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元二年，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替哥哥上台执政。
作为继承父兄基业的男人，他似乎是幸运的，但他也在父兄的阴影下生活了很多年。
早年的司马昭和哥哥不同，他不是文采出众的文人，他生来就是个官吏和将军，他和他父亲一样是个实干家。早在担任洛阳典农中郎将的时候，司马昭就在减免税赋，与民休息，收买人心。在担任了几年的农业官僚之后，他开始成为父兄的助手。
正始五年，司马昭跟随夏侯玄参与了伐蜀战役，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司马氏一门确有军事天赋，司马昭虽然是初出茅庐，但是这么多年受父亲南征北战的熏陶，已然非常成熟。虽然曹爽的伐蜀计划失败，但是司马昭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却是沉着冷静，在夏侯玄久攻不下之时，他果断提出撤退，并且在蜀将王林劫营的时候沉着指挥，击退敌人的进攻。
此次战役，司马昭虽然没立下什么战功，但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昭的命运改变了，他开始为司马家南征北战。
嘉平元年，司马昭踏着他父亲的足迹到了帝国的西陲，当时蜀汉将军姜维时常侵扰陇右一带，魏军大将郭淮和蜀军别将苟安陷入苦战，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司马昭敏锐地发现了姜维的弱点，率部占据长城并向骆谷设置疑兵干扰姜维的判断，使姜维被迫撤退、苟安被迫归降，取得大胜。
嘉平三年，司马懿死，司马昭开始成为哥哥司马师的左膀右臂。但是，他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东兴之战，本来以为是必胜的进攻，居然遭遇了巨大的失败。作为主帅，司马昭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削去了爵位。但司马师的权威绝对不能被质疑，这是为司马家做出的必要牺牲。
没过多久，司马师就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司马昭四十五岁。
司马师死后，远在洛阳的皇帝曹髦下诏令尚书傅嘏率军返京，令司马昭留在许昌。这样做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司马师已经将全部权力交给了司马昭，此时皇帝要他留在许昌而让傅嘏率军返京，很明显是阴谋，打算借此剥夺司马昭的兵权。这是一次关乎生死的决断。
司马昭看完诏书后，决定给皇帝上一课，亲率大军回京。
曹髦毕竟只是个孩子，他瞬间慌了神，立刻传旨意表示加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并允许剑履上殿。他明白自己的计划失败了，他以为必须这样才能稳住司马昭。
他没想到的是，司马昭推辞了。
初掌政权的司马昭是在腥风血雨中浸泡过的男人，他的城府丝毫不亚于他的父兄。推辞既显示自己的谦逊又能避免背负恶名，一举两得。
划时代的大决战
回京后不久，在司马昭的主持下，曹髦改元甘露。甘露元年正月，司马昭加大都督职衔，赞拜不名。六月，曹髦晋封司马昭为高都公，封“地方七百里，加九锡，假斧钺，晋号为大都督，剑履上殿”，司马昭再次拒绝。八月十六日，曹髦又加赐黄钺，增加封邑三县。
一切看似平静，但一场关乎司马氏一族命运的大决战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一切，都和诸葛诞有关。
诸葛诞自从上次东兴之战后就没什么动静了，但他可没闲着。在东兴之战后，诸葛诞和毌丘俭调换了防区，仍旧担任大魏的南方镇守。但是正元二年文钦和毌丘俭发动寿春叛乱，讨伐司马师，这下他可坐不住了。
诸葛诞本来就和司马师关系很好，再加上以前和文钦有矛盾，所以当毌丘俭与文钦在寿春起兵，并派使者来劝他一起起事的时候，他直接就杀了使者杀奔寿春。
当时，司马师已经病重，而且急于处理淮南问题，而诸葛诞是最好的人选，诸葛诞既是他信任的人，也是当时最容易控制局面的人，所以司马师就让他镇守寿春，防备东吴反扑。
诸葛诞占领寿春之后屠杀了一拨东吴残兵，又被加封为高平侯，封邑三千五百户。这下诸葛诞立刻成了帝国最大的实权军阀。
没过多久，司马师重病身亡，司马昭上台。
对于诸葛诞来说，此时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了解司马昭这个人。
司马师、夏侯玄、诸葛诞这些人当年一起吟诗作赋，也算是知根知底，但是这位司马昭他并不了解。司马昭入仕以来就是先当文官后当将军，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不了解的时候，就毫无信任可言。
另外，诸葛诞也许已经有了别的想法。一方面，放眼天下，能对司马氏造成威胁的势力除了他以外已经没有别人，更何况诸葛诞现在实力雄厚，地位显赫，如果司马昭要对付他，他也可以放手一搏；另一方面，诸葛诞见好友邓飏、夏侯玄等先后被诛杀，而王凌和毌丘俭亦被夷灭三族，心中十分不安。所以，他在当地收买人心，又蓄养数千死士以图自保。
不过，也许是希望可以趁司马昭刚刚上台急于稳固自己的地位，诸葛诞开始了他的第一拨试探。
甘露元年，诸葛诞上书朝廷，请求增兵十万，并在淮南修筑城池加强防御。诸葛诞的意思是要朝廷默认他割据的事实，要是朝廷不同意，他就借机发动叛乱。
司马昭刚刚执政，根基未稳，面对诸葛诞的趁火打劫，只能想办法稳住他。思来想去，司马昭派出了自己的心腹贾充前去安抚，顺便探听诸葛诞的虚实。
贾充是大魏名臣贾逵的儿子，司马师病重返回许昌的时候，贾充就作为督军留守许都以防不测。司马师死后，司马昭还给他封邑三百五十户，等司马昭正式接掌权力后更是任命他为大将军司马，转右长使。所以，贾充称得上是司马昭的心腹。
贾充到了寿春，见到了诸葛诞，试探地说：“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大将军（司马昭）能接受禅位即天子位，不知诸葛公意下如何啊？”这是逼诸葛诞表态。
诸葛诞厉声指责：“贾公闾，你也算是贾逵的儿子？你爹是大魏忠臣，你居然说这种无父无君的话！”
贾充回到洛阳，对司马昭说：“诸葛诞以后肯定反，如今征讨反而是小事，若迟了必是大祸。”
甘露二年，司马昭召诸葛诞进京任司空，这触动了诸葛诞的底线。他当然是不敢去的，司马昭摆明了是要摆鸿门宴。诸葛诞只剩下一条路——造反。
又是淮南，又是这个地方。
甘露二年，诸葛诞杀扬州刺史——著名将领乐进之子乐，举兵反叛，讨伐司马昭。这是一场决定三国命运的大决战。
对比前两次叛乱，诸葛诞一共有三个巨大的优势：
其一，他粮多。诸葛诞为了准备这次反叛，积累了足够十多万大军吃一年的粮食。
其二，他兵多。真的很多，特别多。诸葛诞召集淮南地区的屯田兵士十余万，外加扬州军队四五万，人数达到十五万左右，还有他将儿子送到东吴做人质，东吴出兵三万支援，所以总兵力达到十八万，而上一次毌丘俭手下才六万人。
其三，这些人都听他的话，这才是最厉害的一点。淮南二叛之中，文钦、毌丘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想反，可是淮南地区的军队根本不愿意反。作为帝国的主力之一，淮南地区部队虽然长期根基不稳，谁都知道造反的危险性，丢了性命不说，还很有可能连累自己的家人，这可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但是，他们都愿意和诸葛诞一起反叛。可能是因为——
青龙四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消息很快便从军中传至京都，举国悲痛，这其中有两个特殊的人。
其中一个人叫作李严，李严是诸葛亮的政敌，在诸葛亮四伐中原的时候李严被贬为平民。但当诸葛亮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李严痛哭不止，发病身亡。
还有一个人，叫作廖立。由于他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故而被诸葛亮奏请废为庶人，流放蜀南，以示惩戒。但是当诸葛亮死讯传来的时候，廖立流泪长谈：“这下我们完了啊，必为蛮夷所灭！”
宰相不是谋士，不是擅长奇谋妙算就是宰相之才；宰相也不是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更不是宰相所为。真正的宰相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处事公正而使百官咸服。正如柳宗元《梓人传》所说：“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诸葛诞和他的族兄诸葛亮是一类人。
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诞在担任尚书郎的时候，有一次和自己的上司——仆射杜畿出去试船的性能。诸葛诞这次试船太倒霉了，二人遭遇大风浪，船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畿也同时落水。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其先救杜畿，自己却昏死过去，漂到河岸，后来被救。尽管众人尽力营救，年老体弱的杜畿还是死了。
而且，诸葛诞对待自己的部下也和他的族兄诸葛亮很像。诸葛诞对他们十分关怀，赏赐颇丰，并且诸葛诞还常救人于危难之中。《魏书》记载：“有犯死者，亏制以活之。”他虽然在智慧上和他的族兄诸葛亮不能相比，但是他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以诚待人。所以他身边形成了非常团结的军事集团，他手下的将领对他拼死效忠。除此之外，诸葛诞还深得淮南民心。诸葛诞治理淮南仅仅两年工夫，淮南便彻底恢复过来，再度成为天下粮仓。
远在洛阳的司马昭面临着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危机——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叛。
以前，司马昭和他兄长司马师一个坐镇京城一个远征在外，这样就能兼顾战事和朝政，但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所以，司马昭决定带着皇帝和太后，御驾亲征。
甘露二年，司马昭召集洛阳诸军总计二十六万征伐淮南诸葛诞。这一次，双方总兵力达到了空前的四十四万人，堪称史诗级别的决战。这场决战将决定这个时代的归属。
上兵伐谋
尽管兵力惊人而且将士团结一致，但是诸葛诞的军事指挥能力确实不怎么样，尽管如此，十八万淮南精兵还是给司马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劲敌，司马昭召集了几乎所有党附司马氏的将领，除了邓艾因为担任西军重任不能来之外，胡遵、王基、石苞以及亲信贾充都来了，可谓是倾巢出动。
诸葛诞麾下除了自己的亲信之外，还有其他的帮手。与上次不同，吴国吸取了经验教训，行动很快，派来了一个人——文钦。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全怿、全端、唐咨和王祚，其中全怿是东吴的外戚，父亲全琮是吴国名将，而且娶了孙权的女儿孙鲁班，可见吴国也是下了血本了。
也许是考虑到上次整个淮南军团都不愿意离开家乡作战，诸葛诞干脆就守着大本营等司马昭来打。司马昭很快就兵临寿春，把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包围圈完成之前，文钦等人已经进入了寿春。
寿春城很坚固，诸葛诞又在其中储备了大量粮草，如果强攻必定遭受巨大的伤亡。如果围住寿春耗尽城中粮草，寿春城中的叛军就会不战自乱。
这个眼熟的招式，为司马家出力良多。粮食多围而不打，兵多围而不打，对面人心不齐也围而不打。
