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岁大了，但仍愿意写这个序是因为这本书有价值、有意义。今年又是“七七”、“八一三”抗战爆发70周年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国际媒体报道：今年日本右翼分子要拍摄一部所谓《南京真相》的电影片，预定12月在日本上映。事实是客观存在，历史是无法抹去的！此刻，我愿意为本书作宣传，我希望尽量多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可以使你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从拉贝先生和当时的国际安全区的角度来了解南京大屠杀，同时，更使我们感染到正义、真理、道德、良知、仁爱、善行的可爱与可敬！懂得人是怎样可以通过义举变得伟大、神圣而且英勇的！什么叫作对人类做出贡献？人的名字怎样会被大写载入史册。那么，使人尊敬和怀念的拉贝先生，用他的行动达到了不朽，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范例！
（2007年3月16日于四川成都）
燧火闪光，前锋流韵
——李友欣《履冰文存》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是河南人民苦难最深重的年代。陇海路黄河对面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原半壁河山大旱惨烈，赤地千里，飞蝗肆虐，颗粒无收。汤恩伯驻军仍在征兵征粮，敲骨吸髓，灾民流离逃亡，饿死的传说达三百万人。那年8月我从界首步行经漯河、临汝去洛阳，沿途亲眼见到灾区宛如人间地狱，逃荒讨饭的同胞都在卖儿鬻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情景。印象之深刻，至今难忘。从那，对河南的人和事却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感情。
就在这年，豫西南出版了一张民营的进步报纸——《前锋报》，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说话。这张报纸积极报道灾情，疾呼救灾，为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请命，还提出了生产自救、平抑粮价、惩治贪污等许多措施和建议。报纸影响很大，在整个抗战时期，它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赞成联合政府，发行量经常达万份左右。当时，被称为“中原文化拓荒者”的作家李蕤同志，1943年开始以《前锋报》特派员身份撰写精彩的灾区通讯十余篇在《前锋报》连载，深受河南及大后方关注。据李蕤年谱载：
1944年，李蕤继续在《前锋报》任主笔……编辑部同仁前后有张林翰、王峻远、李友欣、钱继扬、黄黎夫等。是年，《前锋报》副刊改名为《燧火》，李蕤任副刊主编。
这里“编辑部同仁”中的李友欣，笔名就是“履冰”，他那有着泥土清香的进步思想的处女作小说《瓜田里》，最初就是发表在《前锋报》副刊《燧火》上的。
但据友欣兄自己的回忆，“年谱”的记载是有误的，他说他和王峻远并不属于《前锋报》的工作人员，他当时只是作为一个作者，经常给《前锋报》写稿，通过投稿与李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燧火》副刊的刊名由来，是“希望它能够如燧石敲出的火光一样”，“得到光……得到热，燃起各处的燧火”。叶圣陶、茅盾、叶以群、田仲济、冯沅君、臧克家、姚雪垠、碧野、塞风、苏金伞等都在这副刊上发表过文章。
后来，李友欣（履冰）同志离开豫皖苏解放区，到达南京，在《新华日报》工作，后随刘邓大军入川。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界和文学界工作，时代变了，但他当年在《前锋报》写作的精神及在《燧火》上发表作品的锐气依然保持，一以贯之。
我来四川工作是在1983年，与友欣兄有机会相识。我们恰巧同年，由于他是河南人，谈起当年中原1942年的大灾荒，又谈起抗战胜利后，《前锋报》与河南另一家民营进步报刊《中国时报》合作出版联合版的事，再谈到我们都熟识的地下党员燕凌、宋铮夫妇，他们是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长，也是友欣的好友，于是，虽交往不多，但足以敞开心扉交流。
友欣在四川文联工作期间，主持创办过《当代文坛》，也主编过《四川文学》。我到四川后，见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十人小说选》中收有他的小说，又见到他出版的小说集《八月的阳光》。此后，陆续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小说、评论、散文，写得都很好。现在，他的文存出版，嘱我写序，难以违命坚辞，只能勉为其难，重读他的部分作品，谈些不成熟的看法，回报厚爱。
