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

    1、同与异的论争长期以来，在女性运动中一直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另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异之处。这两种倾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为此将女性主义者划分为要求平等（equality）者和强调特性（identity）者两大类，并将女性运动中的这两大类概括为人性女性主义和女性女性主义。前者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人性，这一发展与性别无关；后者则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女性。前者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后者强调女人应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前者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后者要求对女性的特殊性质和活动加以特别的对待。前者强调女性应当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后者则强调女性特异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应当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强调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如斯坦顿（C.C.Stanton），否定性别的差异；而强调特性的女性主义者如亚当斯（J.Addams）则认为，差异的存在对女性不是不利条件，而是有利条件。历史学家将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有关男女两性的同异之争做了精细的划分：从1848年至18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强调男女的共性；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则转而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和个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母性的公开讨论，强调女性的生理能力（主要指生育能力）影响了女性的性格。（Bacchi, 19）随后，女性运动分裂为“同”与“异”两大阵营。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男女应当“相同”，她们不愿生养孩子，追求个人机会与兴趣，接受法理社会的原则；与此相反，那些主张男女“相异”的人则接受礼俗社会的原则，强调传统女性角色，不赞成女性就业，主张在家内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如果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来看，在女性运动的早期，比较强调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运动的目标是去争取男性已有的权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来的女性运动转而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是对一个多世纪女性运动最粗略的概括，是女性运动总的走势。

    女性运动内部关于两性的同与异的争论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抽象的哲学层面，其争论焦点是男女两性基本性质和性格特征之异同；第二个层面是功能主义层面，其争论焦点在于男女两性是否有或应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第三个层面是体制层面，争论的是女性是否应当在制度和立法上争取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弗里丹在《女性的神话》中曾引用过美国一位参议员在1866年发表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如果给女性以平等权利，就会毁掉她们那种“十分温顺柔和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使得她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动乱和斗争退避三舍，绝不参与”，“她们有比别人更崇高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在静处幽居之中造就未来男子的性格。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当男人从生活的斗争中回到家里来后，用她们的奉迎和柔情去抚慰男人激动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进去，在生活的斗争中火上浇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义者对争取女性财产权、就业权和选举权的女性主义者痛心疾首地说：“看来她们对自己失去女性特征还不满足，她们还想让全国每一个女人都失去女性特征。”还有人给那位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席州立法会议的女性格里凯姆写信说：“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对别人的依附，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于依附棚架，将一串串果实半遮半掩，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树那样，绿荫盖地，自由自在，那么，它不仅结不出果实，还会落入尘土，丢尽脸面。”弗里丹批判了那种以科学面目出现、实质是歧视女性的伪科学，她引了一段这种伪科学的典型观点：“所有的观察资料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热烈、直觉的知识屈从于冰冷无益的思想。……社会心理学上的规律是这样的：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调；在同一组女性中，性生活失调越严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们不仅在生孩子方面，还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弗里丹，第102、110、210、229、256、257、417页）弗里丹在她的书中还批判了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错误概括，其矛头主要指向关于阉割情结和阳具羡慕的观点。弗里丹对弗洛伊德的批判颇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认为男性比女性在身体构造上更完备是言之不能成理的：虽然男性有女性没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没有的器官，只是有差异而已，谈不上两性中有哪一性在身体构造上是不完备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备或更不完备；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对没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个别女人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可能的；但同样可以找到个别男人对没有子宫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第三，即使女性真的以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样器官，也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就会因此而普遍地感到自己处境低劣，因而变得郁郁寡欢。生育在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始终占据着独特的重要位置，因为生育对于男人来说是暂时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对于女人来说，它却是一件长时间的自身的事情。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一个较为抽象的问题，即母性的问题。早期的女性运动认为，女性在共同的人类精神上与男性是平等的，但是在育儿和母亲的社会功能上同男性相异。在争取男女平权的过程中，社会努力能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剩什么了，剩下的问题要靠生理学来解决了。因此，波伏瓦和费尔斯通都曾主张，想要实现性别的平等，女性“必须要克服生育这一特殊性”（Barrettand Phillips, 129）。

