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森查验了一下英千里的枪伤,发现子弹是从左肋部打进去的,然后擦着脊柱飞了出来,他不敢相信英千里中枪之后还跑了将近五百米,从人群中逃走,然后登上了那辆接应他的黄包车,坚持了大概六七分钟,到了他的诊所。不过因为子弹没有残留在体内,所以只要止住了血,他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英千里来时还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自己的血蹭到了好几个人身上,他边跑边道歉,说只要用温水是可以洗掉的,说完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要死了,皱着眉头想说几句遗言,他说,主啊,其实……可是因为失血过多,遗言没有出口就已经昏了过去。现在没事了,救人是医生的本能,错不了的,侯森自己坐在诊所的前厅想,错不了的,暂时没事了。
英千里是侯森在英国留学时的旧相识,准确地说,是房东的儿子。房东是个英国贵族,或者说祖上是,而且极其喜爱中国文化,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第一次来到英国,这个家族就买了一些,越看越喜欢,后来陆续买了不少,开始是把一些订单交给买办,买办按方抓药,帮他们买回来。但是这种方式多少会有一些出入,你要的是鼻烟壶,他买回来的可能是大烟枪,你要的是乾隆官窑的碗,他买回来的是看不出年代的掉色瓶子,瓶子里面还有残落的花瓣。后来他们就亲自带着仆人来到中国,要知道即使买到假货,游逛,甄别,被骗的沮丧和发现宝物的喜悦,都是坐在家里等待送货上门无法比拟的。他们第一次抵达的城市是上海,时间是1842年,之后是1848年,1853年,1860年,平均五到六年来一次,一直持续到1900年闹拳乱,也赶上英千里的祖父病重,中断了大概十几年。等祖父熬得油尽灯枯去世,英千里的父亲接替父亲的喜好,继续定期来到中国,去过兰州、西安、北平、胶东。中间被抢,被骗,被军队挟持,被饥饿的倔驴扔在荒郊野外,老仆人染病而死,埋在了河南,年轻的仆人在和四川麻匪的交火中表现英勇,击毙对方三五人,后来不知所踪,不知是被对方抓去血债血偿还是心灰意冷就此逃走了。但是这些境遇都没有阻止英家持续地来到中国,直到英千里的父亲在1927年,也就是南昌起义爆发的那一年患了中风,这家天主教徒的中国之行才戛然而止了。侯森赴英时,这个家族已经衰落,原因之一是一家之主病倒,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家族多年不事实业,沉迷于收藏和玩乐,已败絮其中。英千里是独子,爱好狩猎和看电影,父亲去世后,他变卖了父亲大部分的藏品,同时在世界各地游玩,因为藏品确实是多,所以他一直支撑到1939年。德国与英国开战的消息是他在日本酒馆里得知的,很快他就认识到自己不再是日本人的朋友,常跟他一起饮酒作乐的友人陆续登上了开往码头的火车,有一个跟了他多年的食客因为肺病无法参战,却在一次他喝多之后想要袭击和抢劫他,英千里击倒了他,给了他一点钱,然后他决定离开日本,用身上最后一块玉佩换了一张船票,来北京投奔侯森。
侯森比英千里大十岁,按道理说英千里可以叫侯森叔叔,但是侯森叫他父亲uncle,他成年之后就叫侯森Sen brother,后来就叫Sen。侯森生于奉天,父亲原是张作霖手下的军官,官阶不低,但是主要是研究军事策略,搞军事训练,基本没上过战场。侯森二十三岁时,本来要去柏林学铁路,因为奉军需要铁路方面的人才。日本人铺的铁路逐渐布满了东北,张作霖希望自己也能修几段铁路,至少把奉天辽阳周围的铁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多次表示希望听到自己造的火车碾过自己造的崭新的铁轨的声音。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侯森的父亲因为驱策学员过厉,一个祖籍朝阳县的新兵夺其枪后,连开两枪将他打死,之后逃回宿舍,对着母亲的照片饮弹自尽。张作霖亲自接见了侯森,问他之后的打算,他的嗓音沙哑,看惯了生死,也保持着掌权者的谦虚。侯森表示想要改学医,并且不想再去德国,打死他爸的驳壳枪是德国造的,虽然彼时德国已经是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并且风传要与英美法签订《非战公约》,但是以德国人造枪的水平看,这个国家迟早还是要打仗的。