友欣同志刻画人物，写景状物，抒情达意均属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他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所以观察事物、揣摩心态、揭示问题，能入木三分，有独到之处。他熟悉农村，题材来自生活，写农村题材，自能生动、真实而贴切。他为人耿直，不爱写花草缠绵、风月悱恻，总去选那些使他有感受、想使人有启发的有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面向农村，关心农民，大处着眼，而不是在咀嚼小小的悲欢，是为一种特色。
他常引证赵树理的话，说：“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又不是用其他方式可以解决的，这就成了我写作的主题。”他把这当作箴言。所以他认为“应当通过真实而有血肉的对生活的描写，推动群众探索人生的道路……”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20世纪“四清”运动时，他写的小说《在一个高级农业社里》，曾被激烈批评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种所谓“批判”当然是十分荒谬可笑的。这在当时实际是一篇值得称道的好小说。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工作组长王文聪独断专行不民主，主观主义瞎指挥，好心也办坏事；乡长朱青云、队长翁全忠觉悟高，实事求是说真话；王文聪培养的典型“开会专家”林玉英；能发现王文聪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县委张书记……这些人物都各有特点，有较鲜明的形象，有代表性。小说反映和提出的问题，当时有普遍性，突出写了建社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难能可贵。如果不是受批判而是受到肯定，那该多好！何况，小说中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至今也有现实意义，足见其生命力！
《八月的阳光》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后，友欣同志说：“它受到的诛语和恶谥……更骇人听闻。”小说表现了对当时农村基层先进典型的思考，意在指出，不应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做夸大、不实的宣传，不应在物质和荣誉上采取尽量给以满足的做法，而应对其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不吹捧，不搞特殊化，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和爱护，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好典型。对这样一篇人物、故事、主题均好的小说加以鞭挞，当然十分荒唐。今天读这篇小说，见到干部的勤政廉洁，仍会有清风扑面之感，会有启发。缺点是有“左”的痕迹，写地主分子也脸谱化。但这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限所造成，添点阶级斗争为佐料，自不奇怪。
以上两篇编入集中还有一个好处是“保存真实，立此存照”。因为它们记录了作家本人在为农民创作中所做出的贡献与遭遇的曲折，使今天的读者了解当年农村的情况及那时作家创作的艰难。
我很喜欢曾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车上的世面》。小说通过一个心灵扭曲了的女性的写真形象，记述描画了一段社会发生变化的风情，有一种某些人物被异化后的尴尬与无奈，短小精悍、干净利落，有点苦涩，有点叹息，颇像一幅世相漫画。看来突梯，实际严肃。
我也喜欢中篇小说《身世蚕眠话今昔》。这个中篇贴近现实，语言风趣，有很强的可读性。写的是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一位原籍河南的离休老干部王子青抚今思昔及他遭遇、见闻到的一些事情的故事。有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有着令人感动的眷恋故乡及故人的深情，有着怀旧忆往的沧桑，又有对转型时期众生百态的速写和描画，自然而不矫揉造作，集幽默讽刺于一体却不油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通过阅读不尽感慨，似可窥见作家可贵的心灵，他的爱憎。
