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任家是安徽寿州人，有一年皖地遭大灾，逃荒到此便落下了户。一开始，只是在集市上开粮方，而且是十分简易的那种；在街头占一片地方，放上斗和秤，专帮助乡下的卖粮人交易，收几个交易费。后来，就开了个米店。为避开苑家米店的经营范围，任家米店不但加工小米，还加工大米，并朝外地贩运。就是说，任家一开始就比苑家米店的气魄大。几年后，买下南街一片空宅，盖房修院，还建了一处专用码头。这时候，“米”已经满足不了任家的胃口，便改为了“任家粮行”。
“解放”初期，任家粮行掌柜叫任中秋，人长得很平常，五尺高，不胖不瘦，只是眉毛很特别，又粗又浓，像两把刷子，而下巴又很光，这一浓一光，就有了太监像。听人说，这任老板没胡子是因为他是个石男。我们那地方儿称石男为“二妮子”，就是说男不男说女不女之意。只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任老板虽说是石男，可他有老婆有孩子。记得他有个女儿叫任晓菊，与我同岁又是小学同学，长得蛮好看，学习老得第一。有人说任中秋的几个孩子全是别人帮忙生下的，当时幼小，不懂别人“帮忙”怎么帮，后来大了，方知是很恶毒的骂人话。
每逢粮季下来，任家粮行就很忙，有买粮的乡下人，也有外地的粮商。每有大宗生意，马车一溜儿停在门外排队，扛包推包的脚夫来来往往。那时候，连任晓菊放学回来也要出来帮忙发签。她站在过道的一隅，一手拿着馒头吃，一手持竹签，出来一个扛包或推包的就发一支。脚夫装车是计件儿，最后凭竹签到柜上算账使脚钱。任晓菊自幼聪明，两只眼睛黑葡萄似的，滴溜溜乱转，发签很认真。任中秋的老婆是个很胖很胖的女人，桶似的。据说她还是大家的女儿，识文墨，能帮任中秋算账。任中秋算盘打得好，镇上除去黄算盘就数他了。任家的算盘是酸枣枝做的，已传了五代，比栗木算盘还贵重。任中秋的手指细长优美，拨弄算盘珠子的噼啪声像是弹钢琴。平常他穿着很讲究，“解放”几年了仍是老派，穿长衫，留分头。记账用蝇头小楷，并且用毛边纸，用灯绳串掇起来，古色古香的。任中秋虽是生意人，却很少说话，与别人淡粮价也多是让别人说：“你说，你说！”别人说了，他一直面带笑容地轻轻摇头，直到中了他的意，才说：“就这了！”
任家人可能是受过大灾大难，一直处于漂泊的心态，有了钱也不置地买房，所以土改时因没地挂不上地主，因没太多的房也没划为富农，连小地出租也挂不上。又因小镇上没什么资本家一说——就是有也挂不上，因为任家粮行每年像是固定就做那么大的生意似的，夏粮做一批，秋粮做一批，大多的时候是空仓或小打小闹等季节。所以让土改工作队犯愁了许久，最后才给他们定了富裕中农，仍属团结对象。
至于任家赚了钱都干什么，没人说得清。
由于经历了土改，任中秋的生意做得更加谨慎。大概是1955年，上头来了个“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不准私人再做粮食生意了。当然，凡属国家管理的物质，利润都大。就是说，当年的不少合法粮商大多转为黑市，成为了不法粮商。那一年，夏粮刚过去不久，任家已收购了近5万斤小麦。突然统购统销了，任中秋急忙封仓。他当时预想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快，时紧时松，说不定过一年两年又让自由买卖，5万斤小麦可是个大赚头。所以，尽管公家人来劝其将粮卖给国家，不法粮商愿掏高价偷偷装船，他一概不答应，只说自己留着度荒年哩。任家当年过灾年饿怕了，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任家开粮行的目的就是要手中有粮，所以谁也不卖。
有钱难买不卖的物，镇粮管所也没办法。