    这一观点的极端不现实使得许多人难以接受。于是，与此相对立的观点主张，女人不应该变得“像男人”。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向：反女性主义的方向和赞美母性的方向。前者希望“女人要有女人样子”，所谓“女人样”还是传统中的温柔驯顺的那一套；后者则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对肉体的深刻的仇恨与恐惧，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和赞美女人的身体及其繁衍和哺育的能力；赞美女人的爱和平和关心他人，反对男性的好斗和自私自利。结果引起了同与异之间的长期论战。在这一论战中，以波伏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站在＂相同＂即平等一边；激进女性主义站在“相异”一边。这一论争建立在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的两分的基础之上，争论的是二者孰轻孰重——是肉体和自然更重要，还是精神和文化更重要。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差异有时被夸大，有时被否认。在性别差异被夸大时，就强调女人的抚育特征和不善于理性思维等特点，使性别的等级制合法化；在性别差异被否定时，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问题，如性暴力、性骚扰和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等问题对女性的伤害。长期以来，女性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女性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2、性别与气质主张两性气质不同的人们对男女的特质做了大量的区分和概括，例如：科学对诗意；活力对和谐；力量对美丽；智力对爱情；理性对浪漫等等。

    在女性运动内部，有些人比较强调理性，例如穆勒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Margaret Fuller）则更强调浪漫。然而，极少有人能够对感情-理性这一划分本身提出挑战。直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出现后，这一状况才有改变。女性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和浪漫文化已经成为加强性等级分层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义（eroticism），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对女性的压抑。（Pearsall, 110）第二是关于自然（nature）和文化（culture）的性别归属。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体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会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这种划分的人们则反驳说：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接近于自然，男女两性都是有意识的，也都会死去，没有什么现实的证据表明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接近自然，或更远离自然。第三是关于哺育性的问题。人们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活动，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养育的特性，并使她们更乐意从事养育性职业，如护士、保育员等。但也有人提出，虽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两性分开了，但是这个因素对于两性从事职业的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中，医学主要是男人的事业，但是在前苏联，它主要是女人的事业；在欧洲，农业主要是男人的事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却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有些差别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女性较多地照顾孩子；以及男性的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等。

    第四是关于攻击性问题。人们总是把攻击性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把柔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衡量男人时，所用的标准是强壮、粗犷、能干、自信；当衡量女人时，所用的标准则是娇小、细致、软弱、体贴、美丽、优雅等。还有社会生物学家试图从进化论角度来解释男性的攻击性，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什么多数动物的雄性比雌性身体大、较有攻击性？这是雄性动物为了获得与雌性交配的特权而在自己性别中开展竞争的结果。雄性搏斗，雌性选择。攻击性适合于雄性的竞争，所以攻击性是性交选择的产物。（海德，第69页）第五是关于公众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在女性主义对现存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有一种被她们称为“领域划分”意识形态（‘separatespheres’ideology），主要是指把人类活动的领域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公众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公众领域是男人的活动领域；而私人领域才是女人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女性主义认为，“领域划分”这一意识形态贬低了私人领域的价值；私人领域不仅是性政治和性压制的基本领域，而且对公众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分析认为，由于挣钱工作与家庭的分离，强化了男人是家庭供养人的观念。人们大都认为，女人与生俱来的位置是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而男人则以工作和政治这些公众世界为主。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谚语：男人为土地而生，女人为炉灶而生；男人为剑而生，女人为针而生；男人用头脑，女人用心灵；男人发命令女人服从；除此之外的一切只会扰乱人心。（Bryson, 51）无论是强调两性相同还是强调两性相异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在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情、文化与自然、公众与私人这些划分中，男性总是自然而然地被划在好的一方，女性则被划在坏的一方。强调相同的一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精神、理性、文化、公众领域同男性拥有相同的能力，或者说可以同男性做得一样好；而强调相异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不仅同男性的那些特征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有价值。中国文化首创出阴与阳的概念，并传到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一划分是遍及所有的文化、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本身的。班昭所作《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中国人对于男女两性特征尤其是智力方面特征的概括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其底蕴是阴阳调和，阴阳互补。例如，中国学者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智商基本相同。他们将两性智能特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认知方式看，女性的味觉、触觉、听觉等比男性敏感，女性的阅读能力强，注意力集中，靠书本和课堂听讲获取知识能力强，但由于女性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对差一些。第二，从记忆方式看，不论机械记忆还是理解记忆，不论在哪个年龄阶段，女性均优于男性。第三，从思维方式看，女性感情较细腻，形象思维好，言语表达流畅，只是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比男性差，抽象思维能力较差一些。第四，从运用知识的能力看，女性较男性强，具有丰富的联想力，模仿能力很强，因此接受新鲜事物较快，但是灵活性和实际能力不如男子。第五，从发掘问题能力看，女性较男性观察力强。第六，智力分布较均衡，成绩最好与最差的两端，男生所占的比例超过女生；而成绩中等的女生居多；平均成绩男女并无明显差别。第七，从女性的大脑发育看，女性的大脑皮层比男子的更厚一些，这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它有力地证明，“女人的智力不如男子”的传统观点是不科学的，应当予以摈弃。（况世英等，1988；徐南，1991年）