张作霖应允了他的请求,同时想起来他过去见过的一个英国富人,在他还是土匪的时候曾经与他见过面,虽然开始并不十分愉快,但是后来成为了朋友,他还曾经向英国发出一箱古鸟的化石作为礼物,英国人回赠了一箱巧克力做的手雷,这是一个精致的英国佬玩笑,张作霖觉得十分有趣。于是他手书一封,把侯森送去了英国,他没有预料到,侯森到了伦敦之后,发现那个幽默的英国人已经卧床不起,再也说不出笑话,几年的英国生涯都是靠他自己打拼,他还顺便照料了他的孩子,充当了他的家庭教师和半个监护人。因为当时学医需懂拉丁文,所以英千里的拉丁文和中文都是侯森教,所以他的中国话带点东北口音。英千里成年之后,第一次出游,去了罗马,那时他的父亲已经接近弥留,侯森发现自己竟然产生了孩子离家远走的忧伤。
两天之后,英千里在夜里醒了,侯森正在书房看书,他走进了他的书房,坐在他的茶几旁,自己动手冲泡茶叶。侯森把书放下转头看他,他穿着白色短袖衫(其实是把长袖衬衫的袖子挽起,不过英千里极喜欢如此穿着,他的袖子没有放下来过,在侯森眼里就是短袖衫),腿上是麻布裤子,脚上是内联升的布鞋,这些都是侯森为他准备的,他身材高大,足有一米九,臂长胸阔,所以这些穿着都是他来之前定做好的。时间已经是北京的十一月,树叶枯黄,月满高天,冷空气像鞭子一样在院子里游走,但是英千里还是习惯穿他的特别短袖,他似乎不容易感受到寒冷,只要一动,脖子上就泛出健康的汗珠。侯森看着他蜷着腿坐在茶几边,用大手拨弄着小碗,不禁皱起眉头,这样一个巨人,他要怎么藏住自己呢?他无论走到哪里,占据的地方都太大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侯森说。英千里说,我现在的感觉很好,你知道我们十八世纪的时候人生了病要放血吗?我现在就感觉到放血之后的舒畅,而且身上多了一个窟窿,感觉比以前透气儿。侯森站起身来坐在英千里对面,虽然他是西医,但是在英国时也喝茶,这套茶具是他找人单做的,公道杯的材料是合成树脂,耐烫,上有刻度,一目了然,茶壶没做,单买的,据说是哥窑的东西,他的一个病人得救后想要送给他,他很喜欢,按照市价买了下来。他把茶壶挪到自己的身前来,又冲了一泡茶,他给英千里洗了洗杯子,倒上茶说,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英千里说,不认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的真人和照片是一样的。侯森说,有人指使你吗?英千里说,我被你逮捕了吗?侯森说,没有,你暂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能理解你的行为,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你来投奔我,就是要干这件事吗?英千里说,不是,我是看到报纸的那个上午临时决定的。侯森说,大部分人看报纸之后不会去杀人。英千里说,是的,Sen,因为你只是在看文字,我看到的东西比你多,这个日本军官杀过很多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侯森说,也许吧。英千里说,不是也许,是确实如此,他在上海时斩首过一个中国俘虏,女性,而这个俘虏是他的影迷,在他砍下她的脑袋时还说出了他的代表作。侯森说,影迷?英千里说,是的,这人战前是一个导演,拍摄过几部剑戟片,日本国内觉得他是相当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我在日本时看过他的戏,确实拍得不错,在一部戏里他还客串了一个盲人和尚,弹着一把琵琶。侯森说,你是一个英国人,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打仗有时候就是要杀人,不杀人怎么打仗呢?英千里说,这不是战争的问题,这是我和他的问题,我也是他的影迷,曾经被他深深打动,当我在日本广播听到他把影迷枭首示众之后,我就希望他不要战死,让我遇到他就好了。没想到他在北京。但是现在看来砍掉他的脑袋比较难,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杀了他就可以了。侯森说,这件事情你和你的上帝商量过吗?英千里说,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方便告诉你。你选择帮助我还是举报我呢?侯森说,我不能帮助你,我也不想举报你,我也不能请你离开这里,因为你一旦走出这个门,存活的时间会很短。我选择离开这里,你住的房间的抽屉里,我放了一点钱,我在上海有一些朋友,我就去上海了,你需要吃一星期的消炎药,如何吃我已经写好,和药跟钱一起放在抽屉里。我们就此别过,应该是永远不会见面了。
