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们把夏维凡送到他从此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去了，虽然那里离我们住的房子不到百米。在山坡上，他从此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总部决定结束所有工作，调走所有技术员。班上的同学也走了一半，还剩下我、高袁，李元强。我们没地方可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快乐地离开。
上课时间到了，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她走进教室，表情平静，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我从那张洁净的脸看出来了，她心里暗藏着巨大的难过和悲伤。失去亲人的滋味我是知道的。一种无法抑制的感情冲上来，我忍不住哭了，为了不哭出声音，我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双臂下面。华老师走过来，轻声问，怎么了？马也。她不问还好，她这一问，几天来为她筑起来的悲伤决堤了，我快意地放声大哭。但是她误解我了，她以为我是因为羡慕别人去城里才如此难过。我没有申辩，因为我是为她在哭，是在为她难过。她严肃地责备道，马也，再哭就没法上课了。我不哭了，抹干眼泪，心不在焉地翻开书本，但只要看见她，或者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都受不了。凡是和她有关的事都碰不得，一碰我就伤心得肝和肠子都发痛，但这种痛反倒让我好受些，就像这样一来她的痛就可以少一点。想到自己曾无数次幻想她的身体，对她充满了燥热的欲望，甚至在梦中拥抱她，把她的衣服脱光，亲吻她的乳房，占有她、和她合二为一。想到这些我就无地自容。我还没学会如何爱她，但我比以前更爱她了。在此之前我没觉得夏维凡对她有多么重要，甚至还有几分敌视，但他死后，我对他的思念也许和她一样多，因为我发现他对于她是多么重要。这种重要性根本不是我能替代的，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替代的。食堂也拆了，除了上课，她还得给我们煮饭。这里除了她没有别的大人。煮饭的时候我们都去帮她，可她坚决不要我们帮忙，要我们抓紧时间看书，她说我们即将参加的高考是上战场，多看一页书就是多一颗消灭敌人的子弹。
矿区冷清得让人害怕，电线也剪掉了，我们只能用煤油灯照明。以前我们不喜欢到教室里上晚自习，现在不一样了，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太怕了。就是坐在教室里，也让人恐惧。外面风刮得很凶，漆黑而又冰冷，似乎连那些山也胆小起来，它们挤成一堆，拼命朝教室里挤、朝窗户里的灯光跟前靠，只有弄出点什么声响才能把它们赶走。这种恐惧大概连她也感觉到了，因为她常常中途叫我们停下来，和大家唱首歌，或者由某人朗诵诗歌，热闹一阵后再继续学习。但她不唱，我们都知道她为什么不唱，她微笑着听我们唱歌。她的微笑同样让我肝肠寸断。那是怎样的微笑啊？像白鹭的羽翼一样苍白，像小羊羔一样娇弱，像崖畔花一样处在险处而不自知。
我躺在床上不再想她的身体了。我想得最多的是，她一个人害不害怕。她仍然住在最上面一排房子里，其他房间都空了，就她一个人住那儿。而死者就埋在屋后的松林里，在如此冷清的夜晚，她会不会因为想念他而流泪？我希望她快乐些，好受些，但同时我又觉得她应该为亡人流泪。有一次我听见咿呜咿呜的声音，心悬到嗓子眼，我的眼泪也跟着流下来，可是听了一阵，发现是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我老爱在夜里梦到夏维凡，他笑嘻嘻的，和我说这样说那样，好像我们是好朋友。有天夜里他告诉我，他捉到一条大鱼，是从地下暗河的出水口捉到的，“简直像一头猪！”他兴奋地说，鱼躺在地上，果然像一头猪，又大又肥。他要我去找把锋利的刀来，他好把这鱼分给大家。我去食堂借刀。与此同时，我恍惚觉得，我爸爸就在屋后什么地方干活，一会他会煮鱼汤给我喝。周围的景物是朦胧的，我身上似乎没什么力气，但我可以飞，可以像游泳一样在空气里游。我游在空中，看见高袁和曾萝卜躲在玉米地后面抽烟，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把自己笑醒了。冷风吹得我脑门凉悠悠的，忙缩进被窝，不一会儿又梦见了别的事情。
