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我和妻子对视一阵后，还是由我拿起电话。一听是吴小咸的声音，我和妻子都松了一口气。吴小咸是奉丁解放的指示，敲定我们去他们那儿过年的行程。妻子拿过电话告诉吴小咸，要去也是吴奇一个人去，她自己带着孩子回长春。在她们的商定中，我成了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我告诉妻子，结婚都五年了，自己希望一家三口能在一起过个年。妻子还同以往一样，说我们还年轻，而父母则年事渐高，能陪一次算一次。妻子的父亲在长春一个局里当过局长，曾经被公认为最有希望进入下届市政府领导班子的人选。但是，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妻子的父亲突然被调到市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那时候他才五十二岁。自那以后，他向自己的女儿下达命令：不许我进他的家门。其中原因，我相信妻子确实不知道，否则她会向我解释清楚的。她知道我是不会做不利于她和她的家庭的事。
就在妻子让吴小咸给我和她自己买好车票后，那个让我们感到恐怖的电话又打到卧室里。一个男人重复着我们已经听过的话，他不会饶过我们，他要让我们过不成年！夜里我们本来是准备着做小别之前的狂欢，为此妻子还熬了一碗事后饮用的桂圆汤。我坚持问那男人到底是在哪儿得罪了他。那男人只说要我们在睡觉前再背一遍陈毅元帅的那首报应诗。后来，我同妻子在枕边反复询问对方是否在什么时候收了别人的贿赂而没替别人办事。我只收了吴小咸的手机，但他们欲将县改市的目的也达到了。妻子同我一样，在另一个单位宣传处工作，这种地方，犯不了太大错误。那种职业性的大话假话已被人习以为常，根本就不去追究。除非倒霉透顶，撞到那支能不拿出来就决不拿出来的枪口上。
早上起来，妻子将那碗桂圆热了端给我时，我抱歉地对她说了声，无功受禄不好意思。妻子开始还笑，到真要出门时，她突然烦躁起来，无端地打了孩子一巴掌。幸亏孩子只顾看院子里纷飞的大雪，没心思去体会疼痛。
阵阵雪花在天空中毫无头绪地飘舞。我抱着孩子站在北京站外厚厚的积雪中。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句话，我说，长春的雪肯定比北京大！
再大也砸不死人！妻子毫不留情地瞪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次回去我要拼尽老命做老爸的工作，如果他还是不肯认你这个女婿，过完年上班我们就去将离婚手续办了，免得心里的疙瘩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假装轻松地回应道，没问题，结婚都五年了，是该换个老婆。
说完后我就开始认真留意妻子的表情。往年妻子回家过年时，总是怂恿我到南方去度假，那里开放这么多年了，男人的天空特别广阔。我知道妻子的劝是试探，便特意上街买回足够整个假期吃的包子馒头和馍，将冰箱填满，然后寸步不离地守着北京城内数不清的房屋中，属于我和妻子的那一间。结果，每一次都感动得妻子提前回来，哭哭啼啼地扑到我怀里。待孩子刚一睡着，就迫不及待地自动倒在床上。妻子的表情很平静。在车站入口处，趁她伸手接过孩子时，我抓住她的手，本想多握一阵，被她一使劲后，还是抽走了。她在人流中抱着孩子一点也不想回头的样子，很像革命电影中，妻子与参加了地下党的丈夫在车站告别时一样。不同的是，盯我的梢的特务只假想于妻子的心中。妻子上星期刚看过一本挺时尚的杂志。杂志上有篇文章教女人如何对待有红杏出墙趋势的男人，办法之一就是像妻子现在这样，抢在男人之前表示对男人的冷淡，这样做，会刺激男人内心的占有欲，反而比吵闹更能有效地将男人拴牢拴紧。
在没有别的理念之前，我暂时将妻子的行为视为受了那时尚之说的蛊惑。因此我有理由不去深究，这样的文章我一天可以写出两篇。不写的原因是，不能让别人找着理由将我打入精简的那一半人里面去。
在从北京站通往北京西客站的路上，我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打量着一街又一街的赶着回家过年的人，在心里替他们累。这是一种让天下做妻子的女人暗自担忧的感觉。
这些年，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只要见到当干部的，心里就马上警惕：这是不是个腐败分子？现在看来，全国上下还有第二点共识：到了腊月底，都得人模狗样地回家过年。
西客站的风雪特别有劲，那些背大包拎中包挎小包的打工男女，浑身热气腾腾地堆在列车车厢门口，没有一个人吼叫，都在手脚上用劲。他们的样子使我认识到列车确实有出轨的可能。车站上临时增添了许多警察，他们对这样的秩序也是毫无办法，腰间挂着的警棍，倒像是多余的尾巴。
我站在软卧车厢门口随口说了句，简直威风丧尽。
前几天高峰时，样子更惨。门边的列车员接过我的话。
彼此心领神会地一笑后，我觉得自己是在为那些打工男女像洪水一样冲破西客站冰冷的秩序而幸灾乐祸。
上车后，久等不见吴小咸的人影。列车已在缓缓起步了，我打开手机等了半个小时，直到列车驶出北京疆界也不见她给我个消息。在我瞅着本来属于吴小咸的下铺出神时，房间的门被拉开，进来一个极有风度的男人。他嘘了一口气，毫不客气地将密码箱扔在那空着的下铺上。他一坐下来就去拿开水瓶。
怎么没有水？他摇了摇水瓶。怎么连开水都没人打？说过之后，他冲着我和另两位同房间的人笑一笑，犹豫地拎着水瓶出门去了。对面下铺比我还显年轻的男人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吐出三个字：土皇帝。那人回来后模样有些变化，他问我们要不要喝水，我们都朝自己的矿泉水瓶示意一下。他给自己的杯子里倒满水后，便开始问我们的去向。弄清我的大致身份后，他马上表明了自己的副县长身份。他那地方口音太重，我听不懂他是湖北哪个县的。他说自己来北京办点事，我完全明白这时节不管因公还是因私到北京，其任务除了进贡还是进贡。我实在不想多忍，就问他的车票在哪儿买的。他想也没想就告诉我，县里有人常驻北京，除了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什么都能搞到。他说了一个每星期都能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读到的名字，并打开密码箱，让我们欣赏他索来的一幅字：在那幅字底下，我们还看见了十几扎人民币。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用那幅字遮住那些钱。我们看不见那些钱了。不过“清风两袖”四个字确实能显出书写者功夫不浅。
这时候门又被拉开，一个中年女人将一只脚迈进房间对我们说，对不起，我是到北京上访的，你们一定是有身份的，所以才有软卧睡，麻烦看一看我的申诉材料。还在整理那幅字的副县长下意识地回过头说怎么是你？中年女人一怔，也说，真是冤家路窄，到哪儿也能碰上。副县长镇静得很快，他说，上访完了干吗这么急着往回赶，看看北京人是怎么过年也很有意思嘛。中年女人说，我才不那么傻，我还想初一早上到你家拜年哩。副县长说，那我要先准备好红包。中年女人将一份打印的材料递给我时说，看看吧，小心这个旅伴逼着你们向他行贿。中年女人将门甩上。副县长尴尬地向我们解释，这女人有神经病。一直躺在对面上铺不说话的中年男人忽然说，这种女人哪儿都有，像是绿头苍蝇。这话让我们听起来像是同病相怜。我不好意思当面看那份材料，刚将它放到小桌板上，对面的小伙子就拿过去。刚看完一页，小伙子就咋呼道，诬告，完全是诬告，你可以告她诽谤罪。在我们的惊讶中，小伙子又说，这上面说的事怎么会是你干的哩，明明是我单位头头干的嘛！
我忍不住笑起来。小伙子挺认真地申明，他说的完全是实话，不信可以去他单位查证。他告诉我们一个电话号码。我感到很耳熟，几天之后才在看电视时发现，那是电视新闻中公布的举报电话的号码。
小伙子将那份材料放回到小桌板上。我没再碰它，这种东西在北京见得太多了。
夜里，手机响过两次，但接不起来，信号太弱了。我知道是丁解放在找。原准备到了郑州后，下到站台上去给他回话，结果睡过了头。醒来时，列车快到目的地了。就想干脆出了站再说。那个副县长告诉我，在我睡得正香时，我的手机又响过两次。我注意一下房间四周，那份材料已不见踪影了。小伙子一眼就看出我在找什么，他指了指心窝说，在这儿。
