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咸熙二年八月，司马炎继位晋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晋的故事终于正式开始了。
司马炎，字安世，人如其字，他真的安定了三国乱世。
司马炎是贵族出身。他的爷爷司马懿自不必说；他的叔父司马师是高平陵的阴谋家；他的父亲也是在西蜀边关喝了几年风，南征北战多年才从哥哥手里接过了基业。相比之下，承爵之初的司马炎还只是个三十岁的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但是，司马炎是个不一般的人，他很聪明，聪明得有些过头。
司马炎继承爵位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父亲的葬礼规格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应不应该以天子之礼下葬。
关键时刻，一个人出面决定了大事，他就是石苞。石苞和邓艾的起家方式很像，都是司马懿提拔的人，石苞直接提出应该以天子礼仪下葬。
咸熙二年，司马昭死，以天子礼仪葬于崇阳陵。
安葬了父亲，司马炎算是正式上台了，上台之后，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稳定人心，其实他面对的问题和曹丕很像。曹丕当年就曾面临这个问题，他的父亲留下了一大帮功勋卓著、手握重权的功臣宿将，而他很难控制这帮人，于是曹丕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称帝。
称帝，一方面可以给这帮老人加官晋爵，另一方面也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让自己的根基稳固，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法。外加司马家掌握曹魏国政二十多年，代魏时机早已成熟，称帝也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位于己，即位称帝，国号大晋，改元泰始，官方语言是雅言，治国方针是“孝”。
禅位的那套程序颇为复杂，先得各地祥瑞（麒麟、凤凰等）现世，然后群臣劝进、三让受之。再选个黄道吉日，召集四方臣属、内附的少数民族以及藩国，司马炎开坛祭天，然后说一番魏德衰、晋有大功于魏的话（确实有点道理），然后当着四方少数民族以及群臣的面接受魏帝的禅让，大赦天下。其实这都属于禅让称帝的基本步骤，而司马炎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安排，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天下格局。
首先，是对魏室的处理。
历史上，对待前代亡国之君，项羽直接杀了已经表示归顺的子婴，王莽对待被他篡位的孺子婴可以说是极其残忍，不仅夺走了他的一切权力，甚至禁止别人和他说话，导致孺子婴的情商和智商受到了严重限制，话都说不明白。曹魏篡夺汉室虽然文明了不少，封刘协为山阳公，待遇还可以，但是过程也是十分惨烈的，杀人夺玺。而一直被我们视为废一帝杀一帝的司马氏一族，居然是中国历史上对待亡国之君最好的。
司马炎先是将曹奂迁居到金墉城（司马氏专门安置废帝废后的地方），封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万户（基本等于中等封国），宫室安排在邺城，允许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祭祀礼乐都仿照魏初制度，一切如旧，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意思是他还是皇帝，只是没权而已，好好安度晚年就行了。而且，司马炎做到了善始善终，曹奂一直平安地活到了惠帝时期，西晋官方谥号“元皇帝”。在亡国之君里面，我没见过比这还好的待遇，比这还好的谥号。
有趣的是，司马孚在送曹奂去金墉城的时候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永远是魏臣。
虽然司马孚表示自己是魏臣，但是，对这个为大晋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三爷爷，还有许多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时期付出汗马功劳的宗室们，司马炎是必须要优待的，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政治安排——封王。这是决定西晋命运的措施之一。
司马炎首先追尊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所住之宫名崇化宫，这算是安排了皇室。
剩下的就是安排藩王了。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郡王（地点在山东），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玡郡王；皇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皇从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司马晃为下邳王，司马瑰为太原王，司马珪为高阳王，司马衡为常山王，司马景为沛王，司马泰为陇西王，司马权为彭城王，司马绥为范阳王，司马遂为济南王，司马逊为谯王，司马睦为中山王，司马陵为北海王，司马斌为陈王；皇从父兄司马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司马楙为东平王。一共是二十七位王爷。在整个西晋时期，他们将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左右天下的命运。
司马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贵族，所以和他爷爷司马懿有很大不同。司马懿的人才储备充足，比如石苞、邓艾、州泰等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司马懿用人大致分两派，前者属于寒门出身的寒门派，另外他也用士族派，比如陈泰、蒋济、高柔这些人，出身比较高贵，属于士族的代表。
司马师和司马昭基本继承了司马懿的人才遗产，但是从司马昭时期开始，朝廷就已经出现了人才凋零的倾向，比如我们提到的灭蜀之战，司马昭派的就是钟会和邓艾，邓艾是司马懿的老底子，出身寒门，钟会则是不折不扣的士族代表。
到司马炎时期，整个朝廷的士族阶级力量空前强大，而且九品中正制的恶果也显现出来，朝廷中门阀林立，除贾氏、裴氏、石氏、荀氏之外，还有琅玡王氏、东海王氏、何氏、陈氏、卫氏、杨氏，构成了西晋初年十大家族。他们手握重权，掌控国政，和司马氏息息相关，家族之间多有姻亲关系，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这帮人掉转枪头，那就是十个司马氏，将会天下大乱。而且，更可怕的是，司马炎除了这帮人之外，几乎无人可用。
由于西晋实行九品官人法，“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所谓“资”，即门资、世资所构成的“门第”。所以西晋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级官吏的职位完全被门阀世族垄断的局面，当朝高官莫不是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
一个司马氏能篡夺大魏天下，十个司马氏，那就是世界末日。
司马炎是傻子吗？不是。司马炎一直没有忘记曹髦是怎么死的，高平陵的事情绝对不能在他的身上重演。但是如果不用这帮人只靠自己是玩不转的，在没有科举制的晋朝，司马炎只能靠这些树大根深的士族，但是也必须防着他们。所以他决定大封宗室屏藩中央，防止士族夺权。出于这个目的，他对以上的这二十七位王爷都是实封。
中国古代封王大致有两种封法：一种是实封，也就是既有封地也有兵权，说穿了就是独立王国，只是要效忠于中央罢了；另一种是虚封，也就是只有头衔并无封地与兵权。
凡是实行实封的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点——在中央控制权削弱的时候，会发生藩王叛乱。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每一个朝代——
夏商时期就不提了，毕竟汤武的事迹在那儿摆着呢。
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即便是在王室权力较强的西周时期，诸侯之间的互相攻杀也时有发生，西周初年共有八百多诸侯国，到东周初年就只剩一百七十多个，进入东周时期，争战连连，王室根本就是摆设。
接下来是西汉，西汉初年刘邦大肆分封同姓王，导致诸侯王居天下之半，内廷只统十五郡，到景帝时期更是爆发了“七王之乱”，使得西汉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接下来是西晋，先按下不表。
之后是隋朝，虽然短暂，汉王杨谅还是反了，虽然被杨素打得溃不成军。
再之后是唐朝，唐朝藩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割据之势，河北三镇节度使长时间不受中央管辖，完全就是独立王国，各地节度使虽然没有封王之名，但是却有封王之实。自玄宗朝始，到德宗成形，唐宪宗时期虽然有所削弱，但是治标不治本，有的藩镇和朝廷对抗甚至超过百年，成了唐朝的心腹巨患。
明代朱元璋封朱棣等同姓王镇守北疆等地，形成实封，结果朱棣的作为我们都是知道的，朱元璋尸骨未寒他就起兵反叛，直接打到了南京城下，把自己的侄子拉下马，自己做了皇帝，史称“靖难之役”。
清代，清军入关之后分封吴三桂等三藩，康熙十二年康熙帝决定撤藩，导致三藩反叛，一度占据西南半壁江山，成了清廷入关以来的最大危机，历时八年才平叛成功。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夏商周、西汉、唐、明、清分封的实封诸侯王和没名分但中央默认无力征讨的藩镇都有同样的举动——反叛。历朝历代，莫不如是。
既然实封有这么巨大的隐患，那么历朝历代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封呢？
我们来分析这一问题不能先入为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王朝建立初期实力不足，或存在外部威胁，要靠藩王镇守边关，协助朝廷治理天下（夏、商、周、明、清）；
第二，要保卫皇室，保卫中央，防止权臣篡权（汉、晋）；
第三，历史遗留问题，朝廷只能默认（唐、清也有一部分算在这里）。
封建王朝第一代统治者考虑的问题不是疆域，不是一统，而是核心的两个字——社稷。保证新政权不被消灭，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也是重中之重。而有趣的是，这些朝代除了夏、商、周由于不是中央集权，剩下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政府，对待这些诸侯王或藩镇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态度——削藩。
西汉削藩引发了七王之乱，藩王们为了避免权力被夺联合发动叛乱；唐代唐宪宗等君王针对藩镇屡次发兵征讨，一直到晚唐时期；明代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结果把皇位都丢了；清代削藩引发三藩之乱，清廷和吴三桂等三藩打了个你死我活，持续八年才算收场。
纵观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往往是第一代君主分封，第二代君主就削藩，然后藩王反叛，双方拼个你死我活。
西汉的贾谊准确地指出了削藩的本质：“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意思是，无论亲疏远近肯定要反。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经济上，诸王都有自己的封国：西晋封王分三等，第一等大国食邑三万户，第二等一万到两万，第三等五千左右，这帮人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就有造反的本钱。
其次是军事上，西晋诸侯王和历代实封诸侯王都有自己的军队，大国人数上万，小国也有数千，而配合封邑的人口，则可瞬间变出数倍的大军，自己的常备军则可以成为亲兵骨干。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比如朱棣。
最后是政治上，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政治举措，以降低诸王在中央的地位，限制他们的势力，但是历朝历代的藩王都不遗余力地在朝中安插耳目，贿赂重臣。比如明代的宁王叛乱；清代的吴三桂选官号称“西选”，时人更是有“西选之官遍天下”之说。晋朝藩王们在朝中的势力更是达到了历代之最，安平王司马孚总领军国重任，齐王司马攸堪称王中王，总领诸王，到了后期，这帮王爷们动辄就是各种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势力庞大，不可一世。
然而回到晋朝本身看，又有很多更严重的问题。
司马炎不是不明白这个弊端，毕竟西汉的七王之乱就在那儿摆着，但是曹魏宗室无权皇帝被欺负得那么惨他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有了一个神奇的想法：我封一大堆诸侯王，让他们互相牵制不就没事了吗？所以，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中，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政治平衡。
司马炎不止利用司马氏的王爷们替他防着士族，还授予他们许多人以军国大权，让他们平衡朝廷中的士族势力，这构成了晋朝的二元政治结构——士族和皇族共治天下。
还好，至少目前司马炎给这帮人设置了四道枷锁。这四道枷锁是：
第一，限制他们回到封地，防止其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点很关键，有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有到过自己的封地，那么阴谋造反就无从谈起。
第二，在朝堂中，以士族限制他们的势力。
第三，诸王之间互相牵制，并且重用老王爷等血缘近的王爷，对血缘关系远的和野心勃勃的年轻王爷们少用或不予重用。
第四，各地州郡兵马的牵制作用。
正是这四道枷锁限制了诸侯王们的反叛能力，使得西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处理完封王的事宜，就得处理一下对群臣的赏赐了：
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为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这些人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另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
西晋初年的十大士族的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分两拨：比如石苞、后来的张华，都是属于寒门或者名气小的士族，根基不深，算是寒门权贵；另外就是以琅玡王氏和平阳贾氏为代表的豪门大族，他们都是累世高官，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是石苞，这位和邓艾有一拼，都是司马懿在洛阳发现的人才，然后将他一路提拔。石苞的军事才华确实也是不可小视，在曹魏大败的东兴之战中，只有石苞的部队全身而退，之后在东吴交战中多次获胜，并且坐上了诸葛诞的老位置——镇守淮南。作为西晋初年的权贵，骠骑将军、大司马石苞，堪称柱国级别人才。
第二就是贾充了，他为司马昭鞍前马后做了很多事，最关键的是，贾充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争夺储位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司马炎，这也对司马昭最后的决定形成了巨大的助推力，司马昭死时对司马炎说：“知汝者贾公闾也。”堪称顾命大臣级别的人物。
第三就是陈骞了，作为东阳陈氏的代表人物，其父亲陈矫是曹魏司徒。陈骞可是司马昭的心腹肱股，常年在外控制重兵，现在也是西晋最重要的门阀势力之一。
第四就是以裴秀和他儿子裴頠为代表的河东裴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族之一，在他们家族漫长的做官历史上，光宰相就出过五十九位，大将军五十九位，七品以上官员达到三千人，包括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堪称官场巨无霸。
第五就是颍川荀氏了，颍川荀氏可谓是司马氏的老班底了。西晋朝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勖一开始是曹爽的人，高平陵之后无人敢去给曹爽吊丧，只有他大摇大摆去做了。“荀氏八龙”出将入相，在西晋朝廷那是呼风唤雨，子孙也在西晋朝廷出任重臣。司马昭临死之时，荀勖和羊祜共掌机密。虽然荀勖历来被认为是奸臣，不过他却做过一件堪称伟大的事情——校译《竹书纪年》。
第六就是琅玡王氏了，这家虽然没有之后在东晋时无与伦比的地位，也是豪门大族。征伐东吴的王叡，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以及在上面那张名单里面任太保的著名孝子王祥，乃至后面的王敦、王导，都出身琅玡王氏。
第七就是东海王氏了，作为太后的母族，王朗王司徒的后人，他们在西晋一朝活得是相当滋润，最关键的就是——有钱。著名的斗富精英王恺就是太后王元姬的弟弟，东海王氏的杰出（腐化）代表。
第八就是以卫瓘为代表的卫氏一族，他们也是皇亲国戚，他儿子卫宣娶了晋朝公主，成了驸马爷。卫瓘是司马昭的心腹，官高德厚，在这之后，他还当了太子司马衷的老师，也就是传说当中的帝师。虽然，这个职位对他这种绝顶聪明的人来说是个折磨。
第九就是以何曾和他儿子何劭为代表的何氏一族，他家也是累世公卿。
第十就是以皇后杨艳和其父杨骏为代表的，赫赫有名的超级大族弘农杨氏。这个家族出过很多历史名人，如西汉的杨震，隋朝的杨坚，唐朝的杨玉环，北宋的杨家将。
除了上述十家之外，还有许多势力，不过相比之下小了一些，或者有些势力没能延续下去，在此就不赘述了。另外杜预和江东陆氏这些人属于后起之秀，之后也会加入这个利益集团。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太傅郑冲，比如羊祜。
十大家族外加二十七位王爷，这朝代也真够乱的。
司马炎按照五等爵位制度给予士族们加官晋爵，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司马炎的支持率明显上升，基本上继承了老爹司马昭留下的人才，并获得了世家大族的信任和拥护，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也为后来的励精图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封赏完毕，司马炎就要开始最后一项工作——改革法度与经济制度了。
历朝历代都会推行一套新法与新的经济制度，来表明与前代王朝的不同。
先来说一下曹魏的经济制度。
曹魏时期主要实行屯田制，对屯田客实行分成制地租：使用官牛者，与官府四六分成；不使用官牛者，与官府对半分成。对自耕农，于建安九年针对自耕农（少数人）推行户调制：田租每亩纳粟四升，户调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实行户调制，废止了汉代实行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改以户为征收单位；改分成制地租为定额地租。虽然自耕农交税比东汉和袁绍时期少了很多，但是屯田的居民赋税太重了。
由于曹魏的主体经济是屯田，所以屯田收取的赋税是非常重的。要知道中国古代一般是十取一，乃至十五取一，也就是官府取一成，曹魏则是对半分，乃至四六分成。
既然赋税如此重，那么为何人民没有造反呢？
其一，这是乱世，别的地方都是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芥，相对而言曹操这里还是不错的，此外，曹操有时也会适当减免赋税，所以大家还能接受。
其二，曹操的屯田是强制劳动，不耕作是要挨鞭子的。那些没怎么遭受战乱的百姓自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后来荆州人民一看曹操来收租就逃跑，毕竟荆州没怎么遭受战乱，自然不买曹操的账。但是曹操迁移这帮人到北方，在背井离乡的情况下也只有继续耕作。但是到了西晋初年，北方基本是天下太平，人民要提高生活质量，这种竭泽而渔的重税很明显已经过时。
司马昭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功莫大焉的事情——废除了屯田制。司马炎基本延续了父亲的政策，在即位之初他表现出了励精图治的一面，亲自到籍田里面耕作，以显示重视农业，还减免了很大一部分的赋税，使得西晋人民生活日渐富裕。此外，司马炎还亲自督办兴修水利，建立粮仓。
但是，到了咸宁年间，世家大族们拥有人口和圈占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西晋的社会经济，外加兵马和屯田客依靠这些门阀，使得接近半数人口不在耕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推出了门阀士族时代的终极经济制度——占田制。这一部分且留以后再表。
在司马炎的命令下，自泰始三年起，贾充、杜预、羊祜等人参考汉律与魏律，制定了著名的《泰始律》，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律法。后来经过杜预、张斐作注，形成了完整的律法，所以《泰始律》加注解又被称为《杜张律》。
《泰始律》又称为《晋律》，这部律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思想浓厚的律法，它与前代律法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简明规范，二是量刑较轻。
这套法律条文与前代相比有了巨大进步，首先是条律很明确，篇目从十八增到二十，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这套法律理解起来也较为容易。《晋律》中的法律概念更加明确，而且第一次正确区别了“律”和“令”这两个重要法律概念，将“律”解释为以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令”则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从此以后，“令”便成为和“律”并立的法典。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晋律》的总字数从汉律的七百七十三万字减少到了十二万六千字。以前判刑得看好几车竹简，现在，终于可以变成一本书了。
另一方面，这套法律的量刑是比较轻的，“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晋书·刑法志》）也就是说有六百一十种死刑罪名，并且提出了“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的原则（用刑罚要有限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在当时这样的思想不仅是超前的，而且是非常仁厚的。
除此之外，《晋律》重申了不恢复肉刑的原则，确实是善莫大焉，后代的隋唐律法普遍受此影响，这部律法堪称是贾充、杜预、张斐等人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晋律》毕竟是封建刑律，也有很多搞笑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不孝可以判死罪（晋朝特色，以孝治天下的产物）；可以靠花钱、免官等免罪（明显包庇世家大族和有钱人），统称为“杂抵罪”；乱穿衣服也判刑，要按照规定穿衣服，不许奇装异服（这条目测是针对那帮狂士的）；“人治”色彩明显，“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晋书·刑法志》）判刑时会考虑亲疏远近的关系，还有财产纠纷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这也是一套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律法。
治宏四方
开国之君司马炎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他即位之初十分节俭，轻徭薄赋，任用贤臣，确实使西晋朝廷呈现了吏治清明、欣欣向荣的景象。
司马炎即位之初亲自耕田，颁布了五项规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为了显示厉行节俭，司马炎去除了宫中的奢侈之物，发展国力，休养生息。泰始二年，司马炎为了防止扰民，做出了停止了迁徙太庙范围内居民的决定，堪称仁义之举。
除此之外，司马炎还做过一件非凡的事情——亲自决狱。
泰始四年，司马炎亲自去洛阳监狱审决罪犯，这堪称关心民间疾苦的行为。作为一个帝王，司马炎去了监狱这个最能反映法治和吏治的地方，不管是不是面子工程，都体现了他的决心。司马炎之后还数次去监狱，为很多人减轻了罪行，倒不是说司马炎的判断都是准确的，只是这个举动传递了一个信号——西晋治国，法从宽，断从公，令从平。其实，这个举动还包含着司马炎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宽厚。
司马炎上台之后就做了一件让众人拍手称快的事情——为邓艾平反。司马炎赦免了邓艾家人的罪，同时，也解除了山阳公刘康（刘协后人）的监禁，算是弥补了前朝的过失，堪称仁义之举。
司马炎确实很厚道，也很仁慈，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他从没有杀过一个大臣，最多是免职，即便是免职之后他也能厚待，使他们安度晚年。