侯森连夜搬离了住处,因为他尚未婚娶,所以只身一人背着一个包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去上海,而是住进了两条街以外的一个旅馆。侯森认为自己比较了解英少爷,他不会撒谎,他为什么对一个日本导演产生了这么大的仇恨他无法了解,但是他相信他不会罢手,一定会再次行动,一旦他事败,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到时他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他的医生。夜里侯森对着孤灯,没有马上睡着,他想起自己母亲早逝,父亲意外身死,自己远渡重洋学医,归来后在北京开了一间小诊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前两个月为了打开局面基本等于义诊,后来逐渐有一些外国人和北京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来找他看病,他的医术严谨,尤其精于儿科,无论是多么吵闹和痛苦的孩子,到了他的诊室都会变得安静和顺从,他好像天生能跟孩子产生共鸣,不知道是不是他从青年时期就和英千里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或者也许他现在已是孤儿,由父母携来的孩子看见他就会产生怜悯。英千里一周前来到时,是他近年最开心的时刻,虽然他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英千里迟早会来找他的,因为从小到大,每次英千里出了问题,总是呼叫他的,而他的生活怎么会不出问题呢?现在他们都是孤儿了,都远离了家乡,一个是混口饭吃,一个是尽情玩乐,两人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比如英父死时手里还拿着一个国画卷轴,比如他们曾去打猎,十几岁的英千里射中了一头驯鹿的肩胛,两人走到近前,发现那头鹿极其美丽,为了活下去似要吐人语,于是两人把它搬回家,英千里央求侯森给它做了一个成功的手术。他还给英千里弄了一辆自行车,两人骑车在胡同里瞎转,累了就到茶馆喝一壶茶,车轮碾过枯叶,茶馆里南来北往的人,他感觉不再是孤身一人,他甚至觉得英千里可以在他的诊所帮忙,或者什么都不干也行,他的收入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日本人通常不会为难医生,只要他这么干下去,诊所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到时也会有女人爱他,到时英千里愿意干吗就干吗吧,他可以把诊所传给自己的孩子,虽然不会像英家那样成为几代的贵族,但是有一个手艺在身上,也不会像英家那样败落。日本导演?一个来中国打仗的日本导演?侯森百思不得其解,这次他没办法了,他不喜欢看电影,他对这类东西都不怎么感兴趣,一个是他没有时间,他三十几岁的人生里总是在忙着,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相信虚构的世界,他的工作要求他崇拜现实,一根血管的意义超过银幕上所有活人假扮的尸体。
一个月过去,侯森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每天除了吃饭,大睡,散步,就是看报纸,等待着英千里被击毙或者被抓捕的消息。但是并没有,他看到的消息是日本军官山本真司在上次被刺之后,锁骨受了轻伤,现在已经恢复,参加了北京文艺界的一个联欢,在现场还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能剧。闲适使他痛苦,过多的睡眠让他瘦了几斤。又过了三天,报纸上的新闻说,山本调离北京,开赴前线,具体去往何处并未透露。他便收拾包裹,回到诊所,发现英千里也已经离开,他留下的消炎药还剩下两片,英千里走时应该细致地打扫过,但是没有留下书信。他休息了一天,重新开业,无人来寻人,也没有人回来。半年之后,他装上一部电话,茶具也换了新的。又过了三个月,他雇了一个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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