我们的口粮以前是汽车送来的，现在必须由我们自己到旧盘去背。第一次去旧盘背粮食，距夏维凡出事不到十天。我们的粮食还多，但粮站规定，月底不去买回来，就只有等到下个月才能买。这天华老师的心情似乎不错，滔滔不绝地谈着她的家乡，她上中学时的一些趣事，后来转移到那次在旧盘看电影，大家走散了，谈到曾萝卜，这家伙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也不给大家写封信来。不知怎么就说到华老师那次住院。我和高袁像两个傻瓜，争先恐后地说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想到她说那么多话是想借此减轻心头的痛苦。高袁说他和妈妈去买了几十个鸡蛋，送给华老师当补品，在半路上摔了一跤，只剩下七八个好的，哈哈哈。我无意间看了她一眼，只见那白净的脸上泪水横流。默默地走了半个小时，她没说一句话，我和高袁也无话可说。我在心里想，“我是爱你的，你放心吧。”但要怎样才使她幸福呢？我一会幻想自己地位显赫，受人尊重，她也因此无比荣耀，一会把自己想成百万富翁，要什么有什么。有时也把自己想象成拖拉机手，叫她走路不要这么累。
把粮食背回来，顺便买几斤猪肉，新鲜肉存放不住，虽然是冬天，但黔北的冬天不算冷，肉放不了几天就臭了，所以我们背回粮食那两天，顿顿有肉吃，平时却一粒肉星都见不到。这样的饭连黑猫都讨厌，刚开始它一口也不吃，舔两口就走开了，几天下来就瘦得皮包骨头。它从来没逮过耗子，大概是从小就娇生惯养，使它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天职，到了需要自己改善生活的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有几天饿得喵喵直叫唤，但没有油腥的饭它就是不吃。我只好把我那份油匀一半出来给它拌饭。它勉强吃一点，吃起来就像落难的贵族老爷一样抱怨个不停。它不会说话，但我知道它在抱怨。除了上课时间，它总是在我身边，本来教室里它也想去，有一次被高袁拔掉一根胡子，它就再也不去了。它的胡子不是老了才长出来的，而是生下来就有，是钻洞的时候当尺子用的。高袁拔它的时候，它疼得狠狠抽了他一爪子。狗不记仇，但猫是记的，从此以后它看到高袁要么恶狠狠地咪呜两声，低头弓背，就像要冲上去咬他一口，要么拔腿就跑，躲到什么地方半天不出来。当它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它看我的眼神就像小孩看着父亲，我估计它很多时候都把我当父亲。
矿区没有人了，动物却多起来。松鼠、野兔、獐子，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倏地一下又不见了。有天早上，高袁在大操场的土坎上捉到一只穿山甲。穿山甲正在打洞，高袁用棍子敲了敲它的后背，它老实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把它拉出来，它立即缩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圆球。李元强不无嫉妒地说，高袁这下发财了，这只穿山甲至少可以卖两百元。我们一个月生活费才三十元，两百元那就是一夜暴富。由于预感到未来的快乐，高袁激动得坐立不安，许诺要让我们好好吃一顿。他用脸盆把穿山甲倒扣在地上，想等到周末提到旧盘去卖。哪知放学后回来，穿山甲打洞跑掉了。他忘了穿山甲是打洞专家。
高袁没有沮丧多久，他发现这些动物另有利用价值，要是捉到一只，我们就有肉吃了。这个发现让我也兴奋起来。现在我已经不吃肉了，可二十多年前，看到肉就流口水。没有猎枪，又不会下套子。我和高袁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挖陷阱。
第一个陷阱挖在我屋子下面的玉米地里。玉米地里种了一些萝卜，经常有野兔光顾。高袁请李元强给我们带点干辣椒来，我们要爆炒野兔。他告诉华老师，要用野兔皮给她做一双手套。