列车一到站，副县长就抢着下车。他走得很快，一副要将我甩下的样子。我在后面叫道，能搭你的顺风车吗？他全然不理。我看了看，四周没有他不愿见到的那个中年女人。站台很长，从车厢里吐出来的人群比蝗虫还多。我在人流中孤独地走着。
冷不防一旁冲过来一个女人对着我耳朵说，先生，要旧发票吗，可以报销的？
我一闪身，跟着笑起来说，吴小咸，你玩什么鬼！
吴小咸连忙向我解释，之所以没有同我在火车上碰面，是因为有急事，昨天傍晚乘飞机先一步离开了北京。
是不是送政治局文件，我笑着问她。
吴小咸不懂这话的弦外音，她轻轻抛出一个媚眼。我注意到她的眼窝有些发黑。吴小咸在前面带路，穿过一处人堆时，我发现同车厢的那个副县长站在路旁四处张望。我正想上前去打招呼，从一辆出租车上跳下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将一束玫瑰塞到他手里，副县长的脸上顿时灿烂得像手里的玫瑰花。
你的车票后来到了这个人手里。我低声告诉吴小咸。
吴小咸望了望正在往出租车里钻的一对男女说，不冤枉，一张票能救他们的急。吴小咸顿了顿后，又告诉我，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如果带一个女孩乘出租车，那一定是有情况。
吴小咸将我领到停车场。她拍了拍一辆奥迪轿车车门，正在打瞌睡的司机连忙将车门打开。车内有股香水味飘出来。我问这车是不是丁解放的。吴小咸不明白我是因何判断出来的。我告诉她，丁解放信奉的吉祥数是3，这辆车的牌照号正好是3。丁解放认为3是螺旋状，而最正确的人生与历史道路都是螺旋上升的。司机说我对丁市长太了解了。吴小咸在后排对我稍稍做了个不认同的表情。也许司机从后视镜里发觉了，他又说，当然最了解丁市长的人还是吴主任。司机的话让吴小咸表现出清清楚楚的不高兴。
我们来到丁解放下榻的饭店。听司机说，丁解放是昨天下午来省城办事的，说好在房间等我。我们去时，房间里只有几个做清洁的服务员。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丁解放的人影。临近上午十点时，丁解放在外面打电话，他要我原谅他的失礼，实在是有要紧的事脱不了身。他让司机和吴小咸先送我回市里。吴小咸在听丁解放的电话时，像一只温顺的小猫。放下电话后，吴小咸从衣柜里拖出一只旅行箱，三个人呼呼啦啦地往外走。
上了车，吴小咸对我说，她想睡一会儿。说罢她一歪脖子，将头枕在我的肩上，转眼就睡着了。片刻后，她那轻柔的鼻息就将我心里撩得火烫。我试探着将手放在离她的手只有一张纸那么宽窄距离的地方。结果吴小咸的手指像蚂蚁的爪子一样，慢慢爬上来。吴小咸的手停在我的掌心里。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了久违的长江。
闯进心里的那份感觉，不是吴小咸给的。吴小咸的手只会让我心里发痒。望到长江我就有一份额外的沉重。我是1989年秋天从大学里拿着报到证到后来由丁解放当市长的地方报到的。虽然毕办的人对我说，那里会给我安排一个不错的工作，但让我下决心闯一下的是父亲的话。父亲了解我在那年春夏之交的所作所为之后，要我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这个机会，到基层去多交些朋友。大学里的朋友将我送到江边时，说了许多现在想来挺幼稚的话。我们分手是在长江边的柳林里，当时我将长江作了易水河，连同自己一起，大家都很矫情地扮演舍命去刺秦王的荆轲。
丁解放到北京活动县改市时，有一次，正在吃涮羊肉，他突然告诉我，是他力主将我分配到汽车配件厂去的。他说那时那样做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在上千工人中，谁也不会计较我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而且汽车配件厂本来就是最自由化的地方。他还举了个例子：一九七五年，这个厂就发生了两起男女群居的案子。丁解放说，假如那时我被留在县里泡机关，肯定不会有今天。机关里的干部多，喜欢汇报的人也多，搞不好就要倒霉。丁解放那时在人事局当副局长。他说的话我不能不相信。我在汽车配件厂工会干了三年秘书后，赶上国务院头一回公开招考公务员。我咬咬牙跑到北京试了试，结果真的中了红榜。妻子在丁解放找到北京的家门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假如我是现在被招进国务院，县里市里恐怕会组织一个庞大的欢送车队，沿107国道浩浩荡荡地北上。丁解放那时正在省里上党校。他说，如果他在家，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冷冷清清地离开。那顿涮羊肉丁解放执意买了单，还响亮地告诉服务员不用开发票。出门时，他感叹地告诉我，如果没有朋友，一个破县长到北京来，简直与在街上站着卖烤红薯的人差不了多少。他连续三次在我面前提到，前几天去一个部门办批复，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女孩就是正处级干事，弄得他看自己就像看一条可怜的老狗。那几天，他心情一直很不好。直到吴小咸从上海飞来，他才开始对着北京笑，然后极有心得地说，当干部，处级以下的必须到地县去才有滋味。
一想到丁解放那天在王府井大街上射向吴小咸的目光，我连忙将自己的手从吴小咸的手底下抽出来。吴小咸突然醒过来，她一点也不在意地说，你的肩膀真好，能给女人安全感。
我摸了摸自己的肩头说，十几岁发育时锻炼少了，没有丁解放的肩膀结实。
司机回了一下头说，丁市长一直在家做哑铃操，身上的肌肉像乔丹一样。
我望着吴小咸，等她说些什么。吴小咸很机灵，眼睛没眨就说，丁市长的肩膀必须让全市人民都觉得安全才行。
我说，你这话可以写进政治局的会议记录。
吴小咸拍了一下我的腿说，你怎么一口一个政治局，别将做北京人的优越感带到乡下来。大过年的，闹得有人不快活可不好。
我连忙说，都快成了丧家之犬还优越个屁，连过年的家都没有。
吴小咸的弯转得飞快，她马上接着说，我看你岳父那里肯定有问题。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有问题也不能找女婿出气呀。
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是妻子打来的，接通后才知道是对方打错了。司机马上要给我讲一个打错电话的笑话。吴小咸拦住不让讲，她要司机小心前面的路。司机很听话，真的不再提那话题。车窗前面的路况很好，十五米宽的公路一色铺着水泥，隔不了多远，就能见到一个或几个卖烟花鞭炮的小摊。偶尔还能看见有性急的小孩趴在自家门前，用香火点燃鞭炮。司机憋着不讲话，我们也无话可说。而且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此番过年的选择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司机突然将车速提高到一百四十码。隔着车窗，不远处的田野上有两个男人正朝着公路狂奔。他们跑了一阵又站在那儿大笑。司机也将车速降下来。几分钟后，公路上出现一块县际间的疆界牌。司机吁了一口气，随手打开车内的录音机。我问他们刚才怎么像过封锁线一样。吴小咸告诉我，那一带确实像封锁线。具体原因她也说不清楚，反正从今年三月开始，那里有一伙人专门拦在公路上砸奥迪轿车。司机说因为有一辆奥迪轿车在那一带撞死一个人后，逃走了，他们才见着奥迪轿车就砸。我问司机还讲不讲关于打错电话的故事。司机笑着摇头说这故事太荤了，还是不讲为好。
公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好。同北京相比，这儿过年的气氛更浓一些。迎面而来的拖拉机和自行车上的人，都抱着各式各样的年货。同前几年我在这儿的时候相比，人们脸上的表情仿佛重了一些。公路上的小汽车也比从前忙碌许多。这一点越靠近市区越显得突出。那些小汽车的后备箱盖，大多因放了太多的东西而盖不好。隔了几年，县城真的有点城市的模样了。那些空旷的原野上竖起了一排排楼房。吴小咸将高高在上的那栋房子指给我看。此前丁解放已几次向我描述过市政府办公大楼的位置，我在心里多次将它与从前最气派的汽车配件厂大楼作过比较，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只是我，连吴小咸也找不到汽车配件厂大楼，它被新建的楼房淹没了。司机不无骄傲地说，丁市长眼光超前，市里的政府大楼是学的上海经验，一动手就建成了标志性建筑。
