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起义

    这是一张将近百年的老照片，它摄于彪炳天水史册的1912年秦州起义的前夕。

    其实，照片中的人物，一看，从衣着上就能断定出是民国年间的人。他们的具体身份以及详细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但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这场起义中的中坚人物和骨干力量。他们或立地，或骑马，还有一位骑在一匹驼峰高耸的骆驼上。因为是远拍，人显得极小，且模糊，看不清那一张张革命前夕的脸，但能想象得出，一定肃穆而凝重。而照片的背景则极大——背景乃天水泰山庙也。当时的泰山庙正是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部，那雄伟的庙门、阔大的行宫以及壮观的殿宇，隐约可见。资料显示，照片拍于这一年春天。也许，是1912年的春天来得过于迟缓了吧，照片上没有一丝春天的气息，倒是有一派冬日的萧瑟。

    就在定格下这一时刻后的不久，秦州起义爆发了。

    这是一场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于陇原大地的共和之战。这一年，毗邻秦州的宁夏和陕西，先后有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实际行动，此时的秦州城自然也会闻风而动。恰好，曾在山东为官多年的天水乡贤陈养源，在八国联军入京后悲愤满腔毅然辞官，赴上海进行革命活动。在沪期间，他与孙中山等诸多革命领袖来往频繁，遂取得革命党人的信任与慷慨解囊。此外，他对从秦州赶赴上海的进步青年关爱有加，且以爱国革命精神谆谆诱导。这一批人在相继返回秦州之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成为秦州起义的积极支持者。

    陈养源，就是为秦州起义在暗处撒播火种的人；

    而后来的黄钺，则是秦州起义事件中于明处手持火把照亮黑夜的人。

    黄钺，湖南宁乡人。戊戌变法后，因痛恨清王朝腐败而投身革命，曾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并参与营救章太炎、黄兴等革命党人活动。武昌起义前为推动西北革命，他利用其父黄万鹏的关系，北上兰州任兵备处总办，秘密组织了革命团体——大同会。武昌起义爆发之际，黄钺得到甘肃提督的允许，赴天水募组“骁锐军”，伺机起义。当清军在关中一带围攻革命军的时刻，黄钺在天水地方革命志士2000余人的支持下，于辛亥次年，即1912年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清晨，率部起义，兵分三路，分别攻击衙门、贡院和州衙，宣布秦州独立，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任正都督，向燊任副都督，刘文厚任征讨使，下设8大处，分另处理军民政务，并通电南京、上海、武汉、四川、陕西等地，从而给西北的封建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

    这就是天水历史上的秦州起义。

    此次起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不少革命志士也联名致电，支援秦州起义。但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部分果实，甘肃的封建官僚也乘机向秦州军政府发难。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使得临时军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加之黄钺本人对领导军政府缺乏应有的信心，1912年6月7日，经过三个多月的会谈，秦州临时军政府与兰州军政府达成协议，临时军政府宣布结束，至此，持续半年的秦州起义宣告结束。但是，在临时军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以“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的《甘肃临时军政府约法》五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恤民济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是年6月，黄钺应邀返回湖南。这位注定要在天水历史上留下英名的湖南人，在革命志士与众多乡亲们执手泪眼的相送中，怅然回到了南方。而这些，都是隐匿在这帧照片背后的沧桑历史。百年已去，当我将目光再次投向这帧照片时，充溢于纸上的凝重、沧桑以及肃穆，不仅让后来者记下了一座城郭在一场伟大的革命前夕应有的那份气息，也藉此记下了一座庙宇当年的大致模样。

    这，已经显得弥足珍贵了。

    国立十中记

    这是1944年4月的甘肃清水。

    一群英气勃发的少年，在经历了背井离乡的内心之痛和长途跋涉的身体之苦后，终于在这遥远的大西北寻找到了一处安身的地方，寻找到了一处可供久居且得已安然面对课本的地方。7年后，他们站在校门口的缓坡上，集体留下了这张合影。也许，这张照片意味着他们将要离开这里，从此天各一方远走天涯；也许，这只是他们郊外踏青归来的一次小小狂欢。不管哪一种猜测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24个年青人一段挥之不去的青春往事。远远地，就能看见国立第十中学的古朴校名，土墙下简陋的校门，就是他们温暖如春的家门。可惜，虽然时为阳春四月，但照片里透不出一丁点春天的气息，有的只是无尽的苍凉和一个时代的忧伤。

