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有14岁的他，犹如一只孤雁在外飘零，被无情的风暴卷入运动中去，过早地品尝了家庭支离破碎、人各东西之苦。

    这年月，竟有人敢爱“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二位老人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他用手指着对父母说：“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都没有知觉，我成了半截啦！”

    爱儿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都有一颗牵挂儿女的心，卓琳、邓小平夫妇也不例外。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邓小平就被推向灾难的深渊。3年以后，林彪的“一号命令”，使夫妇二人离开中南海，下放江西劳动。离开北京时，不允许一个子女随行。卓琳作为5个孩子的母亲无限悲伤。她思念着成年与未成年以及被迫害致残的儿女，禁不住泪水涟涟。

    作为父亲，邓小平的心中也有万般痛楚。同卓琳一样，他从心底里爱着聪明、活泼、富有朝气的儿女们。尤其在别离的时候，这种感情更强烈。因而，到达南昌，住进“将军楼”的第二天，他就主动向监管人员黄文华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同我谈过，同自己的亲属可以通信……”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又补充道：“还有第四、第五个孩子，我来南昌时未见面。第四个孩子（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原约定12月到北京会面……其他的都见了面，现在可以不来。”

    邓小平想把原定12月同女儿邓榕会面的地点，由北京改为南昌。

    黄文华十分理解这种牵挂孩子的慈父心情。他表示会尽快向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反映这一要求。

    几天过去了，已经到了邓榕按原计划该到北京的时候了，答复却一直没有接到。

    卓琳着急了，便同邓小平一起来到黄文华的房里。一进门，没等坐稳，她便滔滔不绝地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并极力为儿女们的问题进行解释。

    卓琳首先谈起大女儿邓林。邓林大学毕业了，却迟迟不给安排工作，还在挨造反派的整，没完没了地交待。应该让她到母亲身边来，用母亲安慰一下她那颗受伤的心。

    卓琳建议说：“最好邓林12月底能来南昌。”停了一下又说：“她主要是受我们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别的问题没有。她很老实，对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信仰的……去年因闹派性，把她关起来了，一直关到今年3月才放出来……”

    邓小平插话说：“邓林这个学校只有100多人，文化大革命她是个目标。过去北京大学1万多学生，连职工家属近4万人。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军代表。可能军代表不得力，也是几进几出。后来还是毛主席派了8341部队的代表去，很快就转过来了。”

    卓琳心情沉重地接过邓小平的话说：“听邓林说，每次去新的军代表，都要找她谈一次话，叫她写一次交代，真是交代得没有个完。”

    母亲最了解女儿。卓琳又补充说：“这个女孩比较重感情。”

    接下去，谈到邓榕。

    卓琳向黄文华解释说：“邓榕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很大刺激。她年纪轻，是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在学校读书时，政治上很积极，‘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我们被打倒了，她受的刺激就大了。”

    诉说完毕，卓琳压抑的心情才略为轻松了一些。

    回到家里，她心情不安地等待着。

    12月26日，黄文华得到答复，正式通知邓小平、卓琳：“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

    实在是捉弄人的感情。

    卓琳听了，顿时泪如雨下。想到儿女们受父母的影响和牵连在运动中受到刺激和打击，邓小平和卓琳难以压抑悲愤的心情。尤其是卓琳，作为母亲心中更是酸楚难忍。

    历史并非总是无情的。

    不久，中央办公厅明确答复：邓小平的子女可以到江西探望。

    这一喜讯，驱散了一些邓小平家中的抑郁空气，邓小平和卓琳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他们盼望着家人团聚的日子早点到来，盼望着子女们早点来到身边。

    1970年春节前夕，远在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劳动的小女儿邓榕最先到达父母身边。刚一看见卓琳、邓小平，她就激动地喊着“妈妈！爸爸！”跑着扑到父亲的怀里。

    久别重逢，母亲卓琳更是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从此，孤零、冷清的“将军楼”里，不时传来邓榕清脆响亮的动人歌声。每当卓琳和邓小平从厂里劳动回来，未进家门，便先听到歌声，夫妻二人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然而，这歌声并没有能停留多久。两个月不到，邓榕便告别父母，回到陕西插队的地方去了。

    继邓榕之后，1970年冬天，在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李村插队的小儿子邓质方，回到了父母身边。“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有14岁的他，犹如一只孤雁在外飘零，被无情的风暴卷入运动中去，过早地品尝了家庭支离破碎、人各东西之苦。

    望着离别两年的儿子个儿长高了，脸晒黑了，身体结实了，卓琳、邓小平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

    邓质方从小喜爱无线电，聪明上进，学习非常自觉、刻苦。父母很欣赏他爱学习的劲头。于是，鼓励他上大学深造。在黄文华等人的努力下，经批准，邓质方进了江西工学院。他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优异，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几年后经考试，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并在国外学有所成。

