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就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最后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柳三变”。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连捷的跟黑天鹅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太平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訢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招。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工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坐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得门儿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情有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周妈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周妈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他，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会错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20元钱给他。

    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王闿运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王闿运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的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的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章太炎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

    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的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章太炎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章太炎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他在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唯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200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谭延闿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他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他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他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其中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他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50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唐八先生

    八先生是个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全国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谁不知唐群英呢？当时的京剧略等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沪两地的名角，无论生旦净丑，没一个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气大。不过，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带领娘子军的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窗；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出来劝解，话还没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有打着）；三闹《长沙日报》社，这次当事的男人见机得早，都溜了，唐群英砸烂了报馆排字房，害得当天的报纸出不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水泊梁山孙二娘的勾当，其实却不然。唐群英在历史上本是个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门，其父亲唐星照，本是湘军宿将；长大嫁入曾家（曾国藩）做媳妇，依旧是名门名媛。其次觉悟很早，在家为人媳的时候，就跟秋瑾结为死党（也是亲戚），丈夫死后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过学，是华兴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时，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虽然没有真的出兵开仗，但名声却连袁世凯并清廷的摄政王都有耳闻。唐群英三次大闹，理由都很正当，前两次都是为了男女平等（当时叫做“平权”）问题，闹临时参议院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提男女平权；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是因为党纲上删去了“男女平权”的条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实还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是要以炸弹、手枪对付的。大概是当时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少了点，军火也不够充足，一场对男人的战争才没有打起来。

    不过，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闹却跟男女平等没多少关系。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点神经兮兮，在《长沙日报》上登出一则启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将和自己结婚。唐群英闻后，带人到报馆问罪，要求报纸出刊更正。报馆主编说，那是一则广告，广告哪有更正的道理。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这才动的手。这事最后闹到官府，一个要赔偿设备损失，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两边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赔了报馆了事。

    唐群英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初起的激情岁月，觉悟了的女子个个都很激愤，对男人的压迫相当痛恨，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恶男子”、“臭男人”，而争女权的目标也很宏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

    但不经意间，女权主义者对自己的名节都很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没有的。自家已是单身的寡妇，对于一个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为对付，唐群英的愤怒显然跟自己的名节受损有关。这一点，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义”来，有天壤之别。

    三闹之后，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没了动人的表现。但她娘家的家族却很以出了这么一个女中豪杰而感到自豪，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称她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乡的族人，也称之为唐八公公（按传统社会的惯例，女人是不会入娘家的族谱的，她们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在夫家的族谱上）。从某种意义上，唐群英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臭男人的结果，是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

    革命·诗·酒·佛·女人

    将这样几个词堆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似乎都有点不敬。但我下面要说的事情，的确跟这些词都有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也提炼不出更合适的题目，所以只好这样将就了。记得好像“诗·酒·佛”这样的堆砌，本是鲁迅先生打算做论述六朝文学的题目，既然我素来景仰的鲁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点别的，凑成一盘，估计也算不得什么。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结的诗社，从一开始就是个大杂烩。上面讲的几个词汇所代表的东西，南社里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说反满的内容尤其浓烈。这也没办法，谁让清朝皇帝在200多年里老是对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制了又制，压了还压，制造了那么多文字狱、那么多科场案。眼看满清大厦将倾，又有上海的外国租界做掩护，江南文人不抓紧时间捣乱更待何时？捣乱的诗人中喜欢佛的不少，既喜欢佛也喜欢女人，或者说尤喜欢女人的更多。不过，真的做了和尚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苏曼殊，一个是李叔同。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作诗弄画。李叔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作诗作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两人相同点更多，都才华横溢，学什么像什么，于诗于画均有可观者。当然，也都很有女人缘，走到哪儿都有女人围着。李叔同出家后，还有女人找上山来，在山门苦等。

