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从19世纪到19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倍倍尔，第472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论点是：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它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
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斗争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在许多欧洲国家，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主流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潮有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在现存的体制中要求两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在英美两国，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往往结合在一起，她们将女性主义建立在社会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状况，加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果抛开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的斗争都不可能成功。总之，她们非常强调同阶级压迫展开斗争。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协调一致的，从30年代开始，一些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女性提出应当重视女性问题，她们的提法是：要反对阶级统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统治。她们批评党内的一些男性成员是性别主义的，歧视女性的，总认为女性问题是琐碎的，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她们的观点使党内的男性成员开始重新检讨自己思想中的性别主义偏差。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米歇尔（Juliet Mitchell）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发表的《女性，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的思想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还主张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成分，为女性主义所用。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M.Benston）和莫顿（P.Morton）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她们的观点的。她们认为，这种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沃格尔，1987年）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按照这一逻辑，女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女性的劳动直接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劳动在家庭中成为个体化的，所以处在社会生产之外。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家务劳动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意见指出：这种分析把由性别差别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巴雷特，1983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作性别的分类是不恰当的。虽然她们赞同激进女性主义将私人与公众领域的划分、生殖与生产领域的划分都看作是男权制的结构；但是她们的结论不是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去重新评价私人和生殖领域，为其赋予较高的价值，而是强调公众和私人这两大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她们的政治要求是：第一，工业的结构应当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二，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一定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财产是一个世俗的三位一体，这三样邪恶的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反对私有财产，就必须消灭家庭，因为家庭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要反对私有财产，还应反对把家庭维系在一起的宗教。但是他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反对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里生活的人们，还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对一对居住的格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关注的问题有：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内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并且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男女平等，都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主要是在英国，在那里，脱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被单独提出的女性问题被视为非问题，或者是从阶级斗争的有害偏离。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它将男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产，而将女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殖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男女全都参与了生产“物”与生产“人”的过程。（Saulnier, 62）由于这样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把女性的位置固定在私领域之中，而把公领域仅仅限定为男性的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对女性也很不利。2、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异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相似之处。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和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它的两个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阶级压迫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消灭性别压迫。它同样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但是除了阶级和种族压迫之外，还关注男权制，主张消灭私有制以改变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关注家庭，改变性别的劳动分工，要求父亲分担家务。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分析男权制社会机制的运作规律时，刻意模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分析方法，只是以女性的生殖概念代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生产概念；用性别阶级代替社会阶级；用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代替控制权；目标是消灭男性的阶级特权与性别特权。在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运作模式究竟是双体制还是单体制的论辩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赞成前者：资本主义与男权制并重。它强调男性控制加社会剥削，是二者的结盟。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关系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意识形态。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资本和男权制是两个体系。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中，费尔斯通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阐释女性问题，将女性定义为一个阶级，认为男权制和阶级都是基本的压迫形式。