    这是一帧我在地方党报编副刊时一位热心读者荐来的照片。它让我不得不想起那段艰难岁月里的中国教育以及一所在熊熊战火中退避下来的学校：

    国立第十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战火纷纷。国难当头之际，不少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在后方办学，如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北大、清华、南开诸校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北洋、东北、北平大学在陕南组成西北联大。与此同时，一些中学或单独或联合地也相继迁往内地。其中，各地联合内迁的中学，奉教育部指令进驻大后方，组成国立中学。从1938年到1943年的六年时间里，这样的中学遍布内地，总计有22所，校名分别以其成立时间为序。

    其中，有两所国立中学相继在甘肃天水成立。它们分别是国立五中和国立十中。

    国立十中主要接纳的是豫、晋、鲁和东北等地的流亡学生。1937年，约有3000多名学生集结天水，组成“天政学生队”，由甘肃省政府派杨集瀛主持管理，后改为陇豫公学，校址暂设在玉泉观。1938年底因故迁至清水，且奉教育部之命名为“国立甘肃第二中学”，隶属教育部，督学许逢臣兼任校长。是时，“国立甘肃第一中学”也在天水成立，即后来的国立第五中学。1939年4月10日，接教育部新令，“国立甘肃第二中学”易名为国立第十中学，校址设在永清堡和原泉小学。直到1946年夏，即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夏天，负笈求学于此的学子们才东迁至河南郑州，至此，国立十中完成了它的历史重任，宣告结束。

    一所在熊熊战火中求生的学校，在清水大地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之后，烟消云散，不复存焉。他们在这遥远大西北的弹丸之地，曾经水土极度不服，曾经在警报拉响时钻入防空洞，但只因为一腔热血和拳拳报国之心，在这里的清晨和黄昏留下了朗朗的读书声，也留下了自制的教具模型以及自编的学习教材——这种于国难之际勤奋刻苦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至今还在清水大地薪火相传。

    如果计算一下，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可能离别人世了，即便活着，也是耄耋之年了。但他们作为一所学校的见证者，亦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和投影。

    1943年的天水

    这帧距今已近70年的照片，在关于天水历史文化的各类书籍里频频出现。每次遇到，总让人不禁发问：这就是我现在日夜栖身的这座城市的过去吗？七十年的时间，会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步入不逾矩之年，而这帧照片却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用纸质的嘴唇诉说着这座老城的陈年旧事。

    尽管，照片所呈现的只是一个轮廓，模糊而隐约。

    1942年底，美国水土保持专家罗德民，作为受邀专家之一来到天水考察水土保护工作，同行的还有叶培忠、蒋德麒等知名专家。他们以天水为基地，献身于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这帧弥足珍贵的照片，就是罗德民于次年春天在工作期间拍摄的。我不知道，当罗德民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他对于这座到达了仅有几个月的老城究竟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我能够肯定，这张照片已经成为历史的证据，见证着一座老城的过去。所以，如今栖身于这座城市的子民，应该对这位美国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正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回忆与遐思的凭证。

    从照片的角度可以断定，他显然是站在北山上俯拍的。照片中，藉河之南的山峦连绵起伏，白雪皑皑；藉河水像一条飘逸的丝带穿城而过。想象得出，河面上一定结了厚厚的冰块，但冰块之下的清冽河水依然潺潺流淌，甚至还有欢快翻腾的鱼儿和五颜六色的料礓石。河两岸，民居屋舍，鳞次栉比，青砖黑瓦，闾巷相连，承载着老城里所有人卑微渺小的世俗生活。那条隐约可见的马路，空旷，寂寥，找不见一个行走的身影。但我相信，那里一定店铺林立，生意兴隆，有车夫穿行其间，也有青衣大褂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缓慢抑或匆匆地走过，为这座老城增加着些许生气——虽然我无法从这帧照片上找到曾经的陇南师范学校、天水公教医院，也找不到当时已经名噪西北的天水鸿盛社，但是，我还是能恍惚看到这座老城苍凉的背影！