在政治上，司马炎也能虚心纳谏，即位之初就表示要臣下直言进谏。《晋书·武帝纪》记载有他颁布的一份诏令，诏曰：“凡关言人主，人臣所至难，而苦不能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陈事出付主者，多从深刻，乃云恩贷当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详评议。”
右将军皇甫陶曾经顶撞司马炎，大夫郑徽建议治皇甫陶之罪，司马炎表示：“谠言謇谔，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意思是尽忠直谏，是朕的意思，朕最怕的是臣子阿谀奉承，你怎么能陷害忠良呢？而且你越职参奏，不是朕的意思。之后，司马炎还免了郑徽的官位，以示自己的纳谏之心。
在用人方面，司马炎重用了山涛、任恺、张华这样的贤臣，这三个人都不属于世家大族，张华更是寒门出身，但是司马炎对他们非常信任。任恺是司马炎一朝有名的贤相，山涛更是不用说——吏部尚书，张华（汉代大神张良的后人，唐代名臣张九龄的先祖）也是能力超强的贤臣。在豪门大族和皇族林立的西晋朝堂之中，这些人的存在，弥足珍贵。
然而，当帝王，最难的不是一时圣明，而是一直圣明。
泰始年间，司马炎除了努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之外，还在谋划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灭吴。为此，他起用了一个人——羊祜。
泰始五年，司马炎以羊祜坐镇荆州，节制东南军事，准备灭吴大计。不过在消灭东吴之前，司马炎先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北胡。
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之间战争不断。
汉武帝雄才大略，派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留下了赫赫威名。但是，大规模的对外征讨也使得西汉国力受到了极大损害，海内虚耗，人口损失过半，导致了武帝末期的经济危机。
东汉和曹魏对北方民族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当时北方的民族主要是匈奴、鲜卑。在东汉政府的不断打击之下，匈奴分裂成两部，一部外迁，一部选择内附，所以到了曹魏时期，鲜卑和羌族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鲜卑在匈奴衰弱之后，基本取代了匈奴在北方草原的地位，鲜卑的领袖轲比能统一鲜卑各部，对曹魏形成了威胁，但是鲜卑王轲比能死后，鲜卑各部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属于西晋的隶属部落。到了司马炎时期，鲜卑再度出现了一个领袖——秃发树机能。他野心勃勃，准备对晋用兵。
在司马炎时期，鲜卑族还没有和汉族融合，虽然表示隶属关系，但是当时西晋边将普遍对少数民族不友好，采取高压统治，由于日子实在苦（小冰河期），加上晋朝战乱不断，还顾不上打击他们，因此不断跑来抢劫。
泰始六年，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鲜卑战斗力强悍，武器装备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普遍使用了铁甲劲弩，已经不是当年的匈奴可比了。
泰始五年六月，秃发树机能与胡烈战于万斛堆，胡烈孤军深入，结果惨遭包围，秃发树机能杀死胡烈，并击破晋军上万。
泰始六年，秃发树机能再度出兵凉州，这次倒霉的是凉州刺史牵弘。
牵弘是当年和邓艾入蜀的部将之一，后来被派去扬州防备东吴，但是他和上司陈骞不合，陈骞素知他不堪大任，就向司马炎报告说：“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但是司马炎又不愿意无故贬他，所以就把他派去边关防守胡人。结果这次，牵弘为了建功立业，居然主动出击、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自己战死了不说，还连累了许多无辜的晋军将士。
其后，第二个凉州刺史苏愉也大败于金山。
眼看凉州地区要变成无政府状态，司马炎坐不住了，他先命令汝阴王司马骏都督西凉诸军事，坐镇关中。司马骏是司马家族内部公认的俊杰，能力很强，立刻稳定了局面。咸宁二年，司马骏率军击破秃发树机能，后者损失数千人，被迫后撤。
咸宁三年，不识趣的胡人再叛，但是这次他们的对手又换了。
自泰始四年开始，鲜卑屡屡犯境，西晋朝廷苦于没有得力大将难以征讨，导致北疆形势危急，司马炎也是寝食难安。
咸宁三年，文鸯都督雍、凉、秦三州军事，尽起三州大军与鲜卑大战。虽然史书上对此战一笔带过，但是文鸯的战绩确实非常惊人。
文鸯和秃发树机能大战，破敌无算，鲜卑方面累计投降达到二十万人，天下震惊，西晋北疆遂转危为安。要知道，这可是自汉末以来对北胡最大的胜利。不过这二十万人并不全是兵，少数民族征战一向是拖家带口。但是不论如何，一次性损失二十万人对秃发树机能的打击非常大。
咸宁四年，秃发树机能再度攻破武威，斩杀凉州刺史杨欣（这已经是战死的第三个凉州刺史了）。咸宁五年，秃发树机能攻破凉州，关中震动。马隆主动请缨，招募勇士三千前往收复。
马隆的对手虽然兵力不详，但是估计有四五万人。十比一的兵力对比堪称悬殊，朝中大臣表示反对，说国家已经派出了军队，不应另行赏募。但是司马炎认为此时不能因循守旧，所以他让马隆自选兵器甲胄，前去对敌。
事实证明，马隆虽然狂妄，但是一个有实力的人。
马隆首先进行了选人工作，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力气大。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马隆定下了硬性标准，合格的人要能拉起三十六钧（约二百三十八公斤）的弩和四钧（约二十六公斤）的弓。
西晋军队能征惯战之士还是很多的，到中午就选出了三千五百个猛士。
面对马隆，鲜卑人采取了拒险而守的战术。他们多年来和晋朝军队交手，战术也有了一定提高，他们准备截断马隆的后路，然后将他们一举歼灭。
马隆观察了地形，这是狭窄的山谷，鲜卑人占据了有利地形，自己还有被截断后路的危险。十倍的敌军，险恶的地形，剽悍的蛮族，弱小的兵力——这是惊人的不利局面。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山路狭窄，对方虽然人多却不能全部施展。
鲜卑人十分勇猛，他们看马隆兵力不多，自己又占据巨大优势，干脆直接进攻。
晋军从阵形后面缓缓推出了大量的木头车，这些车子挡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是鲜卑人第一次见识木车阵。
所谓木车，就是以大木车作为阻挡骑兵的武器，木车挡板上放置尖刺之类的东西，在狭窄的地方对骑兵的冲锋形成阻挡，后排的射手就可以从容放箭。
就在鲜卑军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千箭齐发，飞蝗满天。在这毁灭的箭雨之下，如此狭窄的路口，根本冲不破的木车大阵，鲜卑军能做的，只有留下痛苦的哀号和一地的尸体。
到了开阔处 ，他们面对的则是鹿角和车阵。鹿角填充了车阵的空当，仍然冲不过去。当他们气势汹汹地骑马冲锋的时候，要么撞在厚重的木车上，要么被鹿角穿透身体。而接下来，仍旧是满天的箭雨。他们只能听见划破长空的弓弦之声和痛苦的惨叫。然而，他们遇到的更痛苦的事情还在后面。有很多人都被吸在了地面上，动弹不得，而晋军行走在这如同沼泽的地面之上却丝毫无碍，用锋利的长刀割下他们的头颅。
鲜卑军队吓坏了，对面的晋军会妖术，是魔鬼。此时，保命的欲望占了上风，这些人一溃千里，马隆乘势追杀。
后来，人们才知道，马隆的士兵穿的都是犀甲，而地上布满了磁石。
此一役，马隆转战千里，使敌军伤亡惨重。捷报传至京城，朝野震惊。
在此之后，马隆与秃发树机能展开大战，终于在咸宁五年斩杀秃发树机能，收服鲜卑部众上万，西晋北疆的祸患算是告一段落了。
明争暗斗
对于司马炎来说，西北边疆的祸患，远比不上朝堂中的祸患来得可怕。
对于有总括四海之心的司马炎来说，统一全国是他毕生所愿，但是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极大地拖延了西晋统一全国的时间。
西晋初年，朝堂之上最大的争斗不是来自于士族和皇族，而是来自于士族内部。
当时，士族中有两股势力，大致还是势均力敌的。一股势力是名士派，也有人称为寒门派，代表人物就是：和峤、张华、任恺、庾纯、向秀、秦秀等人。
这些人有许多是寒门出身，或者是出身门第较低，比如任恺就是曹魏太常卿任昊之子，和峤是曹魏太常和洽之子，张华是寒门，向秀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但也属于寒门，秦秀是秦朗之子，门第不高。这里面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庾纯，他出身于颍川庾氏。庾纯肯定不会想到，在未来的几十年，他的家族将成为一股决定天下的力量。这些人都属于名士，特点是比较正直，名声很好，很多人能力很强，基本代表着儒家的传统思想，有着明显的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属于清流集团。
另一派则是以贾充为代表的豪族派，也有人称为贾充派，代表人物有：贾充、皇后杨艳、荀勖、冯、华廙，还有一大批豪门子弟。这帮人大多是累世公卿，背景深厚，并且与前者在价值观上存在明显对立。比如皇后杨艳，就是弘农杨氏的代表，中书令荀勖自不必说，华廙是曹魏开国功臣华歆的孙子，冯□的父亲也是曹魏重臣，官至司隶校尉。这些人是同气连枝、枪口一致对外的利益共同体。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名声比较差。
比如贾充，由于杀了曹髦，堪称人民公敌，很被士族看不起，甚至连老好人裴楷都对他有看法。由于弑君这件事实在是太黑，搞得贾充千百年来骂名不断，据说连吴主孙皓都上去踩了他一脚。其实说句公道话，贾充为西晋的建立也是做了不少贡献的，弑君算是为好伙伴司马昭背了黑锅。
另外一个名声很差的人就属荀勖了，荀勖出身颍川荀氏，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当年让卫瓘出任监军就是他的主意，他堪称司马昭的肱股之臣。荀勖最大的功绩莫过于考订释译《竹书纪年》。
咸宁五年，一位叫作不准的盗墓贼盗取了魏王墓（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魏王），他挖着挖着突然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竹简。估计是觉得不值钱，只拿了金银珠宝就跑了。但是，他根本不会想到，这竟然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后来有人发现了不准盗取的魏王墓，立刻把里面的情况上报了西晋官方。不准发现的竹简，经过西晋官方的抢救性发掘，发现竟然有数十车之多，司马炎非常重视，决定立刻派官方人员参与考订校译。
他派去的人是荀勖与和峤，这是个诡异的组合，因为荀勖与和峤不和，和峤因为讨厌荀勖甚至都不愿意和他坐同一辆车。不过这次皇命在身，两位大才子怎么着也得精诚合作一把，但是接下来的事情震惊了整个史学界。
这数十车竹简包罗万象，其中有一套非常久远的编年体史书，作者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成书时期更是早于《史记》，里面记载的内容和太史公的《史记》有巨大不同。从本质上来说，是价值观完全不同。
这套编年体历史被称为《竹书纪年》，详细记载了上古时代至春秋时期的历史，其中包括大量的血腥政变和战争，史官们用冷酷的语言和视角讲述了漫长而血腥的历史。
随便举个例子，《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里面像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这一段：“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而太史公是这样说的：“帝太甲即位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这是完全相反的记载，太史公表示，伊尹是教导商王向善之后把他再度立为商王，是个典型的贤相；但是《竹书纪年》表示，伊尹囚禁了商王还自立为王，结果后来还被商王杀了。
历史充满了阴谋的味道。真相，也许将永远掩埋在时间的沙漠之中。
但是不幸的是，《竹书纪年》的原本已经遗失了，并且到了宋代，连荀勖和和峤校订编译的版本也丢失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后人在当时的书目之中寻章摘句引用的原文。后来，人们在清华简和《竹书纪年》的比对之下，发现了所谓“共和元年”的真相。
言归正传，虽然荀勖有如此强的能力，但是他的名声确实很差，当时很多名士嫌弃他阿谀奉承，没有骨气，就连豪族派的许多人都和他不和。而且因为荀勖掌管机密，所以很多人对他也有误会，认为此人玩弄阴谋诡计（确实也有），外加上荀勖确实私德有亏，所以被归类为奸臣之列。
贾充一党在后世得到的评价大致是这样的：不学无术、穷奢极欲、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其实在我看来，这种归类方式很不可取，奸臣未必不能做事，清流未必就能治国，表面上的清流实际上的庸才，误国最甚。
这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这朝堂之上，只有权力才是永恒。
从泰始元年开始，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人相继以年老、有病要求辞职，司马炎特地优待他们，让他们不必前来朝会，派任恺去他们的府第咨询对重大事件的意见。这样一来，任恺便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之一，名士派日益壮大，在这种情况下，贾充和任恺代表的两大集团开始了一系列明争暗斗。
贾充向司马炎建议说太子年少，任恺忠诚坚贞，气度宏达，应该去东宫辅佐太子。其实，贾充这一手看上去是在夸奖任恺，实际上却是想让司马炎对任恺明升暗降，把他调离中央权力中心。结果悲剧的是，司马炎听了贾充的话，虽任命了任恺为太子少傅，但却是兼职，人家仍旧担任侍中，参与军国大事。
泰始七年，秦州、雍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叛乱，司马炎忧心忡忡，就在此时，名士派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反攻。
裴楷对司马炎说：“陛下之所以未能效法尧舜，就是因为有贾充这样的小人在朝堂之中，若陛下能削弱他的权力，任用清流，天下必能大治。”
任恺趁机表示：“陛下可以委任贾充都督两州军事，抵御外族。”
中书令庾纯附议。
于是，司马炎让贾充去长安镇守。
贾充慌了，他知道，一旦被排挤出朝中外任，恐怕自己的地位将要不保，这个时候荀勖出手了。荀勖对贾充说，要想留在中央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需要你付出一样东西——女儿，即可。
贾充一共有四个女儿，分别是：长女贾褒，次女贾裕，三女贾南风，小女儿贾午。荀勖的意思是，让贾充把他的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借婚事躲避外任。
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但是，这个决定的后果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当时竞争司马衷太子妃的一共有两家，卫瓘的女儿和贾充的女儿。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太子妃就是太子的正妻，将来的皇后，所生的长子那就是嫡长子，也就是未来的帝王，这种地位自然是诸多豪族争取的对象。
由于是包办婚姻，一切还得司马炎拍板才算数，司马炎表示：“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但是，皇后杨艳和荀顗、荀勖纷纷表示贾充的女儿特别贤惠，司马炎最后还是决定选择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
本来贾充选定的嫁给司马衷的是他的小女儿贾午，但是由于出嫁那天，婚服太大，贾午年纪小穿不上，无奈之下贾充做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让姐姐代妹出嫁。贾南风就这样代替她的妹妹贾午嫁给了司马衷。
从这一刻开始，贾南风的命运已经注定，天下的命运也已然注定。这一年，贾南风十五岁，司马衷十三岁。距离那场惊天巨变，还有整整三十年。
《晋书·贾南风传》记载：“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岁，短小未胜衣。更娶南风，时年十五，大太子二岁。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
有趣的是，贾午后来居然看上了韩寿，通过婢女穿针引线多次在家中幽会，最后成就了封建时代少有的自由恋爱。贾充一看女儿和韩寿木已成舟，干脆就默认他们的恋情，不动声色地把贾午嫁给了韩寿。
通过把女儿嫁给司马衷，贾充算是躲过了去大西北喝风的命运，司马炎把这个苦差事给了卫瓘，此后，贾充对任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贾充毕竟是混迹朝堂多年、老奸巨猾的权谋高手，他知道，如果下次再被排挤，估计再送女儿也无济于事了，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为此，他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他首先上书司马炎，表示任恺才能卓著，应该典选举事。司马炎觉得贾充这个提议不错，任恺确实堪当此任，于是听从贾充的建议，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掌管朝中人事）。
这又是一次明升暗降之举，从此任恺就被调离了司马炎身边。同时，贾充趁机催动党羽大肆进谗，但是任恺为人正直，司马炎对他又非常信任，故而根本不为所动。
在贾充和任恺的争斗之中，司马炎一直是洞若观火，他非常清楚，贾充和任恺之争其实是朝中两党之争，在他看来，若要治国，这两派都必须要用。张华、任恺等人都是能臣，而且私德良好，享有盛名，肃清吏治必须要靠他们；但是世家大族是统治基石，如果弃而不用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一直充当和稀泥的角色，保证自己不被两派利用，居中持正，并且适当出手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保证国家的发展。
不得不说，司马炎的政治平衡水平绝对是超一流的，任恺和贾充斗了十年，西晋国力却蒸蒸日上，丝毫没有因为党争衰退。
但是，司马炎也不是没有弱点。在司马炎心里，或者说在历代帝王心里，一直有一道不能触碰的底线，一旦触碰，必死无疑。
任恺在吏部尚书任上十分公正，但是这种行事准则很明显会得罪人。可任恺身居高位又深受司马炎信任，想扳倒他可不容易。打小报告的人不少，而任恺却岿然不动。
可荀勖和冯□中伤任恺豪华奢侈，擅用皇家器皿。说实话，骄奢并不算是什么罪名，毕竟任恺吃饭奢侈是出了名的，关键是——僭越。在古代，僭越就意味着图谋不轨，而司马炎心底最怕的就是士族图谋不轨。司马炎立刻下令罢免任恺的官，并加以严查。
经过调查以后，任恺确实是使用了皇室规格的器皿，但那是前朝所赐，并非任恺擅自打造使用，但是，已经于事无补，司马炎渐渐疏远了他。
任恺并没有过错，但是司马炎已经怀疑他了，君疑臣，则臣死。任恺知道，他已经触及了司马炎那个不能说的底线。
在这场斗争之中，豪族派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此后，贾充仍旧持续打压任恺。任恺一辈子也没做到三公之位，而当年任恺举荐的那些人，已经位列三公。
任恺倒台，整个西晋王朝的名士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张华、庾纯等人都被贬斥，豪族派彻底占据了西晋朝廷。
名士们是愤怒的。任恺、和峤虽然敛财，但是他们确实善于治国和选拔人才。当年管仲奢侈无比，但是齐国人从不认为管仲贪婪，他的治国才能确实能拿得起那样的傣禄。
他们的倒台，换得的却是一批更加贪婪的豪族，而那些人荒淫无度，不仅缺乏能力，更缺乏另外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信仰。
有一次，贾充宴请群臣，庾纯最后才到。贾充很不高兴：“你以前都是提前到，为何偏偏今天我请客你晚到？”（其实也是变相讥讽庾纯的出身）
庾纯立刻还击：“因为处理一点市井小事。”（贾充祖上为市井之徒）
贾充更不高兴，酒到半酣，他故意不接庾纯的敬酒，庾纯当即出言嘲讽：“老人给你敬酒，你敢不喝？”
贾充冷笑：“你都自称老者，那你为何不回去奉养你的父亲？”
在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庾纯明显受到了人格上的侮辱：“贾充，天下成了这样，都是你的罪过！”
“我贾公闾辅佐两代君王，平定巴蜀，才有这大晋天下，我有何过错？”
庾纯拍案而起：“高贵乡公何在？！”
贾充无言以对。
这个时代最大的过错，就是彻底丧失了信仰。
吴宫风雨
西晋朝廷的内部问题虽然很严重，但是司马炎心中始终有一个宏伟的目标——灭吴。在司马炎看来，灭吴是基本国策，完成天下一统、四海归一是大晋利益之所在，是天命之所归，但是灭吴绝对是一项大工程。
也许有人觉得，西晋朝廷对吴国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灭吴又有何难？但自古以来，剿灭南方政权看似容易，其实要满足许多条件。
对于西晋来说，这些条件都在逐渐成熟。
第一，占领荆襄，早在曹魏时期，荆襄地区的重要据点——襄阳就已经落入曹魏的手中；第二，夺取巴蜀，在司马昭时期，巴蜀地区也落入了曹魏手中；第三，要有得力战将统领，如羊祜、杜预、王濬等；第四，东吴朝廷内乱，掌权者昏庸。
让我们来看看东吴是如何为西晋的统一创建条件的。
自从孙权死后，整个东吴政权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内斗。
先是诸葛恪作为太傅掌握了东吴的军政大权，后来在新城之战中诸葛恪被张特击溃，以致人心尽失。但诸葛恪败军回国之后，反而更加跋扈，与孙氏宗室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结果孙峻在宴会之时发动政变，杀死诸葛恪掌握了军政大权。实际上，这是士族和孙氏宗室的二元政治格局的必然结果。
在这次斗争之后，东吴的士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再也无力与孙氏单独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孙峻极度膨胀，他任用亲信统率禁军，大肆残杀异己，使得东吴国力受损，日趋衰落。
孙峻死后，孙□继承了他的权力，跋扈日盛，甚至形成了篡位之势。他们俨然成了东吴内部的司马氏，孙峻、孙□兄弟没有司马师、司马昭的能力，却有和他们一样的野心。
淮南二叛时，孙峻掌权，毌丘俭请求支援，结果，毌丘俭直到死，都没看到东吴的一兵一卒。
淮南三叛时，孙□执政，首先是诸葛诞求援之后，名将朱异率领三万吴军进攻，因为军中缺粮，于是引兵撤退，结果孙□趁机杀了朱异，然后命令弟弟孙恩虚张声势，自己则退回了都城建业（今南京）。寿春城因此军心大乱，最后四分五裂，东吴就此丧失了唯一一次问鼎中原的机会。
寿春战役的失败，尤其是擅杀名将朱异，导致东吴官员极为不满，整个东吴弥漫着对孙□的怨恨和反叛情绪，甚至连东吴勋贵朱然之子朱绩都萌生了反意，密谋联合蜀汉接管东吴，消灭孙□。《三国志》称：“孙□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
人混到这个份儿上，确实也就离死不远了。不过孙□还做了一件让他必死无疑的事情——废立。
当时的东吴小皇帝孙亮是非常聪慧的，当孙□在外征讨之时已经开始掌握权力，而且当时东吴宗室并不支持孙□，以公主孙鲁班为代表的帝党势力也是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和孙□抗衡。面对日益跋扈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的孙，孙亮忍不住了。
可惜的是，孙亮虽然很聪明，毕竟才十五岁，能依靠的主要力量仅是自己的皇后全氏一族。
全氏一族的代表人物是孙亮的岳丈全尚，虽然当时他官位不高，因是国丈，很有号召力。孙亮见孙□日渐跋扈专权，明显威胁到了自己，于是决心废黜孙□，彻底夺回权力。孙亮当时已经联合了全氏一族和将军刘承，打算杀死孙□。这个计划其实是可行的，但孙亮将计划告知了全尚的儿子全纪，谁料全纪将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全尚，全尚居然又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孙峻的姐姐、孙□的堂姐孙氏。
孙氏一听皇帝要杀自己的堂弟，赶紧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孙□，孙□顿时大惊失色，连夜带兵回到建业抓捕了全氏一族，并宣布要废立皇帝。
事实上，吴国内斗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上述内容，甚至可以追溯到孙权时期。在历史上，那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政治屠杀被称为“南鲁党争”。如果不了解南鲁党争的历史，就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登上政治舞台的。关于这个故事，还要从遥远的正始年间说起。
南鲁党争实际上是三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党争，几乎毁灭了整个东吴朝廷。
三国时期，除了蜀汉没有发生过立太子的斗争之外，曹魏和东吴都发生过旷日持久的立嗣之争，这三家之中尤其以东吴最为严重，危害最大。
孙权步入晚年，整个东吴上下心知肚明，大帝已经是命不久矣，关于这个位置的继承人大家也是各怀鬼胎，大致分成了两派：太子党和鲁王党。
太子孙和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太子，为人低调，算是一位比较恭顺的太子，也相当本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孙权的儿子中盯着太子这个位置的可是不少。鲁王孙霸就是其中最有实力的代表。