女性主义学者罗宾也说过这样的话：女性所受的压迫当然有无数跨文化、跨历史的差异与一致性，但是“再没有什么理论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对女性受压迫这件事更具解释力”。（转引自Saulnier, 56）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认为，所谓男性气质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少数男性掌握着生产工具，绝大多数人没有生产工具。所谓男性气质是在生产关系中的男男关系和男女关系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包括：对自然的剥削和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女性有酬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它认为，资本主义决定了男女的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女性提供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在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接近，因此常常有人把这两个理论流派列在一起。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二者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她们认为，家庭和性关系就像其他形式的社会机制一样，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不是永不改变的；而改变它们不能靠诉诸理性或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只能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其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制的经济结构，女性之受压迫与资本剥削劳动具有相同的形式，因此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它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女性的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包括家务劳动，义务劳动，在一些国家还应当把农业劳动包括进来），并把它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是廉价劳动力。女性所受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个例证。如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观念，女性的地位就不会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有类似的主张。第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常常引用的一部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她们最为看重的观点是，恩格斯否认现代家庭是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认为它是历史的，变化的。他曾提出，母权的丧失是女性的历史性失败，这就表明了他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母权和女权得到伸张的时期，目前的男权社会并非从来如此的自然秩序。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霍芬的《母权论》，该书用印地安人的资料证明了母权制的存在。恩格斯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男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第16页）。关于母权制社会是不是普遍存在过，学界至今有争议，但它至少在某些社会中存在过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国人类学家也发现，纳西族曾经历过杂交和血缘婚阶段，后来发展为母系氏族，称“尔”。后来经过野合偶居，走访婚——安达制，才最终出现各种形式的嫁娶制，产生了男权制家庭。（宋兆麟，第224页）恩格斯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第571页）这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赞赏的观点。第四，恩格斯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作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论点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影响。恩格斯曾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还说过，“我深信，只有在消除了资本主义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女性的解放，只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第70、452、158页）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时被人们视为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大同小异。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有批评的，其主要之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性别的理论和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理论，忽视女性问题，忽视所有非经济性的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将女性的状况视为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因此仅仅讲这样一点点，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女性问题的证据。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的观点也并绝非全盘接受，而是提出了不少疑问。例如，她们当中有人提出，恩格斯的一些论点缺乏证据，不可信：首先，他关于家庭发展的几个形态普遍适用的观点不可信；其次，他关于原初社会普遍存在过性别平等现象的观点不可信；最后，他关于最早拥有私有财产的是男性的论断不太可信。她们争辩说，在原初社会，女人是种植者，是提供生存资料和生产出最初的剩余产品的人。如果说男人是这些财富的最初占有者，那么性别压迫必定在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了。此外，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从未讨论过性别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似乎家庭责任天然就该落到女人的身上；他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是“双重压迫”；他仅仅提出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却从未讨论过同一阶级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例如工人阶级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向他的性观念。她们认为，恩格斯虽然对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持反对意见，但他一直认为男人的性需求天生多于女性，从未追究过其社会经济原因；他爱使用“奉献自己”或“屈从于男人”这样的辞汇谈论女人，他并不认为在性活动中两性是平等的，是相互的奉献和享受；他还认为性活动自然应当是异性恋的，认为同性恋是“可憎的活动”；他在分析事物时对经济动机的强调使他将性道德和性行为简单化了，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孩子是由社会抚养的，一个女孩不会再担心把自己交给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的“后果”，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性威胁和性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强奸视为男权主义的一个根源，从未关注过家庭暴力问题，而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一直极为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总的来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婚姻持有过于浪漫的看法——由于没有了经济上的考虑，婚姻成为爱与性吸引力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男人不会粗暴地对待女人，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妻子一旦对丈夫不满也可以自由地离异，因为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财产因素均不存在了。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忽视了女性低收入的根源及其后果；忽视了丈夫从妻子身上获取性和家内服务的意义，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否以爱情为基础。（Bryson, 73-75）