    这，可是一座有着2800多年建城史的老城啊。

    据《史纪》载，“当殷之末，有中汉者，已成西垂。”西垂者，即后来的西犬丘，汉西县故址，今天水东南一带。可见，天水建城史早在商代就拉开了大幕。2000多年过去了，它已经发展成一座甘肃陇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如同一株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就其地理而言，依山傍水，南北两山形如天然屏障，是丝绸古道上翻越秦岭、陇山、六盘山进入西北的要冲之一；而且，城内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城内自东向西依次分为东关、大城、中城、西关和伏羲五城，五城互为一体，又相对封闭，以城墙相隔，城与城、城与城外，有若干城门，城外还有高高的青砖壕沟——这是一座多么令人怀旧的繁华之城啊。而这些，已经幻化成时间的碎屑，藏匿在照片的深处。

    现在，南山依旧在，可惜没有了桑麻翳野的赫然气象。曾经的马路旧貌换新颜，为宽阔笔直的柏油路替代；旧有的民居更少，仅存下来的，已似垂死之人最后的时辰，不将于世。所以，每每经过西关一带，碰到那些古旧的牌坊、雕花的垂花门时，总要驻足观望一番，像是一场黯然神伤的告别——我曾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穿行在明清或者民国年间的这座老城，那是何等地气定神闲呀！

    是的，这帧照片总能让人沉浸在一座老城的怀旧气息里。

    纺织机的自叙

    一架老式的土布纺织机，兀自独立在照片的中央，旁边没有人，也没有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扶在它的任何一角。这出乎我的意料。它静静地停在时间深处，仿佛冥思，仿佛回忆，仿佛埋首于前尘往事——这张只有一架纺织机的照片，更像一张张开的嘴唇，自叙着一段隐匿于你、我或者记忆深处的乡村生活。其实，早在我贫穷的童年，就认识它，并且就在它的旁边日渐长大。只是，这些年很少见了，像一位相忘于江湖的童年伙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加速度时代的缩影呢，还是我私人的健忘和过错？

    也许，这架没有人呵护和使用的纺织机会寂寞呢。怎么不会？我想，一定会的。

    记忆里，在空阔的院落里，几乎家家都能为纺织机留出一间房子来。这是一户人家最重要的机具之一，也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乡村生活的重要细节啊。每一天，祖母忙完了活，就一声不吭地走进那间光线阴暗的房子。那时，我才四五岁，不懂，也没有太大的力气。所以，其实是祖母一边带我，一边纺线。她先把棉纺成纱，再织成布，然后送到染房，染成蓝色、黑色、红色，或者艳艳的花色。常常，她摇上一会，累了，就歇下来，唱歌。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歌词。那是土塬上最流行的歌，是土塬的《诗经》，村子里，妇孺老幼，人人会唱。

    有时候，可能是她开心的时候吧，她还会让围在一边的一群儿孙们，猜谜语。

    而她的那双手，一刻也不离开纺车。她得忙里抽闲，她得把一家人的粗布连夜赶制出来。所以，吱吱嘎嘎的声音，一直在响，如一支朴素的山歌，自沙哑的喉咙而来。如果是冬天，窗外飘着大雪，祖母的旁边总会出现一盆温暖的炭火。现在想想，往大里讲，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千百年来的一个小小缩影：往小里说，这是传统手艺在贫穷落后的小小村庄的延续，更是每户人家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匿其间的，不止是布匹，还有爱情，和婚姻。

    与纺织机相邻的，是一架纺车。它们放在一起，像一对穷邻居凑在了一起。纺车的结构简单，我还能记得大概的轮廓。一上一下的经线，纬线用梭子从上下交叉的经线之间穿上一道，尔后用梭子将纬线压紧，来回反复。整个编织的工艺过程，像篾匠打一张竹席，不同的是线条的粗与细。一个大的轮子带动几个小的轮子，在带动中，一团团棉花变成了细细的棉线。纺织机和纺车都很老很旧，经过日积月累，汗水浸透了它们的身体，那一道道木纹，像是老人们额头上的道道皱纹。它们和那双手，那张古铜色的脸，那双裹着粗布的三寸金莲，多么和谐啊，仿佛一种遗风，在村庄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甚至说，它们和家里的梨木八仙桌、檐下生锈的锄头一起，构成了一户人家贫寒的生活。尽管现在回头看去，颇有诗意。