为了尽快耗尽寿春城中的粮食，司马昭一方面派遣老弱去收集当地的军粮，让诸葛诞以为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另一方面给士兵少量粮食，让敌人认为自己已经断粮。这还不算，司马昭更放出很多间谍到淮南军中，扬言吴国救兵就要到来。
文钦和诸葛诞果然轻敌了，再加上吴国援军将要到来，于是天天大吃大喝，丝毫不节制，就和当年的公孙渊一样。
诸葛诞还发现司马昭决策上的一个巨大的失误。司马昭将营寨设在寿春城外，但是寿春城地势很高，城外地势很低，一旦下雨，城外就会成为一片汪洋，而此时正是寿春的雨季。诸葛诞已经做好了出城“捕鱼”的准备，但是，老天爷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那一年寿春遭遇了罕见的大旱，一直不下雨。
不过尽管如此，诸葛诞依然坚信自己会是胜利的一方，他觉得司马昭只剩老弱病残而且缺衣少食，故而只等吴国的援军一到就可以内外夹攻大破司马昭。
可是吴国援军怎么还不来？原来，司马昭在包围寿春之后，封闭了各处要道阻击吴军。诸葛诞是望穿秋水君不来，吴国援军此时却是寸步难行。
自己的军粮正在变少，援军也迟迟不来，老天爷也不下雨，这个时候城内的将领开始和诸葛诞闹矛盾。
吴国本来是打算助诸葛诞一臂之力的，但是现在遭遇战变成了持久战，如果再这么耗下去，估计得在寿春过年。于是诸葛诞的谋士蒋班、朱彝劝诸葛诞集中兵力突围而出。但是，由于诸葛诞和文钦不和，指挥权很难统一，外加诸葛诞实在不愿意放弃寿春，所以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俩看大势已去，干脆逃出城投降了司马昭。诸葛诞一方军心开始动摇。
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更恐怖的事，由于吴国内部发生了动乱，孙鲁班一派的人马遭到清洗，无奈之下全氏一族纷纷过江投降司马昭。本来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但是就在这时一个关键的人出现了——钟会，钟士季。
说起这个人，当然是鼎鼎大名，钟会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书法家、政治家、曹魏太傅钟繇。出身名门的钟会从小就有神童称号，他才华横溢，和自己的哥哥钟毓都享有盛名。但是他的才华在很多时候都属于小聪明。而这个人是个真正的“毒士”，几乎每一条计策都要见血，这一次也不例外。
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全怿兄长的儿子全祎、全仪留在建业，因为他二人惹上官司，带着母亲和数十曲部渡江，投降了司马昭。于是，钟会伪造了全仪的亲笔信，并且找来了他们的家人将信送入城中，交给寿春城内的全怿，说吴主因全怿等人不能拿下寿春而暴怒，要尽杀他的家人，故而才逃往北方。全怿等人闻讯，内心恐惧不安，本来再打下去估计要全军覆没，现在自己的家人都投降了魏国，那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在钟会的安排之下，全怿和全端等人率领数千人出城投降。
投降的人都受到礼遇，城内的诸葛诞和文钦彻底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准备杀出重围，然而在城外等待他们的，是魏国名将王基。
这位将领人如其名，“基础建设”——工事据险而建，占据了寿春周边的有利地形，诸葛诞、文钦率领数万人杀出城冲击王基的工事却无功而返，只能再度退回城中。
眼看诸葛诞已经露出了败相，众将纷纷请战攻城，司马昭表示反对。别急，还有好戏看。
由于一开始没有规划好军粮中了司马昭的骄兵之计，现在城中军粮吃紧，文钦向诸葛诞建议：把北方人都遣散，只留下南方兵马守城即可。在文钦看来，北方人马已经丧失了斗志，只有靠自己的东吴人马才能守住寿春。
这是一个极其愚蠢和不靠谱的建议。诸葛诞被彻底激怒了：他认为文钦这么做分明是想夺他的兵权。早年的恩怨，现在的不满，反正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一怒之下，诸葛诞直接把文钦杀了。
文鸯和文虎两兄弟很快就得知了父亲被杀的消息，便率众赶赴现场，而他们的部下不听使唤，文鸯虽勇猛异常，但是此时也施展不开，无奈之下只好杀出寿春，投降了司马昭。
文钦当年背叛司马氏，投降了东吴，现在文氏兄弟又回来投降了司马昭，如此反复无常，该杀。
但是司马昭不是感情用事之人。他认为文钦之罪不容，他的儿子当然应杀死。但是文鸯、文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目前城池还未攻下，如果杀了他们俩，那无异于坚定了城中官兵死守的决心。所以司马昭赦免了文鸯、文虎，还封他们为将军，让他们负责招降城内的兵马，并赐关内侯的爵号。
这就是帝王的权变，在关键时刻必须拥有的能力。
这个决策非常高明。杀了文氏兄弟根本不会有任何好处，只能逼着城内的人死战，而宽恕他们不仅可以获得两员猛将，城内的士兵也会知道——只要投降就能免死，也许还能升官，那还打什么？
文氏兄弟和诸葛诞可是有杀父之仇，为了尽快消灭诸葛诞，在司马昭的授意下他们干脆绕城喊话，催促守军投降。
城内的士兵一听文鸯公子已经投降，军心彻底崩溃，连拉弓射箭的勇气都没了。司马昭知道是时候进攻了。
甘露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司马昭发动大军全力攻城。
由于寿春城内部已经崩溃了，故而只用了一天时间，寿春便全城陷落。诸葛诞率领数骑出逃时也被胡遵之子胡奋诛杀，司马昭取得了绝对性胜利。
至此，淮南三叛全部失败，支持曹魏皇室的武装力量彻底毁灭。司马昭与诸葛诞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拼了个你死我活，连带着东吴也损失惨重。但是，通过自己的谋略和智慧，司马昭打败了诸葛诞，俘虏淮南兵马达十万人，赢得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
对这三次兵变的成功镇压，使司马氏成功铲除了拥护魏帝的势力。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处置俘虏。
司马昭对城中的十万俘虏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态度，并没有为难他们，只要愿意归顺司马氏统统无罪释放，同时司马昭也安抚了城中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但出乎司马昭意料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势之下，诸葛诞仍旧有数百名部下没有投降，更说：“为诸葛公死，不恨。”这个世界上终究是有利益不能收买、威胁不能动摇的东西的，那种东西也许就叫作——忠诚。在人类历史上千年的岁月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看起来愚蠢，看起来疯狂，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都是英雄。
寿春城破，司马昭诛灭诸葛诞三族，诸葛一族在曹魏的投资继在东吴失败之后也归于失败。但是，司马昭漏了一个人——诸葛诞长女诸葛氏。诸葛氏因为嫁给了司马昭的五弟司马伷，幸免于难，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叫作司马繇。再后来，司马繇为外祖父报仇杀了文鸯。
诸葛诞不知道的是，就在城破的第二天，天空中下起了大雨，城外变成了一片汪洋。
最后的挽歌
司马昭消灭诸葛诞立下大功回朝，满朝官员弹冠相庆。现在的第一要务是整理边防和恢复经济，另外还要继续扩充势力和威望为代魏做准备。一方面，司马昭重新整合了人力资源，派陈骞、钟毓等司马家的老牌亲信镇守四方、安定统治；另一方面，司马昭开始为自己的子弟加官晋爵、扩大名声。
凭借着几代人积累下的巨大本钱，曹魏迅速恢复了元气，并且击退了蜀汉的进攻，看起来大魏势头正好，国力蒸蒸日上。然而这片大好河山的实际掌控者是司马昭，而非曹髦。
作为曹氏子孙，曹髦的内心始终渴望能够恢复曹家往日的荣光，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大权旁落，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三国志》中详细记录了他和太学生的对话，可见这位年轻的君主也曾渴望励精图治。
据《汉晋春秋》记载，曹髦写过一首诗：
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据说，此诗乃是曹髦听说井底有一条黄龙之后所作，可谓是浅显易懂。曹髦表示自己被鳝鱼泥鳅（司马兄弟）控制，就和受伤的龙一样。
但凡历史上的傀儡皇帝大致都有这种感受，那是对人格的折磨，他们承受着别人的冷眼、后世的骂名，他们大都被史书工笔写得昏庸无能或一笔带过。成者王侯败者寇。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反抗，可是，他们的对手从来没有给过他们机会。前代的汉献帝刘协，后代的东魏皇帝元善见、西魏皇帝元钦，莫不如是。从成为傀儡的那一刻起，他们几乎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在权力的道路上，他们只是别人的垫脚石、敲门砖，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命令、每一句话，甚至宠幸哪个妃子，都尽在别人的掌握之中。
对于曹髦来说，这种日子真是够了！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夜，曹髦命冗从仆射李昭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并召集了自己的亲信——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个人并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夜晚。
他们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帝王，身穿华丽的战甲，手持锋利的帝剑，略显稚嫩的面孔却充满了坚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我不能坐受被废之辱，如今亲自率领你们去讨伐他。”
尚书王经跪在地上：“昔日季氏专权，鲁昭公不能忍耐以至于失国，被天下耻笑，陛下啊，今日大权旁落已久，陛下宫中宿卫太少，如何是司马昭的对手？陛下千万不要如此行事啊！”
曹髦将诏书扔在地上说：“就这么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他走出了金銮殿，走出这个华丽的牢笼，门外是全副武装的天子卫队。
王沈、王业早已急速将此事告知司马昭，司马昭召护军贾充等做好了戒备。曹髦知道事情泄露后，便扬起了天子旌旗，率领左右进攻司马昭所在的府邸，声称要讨伐有罪之人，敢有骚动抵抗者灭族。
这是孤独的帝王之路，曾经，很多人都这样走过。
首先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司马伷率领禁军挡在他的面前。曹髦严厉地看着司马伷，大声怒斥他们。禁军将士知道，这是他们的皇帝，这是大魏的君主，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勇气阻挡他的步伐。片刻的沉默过后，司马伷让开了道路，士兵们也放下了武器。接下来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贾充，曹髦的卫队和贾充手下的司马昭亲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曹髦人少，但是司马昭手下投鼠忌器不敢伤害曹髦，外加这些卫队士兵异常勇猛，贾充手下的军队居然渐渐支撑不住。