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比，经济决定论的因素较少，虽然它不否认女性解放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坚持的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权的压迫同阶级压迫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看法是，它过于强调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忽略了女性的特殊要求和利益。这个批评是相当中肯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女性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一直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虽然从革命的基本理论上看，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利益一直被考虑在内，但是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的主流话语之外，就连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可与否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甚至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形成这一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主义思潮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中国革命对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西方思潮都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抵触情绪。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
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Locke）到康德（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丹尼•贝尔用语）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当普遍性这一范畴本身因其带有高度民族优越性的偏见已经开始遭到揭露时，我们可能会把一种理论或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语境或主观立场上。情形会如何呢？总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冲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协的“普遍性”的冲突，一种不能通过求助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冲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过诉诸暴力的代价才得以解决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目睹了这种概念的和物质的暴力行径，伊拉克这个“他者”被认为完全处于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结构“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内”。在最近的战争中，我们精确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画成一个可怜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病态幻想的场所。这一点，在以萨达姆和‘萨多姆’（罪恶之地sodomu）的谐音为基础的大量的恶意玩笑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美伊战争“它的行动效果已经在各种地方、以各种方式开创了暴力，而这些不是它没有预见到的，而且还是它最终难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页）巴特勒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弃未来对包容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将‘普遍性’一词视为永久开放性的、永久论争性的和永久暂时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页）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像知识、理性和科学这样的范畴。它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人权，所有的人权都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特殊性和特殊的视角和立场，例如后殖民主义立场。对于解放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解放本身，而是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谁的解放，从什么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其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以偏概全，没有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论并非只能选择政治上无能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局部的、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它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局部的，有历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质的理论和实践。（Jaggar, etal., 83）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质疑以下所有的观念：稳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观、可信、普适性的知识基础的信念；从理性来的知识是“真实”的；理性和知识存在于知觉者之外；由理性而来的真理提供对所有理性人的规律是正确的；为权力服务的真理不会被歪曲，自由和进步是有保障的；科学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中性的，其结果对社会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识的范式；语言是含义清楚的，提供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客体不是由话语（或社会）建构的；它们仅仅是被话语命名而已。（Saulnier, 131）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传统两分论的挑战，其中包括像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文化与自然这样经典的两分概念。启蒙运动思潮有蕴涵着一个基本的两分：迷信与传统；知识与自由。在启蒙精神看来，知识有奇特的两面性。它可以同时既是中立的又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有在以普遍接受的理性为基础并以它为保证时才会发生，不是特别的“利益”。更多知识积累（真理获得）的同时，结果是更高的客观性（中立性）与进步。权力可以是清白的、纯粹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的权力可以有利于人类，并且不会产生新的统治形式。这样的权力在运作与结果上可以是中立的。（王逢振，第5-6页）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观点，而认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所谓客观的真理只是个梦想，其实并不存在。所有的权力、理性、真理都是不清白的，都是某种价值观（或利益）的表现。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福柯曾引用过毛泽东的语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质疑启蒙理性，要求重新评价通过理性获得进步与解放的概念，尤其在出现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统治之后，所谓“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神话”深受质疑。“理性的自律的权力”是不存在的。（Braidotti, 96）如果说社会和物质世界是由唯一的、仁慈的和决不相互矛盾的一套法律来支配与掌管的，那么离开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护性基础，权力就失去了它的清白。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呼吁理智、知识和真理在寻求变化的策略中是唯一有效的或应占据特权地位。（王逢振，第23页）现代主义认为，个人形成了稳定的、一致的、理性的主体；理性及其科学规律提供了一套客观的、可信的、普遍的知识基础；知识的理性运用是中立的，对社会有益的。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个人的观念是不稳定的、矛盾的、社会建构的；权威或知识的形式的观念是合理的、多意的、反对等级制的、参与的形式；历史的观念是非线性的，并不必然是进步的，总是受到目前的观点的限制，也受到特殊背景的限制；社区的观念是建立在价值差异基础上而获得的。（Nelson, etal., 110）