    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这架纺织机就消失了。是流窜到村子里收集古物的贩子买走了，还是后来发现不用时给劈柴烧火了？我想，即使在，也一定落满厚厚的尘土，看上去更加陈旧更加苍老了，恍若隔世。因为，它和儿时的歌谣、昏暗的油灯以及美好的童年一起消失在这个日新月异见异思迁的年代里：

    一去不返，仿佛岁月。

    老钟

    这口老钟，不在幽静深沉的教堂，不在古柏森森的寺庙，而在西北边陲天水的老城墙上。面对这幅只有一口老钟的照片，我仅能知道，它是在一个无法考证的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月光如水的夜晚，挂在老城墙上的。挂上之后，它就和那斑驳的城墙一起，守护着一座老城的梦想和岁月。从并不清晰的照片看，钟已有锈迹，篆铸的几个大字，书写圆润，惜其无法辨识了。钟体上，也有隐约的花纹环绕。

    它，就是曾经挂于天水老城中心地带大城的城门之上。

    其余的，我并不得知，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如今的下落，仿佛一个横陈于人心的历史谜团。但它能让人想起“钟鸣鼎食”这个词语。钟之事，居然能和孔子视为“食色性也”中的头等大事的吃，相提并论同日而语，那它一定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件头等大事。其实，国人对钟的钟情与眷顾源远流长。早在《山海经·海内经》里就有记载：“炎帝之孙伯岐生鼓，是始为钟”。《管子·五型篇》的记载更为详细：“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可见，钟作为人类模拟自然或模拟自身所做的一种伟大创造，它不仅仅是对外发布某种信息的一个固定载体，更是以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而存在。而且，就功能而言，既有礼乐的乐钟，又有炫耀宫廷威严所用的朝钟；既有报时用的更钟，亦有宗教用的佛事钟。

    据此，照片上的老钟，当属报时钟无疑。

    在中国古代，京城和重镇多专建钟楼，悬挂大钟，鸣钟报时，指挥军民作息。那么，远在甘肃的天水，作为丝绸古道上长安以西的第一座重镇，自然也会有报时之钟。曾经，有幸和一位土生土长的天水老者长谈。他就谈到了这口老钟。在他缓慢而思维清晰的叙述中，我方才知道，在上世纪中期，这口钟几乎是整个老城的唯一钟表！每晚七点钟，定更开始，——先击鼓后鸣钟，紧十八，慢十八，复又不紧不慢十八次，如此者反复两遍，计有一百零八响；以后每隔一更（即两小时）鸣钟一次，一直到亮结束，也就是寅未，即晨五点方才结束。

    这样的风俗，已经雪泥鸿爪了。但我在漫长的倾听中，仿佛回到了那个古气盈盈的遥远年代。

    想象中，在落日西下的黄昏和薄雾未散的黎明，那口大钟，在老城的城门上响起来了：深沉、洪亮、绵长，震撼人心，荡气回肠。而那泱泱古诗里的一些句子，也寻着一份怀旧的情思不禁而来。比如 “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的惜别之情，“霜叶半随溪乌去，寒烟独裹暮钟来”的凄切之意，“洪钟发长夜”的孤独和寂寥……

    天水版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在这幅流传千古的鸿篇巨制里，大宋王朝的世俗生活跃然纸上，而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也正在于其揭示了平凡普通的民间生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知。而这种感觉，在我品读一帧关于天水猪羊市的老照片时，也同样出现。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幅照片简直就是天水版的《清明上河图》，世俗，草根，底层，有烟火气，宛似一段固定下来的民间生活。

