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我立刻写信。写到深夜。我同起凤往昔在江津相处时，曾热衷于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特别是《前夜》和《贵族之家》。《前夜》那位保加利亚的革命者英沙罗夫和俄罗斯姑娘叶莲娜的爱情故事令我们深深感动。我写信时，谈到英沙罗夫和叶莲娜，这她看得懂。叶莲娜为了英沙罗夫离家，与父母永远告别，叶莲娜和英沙罗夫间那种理想的爱情，以及叶莲娜纯洁高尚的女性之爱曾给我们当时的青年男女极大的感动和满足。我在信中隐约地用怀旧的方式暗示她效法叶莲娜。因为怕遗失，信一式两封，一封我让在香港的施懋桂、柏美伦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一封我让王鹏程、邹金凤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为的是一封遗失还有另一封可以到达。我要她在“五一”前一定要回来结婚。我用沉重的语气说：生命犹如单行道，没有回头的机会，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今生将永远不能再见面了！结尾我一连写了好几个：你一定要立刻回来！你一定要立刻回来！……
第二天，我便将信送交领导，但这次出我意料，老吴说：“领导上对你是信任的！不用看了！你快发出就是！”
于是，我冒着淅淅沥沥的冷雨，亲自去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将信用航空寄发到香港。回来后，想想不放心，怕信件检查被扣留或不幸遗失，又一式大致照原样写了两封信再次寄出。
发出了信后，我又决定每隔几天再照样寄发类似的信，力争起凤在“五一”前能够回来。
我历来喜欢唐诗宋词，陆游的《沈园》二首及那首《钗头凤》熟记在心。那个阶段，想起往事，心中常默诵：“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不禁潸然。但又暗自谴责，一个革命者，沉浸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感情里怎么可以！？于是，强自振作，摒弃不想，用积极工作排遣心绪，心里总处于亢奋状态。
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们这爱得死去活来的情谊！我在寂寞中等待，确实似有把握又毫无把握。我每天工作之余，读马列主义的书排遣，那是一段心情矛盾十分少有的特殊难熬的时日。
三
起凤在台湾是3月里收到我要她在“五一”前回来的信的，而且信收到一封又一封，都是同一内容，急促而严肃、坚定而冷峻。她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全，她怀疑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已面临什么危险，要不然绝不至于用这样的口气、这样的要求来表达。用她的话说，当时收到信真如晴天霹雳，变得眼前昏天黑地了！
一些年后，她根据刚回来时写的材料记录下这一段回忆，写了她在台湾及收到我信后的情况。我现在将她写的这段回忆照录如下。她是个感情上比较含蓄腼腆的人，叙述也失之于简略，但为了存真，所以我认为用她写的比较合适：
……那时，我在台湾监察院于右任老人手下工作。至台湾后，作为国民党政权中央一级机关的监察院，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办公的地点起初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里的几间房屋办公，开会时另借济南路的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及住处则在中山北路的一幢楼房里的一间屋子，办公条件很差。我们的办公室与闽台监察使署毗邻，于右老当时总在家里办公，住处是那种日本式榻榻米房屋。进门后，右边是花园，左边是他住处。他睡的房间很小，会客和他写字的房间大些。父亲和他是老朋友，抗战前及胜利后，我曾陪父亲在南京宁夏路二号看望他。他有时也来看望父亲。抗战时在重庆，也在上清寺住所见过他。在台北，我进监察院，也是于右老主动让我去的。
我称呼他“于老伯”，对他印象挺好，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和蔼的长辈，而且他与父亲相交颇为知心。有时单身一人坐着汽车就来看望，有时还拉父亲同到小北方馆子里谈心吃面片。他仪表威严，满腹经纶，善诗词，又是书法名家，一笔草书，形神俱备，飞扬洒脱，以简漫稚拙出之，有独特风格。他叫父亲的字“铁庵”，父亲则习惯叫他“老于”。两人很谈得来。那时，总不外谈些思念大陆并叙叙年轻时反清讨袁等往事。有时两人一同感慨。父亲总说他廉洁。每次他来，我总要泡一杯香茗递到他手中，他常会说：“好！好！”
那个所谓“监察院”，实际并没有多少事干，由于父亲双目失明，我可以不定时地上班，迟到早退也无妨。我不喜欢特殊，所以在院内总是避免与于老伯多接近，仅在见到面时，轻轻叫他一声。而且，他说话的声音闷而低沉又是陕西话，有时会客，不是知己，他话很少，只是用手捋着大胡子，一下又一下。有时星期一，早上做纪念周，他给大家开会讲话，我也总觉得没有听到多少内容，有些话也听不清。
1951年的2月旧历年前夕，他大病了一场，是中风，卧床一个多月。他那时在台湾，很寂寞。病前身边只有一个由大陆刚送去不久的幼子于中令，十多岁，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老高太太和大女儿于芝秀等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大儿子于望德在国外，原来的秘书李祥麟也留在四川未跟他走。他身边换了个年轻的副官照料生活，那次大病，拖的时间很长，“监察院”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友人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看望他。他躺在房里床上，去看望他病的人除极少数人外并不会见，都在外边签名本上签个名表示心意，但每天副官都把签名簿拿进去给他看。
这当中，有一天，他的病似乎略为好些了。他要给大家见面讲讲话。可能因为他说话费劲，未到大会议室讲话，就在二楼上一间房里听他讲。那天，秘书长杨亮功也在，我们几十个人就都站着听。他坐在一张圆藤椅上讲话，非常吃力，声音颤抖，手也颤抖，大家估计他是来作临别讲话的。讲的内容大致是要大家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等。话讲得不多，因疲惫就未再讲，而被搀扶回住处了。那年他七十三岁，大家估计他的病可能要摧毁他了。但却没有，春天以后，他却一天天又好起来了。
他的病渐渐好后，又常常写字。1952年初，有一天，我陪父亲到他住处看望他时，他正写字，放下笔，我说：于老伯，您应当写幅字送我！他笑着点头说：行！但又说：等我以后写给你！他桌上文房四宝和一卷卷一叠叠的宣纸很多，向他求墨宝的人不少。说实话，我向他索字，也是一时兴起，未想到他却已牢记住了。
