霜枝，名山事业自千秋！啸虎不朽！

    （本文刊于1991年夏《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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