    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工业社会中，依赖体力的工作越来越少，需要智力和技术的工作越来越多，只要女性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她们在智力和技术上就没有理由比男子差。因此，过分强调两性角色分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和人类进步有害。3、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对性别气质的传统看法已经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它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精神健康的评价标准。一个以精神病医生为调查对象的调查表明，他们头脑中精神健康的标准因性别而不同：他们对健康、成熟的成年男子的描述与对精神健康的成年人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独立性、冒险意识和自我肯定等；而他们对精神健康的成年女子的描述却包括温顺、依赖、易于为小事激动等。由此可见，传统的男子气质被医生看作是心理健康的规范和标准，这就使女性受到双重约束：一方面，如果她们打算做个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就很可能被戴上不正常的帽子（有男子气的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她们用传统文化对健康成熟女子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举止，必然会感到忧郁，不满足和受到多种精神困扰。（雷泽蒂等，1993年）因此，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激烈批判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范化，认为这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手段。她们对弗洛伊德“阴茎忌妒”论的抨击特别激烈：阴茎忌妒理论认为，女性胆敢追求生理上达不到的境界，是女性受罪的根源，谁若渴望过一种较少羞辱和约束的生活，谁就会立即被说成是不自然的，是遗传身分的变异。一个女人想反抗“女人味”即女性的气质、地位和角色，便会被看作近于精神病，因为正如“生理就是命运”一样，女人味就是她的命运。（转引自王政，1993年）一个轰动西方的、对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具有颠覆性的发现是玛格丽特•米德（M.Mead）对三个原始部落中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性角色的考察。她发现，虽然这三个原始部落座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其性角色规范却完全不同，尤其有趣的是，这三种规范又全都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性角色规范。

    其中第一个部落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都像西方文化中对女人的行为规范要求一样，即一种柔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眼中是“女性的”和“母性的”；第二个部落中，男女都如西方男性的行为方式，即一种残忍的富于攻击性的行为方式，脾气暴烈，敢作敢为，在性生活上积极主动，“具有男子气概”；第三个部落中，男人的行为就像西方文化中女人的传统行为方式——敏捷，负责购物，所负责任较女人为小，并在感情上依附于女人；而女人却个个精力充沛，善于经营，而且不事奢华，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管理者。（米德，第2页）米德以她对原始部族的研究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鲜的证据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她的重要发现表明：世界上各个社会都有性别分工；这种分工的原因并非仅仅源于女性的生理功能；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因而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自然秩序”。尽管许多文化中都盛行男主外女主内，但的确也有男主内女主外的文化。米德的发现可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证据。波伏瓦的观点也接近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有一次，当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女人天生比男人爱和平，女人是生命的孕育者，男人是天生的破坏者”这种说法时，波伏瓦说：“那真是荒唐，因为女人应当从人而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来争取和平。这种论辩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说女人们是母亲，男人们就是父亲。……总之，不管人们如何假借女性气质或女性本能的名义鼓励女性为争取和平奋斗，女性应永远丢弃这种‘女性’论证。这纯粹是男人的诡计，要使女性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实女人只要有了权力，其行为就与男人无异，绝无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厄夫人、撒切尔夫人及其他，她们当然不会突然变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波伏瓦，牧原编，第267页）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激烈批评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它的主要论点在于，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