    从古到今，诗人和诗都离不开女人。唐朝是诗的王朝，害得后世怎么做都超不过去，其实，多亏了当时男女界限不严，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浅斟低唱，帽落袜滑，不唯妓家，良家妇女也乐在其中。女诗人鱼玄机跟男诗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气日夕佳，众鸟欣有托”说的是某诗人有疝气并用了疝气带）。公主可以带着相好招摇过市，甚至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进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窝蜂拥进妓楼。歌伎舞儿不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诗来也不让须眉诗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写诗的，这种事如果放在后来，不进大狱也得终身禁锢。都说悲愤出诗人，其实女人也培育诗人，如果没有女人，诗人多半是作不出诗来的。所以，苏、李二位招女人喜欢，对近代诗与画的繁荣，的确大有好处。

    二位更有佛缘，毕竟他们都遁入了空门。无论是苏曼殊这种花和尚，还是李叔同这种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种境界里，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们的确也成了正果。

    当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缘，他们都是反满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诗画里都不忘渗透着革命的意义。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同样与革命、诗酒、女人和佛都有缘的南社诗人兼画家是钱化佛。此公没有出家，但特别喜欢画佛，只是所画的佛个个都闭着眼睛。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钱化佛在辛亥革命时是员勇将，参加过攻打南京制高点天保城的战斗。杀进去的时候，清军做的稀饭尚在，结果便宜了包括钱在内的敢死队。

    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茶壶、茶杯和牙刷

    辜鸿铭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辜鸿铭“学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来的人，西方文化的要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亚当夏娃严格执行，即使贵为国王，也得遵行不贰，拈花惹草偷腥可以，但像中国皇帝那样三宫六院的不行。西方世界千余年来，除了极少数的化外之地存在个别的例外，比如美国的摩门教，还真是一体遵行。可是，为什么偏偏一肚子洋墨水、中国字都写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国，在欧风劲吹的当口，硬是公开鼓吹纳妾？是跟他的保皇政见一样借题反潮流，还是为了使他那“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豪言壮语名副其实？（他纳了一个日本的妾。）现在委实是弄不太明白了，但我估计跟这两条都有点关系。

    辜鸿铭说了这句很是冒犯时髦女士的话，摇着脑袋后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辫子，依旧我行我素去了，根本不理会背后先进男女们的叫骂，这些人叫骂得越凶，他老人家越是高兴。不过，先进的人们在批判的同时，往往在私下里不得不承认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尤其是男士），时间一长，大家未免有点中毒。大诗人徐志摩追上美女陆小曼，尽管有许多曲折和不快（尤其是对于小曼的原配王赓而言），毕竟是一段文人佳话。徐志摩圈子里的人多半还是替他高兴。当时很有名的画家、也是徐志摩的好友邵洵美，特地为他们画了一幅画：一个茶壶，一个茶杯。题曰：志摩是茶壶，小曼是茶杯。大大地幽了好朋友一默。

    小曼笑纳了邵洵美的礼物，但却发表了自己关于男女问题的见解。她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是茶壶和茶杯，而应该是牙刷和口腔，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专用的牙刷。

    陆小曼顺应时代的潮流，维护了女人的权利，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不愧为一代美女加才女。只是她在日后的实践中，却只顾了女权而忽视了男权，虽然有客观原因，毕竟寻下了情人，并且开支巨大，让丈夫在徒呼负负的同时，还要两地奔波讲课挣钱，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让喜爱他诗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动。

    自古以来，男女之事，神鬼难言之，说不清道不白的。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不仅纳妾的依然我故（据女士们说，现在的包二奶，还不如纳妾，因为没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负责），婚姻关系中，乱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性和婚姻关系的紊乱，大大超过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美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清。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观念有点乱了，实在不知道是该守旧还是应该迎新，应该抱着茶壶还是拿稳了牙刷。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人们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都不费力。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我一点都没碰，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又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名曰观星，倒也合适。

    珠海核心区域原来属香山县，共乐园所在地是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唐家湾。这个小村，大概是珠海老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弯弯窄窄的小巷两边不时见有斑驳的老墙和廊柱，多为晚晴和民国的建筑，很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些建筑的原主人多为当年出去混世界发了迹之辈，属于中国第一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勇敢者。小小的唐家湾，一条不过500米长的小巷子，居然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若干个顶级名人。有大买办、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企业的创办人唐廷枢，有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园子的主人唐绍仪。