贾充已经杀红了眼，情势危急之下，贾充呵斥诸将说：“司马公平时养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啊！”
太子舍人成济听到此话，立刻心领神会，冲上去举起长戈对着曹髦刺了下去。曹髦根本没有防备，他就这么缓缓地倒了下去，就像这大魏的江山一样。
曹髦死了，一个有理想的少年被卷进了权力的旋涡，最终死在了肮脏的屠刀之下。
后世一些史官和儒生批评他鲁莽、冲动，以致身死。有些人面对强权只会缩头缩脑忍辱偷生，到头来也不过是苟且一辈子。虽然他少年意气，但他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他明白自己可能会死，但是对他来说，哪怕顶着鲁莽身死的恶名，哪怕为天下人耻笑，他也一定要去，他要和乱臣贼子斗个你死我活。他有身为一个皇帝该有的尊严。
曹髦的死讯传来，天下震惊。
司马昭一听皇帝被杀，瞬间跪倒在地上。司马孚一听皇帝被杀吓得立刻跑了过去，把曹髦的头放在自己腿上，仿佛看着自己的小孙子一样大哭不止：“陛下被杀，是臣的罪过啊！”
这时候司马孚已经八十一岁了，就算耳不聋眼不花也是个高龄的老头子，所以曹髦死的地方离司马家并不远。司马孚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要撇清关系。早在司马懿灭了曹爽之后，他就开始韬光养晦。他本人在家族里面的地位无人可及，一方面为了避嫌免得遭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日后万一司马家败了会株连到自己，所以他很少参与政事。但是这一次，弑君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如此行事必遭天谴，司马孚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此祸。
但是，有两个人是真的很伤心，一个是王经，一个是陈泰。
那个夜晚，曹髦会见的那三个人，王业和王沈都在听到曹髦的计划之后秘密地报告了司马昭，所以贾充才会到得那么及时，唯独王经拒绝出卖自己的君王。
曹髦被杀后，因为没向司马昭告急，王经及其家属被拘捕交付廷尉处置。王经痛苦万分，向母亲谢罪，他母亲脸色不变，笑着说““儿子，人终有一死，就怕死得没有价值，因为此事而死，值了！”
母子二人被杀的那天，故吏向雄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
后来司马炎篡魏建晋后，下诏说：“已故的尚书王经，虽然身陷刑法，但是坚守自己的志向，值得嘉奖，如今他家门户堙没，朕常感到怜悯，赐王经之孙为郎中。”
曹髦死后，司马昭召群臣议论，他发现有一个人没来，那人就是尚书左仆射陈泰。
陈泰是曹魏重臣、著名士人陈群之子，堪称文武双全的人才，也是士族人望。陈泰不来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司马昭找了陈泰的舅舅尚书荀顗去请陈泰。陈泰盛怒之下谁的面子都不给，而且直接骂他的舅舅：“别人都说你比我强，今天看来我比你强。”但是陈泰的家人怕有灭门之祸，就劝他入宫。架不住家人的劝说，陈泰之后还是去了。
到了宫里，陈泰见到皇帝的灵柩，再也控制不住，痛哭流涕。陈氏一族深受大魏皇恩，才有今日之盛，但是今日主君被弑自己却毫无办法，陈泰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和痛苦。
司马昭看到陈泰来了，赶紧迎了上去，他知道现在最关键的是平息士族的愤怒，控制局面。弑杀君主大逆不道，这些深受大魏国恩的士族是肯定不会答应的，而陈泰是士族的代表，司马昭饱含泪光地说道：“玄伯（陈泰字玄伯），我该咋办？”陈泰已经悲伤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有杀死贾充，才能稍稍谢罪天下！”
司马昭沉默了，贾充可是他的心腹，杀了贾充他可舍不得。虽然不能杀贾充，但是司马昭必须处理这件事情，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不少以下犯上的事情，但是敢于弑杀君主的，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弑杀君主的，这还是第一次。君主是天子，不是诸侯，魏室虽衰而未亡，弑杀天子，天理不容！这不仅是一个恶劣的先例，还是一次政治危机。
不久，陈泰因悲恸过度，吐血而死。魏臣从此断绝。
为了平复众人的愤怒，司马昭做出一些补救措施：首先，他上书郭太后让她下诏废掉曹髦。郭太后受制于人，不得不和司马昭合作，而且曹髦也不是她亲生的，其实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曹髦被废除，那么大义名分上自己就不算弑君，但这引起了群臣的强烈不满。
眼看局面要失控，司马昭赶忙下令：“抓捕成济，诛灭三族。”
随后司马昭、司马孚以及高柔等人上书破例以王礼下葬。虽然说是以王礼，但是只有下车数乘，并且不设旌旐。洛阳人民见此情景，无不哭泣，悲不自胜。国家如此，人何以堪！
大多数人很快会在粗茶淡饭的日子中忘记这个少年，但是，总会有人记得。后来，东晋明帝有一次让王导给他讲前代统一天下的原因，王导就讲了司马懿和司马昭干的这些往事，晋明帝听完之后掩面伏在床上说道：“若如公言，祚安得长？”（真如你所言，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
曹髦死后，司马昭立常道乡公燕王曹宇之子、十四岁半的曹奂为帝，改元景元。
这件事情之后，司马氏摘下了忠臣的面具，官方思维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司马氏不敢言“忠”，只敢言“孝”。
名士的道路
曹髦死后，洛阳安静了许久。
人们以为会如往常一样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在这乱世之中获得一份久违的宁静，直到那一天。
囚车缓缓地推了过来，里面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看上去很邋遢，但是面对死亡，他却异常坦然，风度翩翩。他的两侧是三千名太学生，这些年轻的士子大多出身名门，但是却对眼前的这个人尊敬有加。他们集体请愿释放这个人，并要求让他担任自己的老师，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这个人即将被处死。
面对死亡，这个人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反而很坦然。他抬起头看了看日影，发现距离正午还有很久，长舒了一口气。
这个俊朗的中年男子对自己的兄长轻声说道：“能不能给我一张琴？”
他的兄长含泪将琴递给了他。
这个人正了正自己的衣冠，露出了清秀而俊逸的脸庞，坐下来将琴放在自己的双膝上。
缥缈凌虚，铮然浩荡。
琴声中透露着杀气，透露着侠气，更包含了孑然傲骨，一身正气。
曲毕，他站起来长叹一声：“昔日袁孝尼向我求教这《广陵散》，我没有同意，想不到，《广陵散》从今绝矣！”
他死了，他叫嵇康，字叔夜。
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很久之前说起。
嵇康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本来不姓嵇，其先人为了躲避仇家才改的姓氏。嵇康幼年丧父，被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博览诗书，才智过人。
很快，嵇康长成了一个翩翩美男子，仪表不凡，胸怀大志。后来，他娶了曹魏宗室女子长乐亭主为妻，官至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
看上去，他位列三公，前途无量，将在荣华富贵中度过优渥的一生。然而，正始元年开始，曹魏的政治风向日益诡异，曹爽弄权，太傅司马懿和他明争暗斗。看清时局的嵇康放弃了官职，隐居竹林并且多了一项爱好——打铁。
嵇康打铁时还有个人在一旁鼓风，那便是其好友向秀。虽然过着这样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却安然自若。
其后，嵇康和他的好友在这竹林之中形成了一个七人集团，包括阮籍、山涛、向秀、嵇康、刘伶、王戎、阮咸，史称“竹林七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七人名士集团，空前绝后。
与当时的主流正始名士类似，嵇康等人也是崇信老庄，谈玄说理，但是不同于何晏、王弼这类名士，竹林中人是淡泊的，他们终日清谈论道，说老庄，品周易，不问凡尘俗世的种种，他们既不沽名钓誉也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之中。
竹林派的声望很快便传遍四方，各地的名士才俊无不仰慕，在正始年间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竹林中人的淡泊宁静仿佛是一缕清澈的阳光洒落在灰暗的谷底。
这七位大神也是各有所长。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喜欢弹琵琶。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其实他不太像竹林中人，因为王戎背后是琅玡王氏。王戎一族上下都是帅哥，时人有“琳琅满目”之称，而这一家子帅哥将主导我们未来几十年的故事。不过当时琅玡王氏方兴未艾，但是王戎清谈很犀利（也就是善辩），所以和竹林中人关系还不错。
刘伶貌丑而矮小，而且酷爱饮酒，但是其见识却超凡脱俗，嵇康、阮籍和他关系很好。竹林中人是以思想会友，并非以貌取人的俗物，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醒我独醉，刘伶就是这样一个人。
向秀是由山涛介绍来竹林的，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知己——嵇康，和嵇康在竹林之中锻铁为乐，而且和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关系也很好，有时候还去帮吕安弄菜园子。看起来，向秀像一个山野闲人，实际上向秀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并不亚于前代的曹子建和后世的左思、陆机等人，而且向秀对老庄的分析更是精到，连嵇康都为之赞叹。除此之外，向秀还有一个恶趣味——刁难嵇康。嵇康写过一篇作品——《养生论》，向秀一看，就写了一篇《难嵇叔夜养生论》，这让我想起前代的庄子和惠子，相遇相知又各有所见。
以上几个人都算得上是山野大贤，但是剩下的三个人，则都是惊世奇人。
若有人问我，魏末晋初第一战略家是谁？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如果非要我说一个，那么我会说是山涛。
如果说司马懿是个实干家，那么山涛就是战略理论家，甚至就是一个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人。
山涛，字巨源。山涛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早年家境贫寒，但是他聪敏过人，只是在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度之下，上升十分困难。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嵇康，并和嵇康成为挚友，这份友谊保持了一生。
竹林七贤中山涛年纪最长而且人缘很好，又结识了阮籍等名士，他们的声望迅速扩大，山涛因此有了入仕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山涛已经四十岁了，而且也只是当上了一个河南从事的小官。