    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性别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女性运动把反对小学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内容提上了日程，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关于女性的错误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员会“改变方案”组那样有系统、有组织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所谓“改变方案”就是改变对女性态度方案。“改变方案”的发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学家。她认为应该从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儿开始进行教育。在里斯本，她们选了五所小学作为试点。她们制定了一份调查表格，让每个学生填写，从而了解孩子们在男女观念方面的状况，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胆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女孩子生来爱美，要注意梳妆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识、爱好学问；女孩子应该玩娃娃、过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车、玩动脑筋的游戏；女孩子长大以后要带孩子、管家务、依靠丈夫；男孩子将来才是在外面挣大钱、干大事的；在家里妈妈总是比爸爸忙，妈妈做饭，爸爸读报，妈妈打毛衣，爸爸看电视，因为家务活是妈妈的本职等等。“改变方案”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从幼年时代起，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新的观念：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区别之外，不论在学校里、家庭生活中和将来在社会上就业都没有理由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所谓男性职业、女性职业都是人为的。在家庭中家务由女性承担并非天经地义。教育女孩子要泼辣大胆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应该温柔细致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怀大志，树立男孩子能干的自己也一定能干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而这种尊重绝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那种“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实实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认她们的才干，平等地对待她们。（陆颂和，1986年）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传媒却在讨论女性的“男性化”问题。这一讨论同上述西方女性主义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义的努力方向是试图模糊性别区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国的传媒却希望将被弄模糊的性别差异重新加强，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中国传媒提醒人们注意女性解放中蕴含的一种“危险”，即漠视女性特征的危险。有一位记者举例说，他参加过一次“中国新时期女性电影研讨会”，落座前排的女导演个个状如铁塔，声如洪钟；而坐在后排的男性评论家、理论家们倒是纤眉细指，低声低语。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这位观察者援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旨在说明女性丧失其性别特征是一种“异化”。他还断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慈悲、耐心、细致等特长不会随着社会政治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马凡，1988年）的确，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已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

    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现出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女性开始重新注重衣着化妆，表现“女性特征”的意识一旦苏醒，立即变得十分炽烈。女性意识的复苏还表现在大量的影视作品中。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常常使人忘记了“人是生物”这一点，而生物离开生物性活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将使生命变成机械并使其遭到毁灭，女性就必须履行自己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的职能，发挥母性和女性独特的社会作用。这类思想的本质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假定由于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热爱生命；可是男人也为生命贡献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将生命变成机械”，女性文化强调人的“生物性”，这是缺乏证据的。此类说法同西方有人将男性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辙，而这种划分是本质主义的。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深入到社会意识中，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们在分析男女两性特质上的差异时都相信：女性逻辑思维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其实它却存在着极大的疑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宁说，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而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斗争的关系，而中国人则长期以来把男女关系视为协调互补的关系。阴阳调和、阴阳互补这些观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能使中国人摆脱本质主义的立场，即把某些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另一些特征归为“女性气质”；而且认为这些气质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对于上述文化理念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它根本否认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对于深信阴阳两分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立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难接受。这倒颇像法国和英国革命史上的区别：法国压迫愈烈，反抗愈烈，双方势不两立，结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国温和舒缓，双方不断妥协退让，结果是和平的“光荣革命”，保留帝制。在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性主义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富含对立仇视情绪；而中国女性运动却温和舒缓，心平气和，柔中有刚，一派和谐互补气氛。但是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如此，若要中国人放弃本质主义的观念，恐怕比西方更加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4、如何看待两性刻板印象两性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现实的存在呢？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完全是由文化和社会建构起来的。即使男女两性确实存在如刻板印象中所说的那些差异，这差异也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男女两性的解剖生理差异造成的。即使是生理性别也不纯属于生理领域。由于性别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因此，政治、社会和道德都会对肉体发生影响。