    那么，请看这帧摄于上世纪70年代的照片吧——

    这只是猪羊市最普通的一角，或者一隅。右下角，堆放在一张条凳上的凉席，零乱，却占据了整个照片的主角，有些鹤立鸡群；稍远一点，架子车的轮胎，竖立着，像是无助地等待一个买家的到来。低矮的店铺，已经打烊了，没有一个行人，让人觉着这是黄昏时分，人们纷纷回家去了，让人觉着有一丝静寂的苍凉一点点地往出渗。左侧的店铺，更脏，更乱，如果是现在，早被城管人员罚款了。但在那时候——其实不远——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这是一个小摊贩的正常营销方式。再远处，是青砖房；有一栋高楼的一角，隐隐出现，像一双富人的眼睛，用鄙视的目光看着猪羊市——它们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仿佛加深着猪羊市的古旧。

    上世纪70年代的猪羊市，还能够和这座城市情景交融，握手言和，后来，就慢慢地和这座城市的前行的步伐有些不合拍，有些不合时宜了。光听听这样的名字，绝对会让一个80后的小青年皱起眉头来。但是，如果把时间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那可是天水的繁华之地，一如北京现在的琉璃厂。

    其实，“早在宋代，秦州知州罗拯就曾在修筑大城、西城时，在这里取土筑城，形成了这块低洼的沟壑地带”（引自窦建孝《猪羊市的变迁》一文）。至清代末年，这里渐渐出现了经营各种生意和银饰、字画的店铺。我曾经多次寻访过一些对猪羊市有着深刻记忆的老人，听他们讲，抗日战争时期，是猪羊市的鼎盛时期。当时，地处大后方的天水，流亡人数骤增，起先并不热闹的猪羊市，经营种类越来越多，店铺林立，商贩云集，算卦的、拔牙的，寿衣店、当铺、茶棚随处可见。而这里的天水风味小吃更是一绝，陈记、万记的醪糟，马元才的饸饹面，王三喜的浆水饭，都名震陇上——各行各业都能在这里找到身影，几乎囊括了这座小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而且，这里亦成为天水当时的文化集散地。

    在秉承了始自清代的古玩之风之后，抗日战争时期，猪羊市彻底完成了它的文化转型。当时，一些社会名流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这里出手他们手头的一些藏品。古董店的日益增多，亦让笔墨纸砚、古玩字画也纷纷登场，也让各种民间书籍在这里重新找寻各自的主人。据说，像张大千的条幅，名家诗文集、地方志，都能在这里不难找到。就连天水籍明代诗人胡缵宗的《鸟鼠山人集》，都可以找到。甚至，这里还有早已于这座城市绝迹的“书场”。

    听我的忘年之交、致力于天水民俗研究的李子伟讲，当时的猪羊市有两位说书艺人。一位是绰号叫“天爷牌”的张富谷，另一位叫王月胜。“天爷牌”常常在猪羊市寻得僻静一角，聚众说书，他最拿手的是两部本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王月胜当时的名气更大些，只因为他师承说书高人张大爷——他是近代艳情小说家张恨水之兄长。李子伟说他在踏访猪羊市的过去时，一些老人回忆说，王月胜说书时表演生动，声音清晰宏亮，常常有人鼓掌叫快。

    所以，一个抗战年代的书生，常常会对另一个书生说：“走，到猪羊市转转！”

    名字粗卑而实则可供清赏雅玩的猪羊市，既承载着俗世，更成为书生们心向往之的一片后花园。所以，就像现在的北京琉璃厂吸引了众多进京艺术家的眼球一样，当年，外地的艺术家来天水也会去猪羊市去看看的。1953年，吴作人、王朝闻等艺术家在考察麦积山石窟的间隙，还专门利用闲暇时间游览了天水猪羊市。1954年第2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刊载的麦积山勘测团工作日记里说，“7月26日团员游天水猪羊市旧货摊，见有汉唐镜及宋磁碗”。虽寥寥数句，但作为猪羊市的一段书香往事，也流溢着温文尔雅的气息。

    看这帧照片，常常能让人想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诗人车前子说：“《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小说，”我惊叹于此等说法。其实，猪羊市就是天水的一部小说，生活其间或者日夜经过它的人们，是一个个被时间的笔墨隐去姓名的主人公。