有一天，山涛和好朋友石鉴共宿，山涛大半夜醒过来踹了石鉴一脚。山涛对他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睡觉？你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什么意思吗？”石鉴顺口就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就说：“呵呵，你到时候可别在马蹄下奔走啊！”然后第二天他就辞官走人了，归隐不问世事。两年后司马懿果然发动高平陵之变，盛极一时的曹爽集团被彻底诛灭。
当时的山涛只是个小小的从事（地方办公厅附属官吏），并不了解司马懿，掌握的政治信息也是十分片面，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山涛拨开迷雾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看穿了司马懿的阴谋。山涛并不是一个只会信口雌黄的沽名钓誉之徒，他是一个真正的高人。
尽管山涛丢掉了官职，但他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山涛曾经和自己的妻子说：“有朝一日你是要做三公夫人的。”虽然竹林中人鄙视这种态度，但是我觉得并不能因此就批评山涛是个庸俗不堪之人。
山涛这时候想东山再起已经很难了，还好他的祖姑山氏是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的母亲，他就去找了司马师，司马师立刻就知道了山涛的心思，他表示：“当世的吕望（姜子牙）是想出山做官吧？”然后直接让司隶校尉举山涛为茂才，山涛这才算重新出山，并在司马氏的照顾之下青云直上。
到后来，司马炎（这时候已经是西晋了）分配山涛做起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工作——吏部尚书，人事部门长官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山涛的眼光极准，而且他还有一个好习惯，一般一个位置都会推荐好几个人，这样剩下来没用上的人才便成了战略预备人员。当时朝廷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门阀林立，这些人都出身士族，很多人都不堪大用，国家的人才储备堪忧，所以山涛的工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正是在山涛的主持下，西晋的人才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勉强维持人力资源不会短缺。
山涛的吏部尚书一做就是十几年，虽然一开始有人不解甚至质疑，但是后来朝内朝外咸服，可见其识人之明。他所荐拔上奏的人物，列名成册，当时称为《山公启事》。
山涛死后，西晋的人事体制快速僵化，走入了死胡同。人才短缺也是压死西晋的重要原因之一。
咸宁五年，司马炎决定伐吴，当时很多人反对，朝中重臣冯、荀勖与贾充坚决谏阻，帝大怒，充免冠谢罪。
当然，山涛也反对，但是山涛提的理由是：“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意思就是留着东吴能让人居安思危。山涛并不认为消灭东吴很难，只是他的眼光很明显更加长远。
但是事实证明山涛是对的，攻灭吴国之后的巨大胜利使得西晋整个社会的腐化速度大大加快。
上层建筑的快速腐化是西晋灭亡的又一重要原因。
再后来，司马炎要尽罢州郡兵马，全换成宗室诸王统兵，山涛再次表示反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山涛说得是头头是道，司马炎也说山涛说的这番话是“天下名言也”，但是他却没采用这个建议。于是，尽罢州郡兵马换成诸王领兵成为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
山涛在朝中多年，虽然臧否人物、议定职位，推举了包括和峤、羊祜这样的人才，但是他的存在感确实不高，后来即便官至司徒，很多人也只是把他当一个摆设来看。毕竟竹林七贤的名头太大，这帮人看起来就是文学家、哲学家、玄学家，根本不实用。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山涛就是传说中的大隐。位列三公都没人知道他的底细，后来他和别人谈论兵法，时人都认为山涛虽不学兵书却与孙吴暗合，要知道山涛当时已经在朝中二十几年，但是大家对他究竟会多少东西仍旧一无所知。大隐之贤实至名归。
虽然山涛堪称奇才，但是有趣的是，这最后的两个人连他自己都自愧不如。连山涛的妻子都说：“你的才华比不上他们，但是以你的见识、气度，倒是能和他们相交。”山涛也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气度更佳。”虽然以上是句玩笑话，但是山涛的才智也许确实比不上这两个人——嵇康、阮籍。
阮籍，字嗣宗，出身高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狂士。阮籍从小胸怀大志，气度不凡，少言寡语，城府颇深。著名的王昶曾经和阮籍交谈，认为此人深不可测。
阮籍的狂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有一次阮籍出去玩，参观楚汉古战场，一般来说文人墨客参观后都会发表一下兴衰之感，指责一下战争的惨无人道，抒发一下对生民的惋惜，诸如此类。阮籍一开口果然不同凡响：“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说刘邦、项羽都是“竖子”（小子，对人的蔑称）。想当年，项羽见到秦始皇已经很狂傲地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也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不过，阮籍的这句话到底是蔑视古人，还是意指当世，无从考证。
阮籍不只看不起人物，连制度他都看不起，对儒家那一套礼仪名教，更是不屑一顾。当时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官方的思想钳制并不严格，但是阮籍的做法却更出格。
阮籍和王戎关系不错，他俩经常去酒馆喝酒，喝醉了就睡在人家老板娘边上；阮籍又经常驾车乱跑，要跑得没路了就哭，即所谓的“穷途之哭”。
当时的人对名士都非常敬重，阮籍虽然狂傲，但是大家还是很尊敬他。但是阮籍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翻白眼。嵇康的哥哥嵇喜比较庸俗，阮籍一看见他就翻白眼；当时的名士裴楷来参加阮籍母亲的葬礼，阮籍也是白眼相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嵇康来了，阮籍就以青眼相待。
因为当时政坛黑暗，司马氏专权，把持朝政，阮籍只能装疯卖傻，狂傲处世。
司马氏篡位之心已久，又急于收买士族之心，竹林七贤如此盛名，当然是他们重点拉拢的对象，他们要借助竹林的盛名巩固统治。但是阮籍根本不想和这些人为伍，他是高傲的，但是可悲的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司马氏统治的地方。
于是，阮籍干脆只任闲职，又丝毫不理会司马氏的要求，无论是让他写劝进表还是想和他结为儿女亲家，他统统喝得酩酊大醉，就是不理。司马昭为了和阮籍结为亲家费尽心机，谁料到阮籍竟然连续六十天喝得大醉，司马昭一看还是算了吧。钟会多次来看他，试探他对时局的看法，他同样用酣醉来蒙混过关。就连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也是扯来扯去，说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
这些人当然明白阮籍的意思，但是一方面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们不好说什么；另一方面，司马昭也很清楚，阮籍是海内人望，若将他纳入己方，就能显示自己能够容人，所以司马昭对他也是一度纵容。
阮籍是难得一见的大才。他的咏怀诗堪称经典，词赋也是不拘一格，可为后世楷模。对于玄学周易理解精深，对于老庄的研究更是承前启后，在学术上成就极高。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阮籍《咏怀》）
他会因为年轻的生命逝去而悲痛难忍，他会因为母亲去世悲伤到吐血，他的使命所在就是不断用自己的生命对抗这黑暗的世界，他写的诗文没有悲愤，却满是悲愤，或说胜过悲愤。他的情怀和风骨，堪称魏晋风范的代表。《世说新语》中阮籍名列竹林第一。
魏晋这个年代就像行走在光与暗的两面，黑与白只在一念之间。这确实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虽然天下三分，政治上各国权臣秉政，但是却也是贤能辈出的时期。
对比后世，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老庄盛行，盖过了儒家，这个时期的名士不是后世的某些腐儒所能相比的，他们有才华，有傲骨，有能力，有胆量，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纵论世间万物，悠游山川之中，却也胸怀大志，有惊世之才。
这就是竹林中人，竹林中人出可匡扶天下，退可逍遥同游，完全是君子之交，完全是同道中人，虽然各执一词却又志同道合。在这黑暗的世道之中，人们渴望着竹林的潇洒又贪恋着竹林之外的荣华，后世的一些人只知道把隐居当成终南捷径，妄图一步登天，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那份淡泊和宁静。
纵观历朝历代，能如此飘逸、如此开放的时代又有几个？后世诸朝只知道以功名利禄诱惑文人，后世文人皓首穷经埋头科举，对治国一窍不通，往往又拿自己那点所谓的“傲骨”和竹林中人相比，真是可笑至极！司马氏虽然谋权篡位，但是尚且尊敬士族，后世的帝王对知识分子施以高压政策，寻章摘句乱加罪名又岂在少数？反过来又说司马氏残暴无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山涛是大隐之贤，阮籍是末路狂徒，而嵇康则是六如公子（好锻如命、视名如土、爱友如己、视死如归、俊逸如仙、才高如神）。古龙的武侠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主人公李寻欢就有此号，不过，李寻欢是虚构的，而嵇康是真实的。嵇康仿佛是一个飘逸的公子，又仿佛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侠客，他像一个崇信老庄的清静无为之人，也像一个隐居世外的孤傲狂士。
他曾经立志报国，但是眼见司马氏篡权把持朝政，屠戮公卿，杀害天子，他不屑于效忠这样的朝廷，所以他隐居，在竹林之中逍遥，这是他的世外桃源。
嵇康的才华可谓罕见，他的画艺很高，虽无传世之作，但是唐人评价足以说明；他的诗歌笔锋犀利，堪当后世之典范；他的文章更是影响了之后的数代人，嵇康对庄子作的注直接改变了老庄的研究方向；他还是当时清谈之风的领袖人物，见识高妙，超凡脱俗。
然而他最著名的，还是那一曲《广陵散》。《广陵散》描述的是一场华丽的刺杀，就像是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华丽的刺杀——道大难容，才高为累。
盛名之下必遭妒忌，更何况嵇康还是个傲世之人。
竹林的日子就像是一篇华丽的散文，形散而神聚，竹林之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雅、狂傲、艺术、情操。没有人能忘记，在中国重视经世致用的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淡泊名利，醉心老庄，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竹林七贤的解体仿佛是一个寓言。