    最使卓琳、邓小平高兴的，是二女儿邓楠领来了她的未婚夫张宏。见到身体魁梧、仪表不凡的未来女婿，他们满心欢喜。这年月，竟有人敢爱“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二位老人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大女儿邓林是最晚回到父母身边的。她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画得不错，因为受到邓小平的牵连，学校天天逼她交代问题，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折磨。直到1971年冬天，她才得以来到江西。

    儿女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到牵连，做父母的实在感到于心不安。卓琳和邓小平这时最惦念的，还是远在北京、已经瘫痪在床的大儿子邓朴方。

    邓朴方原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致残，外伤性截瘫，下肢废用性萎缩，完全直不起身来，只能躺在床上。

    在那热衷于“革命”的年代，正常人尚不能正常地生活，更何况一个下半身完全瘫痪的残疾人？当卓琳、邓小平听到邓朴方栖身在北京清河救济院，靠编篾篓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的情况时，他们心如刀绞，万般难受。

    邓小平铺开纸，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将残疾的孩子接回来，自己照顾。

    信由汪东兴转交毛泽东。

    邓小平的请求获准。邓朴方得以成行。

    1971年元月，邓朴方来到江西。一到新建县望城岗步兵学校，坐在手摇车里的邓朴方加快速度向“将军楼”摇去。

    父母闻讯，赶忙迎了上来。

    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卓琳、邓小平既激动又悲伤。原来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现在瘫坐在轮椅上。对于做父母的来说，这残酷的现实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然而，他们要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

    晚上，卓琳、邓小平来到儿子的病榻前。邓朴方下肢瘫痪站不起来，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他用手指着对父母说：“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都没有知觉，我成了半截啦！”

    卓琳和邓小平内心分外难受。他们帮助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一遍遍地擦抚他的肌肤，仔细地询问病情。此后，他们承担起护理儿子的重任，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

    夏天的南昌，气候炎热难熬。每天，卓琳和邓小平都要为邓朴方擦澡、翻身换衣服。卓琳先把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邓小平的任务最重，是主要劳动力，既要帮助抬，又要给儿子擦胸擦背，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卓琳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送到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马列经典著作、中外文学名著等。

    生活上，卓琳处处关心照顾儿子，实行“优待政策”，把自己家种的最好吃的菜，自己家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他吃。

    然而，儿子的病并没有好转，经常发高烧，肌体的各种剧痛不时地折磨着他。

    看着痛苦难忍的儿子，卓琳的心颤抖着。她要为儿子解除病痛，并决定不惜一切地为儿子治病。于是，她和邓小平一起，就儿子的病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1972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指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301医院来治。

    不久，邓朴方在妹妹的陪伴下乘火车告别父母，回到北京住院。但是，由于江青一伙人的干扰，邓朴方到301医院后并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治疗。

    1973年3月，卓琳、邓小平回到北京。刚安顿好，卓琳便赶到医院看望儿子。见儿子病体依旧，她犹如万箭钻心。她听说上海骨科界有一些治病疗瘫病人的办法，便托人私下寻找合适的大夫。

    到了1974年的夏天，一些医学界的专家陆续“解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时候，卓琳在一位姓章的中医世家子弟的秘密帮助下，收到了上海的来信。上海方面希望了解邓朴方的病情。不久，两名高级骨科专家由上海来北京，和301医院的同人共同为邓朴方会诊。

    然而，太晚了。邓朴方的病由于原来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坏死的脊椎已经完全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这意味着他永远站不起来了，按当时国内医学界的条件，他只能长久地躺卧在床上。

    命运又一次向邓朴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79年的一天早晨，护士李大姐发现他的背后又鼓起了一个大包。

    经医院检查，是脊椎再度骨折、断骨形成假关节，邓朴方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

    当时的中国骨科界对此毫无办法，病人只能卧床等死。

    卓琳禁不住哭了。

    然而，做母亲的她并不死心。她仍在寻找为儿子治病的机会。

    1980年，经过美国骨科学会主席马克斯博士的积极联系，国际骨科界著名的脊柱专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愿意为邓朴方治疗。这个消息，由当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骨科专家吴之康带回北京，向卓琳转达。

    邓朴方尚有生活的希望，卓琳听了异常高兴。于是，邓朴方去加拿大治病一事，很快决定了。

    为了帮助邓朴方赴加治病，卓琳特意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全家人凑钱。

    9月底，全家人用凑好的钱，为邓朴方和护士李大姐买好了去加拿大渥太华的飞机票。

    卓琳含泪送儿子到机场，她明白，这一去，儿子将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闯过死亡之路的邓朴方，靠阿姆斯特朗教授为他植入的钢筋铁骨，重新坐起来了。几年后，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领导筹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康复研究中心。

    在康复研究中心的落成仪式上，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副司长沙里夫受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委托，郑重地授予身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的邓朴方特别奖，表彰他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年）”和中国残疾人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邓朴方向命运的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包含着母亲卓琳、父亲邓小平的辛劳。

    （叶兰 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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