丁解放请我来时，曾说让我住在他家里。吴小咸却让司机将我拖到一家宾馆里。我们在三楼的豪华套间里站定后，吴小咸将匆匆进门来的一个少妇介绍给我。少妇姓徐，吴小咸说她是政府接待办的副主任兼宾馆馆长。我开口叫她徐馆长时，她眼里的柔光分外动人。徐馆长称我是国务院的领导，她非常希望在我走的时候确实有种回家过年的感觉。两个女人同我说话时，司机先行告辞了，他要赶回省城去接丁解放。
吴小咸和徐馆长轮流陪着我说话。我很快就弄清楚，徐馆长同她那教高二语文的丈夫离婚了，目前还是单身。
吴小咸也是嫁了人的女人，吃午饭时，我劝她先回去看看。吴小咸马上开玩笑，问我是不是见异思迁，有了徐馆长连看她一眼都觉得多余。我想说自己喜欢众星捧月，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徐馆长用挺好看的模样说我一定是个大老爷们，成天在家里等着老婆将热菜热饭端到炕上。我反问这是什么级别的待遇，怎么文件上没有。她俩似乎觉得我这话挺有趣，咯咯地真笑起来。
我们去餐厅的路上，碰见两个男人。吴小咸和徐馆长同声称他俩为李书记和王副市长。叫李书记和王副市长的男人们，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同她们说笑，特别是李书记连续两次说吴小咸与徐馆长是拔尖人才，她们二人就完成了全市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价值比五年前的汽车配件厂还珍贵。
徐馆长马上说，我的胃都叫酒精烧烂了，李书记可得批准我买一份健康保险。
李书记眯着眼说，是不是还有其他毛病。
王副市长在一旁不正经地笑着。
徐馆长一点也不生气，她也笑着回答，李书记一定是在暗示，让我帮忙了解一下太太的病根子在哪里，对吧？其实很简单，太太的毛病不用去医院，只要你晚上少出差少会客就会好起来。
吴小咸在旁边一直努力地保持着美丽的神态。
他们说笑过就分头走了。王副市长望了我三眼，李书记只望了我一眼。他们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吴小咸和徐馆长也没将我介绍给他们。进到小包间坐下，两个女人对视时，不约而同地露出一份忧伤，然后拿起话筒唱起卡拉OK来。听了一阵，我就找出规律来。吴小咸点的歌都是董文华唱出来的，徐馆长则偏好彭丽媛的拿手戏。好几次，我在心里油然佩服她们唱歌的水平，以她们这样的条件，就是到北京也不愁没有活路。我一向认为自己身上艺术细胞不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不敢开口唱卡拉OK的情况还是头一次发生。临到喝酒时，就更尴尬了。吴小咸说她要尽地主之谊，徐馆长说她与我是头一回见面，她俩共同的理由是代表丁市长为我接风洗尘。她们还大度地提出我每喝一杯，她们分别喝三杯。接着又说在基层工作不容易，上面的千头万绪，下面的万绪千头，都扭结在县市一级上，希望我能体恤她们。她们说话的声音细细的，让人心生怜悯。可惜自己酒量不行，充不了好汉，我只能答应她们的条件。大约是在喝到第五杯酒时，徐馆长开始谈论丁解放。在她的话语中，丁解放是市里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政绩同时又是最清廉的领导。她举了个例子，市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谁，只要能从上面弄回财政拨款，当然是额外的，市里可以给他一定数额的活动经费，其实就是奖金。别人都拿了，就只丁解放一分钱没拿过。她告诉我，来餐厅的路上，为何没有将我介绍给别的书记市长，原因是市里领导之间都有默契，谁请来的客人归谁招待，特别是与市里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彼此更是相互隔绝，要打听也是在背后进行。
让我注意的是，徐馆长在谈到丁解放时，吴小咸什么表情也没有，后来她干脆出门像是去洗手间。吴小咸回来时，身后跟着李书记和王副市长。
李书记和王副市长各端着一只大酒杯，不容徐馆长介绍，他们就爽朗地对我说，这儿虽不是穷乡僻壤，但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款待客人，鱼肉烟酒全中国都一个样，不一样的是别处不会有这儿的人待客热情，敢把心掏出来暖客人的脚。边说话，他们边将桌上酒瓶里的酒倒进一只小酒杯里，然后又将小酒杯的酒倒进大酒杯里。他们往大酒杯里倒了三小杯酒。这些事全是亲自动手。李书记拒绝徐馆长的帮忙，比王副市长拒绝吴小咸还坚决。他们吩咐吴小咸和徐馆长，无论谁请来的客人，只要一进市界，便是全市人民的客人，要像接待克林顿一样，一视同仁。他们同我碰了一下杯后，真心叫我随意，自己则一张口将三杯酒一口气吞下去。见此情形，我准备将酒杯里剩下的酒全喝下去。李书记和王副市长伸手将我拦住，说等到了北京，他们再喝我的酒。
他们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就消失在门外。
我心里老觉得欠他们点什么，就问可不可以到那边去回敬一下。
吴小咸说，你没听见，他们知道你是从北京来的，你就要像个北京人的样子。
徐馆长也说，乡下就这规矩。她紧接着又说，怎么这臭的记性，县改市都三个月了，还是记不住自己是市民。
一会儿我就被她俩灌晕了。两个少妇不知什么时候脱下了外套，只穿着薄薄的羊绒衫。我已经听不明白她们中谁穿的是雪莲牌的，谁穿的是鄂尔多斯牌，只知道她们在夸奖各自拥有的品牌。语气中还有点争论的味道。我本意是想劝她们别争，一件羊绒衫的价格，哪怕是在北京也可以够一家人生活两个月。嘴一张，却说她们风姿这么迷人，衣服的品牌算个鸡巴。刚说完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后面的话只能对男人们说，我连忙说醉了醉了，请别见怪。
徐馆长笑一笑说，牌桌上无父子，酒桌上无男女。
吴小咸则说，当今处世，坏一点才有人喜欢，才有知心朋友。
我有些不敢看她们的眼睛，低头说，说实话，除了老婆，我还没有在女人面前讲过粗话。
徐馆长抓起酒杯说，我胃有点不舒服，要不喝了这杯都去休息。她拿眼睛看着吴小咸。
吴小咸说，这样最好，我也要回家看看去。
徐馆长和吴小咸各自夹了两块扣肉，迅速地咽下去。
出了餐厅，外面的阳光射得我眼睛发胀。停车场里，一位司机正趴在一辆挂省城牌照的小汽车上，捣弄着发动机。徐馆长叫了那人一声师傅，问车出了什么毛病。司机说化油器有些不听使唤。徐馆长让他开车出宾馆大门向左拐，见到十字街后，再往左拐，走两百米，有家名为棉花的修理铺，里面的师傅一个姓刁，一个姓万，技术奥得很，什么毛病都会手到病除。司机趴在车上不下来，声称自己会修理。吴小咸见状也走上去劝那司机，大过年的，别弄得一身油污回去，让太太见了心烦。吴小咸还伸手拿过司机手上的起子。司机从车头上跳下来，盯了吴小咸挺拔的胸脯一眼，答应去找棉花修理铺试试。徐馆长吩咐司机，去了后别提是自己和吴小咸让去的，就说是听省政府车队的老马特别推荐的。司机笑嘻嘻地从吴小咸手中接过起子时，顺便捏了一下吴小咸的手。他上了车后，冲着我们叫，没想到小地方里有这么多古怪。吴小咸说，不弄神秘点，你们来一次就不想来第二次了。司机说，有你们二位在这里，一年让我跑一百趟也不叫脚酸。
小汽车远去的声音果然有些不正常。
吴小咸主动告诉我，这车是省民政厅的，他们派了一帮人下来搞慰问，李书记和王副市长陪的就是这帮客人。
吴小咸走后，徐馆长一个人送我回房间。
徐馆长在房间里给丁解放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已将我安顿好。我接过她送上的话筒同丁解放聊了几句，丁解放在那边像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他骂咧咧地告诉我，他若是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他就不是亲娘养的。至于原因，他答应回来后再当面细谈。不过回来的时间他不好说定，他必须在省里弄些钱回来，没有四百万，恐怕到时候家里煮年饭的锅都会让人砸烂。
我宽慰他说，现在要钱比要官做还难，好在要钱是为了工作，什么话都可以说，要着了是胜利，要不着也不丢人。