许多年来，友欣同志忙于工作，写作纯粹业余；认真但不高产。近年他身体不好，但还写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年来视力下降，恐怕很难动笔了。他过去写作，有如鲁迅先生说的，他是“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他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发”，是来自血管的。文存中的小说，有小部分因时过境迁，是并不时髦的，但精神和思想未必过时；有许多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有所感触，有所思索，有所赞叹。现在结集作为文存出版，对他来说，是一厚本献给过去、纪念过去的书，也是一本留给今天和留给未来的书。读他这些作品时，不由得使我想起他慷慨激昂、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想起新中国那些热火朝天乘风破浪的峥嵘岁月，想起当年那张了不起的《前锋报》，想起当年那个有名的副刊《燧火》。而眼前就仿佛闪烁着火的光亮，耳边仿佛听到不能忘却的奋力悠扬的战鼓流韵。
今年，友欣兄八十高寿，谨以此序为友欣兄祝寿，并祝文存的出版。
（2004年7月于成都）
情浓意美
——何映森《放飞感怀》序
认识诗人何映森同志已有好几年了！那时他是《人口》杂志的主编。我们有来往，虽然并不密切，但我却觉得一直离他不远。因为我有个习惯：凡熟识的朋友，送了书，或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只要可能，我总要读一读。读时就宛若看到作者站在我的面前，与我娓娓谈心。
映森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朴实、诚恳，执着于文学，勤奋于写作，热心于散文学会的工作。他写诗也写散文。我读过他写的有些哲理小诗，诸如“灵感点燃我心上的灯/我用这灯照亮憧憬”，“雨滴亲吻旱地的嘴唇/用挚爱愈合泥土的伤口”，“人生在写一篇论文/理想提出论点/奉献来作论证”……也读过他写的很好的散文诗，如《童年的梦》。他的散文集《小路悠悠》，我浏览过，为他作序的尹在勤教授，说他的散文“素净乃真”，认为他“力求自然，力争素净”，“总是诚挚地倾吐自己”，我也有同感。尹教授的评点是切合实际的。
现在，映森将他的一本新编好的集子《放飞感怀》送来给我，要我写序。我最近忙，视力也不好，但对于散文，我有偏爱，我仍读了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愿意写一点直感回报他对我的信任，并向读者介绍。
我觉得映森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寻找美的眼睛。散文应是美文，有这么一双探美的“慧眼”是十分重要的。这本集子中的第一辑“山水有灵”中的十几篇游记散文及第二辑“风物览胜”中的一些篇章寻幽访胜都可一读。因为其中都有他捕捉到的独特美丽景色和场面，都有他对于自己这种发现的感想。他去过的地方，有的我曾涉足，有的我未去过。不论去过或未去过，读时都能津津有味感到鲜活。这是因为他有这么一双眼睛才会有他对见闻的体验。而这样的体验，写出来是五彩斑斓吸引人的。
我觉得映森有一颗热情、诚挚的心。第三辑“深情倾诉”、第五辑“文思心语”及第六辑“逝者如歌”中的散文，读后就有这种感觉。无论是亲情、友情、乡情，他都表达得淋漓感人，因为他有这样的一颗饱含真诚的心，笔下文字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即使是随记随写，但情真意切是发自肺腑的。
映森在这本集子中的《十年树“情”》一文中说：“激情是一切作家、诗人都不可缺少的，激情中最可贵的是真情。真情如撞击的火花最能照亮和打动人心。”情是散文的生命，散文应是情文，主张以情取胜，我赞成他的观点，并且看到了他的实践。
我觉得映森是位酷爱文学迷恋写作的人。他业余写作，工作很忙，但写得不少。有的作品看得出是急就章，却也反映出他“见缝插针”的勤奋。搞创作，只有勤奋才能出成果。最近他告诉我：他常常在抽空读书（这当然好！中国有悠久深厚的散文写作传统，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优秀的散文。外国的好散文如今译介过来的也多），以后，如果时间多了，会读得更多，也写得更多，而且还想写长篇。他熟悉农村生活；参军后曾在西藏边防工作过十八年；1986年转业到成都在城市生活也有十六年了。以他的生活积累、思想水平、文字技巧、刻苦精神来评估，今后他必然会不断有佳作问世的。
散文容易显露作者的襟怀、气度及灵魂心路。映森的作品不猎奇、不虚饰，真实而健康。写作对于他，是一种认知，一种与读者的共鸣。他能感受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写出来发表的东西不媚俗，淳朴而不乏味，流畅而不油滑，没有无病呻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社会、对民族、对大局的关心和注目。我欣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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