陷阱挖得不深，也不大，但四周笔直，挖好后搭几根细棍子，盖上乱草，再拔两个萝卜放在上面当诱饵。高袁说，如果是只大野兔，就叫李元强一起吃，如果是只小的，就不要告诉他。我心里虽然觉得这样做不够朋友，但在饕餮之徒心理的影响下，我极力表示赞成。这种心理在后来的生活中无数次地出现过，事后都恨不得抽自己耳光，再次遇到的时候却又屡教不改，为自己所丧失了的为人资格而羞愧，但放眼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于是茫然失措，甚至怀疑自己饕餮之徒的心理不够彻底才屡屡失败。
早晨寒风刺骨，天刚亮，我就和高袁去查看猎物。当我们远远看见陷阱上面的乱草已经掉下去了，顿时喜出望外，我们“哈”的一声，激动地扑过去。陷阱里没有野兔，只有半坑泥土。这是怎么回事？土不像是野兔掀下去的，它没那么聪明，有点像大型动物用嘴拱下去的，可旁边又没有可以印证的脚印。我和高袁既失望，也有几分不安。但这没能阻挡我们吃肉的决心，我们决定转移地方，重新挖一个。这一次挖在菜地里。一下课就去挖。下午放学后，我们挖好了才回来吃晚饭。这个挖得更深更大，不要说野兔，獐子掉下去都爬不上来。第二天一早，陷阱又被填上了。高袁骂了一句，“他妈卖×！”骂完后小声问我，“会不会是人熊老嘎婆？”我感到背心一阵凉风，要是人熊老嘎婆，我们可得千万小心。据说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熊，长得像老太婆一样，见到人后，它抓住人的手哈哈大笑，直到笑昏过去，醒来后它再慢慢把人吃掉。人熊老嘎婆还会干些敲门讨水喝，模仿人种地，甚至装哭等手段引诱人，人一旦过去，它就抓住你的手腕，长而锋利的指甲就会刺到肉里去，任你多大力气也无法逃脱。最可怕的是人熊老嘎婆的皮刀枪不入，火枪子弹射到它身上，会像射在又硬又滑的东西上一样滑过去。要从它手里逃跑，唯一的办法预备一个竹筒，它一伸手你就把竹筒递过去，它以为抓住了你的手，这时它会笑昏死过去，你丢下竹筒赶紧跑。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怪物，谁都没看见过，但都说有。
我们把陷阱里的泥土捞起来，用树枝伪装好。高袁搞了些煤灰来洒在四周，不管人还是动物，只要走到这里都会留下脚印。天黑后，高袁叫我帮他请假，他不上晚自习了，他要藏在炸药库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和我们作对。炸药库是一间矮小的石头房子，离菜地很近。我劝他不要冒这个险，万一真是人熊老嘎婆怎么办？他不怕，他不但准备了竹筒，还准备了一支浇了柴油的火把，人熊老嘎婆的毛长，所以怕火。
高袁读书不行，干别的事却透着一股机灵劲，并且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恒心。我下课后去看他，他叫我给他把被子拿去，还叫我多带几个干辣椒。裹在被子里，刚开始还管用，不一会就冷得直哆嗦，脚脖子发麻。我们咬几口干辣椒，辣得全身冒汗，瞌睡也赶跑了。守到半夜，“猎物”终于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我们激动得不行，高袁点燃火把，我们各拿一根竹筒嗷嗷叫着冲了出去。白影听见叫声站起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可不是什么人熊老嘎婆，而是华老师。我和高袁尴尬极了，她没说话，蹲下去继续往坑里刨土。我忙跳过去和她一起刨，高袁则一直举着火把。直到回屋睡觉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高袁问我知不知道华老师为什么要填陷阱，我说不知道，高袁说，“她怕夏维凡摔到陷阱里去，肯定是这样的！人死了要收走自己留在阳间的脚印，收不干净就要被鬼拿去做鞋样。她要早点讲我就不挖陷阱了，可她自己又不讲！”“谁告诉你的？”“李元强。他爸爸告诉他的，死了没多久的人阴魂还很重，走路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要慢慢才能变成一股风，变成一股风就不怕摔跤了。”
吃饭的时候，华老师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变化，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不大相信高袁的说法，华老师平时教我们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她那样做不过是她心里慈悲，不忍心叫我们伤害动物。