    在自然（nature）还是养育（nurture）、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上，可以肯定地说，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形成过程中，养育的作用比自然的作用更重要；后天的因素比先天的因素更重要。正如第一代女性主义理论家穆勒所说：关于女性神经敏感、不适合于家庭生活以外之事，爱动，易变，不能坚持，易受影响，因此不适合做高级严肃的事务。这是精神活力的浪费，如果把它引到一个具体目标，这种状态就会终止。所谓女性的旗帜全是教养的结果，“一如自从‘发歇斯底里’和晕厥已不再时髦，我们就看到它们几乎绝迹了”。（穆勒，第312页）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可以作出下列理论解释：第一种是认知理论：从小灌输的信息和参照体系形成了性别的刻板印象。第二种是社会角色理论：社会环境强化了性别信念。人们一般期望社会劳动者要积极活跃，而持家者应当富于交际性。这一期望要求符合规范的行为，因此公司雇员工作努力，持家者则富于团队精神。行为者本人和周围的人都促进符合规范的行为。男性不成比例地成为雇员，女性不成比例地成为家庭主妇。因此男性看上去更有力量，女性看上去更善于交际。第三种是社会认同理论，它强调动机因素。刻板印象可以是一个群体的认知过程，而不仅发生在个人的头脑中。每个人都要在积极的群体中获得正面的身份认同。第四种是权力的观点，强调社会结构因素，认为个人与群体是有意保持性别刻板印象的，以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压低其他群体的地位。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区分是维持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别秩序）。性别刻板印象的直接后果是：限制知识的探索，误以为某种性别就是某种样子的；限制有独立目标的行为，要求按照规范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对“女性气质”的焦虑像男性对“男性气质”的焦虑一样久远。这种焦虑就是来自遵从性别气质规范的压力。人相信性别有差异，赞同许多刻板印象的性别差异，并且认为全社会都是这样看的。人按照他人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期望来行动，人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自我建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按照性别的刻板印象来做事情。女性对男性化感到恐惧，冷峻、富于攻击性、有野心、忽视孩子、高智商的女性被视为不够“女性”的女人。男性对女性化同样感到恐惧，怕人说自己有“女人气”

    “娘娘腔”。女性把自己的男性气质、男性技巧掩盖起来。她们在同男技工一起工作时，把一些高明的建议假装成是“幸运的猜测”，以掩饰自己是个很懂行的人。男人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人际关系互动支持结构和相互依赖链，所有的社会都如此。男人在男权制系统中保有权力，同时也伴有痛苦的矛盾：他们必须压抑情感，变得异化和孤独。女性运动增加了男性的痛苦，但是有望将男性权力与男性的痛苦一起消灭。总之，在对性别刻板印象的遵从的过程中，性别刻板印象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固定，越来越不容“越轨”，它最终建立起一种性别的秩序，限制了人的自由。在21世纪，性别刻板印象已经越来越过时。在女性普遍就业的今天，很难说在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中的女性气质是否多于男性气质。许多女性家内、家外、家庭、事业都很出色、成功。互联网上没有年龄，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健康疾病，没有强弱之分，只有精神和心灵。性别刻板印象已经无从谈起。在新的时代，性别刻板印象已经式微，一个性别气质上的多元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西方性观念变化巨大的一个世纪，而在中国这个变化发生于20年前。西方从维多利亚时代要遮盖钢琴腿以免引起下流联想，到在海滩上可以暴露腿、胸和臀，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改变了对男女两性的看法，对性的看法。美国性学家盖格农认为：性学时代是从1890年开始的，其间性研究者和活跃分子试图将性导入“科学”领域。最大规模的几次性学调查是：金西，12000例，1948-1953年；海特，15000例，1972-1986年；英国，20000例，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0000例。60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论争的题目，又是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与家庭有关的性；性行为本身；性与母性；生育控制；堕胎与生育权利；性作为商品——卖淫业与色情业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有关性的问题地位尤其特殊，因为性是女性研究的一个主要自变量。1、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女性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弗里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认为，只要女性获得了社会平等，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格里尔尽管不反对异性爱，但却要求解放了的女性不要结婚；费尔斯通则号召“在每间卧室中进行革命”；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既要争取两性平等，又要争取性倾向选择的自由，她们争取女性解放的根本动机是性解放，并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摆脱异性恋才能实现女性的性解放。虽然女性主义者在性的问题上观点各异，但是概括起来，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两个阵营——激进派阵营和自由派阵营。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内部出现了关于性问题的激烈论争，这一论争使得两个阵营渐趋成型。激进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否定，被称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自由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肯定，被称为肯定性的一派（pro-sex）。它们的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女性运动与性自由的关系；另一个是女性运动内部差异所具有的含意。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内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影响到他们与女性的性关系；女人在性的权利和权力上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普遍存在。女性运动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挑战。传统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分和尊严。