徐馆长不知什么时候趴到床上去了。放下电话后，我见她在床上的姿势有些不对，就上去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动了动腰说胃疼得厉害。我帮她脱了鞋，将两只脚塞进被窝里。她抱着枕头轻轻嗯了嗯。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请她抬起身子喝几口，压压胃里的酒精。她无力地说没用，她这胃疼了多年。
我说，那你就不该这么样喝酒。
徐馆长说，市里的领导说过，对我和吴小咸必须实行一人两制，胸部以上是自己的，胸部以下是接待办的。丁市长专门嘱咐过我，说你同别人不一样，政治上很有潜力，我能怠慢吗？
我想不通，丁解放为什么会这么看好一个曾在1989年的漩涡中卷得很深的人。我告诉徐馆长，丁解放是拿话哄她。徐馆长不承认这点，她说自己当宾馆负责人整三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村民小组长，什么样的中国干部她都见过接待过，但像我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丁解放看好我，是因为他同我的性子很接近。她再次提到丁解放是市里最正派的领导。
徐馆长将床头柜上的电话拿起来，对着话筒说，小侯送瓶开水到301房间来。
不到一分钟，模样周正的小侯就拎着开水瓶进来了。
徐馆长在床上侧了一下身子，小侯连忙放下水瓶上去给她捶背。徐馆长说，你是怎么来这儿工作的？
小侯小声说，徐大姐还不清楚，我这条命是丁市长救的。小侯一开口，两行眼泪就出来了。
徐馆长让小侯走了才对我说，小侯是先前县长写条子安排到宾馆工作的。县长家有个痴呆儿子，他们要小侯答应嫁过去，小侯死活不同意，还吃过一次安眠药。那时丁市长还是副县长，但他在会上批评了县长，还说要向上汇报，迫使县长家里打消了这份念头。
说了一会儿话，徐馆长的眉头又紧锁起来。她将脸完全埋到枕头里，嗡嗡地要我从她的皮包里取出几颗胃药。那只精巧的皮包一直在我的视野里，在我走向它时，心里有种马上能见到陌生女人秘密的感觉。皮包轻轻一弄就开了。名牌皮包就是做工好，别看它复杂，开起来一点也不费劲。我将手伸进包里，扒开那些化妆品，拿出一只纸盒，见上面印着“小夜衣”几个字，脚底的血一下子全冲到头上来。我慌忙将它塞回皮包里。明明看见第二只纸盒了，内心的胆怯使我有点不敢去碰它。好在我到底不是不谙女色的男人，我按捺着心跳将胃药拿出来，徐馆长听见我的脚步声已到床前，她抬抬头说，三颗。我将三颗药丸送到她的嘴边，她一呶嘴唇就将药丸叼进嘴里。我正要端水，她已将药丸吞了下去。
我终于等到一个话题说，哪有吃药不用水的。
徐馆长说，都是一个人过日子养成的习惯。没人倒水，便练就了这本事。
我说，同你离婚的男人一定是天下最蠢的。
徐馆长说，错了，同我结婚的男人才是天下最蠢的。
眼前被一件羊绒衫裹着的腰肢，弯弯曲曲地舒展着。徐馆长告诉我，靠脊柱两侧有一对胃俞穴，按摩一下可以缓解胃病症状。她问我能不能帮忙按摩一下。我刚想到这样会不合适，应该让小侯她们来做，徐馆长就说，女孩子力气不够，非要男人才行。我犹豫着将一只手搁到她的背上。她要我双管齐下，两只手都用上。我用两只手按了几下，她马上发出舒适的哼唧声。我不由得想起那盒“小夜衣”。女人随身带着这东西，真是大大的刺激。那句遍地风流的话，是否暗指这些行为。薄薄的羊绒衫不仅能够透出女人身上的体温和体香，连那肌肤娇嫩的质感都能感觉出来。高档织物在手底与徐馆长的身子之间恰如涂上一层润滑液，又像隔着一道门窗看美人，心中的浮想更能打动自己，摇撼自己。我的双手让徐馆长安静起来。冬日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洒到我的手上，周身的温暖让我第一次尝到南方的快乐与轻松。女人用形体语言表述的旋律，实在是太奇妙了。特别是身旁还有那小纸盒中的秘密在诱惑。
实际上，我的双手已超越了胃俞穴附近的区域，在徐馆长的整个后背上漫游。徐馆长只顾舒适地轻声呻吟。
好多了，不疼了。她终于回头对我说了一句。
我挪开双手后，她从床上爬起来，正好坐在我的对面。她的嘴唇几乎碰上我的嘴唇。一股潮湿温暖的鼻息吹过我的心头。她像风一样轻盈地跳到地上，趿上自己的鞋，对着镜子收收腰挺挺胸脯。同时告诉我，三点钟省里还有客人来，她要去接待，暂时不能陪我，但晚饭她会陪我吃的。
徐馆长走了半天，屋里还有股让人放不下的味道。
突然之间我想起同妻子的约定，中午打电话到她妹妹家。我连忙打开手机往长春那边拨。铃响三声后，小姨子开始接电话。她先将我一顿好训，本来她家里就不肯接纳我，我还有什么臭架子可摆。她说没有女人会等我这么长时间，都三点了才来电话，再热的心也会凉。我知道妻子一定就在她家的沙发上坐着，茶几上正堆着她们翻过几遍的时尚杂志。这是她们姐妹的习惯，只要在一起，一定要比较那些杂志上说的，研究最能让她们美丽起来的服装。我请小姨子原谅，中午被这儿的地方官缠着喝酒聊天，并称就连这个电话也是躲在卫生间里才打成的。眼见这点谎话不够劲，我又加倍说自己现在胃疼得要命，特别想家，想家里人。小姨子还没做声，妻子急促的声音就传过来，她大声说，一定是酒喝多了，小心弄成了胃出血。还说我是坐机关的，不比下面的干部，都是久经（酒精）考验惯了。见她急了，我就实说自己并没喝酒，只是想让她接电话。我对她说我很想念她。妻子一听生气地说了声，真无聊！然后在那边将电话挂了。我紧接着往长春拨打十几次，那电话没人接听。耳边似乎响起一种警报。好多次听别的男人说过，外面的事不能全回家对老婆实说，太诚实的男人，反而会惹女人怀疑。我老记不住这些至理名言。
我在留有女人身子痕迹的床上躺了一阵。
小城大的格局没有变，街道还是那么几条。让我吃惊的是从前的林阴道，全部变成了光秃秃的马路。我问了一个摆水果摊的男人，才明白，撤县建市时，为了让街道亮起来，丁解放下令将那些高大的法国梧桐全宰了。
我叹口气后正要走开，那男人说，你是吴秘书吧？我一怔，跟着点了点头。那男人高兴起来，我一看像是你，我是你调走前半年进厂的，那一次从地区工业学校分来三个毕业生，其中就有我。
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唱《牵手》唱得很好的邓楚吧！
对方摇摇头说，邓楚已经死了。我是文一武。有一回你说五四墙报上的一首诗写得很好，作者就是我。
我拿起一只苹果看了看，怎么干起这个来了。
文一武说，工厂死了，我得活命呀。邓楚太惨了，他的女朋友开始在厂团委当干事，前年这个时候，邓楚发现她在宾馆里当小姐陪男人，就抱着她从厂办公楼顶上跳下来。见我不做声，他接着说，厂里的年轻人前两年很想你，都说你若不走，肯定会像那年闹学潮一样，领着大家上哪儿讨个公道回来。
我说，现在不想了？
文一武说，现在只想每天多卖几斤水果出去，马上要做老子了，我得养活三口人。没心思去想别的，甚至盼望搞腐败的人多一点，那样来买水果的人也就多一些。
这时有人来买水果，开口就要三整箱新疆香梨。
我走到一旁，文一武像上帝降临一样高兴起来。我强使自己认为，文一武这样活得也不错，他那高兴是发自内心的，并无深刻的辛酸。
有一种说法：现在过年比从前冷清，是因为大家天天吃鱼吃肉，不用一年到头只盼着年三十那顿团圆饭，所以过年就成了过大周末。凭着我在单位里公认为最好的记忆力判断，街道两旁的店铺虽然比我在这儿的时节多了一倍，但买货的人少了许多。同北京城里越来越倩靓的时装相比，店铺里挂卖的衣服款式有点不如从前。我想，是不是因为款式新颖的价位也高而无人问津，才不敢进货。我想问然而到底没问。
胡乱走了一通，忽然发现路旁停着一辆眼熟的小汽车。午饭后同吴小咸说话的那个司机，在旁边盯着正在修车的两个男人。棉花修理铺几个大字赫然写在墙上。稍一留意就能发现被修理铺三个字盖住的是美容店三个字。棉花二字写得很有匠心，修理铺三个字则是信手涂鸦。
我上去同司机打招呼后，趴在车头上的男人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我忍不住叫道，万师傅！
万师傅马上反应过来，小吴、吴秘书，你怎么回来了？万师傅踢了钻在车底的那个男人一下，快起来，吴奇来看我们。
那人爬起来，用一卷报纸揩揩脸上的油污，我认出他是汽车配件厂从前的劳动模范刁师傅。
刁师傅说，我还以为是市里下来搞调查的小吴，原来是一去不复返的稀客呀！
我很高兴二位师傅身体还这么好，伸出手放在车头的盖板上。刁师傅会意地上来同我扳手腕，只坚持了十秒钟左右，我就败下阵来。万师傅在旁边说，白长了这么多年，还是扳不过我们。刁师傅对我说，在万师傅面前，他还是二号种子选手。
司机要试车了。他们丢下我，将耳朵贴到车身上细细辨听。汽车引擎呜呜地响了几阵后，刁师傅将手中的工具往地上一扔说，好了，我保证一年之内这只化油器不会出任何问题。