    不用说，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并且赖下来不走，给紧挨着澳门的香山人一个开眼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几百年耳濡目染地厮混下来，这个小地方的人不唯见怪不怪，而且胆子大得出奇。在那个大家都视洋人为怪物的年代，唐家湾出了一批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有些至今说起来名声还不错——留学生，有些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买办。其实在当时，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唐绍仪就是留学生。他的香山同乡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由于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人参与，最后大部分便宜了香山人，据说这是帮助计划实施的香山籍买办徐润动员的结果。其实容闳也是由澳门的传教士带到美国，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如果他不生在香山，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留美幼童最后半途而废，因为朝廷里脑袋冬烘之辈太多，太挑剔，又太警惕，担心幼童们的心灵被和平演变掉，于是踩了急刹车。唐绍仪虽然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没有学完就回了国。尽管按道理讲，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留学生本该金贵得像钻石才对，但当时回国的留美幼童却只能从基层做起，还处处招白眼。若干年后，唐绍仪才混到驻朝鲜的商务机构，做临时负责人。在这里，唐绍仪碰到了袁世凯。唐绍仪给袁世凯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娴熟的英语。朝鲜壬午事变中，办事处的人跑得精光，唐绍仪一个人持枪立于门首，硬是把乱兵镇得不敢进门。从他留下若干文质彬彬的照片上，还真看不出他居然还这样生猛过。从此而后，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夹袋中的英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也步步高升（当然，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直到贵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三个月后唐绍仪就跟做总统的袁世凯闹翻，不告而别。这都是留学的玩意儿惹的祸，民国的总理老想着制度和规则，但总统却对民主制度一脑袋浆糊。

    唐绍仪在近代史上属于热度比较高的人，公认属于善于把两边对立的人焊接在一起的人。他做的最大的事，是主持过两次南北谈判，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实际是袁世凯）跟南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谈，谈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民国。第二次是在他撂挑子之后，再次半受拥戴、半自热心地出山，在1918年到1919年担任南北和谈南方的总代表。这次他是代表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跟袁世凯的旧部打交道。总代表的四方大印，现在还保留在珠海博物馆里，看来当年没少用印，到今天印的颜色还很红。只是，艰难的谈判，没有阻止军阀们南北厮杀，甚至连南方代表团的经费都是唐绍仪自己垫付的，一年下来费了不少银子，可是到最后南方军政府也没有给热心过度的唐老先生报销这笔烂账。

    再后来，唐绍仪做了家乡的县长，在百里的小县继续发光发热，干得相当起劲。可是，唐绍仪名声太大，动静太大，惹得南天王陈济棠不高兴，策动县里的大兵借闹饷为由把他轰走。唐绍仪的晚景没有在共乐园度过，他到了上海，一直待到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最后在孤岛上被戴笠的特务误为有投敌嫌疑杀掉了。

    唐绍仪建共乐园，虽是私家园林，却对社会开放，谁来都行，不收一文，共乐嘛，他自撰一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可是，当我们进园子的时候，却发现这园子还是收费的，每人10元，虽然这联子还挂在园子的门口上。

    总理县长唐绍仪

    总理是指国家内阁总理，县长是广东省中山县的县长。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先做总理，后当县长，在两个职位之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唐绍仪本是农家子，按道理很难出头，可是人家命好，赶上了曾国藩派容闳组织幼童公派留学美国。大江南北，士绅人家子弟打死也不肯去，最后不得不便宜了风气已开的广东人。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叫詹天佑。

    幼童留学事业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回国的唐绍仪好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有幸的是，很快他就跟袁世凯结识，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晚清最后十几年，唐这种有着最早的留洋经历的人物特别吃香，又加上袁世凯的援引，唐逐渐蹿升为方面大员，成为晚清的重要人物。