可是，让任中秋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957年底，突然来了个大跃进，对小镇上的商人可算是毁灭性的打击。所有的东西都充了公。那一天任中伙去周家口看牙，回到家后自家仓内的近5万斤小麦一下全被运到了刚成立的人民公社大食堂里。事实上，任中秋已看出了形势要大变，他去周家口看牙是假，是想寻找黑市卖粮。可惜全国形势一个样，都在一夜间进入了共产主义。等他回到小镇望着狼狈不堪的空仓房，大呼“苍天”，差点儿吐血身亡。
那阵子，我们镇上的大食堂里天天是白馒头，而任中秋望着女人从大食堂里领回的白馍馍，眼泪“叭叭”直滴，一口也吃不下。他哭着说：“就是土改运动那阵子，镇上的地主也没我损失大呀！5万多斤麦子呀！是任家多年积攒的本钱呐！全都这么变成了白馍馍，让人吃了大户呀！他们比土匪还厉害呀！”任中秋哭，全家人也跟着哭。他们宁愿饿着，也不愿吃用自家小麦制成的馒头。任晓菊说，那阵子，他们全家天天伴着泪水度日子。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时候，大食堂里出现一桩中毒事件。那天午饭后不久，凡是吃过馍馍的人全出现中毒征兆，等医生得知情况来抢救时，已死亡三个老人和四个儿童。这重大事件，立刻引起上级重视，特派来公安人员来侦破，化验结果，是有人在面粉中下了老鼠药。公安人员分析案情，第一个就将任中秋列为重大嫌疑犯。原因自然很明显：一是粮食是他家的，充公后心怀不满，下毒的可能性很大；二是他们家没一个人吃馍馍，说明他们提前有知——最起码是任中秋暗示过他们……当下，就把任中秋抓走了。
任中秋大呼冤枉，说自己压根儿没下毒，是别人有意给他栽赃。公安局对他的话只是保留，为不冤枉他，便问他是谁有意栽赃，可任中秋又说不出是什么人。公安局又说你只要说明这几天你的行踪，而且有人证明，也可以排除对你的嫌疑。任中秋哭着说我这几天哪儿也没去，只在家里哭馍。公安局说你哭馍干什么？任中秋一听这话，哭得更伤心，说：“公安同志呀，那5万斤小麦是我的血和肉呀！白白地充了公又被大食堂蒸成了馍馍，我看见馍馍能不哭吗？”公安人员说：“只要有人能证明你这几天一直在家没出门也可以排除你，你找证人吧？”任中秋说：“我老婆和我的孩子们都能证明！”公安人员摇了摇头说：“直系亲属是不能给当事人当证人的！”任中秋这下更蔫了，哭着说：“我这不是冤死没人知吗？”公安局自然也不想冤枉哪一个人，更想揪出下毒人，以证明他们破案的能力，所以又继续侦察，当然也在努力寻找任中秋下毒的证据，可忙了一个多月，两项都进展不大。任中秋呢，也没有能说明自己清白的有力证据，自然也不能放。就这样，案件被“悬”了起来。
由于案件是“悬”着的，所以也不能宣判，不能宣判任中秋就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在我们那里，犯人都愿意进劳改农场，因为劳改农场要自由不少，至少不会每天蹲在黑屋里。任中秋心中有气又有屈，心情极坏，有时半夜醒来还要哭一场。这样，牢中的嫌犯都讨厌他，同室的犯人头是个凶残的家伙，经常对他拳脚相加。有一天，他不知从何处听说任中秋是个石男，好奇心骤然上升，非要扒掉任中秋的裤子看一看。任中秋极力挣扎，双手紧抓裤带，眼见寡不敌众，他双目顿放火光，一下咬住了那犯人头的胳膊，认死不丢，直到咬掉了一大块肉方罢休。这一下，算是闯了大祸。那犯人头鬼哭狼嚎，一脚踏在任中秋的脖子上，狠命朝死里蹭，直到他翻白眼咽气还不放松。
犯人头看任中秋死了，这才有点儿后怕，威胁同室犯人说哪个告密就是这下场，说完，抱起任中秋朝墙上猛撞，然后报告说任中秋自杀身亡。当时正赶大跃进，大伙都忙着“超英赶美”奔共产主义，也没人去对一个在押嫌疑犯之死如此认真，任中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一生。
《天津文学》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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