大凡能威胁太子地位的人基本是差不多的。孙霸是孙和的同母弟弟，孙权非常宠爱孙霸，当年立孙和为太子之时就让孙霸和他处于同等地位，这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孙霸的能力很强，为了谋取太子之位，他广结党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这股势力不仅包括东吴朝廷的许多官员，还包括对孙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公主孙鲁班。
从表面上看，这是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也是后宫之间的斗争。太子孙和的母亲是王夫人，公主孙鲁育和孙鲁班的母亲是皇后步练师，也就是说，王夫人实际上站在两位公主的对立面，但是两位公主在支持谁当太子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孙鲁育支持太子孙和，孙鲁班则支持鲁王孙霸。
她们是一母同胞，本当同气连枝，姐妹同心，但是，政治斗争没有父子，更没有姐妹，只有胜败，所争夺的也只有权力。
一母所生的两位公主尚且如此，那朝堂之中的分歧就更为严重。朝中大臣分为两派，除陆逊、顾谭和吾粲之外，朝中骠骑将军朱据、大将军诸葛恪、会稽太守滕胤、施绩、尚书丁密等也都支持太子，但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吕据和中书令孙弘等都支持鲁王。
这包括了东吴所有的豪门大族，这已经不单单是一场继承人的风波，而是一场整个士族集团对东吴权力的争夺战。
当时东吴四大家族陆、顾、朱、张（暂时不分排名）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吴的权力系统，陆逊一门两相；张昭掌握东吴内政长达数十年，家族子弟遍布朝堂；顾雍也长时间作为东吴丞相掌握权力；朱家更是皇亲国戚，公主孙鲁育嫁给了丞相朱据，朱氏一族也是如日中天。
这里的张氏一族和吴中四姓的张氏一族并不是同一个，后者指的是以张温为代表的三支张姓氏族，势力也很大，也支持太子孙和。
这四家不仅掌控内政，最关键的是，他们控制着东吴的军队。这些大家族“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孙权死后，魏国邓艾就曾向司马师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根据《三国志》记载，四大豪门中朱家的朱桓有“部曲万口”。
东吴虽然实行和曹魏一样的世兵制，但是也实行独具特色的世袭领兵制。世袭所领之兵来自私家部曲和吴主授兵、给兵，东吴将领所领军队有世袭领兵权，无所有权，故领军将领死后如无子弟或子弟有罪不得赦免时，东吴政权可将其世袭所领的军队收回。东吴将领所领世袭之兵占东吴军队总数的比例目前无法考证，但估计很大。《三国志·孙皓传》记载：“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陆逊死后，其子陆抗领其父部众五千。东吴的这些豪门将领往往集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与曹魏的错役制不同，由于东吴采用世袭领兵制，将领对士兵有很强的控制力，所以士兵家属可以随军。东吴只需将领军将领的家属作为人质就可以控制军队，而不必像曹魏那样将士兵家属作为人质。孙权就曾讥讽曹魏的错役制“及离闲人骨肉，以为酷耳”。其实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东吴在施行世袭领兵制、授兵制的同时还施行奉邑、复客制度。在授兵的同时还划定军赋食邑，赐赏有功将领私属佃客，如曾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
正是有了这些制度，东吴将领才非常热衷攻打山越、蛮夷等少数民族，因为不但可以扩充兵源，还可以增加奉邑和私人佃户，扩大家族势力。
东吴的这四大家族不仅仅是政治集团，更是军事集团，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帝位之争中，这四大家族统统站在了太子一边。站在鲁王一边的则是全氏、吕氏这些新兴门阀。
东吴的这种这政治格局影响深远，直到一个叫作侯景的人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只是，他用了一种恐怖的方式。
南鲁党争既是两位皇子之间的太子之争，也是两位公主之间的后宫之争，还是新兴门阀和老门阀之间的权势之争。
242年，吴赤乌五年，曹魏正始三年，孙和被立为太子，宣告了这场斗争的正式开始。
同年，孙霸被封为鲁王，但仍居于宫殿中，等第与品级并未与太子区分。顾潭等人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太子和王爷应在礼制上有所区分，甚至要求鲁王出镇地方。鲁王认为自己地位下降是太子及其党羽所害，在有自己的势力后，欲除之而后快，取而代之。
孙权最宠爱自己的两个公主——孙鲁育和孙鲁班，所以这两位公主对孙权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孙和为太子后，孙权本打算立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全公主孙鲁班多番使出手段阻止。孙权一度卧病在床，派孙和到宗庙祭祀，太子妃之叔张休的住所恰好靠近宗庙，他便邀请孙和到家中，不料被全公主派去监视的人看到。于是全公主就对孙权说，孙和没去宗庙，而是去了太子妃家暗谋大事，又说孙权生病时王夫人面有喜色，因此孙权愤怒地责骂王夫人，王夫人心中郁闷，突然去世，孙权与太子之间的关系自此逐渐冷淡。
在孙权看来，太子孙和去张休处的行为意味着——谋划自己死后如何接管权力。因为张休是张昭之子，是太子妃的叔父，是东吴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他认为太子眼里根本就没有他这个父亲，只有权力，太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取代他登上帝位了。
但是，他眼里不同样也没有这个儿子吗？孙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他的谋略。他是三国之中最擅长平衡的男人。对外，当曹操强大的时候，他和刘备联合，当刘备强大的时候，他和曹操联合，孙权一直是两方争取的对象。对内，他年少执政经验不足，只能重用新人打压江东老臣，但是他也用江东老臣制衡新人。他广泛结下姻亲，使得整个江东形成了完整的血缘纽带，这种血缘羁绊远远超越蜀汉和曹魏。三国之中，蜀汉靠忠，曹魏靠才，东吴靠的是亲戚。
但是，孙权也深知，这些门阀大族已经对他构成了威胁，自己在世的时候尚能控制他们，等到自己死后，自己的子孙很难控制他们，甚至有可能被他们控制。孙权最怕的就是江东基业丧于己手，虽然他怕太子在自己死前就逼宫夺位，但他更怕太子借助这些豪门大族之手登位，将来必定受制于人，而且站在太子背后的四大家族每一家都具有挑战皇权的实力，如果这些人将来图谋不轨，后果不堪设想。
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必须削弱这些门阀大族的力量，这是他最后的使命。
表面上来看，孙权被孙鲁班利用，开启了南鲁党争，但实际上，孙权只是找了一个借口开始了他新一轮血腥的政治平衡。那个看上去即将不久于世的老人，已经准备让江东大族们给自己殉葬了。接下来，等待金陵城的是一轮又一轮血腥的政治绞杀战。
自从太庙事件之后，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孙权秘密召见了名士杨竺，杨竺是鲁王一党的中坚力量。孙权屏退左右，故意问道：“你觉得鲁王才能如何？”杨竺是鲁王一党，自然心领神会：“鲁王殿下英明神武，有陛下的风范啊！”孙权默默地表示：“是到了换人的时候了。”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床下还藏着一个人，那人是太子的密探。太子闻知此事更加惊慌了。前朝汉景帝时期栗姬曾权重一时，她儿子刘荣一度成为太子，但是因为在景帝生病之时骄矜自傲，触怒了景帝，导致自己失宠、儿子被废，现在，孙和面临着和刘荣一样的情况。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太子孙和情急之下做出了一个决定——找人求情。在当前的情势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挽救他了，这个人便是陆逊。
陆逊，字伯言，东吴丞相。在《三国志》中，只有两个臣子是单独列传的，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陆逊。三国时期英雄辈出，将星闪耀，但遍观天下，能称得上文武双全的确实不多，陆逊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陆逊年少就享有盛名，是江东著名的青年才俊，他本来只是一介书生，要是在太平盛世估计能成为治世贤臣，但是命运将他推向了江东，推向了乱世。
建安八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陆逊进入孙权的幕府，开始了他超凡的一生。
他初出茅庐就扫平鄱阳贼寇，斩首数千，一举铲除了东吴后方的一个大患。建安二十四年，他协助吕蒙迷惑关羽成功夺取蜀汉的荆州地区，并且擒杀关羽，改变了三国形势，避免了刘备坐大一统三国的局面出现。夷陵之战，面对来势汹汹、欲报荆州之仇的刘备，他故意示弱，使刘备进退不得，让蜀军疲惫不堪，最后火烧连营大破刘备，蜀汉由此彻底丧失了夺取天下的机会。石亭之战，陆逊审时度势，大破曹休，一举消灭曹军万余人，缴获无算，从此曹魏数年之内不敢南顾，名将曹休也因此忧愤而死。
他的战绩在三国历史上罕有匹敌。
在他的任内，百姓殷实，人民富足，他治国以黄老之术，不轻易耗费民力，使得东吴人民生活宽裕，更为难得的是，他很清廉。
陆逊性格宽厚。会稽太守淳于式弹劾他在任上滥用民力，其实他只是收编山越部族入伍而已，但是陆逊得知之后却能理解淳于式的用心，让孙权不要怪罪于他。他是真正的君子，温润如玉。
陆逊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温柔，他刚毅，他善于审时度势，他总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明白他人的用心，明白他人的苦衷，他懂得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能总是依靠强权压制别人，要讲道理，要懂得以德服人。
孙权曾问他：“诸将不服约束，为何不上书告知？”
陆逊却说：“微臣愚鲁，诸将都是江东栋梁，为的是国家社稷，和他们讲道理他们会明白的。”
若以孙权名义压制众人，众人虽然表面敬服，但心里却不一定服，只有以德服人，以事实说话，才能真正得到诸将的尊重。
古往今来，能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真的太少了。正因为如此，孙权对他极为器重，石亭之战出征之前，孙权以百官送行，赏赐颇多，得胜而归后，孙权更是对其恩宠有加，仍令其镇守荆州，无人可及。
孙和找到了御史陆胤，陆胤是陆逊的侄子，嘉兴侯陆凯的弟弟，而且他此时正要前往武昌陆逊处。孙和告诉陆胤事情的经过，请求他务必找陆逊替自己求情。孙和知道，此时只有陆逊的话能挽救自己。陆逊是吴国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为国家立下大功，孙权对他非常敬重，再者他也是自己一党，定能保护自己。
陆胤得知此事之后立刻禀报了陆逊，作为太子一党的陆逊大惊，立即上书表示不应废立太子，动摇国本。从他的立场考虑，太子不仅是自己的利益相关人，更是国家的根本，废立太子会使得东吴社稷不稳，国家倾覆。
陆逊是一个君子，是一个军事天才，内政天才，但唯独在政治上，他错了。他忘记了，在很久之前，孙权就说过一段话：“依我看，曹叡不如曹丕，曹丕不如曹操，那些士族欺负幼主，掌握朝权，明争暗斗，魏国岂能长久？”
孙权接到了陆逊的上书之后，立刻知道有人泄密。他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杨竺，当时只有他和杨竺两人在场，孙权叫来了杨竺，杨竺当即表示不是自己泄密，而且他怀疑这个人最近一定去过武昌，那么只有陆胤有嫌疑。孙权觉得有理，便写信问陆逊究竟是谁告诉他这个消息的。
陆逊回答：“杨竺。”
所以孙权决定同审陆胤和杨竺。其实就是刑讯逼供。陆胤和杨竺都被抓入大牢，严刑拷打，现在，就是比谁能挺得住的时候了。杨竺被屈打成招，孙权大怒，下令处死杨竺。但他并没有放下对陆胤的怀疑。
在孙权看来，陆逊已经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重兵，总理内政，他还要管自己的家务事，控制太子之位，是何居心？他信任过陆逊，但此刻他开始怀疑，甚至于彻底不相信陆逊了。
这就是帝王。
陆逊多次上书之后，愤怒的孙权派人责备陆逊，同时，他开始剪除陆逊的党羽。
对陆逊来说，孙权派人责备他是史无前例，但是以他的胸怀，这并不足以震撼他，真正让他痛苦的，是孙权开始针对他的亲朋好友。
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都是太子一党，面对危局，他们都愤然上书请求孙权明辨嫡庶之别，但是孙权此时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坚信：你们越是保护太子，就越证明我打压士族的必要性。
树欲静而风不止，太子一失势，鲁王一党自然就要发力了，更何况有人已经忍了很久了，这个人就是——全琮。其实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有很多人，全琮只是其中之一。
东吴名将全琮是鲁王党的代表人物，他很有实力。首先他是全公主孙鲁班的丈夫；其次，他儿子全寄也是鲁王一党的中坚力量；再次，他很有手段。皇亲国戚，手段高明，文武双全，而且他还很低调。
全琮虽然为人低调，但是阴狠，他一直对芍陂之战（赤乌三年发生，吴国先败后胜）后的封赏耿耿于怀。他认为儿子全端、全绪的功劳高于顾承和张休，结果朝廷对他儿子们的封赏很少，当时全琮是大都督，虽然认为极不公平，但是碍于朝廷的旨意也只能暂且接受，而且也不得不考虑他们背后的陆逊。
现在报仇的机会来了。
之前陆逊曾经写信给全琮，和他申明大义，希望他能引导自己的儿子全寄退出鲁王一党，维护江东稳定。但是全琮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因此与陆逊决裂。为了打击陆逊，他直接上书指出当年芍陂之战中张休等人串通谋取功劳，并且夺取了当时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战功。
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但是这牵涉到一个人——顾谭。
顾谭是一个身份非常特殊的人，首先，他是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四大家族之一顾家的子弟；其次，他的父亲是顾邵，祖父是顾雍，而顾雍当过丞相。而且顾雍当丞相的时间很长，翻开东吴的丞相列表就会发现，东吴的丞相能干十年以上的，只有顾雍一个人，其他人一般是两三年、五六年，而顾雍干了十九年。孙权对他的信任，可见一斑。
顾谭是太子一党的中坚力量，打击顾谭对太子重创，此举一石二鸟，既能报当年之仇，又能打击太子，全琮这一手，不可谓不毒。
孙权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正好需要这个借口，没有详查就认定顾谭欺骗了自己。看在顾雍的面子上，孙权觉得不能过分处置顾谭，所以一直期待他自己能认错，但是顾谭没有。所以他下令将顾谭、顾承、张休投入大狱，经过审理，孙权下令将三人革职流放到交州（今广州和越南北部地区），当时那里还是瘴气弥漫的未开化之地，热带病盛行，顾承、顾谭忧愤难忍，痛苦不堪，不久便都去世。后来在全琮、孙霸等人的穷追猛打之下，孙权又下令赐死了张昭之子张休。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芍陂之战中，张休、顾承奋力作战，使得王凌军队转胜为败，而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只不过是做了追击工作。但是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孙权要的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打击陆逊、打击太子的借口。
之后，陆逊的至交好友太傅吾粲上书孙权，要求将鲁王外调，孙权非但不听，反而听信孙霸等人的谗言将吾粲下狱赐死。
这一连串的打击彻底摧垮了陆逊的精神，他人生中第一次绝望了，他愤怒，他无奈，但他毫无办法。他为江东奋斗了一辈子，他立下不世大功，所以孙权不能杀他，也不能贬他，但孙权选择了一种最狠毒的办法，他要让陆逊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流放、被赐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陆逊的痛苦摧残了他的身体，赤乌八年，这个江东的才子，天下的谋士，伴随着痛苦与无奈去世了。陆逊死后，家无余财。
陆逊曾经手握巨大的权力，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谋利，他始终清正廉洁，为国为民，大公无私，这叫作理想。陆逊是个实干家，他最看重的不是获得多少财富，为子孙谋求多少利益，他看重的是江东的事业，他看重的是青史留名，成就大功。
这是儒家价值观的力量，是陆逊自己的力量，更是理想的力量。他披肝沥胆，竭智尽忠，鞠躬尽瘁，却落得如此下场。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陆逊死后，孙权仍旧不能释怀，这个时候陆逊的次子陆抗来金陵谢恩，孙权拿出了一样东西——杨竺的弹劾书。昔日杨竺列出陆逊二十条大罪，孙权对此将信将疑，现在孙权开始依次询问陆抗。这是他对陆抗，也是对陆逊的一次考验。
孙权在秋后算账、打压功臣宿将的子孙方面丝毫不留情，当年周瑜次子周胤就因罪被贬，死于庐陵，现在面对这二十条罪状，陆抗明白自己必须撑过去。
陆抗思考过后，开始了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抗辩。
孙权惊讶地发现，陆抗对答如流，说得有理有据，竟然把这二十条大罪都解释得很清楚，看来自己确实冤枉了陆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无意之中发掘出又一个能挽救江东危局的人。陆抗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东吴优秀的续命师，都是东吴后期最伟大的男人。
陆逊死了，孙权也沉默了。也许在孙权看来，陆逊是最大的太子党，陆逊一死，太子一方的势力就会偃旗息鼓，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之后的几年，朝廷看起来彻底清净了，但是孙权没想到的是，事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
由于太子一方和鲁王一方已经形成了对峙之势，在太子一方看来，太子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太子下台，鲁王上台，那么以全寄等人的为人必然反攻倒算，到时候自己身败名裂事小，家族利益受损事大，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此外，孙权如此血腥的平衡之术已经引起了江东大族的不满，他们已经把鲁王一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鲁王等人陷害的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且孙权在处理二宫之争的时候极端偏袒鲁王，对太子一方经常杀戮流放，但是对鲁王一党却十分宽容，只杀了几个门第不高之人，比如杨竺，用以“应景”，其用意已经昭然若揭。
金陵城已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赤乌十三年，太子孙和被孙权幽禁。孙权应该已经做好了废立太子的准备，这触动了太子党最后的底线，隐忍许久的太子一方终于按捺不住，做了最后的抗争。
刚刚接替鲁王党成员——已死丞相步骘职位的太子党成员——朱据，带领太子一方的中坚力量，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展开了最后的抵抗。
赤乌十三年秋，他们冒死进谏。史书记载，他们“泥头自缚”，请求孙权原谅太子。他们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必须一试。这是以死进谏，结果必然是九死一生。
年迈的孙权登上了高台，看着下面这些东吴的功臣宿将。朱据的丞相只当了不到一年，现在他却带领着群臣如此行事，孙权再度愤怒了。你们这是在逼宫！
朱据痛哭流涕，请求孙权不要废黜太子，尚书仆射屈晃更是磕头磕得血流不止，但是孙权丝毫不为所动，并下令将这两人杖责一百。他们都年事已高，廷杖二十就有可能殒命，一百廷杖这是要他们的命啊！即便这样孙权还不解恨，下令将屈晃免官，将朱据贬为新都郡丞，无难督陈象和五营督陈正都被满门诛杀，朱据没等到任上就被政敌孙弘矫诏杀死，所谓“群司坐谏诛放者十”，孙权又借此杀了吴中张氏的代表之一——太子辅义都尉张纯。张纯是张敦之子，算是张温的近支，但是孙权毫不留情。
局面大大超出了孙权的预期，已经彻底失控，孙权彻底摧毁了太子一方的势力，而且他知道鲁王一党也会因此失控，无奈之下，他只能下令赐死鲁王孙霸，同时杀死全寄等鲁王党羽，再度达成血腥的平衡。
赤乌十三年，孙权废太子孙和，立幼子孙亮。至此，南鲁党争宣告结束。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斗是江东士族的一场浩劫，在这场内斗中，陆逊等名臣身死，孙权损失了两个儿子，只能立十岁的幼子为太子，他说过的话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
十岁天子，谁人能服？孙权后悔了，太元元年，在陆抗还都治病的时候，他牵着陆抗的手说：“过去我听信谗言怀疑你父亲，今日追悔莫及，我亏待你们陆家啊！你把那些责问你的材料都烧了吧，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孙权毕竟还有那么一丝理智。
不得不说，虽然老祖宗的嫡庶之别、长幼有序迂腐得很，但是在古代社会确实是一套非常先进的继承制度。因为它非常客观。也许它不公平，也许它选择的不是最好的君王，但是它却断绝了其他人的非分之想，从根本上确定了继承人，避免了因为争权夺利导致的国家内乱。
孙权已经别无选择，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只能仿效汉武帝托孤，现在太子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国家大政只能委托顾命大臣代为处理，毕竟汉宣帝那样的奇才中国历史上也没几个，孙亮虽然聪慧，但是也有很多不懂的。
孙权在生命的最后再度玩弄了他的制衡之道，他仔细思考后决定以诸葛恪、腾胤作为辅政的核心。这两个人根基很浅，诸葛恪虽然是诸葛瑾之子，但是诸葛一脉在江东势力不大，而且孙权对诸葛恪比较放心，孙氏宗室也可以保护皇帝。
神凤元年四月，孙权去世，孙亮继位，大赦全国，改元建兴。
孙权死后，江东彻底走上了曹魏的老路，幼子继位，权臣当道，中国古代上千年来概莫能外，归根究底就是未成年人想去控制一堆成年人，谈何容易？
诸葛恪上台之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诸葛恪专权引起了孙氏宗室的不满，孙峻在取得孙亮的同意之后杀死了诸葛恪，夺取了权力。但是孙峻又成了比诸葛恪更加跋扈的人，而且他居然勾搭上了全公主孙鲁班。自从全琮死后，孙鲁班就成了寡妇，孙峻为了取悦孙鲁班，做出了一个非常残忍的决定。建兴二年，孙峻先将废太子孙和赶到新都居住，后竟赐死了孙和，孙和的妃子也一同身亡。莫大的讽刺是，孙权生前曾经对孙峻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也算是一语成谶了。更讽刺的是，他恰巧选中了那个打开杀戮之门的人。
五凤二年，将军孙仪等人想趁蜀汉使者来时杀死孙峻，结果被孙峻发现，孙仪自杀，受到牵连者达数十人。其实这只是针对孙峻的多次刺杀中的一次罢了，但是它却牵涉到了一个人——朱公主孙鲁育。虽没有史料显示孙鲁育参与到这次刺杀计划之中，但是不幸的是，她同样也被下令处死。而陷害她的人，正是她的亲姐姐，一母同胞的全公主孙鲁班。
全公主孙鲁班和朱公主孙鲁育在南鲁党争之中的分歧，终于演变成了仇恨，这种仇恨变成了吞噬一切的毒蛇，销蚀了她们的感情。在帝王家，这些心如蛇蝎的女人背后是无尽的苍凉，她们要维护世家利益，她们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孙鲁班固然狠毒，但是归根到底也不过是扫除异己罢了。传说很多年后，孙皓清理孙鲁育的坟墓，有人似乎看见了她，她仍旧婀娜多姿，芙蓉清浅。
孙峻死后，他的堂弟孙□继承了他的权势，孙□与孙鲁班一党决裂，结果孙□杀死滕胤、吕据，控制了东吴大权。正如我们之前所言，孙亮恐惧孙□专权，密谋联合孙鲁班和全氏一族杀死孙□被发觉，结果孙亮被废，全氏一族部分被杀，部分投降曹魏，不过孙鲁班比她妹妹幸运多了，她被迁徙到豫章郡，度过了余生。
太平三年，孙□立孙休为帝，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同年十二月，孙休秘密联合张布和老将军丁奉在百官祭典之上抓住了他。孙休杀死孙□，之后又将孙峻的坟墓挖开，将棺木削薄后重新埋葬，同时为孙鲁育平反。
孙□临死之前表示愿意被流放，沦为官奴都行。孙□休微微一笑：“当初滕胤、吕据等人，你怎么没让他们沦为官奴啊？”
其实孙休之所以能轻易消灭孙□也是孙□自己挖的坑，孙峻掌权靠的就是和孙鲁班联合，而孙□与孙鲁班决裂实际上也孤立了自己。再加上他大开杀戒，搞得人心尽失，也得罪了东吴的士族和老臣，他的覆灭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孙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他宠信的张布和濮阳兴废掉了他的儿子，立了孙和的长子孙皓为帝，孙皓上台之后就杀了孙休的长子和次子，以除后患。
这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真是没完没了。