    辛亥革命起，随着袁世凯的复出，唐绍仪被委以重任，担任南北谈判代表。谈判成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我们知道，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孙中山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显然，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注定是要不讨好的，可悲的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唐绍仪当时却并不明白自己的命运，反而很认真地要负起责任内阁的责任来。结果不问可知，不仅责任内阁搞不下去，袁唐之间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绍仪只得不告而别，悄然失踪，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其时，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4年的功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6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以做过总理的身份当县长，在民国时期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反响。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此事入了毛泽东的法眼，他几次公开引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其实，跟今天我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当年的唐绍仪并不会认为以做过高官的身份再当芝麻官是屈尊。实际上，唐绍仪晚年一直是在家乡做乡绅，出任县长，不过是乡绅为自己家乡做事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总要为桑梓谋点福利，否则就不配做乡绅。尽管唐绍仪喝过洋墨水，但毕竟没有脱出传统士大夫的积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陈芳这个名字实在是过于普通，普通到了人们不大可能想到拥有这名字的人会是一个大人物。然而，在珠海，人们都知道，的确有过一个名叫陈芳的大人物。那里的人也许会不知道民国第一任总理同乡唐绍仪，但是，没有人不知道陈芳。陈芳，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叫陈国芬，在他的第二祖国夏威夷（当时还没有并入美国，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叫Afong，那里的人们称他为Afong先生。

    我最早接触陈芳这个名字，是当年摸孙中山史料的时候，不过当时只是一掠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真正让我记住这个名字的，是珠海城郊一座，不确切说是三分之二座牌坊。这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独特、最豪华的牌坊，严格讲它不像是中国的牌坊，更像是西方的“门”，如勃兰登堡门和凯旋门那种门，因为它不是中国牌坊那种单根石或者木的十字形架构，而是双层的石建筑，说它是石头楼台，也无不可。据珠海当地的朋友说，这样的牌坊，陈芳有四座。帝制时代，多数的牌坊有点类似后来的勋章奖状什么的，是皇帝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那时候的好人好事，就是节妇烈妇、义士孝子等。所谓义士大多是所谓的乐善好施一类的人，就是朝廷有事、缺钱了，你能舍得拿出银子来捐献，额度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有一座奉皇命敕建的牌坊。当然，牌坊建成什么规模，主要看主人的财力。

    陈芳是珠海人。珠海这个地方，在清朝有一部分属香山县，是个全中国最有特色的所在。特色就在于香山境内有个澳门，这个地方自从明朝中叶被葡萄牙人赖住之后，成了全中国唯一能方便见到洋人的地方，因此周边出了一批最早跟洋人打交道的人，出来留学的首数容闳，出来经商的n7mberone就是陈芳。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陈芳就已经到澳门跟着伯父做生意了，有传记说他中过秀才，后来乡试失败才弃文从商，大概不确。陈芳经商时年纪在20上下，在科名不盛的广东，这样一个年轻秀才，在乡下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断然不会因为一次考试不售便去操贱业的。况且，1849年陈芳到夏威夷的之时自报姓名陈阿芳，也不像个读书人的名字，入关照片上一副愣小子模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跟一个饱学的秀才联系起来。

    也许，陈芳在家乡读过几天子曰诗云，但他经商发迹基本上跟这点文化水没有太多的关系。他的长处不仅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关键是他比别的华侨商人多点政治头脑，喜欢参加当地的名流聚会，跟政界来往。当时，夏威夷还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有一定的自主性，还有国王。陈芳不知怎么搭上了一个被夏威夷王室收养的白人少女朱丽亚，两人结为夫妻。因此家乡人到今天都传说，陈芳成了夏威夷的驸马爷。其实，说是驸马有点勉强，不过陈芳借此跟王室搭上关系倒是真的。后来，陈芳又资助了王室中受美国支持的一位继承人（说起来是朱丽亚的义兄，看上去很像白人）登上王位。这一宝押对，陈芳从此政商两界通吃，进了夏威夷的枢密院。

    然而，陈芳毕竟是华人，在异国他乡地位再显赫，还是免不了故国之思。听说清朝政府派了陈兰彬和容闳作为正副公使来到美国（实际的契机是他们带来了一队留美幼童），陈芳上书公使，要求在夏威夷也设立中国驻外办事机构，保护华商利益。于是，陈芳成了在家里办公的中国驻夏威夷领事，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国不拿俸禄的驻外官员。

    然而，放弃了夏威夷国籍的陈芳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来自美国的排华风潮渐渐吹上这个岛国，加上1889年陈芳特别喜欢的极有经营头脑的长子陈龙猝死，对他打击特大，于是萌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次年，陈芳变卖了部分家产，告别了朱丽亚，回到了家乡。

