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竹堂-洋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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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人儿是一个女人的外号,她的真名叫路美莲,郑州郊区人。洋人儿的丈夫姓袁,叫袁成宪。袁成宪是1957年被招到铁路局的工人,在列车上当大厨。3年困难大下放时,被下放了,妻子路美莲也随他回到了镇上。因路美莲是省城郊区人,穿戴很城市,又加上她长得小巧玲珑,一双眼睛又有点儿朝里眍,颇像个外国小女人,所以众人都喊她“洋人儿”。

    洋人儿随丈夫回到镇上后,很能干。只是镇上人多地少,光靠地压根儿不够吃,赶巧那两年市场开放,镇上人又都做起了小生意。洋人儿选择了一圈儿,最后选择了卖热红薯。洋人儿人讲究,蒸出的热红薯也很干净,蒸得稀溜不说,皮儿还发红发亮。贴锅处有焦黄,上面像是朝外冒着糖稀,看上去很诱人。那时候正是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吃物很金贵。当时有句城谣,叫做“七级工,八级工,不顶农民一沟葱”,足见物质之贫乏。记得那时候的馒头卖1元钱一个,热红薯1元钱一斤。一个馒头二两重,自然是吃不饱,而一斤热红薯下肚分量就不一样,所以洋人儿的生意就很好。

    洋人儿每天盛红薯用的是芭斗,还专套了个小棉被盖在上面保暖。每每出锅,只在外边放一块诱人的样品,然后一手芭斗,一手拎着盘子秤,边走边吆喝:“热红薯,热红薯!刚出锅的热红薯!”由于她是外地人,口音与本地人不同,喊出的声音就有些异样。娃子们听到她异样的喊叫,也学着她的腔调高喊:“热红薯,热红薯,烫屁眼儿的热红薯!”洋人儿就笑着赶跑娃子们,又喊。有人来买红薯,问:“有烂的咋办?”洋人儿就说:“烂的管抠!”抠是将烂处抠掉之意,但同时这个“抠”字在豫东一带是句骂玩儿的话,众人就大笑。洋人儿不懂,还挺认真地对那人说:“真的呀,管抠!”

    笑声更响。

    那时候,颍河里还通航,从漯河、界首、阜阳来的船队常在小镇上停泊。这些人吃的是供给制,拿红薯当副食品,每逢停了船队,洋人儿就着芭斗赶码头。

    码头上不但有船工,而且有不少码头工。码头工多是野汉子,粗野爱骂玩儿。他们也是洋人儿的老顾客,一见洋人儿来了,便齐声问:“管抠不管?”洋人儿就爽朗地回答:“管!”众人齐乐,围上去,开始买红薯吃。从漯河或界首来的船工就显得文明一些,皆是从船上端着饭盒下来,很规矩地排队买红薯。那时候洋人儿就有了某种优越感,对那些粗野的码头工说:“看看我们城里人,比你们文明不文明?”

    这些被洋人儿称为“文明人”的队伍里,有一个名叫何继青的小伙子,是漯河船队的船工。何继青原来在汽艇上当舵手,因有个爱偷别人东西的毛病被下放到人工船队里当纤夫。其实,何继青的父母都是工人,家里生活不算上等也是城里一般人家的水平。就是说,何继青的经济状况还没达到去偷别人东西的地步。只是这小子在上学时就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爱偷同学的橡皮、钢笔什么的,技校毕业参加工作后,把爱偷的毛病也带进了工作岗位。只是他不大偷,从别人兜儿里能偷出一块两块,就算过了偷瘾。可因他偷的次数多了,涉及的人又多,就犯了众怒,便被下放到船队里当纤夫。虽然别的纤夫与他同样掏苦力,但却把他来当纤夫当作是改造。这就像许许多多的中囝农民一样,认为那些犯错的干部什么的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是改造,而自己还很光荣一样。