万师傅马上说，别说过头了，得有前提，汽油要符合质量标准。我提醒你这位司机，现在加油站都在卖走私汽油，质量难得有保证，所以化油器才老出问题。最好是固定在一处加油，不然汽车的肠胃就会过敏出毛病。
司机掏出两百块钱递给万师傅，他要万师傅开张三百元的发票给他。万师傅不肯这么干，他问司机，既然是省政府车队老马让他来这里，难道没有讲清这里的规矩不与腐败沾边吗？司机一点也不尴尬，他若无其事地说，那就依你们，实事求是。
司机拿上发票上车时，万师傅说，代我们问老马好，谢谢他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在小汽车撩起的一股尘埃中，隐现着司机诡秘的笑容。
刁师傅和万师傅在修理铺内同我对面坐着。忙了一阵，脸上都有了倦容。铺子里的墙壁还能看见先前作为美容店的痕迹，特别是房顶，被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各种发型的男女头像贴满了。
我问这个店从前是谁的。
刁师傅看了万师傅两眼后，才告诉我，这儿从前叫棉花美容店，是万师傅的儿媳妇开的，因为一些事小两口离婚了。万师傅一气之下，将它收回改成修理铺。
说话时，有个女孩骑车过来，要给车胎打气。万师傅出门用气筒替女孩的自行车打好气。女孩扔下一角钱便骑车走了。我问万师傅干吗要替别人劳动，全中国都一个规矩，给自行车打气必须自己动手。万师傅说他不放心，多数骑车的人并不会给车胎打气，常常打得过重了而爆胎，生出些麻烦来。
街那边有一家规模不小的修理厂。万师傅和刁师傅不时扭头打量着。那边的生意很好，光从门口就能望见院子里停着三辆汽车。
我问，厂里情况怎么样？
刁师傅哼了一声说，连我们都出来自谋生路。七级钳工，在马路边修自行车，我也弄不清这是谁在丢谁的脸！
万师傅用锤子在一只废轮胎上敲了一下。他说，厂里让我们退休，我们就是不退，没到六十，差一天也不退，我们要做工人阶级的一员，盯着那些吃工厂喝工厂玩工厂的人，到底如何将工厂腐败掉。
他们搞清我在北京干什么后，追问国家对下面的干部胡作非为有无新的政策和手段。这样的问题自然不是我能解释的。但我还是告诉他们，仅靠上面下文件规定，什么级别的干部才能吃几菜几汤是不行的。关键是群众监督。
刁师傅说，我们又不能去宾馆巡视，点人家饭桌上的碟子有多少。
刁师傅看着万师傅的眼神里另有一层意思。万师傅避开他，扭头同我说，市里的干部要是都像丁解放那样，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刁师傅接着说，还有，下岗的工人起码会少一半。
一辆拖拉机在门口停下来，万师傅起身迎出去。
刁师傅趁机小声对我说，万师傅先前的儿媳妇姓徐，因为开美容店交际太杂，老同丈夫吵架，她现在在你住的宾馆里当负责人。我心里一惊，明白这女人必定是那个徐馆长。刁师傅又说，外面传得很凶，说姓徐的女人同每个来市里的领导睡过觉。我心里有点不好受，就告诉刁师傅，千万别将所有干部都想像成坏人，也不要将那些在干部面前张罗的女人都想像成妓女，这世界复杂得很。刁师傅马上辩解，他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外面的说法让他不能不多想这个问题。
万师傅在门外叫，将焊枪拿过来。
我抢在刁师傅之前拿起焊枪，出门后将它交给万师傅。拖拉机与挂斗联结处的销孔开裂了。开拖拉机的人说，这种毛病马虎不得，一般的人他不敢让他焊。
刁师傅说，找到老万算你有眼光，他可是全市头一把焊枪。
万师傅冲着我羞愧地笑了笑，回头用焊枪夹起一根焊条，轻轻一点，一道蓝色弧光腾空而起。电弧发出的呼呼声像市郊山谷里刮过的风，在夜深人静时，一阵阵地忽高忽低、忽隐忽显、忽缓忽急的回响。关于万师傅的电焊技术，我在厂里时就听见过评价，最生动的是一个来厂里采访的作家的描述，他说当强烈的弧光让人闭上眼睛以后，他突然听见一种摇撼着生命的旋律。他认为万师傅已将电焊技术变成了艺术。万师傅一点间隙也没有地将那条裂缝焊补上。刁师傅拿上铁锤将那焊渣敲掉，露出一道光滑平坦的焊疤。
开拖拉机的男人递过五十元钱说，焊得这么好，每次可多装一千斤货。
拖拉机走后，修理铺里安静下来。刁师傅和万师傅陪我说着话，再也不见有生意来。天黑时，他们一算账，收入了二百多元。他们很高兴，平常的时候，一天收入几十元就很不错了。关键是今天修了两台车。我们谈话时，不断有车辆驶进对面那家修理厂。万师傅说，开修理厂的人是市委李书记的小舅子，他又买通了保险公司，所以市里的车辆有百分之八十都去那里修理。李书记的小舅子除了托人来请，自己亲自上过两次门，要请他俩过去当技工。他俩不愿去的原因是，这个人从前也在汽车配件厂干过，那时扫地都没人要。万师傅和刁师傅都说，他们不能受这种小人的摆布。我劝他俩不妨一试，只要报酬合适，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俩好久没做声。之后我们又谈起厂里其他人的情况。厂里只留下五百人，余下几千人全都下岗了，所幸这时节可以各显神通，虽然手里紧巴巴的，但还没听说饿着谁。有前些年的底子在那里，可以熬几年不添衣服，不买家具家电，光吃饭，这点钱还是能挣回来的。
我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来这儿过年的。刁师傅他们每月要交五百元钱的税费。我觉得自己住在宾馆里白吃，是在花他们这些辛苦的纳税人的钱。
天黑时，一个女孩给他们送来晚饭。
夜深的时候，偶尔有意想不到的生意来临，临近年关的时候，连夜赶路的车辆比平常多。他们得在铺子里守着。
送饭的女孩不到十岁，长得挺像吴小咸。她捡过一根废锯条，蹲在地上埋头锯着一节钢筋，我同他们告辞后，走到门口，忽然听见小女孩说，爷爷，妈妈从北京回来了，她说丁市长正在想办法让汽车配件厂起死回生。我回头看了一眼，刁师傅和万师傅正在往酒杯里倒酒。刁师傅说，难怪今天的菜不好吃，原来是你妈做的。小女孩抬头说，就好吃就好吃，我妈做的菜就好吃。万师傅连忙说，妞妞别坐气，你爷爷老了尝不出味道来，以我说的为准，我说好吃，行吗！小女孩将握在手里的一只铁锤扔在刁师傅脚边。
顺着街道往回走，文一武的水果摊已经不见了。北风很紧。为数不多的霓虹灯挂在没有树的街道两旁，将贴满瓷砖的楼房照得如同都市里的公共厕所。
回到宾馆时正好碰上小侯。
我问，徐馆长胃疼好些了吗？
小侯说，她不会胃疼吧，上午我还听见她同李书记说自己的胃是铁打的。
我想了一下还是问下去，她从前胃疼过吗？
小侯坚决地摇摇头，我只知道她经常头疼。
小侯替我打开房间时，冲着我暧昧地一笑。刚进屋，她就随手将门拉上。
屋里有股女人的香味。开灯后才发现床上趴着一个女人，开始我以为是徐馆长，马上就从那羊绒衫上认出是吴小咸。
吴小咸趴在我的枕头上抽泣不止。
我在床前站了一会儿，决定伸手将她的手捏住。屋里有暖气，但吴小咸的手依然冰凉。我松松紧紧地反复捏着吴小咸的手。大约过了十分钟，她终于歇下来不哭了。又过了几分钟，她爬起来，侧对着我，拿起自己的皮包进了卫生间。
再见到吴小咸时，她已将自己伪装得看不出一点先前的痕迹。
在去餐厅的路上，我问徐馆长怎么没来。
一会儿不见，就开始想她了？吴小咸醋醋地同我开玩笑。在餐厅坐下后，她对我说，丁市长打电话将小徐叫到省城里去了。
我很少听见吴小咸将丁解放称为丁市长。她称丁市长时，我必定要在心里猜测一阵。吴小咸没有将卡拉OK打开，她忧郁地望着我，有些心里想的话，在她眼睛里打转转。
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我主动问。
吴小咸自嘲地嗯了一声，我那家里旋风吹来，也掀不起几朵浪花。
弄清她丈夫在人事局工作后，我说，干这一行的人必须沉稳老练。
从前在汽车配件厂当工人时，也是磨子压不出一个屁来。吴小咸不满地说，不是我从中疏通，人事局才不会要他。
外面突然喧哗起来，吴小咸撩开窗帘，发现很大一群人正向餐厅涌来。她连忙扯上我，出了小包房，顺着走廊，从另一道出了餐厅，然后回到房间。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她都抓着我的手，坐下来后，她才松开。瓷器和玻璃被砸碎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传来。不时还有人大声吼着。我在这儿只呆了两三年，又离开了五六年，他们说方言，语速太快，我只听懂个大意。有几个词方言语汇中可能没有，是从普通话里借用而来，所以我听得特别清楚，也就是民脂民膏，贪官污吏，等等。