    还处在“经济现代化”当口的祖国，原本该有他用武之地，虽然年过60，但踏上家乡土地，陈芳其实还蛮有期待。他早就听说，几个小同乡，容闳、徐润、唐廷枢都在朝廷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中一展身手，挣来功名，光宗耀祖。陈芳回国几次大规模的捐献也说明他并非真的就想终老泉下。可是，等到回来才发现，自强运动此时已成回光返照之势，中国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闯不过官督商办的坎，几个当年风光无限的小同乡，唐廷枢、徐润、郑藻如都灰头土脸，有的人只好回家养老了。当时的中国，最稀缺的就是现代企业家和商人，但是，这样的人恰恰没有施展的空间。

    因此，回国后的十几年里，陈芳除了给自己家乡的村子修修路、通通渠，让乡亲们见识了什么叫电灯之外，唯一的事业就是修了四座中西合璧的牌坊，当然也给自己的父母和搁在家乡几十年的原配夫人挣来了封诰。在陈芳的故居，我看到了陈芳原配夫人李氏身穿补服带朝珠的照片。

    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文让他接连蹿升了四级。这种好事，对于现在的人们，连做梦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兴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就是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成绩无论如何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人了。

    当然，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他对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授课时每逢开饭，蒋介石得亲自查看饭菜是否好吃。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居然是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刘师培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他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刘师培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最早觉悟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吼，刘师培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俩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个人他能看得上眼，黄侃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他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留辫子的大师

    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冷冷地说：

    “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拉包月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行独立，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生灵涂炭，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希望复辟，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王国维有怀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过，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而且还有点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吃饭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菜，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按说，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会做新诗“匹克，尼克，来江边”，所以，对师傅有点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人王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在法理上他还是皇帝，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这点表示，在静安先生心里，想必分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罗振玉说是殉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新中国建立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于李陵。这里，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一点跟前清没有关系，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固然罪有应得，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他人远远听了，未免狐悲兔死，物伤其类，心里发毛。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内向而寡言，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王国维把北伐的到来想象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线。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在后人眼里，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后来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最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章吴两人的枕底风光如何，不好细说，反正，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洪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进入新中国之后，被一干革命青年视为北洋余孽的章士钊，好运并没有终了。喜欢鲁迅的伟大领袖偏偏也喜欢当年鲁迅最讨厌的人。在“文革”中，一班平日跟领袖谈诗论赋的遗老遗少多少都倒了点霉，可人家章士钊却佳人如故，不仅如故，还可以得到领袖稿费的资助（据说是还债，还成了一段佳话），甚至把自己满纸荒唐言付梓出版，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学术著作”。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牛人熊十力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以佛和菩萨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却碰到了对手。对手名叫冯文炳，是个文学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废名”，写诗和小说都很有名。废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邻居，忽然对佛学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跟熊十力讨论佛的问题。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打在一起了。争毕打完，明儿两人还在一起讨论，再争再打。

    跟熊十力吵架的学者，当然不止废名一个，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从来都自信满满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俩牛人碰到一起，吵起来当然水平不会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经过世的老朋友，还是忘不了当年佛学上的争议。

    待平辈的学者如此，对待学生更是严厉，他的学生都说，熊先生很少夸人，却爱训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会要参与意见，如果学生会不答应的话，校方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上手打。说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最能彰显熊十力牛气的还是他对达官显贵的态度，他从来不管见的人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前来问学，熊十力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徐复观记了一辈子，说这在他求学路上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那一代的学人，是牛气的一代，是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一代。牛的背后，是真性情，真的执拗。对学问，对师友，对弟子，莫不如此。他们实际上是永远的孩童，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整个世界，整个的人生。

    两只老虎跑得快

    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两人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后，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精卫一表人才，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儿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和兆铭（汪精卫）之德，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陈公博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他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革命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因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陈公博的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了下巴的地步。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的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到处留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他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被人赶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汪陈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塗，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粘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也可以说，汪精卫、陈公博的立场，跟共产国际更接近一点。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两人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宋美龄走了，享年106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她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唁电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宋美龄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她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她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掺和，才避免了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受教育，进的是卫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的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有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是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做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中国老百姓可以想象江青坐在毛泽东后面纳鞋底，但是绝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象宋美龄。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在国共两边都不讨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做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的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唯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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