伊丽加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她所做的两项工作是：打破男性气质与理性、普适性的联系；发出“女性”的声音。伊丽加莱的理论工作的两个角度是：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她质疑自觉的理性主体，认为理性是男性的西方的单性文化。她还认为，女性的差异在男权制符号秩序中没有体现出来，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法律和语言的服务。（Weedon, 89）伊丽加莱对符号秩序转变的看法是：批判理性和启蒙传统，质疑理性的意识主体。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出发，她认为符号秩序在理性、自由人性的主体和语言上都属于男性。西方文化是单性文化，女性是男性的不完备形态（lesserform）。表面看去是客观的、性别中立的科学和哲学话语，其实是男性主体的话语。她的抱负是要创造一套女性的符号，她认为，在建立非男权制社会的斗争中，分离主义是策略，她强调并高度评价性别的差异。在差异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视生理差异；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后现代女性主义与这两个流派的观点都不同，它强调差异的不同意义，认为差异是文化的，不是生理的。她们在此借用了德里达的解构论和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后现代女性主义有时又被认为是激进女性主义，因为它将男女两性的思维想象模式加以区分。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分析理论男性化了。它主张弘扬女性的想象力，用它来创造文化和社会制度。由于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质疑启蒙时代的知识，有人说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敌人，因为女性主义是要发现关于女性的真理，所以不能接受后现代主义质疑普遍真理的立场。如果人类失去对宏大历史叙事的信念，世界女性的历史将会怎样？争取解放的女性运动还有没有合法性？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就连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说它不可能是因为女性有不同的阶级、种族、文化；不可取则因为“单一”和“真实”是哲学的神话。
第二，反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论。对于后现代理论与过去的主要女性主义流派来说，前者批判基要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但是社会批判比较弱；后者社会批判较强，但却常常会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本质主义，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本质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社会背景塑造知识，意义是由历史和语言造成的。主体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识的，而是由话语建构的。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体一向是“非身体的抽象个人被意识的理性思想统治的”。（Jaggar, etal., 76）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人，通过教育和个人发展可以成为理性的人。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这一关于主体的理念，提出社会建构论的主体理论。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瓦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她的“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她批判拉康，反对将主体性视为固定的、人文的本质。拉康认为，语言先于主体存在，制造主体，所以人在了解性别之前就进入性别语境了。而克里斯蒂瓦则认为，主体植根于无意识的过程中，在符号秩序中形成，服从法律和秩序。语言（包括男性与女性尺度）成为革命变革的潜在基础。她关注西方心理分析的观点中对女性和母性的看法，以及女性的生育功能必须服从父亲姓名的规则，认为这是对母亲身体的压抑。“女性必须发现第三种方式，它使她们能够接近符号秩序，而不必接受关于女性的男性模式。”（Jaggar, etal., 78）她不愿意用一种话语（女权的）取代另一种话语（男权的），而是追求改变符号秩序。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严重质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他的思想引起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共鸣。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视。反对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赞成力比多（性动力）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bisexual）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威蒂格（Monique Wittig）的观点比“女性的心理为社会所强加”这一说法走得更远，她认为，就连女人的身体也是社会造成的。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她反对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讴歌，主张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要超越自由主义的男女机会均等的境界，而且要超越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性优越论。在维蒂看来，真正的解放要消灭作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理想的新社会里将只有“人”，没有女人和男人。（贾格尔等，1989年）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鸣，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自我体验的思想可以转化为近代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旧式的女性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则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所关注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bell hooks）是欢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她认为这一思潮对黑人女性主义有用。“太久以来，我们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为自己强加了对黑人本质的狭窄的严格限定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挑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中身份的普适性、固定性和决定性的概念，为我们开拓了自我建构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 etal., 82）
第三，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80）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
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压抑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exercised）而不是被占有的（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productive）而不是压抑的（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decentralized）而不是集中的（centralized）。（Bazilli, 20-21）后现代女性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anti-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点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在女性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
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传统的压制模式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淫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
“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