    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女性运动最常提到的一个要求是，“男人不应当把女人当作仅仅是一个性对象（sexobject）”。女性主义向男性压迫与女性屈从的秩序挑战：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拥有土地和财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激进女性主义的性观点认为：异性恋性关系一般具有性客体化特征（男性是主体和主人；女性是客体和奴隶），它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女性主义应当拒绝任何导致或将男性性暴力“正规化”的性实践。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发展我们自己的性的优先权来控制女性的性，它与男性的性不同——更关注亲密关系，较少表演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充分自愿的、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有感情卷入，不扮演两极角色。（Jaggar, etal., 314）激进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农和德沃金（Mac Kinnonand Dworkin）。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激烈反对两性性关系的场合，因此有人创造出一个带有讽刺的称呼“麦德分子（Mac Dworkinites）”。在某种程度上，激进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已经被妖魔化了。女性主义关于性机制是如何导致压迫的问题有大量的探讨。麦金农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她说：“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语-动词-宾语。”（Mackinnon, 124）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社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sexual object ification）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分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两性的差别成为令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异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是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Mackinnon, 219）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fuckorsandfuckees）。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育，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同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在性问题的两大阵营中，激进派还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男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男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butch/femme）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性主张包括：异性恋及其他一些性实践中存在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压抑了每个人的性欲望和性快乐。通过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为了使多数派保持“纯洁”，受到控制。女性主义应当拒绝所有的理论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评判，因为它们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从而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要求实践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的性行为的权利来控制女性的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完全自愿、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通过协商使用任何他们选择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得双方的性快乐和性满足。（Jaggar, etal., 315）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and Johnson）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pro-sex）和反对性（anti-sex）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性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

    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性被允许与生殖和婚姻家庭关系保持更远的距离。在性追求和性快乐的追求中也容纳了更多一般被归属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亲密、社区和性平等。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动，人不仅喜欢性活动，而且将其变为宗教仪式，变为一种持续的体育运动，甚至是一种职业。除生育外，性还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达正面的情感：爱、亲密、兴奋和快乐；也可以表达负面的情感：统治、攻击、愤怒、仇恨和羞辱。（Barash, etal., 37）性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紧密、最亲热的方式。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开主张女性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在60年代的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panic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aesthetics of 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性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 61）

    社会上一向存在着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就是在性方面对男女两性有不同的要求，适用不同的道德伦理标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平等就是女性享有像男性那样的性自由；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性平等就是女性自己定义“性自由”，不为男性服务，不要像男人所拥有的那种性自由。总之，在女性主义内部对性持基本肯定态度的自由派和对性持基本否定态度的激进派之间，一派强调女性的性的屈从性；另一派强调性的快乐。这种分歧还导致了下列问题上的论争：淫秽品问题，美与身体的问题，卖淫问题，虐恋问题以及暴力问题。这些论争全都与性有关。2、女性主义的关注点女性主义理论家罗宾认为，性的权力体系不能被归结为性别体系。它与性别问题有交叉，但是性与性别是两个领域。女性主义对性的关注集中在以下领域和问题上：一是探索女性的性的真正形式，更符合女性身体的欲望的性话语。二是将某些女性的性方式理解为对男性统治的抵抗，或反对异性恋霸权的激进的越轨行动。三是将某些性形式理解成对女性的社会压迫，对女性的暴力的潜在和系统的方式。四是将性概念扩展到一种包括但不限于生殖器中心的活动。五是将性理解为社会建构的、具有性别、种族、阶级和生殖实践的社会分层的意义，提出主观能动性，抵抗与权力问题。六是将性建构成一个准独立的社会领域，允许他种解释、规范和价值的探索。七是搞清性身份及与其相关的性别形成的概念。（Jaggar, etal., 308）在与性有关的具体实践和问题当中，女性主义讨论和关注过下列问题：首先，关于女性性欲的问题。女性的性欲是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吗？如果有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于理解女性以至对于理解人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法国学者伊丽加莱是女性主义中最早关注女性性欲问题的学者之一，她说，女性性欲的特殊性还从未被承认过。两性的性都是从阴茎中心主义的角度被理解的，专横傲慢的，仅仅追求性高潮的。而女性的性欲是多重的，非中心的，弥散的。女人有多种性器官，因此有多重性快感，不仅仅是单一的性高潮。（Jaggar, etal., 323）她的意思是，女性的性欲不象男性那么单一，仅仅集中在生殖器官，仅仅关注于性高潮。女性除生殖器官外的其他身体器官也能感受到快乐；除了性高潮之外，还有非高潮类的快乐感觉。