    相濡以沫

    1953年，46岁的吴作人先生以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勘察团团长的官员身份，来到甘肃天水，来到“望之团团”、“状如积麦之垛”的麦积山石窟。这是他继考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后对西北石窟的再次考察。当然，此行也得力于“陇上文宗”冯国瑞先生的极力促成。正是冯先生热血沸腾的奔走相告，勘察团才得已抵临，麦积山石窟才有了历史上第一次详细的勘察、临摹、石模翻版等研究工作。历时月余之后，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报告》出炉，再次证实此次勘察实力雄厚，声势浩荡，堪称沉寂多年的麦积山石窟的一次复生。

    其实，单从勘察团的成员名单就可知晓，此次考察可谓群贤毕至，才俊大聚，实乃麦积山石窟之大幸也。名单上分别是王朝闻、罗工柳、李瑞年等15人，其中，还有吴作人的夫人萧淑芳女士。

    1953年，画家与学者兼于一身的吴作人，早已名满天下，且身兼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显赫身份。而1953年的萧淑芳也是声名远扬。1911年生于天津的她，自幼即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天赋。其家学深厚，他的父亲请来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为她治印；15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她，经其叔父、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萧友梅推荐，进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三年时间里，她还作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在徐悲鸿工作室学习油画和素描，且时时处处得到汪慎生、汤定之和陈少鹿三位名师的指点。1937年至1940年，她远赴瑞士、英国、法国学习油画和雕塑。在这期间，她把中西方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融会贯通，兼容并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绘画技巧。回国后，即1947年起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一直在国画系任教，直至退休。

    如此一位经历丰富画艺卓越的女画家，和吴作人结为夫妻，实在是天作之合，琴瑟之配。

    而此良缘，却始于1946年的一次画展。

    早在她师从徐悲鸿的时候，她和吴作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同班同学，那时的吴作人给萧淑芳的印象，是既腼腆又高傲，所以交往不多，仅属认识。不久，两人各自远赴国外负笈求学，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直到1946年，在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的一次画展的开幕式上，吴作人作为组织者迎接参展画家时，才与当时在上海市立专科学校担任美术教师的萧淑芳再次相见。经历了17年风风雨雨之后，两位老同学偶然见面，倍感亲切，说东道西，两颗心灵也随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不擅赋诗的吴作人，还欣然写了一首题为《胜利重见沪上》的五言绝句：“三月烟花乱，江南春色深。相逢情转怯，未语泪沾襟。”情深而至怯，泪流沾于襟。曾经经历了妻子产后病故的吴作人，被同样才华横溢的萧淑芳深深地打动了。

    两年后，在经过一段时间充满诗情画意的心灵碰撞之后，他们在人届不惑之年终于同舟共渡，并于1948年6月5日举行了婚礼。婚礼上恭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光临，徐悲鸿不仅担任他们的证婚人，还画了一幅《双骥图》的水墨画，当作贺礼。据资料介绍，“《双骥图》的画面上是一对昂首飞奔的骏马，翘首顾盼，腾空飞跃，寓意二人在今后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比肩奋进。”事实上，他们从1948年到1997年共同走过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就是在一所艺术的房间里，恩爱有加，相敬如宾。

    这次，能够看到这张吴作人萧淑芳夫妇在麦积山大佛前临摹的老照片，纯属偶然。照片中的他们，风采奕奕，神情飞扬。衣着朴素的吴作人，站立，左手持画夹，右手正在描摹。另一侧，萧淑芳径直坐在栈道一角，低头临摹。齐耳的短发，渗透出一份淡定和贤惠来。他们的身边，就是麦积山石窟的东崖大佛。——我不知道，当麦积山的夏风吹到他们的身边时，他们感受到一丝清凉没有，但我知道，这风永远也不会吹散他们之间恩爱有加举案齐眉的真挚情感——后来，在萧淑芳40余载的教书生涯中，她和丈夫吴作人一起，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画坛英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但萧淑芳作为画家，她在一个伟大的男人面前，没有迷失自己，反而独自绽放出自己的光芒，这实在是一个奇迹。所以，一个柔弱女子，却能够两度作为石窟考察团中的唯一女性，远赴风沙弥漫的甘肃，在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临风摹佛，潜心研究。其实，何止这些呢，她甚至为了创作出以煤矿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还多次深入到煤矿巷道体验生活。