“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Kourany, 362-363）福柯在他的权力分析中提出了关于惩戒凝视的观点。他也曾反复论述过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所有的旧式女性主义模式都属于一个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逻辑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女性。举例言之，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术，用旧式女性主义来解读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为娱悦主人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可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91）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权力是一个持续的事业。第四，关于身体（body）与性的思想。福柯论述了近代西方社会中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这样描述产生于19世纪的性学：告诉我你的欲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你是谁。福柯的任务和目标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动摇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Dunphy, 19）福柯提出了关于生理权力的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从18世纪以来对身体控制的手段，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存在的各种空间”。福柯认为，性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了福柯的这一思想，他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他指出，议会制的兴起同时限制了人的身体。它不仅要求身体的政治服从和生产劳动，而且侵犯身体本身，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身体的经济与效率。例如，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效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docilebodies）。正是福柯使“身体”成为当代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最喜爱的题目。
前文曾提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女性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在莱克勒克（Annie Leclerc）看来，那就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身体的快乐。她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她又神彩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身体快乐）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转引自Kourany, 303）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口号是：“男权制是实践，阴茎话语中心是理论。”（Jaggar, etal., 79）为了超越阴茎话语中心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尝试发展一些方式，这就是将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视为抵抗和转变之基础。盖洛普（JaneGallop）挑战文化和生理的两分法，反对把女性排除在文化之外。她认为，不是生理学本身有压迫性，而是对生理学的意识形态利用有压迫性。女性的身体就是对男权制的抵抗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包括：性写作的力比多兴奋已经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越轨浪漫主义。作为性激进主义的特权形式，而不是反抗男性的性统治。新巴特勒主义作为表演性的性别结构是一种对于在男性权力、仇女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性别不平衡的话语描述。性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在肯定性的主观能动者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色情解释，传播对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性别统治、虐待和危险的正统解释。在性别表演和性分类中，身体成为一种不固定的升华的支点，以身体作为女性性压迫、性侵犯和自我打破沉默的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向所有试图将身体的意义固定下来的性与性别差异理论挑战。
在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发现后现代的身体理论对她们很有用。受福柯、德鲁兹、拉康和伊丽加莱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尝试创造关于身体及其与不同性别主体的关系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关注福柯是因为他的理论强调以身体作为主体形成的中心权力基础，关注权力分配话语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联系。他认为，权力是一种话语实践，话语创造了主体性的肉身形式。主体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权力也制造反抗。对福柯来说，权力实施的关键对象是身体。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福柯角度就是关注主体、身体、话语和权力，关注文化塑造身体和主体的力量。她们认为，各类传媒如淫秽品、广告和性指南中的被动性受虐倾向塑造了女性的性身体和性实践。两性的差异就这样由话语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制造出来。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福柯也有不少批评。她们对福柯的主要批评是他的性别盲点：他忽略性别。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Dunphy, 29）他对个人身体的质疑会导致反抗的不可能。有人甚至认为，福柯的理论仍旧没有逃离阴茎中心话语的巢臼。福柯宣布死亡的哲学在伊丽加莱那里早就死亡了。她站在旧哲学的废墟上看到了取代它们的哲学。（Braidotti, 130）第五，多元论与相对论的思想及其最终导致的个人主义政治。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批判是对普适性的破坏，因为在普适主义下，女性是缺席的、不可见的、沉默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在传统的男权的学术写作中舍去了个人的和情感的内容。它表明作者已死，是与所写的东西不相干的，只是一个缓慢地流出故事的载体而已。他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点看法，只是制造出一些像天使一样脱离身体（实体）的文本。这样的理论会将我们的处境神秘化，而不是搞清楚。它认为，有些批判理论就像它所攻击的世界一样的追求霸权。（Robinson, etal., 65）针对这一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发起了自传行动，倡导女性写作自我表现的文本。（Robinson, etal., 66）将个人的经验与政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写作，要打破学院式的知识生产的传统形式。它主张，写作就是写自己。将个人与理论联系起来，从个人的角度批判社会。这种女性的写作或许是反理论的，或许是理论的新阶段。伊丽加莱甚至认为，女性的性是女性写作的动力之一。弗洛伊德对女性的性没有做过正面的评价，只有反面的评价。他认为，女性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阴茎的“小男孩”。男性的性欲受阻可以升华为创造性活动，女性的性欲受阻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升华为写作的动力呢？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是如此的不公平，而且并没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来加以证明。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语言是线性的、限定的、结构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语言是流动的、无中心的、游戏的、零散的和开放结尾式的。（Robinson, etal., 72）男性的思维模式也是线性的、单一的，关注于阴茎插入阴道，而女性的性却是圆形的、多重的。在写作上，男性总是看重排列、组合，总是不必要地使用两分法：主动与被动；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而女性的写作是没有固定界限的。拉康也说过，女性有进入非线性思维领域的特殊能力，男性是技术的目的性的理性，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议女性创造不同于男性的文化，避免线性思维和男性的科学样式，提倡“圆形写作”，并认为它是女性身体圆形线条的反映。（Agger, 59）