在东吴漫长的内耗中，蜀汉和曹魏完成了最后的决战。永安七年，孙休想趁火打劫，派陆抗率领三万人攻击蜀汉将领罗宪驻守的巴东地区，当时蜀汉已经灭亡，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罗宪也不愿意投降东吴，继续抵抗，坚持到了最后。不是罗宪太强，也不是陆抗太弱，而是东吴在旷日持久的内耗中已经腐烂透顶了。
公元264年，孙皓登基为帝，改元元兴，他是东吴的第四位君主，也是最后一位。
他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建兴二年，孙峻为了讨好孙鲁班矫诏杀死了废太子孙和，连带着孙和的妃子张氏也因此而死。但孙皓勉强活下来了，和他的三个异母弟弟一起被何姬养大。孙休即位后，他被封为乌程侯。
孙休也是有儿子的，按理说皇位轮不到孙皓坐，孙皓之所以能被立为皇帝，主要是江东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孙休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濮阳兴和张布知道主少国疑，现在东吴内外风雨飘摇，交趾叛乱，北方曹魏虎视眈眈。孙亮的前车之鉴不能不考虑，而且拥立新君能立下大功，以后在朝中也能呼风唤雨，但是选谁确实是个问题。
这个时候，左典军万彧便向他们推荐了孙皓，说他才识明断，有长沙桓王（孙策）的风采，于是张布和濮阳兴说服朱太后让孙皓继位。但是张布和濮阳兴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个举动彻底把自己断送了。
孙皓离开封国到了金陵。刚登帝位的孙皓还是有点励精图治的决心的，他减少宫女数量，勤俭节约，开仓济贫。总而言之，看上去是个好皇帝。
但是和很多帝王相似，孙皓圣明了几年之后就坚持不住了，人过三十的他决定尽情享受人生，但他虽然享乐，却没忘记掌控权力。这下可急坏了东吴的那些有识之士，当初拥立孙皓的濮阳兴和张布两位重臣开始后悔。孙皓安插的眼线很快就得知了两人的想法，于是孙皓直接将这两位拥立功臣革职诛杀。
杀了拥立自己的濮阳兴和张布之后，孙皓简直像着了魔一样，开始了他疯狂的杀戮之旅。甘露元年，孙皓逼杀了朱太后，随后又杀先帝孙休的长子和次子。
宝鼎元年，孙皓决定迁都。关于这个决定，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为了前线战事，有人说是因为宫中术士的谗言，还有人说是因为建业（南京）大族太多，他要换个地方，免得被人管。
反正不管是哪种说法，这绝对不是个好主意。借着西陵督步阐（前丞相步骘的次子）上书，孙皓决定迁都武昌。他不顾群臣进谏，一意孤行，于是群臣抛弃了建业的香车豪宅，随着孙皓迁都武昌。然而孙皓到武昌不到一年，就爆发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而且起义军打到了建业。孙皓无奈地回去平叛，在打败了施但之后，让几百人敲锣打鼓进入建业，把里面施但的家人杀了个一干二净，说这叫作“荆州王气破扬州贼”。但是孙皓回到建业后，发现还是这儿比较舒服，于是又迁回来了。
孙皓回到建业第一件事就是修房子。宝鼎二年，孙皓营建昭明宫。昭明宫方圆约五百丈，穷极壮丽，耗费民力空前。除此之外，他还从全国征调挑选美女填充后宫。
建衡二年，孙皓因为自己的左夫人去世过于悲伤，一连数月没有出来，民间传说孙皓死了，孙奋与上虞侯孙奉中将有一人接替孙皓。豫章太守张俊信以为真，觉得孙奋真的要当皇帝了，为了讨好未来的主子，跑去给孙奋的母亲扫墓。
孙皓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将张俊车裂，并诛灭三族，又一口气杀了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
孙皓杀人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他以前的宠臣陈声因为秉公执法，在后妃派人上街抢夺财物之时抓捕了犯罪人员，竟直接被处死。
关于孙皓残暴的记载是数不胜数，后来庾峻问孙皓的侍中李仁：“听说孙皓以前常常割人面皮、挖人眼珠，是真的吗？”李仁回答：“此言者之过，君主处上，众罪归之。”李仁是孙皓的近臣，此时东吴已经灭亡，李仁虽然有为旧主袒护的可能，不过当时孙皓已经成了归命侯，他的话应该还是靠谱的。
孙皓杀人其实是他维护统治的手段，在他看来，只有杀人才能使众人畏惧。
在孙皓的断头政治之下，东吴士族勋贵人人自危，整个江东政权风雨飘摇，此种情势之下，不断有人外逃入晋。
建衡二年，孙皓亲信何定率领五千人到夏口，名义上是打猎，实际上就是想对夏口督孙秀动手。孙秀内心极端惶恐，他知道孙皓忌惮自己已久，无奈之下，孙秀率领数百人投降晋朝，司马炎大喜过望，封孙秀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虽然是虚职，但是官位还是很高的）。
羊祜VS陆抗
司马炎的宽厚仁义和孙皓的残忍暴虐形成了鲜明对比，继孙秀逃晋后，“壬午，吴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帅众降。”“吴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硃买来降。”（《晋书·司马炎传》）
凤皇元年，孙皓让西陵督步阐离开西陵，步阐担心孙皓是想杀他，便投降了司马炎。司马炎闻讯大喜，封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外加一堆虚职。
不过，步阐的投降和别人有很大不同，他是带着西陵城和数万人割地投降的。
西陵在今天的湖北宜昌附近，属于吴国西线的要冲，如果西陵有失，那么武昌危急，武昌危急，则全局震动，要是丢了武昌的话，东吴就算是气数已尽了。孙皓虽然残暴，但对这一点还是非常清楚的，眼看情势危机，他被迫起用了唯一一个能挽救东吴的人——陆抗。
在这个决定江东命运的时刻，陆家的子孙再一次站了出来。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晋军八万人不顾一切地向西陵支援，其中羊祜的五万精锐正在猛攻江陵，晋朝杨肇的三万人则直接向西陵支援，西陵步阐在城内还有数万人马，而陆抗只有三万人。
从战略上来看，一方面，晋军已经对西陵城外的陆抗军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有着绝对的优势兵力；另一方面，由于孙皓的倒行逆施，东吴军队的粮草器械准备相当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陆抗想要消灭叛军，同时阻挡晋军的援兵，可谓难于登天。
更关键的是，他的对手也绝非泛泛之辈。羊祜，同样是这个时代闪耀的将星。
羊祜是司马师的第三任妻子羊徽瑜的弟弟，也算是出身名门，羊氏一族也是累世公卿的魏晋高门。传说羊祜小时候有一次在河边玩，过来一个老者，老者看了一眼羊祜，对羊祜说道：“你这孩子仪表不凡，将来六十岁不到肯定会建立大功啊！”
在魏晋这个玄学当道的时代，羊祜却是少见的儒者，为人光明磊落。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一看曹爽被诛杀，投降了蜀汉。羊祜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安抚了夏侯霸的亲族。
也许是姐姐羊徽瑜的枕边风，羊祜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反而平步青云。其实司马氏兄弟也清楚，羊祜为人坦荡，确实是个君子。
司马师死后，羊祜成了司马昭最信任的人之一，在司马昭一朝，羊祜和荀勖两个人一正一邪，掌握着司马氏的机密，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不过羊祜也有一个最大的政治对手——贾充。
其实羊祜和贾充的矛盾也很好解释，贾充是西晋一朝名士派的全民公敌，毕竟他阿谀奉承毫无气节，外加有弑君这个大罪。羊祜天生疾恶如仇，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合不来是正常的，要是合得来那才不正常。有一次羊祜的女婿问他：“您为什么不买点地产，置办点家业呢？”羊祜说：“为人臣者，净琢磨买地置家业，简直糊涂！”这和那帮豪门大族骄奢淫逸日费万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晋一朝难能可贵。
不过，和贾充不和，羊祜也吃了不少苦头，几度被贬，还好司马炎比较圣明，知道羊祜大才。在司马炎的心目中，羊祜是他灭吴的不二人选，这个看上像是文弱书生的男人，其实胸中有百万甲兵。
这次步阐叛乱，都督荆襄的羊祜抓住机会，立刻出手救援，而且他的思路非常正确，正面救援西陵，外加攻击江陵使得陆抗首尾不能相顾。看上去，他已经是胜券在握。
不过羊祜虽然很有才华，但他是个战略家，不是个武将，而他对面的陆抗不仅是个武将，而且还是个名将。
现在陆抗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攻打西陵，二是先击溃援军再攻打西陵。
当时，东吴将领纷纷表示，步阐不堪一击，应该直接攻打西陵。陆抗却要围堰困敌。诸将不解，却只能服从。
陆抗把西陵城围得是水泄不通，吴军昼夜筑围，工程量巨大，很快各路将领表示修堰太累，还不如直接打进西陵城。
“我不打，不是因为怯战，而是因为你们打不进去。”陆抗说，“你们不知道，这座城是我修的，坚固异常。”
诸将表示要试一试，陆抗干脆就放他们攻城。但他们玩命攻打之后，西陵依然坚挺，他们只能听陆抗的话修围堰了。
后来，陆抗督战西陵，而诸将听闻羊祜率兵进至江陵，皆请陆抗到江陵督战。陆抗便说：“现在晋军围攻江陵，但是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而西陵不同，如果西陵失守则全局震动，南方的山越部族和蛮夷很有可能起兵响应，到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其实，陆抗此举还有两个好处。首先，古代作战，守城方比攻城方优势大。《孙子兵法》说，只有兵力占据优势才能进攻。陆抗早就深明此理，以逸待劳，化被动为主动。以逸待劳，因势利导，这就是当年陆逊在彝陵的战术啊！
另外，陆抗之所以敢于围城坚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知道羊祜围攻江陵看似是一步妙棋，实际上却犯了一个大错。
羊祜率领五万大军围攻江陵，其实只是想让陆抗回援，并非真的想攻破江陵，只要陆抗率领精锐回援，那么西陵之围就不攻自破了。但是，江陵是东吴重镇，兵精粮足，羊祜久攻不下。而且陆抗早就看穿了一切。
江陵久攻不下，晋军粮草消耗巨大，很快就粮草吃紧了。而江陵周围路况很差，转运粮食非常困难，还好羊祜发现，当初陆抗为了防止敌人利用江陵大道进攻，修筑了堤坝蓄水，准备在敌人进攻时水淹敌军，现在正好可以利用其运送军粮，不过在这之前，为了防止陆抗有所防备，他决定玩弄一个诡计。羊祜对外宣称，他将要破堰进军西陵，解除西陵之围。羊祜认为，陆抗一听自己要破堰进军西陵，必然会保存堤坝替他运粮。
可惜，陆抗再次识破了一切。陆抗一听羊祜要破堰进兵，立刻下令将堤坝拆除。
羊祜这下没了办法，水路已经没戏，陆路更是被淹不能用，只能从小路运粮，导致五万晋军食不裹腹。而江陵方向的主力援军雷声大雨点小，硬是过不来。这样一来，陆抗的外围敌人就只剩下杨肇手下的三万晋军了。
十一月，杨肇终于抵达西陵，陆抗亲自率领大军沿着长围与他对峙。杨肇深知西陵城被围困已久，城内斗志全无，粮草吃紧，如果自己再不突破重围与守军会合，西陵危在旦夕。他需要一个突破口。关键时刻，吴国将军朱乔和都督俞赞反叛，给杨肇送去了重要的情报——陆抗的军事部署。
杨肇大喜过望，第二天根据二人的指点，全军出动猛攻夷兵。
陆抗早就料到，这两个人肯定会将自己军队的虚实都报告给杨肇，而自己守备最弱的地方就是夷兵防守之地，这些人训练不足，不堪大用。于是，陆抗连夜调换精锐部队替换了他们。
杨肇经此大败，无计可施。十二月，杨肇趁夜率部逃跑，陆抗挥军直取西陵。
西陵城内的守军彻底绝望了，两路援军都已经指望不上，西陵城成了孤城，更何况粮草殆尽，兵无斗志将无战心，陆抗挥师猛攻西陵，旬月而破。步阐的末日到了。
陆抗入城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置满城居民。陆抗本着只问首恶其余不问的原则，并没有追究全城军民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是仁厚的。但是，他紧接着下令：“将步阐夷灭三族，一个不留。”
陆抗杀光了步氏一族，盛极一时的步氏一族只剩有前往洛阳当人质的步璿和步玑逃过一劫。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封建家族的兴衰胜败，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其实，依照孙皓的性子，恐怕不仅步阐一家难逃毒手，就连西陵城的数万百姓也要遭殃，他临机决断保全全城百姓，已经算是仁厚，但是，时人仍旧觉得他过于狠辣。
在这场战役之中，陆抗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他以弱敌强，力排众议，在复杂的战局之中发现了制胜之道。他巧妙地各个击破，疲敌滞敌，最后在晋军眼前消灭了反叛的步阐，真不愧为陆逊的子孙，名将的继承人。
西陵之战，陆抗挽救了东吴危局，这一战延长了东吴的寿命，但也加速了它的自我毁灭。这看上去似乎很矛盾，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赢了，孙皓就膨胀了。
孙皓看晋军连陆抗的三万人都打不过，所以干脆就大举北伐西征，吴国的国力就这样变得更加虚弱，吴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西晋方面，有司奏报后，司马炎大怒。杨肇被贬为庶人，羊祜被夺取所有封侯赏赐，降为平南将军，仍领荆州事务。
其实陆抗对西陵的重视，羊祜是很清楚的，当年陆抗围攻罗宪，司马昭正是使用了声东击西之计围攻西陵，才使得陆抗撤围。
《三国志·陆抗传》中，面对西陵安危，陆抗是这么说的：“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意思很明确，宁起倾国之兵也要保住西陵。
羊祜很清楚，自己这次西陵之战失利，几年之内恐怕都不能染指江东了，而陆抗确实也是技高一筹，不能力敌也不能智取。鉴于历史上孟献子经营武牢而郑人畏惧、晏弱筑城东阳而莱子降服的经验，羊祜采取了步步蚕食的战术。
羊祜在荆州之地新修五座卫城，迫使吴国的实际统治线后退。这样，羊祜基本上占据了周围的膏腴之地，导致吴国和晋朝以石城为界，石城以西都归晋朝所有。这是一套杀人不见血的战术。
其实，羊祜蚕食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心。作为一个伟大的将领，羊祜有自己的作战方式——以德服人。
有一次，陆抗病了，毕竟人食五谷杂粮，难免生病，但是东吴医学水平实在太差，陆抗直接向羊祜求药。羊祜听到后二话不说就把药送过去了，并说：“这是我新配的药，我还没吃，听说你生病了，就先给你吃吧。”
周围将领一听，这可不行，万一羊祜下毒那大都督就危险了。陆抗微微一笑：“羊祜不是这种人，他不会下毒害我的。”说罢，陆抗一饮而尽。
羊祜、陆抗隔着两座小小的城郭，用彼此宽阔的胸怀感化了所有人。羊祜规定，晋军在吴国田地里收粮要按原价补足，不能收人家一针一线，吴军所伤害的猎物被晋军捕获的话，晋军要原物奉还，吴军战死的尸体晋军都要归还，而且如果吴军前来吊唁还要以礼相送。不仅如此，羊祜每次进攻都会提前告知吴人，严禁部下偷袭。
吴国人被羊祜的行为彻底折服，并尊称他为“羊公”。这虽是小恩小惠，但却彰显了大仁大义。
因为晋军出兵攻打吴国是国家行为，也就是理所当然，但是羊祜告知进攻时间绝不偷袭，保护吴人利益却是个人行为，因此吴人恨的是西晋，而不是羊祜，他们甚至还会感激羊祜。虽然羊祜此举是为自己树立威信和仁义的形象，但是那些吴军知道，只要向羊祜投降，就能被宽待，只要羊祜还在，自己就永远有一条安全的退路。羊公如此仁义，我等咸服。
羊祜成了晋朝的一面旗帜，吴国人纷纷向羊祜投诚，陆抗几乎毫无办法，因为这是阳谋。
羊祜如此光明磊落，如此坦荡宽容，而自己的君主在国内倒行逆施，人民不堪其苦，要是吴国人人都安居乐业，谁愿意顶着骂名背井离乡投降西晋啊？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羊祜做到了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情。陆抗输了，不是输给羊祜，是输给了孙皓，所以他才无奈：“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吴军士兵不想打，吴军将领不想打，陆抗也不想打。兵无斗志，将无战心。
陆抗知道，论行军作战羊祜其实并非自己的对手，但是他善于养兵，攻心为上，将来只要他振臂一呼，吴国军心必乱，无人想和羊公为敌啊！对此，陆抗只能告诫己方将士不要暴力侵扰，以防不战而被征服。然而陆抗心里很清楚，天不假年，自己活着尚能保全江东，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人世，东吴只怕是气数将尽。
无论如何，他们是真的欣赏对方。如果他们不是对手，定能把酒言欢！
陆抗称赞羊祜的德行肚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这是陆抗能给出的最高评价。
陆抗和羊祜的君子之交使得晋吴之间多年无战事。对此，吴主孙皓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来信询问陆抗，陆抗则回答：“大国岂能无信？彼以仁义御我，必以仁义还之。”
两军交战中，充满了陆抗和羊祜二人优雅的琴箫合奏、精彩的智慧交锋、平淡的惺惺相惜。在这个呼啸的乱世之中，它们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他们成了最优雅的对手。
彼岸花开
其实，在羊祜和陆抗平静的表面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羊祜很想统一全国，为晋朝为自己立下不世功勋、获得千秋功业，但是无奈陆抗在彼，自己纵使有雄心壮志也实现不了，不过他可以打好基础留待后人。羊祜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是他已经为吴国找好了两个掘墓人。
在羊祜的战略计划里，攻打吴国有三个出兵方向：一是荆州方面进攻江陵，二是益州水军直取武昌，三是豫州的军队进攻夏口地区。但是这三路大军必须都由优秀的将领统率，北方将领不习水战，东吴将军却是深谙水性，大江之上如履平地，要是以庸才统领水军，别说打到建业，恐怕都出不了益州。水战羊祜也不行，但是羊祜知道有一个人行，这个人叫王濬。
王濬实际上属于太原王氏，和琅玡王氏算是一族。王氏一族在魏晋时期是累世高官，王濬出身高门衣食无忧，有一次家里修房子，王濬居然修了一条数十步宽的大路。家人不懂，就问王濬：“你这是干什么啊？”王濬说：“我打算使这路容纳长戟幡旗的仪仗。”大家都笑他，王濬说：“陈胜说过，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王濬为人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得罪了很多人，以至于一些不廉洁的官吏一听王濬来了，皆望风而去。当时的豪族徐邈有个女儿，貌美多才眼界高，徐邈把各地的青年才俊、各级官吏都招来，令女儿暗中相看。女儿看中了王濬，指着他告诉母亲，徐邈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濬也算是喜从天降，稀里糊涂就赚了个才貌双全的大美人和德高望重权势显赫的岳父老泰山。
王濬因得罪很多人，不得升迁。但在羊祜的提拔之下，王濬开始慢慢起飞，先转为车骑将军从事中郎，后来又任巴郡太守，他的才华终于有了施展之地。
王濬到了巴郡，发现当地人居然都不待见男孩儿，男人可是农业社会主要劳动力，这怎么得了？他便找了个当地人问了一下情况。人家告诉他，我们这里男娃子都充军咧，所以家里指望不上，都不养。王濬稍加思考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生育者都可以免除徭役。这简简单单的一条法律，不仅保全了数千婴儿的生命，也被之后很多朝代效法。
这件事王濬确实功莫大焉，他的内政才能也显露无遗。不久，王濬在羊祜的建议下，做了另外一件更加考验内政功力的事情——造船。泰始八年，在羊祜的保举之下，王濬出任益州刺史，开始了他漫长的造船生涯，这一造，就造了七年。
在中国古代的水军历史上，东吴水军是有名的强军，东吴的船只制造技术也是绝对先进的。赤壁之战时，曹操水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主力战舰都是从刘表处缴获的荆州水师的战舰。赤壁之战后，吴国国力上升，周瑜开始建造更大的战舰。东吴的主力楼船有五层楼高，可以搭载三千人，在当时绝对是霸王级别的战船，上面设有拍竿，一般的船只要撞上去就撞碎了。东吴水师这种大舰船有名号的就有十余艘，以这些巨舰为核心的东吴水军战斗力冠绝一时。
王濬在益州打造的战船，有五层楼高，长一百二十步，可以搭载两千余人，甲板很宽，上面可以跑马，还有城楼装置可以远望，规格和东吴大型战舰差不多，但是，他造得太多了。《晋书》曾描绘这一盛况，“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此外，王濬还在船上画了一堆猛兽邪神，以恫吓敌军，镇压江怪。战斗在王濬看来大致就是这样的——吴军且战且退，吴军进退维谷，吴军无路可走，吴军缴械投降。就算打不死你，我用船头的画也能吓死你。
王濬当了八年的益州刺史，天天造船，造船的木片浮满江面。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木片呈给孙皓说：“晋必有攻吴的打算，应在建平增兵防守。建平攻不下，晋军终不敢东下。”然而孙皓不听。
陆抗同样知道晋人砍树造船声势浩大，心急如焚。病重垂危之际，他请求向西陵增兵八万，但孙皓未同意。
大概在孙皓看来，陆氏一门，陆抗的族兄陆凯是吴国丞相，陆抗又手握军事大权，这俩人的势力已经非常庞大，不能再给他们更多兵力。
凤凰三年七月，陆抗病重。同年秋，陆抗在忧愤中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陆抗还上书孙皓，希望他能施行仁政，不要再滥杀无辜，要加强西陵守备，孙皓依旧置之不理。而且孙皓一听陆抗死了，简直如释重负，立刻把陆抗部曲化整为零，让其五个儿子分别接收，以削弱陆氏力量。然后，孙皓直接让陆凯一族迁到了建安（今福建）。
陆抗死后，孙皓的倒行逆施更加无所忌惮。公元278年，孙皓大封十一王，每人给三千兵。另外，对孙皓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羊祜死了。晋咸宁四年，羊祜人生中最后一次进京。这一年，他的姐姐羊徽瑜死了。羊祜内心极端悲痛，他的病情也日益恶化，但是由于朝中阻力和西北战事，朝廷迟迟不肯统一伐吴，他有生之年恐怕是不能见到这大好河山归于一统，也无法成就不世大功了。
此次入朝，羊祜再次向司马炎陈述了伐吴的主张。
后来羊祜返回了荆襄。也许是舟车劳顿消耗过大，羊祜病情快速加重，一病不起。司马炎派张华去看他，羊祜对张华说：“陛下神文圣武，仁义宽厚，待我不薄，只可惜天不假年，我看不到陛下四海归一、成就大功的那一天了。我害怕的是万一孙皓早亡，吴人另立贤君，那么我们就将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
张华哽咽了：“羊公，何至于此啊？成就大功者，非你莫属！”
羊祜摇摇头：“能完成灭吴大业的不是我，而是你啊！”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死前推荐杜预代替自己。
羊祜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他说过，如果有朝一日灭吴成功，他将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以他的才华，时人都认为他是宰相的不二人选，但是，他耗尽自己的生命也没能亲眼看到理想实现。羊祜不贪图荣华富贵，他最想看见的是一个太平天下啊！他想让那些边境的士卒回到家乡，让那些劳苦的百姓回到田园，让那些浴血的将军脱下战袍，这才是他最大的愿望。
羊祜死讯传来，司马炎素服白衣，痛哭不止，时值寒冬，以至于眼泪凝结成霜。荆襄百姓在集市之日听闻羊祜的死讯，无不痛哭流涕，以致罢市（历史记载尚属首次）。吴人也无不哀伤，边关将士痛哭之声四野可闻。
对孙皓来说，坏消息则是杜预接替羊祜担任荆州都督。
我们之前说过，著名的《泰始律》就是杜预作注的。实际上，杜预不只是个法学家，更是罕见的全才，从财政到农业无一不通；然而他最擅长的，还是兵法。
杜预是个不折不扣的智谋高手，与光明磊落、收买人心的羊祜不同，杜预作战靠的是他惊人的智谋。
杜预到荆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二话不说先发出了一道命令——全军准备，偷袭西陵。晋军将领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羊公在世之时，晋军从没偷袭过，杜预一来立刻就改变规矩，但将令不能违抗，于是，晋军立刻挑选精锐之士偷偷摸摸地准备进攻西陵。西陵是吴国重镇，防备严密，但是吴军怎么也没想到杜预屁股都没坐热就跑来偷袭，这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兵折将。好在陆抗留下的底子很好，外加驻守西陵的是名将张政，西陵守军损失并不大。
杜预得胜归来，下达了第二道命令：“把俘虏给我绑起来送到建业去。”就在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件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东吴的名将，西陵大门的镇守者张政竟然被撤职了。晋军将领欢呼雀跃，吴军士卒垂头丧气，但是所有人都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杜预说：“孙皓心胸狭隘。张政坐镇西陵是我之大患，此次我一反常规他必定始料不及，遭受损失，但他未必敢把此事告知孙皓，而我大张旗鼓，将此事搞得人尽皆知，孙皓必然震怒，张政轻则撤职，重则性命不保。”
杜预身体不好，骑马射箭是一样不会，也从未上过战场杀敌，但他就是懂得什么叫作兵法。
羊祜说：“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然而杜预却一直是个如意的男人，在他手上，这个乱世将迎来最后的终结。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那只是另一个乱世的开始罢了，世事无常，人生难料，历史就是这么诡异。
其实，杜预最大的对手不是东吴，而是来自朝堂。在这之前，灭吴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在朝堂之上，围绕灭吴问题，名士派和豪族派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豪族派是反对派，代表人物有：贾充、荀勖；名士派是支持派，代表人物：张华、杜预。