K刘爱：听他讲故事
在火车上，我几乎是带着讥讽的口气问他，为什么闷闷不乐，有什么事让他如此不开心？我不喜欢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笑了一下，摇着头，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没有呵，我心情挺好的。”我说：“别狡辩，谁都能从你的脸色看出来，闷闷不乐地过是一个小时，高高兴兴地过也是一个小时，既然这样，为什么不选择后者？你说是不是。”他轻松地笑了一下：“你说得对，的确如此。”我暗自称奇，好像我们的关系足以让我可以对他发号施令。有时候，他像一个圣者，有时候，他又像一个大男孩，我几乎忘了他是我的采访对象。“给我讲个故事吧，你的，别人的都行。”“我不会讲故事，你给我讲吧，我也喜欢听。”我想了想，有一个故事从脑子里冒出来。我笑了一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女孩，她不常到她的外公家去，因为她家离外公家很远，因为她要学习，要学画画，要学弹钢琴，要学跳舞，要学这样那样。有一次外公病了，她才终于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外公。其实她想念外公的时候并不多，在她心里，外公甚至有几分陌生，她一年才能见他一次，外公给他们送鱼来，送大闸蟹来，送扇贝来。外公住在海边，是个渔民。到了外公家，外公的病已经好了。夜幕降临，母亲和外婆在屋里说话，她和外公坐在幽暗清凉的院子里。她有些害怕，因为她从没有在这种幽暗的地方呆过，但她也不想回屋，因为屋子里有一股她闻不惯的气味。外公不和她说话，他有节奏地拨弄着贝壳串成的念珠。她双手捧着脸，开始想念学校、想念同学和老师。不知何时，外公叹了口气，她看了外公一眼，外公微微抬头，远眺地平线上的天空。她顺着外公的目光看出去，顿时吓了一跳，她看见满天繁星。她从没有看过星星，但她知道它们是星星。是书本告诉她的：当昼夜交替时，天上可以看到星星。书上的星星画着四个不规则的尖角。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天上居然有这么多星星，这些星星一只角也没有。但它们一闪一闪的，因此也不能说书上画得不对。她非常兴奋，兴奋得让她感到窒息。外公，这些星星是从哪里来的？她问。外公没有立即回答，在黑幽幽的夜里，她看不清外公的脸，不知道他是没听见还是不知道答案。外公的手指依然在拨动念珠，她听见贝壳相互敲击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外公说：‘它们不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本来就在天上。’她又问，它们会掉下来吗？外公说，他没有看见它们掉下来过。她说，要是掉一颗下来有多好，外公，你要是看到它们掉下来，捡来放好，我下次来拿好吗？外公乐呵呵地答应了。外公问她，你想要哪一颗呢？她说，我要最亮的那一颗。想了想她又说，算了，太亮的那颗太大了，我要一颗小的就行了。外公说，‘从前有个人，他非常爱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非常爱他。他女儿也和她一样，想要一颗星星，他做了一根长长的钩子，然后摇着桨，向天边划去，划到天和海相接的地方。星星太难摘了，像铆钉一样铆在天上，他仰着头干了整整一天。星星摘下来了，他的头也晕了，当他驾船返回时，他失去了方向。他在海上划呀划呀，海浪冲走了盛水的皮囊，他只好喝又苦又涩的海水，食物吃完了，他捉海龟来吃，捉鱼来吃，反正有什么吃什么。他划呀划呀，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因为去摘星星的时候是朝太阳沉下的地方划过去的。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陆地，看见了熟悉的房子，他好高兴，终于到家了。可是，当他的船靠岸时，对面走来的人他都不认识。原来，他的女儿已经长成大人了，并且自己也有了女儿，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把那颗星星给了外孙女。’