王戎和山涛相继离开，阮籍也在司马师手下做起了闲职，但是嵇康、向秀和刘伶没离开，他们就想在竹林里面逍遥一辈子，不管外面的波涛汹涌、明枪暗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司马昭想让嵇康任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躲避征辟；司隶校尉钟会盛礼前去拜访，也遭冷遇。对于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昭十分忌恨，但因嵇康盛名在外而无可奈何。
司马氏对嵇康的每一次征召他都拒绝是因为他娶的是曹魏宗室女子，他做过曹魏的中散大夫，他是魏臣，不事二主。
但是在黑暗中，钟会始终盯着他，作为司隶校尉，钟会掌控着洛阳上下的情报网，朝内朝外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就连贾充都得让他三分。但嵇康的为人虽然狂傲但是根本毫无破绽，直到吕安事件的发生。
吕安是嵇康的好友之一，为人正直，但他的哥哥吕巽则是一个猥琐小人，居然把弟妹迷奸了。吕安发现真相之后怒不可遏，打算把兄长送往官府，嵇康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劝吕安不要这么做，吕安终于忍了下来。但是吕巽忧心把柄操于人手，居然先发制人，诬告他弟弟吕安“挝母”不孝。
在以孝治国的司马氏时期，不孝是大罪，于是吕安被抓了起来。
嵇康眼看好友被诬陷，就离开竹林出面为吕安作证，这触怒了司马昭。钟会借此机会向司马昭进言，以陷害嵇康，那份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嵇康的催命符。
这封信是嵇康写给山涛的，当时山涛想推荐嵇康接替自己担任选曹郎，嵇康知道之后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文章。这篇文章名流千古，文学价值极高，但是最关键的是思想，是嵇康在其中写出的那份悲愤和痛苦以及对黑暗时局的不满。
信中拒绝出任的理由很多，比如头面十五日不洗，不过这纯粹就是托词，嵇康在打铁房的附近修了一个水池，打铁热了累了就进水池里面洗澡，惬意得很。此外，嵇康还说自己有“七不堪”和“二不可”。比如“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比如，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等。
总之，此信中心思想很明确，他表示山涛并不能理解他的志向，道不同不相为谋。
嵇康这封信根本就不是和山涛绝交，而是和世俗决裂，他要告诉世人，他嵇康的竹林不是名利场、是非窝，竹林中人要的是自由，是理想，是宁静，是快乐。竹林之外，与我何干？
很多人觉得这封私人书信之所以会流传出去是山涛故意为之，但是我想说这不可能。这封信山涛是不敢也不会公开的，唯一的可能只有钟会。钟会是司隶校尉，特务头子，又对嵇康十分怨恨，这封信恰好可以作为致命的炸弹，如此蔑视礼法的人在那个时代就好比全民公敌。
嵇康就这样成了钟会的阴谋与司马昭的愤怒的牺牲品。
牢狱之中的嵇康很痛苦，但他并不畏惧死亡，他苦恼的是这监牢太小，没有自由。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出自《幽愤诗》，是嵇康狱中所作。）在临死之前，嵇康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托孤山涛：“山公尚在，汝不孤矣。”嵇康最信任的人，就是那个被他写了绝交书的山涛啊！君子之交，只需要一句话的默契。嵇康已经了无牵挂。
嵇康死后，山涛遵照其遗命将嵇绍培养成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伟大的人。
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为名处死了嵇康，虽不久后便意识到错误，但追悔莫及。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黑暗的一页。他当着三千个太学生的面杀死了嵇康，斩断了他们心中的“道”，就好像一棍打断了中国士族的脊梁骨。这些人不再淡泊，不再安贫乐道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份宁静，他们开始纵欲狂欢，他们开始贪墨成性，就好像明天就是末日，他们丧失了最后一丝信仰，整个时代开始腐化，就好像大树从根基上开始溃烂。最后那轰然倒塌的时刻，只不过是有人推了一把罢了。
后世的音乐家们为了复原《广陵散》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古谱，算是承继了先贤的绝学，但是谁都领会不到当年的意境了，物是人非。
嵇康死后，竹林彻底崩溃了。他就像是华丽地绽放在黑夜中的那一朵昙花，虽然只有一瞬间的美丽，但没有人会忘记。嵇康已经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符号。
为了避免步嵇康的后尘，向秀决定出仕，在去洛阳的路上，他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灭蜀大计
洛阳城的风风雨雨吹打了很多人，但是有一个人可管不了这么多，他就是邓艾。
邓艾从正元二年开始就一直在大西北，根本不管洛阳城中的事，而且他还有一个棘手的敌人——姜维。
蜀汉集团自从诸葛亮死后，着实安静了十几年，这原因还得从头说起——
众所周知，蜀汉大致分为三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其中，荆州派是统治集团，却是外来集团；东州派是刘璋时期的老底子；益州派是益州的本土集团，属于被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谯周。
这三派里面，荆州派的北伐意愿是最强的，东州派和益州派其实都不太想北伐，所以北伐在执行过程中阻力是很大的，比如李严、谯周等人都不愿意北伐。诸葛亮死后，北伐的支持力度大幅度下降，因为北伐既劳民伤财又收效甚微。对于蜀汉来说，不北伐迟早被曹魏消灭，这个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对于益州派来说，他们属于被统治者，被蜀汉统治和被曹魏统治都一样，蜀汉连年北伐苦的是益州百姓，得益的是荆州集团，这是在拿益州人民的鲜血铺平蜀汉一统天下的道路，他们当然是不愿意的。猎物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被谁吃，而是自己能活多长时间。
诸葛亮的后继者蒋琬就很懂这个道理，他深知国内反对北伐，所以干脆摆出一副姿态，表示自己要大造舟船打上庸（当年孟达那地方）。所以从延熙元年一直大张旗鼓地折腾，可到了延熙九年他自己死了都没出动。蒋琬的态度是北伐是必需的，这是国策，但是我们要好好准备，不能轻举妄动。
蒋琬死后，费祎上台了，他和蒋琬一个套路，根本就不打算大举北伐，但是无奈此时蜀汉内部力主北伐的姜维上台了。蒋琬死后，姜维力主北伐，费祎担心国力无法支撑，但又不能否定北伐的国策，所以每次就给他万把人让他去魏国转一圈，这点人别说打到洛阳，估计出陇右都费劲。其实费祎倒不是怕姜维立功威胁自己的位子，主要还是深知蜀汉国力有限，根本无力北伐。
延熙十六年，也就是曹魏嘉平五年春，费祎被刺身亡，终于没人能掣肘姜维北伐了，当年夏天，姜维率军数万北伐，他选择了诸葛亮的老方向，目标是南安。很可惜，由于贮备不足，蜀汉大军没走到南安就没粮食了，不过这只是一次试探。
曹魏正元元年，姜维再次出动，这一次声势浩大，攻破多地，虽然损失不小，但是还是杀死魏将徐质，并且将数个县的人民移居到蜀地。
曹魏正元二年，姜维继续北伐，这一次遇到的是之前提过的王经，本来王经只要固守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他书生意气，结果被姜维打得大败，死伤数万魏军，这是姜维北伐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王经残部退守狄道，曹魏西线情势危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之际，陈泰和邓艾闪亮登场。姜维的苦日子来了。
由于西线损失惨重，姜维兵临城下，司马昭派出了自己的三叔司马孚坐镇后方，派陈泰和邓艾领兵收拾残局。摆在陈泰和邓艾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狄道。
邓艾认为需壮士断腕放弃狄道，退守周围城池困死姜维。陈泰正好相反，认为要守住狄道，击退姜维。虽然事实证明陈泰的策略更好，邓艾的意见虽不是错的，但还是保守一些。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狄道虽然是咽喉要道，但是当时已经不能防守，放弃狄道退守周围的险要地区，虽然不能反败为胜，但是蜀军也是寸步难行，能使得损失降到最低，等姜维退军，狄道就会回到大魏手中（在这之前姜维也占领过狄道）。
陈泰不愧是大魏后期文武双全的人才，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姜维的弱点——多疑。陈泰布设疑兵沉着防御，姜维害怕归路被截断，无奈之下选择退军。
在这之后，邓艾便和姜维成了对手。
甘露元年，姜维出兵祁山，邓艾沉着应对。姜维明显感觉到邓艾是个有实力的对手，与自己之前遇到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邓艾敏锐地察觉到姜维在夜晚渡水西进，在防御中转守为攻，与姜维战于段谷。姜维损失惨重，蜀中民怨沸腾，姜维只好效法诸葛亮自请贬为后将军。其实姜维此次失利和胡济不无关系，胡济没有按照约定赶来，导致姜维孤立无援最后大败。
甘露二年，姜维趁司马昭和诸葛诞在淮南大战，出兵骆谷，攻打魏军粮草聚集地长城（地名），结果司马望（司马家用于掌管西军的统帅，其实主要作用是防着邓艾）和邓艾据守不出，两军僵持四个多月，后来姜维听说诸葛诞兵败才领兵退回。
景元三年，姜维再度出兵攻魏，结果这次邓艾再度料敌于先，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势阻击姜维，双方在侯和正面交锋，后姜维退回沓中。关于侯和之战，虽然有人认为姜维没输，甚至胜了，但是根据史料分析来看，应该是邓艾小胜。
如果说司马懿和诸葛亮是旗鼓相当，那么到此时，邓艾对姜维一次大胜，一次小胜，三次战平（包括249年算准姜维偷袭洮阳），就算保持不败吧。
对姜维的战绩使得邓艾成了继郭淮、陈泰之后曹魏最得力的大将之一，司马昭也知道邓艾是西边的支柱人物，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加封他为征西将军，食邑六千六百户。
姜维在陈泰和邓艾这样的高手没来之前是连战连胜，把曹魏西方打了一个底朝天，但是邓艾一来他连连失利，不过失利的原因得考虑到蜀汉国力毕竟有限，外加后期缺乏得力的内政人才，内部又不稳。但姜维连番失利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蜀汉国力损耗；二是曹魏蠢蠢欲动。
其实，姜维也很清楚蜀汉政权此时已经岌岌可危，自费祎死后，蜀汉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并且还存在严重的内部矛盾。
关于人才短缺的问题，只要列出下面这张逝世年表大家就明白了。
延熙三年（240年）——向宠，蜀汉重要将领。
延熙九年（246年）——蒋琬、董允，蜀汉重要大臣。
延熙十年（247年）——向朗，蜀汉重要官吏。
延熙十一年（248年）——王平，蜀汉重要将领。
延熙十二年（249年）——马忠，蜀汉重要将领。
延熙十四年（251年）——邓芝，蜀汉重要将领。
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蜀汉重要大臣。
延熙十七年（254年）——张嶷，蜀汉重要将领。