其实这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两边各有理由：名士派认为，一统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是历朝历代该做的事情，天经地义，更何况现在西晋优势巨大，吴国君主残暴昏庸，灭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一举而定。
豪族派理由也很充分：西北鲜卑未定不能打，东南战备虽然充足但是吴国并无大乱，此时出击未必能一举成功，万一失败，吴国必将反攻，到时若得鲜卑配合，晋朝将有大祸。前几年鲜卑把西晋折腾得够呛，好不容易现在有点起色，确实不宜大动干戈。这是能摆上明面的理由，其实还有其他不能摆上明面的理由。万一灭吴成功，主张灭吴的名士派必然在朝堂之中占据优势。对豪族派来说，好不容易解决了任恺，将名士派打压下去，现在绝对不能让他们死灰复燃。
司马炎知道，朝中支持伐吴的也就张华和杜预等少数人，而反对的却是一众士族，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决定伐吴，万一兵败失利，若再想伐吴就会遭遇更大的阻力。司马炎输不起，晋朝输不起，伐吴必须一举成功。
咸宁二年，羊祜上书请求伐吴，权臣贾充、荀勖、冯□等人反对，司马炎无奈只能采取搁置之策。
咸宁五年八月，眼见吴国忙于平叛（郭马在广州叛乱），杜预上书请求伐吴，司马炎同意，但紧接着豪族派发动全面政治进攻，驻守在扬州前线的王浑（王昶之子，典型的豪族派）表示吴军正在计划发动倾国之兵进攻晋朝，此时伐吴正中吴国下怀。司马炎一听，决定推迟伐吴。
杜预心急如焚，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灭吴良机，吴军正忙着对付南部叛乱，如果现在不动手，等吴国回过神来，恐怕就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杜预立刻二次上书，表示司马炎不应该轻信谣言，现在东吴别说出击，连防守都困难，兵力明显不足，如果此时出击可一举而定，绝对不能坐失良机啊！但司马炎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杜预宁可不当都督了也要伐吴，于是第三次上书。在这份上书之中，杜预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的言辞非常锋利：“昔日羊公在世之时就应该和陛下秘密谋划，要不然早就伐吴功成了。伐吴之举有九成胜算，一些人之所以反对就是因为计谋非己出，功劳不在自己身上。现在孙皓昏庸残暴，不趁此时机消灭东吴更待何时？现在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要是孙皓做出反应，那灭吴就多了许多新的困难。”
司马炎收到信的时候，正在和张华下棋。在这个决定历史的时刻，张华作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
张华一把推开棋盘，跪在地上：“陛下，不要再犹豫了。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陛下英明神武，堪比尧舜，吴主昏聩诛杀贤能，此时灭吴，吊民伐罪，水到渠成啊！”
司马炎终于决心灭吴。
这时，贾充等人又出来反对。司马炎大怒，重责贾充，贾充吓得把官帽脱下来跪在地上。他从没有见过司马炎如此愤怒，只能同意。
司马炎正式宣布了伐吴的决定。
在这庞大的反对派之中，有一个人最为特殊，他就是山涛。
山涛也反对灭吴。他在朝会之上听到司马炎宣布灭吴，退朝回家之后说道：“古人曾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无患。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则必有内忧。’以我朝目前的情况来看，留着吴国作为外患，难道不划算吗？”
山涛这番话其实另有深意，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他的意思是：吴国并非西晋的大患，西晋另有大患。在山涛眼中，吴国、鲜卑都是纤芥之疾，不足为患，西晋最大的祸患其实在朝堂之上，在国家内部。山涛深知司马炎，深知朝廷这些人，一旦灭吴成就大功，西北鲜卑略定，在这个不讲究忠义放弃了儒家的时代，他们这些人必定贪图享乐，骄傲自满，再也没有人能约束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他们。
灭吴的胜利，既是胜利者的丰碑，也是胜利者的坟墓。
咸宁五年十一月，司马炎发动大军二十万，分兵六路大举伐吴：
一、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自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方向进军。
二、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州治在今安徽寿春）向江西（指今安徽和县方向），出横江渡口进军。
三、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许昌东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
四、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今武汉市武昌）方向进军。
五、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今属湖北）方向进军，尔后南下长江、湘水以南，直抵京广。
六、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巴东（郡治在今四川奉节）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东下，直趋建业。
另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副，率中军驻襄阳，节度诸军；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总筹粮运。
这套方案已经很完美了，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何要选贾充担任大都督？原因有二：一方面，贾充担任统帅可以代表豪族派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同时贾充一党也只能全力进攻；另一方面，如果伐吴成功也可以给他们分点功劳安抚他们，如果伐吴不成，他们统御有过，为了一雪前耻，也不便阻止下次伐吴。而且，贾充这只是政治挂帅，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个名义统帅。
司马炎很清楚，贾充绝不能节制诸军，所以特地派司马伷等司马氏宗室的力量参与其中，还是那句话说得好：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
太康元年，晋将王浑率领十几万大军在正面战场发动进攻，同时派出参军陈慎等率部分兵力攻击寻阳（今湖北武穴东北）；并派殄吴将军李纯率军向高望城（今江苏江浦西南）进攻吴军俞恭部。正月二十五日，李纯占领了高望城，击破俞恭军，推进至横江以东，夺占了渡江的有利渡场；与此同时，参军陈慎军攻取了阳濑乡，大败吴牙门将孔忠等，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等率部众降于晋军。
同时，杜预也出动了，他的目标是当年羊祜没能拿下的江陵。
杜预一到江陵便下令：围城。然后出手扫荡江陵外围，第一个倒霉鬼是驻守在乐乡的都督孙歆。眼见杜预把乐乡周围搞得鸡犬不宁，孙歆深知杜预的厉害，天天坐卧不安。过了几天，他发现杜预并没有大举攻城，稍稍安心。
“将军，江岸的军队回来了。”
孙歆一听，急忙说：“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这点小事，还用得着告诉我吗？”
只用了一盏茶的工夫，城内火光大作。孙歆大惊，出去查看，只听有人喊道：“活捉孙歆！”城内已经满是晋军。孙歆大惊，就在他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晋军的长刀就已经架到他的脖子上了。
原来，杜预早已经在城外埋伏好，他看见江岸的吴军返回便派人趁机潜入城中，里应外合，兵不血刃夺取乐乡。
经此一役，晋军对杜预的智谋心服口服，杜预乘胜攻取江陵并兵分两路，东进南征，进一步扩大战果。不过杜预面对的并非吴军主力，晋军真正的对手是吴国丞相张悌手下的三万精锐，他们现在已经渡过长江，欲与晋军决一死战。
张悌渡江之后正面遇到了王浑的部将张乔率领的七千人，并将他包围，张乔无奈只能诈降。但是，张悌居然没经考验就将他们直接收编。
接受投降之后，张悌大军继续前进，随即与王浑主力部队的司马孙畴和扬州刺史周浚军列阵相对。吴将沈莹率军出战，首先率领五千精锐向晋军攻击，三次冲击均未奏效，反而被晋军斩首二将，不得不退兵。晋军则乘吴军退兵混乱之机，将军薛胜、蒋班率军追杀，吴军大败。此时，伪降的张乔军又从背后杀来，吴军溃败而逃。吴将诸葛靓见大势已去，收集败兵数百逃回江南。
然而，对于吴国来说，更大的威胁还在后面，真正的晋国利刃早就已经出发了，龙骧将军王濬的楼船势如破竹，直指吴国都城建业。
在中国历史上，南京（吴称建业）的防御要分为两个阶段。我称之为前安庆时代和后安庆时代（以安庆城建城为节点）。
安庆城始建于南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谓“安庆一日无恙，天京一日无险”，可见安庆城的重要性。朱元璋攻南京（当时称集庆），率先进攻的就是安庆（今安徽安庆）。当年蒙古军攻打金陵也是先攻打安庆。哪怕到了清军对战太平天国之时，还是先打安庆。公元1861年，当曾国荃攻破安庆时，也不禁感叹：“南京已经唾手可得。”
那么，没有安庆城。南京的西大门就到了更远的地方——武昌，武昌实际上体现着后世安庆的作用。
王濬早就蓄势待发了，要知道他造船多年，这些战船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王濬率领水军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但是之前，司马炎下诏，五濬的水军在武昌以西（荆州地界）由杜预节制，到了秣陵要由王浑节制。王濬到了武昌，杜预和他说：“将军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直扑建业。”杜预大公无私，认为这不世之功应该归王濬所有。
王濬到了秣陵之后，王浑怕王濬建立大功，就想让王濬留在秆陵。
现在吴国已经不堪一击，王濬当然明白，如果自己在这里停滞不前，恐怕就走不了了，王濬干脆回复：“哎呀，这里风大，船停不了啊。”
王浑十分生气，却毫无办法，只能看着王濬顺流而下。
王濬一路过关斩将，只用了四十多天就杀到了建业城下，城里的孙皓紧急命令都督张象率领水军迎敌，但是张象一看到王濬的旌旗就投降了。
三国乱世的终结之日总算是到了，公元280年五月一日，孙皓听从胡冲的建议，仿效刘禅的做法：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两手反绑），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把棺材装在车上），率领太子孙瑾等二十一人来到王濬营门。孙皓决定投降后，为了让晋军顺利接收各地，广发劝降书信给臣僚。
王濬接受孙皓的投降，亲解其缚，接受宝璧，焚烧棺榇，并派人将孙皓一家送到晋都洛阳。孙吴至此灭亡。
远在洛阳的司马炎听到前线的捷报，哽咽着说了一句：“这是羊太傅（羊祜）之功啊！”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知道，今日的胜利其实离不开那个已经去世的老人。
还有一个人也哭了，他就是那个背主投敌的孙秀。孙秀退朝之后痛哭流涕：“想当年孙策以一校尉之身开创江东基业，到今日居然亡于昏君之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他背叛了孙皓，但没有背叛江东。
近百年的分裂局面总算结束了，天下终归一统。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称之为“千古盛功”。
司马炎在灭吴这件事情上确实功莫大焉，西晋用中国历史上堪称最小的代价完成了统一，以仁厚之心平蜀灭吴，善待两国人民和亡国之君，避免了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保留了文化和经济基础，最终结束了三国乱世，还给百姓们一个太平天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汉末时代，总算被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单论此点，称“千古盛功”丝毫不为过。
所有人都看见了盛世的希望之光。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不是希望之光，这是回光，返照的回光。
论功行赏
既然大功告成，那自然要论功行赏。
杜预功劳巨大，在灭吴过程中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一百二十人，受封为当阳县侯，增食邑至九千六百户，继续镇守襄阳。其子杜耽也被封为亭侯，食邑千户，更赐绢八千匹。王浑进爵为京陵公，增邑八千户。但是到了灭吴的头号功臣王濬的时候，司马炎就犯难了。因为王浑消灭了吴军主力，却裹足不前，让王濬抢先到了建业。王濬受王浑节制，却不听号令。和当年的钟会一样，王浑立刻上书说王濬不听号令，要治他的罪，朝中众人也认为王濬违背诏令，不听调遣，应该以囚车送进京城。
不过，司马炎毕竟不是昏君，知道王濬立下奇功，这样对待有功之臣，会让众将寒心，但是王濬不听号令，如果姑息纵容也说不过去。从本质上来讲，王濬这么做让朝中的豪族派丢了面子，他独占此功，没有分王浑一杯羹，让朝中对他不满和愤怒的人感到有机可乘。
由于明面上王濬确实有过，于是司马炎下诏，委婉地批评了他一通。
王濬上书为自己辩解。结果王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继续弹劾王濬没有上交从吴国搜出的宝物，王濬再度上书辩解。
王濬回到洛阳之后，朝中众人再次上书弹劾王濬不听节制，应该送到大牢。没多久，又说王濬烧毁吴国船只一百三十五艘，应该问责。
面对巨大的压力，司马炎封王濬为辅国将军。这个将军位是不太高的，但是司马炎为了表示嘉奖，对王濬有很多补偿，首先是供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组成辅国营，供给亲骑一百人、官骑十人，配置司马官，封为襄阳县侯，食邑一万户，儿子王彝封为杨乡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一万匹，又赐衣一套、钱三十万及一些食物。
按照制度，辅国将军是不设置司马官的，司马炎开了特例；按惯例，步兵校尉只有五营步兵，司马炎特地给他加了一营；食邑一万户，基本上和诸侯王等同。
然而王濬每次一见到司马炎就哭诉自己冤枉啊，委屈啊，后司马炎改封他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王濬这下终于称心如意了。其实范通就劝过他：“您得归功于皇上，怎么能归功于自己呢？您得说灭吴是圣上的功劳，自己只是借天子之威才能成就大功罢了，这样皇上才能下得来台啊！”
但王濬就是如此耿直。王濬，你真得感谢你遇上一个好脾气的皇帝。
封赏完了，司马炎就得处置一下亡国君臣了。
司马炎基本沿用了当年司马昭的做法，对东吴官吏和对蜀汉官吏一样，将他们纳入西晋朝廷，作为统治的基础，并善待江东子民，收买人心。同时，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
孙皓灰头土脸地到了洛阳，司马炎高高在上，指着一个空闲的椅子，微笑着对孙皓说道：“归命侯，你看这个座位是我为你设置的。”
群臣哄笑起来，孙皓却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哼，我在吴国也给你设置了一个。”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孙皓确实还有点骨气。
司马炎也肚量惊人，孙皓跟他这么说话，他并未秋后算账，还是让他安度了晚年。太康五年，孙皓在洛阳去世。
有趣的是，《资治通鉴》记载，贾充也曾想羞辱孙皓，于是在下棋的时候问孙皓：“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大意是说，听说您在南方挖人眼睛，剥人脸皮，这是对谁用的刑罚啊？
孙皓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大意是说，弑君不忠的人 就用此刑。
说实话，虽然这事大快人心，但未必是史实。实际上，根据《晋书》记载，这事是发生在王济身上的，并不是贾充。
《晋书》记载：“帝尝与济弈棋，而孙皓在侧，谓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济时伸脚局下，而皓讥焉。”
极乐盛世
天下一统之后，司马炎开始一系列改革。
首先，他改革了经济制度。司马炎推出了西晋的终极经济制度——“户调式”经济制度，包括三项内容：占田制、户调制、品官占田荫客制。
在曹魏时期，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屯田制。那么怎么收税呢？曹操规定了，使用官府耕牛的人，得交六成给曹操，如果使用的是自家耕牛，那么就得交五成。
司马昭死前做了件好事，规定不用再屯田了，把屯田制度废了，穷苦人民终于要翻身了。但是农民的田地立刻就被那帮世家大族给占了。他们贪得无厌，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曹魏时期。
最惨的还是国家，司马炎发现，因为大量的屯田客人口被门阀士族隐藏了起来，天下太平时期国家人口居然发生了负增长。
太康元年，全国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根据统计，这个数目远远小于实际人口数目。据《中国人口发展史》称，西晋实际人口应该在3500万人左右。
大量的人口被门阀隐藏，导致国家税收困难，司马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了全新的制度——占田制，它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制度。
朝廷规定农民可以分得土地了，男人七十亩地，女人三十亩地，成为丁男丁女，十三到十五岁或者六十到六十五岁的人，就是次丁男、次丁女。
然后，国家要收税了。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司马炎规定，每户的丁男交三匹绢、三斤棉，丁女与次丁男立户的交一半。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边地）交三斛米，再远的交二十八文钱。
《晋书·食货志》：“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晋书·食货志》：“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晋书·食货志》：“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这个税收在中国历史上算低的，每个丁男都有二十亩地不上税，丁女有十亩不上税，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税。
另外，朝廷还颁布了一套制度——品官占田荫客制。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无限制地兼并土地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
品官占田荫客制规定，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
《晋书·食物志》：“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
意思是说，官僚是可以占地的，但是国家规定占田数目和荫客数目要按等级分层，不过这些地盘都是不收税的，这些食客也都归主人役使。因为西晋和历朝历代一样都是收取人头税的，这实际上就是很大一笔收入。
国家规定多出的人口必须交税，那么就可以逼迫门阀把多出的人口吐出来。司马炎想通过这种方式减少门阀食客的数量，以增加国家税收。然而，士族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早就想出了应对之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帮人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隐瞒户口。
司马炎解决隐瞒人口的问题，实际上效果并不显著。
士族隐瞒了大量户口，约占全国半数，导致西晋的人口数目与实际严重不符。而被隐瞒的人口也都成了士族的奴隶，不仅仅要提供自己几乎全部所得，他们有好女儿的还得上交女儿作为奴婢。
虽然司马炎推出的这套政策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脱离了门阀的控制，变成了自由农民，所以他们成了西晋政府的纳税主力军。另外，司马炎还大力建设水利工程，增修仓库，平抑物价，所以西晋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正如《晋书·食货志》所描述的：“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傅咸传》也曾记载：“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
西晋富裕到什么程度？号称“天下无穷人”。虽然有点儿夸张，但是也确实非常富裕，堪称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富裕之世。但是，这也是一种病态的富裕，恐怖的富裕。在这盛世的华丽外表之下，是所有人的糜烂与腐败。
司马炎同时还改革了政治制度。天下一统之后，他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别的，就是要稳定大晋江山，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首先，司马炎做了一个决定——尽罢州郡兵马。
司马炎做这个决定其实有着自己的考量。一方面，在经济上，大量的州郡兵马已经成了西晋政府沉重的经济负担，而现在天下无事，在马隆的打击之下北方鲜卑略定，而南方东吴也已经平定，养着这些兵已经没什么用了。
司马炎的罢兵计划是这样的：将州郡兵马缩减，然后变为诸王的兵马，实际上也就是改刺史领兵为诸王领兵，但是课役还得服从，罢州郡兵马只是将他们的兵役免除，让他们交税罢了。每个大郡留下武吏百人，小郡留五十人。这看上去是一件转战时体制到和平时期体制的大好事。而且这个举动背后还另有深意，司马炎罢去州郡兵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防着士族。汉末诸侯割据靠的就是各个州刺史手底下的州郡兵马，刺史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司马炎本身是不信士族的，只不过为了治国他要用这些人，但是也必须防着他们。司马炎心里很清楚，他只能依赖宗室压制士族，所以他决定将兵权交给诸王，毕竟都是司马家的人，更放心些。
其实当时朝中众人对司马炎的用意心知肚明，但是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除了一个人——山涛。
山涛听到司马炎的这个政策之后，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司马炎也表示：“天下名言也。”然而，这个政策还是被落实了。
司马炎不知道的是，他打开了两扇地狱之门。一方面，诸王领兵之后凭借着封地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地位实力快速膨胀；另一方面，诸王现在又有了州郡兵马，那么数州之内都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压制住他们，如果这些诸侯王举兵造反，根本无人可以与之抗衡。但是司马炎认为互相牵制可以解决问题。
尽罢州郡兵马，万一州郡有事，谁来处理？司马炎表示，诸王处理，诸王平叛，诸王抵御外患。可是，司马炎没想过，万一诸王不这么做，或想做也做不了的时候该怎么办。
最可怕的是，司马炎竟然把凉州、益州、荆州、雍州等重镇兼蛮夷多事之州全部划为“轻州”，也就是需要罢去州郡兵马的州郡。这些州郡面对的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凉州外面就是鲜卑。司马炎根本想不到，这些司马氏的王爷们虽然看上去一个个英明神武，实际上却是腐朽无能，争权夺利，野心勃勃。
西晋，其实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前文提过的那四道枷锁，一道已经粉碎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道。
其实，司马炎此时早就不想那么多了，灭吴之后他忙着享乐。
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的好色是出了名的。君王好色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如果君主禁欲没有子嗣，国家很容易没有继承人，那么恐怕会江山动荡，所以君主多生几个皇子也是不错的。但是司马炎不一样，他的生育能力和他的好色程度完全不对等。
《晋书·后妃传》：“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
司马炎平吴之后全盘接收了孙皓的家底，后宫万人，由于不知道临幸谁比较好，他干脆坐在羊车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车停到哪儿他就临幸谁。有的妃子为了获得宠幸，盐水洒地，树枝挂门，吸引羊来吃，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闻。
早在泰始年间，皇后杨艳（司马衷生母）就曾亲自主持选美，盛况空前。