走廊上响起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有人大声说，这鬼地方民风太差，连饭都不让人吃，以后谁请我都不会来。还有人气呼呼地像是招呼秘书说，小涂，叫姜师傅去准备车，我们回去。
吴小咸已经平静下来，她对我说，这种事几年前也发生过，弄得后来一直没有客人敢来。今年刚有起色，没想到又重蹈覆辙。他们总说，只要市里不花这些招待费，就能够养活几万下岗工人。他们哪里知道，不花招待费是能养活几万下岗的工人，却会造成新的几万下岗工人。
我说，怎么没人管？
有人管更会没完没了。吴小咸说，他们不敢冲政府机关，上这儿来撒撒气，见没人管，自己就走了。气消了，回头就得自己想办法过年。
我发现墙根上放着一箱香梨，也许我不该来。
吴小咸说，是丁解放吩咐人准备的。她起身打开箱子抓了两只香梨到卫生间冲洗一下，然后用茶几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刀，将皮削了。
我咬了一口她递过来的香梨。
好吃吗？吴小咸脸上显出温柔。
我点点头。津甜的果汁让我心情也好起来，你得对我说实话，刚才为什么伤心。我坚定地说。
吴小咸慢慢地将一只香梨吃下去，并用面巾纸将手揩干净。盒子里的面巾纸，被她一张张地抽出来，每张面巾纸只擦了一个手指，就被扔进茶几前面的塑料篓里。十只手指都被擦过后，我突然想到明天服务员来打扫房间时，会不会想这些被糟蹋的面巾纸，是被我派了另一种用场。吴小咸开始重点擦那只戴着一枚红宝石钻戒的右手无名指。我随着她打量，并得出结论，吴小咸的手型没有脸型漂亮。手背上的皱纹比脸上的皱纹多。我等着她开口，外面的嘈杂声没有分散我的注意力。
终于，吴小咸的嘴唇被我的毅力撬开了。你是一个对女人充满诱惑的男人。你在我们这儿肯定要留下一段故事。她一点不笑，认真地对我说。
你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伤心。我拿起纸巾盒向吴小咸亮了亮，里面的纸巾已用完了，我还不值得让你伤心。
丁解放打电话让我到省里去。吴小咸说话时，那枚戒指上的红宝石闪烁了一下。
这很好嘛。我说，市长在召唤，别人乐都来不及。
吴小咸将一条腿架起来，他在省里要钱，遇到了肠梗阻，想要我去化解。她看出了我脸上的迷惑，你不懂肠梗阻的意思。回头你会想明白的。
事实上，我还没回头，就明白过来。我差不多要为自己所处的庞大组织呕吐恶心。
这种毛病要漂亮女人来治。吴小咸将那只空纸盒扔到床上，让我伤心的是，丁解放竟然想到我。如果是李书记、王副市长想到我，我都不会伤心。丁解放这样做，我太伤心了。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
她用一种让人难忘的眼神看着我，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种惊疑游离在她的眉宇之间，那一年，我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熟悉了这样的神色。
我说，你们的爱是没有结果的。
本来嘛，从一开始就约好了，我们都不离婚，只管享受过程。他这样做，可是连过程都不要了。吴小咸说得轰轰烈烈的。
有人在窗前大喊，不许剥夺我们过年的权利。
屋里的气氛动荡了一下。
吴小咸定定神说，我也明白，他是被逼得失去理智，才冒出这个主意，让我去陪有关人员玩。但我要的正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在维护着我们的感情。
有句话叫同舟共济，我知道，你如果能舍出生命来帮他渡过难关，那不就反证你对他的情深程度吗！
你们男人！吴小咸对我冷笑一声后，不再说什么。
我问她，徐馆长被召去省城是否与她的拒绝有关。吴小咸肯定地点点头。
后来，吴小咸在卫生间里大声地说，丁解放应该一开始就想到徐馆长，让徐馆长去。她申明自己已经在反省过去的所作所为。甚至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男人的可靠和男人的感情，二者之间，前者也许对女人更重要。她决定在我这儿洗个澡时，我身上先躁热起来。她刚开始放水，小侯就敲门进来。
小侯倚着门对我说，丁市长的爱人来看你。
小侯闪到一旁，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走进来。
丁解放的爱人望了望扔在床上的女人衣物，我告诉她是吴小咸后，她反而更不安。她先说自己叫杨花。
杨花说，解放从省里打电话回来，让我来请你上家里去住，这样好照应一些，免得一个人在宾馆里孤单。
我连忙说，这儿挺好，不必上家里麻烦。
小男孩忽然说，我叫丁丁。
杨花和我笑起来。我们不应该冷落儿童。我从行李箱里取出一支玩具手枪，递给丁丁。丁丁高兴起来，立即隐藏到席梦思那边，用刚刚得到的武器不停地向我瞄准，嘴里不时砰砰地发出响声。
丁丁说，你被打中了，应该投降。
我说，男子汉宁死也不投降。我做了一个死去的样子。
丁丁叹了一口气说，真没意思。一打中就死。要是你打我，我投降一百次也不会去死。你就不会假投降吗。我爸说了，假投降比勇敢死去的人还了不起。他将那只空面巾纸盒扔过来，砸在我的身上，说是炸药包。
丁解放向我介绍过，这个儿子是他在医院门口捡的弃婴，孩子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市医院做不了这种手术，丁解放就让杨花抱上他到省城，治好了以后再抱回来。全部医疗费都是他们从储蓄中拿出来的。
杨花将丁丁叫到身边，撩开衣服，让我看那胸前比蜈蚣还粗大的伤疤。杨花告诉我一件丁解放没有说过的事。丁解放担心自己和杨花不能像亲骨肉一样对待丁丁，这几年，每到捡回丁丁的纪念日，就夫妻双双到医院去献血。杨花说第一次献血时，她真有一种分娩的感觉。说到这一点，杨花眼里现出对丁丁的深情。
从杨花那里我知道丁解放夜里就会回来。先前吴小咸说丁解放能赶回来吃年饭就不错了。两个女人的话，总会有一个是真的。我估摸着应该是吴小咸的话更可靠。
窗外很安静，那些砸餐厅撵客人的人已撤走了。
卫生间里的水也不响了。
杨花有些不安。她将丁丁搂在怀里。我劝她，不用陪我，早点回家去。杨花解开外套的纽扣，露出里面穿的羊绒衫，同吴小咸脱在床上的那件羊绒衫一模一样。
突然间，我预感到杨花知道丁解放和吴小咸之间的事。
杨花老用目光打量废物篓里的面巾纸。凡是有过性体验的人，不用谁教，都会知道卫生纸与面巾纸的用途。不过，如此数量的废面巾纸团，必须经过特别的疯狂，否则不是奢侈浪费，就是女人有洁癖。杨花终于忍不住问我是不是感冒流鼻涕。我领会了她的意思，反过来说她为什么不问是否有人哭了一场。
杨花显然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她换一个角度对我说，我现在不好回去，好多人都聚在院子里，等着解放要了钱回来给他们发过年费。
我正要说那一定是从这儿跑过去的。卫生间的门打开了。被热水泡过的吴小咸特别鲜嫩。杨花站起来抢先说，吴小咸，怎么是你，我还以为吴处长从北京带了个小蜜来哩。
吴小咸一点也不吃惊，她款款地说，杨花，你一开口就暴露自己内心。
吴小咸当着我们的面，一件件地将衣物往身上套，当她将羊绒衫穿上身并整理好后，丁丁忽然说，吴阿姨，你长得像花仙子。
吴小咸说，你是不是很爱花仙子。丁丁点点头。吴小咸又说，那就叫你爸将她调到你们幼儿园。丁丁不做声，他从杨花怀里挣出来，出其不意地用手摸了一下吴小咸的屁股。吴小咸刚一回头，丁丁又抢着拍了一下她的乳房。
杨花有些失色地叫道，丁丁，谁教你的？给我回来！
丁丁骄傲地说，你不是让我向爸爸学习吗？
杨花慌忙将丁丁的嘴巴捂住。
微笑着的吴小咸，像一朵美丽的泡沫，她那柔软的腰缠满了迷人的音符。
杨花怯怯地望着吴小咸。害怕丈夫情人的女人我在北京就遇见过，她们同杨花一样，万不得已非得同丈夫的情人见面时，总是自动后退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这种女人的丈夫，无论是商场还是官场，得到的不仅比别人多而且还特别地顺利。我研究过其中的原因，结论是，这种男人得益于身后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好女人。
吴小咸将杨花从沙发上拖起来，对着灯光打量一阵。杨花脸上的皮肤有些松弛，吴小咸向她推荐一种新品牌的缩肤水，还要她打电话给丁解放，让他在省城里带几瓶回来。杨花接过吴小咸的手机又递回去，她告诉吴小咸，已经来不及了，丁解放可能在回来的路上了。吴小咸脸上掠过一种不快，她掩饰地问，省里的拨款是不是已经拿到了。杨花点点头，说丁解放晚饭时打电话回来，两百万的拨款书在他手里捏着。