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的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要被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心，而且他是位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件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去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在这里也不应出大问题。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你于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那时，为了爱情我觉得再大的牺牲我也可以付出，主要是不忍离开父亲，但父亲最爱我，他为我思考得十分周到，他总说：想来想去，还是让我先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是最佳方案。我就开始做好准备。
4月11号那一天，是于右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送一些水果和海味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当天，客人多，没有谈话机会。次日下午，于老伯派副官来说：院长有事请凌小姐去！我去到他那里，见他是把写好的一幅字拿给我看。他说：我想了又想，给你写了。也许你喜欢诗词但我写了段话给你，勉励你！
于是，我看到他写给我的一幅字。当时，他念给我听了，原文连署名一共三十九个字：
庶华仁仲正之（注：我又名凌庶华）
光绪十八年七月孙先生在西医书院毕业
各科学业成绩大部分都是满分
于右任
如果不是他亲自念给我听，有些草字我真不认识。他似乎对自己写的这幅字很满意，说：这字写得好！又说：我同你父亲都是孙先生的追随者，都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党人！我是勉励你好好学习，年轻人哩！……于是，他讲了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后来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的事。
等他讲完，我接过字，谢谢了他，踌躇着说：于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诉您。父亲让我听听于老伯的意见……于是，我把我的事讲了，并且坦白告诉他王洪溥的父亲王开疆于老伯您也熟悉，他在法官惩戒委员会时做过您的秘书长……
他听了点头，但坐在那里沉默半晌，捋着须，不作声，后来叹一口气说：唉！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又突然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
这问题我也无从回答，但当时我却回答：我想没问题！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却像疲劳似的坐在那儿闭上了眼。我心里想：他是不能表态的呀！他能怎么表态呢？反正，他知道了，没有反对，也就是表态了。他谈到了安全，也说明他对我的关心了。
于是，我告辞。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
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我告辞时，他伸出手来。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但这次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后来，我办好了出境到香港的手续，急匆匆给王洪溥写了信告诉他：我正在做准备，估计不日就可以到香港。接着，坐飞机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在7月间到了上海，同洪溥团聚完婚。
起凤的这段叙述是写得非常平实的。实际上，她是抱着牺牲自己救我的命的态度离开台湾回来的！多少年来，她总不愿去触动那段永生难忘的奇特而伤心的遭遇。其实，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水洗面，她当时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舟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拼命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当她取得两家铺保，拿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批准出台的证件坐飞机抵达香港后，她既牵挂着在上海不知什么情况的我，同样牵挂着在台湾的年迈的父亲。人情之常如此，她感到前途茫茫，就像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一样，不知自己会不会被海水和浪潮吞没，也不知她是否能同我见面，更不知她以后是否还能同老父见面。
她在“五一”前夕如约到了香港。她住在王鹏程夫妇家中。他们只以为她是到香港来购物和玩耍的，用对待上宾的态度对待她。她没有透露她到香港的目的。但她一到香港就又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已经飞抵香港的消息。
我是在干熬苦等中收到她从台湾发来的信件的，并且瞬即又收到了她由香港发来的电报和信。这不啻喜从天降。我喜出望外却又能料想到她的为难。母亲和陈展也为我高兴。这时，离“五一”限期已没有几天了，我拿了信和电报向领导上汇报起凤抵港的情况。她的抵达香港使我激动得含着泪水充满了欣慰感激，用什么样的词汇都表达不出我当时的感情。只记得老吴也很为我高兴地说：我以为不可能的事居然可能了！好得很！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接着收到她从香港寄发的信，信上说：她因心力交瘁，不胜负担，已经病倒了！所以“五一”以前，她无论如何是回不来上海了！……
既然已经在“五一”限期之前离开台湾到了香港，组织上通情达理，也不计较什么时日了。老吴在将这种情况向上边汇报后，对我说：既然已经回来了，她又病了，也不急了，等她回来吧！……意思是说：“五一”前这个限期拖长些日子无妨了！我能体会到领导的好意，也深怀感激，但却十分担心起凤的病情。她少年时代，曾得过心脏病，这我知道。我能想象得到她的归来是多么不容易，她是个至孝父亲的女儿，她这次为了我舍弃父亲离台到香港，她的“心力交瘁”确不是一句假话或套话。我五内如焚地担心她的身体。
怎么办？为了她的病，为了使她能安全归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香港接她回来，但上海从刚解放直到“镇反”高潮之前，去香港是很方便很自由的。后来就严格控制起来了。我是干部，当然不可能去。她要回来，还得到上海公安局申请入境许可。这时候，母亲知道她病了，又见我焦急万分，提出：我去香港接起凤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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