司马炎广选良家女子以备后宫，为了选美，他事先禁止百姓结婚，然后派遣宦官到处搜罗美女，连大臣的女儿都不放过。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等的女儿都被归于三夫人九嫔之列。
为了防止选一帮红颜祸水，杨艳只选那种长得白的、个子高的，但司马炎就不愿意了，他看上了卞氏。
杨艳聪明过人：“卞藩三代都是皇后的亲属，他的女儿不能委屈地居于卑位。”司马炎一听皇后不愿意，只能作罢。
尽管后宫万人，司马炎的开销和他的那些大臣们比起来，还真的不算大。
比如十大家族之一的太尉何曾，未见治国有何成就，但见花销如水奔流。何曾号称“日食万钱”，就是一天要吃一万钱。何曾不好女色，很孝顺，但是就是喜欢吃。每次晋武帝开宴会，何太尉都自己带吃的，司马炎问他：“太尉为何不吃宫里的食物啊？”何曾回答：“不好吃。”
其实不只是豪族派奢侈，名士派也不落下风，比如任恺吃饭也是奢华无度，最后还因为吃饭把官职都丢了。再比如那位校订《竹书纪年》的和峤，为人确实很正直，也很有能力，但是却爱财如命，杜预认为他有“钱癖”。和峤死的时候家里的钱和王室一样多，真是富可敌国。
不过以上两位和接下来这两个人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超级财神爷、大富豪——石崇、王恺。
石崇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开国元勋，十大家族之一中的石苞。石苞死的时候，给几个儿子都分了巨额财产，唯独没给石崇。石崇的母亲问石苞：“你为什么不给小儿子分点钱呢？”石苞表示：“他年纪最小但是最能赚钱。”
石崇担任荆州刺史之时大设陆卡，抢劫来往客商，获得了巨额财富。不过，这种方式并不是他获取巨额财富的主要来源，他的主要来源是：庄园经济、皇帝封赏和商业贸易。
虽然石崇担任荆州刺史已经是晋惠帝时期的事情了，但是他在晋武帝时期就已经富可敌国，所以根据后人分析，石崇其实是个商业人才，靠庄园经济获取了巨额财富。这样看石崇才是红顶商人的鼻祖。
石崇作为公认的西晋第一财神，靠另外一件事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斗富。他斗富的对象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富豪——司马炎的舅舅，山都县公王恺。
《晋书》：“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崇在南中，得鸩鸟雏，以与后军将军王恺。时制，鸩鸟不得过江，为司隶校尉傅祗所纠，诏原之，烧鸩于都街。”
王恺和石崇斗富，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就用花椒涂墙。
司马炎赐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王恺一看，这是好东西啊，立刻找到石崇一起鉴赏。不料石崇看了一眼，嘴角一撇，挥起铁如意将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心疼死了：“石崇，你这是嫉妒我的宝物！这可是皇上给的，你赔不起。”哪想石崇命手下取来一株珊瑚树还他。王恺惊呆了，这珊瑚树高有三四尺，条干绝俗，光耀如日，比自己那株强多了。
为了和石崇斗富，王恺连间谍都用上了。当时，石崇有三大法宝：跑得飞快的牛车、热气腾腾的豆粥总是能片刻间就端上来、冬天也能吃上晶莹剔透的韭菜碎末儿。在没有冰箱和保温设施的时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王恺就花钱贿赂了石崇的下人，那下人告诉他：“豆子是先准备好磨成粉的熟豆粉末，客人来时直接放入煮好的粥里，所以才能很快煮好；韭菜是将韭菜根捣碎后掺在麦苗里，所以能保证韭菜晶莹剔透；给老爷的牛车是老把式，牛随便跑他也不控制，所以跑得快。”
不过石崇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斗富而是冷漠。当这个世界只剩下金钱的时候，对于人们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数字的变化罢了。
石崇经常在家里开宴会，每次请客饮酒，总让美人斟酒劝客，客人不喝就会杀掉劝酒的美人。有一次，王敦和王导两兄弟去石崇家里参加宴会。石崇的金谷园富丽堂皇，恢宏壮丽，非常漂亮，更是有上百美女，每一个都是国色天香，让人看了心生喜欢。王导和王敦都是有名的大帅哥，石崇对这两位帅哥也是很尊敬的，就让人给他们敬酒。
王导十分宽厚，尽管素来不能饮酒，但怕石崇杀人，一看娇滴滴的美人来敬酒，勉勉强强也就喝了。王敦是个刺头，平时就看石崇不顺眼，美女来敬酒他就是不喝，石崇看他不喝，立刻下令把美人拖出去斩了。没想到，下一个侍女来的时候，王敦还是不喝，石崇一连杀了三个美人。王导责备王敦，王敦一脸不屑：“他杀他家的人，与我何干？”
石崇根本就没把这些美人当人看，她们只是石崇的商品，和那珊瑚树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石崇来说，对于那些富商、豪族来说，人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有些人命也只是商品罢了，是能用金钱衡量的，是可以被他们予取予求的。
以上情况只是冰山一角，西晋一朝恐怖的奢侈浪费比比皆是，“奢侈之祸，甚于天灾”，这种腐化就像蔓延的热病，深入骨髓。
西晋的那些豪族亲贵毫无信仰，在这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家文化极度衰落的时期，西晋的那些士族喜欢做什么呢？他们喜欢谈玄说理，就是随便找一个话题谈论一些乱七八糟的道理，原则就是比谁更能诡辩。清谈的内容也绝对不能与俗事有关，这是世界贵族的通病，讳言俗事以显示自己的超然物外，高人一等。
他们穷奢极欲，毫无信仰，追名逐利，奢侈放纵，欲望惊人，淫靡不堪。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种恐怖的病态，人们丧失了礼义廉耻的概念，完全依靠仓廪实而知礼仪的基本观念维持社会道德的运转，人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
西晋一朝孝子成群，但是忠臣寥寥，能为国尽忠的人少之又少。另外，长期的腐化生活彻底消磨了他们的才华和意志，比如著名的王濬，在灭吴成功之后就贪图享乐，奢侈无度，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锐气。
西晋王朝的腐化在中国历史上是极端罕见的，这是全社会的快速腐烂，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的腐烂，从上到下都极端腐化，丧失了理智。所以西晋的鲁褒写了一篇文章讥讽世人。
《钱神论》：“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对此，何曾评价道：“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又指着几个孙子说道，“此辈必及于乱！”后来还真的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真是千古名言！
这些人如此奢侈，如此浪费，在古代社会的经济条件之下怎么可能行得通呢？又怎么可能“天下无穷人”呢？
其实这并不矛盾。古代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存在一条食物链，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之下，由于和外界通商较少，所以朝廷的开支用度、官员的一切财产只有一个来源——下层人民。
但西晋的食物链很短，苛捐杂税是没有的，农户只需要交人头税份子钱就行了，而农业税是唯一的税种，后面朝代的各种摊派是没有的，所以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很富足的。注意，这里说的是人民。而真正受到剥削的人，是那些门阀旗下的食客。西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全国近半的人口都在各大门阀士族的压迫之下，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这些人的奢侈浪费提供养料。根据西晋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从汉末曹魏时期已经形成的惯例，门阀士族的荫客都是不用交税的，因此他们实际上都被隐藏了起来，他们的生死大权都被士族攥在手心里。石崇对他的侍女说杀就杀，那些门阀大族内部对他们的那些奴隶都拥有绝对的权力，而西晋一朝的这种情况达到了历代之最，近半数人口被门阀大族控制，他们才是真正受到最严重剥削的对象，也正是通过剥削这些人，世家大族才能维持惊人的奢侈与浪费。
在这些荫客中，有一批非常特殊的人——内迁少数民族。
实际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早在东汉就已经开始了。
东汉时，南匈奴内附，“汉嘉其意，割并州并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曹操把并州匈奴分为左、中、右、南、北五部，以匈奴贵族为五部帅。
晋武帝泰始初年，“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加之东汉迁入繁衍的匈奴，人数更众。他们分布在河套以南、汾水流域以及关中地区，即并、凉、雍、幽诸州，仍以并州为主要居住地。
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率部落内附。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司马炎时期，内迁的匈奴和各北方少数民族人数累计达到四十万人，庞大的内迁人口逐渐向关中地区渗透。到了司马炎统治末期，实际上内迁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有的已经在西晋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六十年左右（216-277年），他们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有了很大改变，实际上已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存在华夷之辨，西晋政府并不信任他们，反而对他们横征暴敛，压迫无度，各个少数民族“怨毒之气，毒于骨髓”。
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治理是历朝历代棘手的难题，自从秦朝一统中国以来，历朝历代都在探索一个完美的政策。
汉族政权修建的长城基本上是与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的，实际上，这条万里长城就是一条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当我们的伟大先祖面对匈奴势如破竹，杀敌无算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打下来的土地，并没有什么用。
首先，汉族的实际统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耕，二是城市。也就是说，汉族在打下大片土地之后都要进行开垦，然后修建城市，然后形成城市网络进行统治。由于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特点，外加城市的网络化分割，利用农业化的聚落构建城乡行政中心和经济网络，实现实际统治和管理就成为了可能。
但是对草原民族来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汉武帝占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之后，通过筑城的方式来巩固统治，这是有效的，但是再深入蒙古草原，这样的方式就非常困难。原因有三：其一，蒙古高原以草地为主，草地土壤非常贫瘠和脆弱。一般来说，以古代方式耕种三年以上就会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甚至沙漠化，根本不能持久耕作。而不能耕作就不能建立经济基础，说穿了，就是不能定居。其二，蒙古高原气候恶劣，经常出现极端天气，冬天极寒，夏天冰雹，大风呼啸，除了长时间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般汉人根本受不了。其三，草原上不同的游牧部落众多，会时常攻打边塞，边塞士兵可谓不堪其扰。另外那些草原上的孤城简直如同孤岛一般，供给基本要靠内地，与关内的联系也很容易被切断，外面的草原简直和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只要出城就到处都是敌人。
河套地区由于黄河的存在，水源比较充足，能从游牧变为农耕，但是蒙古草原水源十分紧张，根本不能农业化，直到近代才勉强解决了“定居”这个技术上的大难题。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怎么生活呢？他们冬天有冬草场，春天有春草场，夏天有夏草场，秋天有秋草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丽草原。冬草场草地茂盛，能从大雪之中露出尖芽，牛羊能吃到，春草场牧草肥美，夏草场绚丽，秋草场耐枯。这需要巨大的草地面积，需要一年四季不停地更换地点放牧，他们以天为席，以地为床，在草原之上循环往复地过生活。
但是，这样的游牧经济是非常容易崩溃的，只要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彻底崩溃，所谓“金山银山，带毛的不算”。如果牛羊生病死亡，如果遭遇狼群偷袭，如果遭遇恶劣的气候，如果被敌对的部落打击，那么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而巨大的草原，一望无际却没有什么人能吃的东西，自己部落的子民会被活活饿死。
内地的政权能赈灾救济，农耕经济也能储存粮食应对灾年，但是草原民族是不可能的，他们遭遇这样的大灾的时候就只剩下一条路——抢。不抢就得饿死，与其饿死，那还不如抢。这时谁还管天性善良与邪恶的问题，满脑子只剩下“生存”俩字。
从此，北地再无宁日。
汉初，草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权——匈奴，单于冒顿是匈奴共主，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实力雄厚。西汉王朝军事力量不足，根本无力打击，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和亲不仅仅是送宗室女子那么简单，还要提供大量的金钱和粮食作为陪嫁，匈奴人看见有好处，觉得不用来抢劫就有人送钱，挺不错，自然会消停一段时间。
结果过了不久，他们的野心和欲望又开始膨胀。到武帝之时，他们又开始不断抢掠边境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这让已经强大起来的汉朝政府不能忍受，武帝表示：反击。
汉朝政府组织了庞大的军队对匈奴部落展开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基本上摧毁了匈奴在漠南的军事力量，将匈奴的势力范围驱逐到了大漠以北。但是，汉朝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过于巨大，造成人口锐减。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
武帝连年征伐匈奴，直接造成的兵马损失非常巨大，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打击匈奴，只是为了反击抢劫，但打下来的地又守不住，除了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之外，几乎就没什么实质上的收获，对经济的损耗又特别巨大，大家也实在不愿意打下去了。
打，损失太大，而且不久又会有一批新的游牧民族占领草原继续跑来抢劫；不打，他们还是会来抢劫。于是有了个主意：内迁。从此，拉开了汉末以来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的序幕。
其实不只是内地的汉人发现了，连少数民族自己都发现了，拓跋力微总结匈奴、乌桓的统治经验教训时说：“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记也。”大意就是说，老来抢劫被人打，不划算。所以，干脆就内附种田吧。
然而，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原来是放牧的，现在让他们种田，他们根本不会。由于根本不会种地，牧民来到内陆以后，当地的汉族地主是相当不待见，所以他们人大部分分得的土地都是什么都不长的盐碱地，用不了多久自然就破产了。
他们本来以为来内地可以过上稳定的日子，但是西晋的官僚士族发现这帮少数民族虽然作为农户不太好用，但是作为奴隶却非常好用。少数民族女子高挑妖艳，男子身强体健，所以他们这些人内迁之后大部分都变成了奴隶。著名的奴隶皇帝石勒就是羯族人，原来连个名字都没有，西晋太安年间发生饥荒，被抓去卖掉。时人不管羯族人叫人，因为羯族人是白种人，所以称为“白奴”。
不仅仅是羯族人，就连早就内附的匈奴族人和氐族人也都大规模地被变卖为奴，作为士族门阀的食客奴婢或为晋朝统治阶级兴修水利、充当徭役、服兵役。那些内迁较早的少数民族，部分已经掌握了农耕技术，但是他们已经统统被降为编户，按口交税，看上去似乎也和普通汉人一样，但那段时期天灾人祸频繁，据陈高慵《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所辑资料统计，西晋五十年间大的旱灾有三十五次。如武帝“泰始九年，夏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五月，旱”。太康六年，“郡国四旱，十大水，坏百姓庐舍”。太康九年，“郡国三十二大旱，伤麦。秋八月壬子，星陨如雨。诏郡国五岁刑以下决遣，无留庶狱”。惠帝永平七年，“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永宁元年，“郡国十二旱，六蝗”。怀帝永嘉三年春，“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九月，旱”。
西晋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小冰河期，整个中国大陆的气候极端反常，翻开《晋书》，基本上每隔几行就是一个天灾，北方人民在大灾的折磨之下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西晋的大灾达到了堪称密集的程度。西晋立国时间不长，但是所受灾害却接近魏晋时期的三分之一，共计一百一十五次。
北方的少数民族编户因恶劣的自然条件大规模破产，而他们由于距离关中较远（而且关中地区本来就是重灾区），受到的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大量地被收为奴隶。
对于匈奴部落的人而言，他们还有着另外的不满。
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被汉族的门阀地主作为奴隶使用，就连刘渊这种匈奴贵族都被降为编户。
在政治上，西晋朝廷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官吏，没有一个少数民族门阀，没有一个少数民族贵族，只有管理少数民族的那些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之徒。
汉族统治者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邓艾认为：“戎狄兽亲，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江统则认为：“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这根本就是没把他们当人看，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未开化的野兽罢了。
但是，那些匈奴贵族根本不这么看。那些内迁的匈奴部族都是刘姓，因为早年汉高祖刘邦和亲之时将一位宗室女子嫁给了冒顿单于，并且和冒顿单于约为兄弟，所以匈奴冒顿单于一支人都以刘为汉姓。所以造反的时候，都是打着汉朝的旗号造反。甚至包括那个羯族的石勒，最崇拜的人也是汉高祖刘邦。刘渊立汉国之时完全以汉朝正统自居：“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完全是以汉室之甥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要继承汉室正统，与西晋角逐天下。其实和汉族通婚这么久，他们身体里的基因早就和汉族人所差无几，所谓的华夷之辨，怕的不过是这些人起来反抗罢了。
司马炎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他绝对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把内迁的戎狄再迁回去），朝廷上的那些人也很清楚：到手的奴隶这么好用，怎么可能不要呢？
在残酷的天灾和西晋政府猛烈的军事打击之下，这些原来的牧民们纷纷内附。他们一旦踏入西晋的国门，就必须和编户相同，甚至被贬为奴隶。这就是命运。
咸宁四年，东夷九国内附。
咸宁五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
太康元年，东夷十国归化。
太康二年，东夷五国朝献。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
太康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
太康四年，群柯獠二千余落内属。
太康六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太康七年，东夷十一国内附。
太康八年，东夷二国内附。
太康九年，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
太康十年，东夷十一国内附。虏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永平元年，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
其实，西晋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很清楚，这种“收纳远夷，奴隶御之”的方式必然招致内迁民族的普遍不满。当然也有少数人能脱离华夷之辨的桎梏，认识到少数民族也是有优秀人才的，比如张华就知道慕容廆（慕容鲜卑的得姓鼻祖）不是凡人，司马炎也意识到刘渊虽然地位低下，但是可以为他所用，虽然还是被其他人阻止了。
司马炎本人过于宽厚，和苻坚很像，但他在海纳百川的同时，并未能准确地意识到这些人内附之后是要求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后来，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刘宣就曾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这些匈奴贵族从王侯变为编户，自然心怀不满。没有一寸封地，没有人口和赋税，他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晋朝保存了他们的军事部落基础，使他们仍旧对自己本部落的人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一旦他们振臂一呼，那么千千万万原来部族的胡人都将响应。“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渊传》）
这不是隐患，这已经是心腹大患。
难道奴隶里面只有少数民族吗？汉族不是也有一大堆人成为奴隶，成为门阀士族的食客了吗？他们怎么不起义呢？他们怎么不造反呢？实际上，后面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不只有五胡，还有很多汉人。
“五胡乱华”第一阶段，从永嘉时期到后赵灭亡，主要是西晋内部内附的少数民族奴隶和原有的奴隶贵族起义，外加汉族反晋地主武装起义和大量原来晋朝的军事势力袖手旁观，割据自守。
实际上，反晋的主力军有两支，一支是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第一阶段的绝对主力）、羯族和氐族，但是少数民族毕竟人数很少。还有一支就是以汉族地主武装为主力的汉军势力。两方的势力几乎是等同的，石勒的那些对手们，祖逖、刘琨、苟晞、邵续、王弥、王浚，包括后来的曹嶷（王弥部将）等人，都是汉人。这些人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是实力都曾远强于石勒，尤其是王弥这些反晋主力汉军，他们甚至比少数民族更加凶残。
后世的汉族政权纷纷吸取教训，他们再也不想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尤其是士族门阀经济崩溃以后，半奴隶制半封建国家体制结束，要那么多奴隶也没用，他们又想走老路，继续萝卜加大棒吧。但是，他们发现少数民族已经成气候了。
当年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势如破竹，面对匈奴骑兵所向无敌，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汉军的武器装备是领先匈奴的，汉军骑兵用的都是铁剑，弓箭箭头也是铁制，少数精锐部队甚至使用了钢刀。但是匈奴骑兵大部分是使用青铜剑，有的连青铜剑都没有，弓箭也是骨箭头，这样的武器根本穿不透汉军的铁甲，而匈奴的兽皮护具在汉军看来和穿布衣差不多。而且，汉朝的武器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可谓源源不断。