像是回忆自己晚饭时在干什么，吴小咸出乎意料地从皮包里拿出一支烟，自己刚要叼上，又出其不意地递给我，接过香烟，我将它放在茶几上。吴小咸继续在皮包里寻找。随后，她拿出半瓶缩肤水，扔到杨花怀里。
吴小咸说，赶紧回去往肤上抹一抹，迎接丁市长凯旋归来。
杨花仍是怯怯地说，老夫老妻的，不讲究这个。
吴小咸拿上皮包要走，我将她送到门口。她走到走廊拐弯处停下来，点了一支烟。蓝色烟雾翻腾几下后，吴小咸就不见了。
杨花扯着丁丁也要走，她说回去熬点汤准备着丁解放回来。
她们都走后，我拿起电话拨打丁解放的手机。丁解放说话时显得很高兴，这个年总算能踏实地过过去。见丁解放真的在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问，你不是对吴小咸说，回来吃团圆饭吗？丁解放非常敏感，立刻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他沉默不语时，徐馆长在那边接过手机同我说起话来。我问了一下情况，她说一切都很顺利，就像水到渠成一样。我问她晚饭时是不是又喝酒喝得胃疼。徐馆长轻轻一笑，说声你真有趣，手机信号就断了。
屋里暖洋洋的，我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地方一个人躺在床上。香梨的气味在夜深时分，仿佛有心爱的女人在抚摸着自己。我老在想徐馆长说的水到渠成的含义，心里有种酸楚。我也想过在更加遥远的长春，妻子和孩子的情形，怎么想我都很平静，包括离婚后与孩子彻底分开，也不能搅乱这种平静。我老在想徐馆长，她不该有这样一些为达成交易而摊派给她的应酬。我知道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候，不应该想这样的女人，对妻子来说，这是不道德的。但我不清楚控制这些东西的开关在哪里。所有的人都不例外，包括男人和女人，独自出门后，很容易对异性产生幻想。
电视机里又在重播本市新闻，全是市里的领导人到困难企业和困难家庭慰问的镜头。李书记和王副市长他们不停地向一个个人伸出激动的双手，那些被迫一样同他们握手的人，全都板着脸，拿着慰问金也还不领情。
我在等十一点钟。到十一点时，我拨通了长春岳父家的电话号码。铃声响了一下，我又将电话挂上。这是我同妻子的第二种约定，目的是让她知道我平安，并且还挂惦着她。
半夜里，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惊醒过来，下意识地抓起枕边的手机，等弄清是房间电话后，我听见杨花在那边满是歉意地问，丁解放是不是在我这儿。我说没有后，她又说，丁解放的车已经回来了一个小时。放下电话，还要继续睡，屋里突然响起徐馆长的声音，她说，丁市长在南山镇下了车，明天才回市里。
我翻身爬起来，打开床头灯。徐馆长整整齐齐地坐在沙发上。虽然我想念过她，但我对她的冒昧还是有些生气。徐馆长用一只削好的香梨很快化去我心中的不满。
我说，这时候是不是不方便回家。
徐馆长说，不，要过年了，我想有个男人陪着。见过的男人中，我只信得过你。
她对我的情况已知道很多了。这一路上丁解放无疑是将出卖我的隐私，作为对徐馆长付出的回报。我无法对她说清，岳父究竟为什么不理我，我刚同他女儿结婚，他就被削职为民。这是我能察觉的惟一背景，但我同妻子已对照《易经》反复算过，命相中我同他是不会相克的。
关于徐馆长的情况，我也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她说自己当初开了一家名叫棉花的美容店，生意出奇的好。不少男人很喜欢她的店名。请的几个小姐也挺卖力气，不仅邻县来了不少顾客，就是省城里的一些男人也会隔三差五地慕名而来。正红火时，警察没管，公公老万倒出面管起来。做店面的房子是家里的，老万要收回去，口口声声哪怕下岗饿死，也不赚这种肮脏钱。同丈夫离婚则是她应聘当了宾馆经理后才有的事。办美容店时，丈夫相信她同店里的小姐是划清了界线，有本质区别的。当经理后情形大不相同，有一天，丈夫借故来找她时，看见她正在同省里来的一位处长喝交杯酒，第二天他们就离了婚。
棉花美容店改换门庭做了棉花修理铺之事，在万师傅和徐馆长不同的叙述中，我有些相信后者。
为何大家不叫她经理，一概以馆长相称，徐馆长说是文化馆的人先行这么叫的。他们有文化，考究出民国以前，抽大烟、听戏和玩妓女的地方都叫馆。
得知我已到过棉花旧址，徐馆长说，你见到的小女孩就是吴小咸的女儿。
我那没有穿内裤的腿在被窝里不方便拿出来，只好让徐馆长倒了一杯水端过来。她没有回到沙发上，而是随意坐在床边。
徐馆长主动说，吴小咸的公公和我先前的公公讨厌我们，他们都在家里订有规矩，任谁也不许接受我们的半点钱物。我们是名声不好的女人。每年我们直接和间接从上面要回的钱有几千万，别人都说是我们用身子换回的。她突然捂住自己的嘴巴。
我将水杯递给她。她喝水的样子很让人爱怜。三十出头的男人本不会对三十出头的女人产生这份心理。我对自己感到奇怪。
我说，他们以为别人都在腐败。
徐馆长说，腐败是对我们的恭维，我们是腐烂。
一种痛苦的味道无声无息地弥漫起来。我将被窝里的腿靠上她的后腰。不是这样，就像这次去要钱，你只是陪那些人喝酒唱歌，我说。
不，我又叫胃疼了。她说着，低下头，伸手到背后抚了抚羊绒衫。那儿有个新出现的小窟窿。
怎么破了？我问。
她说，他们揉的，那家伙总在家替老婆洗衣刷碗，手上裂了一溜口子，老挂纱。
我将水杯夺回来，顾不上烫，一口气将它喝光，你不该对我说这个，我说，真的，这对你没好处。
我有个目的，她说，我想让你带我走，这地方一天也不想呆了。
我咽了一口唾沫，别这么幼稚，除了西藏的墨脱，哪儿都一个样。市场份额只有这么多，当然要用尽各种手段。
徐馆长抬起屁股朝我腿上狠狠坐了一下，站起来对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同丁解放是一类的，同他们不一样。
她走后，我久久地想着她话里的“他们”范围有多大。我对着枕头同妻子说了十次晚安，心里才平静下来。
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清晨的街道上几乎没人。我跑着步来到汽车配件厂门口，看见大门两旁贴着一副春联：反腐倡廉还我工厂新生，惩恶扬善——后面的字已被人撕了。紧闭的大门里十分荒凉。我调头往棉花修理铺方向跑去。老远就看见万师傅和刁师傅趴在一辆桑塔纳轿车上忙个不停。一盏电灯在他们头顶上亮着。
万师傅兴奋地朝我挥着手，修好这台车，过年的钱就齐了，万师傅说话时用手指拧了一下鼻子，鼻头立即成了黑的。
我说，又是那个老马介绍的吗？
刁师傅说，当然，只有老马真正惦记着我们。应该让他当省委书记才对。
看得出，桑塔纳轿车被人砸过。他们忙了一个通宵，仍然不能将痕迹完全消除。我问是不是昨晚在宾馆里被人砸的，他们只点头，不做声。
师傅们，小徐和吴小咸是挺不错的女人。我忍不住说。
他俩像是受了惊吓，手里的扳手和起子差点掉进发动机的缝隙里。
别在我面前提她，心烦，万师傅说，我是看在孙女的面上才忍着。
刁师傅也说，如果还是从前的吴奇，你就别肉麻了。
我说，女人生存本来就比男人累。
万师傅大起嗓门说，除了做小姐的，这个市里哪个女干部像她们。
可怜的老头，竟然不知道什么是代价。我在心里嘟哝，嘴里说，现在还提倡自我牺牲吗？
他们开始懒得理我。
我只好走开。
我要用自己挣的钱给孙女买一整套过年的新东西。万师傅在身后同刁师傅大声说着。
有人在一旁紧紧地盯着我。我知道自己眼睛里有股沉重的忧伤。他是在为我担心。而我却担心假如哪一天有关省政府车队老马的童话被捅破，这两位老工人将怎么面对自己的心灵。这种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给领导开车的司机，翻起脸来，比正处级干部还厉害。
我一直跑到正在摆摊的文一武面前才停下来。他告诉我，昨天去宾馆闹事的是汽车配件厂的工人。我内心有愧，便对文一武说假话。当我说自己没在餐厅吃饭，而是去丁解放家里后，文一武笑起来，他不仅看见我同吴小咸一道从餐厅里逃出来，他还将一箱香梨送到我的房间里，当然钱是别人付的。他要我别不好意思，我回来，市里不招待，厂里也会招待，总归是公家花钱。
那种臊，最后逼得我不得不说，我会如实付钱的。
临走时，我帮他将水果摊摆好。
一进大门，小侯就说，丁市长在房间等你。
爬上三楼，丁解放果然在房间里坐着。吴小咸和徐馆长正在同他说笑，昨晚的阴暗情绪一点也找不见。