她对外公说，外公，我要是那个外孙女就好了。外公说，你也是外公的外孙女呀。她说，可你没有去给我摘星星。外公说，我不知道你想要星星，既然你想要，那我也做一个钩子，去天边给你摘一颗星星回来。她说，那你可以多带点水和食物，要不然迷路就麻烦了。外公说，不要紧，我不用钩子，我扛架梯子去，爬到梯子上去摘，这样我就不会头晕眼花了。她对外公的话念念不忘。几年后，她从书上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且没有什么天边，更不可能爬到梯子上去把星星摘下来。又过了几年，外公去世了。她因为工作，离家太远，没能参加外公的葬礼，但是，她对外公的话深信不疑，并且总觉得外公仍然在海上航行，他的怀里，揣着他给她摘下来的星星……”
我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坐我对面的男人，闷闷不乐的表情已经一扫而光，我扑哧一声笑出来，问他我的故事怎么样。他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问，这是你自己的故事吧？但他没有问，他说，你太会讲故事了，下面该我了。他说：“这个故事是别人的，我忘了作者的名字，好像是个外国人，但我记得故事的名字叫娃娃女王。有个男孩，大约十一岁，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因为父亲的工作，他们住在乡下，住在一个庄园的旁边。这个男孩喜欢画画，看见什么画什么，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树枝在地上作画。有一天，庄园里走出一个女孩，她很严肃地问男孩叫什么名字，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就像要打他一顿似的。男孩没理她，继续画自己的画，这个女孩跑过去，用鞋底把他的画蹭掉了。男孩很生气，举起棍子要打女孩，女孩笑嘻嘻的，说你打呀你打呀，她逼得男孩步步后退。男孩哭了，女孩也哭，但她是假装的，她是为了逗男孩笑。就这样，他们认识了。他们在草地上奔跑，一起摇松树，一起捡松球，一起折纸船，有时候他们还一起叫着从山坡上滚下来，女孩爱哭，因为她不是胳膊受伤就是膝盖受伤，这时男孩就用口水给她擦。有时候，哪怕一点微不足道的轻伤，她也要男孩给她擦。后来，男孩的父亲回城里工作，男孩也要走了，女孩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她住在什么地方，男孩可以根据这幅画去找她。几年后，男孩长大了，他拿着那幅画去找女孩，却再也找不到了，不知她到什么地方去了。算了，这个故事太简单了，没意思，我另外讲一个吧……小时候，我喜欢到山上去玩。我父亲是地质队的，地质队的工作都是在野外，所以和我们一起玩的还有农村孩子。站在那些山上，用劲一喊，对面的山就有回音，有些回音甚至很清晰，就像那山里有一个人在学说话一样。有一天，我和一个放牛的孩子用劲喊了一阵后，他突然宣布说，我喊喂，这座山答应我了，从现在起这座山就是我的了。我当然不同意，因为我喊喂这座山也答应了。他说他先喊，我说我先喊。我很生气，他也很生气，我们打了一架。我记得，我把他的鼻血打出来了，他说他再去找他哥哥来打我，我忙跑回地质队纠集了一帮朋友。你说好笑不好笑，为这么点小事居然去打架。”
“结果呢？”“我们准备了棍子，还准备了刀。我们还没出门就被大人发现了，缴了我们的棍子，缴了我们的刀。如果不被收缴，我们会不会举刀向对方砍去？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沉默。然后一笑。
火车正以强劲的动力奔驰，仿佛再给它加大点分量，它也能轻松自如呼啸前进。窗外不时掠过田野、村庄，却又突然被一座山，甚至隧道的岩壁挡住。别人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我们或者说话，或者倾听，是那么愉快。不像有的旅伴，说着说着就没话说了，把头靠在椅背上，挂着疲倦或麻木的面容，为无法摆脱这枯燥无味旅行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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