    他们，常常能让人想起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与张兆和、萧乾与文洁若……

    手艺人的黄昏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批量生产的时代，也是一个加速度的时代，更是一个手艺之光黯然失色的时代——甚至说，这是一个舍弃心灵与灵魂的时代。在复制阔步行进在流水线作业的大道上时，想象力、个性以及独特的品质开始集体消隐和撤退。所以，当我面对这张照片时，如沐春风，如浴秋雨，仿佛回到了一个清新可爱的时代。

    照片中的长髯老者，是天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雕漆技师郭力学。如今，他已驾鹤西去，魂归九泉，但1972年的他，却是多么清矍有神、慈祥和蔼。围在他身边的三位学生，想必现在也跨入耄耋之年的门槛了，但那时却正当风华正茂的年龄。齐耳的短发，朴素的花布棉袄，都是那个时代的影子。我最喜欢那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仅暗藏了对身怀绝技的师长的尊崇，还有着一份在手艺面前应有的仰慕和谦卑。他们在一起，和谐，自然，仿佛一户贫寒人家的兄妹——就在这种耳濡目染的情景下，在老人一点一画举一反三不厌其烦的示范下，一门有着皇皇历史的手艺，传承了下来，如同一条涓涓流淌生生不息的河。

    早在《诗经·秦风》里，就有“阪有漆”之说。阪者，陇坂，今天水也；漆者，漆木，一种可产漆的树木。而雕漆者，雕为手法，漆为原料。早在汉代，甘肃的天水及武都一带，就是中国雕漆的主产地之一。天水雕漆始于秦汉，既继承了古代雕漆工艺的传统，又从雕塑和绘画中吸取了营养。好多次，我在天水的深巷老街和古旧人家里，见到过一些镂雕精细的雕漆产品。年代的久远，已经让厚厚的尘土替它们发言了。而这张照片，却让我仿佛逆水而行，一脚踏进了一条涓涓不息的雕漆之河！

    郭力学老人，就是这条河流里令人敬重的“水手”之一。

    1972年，他一定照常去他的单位上班，照常以一位技师的身份，每天穿行于他熟悉的厂区，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毫无保留地传承下来。尽管这也是他的工作之一。早在20年前，他就在政府的支持下，和郭炳学、巨珍等27人组成了“天水市雕漆生产合作社”；1957年，又去闽、渝等地学习制漆与装饰工艺；同年8月，天水漆器第一次走出国门，从而揭开了天水雕漆史上出口的伟大篇章——如果把时间上溯四五十年甚至60年的话，正是一个个像郭力学一样的手艺人，让天水雕漆这门手艺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可是后来，为什么这条原本流之汤汤的河流日渐枯竭了？一朵花埋首于土地，它的凋零是为了重新开放。而天水雕漆呢？莫非，它也是为了脱胎换骨，为了另一种崭新的生长？但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身边，像郭力学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能够像那三个年轻学徒一样能够谦虚迷恋于一门手艺的人，就更少了，少得几近绝迹。再后来，一提到技师，人们的嘴角都会露出不屑一顾的鄙视表情。

    如果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那么，人心的浮躁与功利更是每一种手艺的巨大悲哀。天水雕漆的日渐式微，常常令人不禁想起这座有着2800多年建城史的老城里业已失传的另外一些手艺，比如茜毡，比如丝织。一朵朵朴素的手艺之花在工业时代的大风中凋谢了，一个个细心而认真的养花人远去了，大地，已经是一片空寂得只剩下欲望的大地了呀！

    回头一望——上世纪70年代——这段并不遥远的时光，居然是悄然降临于我们身边的一个手艺的黄昏！手艺的黄昏，是江南诗人车前子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我顺手拿来用在这里，是觉着这张照片就像是手艺人的黄昏，既有挽歌的凄清，亦有我对那个时代里为了秉承一门手艺而孜孜以求的人们的深深敬意。

    是的，我多么希望这个黄昏能够停下来，像一块坏掉的钟表，永远不要滑入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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