    何继青第一次下船来买洋人儿的热红薯时,就发现有机可乘。因为码头上买家多,洋人儿一个人又收钱又找零又称秤,就有点儿手忙脚乱,一般情况下,洋人儿收了钱多放进一个小破书包儿里,那书包是敞口的,为的是好找零。何继青通过观察之后,就不再随着城里的“文明人”排队,而是提前下船与那些码头工混在一起。因为码头工人多又不排队,见洋人儿来了,“忽拉”一声就围了上去。何继青就是趁着这个乱劲儿挤到洋人儿最近处,上面与人争争抢抢,下面就将手伸进了那个小书包儿,用两个手指很迅速地夹出一张或两张,只是夹出的数目很小,不是1毛2毛就是5毛的,有时也能夹出1元的,反正别讲多少,只要到手,何继青就很高兴很满足,满脸的胜利状。若从这一点儿上分析,他这种行为里好像还有某种游戏的成分。他这样干了几次,因钱的数目小,洋人儿也没察觉。何继青看屡屡得手,很兴奋,为弥补一些什么,每逢称过红薯,他总是很大方,比如红薯顶四毛钱,他就撂下一张5毛的,不让洋人儿找零。回回如此,竟得到洋人儿的好感,还洋洋得意地对那些码头工说:“看,俺们城里人不但文明,还大方!哪像你们这些货,一个比一个扣门儿!”脚夫们听得这话,并不生气,还趁机与洋人儿骂玩儿一通,弄得码头上笑声如潮。

    没想这本来是件阴阳差错的事儿,不料却让何继青上了心。他没想到自己在船上人人看不起却被这个卖热红薯的女人给树成了码头工们的榜样!何继青禁不住就开始反省自己,一开始他只是感到有点儿对不起洋人儿,后来就上升到如何面对人生的高度,认为自己就因这点儿小毛病让人瞧不起,年近30了还没找到女朋友,真算是上对不起父母和领导,下对不起同船的员工,甚至包括这个卖热红薯的女人!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一辈子让人瞧不起吧!于是,他下决心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为迈好重新做人的第一步,他决定将几次偷得洋人儿的钱当面还给她,并向她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求得她的谅解。

    这一天,他瞅洋人儿卖完红薯准备回家的当儿,就走了过去。洋人儿一看是何继青,很奇怪地问:“吨,你不是买过了吗?是不是没吃够?可惜没有了,等明天吧!”何继青说:“我……我不是买红薯的,我是……来还你钱的!”洋人儿一听这话,更感奇怪,说:“你何时欠我的钱?没有呀,你没有欠我的钱!”何继青这才发觉话说猛了,洋人儿不明白,便直言说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洋人儿开初边听边笑,以为何继青是在开玩笑,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不相信,直到最后何继青忏悔得流出了眼泪,洋人儿才信了。洋人儿信了之后那目光也变得陌生起来,她怔怔地望着何继青,先从下往上看,又从上朝下瞧,不认识似的,突然就变了脸色,很严肃地说:“你年纪轻轻,怎么干这事儿?”说完,竟一把抓住何继青,声音也拔高了许多:“你说,你到底偷了几回?总共多少钱,就这些吗?”

    洋人儿如此一喊,干活的脚夫们都围了上来,问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抓住一个小伙子不丢,是不是要让人家“抠”?洋人儿见人们围了上来,这才感到自己有点儿骑虎难下,嗫嚅道:“他,他偷我的钱!”众人一听抓住了个小偷儿,而且又是船上的文明人,怒火陡起,一个大汉一把将何继青从洋人儿手中拉过来,上前就是一个耳光。众人对小偷从来不客气,现在有人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何继青一下被打倒在地,双手护头,用身子接受着众人的拳打脚踢,直到船上人得知情况后,才下来止了脚夫们,将何继青架到了船上。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当天夜里,何继青就在河岸上的一棵树上上了吊。

    洋人儿听到消息,一下傻了!她做梦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尤其是她回忆起昨儿个何继青那忏悔的泪水,方悟出人家主动认错是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自己不但没帮他一把反倒推了人家一把!一个人能如此向另一个人认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样弄来弄去,自己反成了刽子手!多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呀,就这样因几块钱死在了自己的手里!洋人儿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何继青,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埋葬何继青的那天,她披麻戴孝将其送到了坟茔。

    论说,这本来是一种忏悔形式,一是表示良心的自责,二也是为自己的灵魂找某种平衡,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不想镇上人却对洋人儿的这种举动发生了异议。为什么洋人儿要对这个小伙子大孝?是不是他们之问有什么说不清的瓜葛?为什么洋人儿在大庭广众之下拉住了那个何继青,当人们上前一问却支吾说是他偷了她?是偷了她的钱还是偷了她的人……就这样如此猜测,谣言越来越多,洋人儿在谣言与猜测中竟与何继青变成了一对情人,洋人儿是为了情人才穿重孝为其送葬的,这才是城里人呀!因为只有城里人才会如此地浪漫!

    这一切,全是洋人儿没想到的!好在她是城里人,面对这种谣言没去寻死觅活,最后只是与袁成宪离了婚,回郑州郊区去了……

    洋人儿走后,袁成宪一生未婚。

    看来,受害的不仅是洋人儿,也有袁成宪。

    《天津文学》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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