多年以来，诸葛亮用人的第一标准都是忠义，要求私德良好，这一点非常关键。首先，蜀汉是以弱敌强，如果人才不能保持忠诚那就毫无用处，如果掌握重权之后就向曹魏投降，那可就惨了（那位杀死魏延的杨仪就有过这个想法），所以必须忠诚，其次才是才干。
在这种用人方式之下，蜀汉在诸葛亮在世时工作效率的确很高，因为诸葛亮处理政务效率极高又事必躬亲；但是当诸葛亮去世之后，蒋琬上台了。蒋琬和诸葛亮在内政方面差距不小，此人还曾经因为不理政事被刘备责怪过，他当权以后虽然没什么战事，但是蜀汉国力并没有太大增长；费祎的治绩虽然还可以，但是蜀汉的内政人才确实已经不够用；到费祎死后，蜀汉的军事大权基本由姜维接管，而内政方面无人能顶上费祎的位置。
到景耀四年（曹魏景元二年），整个蜀汉政权进入了老龄化，成了三国之中行政效率最低的政权。不仅仅是人才的调零，还有军队的损失，比如延熙十七年，大将张嶷死亡，连带着蜀汉最精锐的五千无当飞军也全部丧失。无当飞军是天下精兵，当年司马懿就见识过这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精锐的凶猛军队。诸葛亮善于治军，当年迁少数民族于成都作为军户，这些人剽悍善战，但是一旦损失就很难补充。
另外，蜀汉朝廷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内斗激烈。尤其是经过几代的人事更迭，蜀汉的益州派已经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整个蜀汉的民心开始转变。延熙二十年，谯周写下了《仇国伦》反对姜维北伐，文章观点清晰文采飞扬，总结起来就是两点：第一，汉室正统的地位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蜀汉和曹魏是两个国家，讨伐曹魏根本师出无名；第二，蜀汉经不起折腾，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按理来说，这算是大逆不道，但是当时的蜀汉朝廷根本不管。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兴复汉室只是个泡影。姜维也知道，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他要实现诸葛亮最后的心愿。
国无贤良，必有佞臣，于是黄皓粉墨登场。
黄皓是刘禅身边的宦官，用事起于尚书令陈祗死后。当年董允对黄皓十分不待见，所以黄皓一直没能掌握权柄，董允死后陈祗担任侍中，不再排斥黄皓，陈祗死后黄皓专权无人能制。
景耀四年，黄皓总揽朝政。
姜维自然对这个阉人很不待见，黄皓为了对抗姜维，在朝堂内外网罗党羽，包括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董阙等人都加入了黄皓一方，当年诸葛亮的预言终于成真，“亲小人，远贤臣”。当年董允活着的时候，黄皓等人噤若寒蝉，现在董允死了，黄皓用事，蜀汉大政虽然没有崩溃，但是内部矛盾已经凸现。
延熙十九年，姜维遭遇段谷的惨败之后，在国内的号召力和威信下降。景耀元年，黄皓与姜维的矛盾迅速激化，以至于景耀五年黄皓打算用阎宇取代姜维，姜维和黄皓之间渐成水火之势。景耀五年，姜维上书要求杀死黄皓被刘禅拒绝，姜维心生恐惧，决定在沓中屯田避祸，而黄皓因为姜维握有兵权也不敢轻易对他下手。
曹魏景元三年，眼见蜀汉陷入困局，司马昭开始动作。
话说远在洛阳的司马昭自从寿春之战之后就没主动打过什么仗，但是司马昭绝非碌碌无为之辈，在治理国家上他属于优秀的干才。这五年来，司马昭在屯田整军，积极备战扩充实力，还作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调整战略重心。
从前，魏国的基本国策是先灭吴，再灭蜀。现在司马昭决定改变这个战略，他要先灭蜀，再灭吴。司马昭认为蜀国刘禅软弱，国内不稳，而且姜维北伐消耗了蜀汉国力，此时正是伐蜀的大好时机。《三国志》记载：“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
为此，司马昭决定召开军事会议。但是他没料到的是，除了钟会以外，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大致有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一直以来蜀对魏都处于攻势，蜀国有川地天险，易守难攻，而且魏国在陇右地区兵力不足，只能防守难以进攻。其二，魏国一向是伐吴为主，如果攻打蜀国，吴国必定救援，到时将两面作战。邓艾和姜维对战多年，知根知底，他认为蜀国内部还没有大乱，此时伐蜀不合时宜，但司马昭力排众议，坚决伐蜀。为了显示自己伐蜀的决心，司马昭杀了持反对意见的将领邓敦，将他斩首示众来震慑群臣。《晋书·文帝纪》记载：“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至此，无人再敢质疑伐蜀的决定。
为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一方面，曹魏进行了战略欺骗，先是根据钟会的建议在魏吴边境大造战船摆出一副要大举伐吴的态势，使得吴国不敢轻举妄动，还能麻痹蜀国；另一方面，司马昭在蜀魏边境集结十八万重兵，几乎等于蜀国全国常备总兵力的两倍多，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曹魏的战略欺骗非常成功，蜀汉方面没有丝毫防备。东吴认为曹魏修建战船的举动是大举伐吴的前兆，所以非常紧张地修筑工事加强防卫。姜维虽然有所察觉，上书给刘禅请求调兵遣将以作准备，但是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欺上瞒下，为打压姜维而封锁前方军情，所以蜀汉并没有加强守备。
司马昭派邓艾、钟会和诸葛绪各领一路人马，又派自己的心腹卫瓘作为监军。卫瓘是著名的贤才，一向秉公办事，司马昭对他非常放心。在人事安排妥当之后，魏景元四年，曹魏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剑指蜀汉。
当年夏侯霸投降蜀汉时曾经说过要防备钟会，到今日居然一语成谶。钟会和邓艾将为蜀汉政权画上句号。
邓艾率领西路军三万人出狄道，直攻沓中；钟会率领主力东路军出长安，分别从骆谷、斜谷、子午谷进军汉中；诸葛绪率领中路军三万人出祁山，直奔阴平桥头，切断姜维退路。蜀汉形势非常危急。
虽然有防备，但是如此巨大的规模，姜维着实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整个蜀汉集团进入紧急状态，刘禅急命廖化和张翼率军支援姜维，但是情势依然严峻。九月，钟会亲自督东路军攻打阳平关，守关的蒋舒投降曹魏，同为守将的傅佥战死，阳平关失守。阳平关失守之后，周围的汉城和乐城也就成了摆设，东路魏军进逼剑阁。
西路魏军则缠着姜维，姜维不敢恋战，向剑阁方向且战且退，但是无奈中路魏军已经早一步占领了阴平桥头，切断姜维退路，使他进退无路，陷入了绝境。
身经百战的姜维仔细分析了局势以后，觉得诸葛绪虽然守着阴平桥头，但是他并不清楚蜀中地形和自己目前的状况，如果自己声东击西应该能调虎离山，趁机渡过。于是，姜维下令绕道函谷到诸葛绪后方佯攻，诸葛绪害怕自己的退路被切断，被迫撤军三十里，姜维乘势渡过阴平桥头，与前来支援的廖化等合军坚守剑阁道。曹魏的中路和东路大军也在剑阁道会合，钟会猛攻剑阁不下，双方陷入了僵持。
钟会这个人，第一善妒，他嫉妒一切比他有能力有才华的人；第二急于立功，所以他才会支持大部分人都反对的伐蜀计划；第三有野心。出于这三个原因，当诸葛绪拒绝了邓艾的建议强行与钟会会师后，钟会对司马昭借故说诸葛绪畏战不前，夺走了他的兵权。虽然得到了兵权，但是面对眼前的这一道雄关，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剑阁道是通往成都的必经之路，但剑阁道的险要程度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口宽只有二十米，长度大约六百米，周围全是大山，大山布满了绝壁，攻坚难度实在太大，正面进攻难以攻取。另外，钟会还面临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缺粮。
以往蜀军伐曹魏也会缺粮，因为蜀道转运困难，现在钟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钟会的十几万军队缺乏周围郡县的补给难以为继。当年，曹爽发动骆谷之战也是因为粮草转运困难，最后被费祎打得抱头鼠窜。今日如果军粮耗尽，姜维再从周围杀出，那么钟会的下场只会比当日的曹爽更惨。
历史上对正面进攻拿不下的坚城要塞大致也就三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围困。比如蒙古攻金中都之战，就采用了围而不打、断绝粮草的战术，最后把金朝人逼得弹尽粮绝不得不投降。可是，这招对于钟会来说太不现实，他根本包围不了剑阁。
第二种：绕道。比如蒙古灭大理之战，蒙古军队攻打险要龙首关不成，干脆绕道苍山。如果绕道苍山，那么整个大理城就被尽收眼底，根本无法防守。蒙古军队绕道苍山进攻大理，使得中原王朝将近六百年都没能拿下的大理被攻克，堪称经典之战。钟会不是没想过这招，不过周围的黄金城和汉乐城也比剑阁弱不到哪里去，钟会已经猛攻两个月，仍无战果。
第三种：奇袭。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就是唐代中期名将李愬雪夜袭取蔡州。但是，这招也不适用。
这三种方法都用不了。无奈之下，钟会给姜维写信，劝他投降，但姜维根本不理他。
面对坚守不出的西蜀军队，钟会束手无策，甚至想到了撤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邓艾出场了。邓艾表示，不必撤退，只要绕道就行了。他要绕的地方不是黄金城，不是汉乐城，是阴平。
自古以来，从北方入川去成都，剑阁都是必经之路，要绕过剑阁谈何容易？
由于地理原因，四川地形非常复杂，多山而且山势险峻，大部分地区当时还是人迹罕至，如果缺乏向导很容易迷路。
魏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偷渡阴平，直取蜀汉！《三国志·邓艾传》记载：“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钟会的十几万大军在正面和姜维对峙，邓艾则率领精兵绕道阴平直奔涪城。
奇袭取胜需有两个要素：第一是要出其不意，这一点邓艾能做到，因为没人想到他会绕道阴平；第二是要快，因为时间太久，钟会正面补给就会出问题，所以邓艾必须加快步伐。
邓艾的三万人浩浩荡荡地开拔了，这项任务的艰难远远超出了邓艾的想象。蜀中地形实在险峻，毕竟邓艾熟知地理，善于寻找空隙通过，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情况下，邓艾的进展虽然还算可以，但是随着路程越来越远，邓艾的补给出现了困难。
在深山老林，补给还可以通过狩猎补充，另一个巨大的困难却出现在眼前，那就是摩天岭。摩天岭是一片绝壁，邓艾缓缓登上峰顶远眺，周围数百里都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而自己的脚下是恐怖的绝壁，刀砍斧劈一般竖直而下，根本下不去。
邓艾看见前面的将士跪在地上痛哭，之前的一切努力，一切辛苦，都白费了。难道，到此为止了吗？许久，邓艾让部下取毡子来，不顾部下劝阻，拿起了毡子裹在身上纵身滚了下去。
这一年，他六十七岁，即便是在今天，也是高龄了。在他看来，作为将军他该身先士卒。后面的将士看到白发苍苍的主帅如此勇猛，纷纷效仿，从山崖上滚下。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命运，邓艾和部分将士活了下来，他们攀岩过山，贴着绝壁通过一处处险要的关口，行程总计七百里。
终于，江油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江油是著名的天下险关，一面临江，三面悬崖，极难攻取。但是现在，江油已经唾手可得。