从东汉以后，草原民族开始掌握冶铁技术，他们的武器装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鲜卑军队已经身穿铁甲，手持铁剑，用铁制箭头。尤其是，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恐怖的武器——马镫。
从晋代发明单镫开始，马镫成了草原民族马具的一部分。蒙古人有一句话：“骑没有马镫的马，拿没有弓弦的弓。”没有马镫的马，就和没有弓弦的弓一样，可见马镫对于骑手的帮助是多么的巨大。马镫从力学上来讲是一种三角支撑，可以让人固定在马的上方，那么做出各种战术动作也就成了可能，这一发明使蒙古高原上那些马背上的民族如虎添翼。
装备增强之后，马的优势就充分地发挥出来了。马最大冲刺速度能达到十几米每秒，一把不长的马刀，由于马的强大冲击力，有效伤害距离都能达到五六米。而且就算没被马刀砍杀，被马撞上，也是致命伤害。骑兵的冲击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只要玩命往前猛冲，马的铁蹄和军阵形成的强大气势势不可挡。
承平危机
在灭吴之后，司马炎虽然贪图享乐，但是他还做了一些维护统治的事情，除了尽罢州郡兵马之外，司马炎还开始了进一步的措施。
历朝历代，一般天下大定就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季节了，但是司马炎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他并不想杀害功臣。司马炎对这些人的优待在历朝历代都实属罕见。但是司马炎也害怕士族力量壮大会威胁统治，因此，在他仅剩的生命之中，又开始了封王之路。
司马炎进一步大封同姓宗室，而且扩大了他们的权力，比如汝南王司马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司马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任职朝廷。这帮人的行政权力有了质的飞跃。
司马孚、司马伷、司马望、司马骏分别于太康四年、泰始八年、泰始七年、太康七年去世，这些都是司马家族的老王爷，德高望重，能力超群。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对司马家族都是尽心竭力、别无二心的。然而，上面列出来的是司马氏的年轻王爷们，大部分都是无能之辈，而且，还有不少人是恐怖的野心家，他们眼中只有权力和地位、名望和财富。
在上述司马氏的王爷之中，我并没有提司马攸。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司马师的养子，司马炎的二弟。我们提到过，司马昭曾经想立司马攸为世子，但是后来由于山涛等人的劝阻，放弃了。司马昭死的时候特地吩咐司马炎要善待弟弟，司马炎答应了，也算做到了。
司马炎继位之后，司马攸被封为齐王，封邑在诸王之中虽然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好的，齐国之地向来是富庶之乡，足以体现司马炎对司马攸的重视。同时，司马攸总理军事，权力巨大，看上去简直就是当年司马师和司马昭治理天下的翻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也许，司马攸会接替司马炎，继承这大晋天下。
这些人在朝廷之中形成了齐王党，目的非常明确——推齐王司马攸上位，继承天下。
在这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司马攸的权力非常大，在朝中经营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成了气候；其二，司马攸是难得的贤王，他礼贤下士，谦逊清廉，在诸王之中显得非常突出。
司马攸的童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小时候，他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为了弥补他的叔父无子的缺憾，把他过继给了叔父司马师。他一生之中两次失去父亲，两次失去母亲，对于他来说，这是四次非常巨大的打击。他确实是个孝子，在司马昭死后，十八岁的司马攸一连数天滴水未进，他的生母文明皇后王元姬亲自去看他，并逼迫他吃东西。
泰始四年，司马攸最慈爱的母亲王元姬也去世了。死前，他的母亲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王元姬召来了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嘱咐他：“你弟弟桃符（司马攸字桃符）性情急躁，而你又不慈爱，我怕将来我死后，你容不下他，你千万要答应我，不要伤害他。”
司马炎含泪，点了点头。
《晋书》：“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看上去，王元姬似乎是过虑了，司马炎如此宽仁，怎么可能对司马攸不利，甚至于杀害他呢？不过，天下间最了解自己子女的，还是他们的父母啊！
世界上的君王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威胁他们的权力。只要不威胁自己的皇权，你可以花天酒地，任性妄为，这他都不管。但是，只要你妄图威胁他的权力，他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司马攸就是一个能威胁到司马炎权力的人。
司马攸在诸王之中显得非常突出。首先，他不要人事任命权。
司马炎分封诸王之时规定，各个王爷可以在自己的封国之中设官置署、自选官吏。其他王爷们都兴高采烈地任用自己人，培植自己的势力。然而，司马攸没有这么做，他坚持要朝廷任命。
司马攸这么做只为了表明一句话——皇权至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表态，臣弟的一切都是皇上封的，您可以派人来我的封国。一言以蔽之，臣弟谨遵皇命。
其次，当时的宗室开支都是由国库提供的，司马攸坚决推辞，表示自己封国的赋税就足以支撑自己的开支，不用劳烦国家。这是对下的举动，表明自己的“贤王”身份，时人纷纷赞许司马攸忠心为国。
另外，司马攸对下属也非常好，他担任骠骑将军之时，按照惯例应该罢去他原来的部下，但是他对部下实在是太好了，因此部下一听要换主子统统表示不满，最终他们还是继续给齐王干活。
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攸对待封国人民也十分宽容。比如遇到灾年，齐王一听收成不好，就减赋税，还会救济灾民。所以，封地的人民非常爱戴司马攸。
对皇帝，司马攸恭敬谦卑；对下属，司马攸仁爱忠信；对百姓，司马攸体贴关怀。看上去，司马攸确实是一位难得的贤王。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司马攸背后的支持者们会是什么人了。答案当然是名士派了。
立司马攸为皇太弟，取代太子司马衷，是名士派很多人内心的想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齐王司马攸贤明仁爱、才华横溢，更是因为太子司马衷烂泥扶不上墙，大家对他颇为不满。
下面，我们就说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愚鲁皇帝——司马衷。
关于愚鲁的判定，我还是给大家引述专业人士的分析吧。
第一，阅读和书写能力：在前面所引的史料中可看到，在回答武帝送来的“密封疑事”时，是由给使张泓作草，而由惠帝自己抄写呈给武帝的。这并不是孤立的记载，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武帝死后，“或告（汝南王）亮欲举兵讨（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惠）帝为手诏与石鉴、张邵，使帅陵兵讨亮”。惠帝继位后，“凡有诏命，（惠）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当汝南王亮、卫瓘等成为贾后掌权的障碍时，贾后就利用楚王玮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乃使（惠）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将这几条史料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惠帝既能书写，也能阅读较为复杂的文字材料。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贾后在被废时曾说过：“诏当从我出，何诏也？”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里指惠帝为她所把持，诏书一向是由她传出去的，再则她挟帝已久，诏书多出于她意，故有是语，并不能据此而否定上引史料中的诏书是出于惠帝之手。而且，史书中对他人矫诏是有明确记载的，以别于出自帝手之诏。如“贾后矫诏，使后将军荀悝送（杨）太后于永宁宫”，“（楚王玮）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又矫诏使（汝南王）亮、（卫）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官属皆罢遣之”，“（贾）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草，因太子醉，称诏使书之”。由这几个例子可以反证前面数条史料中的诏书，确是出自惠帝之手的。
第二，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及表达方式：西晋的创业元老陈骞于“元康二年薨……及葬，（惠）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在宗室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作为傀儡的惠帝被拥着东征西伐，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建武元年，“至温，将谒陵，（惠）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光熙元年“六月丙辰朔，（惠）帝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惠帝能“望柩流涕”和“哀感流涕”，说明他对外界事物有一定的感受能力和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当外界环境改变时，惠帝也会随之改变自己的举动。“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惠）帝躬止之。”惠帝被张方劫至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惠）帝下车止之”。这两件事都发生于建武元年，时惠帝已在位十多年，受人之拜是礼所当然的，印象应已深印在脑中，能做出止人之拜的举动，不能说不是出于对形势变化的认识。
第三，对权力的行使及其限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惠帝，名义上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他能行使多大的权力则要作具体的分析。在贾后的唆使下，惠帝作诏废杨骏。“（骏甥散骑常侍）段广跪言于帝曰：‘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惠帝不答段广之言，不能理解为他毫无反应，而恰说明了他对此事的态度。“（杨）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杨骏还利用太后来控制惠帝，成为贾后干预政事的主要障碍。贾后肯定在皇帝旁边多所煽动，使得惠帝对免杨骏的这一举动是持同意态度的。有关惠帝行使自己权力最生动的记载要算是诛司马威了。“元康末，（司马）威为散骑常侍。（赵王司马）伦将篡，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以威为中书令。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但在更多的问题上惠帝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使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如在杨太后的问题上就是一例。杨骏诛后，“贾后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诏曰：‘此大事，更详之。'……于是有司奏：‘请从（下邳王司马）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至于诸所供奉，可顺圣旨，务从丰厚。’诏不许，有司又固请，乃可之。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曰：‘听庞与庶人相随。’有司希贾后旨，固请，乃从之”。惠帝在贾后指使的群臣压力下步步退让，反映出惠帝虽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制于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在张方强迫惠帝迁都长安的问题上，惠帝的反应也是虽不情愿，但终究为别人所左右。
第四，生育能力：据史书记载，惠帝有子女数人，愍怀太子系谢夫人所生，贾后亦生河东、临海、始平公主和哀献皇女。且贾后为太子妃时，“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晋武帝欲废黜贾妃，赵粲以“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来加以劝解，则妾所怀显系惠帝之子女无疑。由此可知，惠帝不仅有生育能力，而且还绝不能算低下。
第五，在外界环境变化时通过语言所表现的心理活动：在惠帝统治后期，变故迭起，战乱不停，惠帝本人也屡遭凶险。记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惠帝谈话内容的史料，于我们对他的分析是大有裨益的。“及王浚攻邺，（卢）志劝（成都王）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武贲千人而已……而人马复散，志于阵中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惠）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从惠帝与卢志的问答中可知，惠帝对局势的变化是颇为关心的，此外还可看到惠帝对数字是有一定概念的，他看到护卫、侍从数目的急剧减少而发问，卢志则告以“贼去邺尚八十里”，使惠帝能明了当时的形势从而决心赴洛。惠帝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在荡阴之战中，而史料中恰有他当时言行的记载。“惠帝征成都王颖，战败时，举辇司马八人辇犹在肩，军人竞就杀举辇者，乘舆委地，帝伤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士将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众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斩之，血污帝袂。将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在飞矢交前的情况下，惠帝仍能表达他自己的心愿，不过由于他的权力已为太弟的命令所剥夺，故未能救下嵇绍。但他对此事仍耿耿于怀，事后坚持不许洗溅有嵇绍血迹的帝衣，显见是包含着很深的感情。而带有如此之深感情的话，又不是别人所能代言的。而且，把惠帝由荡阴迎到邺城的，正是撰写《四王起事》的卢□的叔父卢志，卢□本人当时也在邺城，因此这段记载的来源是相当直接的。看到这些，能试想这句话是出自一个白痴之口吗？对此，胡三省首先提出疑问，在《通鉴》记载这件事后注曰：“孰谓帝为戆愚哉！”近代吕思勉亦认为此句话“绝不类痴呆人语”。
以上所引的都不是医生的临床检查记录，而只是史学家的记载，并且有些是第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记载，故此其中难免有些夸大或与事实有偏离之处，但将这些记载综合起来，还是可以对惠帝其人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有阅读和书写较为复杂的文字资料的能力；有语言能力，而且词汇尚不能算很贫乏；对外界环境和事物的感受不很迟钝，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这些事物变化对自己的影响，并可通过语言或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权力有一定的认识，并可在某种程度上行使权力，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惠帝不能坚持己见，往往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具有生育能力；对数字有一定的概念等。在目前所见的史料中没有关于惠帝身体畸形的记载，因此，可以姑且认为他没有明显的身体畸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惠帝显然不是白痴，也不是痴愚，而只能归入愚鲁一类，在某些方面，如阅读与书写的能力、词汇量及对外界事物变化的反应速度上，表明其在愚鲁中尚属于较好的一部分。
这是刘驰原载于《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第4期（1984），后收入《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文章，我觉得这是目前关于司马衷最具真知灼见的一篇文章。司马衷绝对不能被视为“白痴”，而应称为“愚鲁”，其实也就是比较憨厚，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
《晋书·惠帝纪》记载：“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也就是说，司马衷不能处理政务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问题，虽说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但是司马衷为人确实低调，这事是怎么被别人知道的呢？这还得从他的老师——卫瓘说起。
卫瓘担任了司马衷的老师。司马衷可是太子，那太子少傅就是将来的帝师，这可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卫瓘自然不敢怠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绝对是个让人无语的差事。
儒家讲究有教无类，卫瓘也算半个儒家，但是司马衷可绝对不是什么聪明学生。卫瓘对于这个笨学生并没有多大耐心，但是无奈有司马炎的皇命在身，他也没办法，只能教下去。
但是，卫瓘还是变相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有一次，司马炎开宴会，卫瓘就忍不住了，他假装自己喝醉了，指着司马炎的龙椅说：“臣有事启奏。”
司马炎就说：“爱卿啊，你想说什么？”
卫瓘一脸无奈：“可惜啊可惜，可惜了这个好位子。”
司马炎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干脆就回答他：“卫公啊，你真喝醉了吗？”
卫瓘一看穿帮了，就默默走了。但是在有心人的大力宣传之下，司马衷自然是恶名传千里了。
虽然司马炎也知道司马衷不堪大用，但仍未废黜。司马衷是司马炎的嫡次子（嫡长子早夭），母亲是杨艳，杨艳担心自己死后太子失宠，死前哭着要司马炎立自己的堂妹杨芷为后。有这位小姨在内保护，外加嫡子的身份，司马衷的太子之位如果说还不算稳固的话，他还有一道堪称铜墙铁壁的防线。
历代以来，太子之位的争夺一向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扑朔迷离，但是往往有一件秘密武器，一用出来，立刻就会柳暗花明。那件武器的名字叫作：好圣孙。
太子的儿子如果给力，往往能在太子之争中起到决定性的效果，因为太子的儿子那就是第三代国君，如果这个孙子也是个明君，那么就可保天下三代昌盛，立下万世不拔之基业。
而且，从人的情感上来说，虽然会觉得自己的儿子不成器，但是却会对孙子异常宠爱。司马衷虽然智力有点问题，但是他的儿子司马遹却是个天才儿童。
司马遹的母亲谢玖本来是司马炎的才人，后来司马炎看司马衷要纳妃，怕他不懂床笫之事，就把谢玖赏给了他，结果谢玖就怀孕了。因太子妃贾南风严妒，谢玖怀孕后只得请求回到西宫，之后生下司马遹。司马遹幼年聪慧，常在司马炎身边，长到三四岁了，司马衷还不知道有个儿子。
太康三年，深夜，宫中起火。
司马炎紧忙起身，走上宫楼远望，看着下面这一片熊熊烈焰，忽然，他感觉有人在拉他的衣襟。
“爷爷，爷爷。”
“沙门啊（司马遹小字沙门），爷爷在这儿。”
不料，司马遹一来便拉他，说：“爷爷，跟我走。”
司马炎迷惑了，这孩子是要带他去哪儿啊？但是，他觉得好奇，就放纵孙子牵着自己走。没一会儿，两人便到了暗处，司马遹非常坚定地看着司马炎，说：“爷爷，夜里仓促之中，恐怕有歹人作乱，怎么能让火光照见您呢？”
这话确实精辟到位，如果此时有人作乱，趁机刺杀，司马炎确实就危险了。司马炎因此认为孙子是奇才，不愧是司马家族的男人，天生就是权谋家。这一年，司马遹才五岁。
还有一次，司马遹和司马炎一起参观猪圈，司马遹看了一会儿对司马炎说：“爷爷，你干吗不把这些猪杀掉呢？”
“杀掉？干吗杀掉？”司马炎不解。
“爷爷，杀掉这些猪，就能犒劳将士们啊！”
司马炎便转头对臣下说：“他必然能兴旺我们司马家！”
司马炎曾经对群臣表示，司马遹像自己的爷爷司马懿。这在当时可谓是最高的评价，要知道晋时人们对司马懿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司马遹才是司马衷最可靠的防线，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司马炎看来，虽然司马衷不行，但是只要自己给他留下了一个优秀的班底，能熬到自己的孙子接班就行。
然而，司马炎忘了，这么多年以来，他正是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才维持了朝堂上名士派、豪族派、宗室王爷们之间的政治平衡。他在，大家都听他的话，但如果他一死，而继承人又不能平衡朝堂上的政治势力，那必然导致帝国快速崩溃。
不能立司马攸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立了司马攸，那么恐怕晋朝会灭得更快。
司马攸是齐王，但是司马炎封王达到数十，其中很多人位高权重，野心勃勃，司马攸兄终弟及会令众人不服，尤其会令豪族派不服。而且，按照历朝历代的惯例和司马攸的性格，他继位之后必然做出一件事——削藩。削藩会导致什么，恐怕不用多说了吧。
太康三年，就在胜利灭吴之后不久，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了名士派与豪族派力量对比的事情——贾充死了。
贾充的一生，有贡献，做了不少好事，但是也做了不少坏事。总而言之，他是个能臣，但是也堪称一代权奸。不过，他死了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齐王势力崛起。
咸宁四年之时，羊徽瑜不幸去世。其实要说这事并不能掀起多大的波澜，但是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齐王司马攸的守制。
齐王是一个有两个父母的人，现在他养母羊徽瑜死了，按照惯例他得守制三年，这是古人定下的规矩。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不用守制的，这种情况叫作夺情，也就是皇帝强制你继续为官。但是在晋朝，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要想夺情，除了舆论压力之外，还有一个人不答应，那便是贾充。
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是太子妃，将来司马衷继位，他就是国丈爷，那他本人当然就站在齐王的对立面了。
齐王虽然贤明，受人爱戴，但是无奈朝中反对力量太大，最后还是被迫守制三年。
齐王在朝中势力很大，虽然他的支持者表面上看都是名士，但是实际上包括宗室王爷司马骏在内的很多实权派也是支持齐王上位的，司马炎对此心知肚明。同时，司马炎也明白，齐王善于收买人心，如果公开打击他，必定招致非议。虽然支持齐王的实权派不多，但是名士特别多，他们掌握着西晋的舆论，人言可畏啊！现在有这样的天赐良机，司马炎肯定得抓住机会，守制三年，这样齐王的实力必定会大受打击。
果不其然，齐王守制期间，朝廷基本上没人提过立齐王的事儿，正经消停了很久。
现在贾充死了，齐王势力必定回归，贾充的党羽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代表着名士派的齐王回归必然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荀勖、冯□这些代表着世族利益的豪族派成员纷纷出动，阻止齐王上位，他们以正太子名位为由，要将齐王调回封国。
太康三年，司马炎下令让司马攸担任大司马，总领青州军事。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外放行为了。朝野哗然，大家对司马炎的举动猝不及防。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劝谏，结果司马炎非但不听，反而表示这是自己的家事，外人不得插手，结果王浑被贬。不过相比之下，王浑还算是比较好的。中护军羊琇是羊徽瑜的堂弟，掌握禁军，是著名的齐王党，他一看倒齐派如此凶猛，打算发动兵变杀死杨洮（齐王离京的幕后推手之一）示威，结果吓得杨洮不敢出门。司马炎得知后，干脆废除了他的兵权，贬为闲职，羊琇抑郁而终。与此相似的还有著名的扶风王司马骏，作为司马氏的支柱之一，他也上书司马炎表示这样做是犯了弥天大错。司马炎根本不听，这位为大晋戎马一生的王爷居然被活活气死了。