听上去令人鼓舞，然而这种观点冒了一个险：将女性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主义观点。而本质主义的观点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一向激烈反对的。如果任女性自由创造出来的文化必定是不同于男性的文化，如果按照女性的“自然”逻辑去思维必定是不同于男性的思维，男女两性在本质上的差异岂不是就此成立？在我的有限的思维能力中，对于线性思维与圆形思维的区别的确是感到有点匪夷所思。也许这恰恰表明，如我之辈在多年的“正规”训练中，早已被男性文化和男性思维模式所浸淫，再不能按其他模式来思维。圆形写作和圆形思维的想法至少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个新的思路，使我们敝帚自珍，不要轻易丢掉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2、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首先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postpolitical）倾向，批评来自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其主要看法是：在女性刚刚成为她自身权利的主体之时，后现代主义就剥夺了女性在普遍人性中的权利。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从1970年代开始进入女性主义运动和研究的，它所遭遇的主要障碍来自现实运动和政治斗争。反对派认为，如果取消了“女性”这一概念，女性如何能组织起来发展新的正面身份？如果根本就没有“女性本质”，更不会有把女性团结在一起的姐妹情谊这种精神了。（Jaggar, etal., 81）
反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人们反对对主体性的解构和对主观能动性的质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哈索克（Nancy Hartsock）表达出来的。她不无激愤地说：“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利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地、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的了。”（Jaggar, etal., 81）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Brodribb, 45-46）这一质问颇有深意——女性一直被当成历史的被动客体，正好在她们意识到这一点，想作历史的主体可还没有作成之时，主体竟被否认了——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这里有一点阴谋的味道。这一批评就像是在说：在一场轮流座庄的赌局中，前任庄家在自己该卸任时擅自宣布整个赌局已经结束了。传统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还在于对身分认同和对主体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视主体为流动的和变化的，就连使用“女性”这样的概念都是本质主义的；并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这类词汇，会于无形之中加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是与生俱来而且是固定不变的，而实际上，“女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性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争取作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毁弃了学术上的许多重要分类，解构了女性主义的政治活动。她们提出，如果不承认各类现象的本体论基础，那就等于取消了政治学。男女两性的分类是政治学已经确定的分类，对两性分类的批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可能性？认知的无限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已经被理解为政治学和政治信仰的终结或消解，女性主义在这场消解中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世界背过脸去的；它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其自身过程的学说；它是自慰性质的，冷淡的，仅仅对那些有权的人讲话，或者就干脆什么也不讲。按照这一学说，所有的现象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信息体系之内才有意义，在它之外就丧失了任何本体论地位；所有的话语最终都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把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所在，忽视了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而这些真实的身体是能够产生道德与政治上的压迫的，例如暴力和强奸。强奸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会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而且丧失在现实中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武器。此外，如果普遍适用的宏观理论不复存在，实践和经验该怎么办？女性主义运动应当设定什么样的政治目标？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一个最尖锐的批评是：“你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王逢振，第2页），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Hirschmann, 138）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反政治的和相对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可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自认为是十分政治化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却是后政治的。由于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冲突只能通过赤裸裸的权力（统治）来解决。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验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
对女性主义有极大诱惑力的是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权力与性的互动关系。但有些女性主义者提醒同道万万不可受此诱惑，因为女性主义向福柯强有力的话语投降的代价将是女性主义的非政治化。后现代主义绝不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理论，受到它的诱惑就会陷入一个施虐与受虐（S/M）的螺旋——权力和反抗的螺旋；就不会再认为女性在男权制下形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也就更谈不上她们的解放了。其次，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批评是：质疑宏大叙事会减少知识的可能性。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一向植根于权利理论。个人主义和平等的启蒙话语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受到怀疑。批评意见认为，后现代主义使女性主义理论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导致了深刻的不安和身份威胁。（王逢振，第4页）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启蒙话语（关于解放）对于女性主义是极为重要的，认为后现代主义表达了白种有特权的西方男性的观点和需求。他们已经享用了启蒙，因此能够承受得起对它的批判（有了批判它的资本）。（Jaggar, etal., 81）言外之意是，女性至今还没有真正享受过启蒙话语和解放话语的正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启蒙话语的批判是女性主义难以承受的奢侈行为。第三，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指向其认识论。不少女性主义者难以接受后现代主义完全抛弃性别、种族、阶级这些概念的作法，而主张代之以丰富其内涵。后现代主义使一些女性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它对过去那些激烈论争的问题的全部假设和框架都作了重新解释。在公众的心目中，西方女性主义政治和女性运动的思想渊源是启蒙主义话语，其中包括权利、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等，直到最近，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女性运动的这一认识论沿革才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为女性主义带来的最大威胁首先在于它对单纯知识的威胁，就是那些人们已经接受了的简单理论，那些能够告诉人们如何为自身的利益去行动的理论，那些过去女性主义一直简单接受下来的话语，如自由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启蒙主义等等。人们过去简单地接受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以为它是普遍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这种价值中立是对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对研究的主体而言，即研究者是价值中立的；另一方面对研究的过程而言，即研究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因此，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发现对象的真实情况。