邓艾简直如同神兵天降，蜀军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他们选择了投降。江油失守使得邓艾得到了补给，现在涪城已经近在眼前，离成功只差一步了。
邓艾占领了江油，成都方面已经得到了消息，刘禅大惊之余紧急命令诸葛瞻率领部队前往涪城防守。此时，蜀汉军队虽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实际上还是占据主动的，只要诸葛瞻拒险而守，邓艾依旧是寸步难行。
然而，邓艾占据江油之后发现，自己一路进军居然畅通无阻，没有任何阻拦。其实，并不是蜀军在搞什么战术，而是诸葛瞻根本就没守。诸葛瞻虽然是诸葛亮的儿子，但是在军事方面，和他父亲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诸葛亮没教育好，诸葛亮死的时候诸葛瞻才八岁。他优柔寡断，当时的尚书郎黄崇建议诸葛瞻尽快占据有利地形，诸葛瞻却犹豫不决，导致邓艾兵不血刃就进入了平原地带。
在邓艾兵进涪城时，诸葛瞻派出前锋部队与邓艾作战，结果被邓艾打得大败，诸葛瞻畏惧邓艾的兵锋，居然放弃了涪城。涪城也是一座坚城，只要固守，邓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进来，诸葛瞻一错再错，使得蜀国危机四伏。
诸葛瞻兵退一百多里至绵竹，绵竹守备虽然稍弱，但是仍旧是一座坚城，绵竹关也是著名的雄关，只要诸葛瞻死守不出，邓艾还是打不进来。
邓艾眼看诸葛瞻要是在这儿坚守不出恐怕会前功尽弃，作为一个名将，他使用了最简单、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一招——激将。邓艾说只要诸葛瞻投降就封他为琅玡王，诸葛瞻大怒出战，这正中邓艾下怀。不料诸葛瞻战斗力很强，虽然中了邓艾的埋伏，却十分勇猛，打得邓艾的部队招架不住。邓艾的儿子邓忠和师纂的正面部队筋疲力尽退了下来。
但邓艾却激励他的部下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没有可与不可，只有生与死！”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知道，这一战将决定他们的生死，胜则立下不世功勋，败则前功尽弃。
邓忠和师纂再次出战，邓艾军锐不可当，大破诸葛瞻，诸葛瞻陷入重围，尚书郎黄崇死战不退直至身死，数万蜀军曝尸荒野，血流成河。
身处绝境的诸葛瞻虽犯了太多错误，但是他是个有骨气的男子汉，决不投降。他说：“我内不能剪除小人黄皓，外不能制衡姜维，也没能守住江油，有此三罪，有何面目背叛蜀国？”诸葛瞻之子诸葛尚也同其父一起战死。
诸葛一族世受国恩，最后也无负两代君主的宠信。至此，诸葛一脉在魏蜀吴三国的投资全部失败了。诸葛一脉曾经权倾三国朝野，现在，只剩下无尽的叹息了。
诸葛瞻死，绵竹陷落，成都大门洞开。
邓艾一路高歌猛进，兵临成都城下，顿时令蜀汉君臣丧失了斗志。绵竹之战中，蜀军除姜维军团以外的精锐全部丧生，诸葛瞻、张遵（张飞之孙），还有右都督李球纷纷战死，整个蜀汉政权在实力和气势上均被击溃。
虽然邓艾的魏军也损失惨重。魏军在披荆斩棘翻山越岭之后又经历了绵竹之战，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是这时成都已经没有可用之将，更没什么兵力了。
刘禅之前向东吴请求援助，但是由于蜀吴根本就互不相信任，所以东吴援兵也未能进入蜀境。在这种情况下，蜀汉的结局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刘禅召群臣商议对策，谯周力排众议，劝刘禅投降。北地王刘谌请求背城一战，南中将军霍弋也请求带兵前来守卫成都，但刘禅最终还是听从谯周的建议，向邓艾军投降。刘谌来到刘备的昭烈庙痛哭，蜀汉江山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啊！万念俱灰之下，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之后自杀了。亡国故事总是充满了悲凉。
蜀汉景耀六年，曹魏景元四年，后主刘禅出降，自缚其身，抬棺至邓艾军门，邓艾亲自解缚，烧毁棺木接受投降。共计存在四十二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司马昭闻讯大喜，封钟会为司徒，邓艾为太尉。
邓艾成了胜利者，他从阴平披荆斩棘七百余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偷袭江油得手，一连攻克三座天下雄关，消灭了诸葛瞻的蜀军数万人，逼迫成都开城投降，立下了不世奇功，就凭这一次的战绩，邓艾就堪称天下名将，大魏军神。纵览汉末三国时期，堪与之相比的战果也就是周瑜火烧赤壁之战、陆逊火攻夷陵之战、曹操破袁官渡之战，仅此而已。
邓艾偷渡阴平，成了军事史上经典的奇袭战之一，为后人所敬仰。邓艾得意扬扬地进入了成都，他确实有这个资格。
姜维听闻诸葛瞻战败，深知成都兵力不足，所以放弃剑阁向成都方向靠拢，但是没等他到达成都，却接到了刘禅让他投降的命令。他明白，大势已去，但内心仍不想放弃，他还要再做最后的努力。于是，姜维率部假意投降了钟会。
邓艾进入成都之后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安抚了城中的居民百姓，也没有为难蜀汉的官吏，反而予以优待。一方面，邓艾遵循东汉邓禹将军的做法以天子的名义大肆封官，比如封刘禅为骠骑将军，蜀汉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对蜀汉群臣，则根据地位高低，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或让他们领受自己属下的职务。另一方面，邓艾用绵竹之战中的死者尸体修筑京观炫耀自己的武功。
邓艾此时除了大肆封赏安定人心、炫耀武功之外，已经开始筹划征伐吴国的具体策略了。他认为厚待刘禅可以直接招降吴主孙休，兵不血刃就能结束乱世；现在蜀国灭亡，唇齿相依的吴国根本不能独存，只要施以怀柔政策，自然能轻易统一全国。
钟会日夜兼程赶往成都，此时他已有谋反之心。他敏锐地发现邓艾在成都的行为已经是明显的僭越。代天子行事，谁给你的权力？
钟会掌管着邓艾和司马昭之间的通信，他有意将信改得傲慢无礼，用来显示邓艾居功自傲，司马昭见信后大感不快，愈加猜忌邓艾。钟会又趁机说邓艾大肆封官，矫诏行事，意图谋反。于是司马昭秘密命令卫瓘抓捕邓艾，押往洛阳。
一连串的阴谋，一连串的猜疑，一连串的恐惧，说到底，司马昭谁都不信。
就在邓艾还在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卫瓘带着他的兵马来到了成都。卫瓘在深夜控制了邓艾的部属，熟睡中的邓艾根本毫无防备。
“晋公（司马昭）有令：邓艾意图谋反，即刻抓捕，押往洛阳。”
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啊，怎么会到这个地步？韩信白起的往事今日又重现了。”
邓艾被送上了囚车押回洛阳，成都就是钟会的天下了。是这样吗？
一个阴谋家永远不会信任另一个阴谋家。这次出征之前，西曹属邵悌曾对司马昭说：钟会不能让人放心。司马昭则表示，蜀中人心未定，将士思归，钟会即便反叛也不会有人跟随他的。所以，司马昭在接到钟会报告邓艾谋反的时候，做了两手准备。他一方面令卫瓘抓捕邓艾，另一方面下令调集十万大军于长安，并亲自前往长安督军。名义上是协助钟会消灭邓艾，实际上这一举动的意思非常明显——防备钟会。
司马昭这一手让钟会意识到自己的危机，钟会很清楚一句话：君疑臣则臣必死。钟会看到了邓艾的下场，他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比邓艾更加危险。另外，当他知道司马昭只有十万部队在长安时暗自庆幸，现在他吸纳了姜维的蜀军、诸葛绪和邓艾的部属以及自己的十几万部队，总兵力超过二十万，如果挥师北进则可一举消灭司马氏，自己就能成为新的霸主。如果不成功还可以退守西蜀。
景元四年，钟会进入成都自领益州牧。丁丑，钟会启动了叛乱计划。
钟会召集自己的党羽、魏军将领、蜀国官吏于蜀国朝堂，当时郭太后新死，钟会借举丧为名召集群臣，宣布了一样东西——太后遗诏。钟会表示自己尊奉太后遗命讨伐司马昭，要求众将追随自己。
钟会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反叛，不管遗诏是真是假，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大义的名分而已。
很多魏将纷纷反对，钟会图穷匕见，收押在场所有反对的人于蜀国官衙之中，并且收缴了他们的兵权，下令让自己的亲信督军诸军，同时派重兵封闭宫门。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姜维建议钟会立刻杀掉所有魏将。
听到刘禅投降的时候，蜀中将领纷纷表示宁可战死，决不投降。但是姜维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安抚了周围的将军们，他知道如果此时拼得玉石俱焚，必然会丧失最后一丝希望，于是他选择了投降。
见到钟会之后，姜维感觉到钟会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如果能够利用钟会的野心也许不只能复兴蜀汉，甚至可以扫平司马氏。他有了自己的计划——利用钟会，兴复汉室。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一旦失败，将万劫不复，但是姜维要试一次。这是唯一的机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姜维深信自己就是钟会身后的黄雀。
姜维投降之后钟会对他非常优待和信任，并表示姜维的风度超过了诸葛诞和夏侯玄，堪称人杰。
姜维的思路很清晰，只要魏将全部死光，自己就干掉钟会，然后坑杀所有魏军，这样就能复兴蜀汉。姜维在写给刘禅的密信中表示：“陛下只需再忍耐几天就能光复了。”据《华阳国志》记载：“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原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尽管钟会和姜维机关算尽，但是他们都漏算了一个人——卫瓘。
在伐蜀战役中，如果说邓艾是闪耀的将星，那么卫瓘就是最闪耀的权谋之星。卫瓘一向以公正著称，是个不折不扣的权谋大师。
其实早在决心叛乱之前，钟会也对卫瓘动了杀机。
钟会诬陷邓艾之后，卫瓘接到了司马昭的密信，让他抓捕邓艾。卫瓘虽然是监军，但是他手上只有一千人，邓艾少说也有几万人，但上有命，不得不从。
卫瓘是个极聪明的人，是个权谋家，他赶在深夜到达成都，直接到邓艾府邸抓捕了邓艾父子。第二天，愤怒的邓艾部将集体出动杀奔卫瓘军营，要解救自己的主将。卫瓘一袭白衣，缓缓而出，然后对各位将领说自己此来是奉命行事，只抓捕邓艾，其余不问，意思是以前邓艾说的话还算数；另外他还说他正在写奏折为邓艾申辩，一定会还邓将军一个清白。于是危机化解。
处理了邓艾的问题，卫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钟会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卫瓘眼看钟会要反，干脆借着上厕所之机将消息告诉了胡烈的部将丘建，让他将消息带给城外的军队。当时魏国军队都在城外而将领在城内，所以城外军队并不知道城内的变故，也不敢轻举妄动。卫瓘告诉丘建钟会已反，让他即刻率兵进城平叛。但是城外军队调动需要时间，而钟会已经近在眼前并且找到了自己。钟会拿出了一块木片，上面赫然写着一句话：“欲杀胡烈等。”卫瓘表示了反对。卫瓘作为司马昭监视邓艾和钟会的存在，此时本来要被钟会监禁，但是这个时候钟会居然想让卫瓘去慰劳各军。
卫瓘感觉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是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故意推脱说应该让钟会这个主帅前去，钟会还是决定让卫瓘前去。过了一会儿，钟会反应了过来，派人去追卫瓘。卫瓘急中生智，为了取信于钟会的亲信，他喝盐水让自己呕吐。卫瓘不是武将，本来就瘦弱，这一吐自然是面色煞白，看起来病得很重。