    伊丽加莱批判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学，认为他们否定了女性的性差异，压抑了我们的性。由于女性的性总是用男性作为参照物，因此在“男性气质”的主动性与“女性气质”的阴道被动性的对立上，弗洛伊德及其他许多人总把不属于阴道被动性这个行为模式的性活动视为阶段性的活动、不成熟的行为或异类，有此类行为的女性不属于性方面“正常”的女性。快感不存在阉割情结，而阴道是因为放置阴茎才有价值，被禁的手必须去寻找一个能够带来快乐的替代品。（Jackson, etal., 79）女性主义的性观念主张为被禁止、被贬低、被病理化的快感正名，承认女性性欲的特殊性，还女性性欲的一个“清白”，给女性性欲一个合法的地位。第二，两性关系对性行为的影响。人类学调查表明，男女的角色越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性就越是成为一种困扰，越是被说得“肮脏不堪”（面纱），故作正经的或清教徒式的过分的性压抑以及如今以色情作品大肆泛滥为特征的性反抗，表现的同样都是那种性迷恋或性反感。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对亲密的性行为的基本需求被异化了，暴力也因此酿成。（弗里丹，2000年，第361-362页）女性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女性能够享受到性自由。但是与次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女性能够从性别主义之下获得自由。豪威（W.Hollway）将性话语中的性别差异概括为下列三类：第一类是男性性动力话语。此类话语旨在说明，男性的性是直接由生理冲动造成的，其功能是保证物种的繁衍。而女性的性动力却极其微弱，可以忽略不计。第二类是享有与占有话语。此类话语将女性划分为妻子与情人，处女与妓女，玛丽亚与夏娃。家庭光荣的维护在于女性完全屈从于男性的控制。第三类是宽容话语。在此类话语中，一夫一妻的原则受到挑战。它主张，性是自然的，不应被压抑。它只考虑冲动和欲望，不考虑人际关系。一夜情就是此类性话语在人们行为中的典型表现。传统男女两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并未消失，女性尚不习惯完全没有感情投入和责任感的与陌生人的性，而男人早就喜欢这种性活动。（Jackson, etal., 110）第三，还有一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即异性恋霸权问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公开提出应当反对异性恋，认为它是男性压迫女性的机制；也有人不是绝对反对异性恋，而仅仅反对异性恋的霸权地位。这两种立场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异性恋视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机制；而后者则把异性恋当作多种性方式当中的一种。

    异性恋作为一个物质和历史实践的类别变成一个表演性的类别。通过引进性的可转变的行为、快感和幻想的场面，以及与无定型的外表相关联的新的色情语言，它能够被同性恋关系制造出来，传播社会特权和等级的清楚意识，反之亦然。（Jaggar, etal., 317）挑战人类性行为的各种形式的统治结构的斗争往往具有政治性。这些斗争无论被称为变态还是反常，受到社会与技术变迁的影响，这些变迁使质疑性别与性关系成为可能。规则、政策和控制的新形式不断涌现，有些属于新的“正规化”范畴。规范话机制常常在旧机制将退未退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势力大回潮中，规范性别与性的国家政策与公共政策表现为：大力提倡异性恋，从国家政策角度强化歧视，国家将艾滋病说成是同性恋疾病，法律不承认长期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家庭政策不承认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强奸案的处理中使女性成为受审者等。以致有一种观点认为，60-70年代的性革命失败了，原因是：第一，换偶活动、性聚会、随意性交等，不仅从威胁健康的角度，而且从反淫秽力量（宗教右派加女性主义）方面，遭到强烈反弹。第二，离婚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性革命提高了离婚率）。第三，反对对配偶和子女的虐待（其中包括性虐待）。第四，围绕虐恋问题上的论争。有一批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虐恋活动，认为此类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和暴力因素是男权制压迫女性在性领域的典型表现。她们在抨击男权制的两性关系时常常不成比例地使用虐恋的符号、道具和传媒形象，把它当作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性虐待的典型。例如激进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Sheila Jeffreys）就公开抨击虐恋活动，认为它是男性气质的尤其是男同性恋的性实践。她认为女性主义应当质疑快乐，并避免对权力和不平等的性感化。（Jackson, etal., 238）女性主义对虐恋的忧虑来自以下问题：受虐（否定个人权利）和施虐（享有无限权力）都是来自男权制原则的东西。虐恋中的施虐者与现实中的施虐者不好区分。弗洛伊德曾将施虐倾向归入男性气质，将受虐倾向归入女性气质。社会现实中的施虐与受虐同性的施虐受虐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相互重叠的情况发生。虐恋的特点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结构上；说是自愿，实际上有强迫性；相互依赖；有权无权双方可以对换位置。对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来说，关于女性是否天生有受虐倾向的问题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女性的受虐倾向是天生的，那么男性统治的社会结构就有了心理学的基础。