其实，这一连串动作背后的实情，齐王司马攸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实际上，自从灭吴之后，司马炎对待名士派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反转，张华被外放，任恺等人也早就受到打压，虽然在贾充死后，豪族派的势力被削弱，但是仍旧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在齐王事件上的表现，双方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齐王其实已经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现在根本没人敢帮助他。
荀勖等人深知齐王对自己深恶痛绝，要是齐王死灰复燃，那自己一方可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必须彻底消灭齐王势力才能高枕无忧。
尽管如此，齐王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想留在京城，于是上书要为王元姬守墓。
而此时司马攸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居然病了。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病将信将疑，于是派出了大批御医前去看望，目的有二：其一是照顾齐王以示兄弟和睦，尊崇齐王；其二是试探齐王，看看他的病是真是假。
但是这样一来荀勖等人可坐不住了，万一司马炎一心软没有赶走齐王，把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肯定后患无穷。因此，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齐王决不能病。
所以御医去了以后，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齐王没病。于是在司马炎的默许之下，豪族派授意有关部门加速催促司马攸启程离京。
就在离京不久之后，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齐王司马攸吐血身亡，年仅三十六岁。
司马炎得知消息之后悲痛异常，痛哭不止。这时，一个人来了，他便是司马攸之子司马冏。
他对司马炎说：“陛下，我父王重病之时，御医偏要谎称父王没病，致使我父王急火攻心，最后才会早早仙逝啊！”
怒不可遏的司马炎居然直接下令诛杀御医。在司马炎的一生中，他罕见地杀人了，而且如此决绝。司马炎当然知道是荀勖他们搞的鬼，但是齐王死了也算是称心如意，御医当替死鬼，这不是单纯的泄愤，这其实是包庇。
司马炎始终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权力，他的父辈因为淮南三叛和党附曹魏的士族打得是你死我活，他自己对士族自然是不放心的，他其实也容不下自己的弟弟，容不下任何威胁自己位子的人。
对于封建时代迷恋权位的统治者们来说，皇位不仅仅代表着尊崇和荣华，更代表着生存。因为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清洗和屠杀，自己的宗室和家族将被彻底消灭，自己的名位声誉都将被毁灭，因此权力问题其实从更根本上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生死成败，没有兄弟手足。
杨柳依依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故事。
这个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三都赋》。
西晋这个短暂的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其中，《三都赋》是杰出的代表之一。之所以称为杰出，并不在于它华丽的辞藻和精妙的结构，而在于它描绘的绚烂盛景和繁华盛世。
左思在文章中借助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之口，写出了三国三都的恢宏壮丽，可以说，这是历史上仅见的三国时期文化的交汇融合的产物。洛阳交汇通达，富丽堂皇；建业凭依形胜，帝王之都；益州人烟稠密，商业繁华。三都各有相同之处，也各有不同，刨除那些华丽的词汇和句式，三国末期的繁盛景象已经跃然纸上。
《三都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左思成文之后，洛阳人民纷纷购买，以至于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
左思的《三都赋》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文章，其实在他的背后，代表着一股被称为“太康文学”的力量。
在建安文学之后，中国历史上再度出现了一股文化的浪潮，其中最杰出的就是以陆机、左思、“三张”为代表的太康文学。作为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文学流派，太康文学的辞藻较之建安时期华丽很多，朴实之气下降，但是文学艺术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诗尚雕琢，文崇骈俪。于是，有两个人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潘岳和陆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这其中的“潘”指的是潘岳，“陆”指的便是陆机。
说起潘岳这个名字，估计大家会有点耳熟，但是提到他另外一个名字，估计就无人不知了，那就是潘安。
中国古代帅哥排行榜上，潘安永远是稳坐第一，宗师级别的人物，评价一个男性长相最高的标准就是貌比潘安。总而言之，潘安堪称是男性颜值代言人。
其实，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衰落，人们的恋爱观是很开放的，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写道：“其妇女庄栉织，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也就是说基本上这时候的女性公民和贵族都是从奴隶手里获得一切，很多人都属于自由恋爱，看上谁就和谁结婚，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在后面，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所以魏晋时期的帅哥才如此著名，毕竟长得帅有用啊！
潘安经常在洛阳城驾车出游，车驾所到之处简直就像收水果的，不管车到哪儿都能收到水果。倒是左思不自量力学了一把潘安，结果被各位女士嘲讽。
如果您因此认为潘安是个风流公子，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潘安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痴情公子。
潘安十二岁的时候就和十岁的杨氏（就是那位在西陵城打了败仗的杨肇的女儿）在一起了，两小无猜的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夫妻相濡以沫二十多年。杨氏死后，潘安悲痛欲绝，写下了三首著名的悼亡诗。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以上是其中一首。华丽的辞藻，夸张的修饰，背后却是真切的情谊。
潘安没有再娶。
手写香台金字经，惟愿结来生。（纳兰性德语）也许，这些痴情的才子才最明白彼此吧。
潘安的才华和他的美貌一样惊艳世人。
二十余岁入仕之后，潘安最大的资本不是帅，而是才。所谓潘江陆海，潘岳是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之一，他的华丽词风引领了之后百年的文坛风格。
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完美的人生，作为一个完美的男人，潘岳的仕途之路却异常坎坷。
我们之前提过，当年武帝司马炎在籍田耕作，潘安就写了一篇赋。由于潘安文采实在是华丽，赋词写得太好而遭人嫉恨，居然被排挤出了京城，当了河阳县令。其实这也只是一个表象罢了。年轻的潘公子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正是少年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自然会得罪当执，因此难免有悲惨的仕途经历。在那个世家门第决定升迁之路的时代，潘安瘦弱的身躯被官场的惊涛骇浪吹打得遍体鳞伤。
“当年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年少轻狂的潘郎，讥讽过贪财的和峤、昏碌的王济，甚至山涛和裴楷这样的名士他都不放在眼里，因此，他再次被贬了，这次是去更加偏远的怀县做县令。
潘安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公子，走到他的城邦，仿佛进入了桃源仙境，河阳的道路两旁种满了粉红的桃花，恬淡而浓烈，浪漫而华丽。潘安的桃花透露出一种高雅的韵味，这平凡的花卉，剥离了俗气的胎骨，是情趣，是雅致，是文艺。清风徐来，阵阵花香飘散在每一寸空气中，尝一口甜蜜的香味，就像是在品尝最精致的糕点，优雅得醉人。
在经历了官场的艰辛，沉沉浮浮之后，那个曾经桀骜不驯的潘安开始依附权贵，甚至望尘而拜，成了不折不扣的追名逐利的小人，直到他最后的结局。
门第不高的潘安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样，拥有惊人的才华，但是却被时代所限制，身为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非常功利的现实主义者。他鄙视一切特权阶级，但是又梦想着能够成为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他的优秀成了最尖锐的武器，这是一把双刃剑，那些特权阶级总是害怕有更优秀的人才进入他们的阶层，所以他们必须尽力排挤，就像于连所说的那样：“但是，即便我的罪不这么严重，我看到有些人也不会因为我年轻值得怜悯而就此止步，他们仍想通过我来惩罚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让一个阶级的年轻人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虽然出身于卑贱的阶级，可以说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侧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行。”
作为文坛领袖，潘岳引领了那个时代的词风，其实那样的文学风格正好反映了世家门阀贵族时代的文化特点，华而不实的文风就像贵族们的清谈之风一样，是贵族社会的写照。他们崇尚华丽的辞藻，以此掩盖内心的空虚和寂寞。
当人们开始逃避现实的时候，现实就用最高调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感。说到太康诗风的代表人物潘岳，那么就不得不提陆机了。
潘陆二人引领了直到南朝、唐初的文风，如果论文学上的成就，二人也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陆机是陆抗的第四子，和潘岳不同，陆机虽然是正经的南方人士，但是却身高七尺，声如洪钟。陆抗去世之后，孙皓削弱陆家势力，所以陆机的日子并不好过。吴国灭亡之后，陆机开始隐居，在隐居的过程中，有感于吴国灭亡之痛，写下了著名的《辩亡论》。
在这篇模仿汉代贾谊《过秦论》的文章之中，陆机站在自己的角度和历史的立场歌颂了吴国三代君臣的创业艰辛与丰功伟绩，同时也反思了孙皓的问题。但这篇文章和《过秦论》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因为陆机毕竟是吴国旧臣，所以有很多顾虑，不能直抒胸臆，更不能过于激烈地批判孙皓的倒行逆施。但是，陆机的文采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谟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一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冯帝王之号，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灞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
虽然这里面对吴国的吹捧痕迹明显，但毕竟是“太康之英”，一代大才，用词精到，虽然堆砌但是不乏警句，气势雄浑，有登临之感，可以说是上乘之作。
本来可以就这样度过一生，漫游于山水田园之间。也许是不甘寂寞吧，陆机决定来到京城，那繁华而遥远的洛阳，这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由于自诩是江南书香门第人士，陆机和他的弟弟陆云看不起中原人士，他们来到洛阳之后只拜访了一个人——太常张华。武帝后期张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已经改任了太常的闲职，基本上退出了权力中心。
张华与二陆一见如故。作为一代名相，张华是个出名的爱才之人，陆机也将他引为知己。要说张华确实爱才，陆机也确实是一代名士，看到这兄弟二人，张华不禁感叹：“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大意是感叹说，灭吴之战获得了两个人才啊！
张华也算是好友遍天下，在他的大力推崇之下，二陆的名声立刻就轰动洛阳，各路达官显贵纷至沓来，时人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的说法。
那个时代的名士是社会资源，同时也是文化符号。腐化的时代、浮华的文章、俊美的才子，就像是一曲最后的挽歌，其文化实际上显示了那个时代上层建筑的形态，华而不实的文章即便是大才之人也不能免俗，这就是世家贵族的特点，脱离实际，空洞，浪费，奢侈，这是一种文化的奢侈。
太康十年，就在二陆入洛之时，开国之君司马炎终于要离开这个人世了。安世皇帝，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给了西晋一个太平盛世，但是，也只有十年。
这十年的维持，终究还是成了梦幻。沙滩上的大厦即将彻底崩塌。
最初的皇帝
太熙元年，司马炎，这位大晋名义上的开国之君大限将至。这时的朝廷上下其实已经乱作一团。
司马炎病重时，各大门阀士族就已经蠢蠢欲动，那么司马炎的去世必将导致一场朝廷内部的政治洗牌，谁能抢占先机成为首辅，谁就将在下一场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此时的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了，由于他不能亲自处理政务。他的分析能力和智力水平也不足以领导一个庞大的帝国，所以要选首辅。这一点朝野皆知，其实司马炎也知道。
为了测试司马衷的智商，司马炎还特地准备过一次考试。《晋书》记载，有一天，司马炎找一帮大臣出了一套题来考司马衷，表示要他独立回答，然后呈上来。
司马衷虽然是识字的，但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要是交白卷，太子之位就算是做到头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司马衷唯一能依靠的人发挥了作用，她就是贾南风。在这个时候，只有贾南风愿意帮助司马衷渡过这个难关。还好东宫僚属很多，很快便拟了一份答卷。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给使张泓拦住了贾南风。
《晋书·贾南风传》：“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
贾南风明白，如果司马衷上位，那么自己就是皇后，因为司马衷智商不高，到时候她就能大权独揽，享受荣华富贵，这才是关键。
司马炎看了答卷之后大喜，感觉司马衷还是能处理政务的。史书在这里加了不起眼又非常关键的一笔：司马炎拿了这份答卷给卫瓘看了一眼。
卫瓘是司马衷的老师，知道这其中肯定有蹊跷，但是，史书记载，卫瓘皱起了眉头，没有说话。
有理由相信，卫瓘保持了沉默，是因为他选择了司马衷，虽然他不满意这个学生，虽然自己的女儿没能成为太子妃，司马衷继位他也能成为帝师。
这份答卷至少能堵住群臣的悠悠之口，更何况孙子司马遹是个天才，所以司马炎觉得把帝位传给太子的基本方针不能动摇。但是他也知道司马衷的水平确实不行，那么必须找个可靠的人辅佐他，他的方针是：以杨骏和司马亮为辅政，辅佐司马衷。
这确实也是司马炎的一贯风格，以宗室和世家大族共同执政，来维持权力的平衡。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子，司马孚死后，他就是司马氏一族辈分最高的王爷，而杨骏是皇后杨芷的父亲，同时也是弘农杨氏的代表人物，从情感上来说都是皇亲国戚、宗室重臣，自然是放心的。但是，人心难测。权力这种东西，向来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杨骏，字文长，西晋弘农杨氏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年少时期就在朝廷供职，但是并没有什么大功和建树，他之所以能成为辅政的人选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个好女儿——皇后杨芷。凭借着女儿的关系，杨骏从镇军将军升为了车骑将军，还被封为临晋侯。何为临晋侯？临于晋室之上也。比当年那个安汉公也差不了多少。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凭借着皇后杨芷的权势，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揽尽天下大权，当时人们称之为“三杨”。三杨的权势此时已经是如日中天，这帮人是典型的外戚势力，论才华和功劳确实排不上号。
杨骏很清楚，如果他和司马亮一同辅政，自己的权力必然受到限制，那么怎么解决呢？方法其实很简单，阻止司马亮辅政就行了。
其实早在司马炎病重之初，杨骏就开始了政治洗牌。
杨骏是国丈外加朝廷重臣，虽然贾充死后，荀勖成了豪族派代言人，但是太康十年，荀勖也去世了，杨骏凭借权势自然成了豪族派新的代言人。当时的西晋朝堂也确实无人能与之抗衡。杨骏这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先是排斥异己，大肆安插自己的党羽，之后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排挤诸王。司马炎病情稍稍好转之后发现了杨骏的这一系列作为，他深深地意识到，杨骏这样做分明是妄图大权独揽，所以他批评了杨骏，并且下诏司马亮和杨骏共同辅政。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这份诏书根本就没传到司马亮的手中。因为杨骏把它扣下了。
杨骏得知司马炎立下诏书之后，立刻找到了中书监华廙，说借诏书看看。华廙自然是不想借的，但是杨骏可是权势熏天，得罪不得，只好借了。
结果华廙怎么也想不到，杨国丈居然不还了。华廙意识到要是杨骏不还，自己可是要担负欺君之罪啊！他立刻向杨骏索要，但杨骏始终不给。眼见着皇帝陛下命不久矣，华廙也没有办法。
说实话，杨骏扣下诏书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杨骏有极强的权利欲；另一方面，这位杨国丈和司马亮是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之前我们提到司马炎病危之时，杨骏便开始排挤司马亮，要知道，司马亮当年可是能左右司马炎决定的人。当时胡烈兵败，司马亮派将军刘旂、骑督敬琰前往救援，没有进兵，因此被连坐贬为平西将军，刘旂被判罪斩首。司马亮立刻上书司马炎：“命令是我下的，不关刘旂的事。”司马炎于是表示：“刘旂本来可以救援但是他没去，但是若罪不在刘旂，那就让那个人承担责任吧。”
据《晋书》记载：“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虏所害，亮遣将军刘旂、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坐是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与军司曹冏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诏曰：‘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
不过，最让杨骏忌惮的还是司马亮手握重兵。到司马炎统治后期，各路实封诸侯王开始陆续返回封国，当然也有不少待在京城没返回封地的，其中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的封地距离京城最近。杨骏最忌惮的是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
司马炎深知司马衷愚笨，而且根本不懂权谋之术，所以他之前采用了王佑的计策，派遣儿子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镇守要害，以加强皇室势力。这样一来，杨骏在京城的唯一对手就变成了司马亮，那他自然要有所动作了。
果不其然，司马炎病危，杨骏立刻借司马炎之手下令，封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都督豫州诸军事，出京镇守许昌，外加三面悬挂的钟磬之乐，六佾之舞。听上去这是极尽尊崇，实际上是把司马亮排挤出京城。司马亮心知肚明，但是对方可是以天子诏令行事，自己也只能听话回封地了。
杨骏把什么都算计好了，却没想到司马炎要留下司马亮共同辅政。话说杨骏扣下了诏书，假签手令，要说这个愚蠢的举动本来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就在杨骏耍无赖几天之后，司马炎病重，弥留之际，皇后杨芷奏请让杨骏辅政，晋武帝点了点头。于是令中书监华讷、中书令何劭作遗诏，诏文为：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他口述了这份遗诏，皇后递给他看，他沉默了。
在这份口述的遗诏中，司马炎给予了杨骏巨大的权力，除了录尚书事的高位，杨骏还领禁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基本上也就是控制了西晋朝廷的军政大权。
就在司马炎写下这道诏书两天之后，这位安世皇帝，大晋的开国君主，三国的终结者，仁厚宽明的贤君，荒淫奢侈的庸主，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一生，仿佛昭示着一种命运。
他出生在帝王之家，在波澜不惊中登上帝位，在刀光剑影中学会了权术和谋略。
司马氏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的统一步伐，灭吴灭蜀都是快速完成，牺牲了最少的将士，没有屠戮一个平民百姓，没有虐待亡国君臣，没有压迫前朝遗民，单凭这一点来讲，司马氏的统一就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文明的统一。他们用最小的破坏带来了最大的和平，吊民伐罪，是正义的。虽然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实际上也不容易。
他创下了一个繁荣的盛世，但是也造成了无数奢侈和浪费。
他宽容到了极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他是极少数的在位期间从未残杀过一位大臣的君王。他能忍，会忍，知道什么叫作忍。但是，他也放纵，他过分宽容，极度荒淫，晚年昏聩，不能善始善终。但是，一个人圣明一辈子实在是太难了。
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皇帝，但不是一个能坚持的好皇帝。他也犯下了巨大的过错，在他即将辞世之时，诸王势力已经不可逆转，我说过的四道屏障——州郡兵马、老王爷、朝堂制衡、限制回到封地已经全部粉碎。现在，这些人已经无所顾忌，他们掌握内外大权，野心勃勃地要逐鹿天下，问鼎最高权力，已无人可以阻止。
那些内迁的奴隶们，那些外部的蛮族们，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即将揭竿而起，爆发出最大的能量，这个天下即将为之震颤。然而，他的继承人司马衷不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更何况，司马衷很快就要连皇帝都算不上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看似固若金汤的大晋已经到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边缘。最大的隐患不是上述的所有，而是人心，那些士族们，那些王爷们，都只知道家，却不知道国，无人愿意为它效忠，但是当国消失的时候，人们就会认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他们的命运将要风雨飘摇。没有国，哪有家啊？！但是，当他们懂得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司马炎死了。他是西晋的第一位皇帝，同时，也算是最后一位实权皇帝。
太熙元年，司马炎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葬于峻阳陵，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
司马炎卷，终。
帝少而好学，敏慧聪颖，素怀壮志，宽仁笃厚，泽披四方，吊民伐罪，收服江南，六合一统，天下咸宁，号曰太康，颂曰承平。奋三世之余烈，承二帝之宏基，创盛世，平北疆，选贤任能，堪称一时之明主也。
然八王之祸，永嘉之乱，以至于后，诚始于斯也。
至于荒乱淫秽，收纳远夷之过；轻纵廷臣，奢靡冗费之失，以至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岂非武帝之过也？
悲夫！成也武帝，败也武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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