钟会得到卫瓘确实病了的消息后，便不再忌惮了，卫瓘于是得以住在城外。
丘建虽然得到了消息，但是苦于自己无法调动军队，就向钟会申请见胡烈。丘建表示胡烈一个人过于孤独，想和亲兵前去送饭，钟会没多想就同意了。丘建原来是胡烈的部下，而钟会并不知道这层关系。
胡烈是胡遵的儿子，大将胡奋的弟弟，对司马昭忠心耿耿。丘建见到了胡烈，告诉他大祸临头，胡烈情急之下想出了唯一一个调动军队的办法。他让丘建回去给自己的儿子胡渊传话，就说钟会已经挖好大坑，买了数千条大棒准备杀害外面的将领。
丘建把这个假消息带给了胡渊，一夜之间在城外军队中迅速传开，军心骚乱。十八日中午时分，胡渊率领亲军杀出，各军纷纷响应，一口气奔着成都杀了过去，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钟会。
钟会此时还没搞清楚状况，仍在纠结是否要杀死城中魏将。渐渐地，乱兵越发难以控制，姜维和钟会陷入重围，最终寡不敌众，被乱军杀害。
钟会死了，他的野心也跟着一起毁灭了。姜维也死了，他带着诸葛亮的遗愿和蜀汉最后的希望一起化成了灰烬。这时代，终于要终结了。
钟会与姜维身死，乱兵在成都城中大开杀戒，姜维的子女都被杀死，乱兵抢掠数日，成都人民苦不堪言。
卫瓘紧急部署，用几天时间平定了乱兵，稳定了秩序。但是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邓艾。
此时邓艾的部下终于追上了前往洛阳的囚车救出了邓艾，他们知道邓艾是被冤枉的。钟会已死，邓艾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洗雪冤情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拨人。卫瓘派遣田续追上了他们，田续的目的只有一个——杀人灭口。
当初写信给司马昭时，卫瓘也参与其中，后来抓捕邓艾也是他动的手，此事他难辞其咎，所以绝对不能让邓艾活着回到洛阳，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田续。田续本来是邓艾的部将，但是在进攻江油的时候，田续畏惧不前险些被邓艾杀死。因此，这个时候，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卫瓘的授意下，田续率军杀光了邓艾父子和前去营救他们的部属，并且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诬陷邓艾，导致连邓艾在洛阳的儿子都惨遭杀害，邓艾的孙子和妻子被流放边疆，直到司马昭去世，邓艾都未能得到平反。
钟会死后，按理来说应该被夷灭三族，但是司马昭没有。因为他想起很久之前，钟会的哥哥钟毓曾经对他说：“我这个弟弟喜欢玩弄权术，不能过于信任，恐有不臣之心。”而他笑着承诺：“若当如此，可免族祸。”即使后来钟毓死了，司马昭也还记得这个承诺。
其实，卫瓘只是做了司马昭想做而又不能做的事情。邓艾新立大功，杀他朝野必然怨愤，但当他效法先祖邓禹跋扈专行，行天子事，已经触动了司马昭的底线，所以杀他又是不得不行。那个位子，从来就只能属于一个人，任何胆敢靠近的人，都是敌人。
在这场变乱之中，最大的赢家，是司马昭。邓艾是个军事天才、内政天才，但不是个权谋家。钟会和姜维都想做黄雀，到头来还是被卫瓘算计了。这没有丝毫的正义可言，他们的死，不是那些史家口中的天命，只是成败罢了。
我忠实地记录着他们的生平，并用近乎冷酷的口吻讲述着这些天才们最后那令人心痛的归宿：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有勇气、他们有野心、他们也很努力。千载过后，我依旧能感受到这些人心中翻滚的热血：姜维竭力保护他的蜀汉、他的理想，钟会的毒辣和凶狠，邓艾的智谋和勇气。所以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一群伟大的天才们用他们的鲜血为我们书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
即便，我不喜欢其中的某些角色，但是我依旧承认，这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历史，就是这么精彩。
景元四年，蜀中平定。次年正月，钟会之乱平定。而在这之前，司马昭就已经换了头衔了。
景元四年二月，因各路军报捷，在司马昭的授意下，傀儡天子曹奂下诏以春秋时期晋国故地七百里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晋者，晋位也，司马昭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在玩过一套三让不受的把戏之后，司马昭登上晋公大位，以相国辅政。当年的魏王，现在的晋公，离那个位一子只差一步了。但是，司马昭并不打算现在就登上帝位，在他心里，这个位置另有其人。再说，他距离皇帝也只差一个称号罢了。
景元五年三月三十日，司马昭正式拜为晋王，加九锡，五月二十四日，追尊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一个新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虽然司马昭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他也没忘了一个人。
华丽的歌舞，喧闹的笙箫，鲜艳的服饰，妖艳的美女。这场盛大的宫廷宴会，招待的却是亡国之君刘禅和他的蜀国臣子们。司马昭还为他们准备了特别的节目——蜀乐、蜀舞。
司马昭表面上对刘禅很好，是因为有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善待刘禅可以安抚蜀中人心，使得蜀国臣民归附；第二，由于南中六郡刚刚归附，都督霍戈是蜀汉旧臣，听闻刘禅北上洛阳才归附曹魏，此时必须善待刘禅来安抚他；第三，善待刘禅可以为以后招降吴国君臣做准备。
出于这三个理由，司马昭封他为安乐县公，但是他并不放心刘禅，所以才特地设宴，目的是试探他是否有复国之心。后主刘禅面对蜀乐、蜀舞，欢乐嬉笑，无动于衷。
司马昭又微笑着问刘禅：“安乐公，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此中乐，不思蜀也。”一旁的蜀汉旧臣郤正在上厕所之际对刘禅说：“陛下可说‘先人坟墓，远在西蜀，无日不思’，这样司马公就会放你回去啦。”过了一会儿，司马昭又问了一遍。刘禅完整地背了一遍郤正教他的那番话，司马昭感觉有点不对，便问他：“这话……听着像是郤正说的啊。”刘禅说：“诶，你怎么知道啊？”司马昭从此再也不猜疑他了。刘禅作为富贵等身的安乐县公度过了他的余生。
后世有人说，刘禅是真的乐不思蜀，纯粹的亡国之君，忘却祖宗，忘却故国。也有人说，刘禅这是为了保全自己，是大智若愚。谁知道呢？反正，亡国之君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有多难，后面的朝代都告诉我们了。自晋之后，前代亡国之君除陈叔宝之外，几乎无一可以保全，包括那个死得不明不白的柴宗训。愿生生世世勿复生在帝王家！
司马昭对待蜀汉臣民是仁慈的，他厚待了刘禅，厚待了蜀汉旧臣，包括谯周等人后来在西晋朝廷中也有一席之地。他也并没有压榨蜀汉人民，就凭这一点，他称得上一个“仁”字。后世的统一往往是极其血腥和残忍的，元、清统一全国之时，四川都惨遭屠戮，百户余一，惨烈非常。元屠戮成都，尸骨如山，全川屠杀过后，四川人口从一千三百万直接减少到八十万左右。明末之时，在地方势力和清军的双重屠杀之下，四川人口“死伤殆尽，千百不余一二”，所以，司马氏平定蜀中确实称得上宽厚，作为一个征服者，他是文明的。
到咸熙元年，司马氏代魏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但是司马昭还得考虑最后一个问题——继承人。
一般来讲，我国古代惯例是嫡长子继承制，司马昭的嫡长子就是司马炎，司马炎继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司马昭的心中，他更喜欢的是他的二子——司马攸。当年由于司马师无子，所以司马昭把自己最喜欢的二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司马师去世之时没有传位于司马攸，而是给了自己，现在是时候还给他了。但是，司马昭必须询问群臣的意见，毕竟废长立幼乃国之大忌。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左右天下命运的人依旧是山涛。
虽然司马昭处死了嵇康，但是对山涛依旧很信任，在率军去长安防备钟会的时候还派山涛监视宗室，并且给了他五百亲兵，可谓是器重至极。
司马昭先问了裴秀：“我哥哥开国建业，未成而亡，我不过是接掌了他的基业。所以立司马攸来显示兄长之功，如何？”
司马昭这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要立司马攸，但裴秀表示司马炎身上有神奇的印记（胎记），又深得人望（司马炎为中抚军），理应承继大统。这理由很明显没有让司马昭信服，所以他就又来问山涛。山涛的回答很明确：“废长立幼，违背礼制，国之不祥。”为了这句话，司马炎后来还特地跑来感谢了山涛。
咸熙二年，在群臣反对之下，司马昭改变了立司马攸的计划，转立嫡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同年八月，司马昭因中风猝死，享年五十五岁，谥号“文王”。
司马昭这一生经历了太多，他有着算得上幸福的家庭、可敬的兄长、美丽的妻子、孝顺的儿孙，他本人位极人臣，承接了父兄创下的基业并发扬光大，他是毫无疑问的人生赢家。
然而，他也有污点，他用血腥的手段弑杀天子，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他残杀名士嵇康，杀害异己，杀戮了所有的敌人，猜疑过分，甚至连名将邓艾都惨遭毒手。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算是一个贤君。他任用贤才，能屈能伸；初登大位面对淮南三叛的巨大挑战时，他沉着应对、稳健平叛；他励精图治避免奢侈，调整战略平定西蜀，大大加速了全国统一的进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司马昭平定西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使得西蜀臣民免受涂炭之苦，功莫大焉。
司马昭既有虚心纳谏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寿春城下，他能海纳百川接受文鸯投诚；洛阳城中，他也能力排众议决定灭蜀大计。但是司马昭的政治手腕是铁血的、是冰冷的，他没有虚伪的面孔，所以，他显得那么无情，那么残忍。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们，说到底，不都是用鲜血垒起了皇城的每一块城砖吗？
司马昭卷，终。
不才在下：司马文王承父兄之资，拓恢宏之业，吊民伐罪，抚定四方，三分有二，天下由此略定。至于怀柔体恤，善施教化，可谓之德；灭蜀惩吴，平定淮南，可谓之盛。然弑杀人君，贻害匪浅。风流癫狂之士虽多所保全，亦有遗恨也。
房相等：世宗以叡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及逾剑销氛，浮淮静乱，桐宫胥怨，或所不堪。若乃体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连于此岁，魏武得意于兹日。轩悬之乐，大启南阳，师挚之图，于焉北面。壮矣哉，包举天人者也！为帝之主，不亦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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