    女性主义认为，虐待狂是仇视女性的男权文化的必然表现，是利用女性内心最深处的性欲来强化男性的统治，使这一统治看上去是自然的。一位心理学者为虐恋做了如下的定义：“所有那些包含把统治与服从关系色情化的性实践。”常常被引述的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女性的故事是这样的：从6岁起，她的性幻想中就有盖世太堡型的人物，他们强迫她很痛苦地裸露身体，使她受窘，羞辱她，伤害她的肢体，高高在上地统治她。她一直觉得自己不正常，是变态，直到她听到统计资料说，有25%的女性有过被强奸想像，就像《飘》里面的白瑞德对郝斯嘉所做过的婚内强奸那样，她才改变了对自己的严酷看法。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认为，粗暴地对待女性，似乎能够增加男性的魅力。（Bartky, 46）如果所有的女性都有的天生的受虐倾向，那么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虐待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女性主义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使女性的受虐倾向问题大大复杂化起来的是有一大批女性并不否认自己对虐恋活动的喜爱。与反对虐恋的态度针锋相对的是，美国西海岸女同性恋组织（West Coast Lesbian Group）成立了一个虐恋组织萨莫瓦（Samois），这个名字借用了在虐恋经典文学作品《O的故事》一书中出现的一个地点的名字。这一组织的成立令女性主义者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这个组织是专为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而成立的，并自诩为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的组织。它的宗旨是，积极鼓励那些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让她们不必为此害羞，应当对自己的想像持完全接受的态度，接受这类想像所带来的性满足。它认为，这种以双方协商为前提的相互给予的快乐是自由和解放的表现；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性道德的挑战；是一种典型的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活动；是用人的整个身体的每一根神经去体会人的热情和欲望。Samois的主要理论家是罗宾（G.Rubin），她是一位人类学家。她批评美国全国女性组织（NOW）站在了性自由和性越轨者（sexual non-conformists）的公民权的对立面，因为这个组织对虐恋、跨代性关系、色情品和公开场所的性表现持否定态度。罗宾将虐恋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性自由，理由如下：寻求性快乐和性自由属于基本人权范畴；女性主义对虐恋的批评则属于性压抑的范畴，是把性神秘化，是压制人的性实践；反对性自由会威胁到女性运动的前途。在虐恋活动与女性主义原则的冲突问题上，关键的问题是虐恋中的假暴力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真暴力关系的区别。虐恋有个人和社会、政治两个方面，形成一个个人和性与社会政治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存在着对虐恋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对虐恋关系加以肯定；第二种是仅仅从社会方面否定，但是允许个人的虐恋倾向和虐恋活动；第三种是不仅从个人角度允许虐恋活动，而且认为它根本不关政治的事，只是个人快乐的一种方式而已。

    1994年11月28日，纽约某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在1974年是自由的性；1984年是安全的性；1994年是暴戾的性——虐恋文化进入主流文化。”1990年代被成为“虐恋高潮（繁荣）期”（smboom）。由此评价可见虐恋活动的巨大影响。女性主义决不可能也并没有忽略虐恋这个从女性主义角度观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第五，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主义关注的还有男性对于女性的性的刻板印象，比如认为亚洲的女人都是驯顺的；黑种女人都是淫荡和性关系混乱的等等。此类刻板印象是对现实的歪曲，也是对当事人自由选择权利的限制。因此，女性主义反对使用此类刻板印象来描述女性的性活动与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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