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这些简单明了的原则就都是不可靠的了。第四，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还有它会导致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最终导致个人主义政治，取消了女性主义政治，丧失了“女性”这个分类。为了避免相对主义，女性需要压迫与解放的一般理论。（Jaggar, etal., 83）批评意见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有相对化倾向，“性别怀疑论”，“对创造性主体的赞美”，“选择的多样性”等也带来一些问题。要关注价值和实践的制度化体系，统治与服从者之间的模式化关系。批评者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相信意义是多元的和非确定的，假如你清楚明白和令人可解地写作，那么你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总是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一个人必须二者择其一：或者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而放弃女性主义；或者完全拒绝这一立场。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就必须抛弃女性主义，服从于那个有害的、不友善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哲学。她们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标榜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批判，而这一点恰好同女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共鸣，所以能够引起女性主义的好感，可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波伏瓦的著作就是基要主义（foundationalist）的，是建立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之上的，因而是应当被否定的；而否定了波伏瓦也就等于否定了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第五，不少女性主义者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男权意识这一角度来批判它的。这种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在当代理论界占统治地位，但并不是不可批判的。女性主义就应当拒绝后现代主义，主要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她们批评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意识形态缺乏分析批判，简单地接受了福柯、德里达、拉康这些人的思想，甚至接受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认为，她们还是在使用男性的话语，好像不使用男性话语的女性就要受到惩罚；好像女性主义的理论也必须从男性理论中推衍出来，并不是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新知识。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主义是男权制的新的文化资本，例如福柯最喜欢的作家是尼采和萨德（Sade）。虽然福柯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对这一所谓性的自然秩序表示质疑，但由于他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异性恋霸权对女人的伤害。她们还批评福柯在强奸者（男人）和被强奸者（女人）之间，是为前者辩护的。总的来说，她们认为福柯基本上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有批评者认为，虽然福柯的身体论可以帮助女性主义克服本质主义和生理主义，但是福柯对性别的决定性影响注意不够。此外，他把人仅仅视为“身体”，对个人其他方面的经验过于忽视。还有人批评福柯只强调自我，忽略了他人，好像个人是孤立的。福柯虽然讲到权力和知识的统治致使身体受到制约而成为驯服的身体，但他从未直接提到过“男性统治”这种状况本身，他所讲到的权力总是针对着所有人的。此外，当福柯讲“身体”时，没有把身体分男女，而男女的身体是有区别的。女人的身体比男人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女人不仅同男人一样，受到对身体的种种禁制，还要去刻意追求正确的尺寸和体形；如果女人不够驯顺，就会失去男人的宠爱和亲近，会失去获得后代的机会。这些问题从未进入过福柯的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失。
福柯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十分奇特，他仅仅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即：女人在同男人的关系中处于生理上的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他从未研究过女性问题，只研究过自我的性别认同。他认为，性别认同不应当成为自我的基础；性实践也不应当成为权力统治的对象，这一权力包括去为性下定义、命令它和为它分类的权力。因此，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认为，福柯之所以受到女性主义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侥幸，因为他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这种注意的事并不很清楚。他不像同时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关注的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那样直接讨论过女性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福柯式的女性主义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既赞同福柯又是个女性主义者。但另一些人却反驳说，福柯式的女性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二者确有相吻合之处，福柯关注的许多论题都与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例如，女性主义者和福柯都看重文化而不看重自然；二者都十分重视性的质量和行为规范；二者都把性的问题视为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二者都把政治的领域扩展到了与个人领域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上来；二者都批判生理决定论和传统的人性论；二者都怀疑人文科学中隐含着统治的现代形式；二者都不把知识的增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是指出，随着知识的一些特殊形式的增长——如医药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微妙的社会控制机制；福柯向“性别是自然的”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亦如是。比较温和的批判者提出，对后现代主义应当持批判性吸收的态度。一部以《反对福柯：福柯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标题的论文集中说，女性主义反对福柯的武器之一就是他对知识和权力的性质提供的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关于现实与真理、因果关系、自由与体制的关系这些自启蒙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史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想法。正是福柯使女性主义开始怀疑这些一向以为是真理的东西。福柯并未直接向女性主义挑战，其本人似乎还同情女性想要改变目前权力关系的欲望。由于他的著作对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政治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女性主义应当特别注重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要防止人们把后现代女性主义搞成一个大杂烩，忽略了许多持有相似立场的人们及其观点之间的差异。巴特勒指出：“许多立场都被归之为是后现代主义，好象它是一系列观点的载体：所有一切都是话语，仿佛话语是某种能构成一切的一元论物质；主体消亡了，我再也不能说‘我’；没有现实，只有再现。这些描述以各种方式被归之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它们二者常常互相合并，有时与解构主义合并，有时又被理解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法国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拉康式的心理分析、福柯式的分析、罗蒂的会话论和文化批评组合在一起。在大西洋的此岸，在最近的话语中，‘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一笔勾销了这些观点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个实体，一个名词，容纳了这些观点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各种形态或变体。”（巴特勒，王逢振，第69页）其实，在这些观点和立场之间有很多区别，不应对它们做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