丁解放边同我握手边说，昨晚在南山镇听汇报晚了，就没有回来，将老朋友冷落了。我不接这话，回头看了吴小咸一眼。吴小咸脸上表情很温柔。这时我才说，冷落我没事，这么好的部下，冷落她们简直等于犯罪。丁解放马上说，你是想犯罪还是不想犯罪。我的脸庞已感觉到徐馆长目光的抚摸。假如犯罪，你们的监狱是几星级的，我问了一句。
这时，有手机响起来，我们都有所反应，最后确定是丁解放的手机在响。丁解放说，肯定是老婆在查铺。他对着手机说话的语气表明真是杨花打来的。丁解放说清行踪后就收了手机。
我们又在往餐厅走，丁解放和吴小咸的手在大腿旁轻轻捏了一下。餐厅里已被收拾得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客人只剩下几个。他们同丁解放打招呼时，都说吃过早饭就回去。早饭后，丁解放要带我到下面去走走看看，大家约好，晚上四个人再找地方聚一聚。
到了第一个去处后才知道，丁解放是下来送钱的。他给每个乡镇留下一张两万元支票。那些乡镇干部几乎要将他当成菩萨来供。
我们翻几道山往西山镇去时，在一处不大的村子前面，一头猪在挺窄的公路上站定了不让路。几个人在稻场上围着一堆火粪冲着这边笑。司机下车赶猪时，丁解放也跳到地上。丁解放朝他们走去。火粪旁的一个女人惊讶地说，丁市长！丁市长来了，表哥表哥，丁市长来了，女人冲着村里高声叫着。一个男人从低矮的屋子里跑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他们跑到丁解放面前，还没说什么，先行跪到地上。女人还哭起来，一边流泪一边数说。他们的话我完全听不懂。好在有司机在旁边解释。
我终于弄明白，这两个人是丁丁的亲生父母。他们没钱给儿子治病，只好将儿子扔掉。虽然早知道儿子被丁解放捡回去治好了病，他们不好往回要。现在他们仍不往回要孩子，孩子能找上这么好的人家是自己的福气，他们是代表孩子谢丁解放的恩情。丁解放答应请他们初二到市里看看孩子，还给了两百元钱让他们过年。
后来丁解放回到车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离开这个村子时，有七条狗和五个小孩跟在车子后面追了两里多路。山路很崎岖，司机说，如果下雪，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西山镇只是我们行程中的一站。我从未见丁解放对司机吩咐什么，每到岔路口司机都知道怎么打方向盘。天黑时，我突然发现已身处邻县县城。接下来，在一家夜总会的包房里，出现了吴小咸和徐馆长。
五个人在一起吃了饭便劳燕双飞。我和徐馆长去了隔壁的包房，司机则在外面的大厅里守着。
包房里的灯光极为糜烂。
徐馆长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开始给自己点歌，她一口气将那点歌的键盘上全都弄上数字。等到电视上显示出图像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徐馆长竟会唱《Right here waiting》，而且还是用英文。在我由惊讶转为沉浸时，她又唱起《Califomia Hotel》。在北京的家里，这些歌碟摆满了抽屉。在这一点上，我永远同妻子一样发烧，同一首歌，我们最多有七个版本。如果在北京的哪个酒吧，那些将嘴唇涂得乌黑，头发染得焦黄，青衣黑裤，像动物世界中竖立的草原鼹鼠一样的女孩，这么唱，我不会坦然受听并且肯定要十二分挑剔。现在我是在区区一个小县城里，独自听一位经过婚变的少妇在歌唱。面对这样的歌唱，我在心里为之叹息，她让我带她走是最清醒的认识。
间歇的时候，我出去一趟。丁解放和吴小咸的包房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司机在大厅里警惕地抽着烟。司机让我回去提醒一下徐馆长，别唱外国歌，这样太打眼。
《Rivers Of Baby On》顺着走廊淌过来。我在门外等候着一直让徐馆长唱完才推门进去。直到这时她才看了我一眼。这也是这个晚上，她看过我的惟一一眼。
你可以去好莱坞发展。我微笑着对她说。
你可以搞一场个人演唱会。我又微笑着对她说。
你可以找家唱片公司包装一下，会走红的。我再次微笑着对她说。
她终于说了句，我想吃冰激凌。
我再次来到大厅问司机哪儿可以买到冰淇淋，司机说，今年没下雪不然可以到河里去取冰块回来。刚说完司机忽然紧张起来，不好，有人在盯梢，他说，丁市长的对头派人跟来了。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下又放回怀里。我们足足等了五分钟，丁解放的那间包房才开了一道门缝。司机拉上我，来到隔壁包房，他让徐馆长一刻也别停下继续往下唱，然后拧开一处电源盒，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起子。只听叭地一声响，电弧一闪，夜总会的灯光和音乐声全没有了。司机快捷地摸出去。
电灯重新亮了以后，我们发现丁解放不见了。司机还在，他让我上他的车，吴小咸和徐馆长怎么来怎么回去。司机丢了一些钱，让徐馆长去总台结账。
上车后并不见丁解放。我问原因，司机说，丁市长的名声很好，市里有几个人不服气，总想找他的茬。
我说，谁这么胆大。
还不是班子里面的人。司机将车开到公路上，迅速跑起来，丁市长并不乱来，他是讲感情的人。
你当过侦察兵吧！我说。
差不多，在海军陆战队干过。司机骄傲起来，他们想玩游戏可找错了人，我一个人可以顶半个公安局。
走了几十里，在一处岔路口，我们停下来等吴小咸和徐馆长。一辆三菱吉普跟上来。有两个人下车同司机打招呼，顺便问我们去哪儿。司机说，奉丁市长指示，带北京来的吴处长看看民风民情。有人探头往车里望了一下。他们刚转身，司机就说，就是他们。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吴小咸她们才到。大家什么也没说，只是按了一下汽车喇叭。
我刚回宾馆房间，电话就响了，丁解放在家里给我打电话，让我明天中午去他家吃团圆饭。杨花还接过电话同我说了几句客气话。
我照旧往长春岳父家里发去一个信号。我知道没有回应的可能，洗完澡后倒头就睡。合眼之前，我对自己说，在这样的地方当市长也是活受罪。
早上起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冷清。只有小侯一个人在宾馆里值班，堂堂八层楼里只有我和她。小侯领我去餐厅，餐厅里只有一名厨师和一名服务员。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空房子，胃口怎么也找不回来。我匆匆地就着当地人最爱吃的咸菜喝下两碗稀饭，啃掉一块软饼，便往回走。
才一会儿工夫，小侯就将自己的脸部描绘得空前灿烂。她替我开了房门，又替我倒茶水削香梨，还用羞涩的眼神不时打量我一下。这让我预感到除了她以外，今天不会有人来陪我了。小侯告诉我，她只有二十岁，此前从未喜欢过哪个男人。但她特别想嫁一个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人。小侯进一步说明，曾经有过不幸婚姻的男人，最好不要找有相同经历的女人，这会在将来生活中制造很多阴影。被妻子抛弃的男人，只能找一个比较单纯的姑娘。
我们这儿的服务员，几乎都嫁给了省里的处长。小侯的普通话讲得像苏杭一带的软语，好听得让人难以拒绝。我有些愿意听她讲话。
怎么会是这样，都说处长这一级什么都靠不住。我问小侯。
你不了解服务员心理。小侯老练地说，我们见得最多的干部就是处长，他们虽然出门有点花，但对老婆仍然很好。在宾馆里进出的男人中，有很多更坏的。譬如丁市长，不管对别的女人如何，对杨花仍然没有半点怠慢，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一直很好。
我问，你也这样想吗？
小侯点头说，你真的同妻子关系不好？
我连忙矢口否认。正好电话铃响了，丁解放让我十点钟上他家去。放下电话，我告诉小侯得出门了。小侯走后，我一看手表才九点半。我翻出徐馆长的名片，电话打过去后，铃响好久也没人接。我重拨一次，仍然没人接。我想不出她一个人过日子，这时候会去哪儿。
九点四十分我就出了门，小侯看我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我将手机调到待机状态，一个人走到街上。不少年轻人在放那种一甩到地上就炸响的鞭炮。他们故意将鞭炮往别人脚下扔。我在二十分钟里碰到三次，其余的都让别人碰上了。有两个人曾经冲着他们发火。他们一点也不怕，其中三个头发染成黄色，谁火他们就说，恭喜明年一炮走红，一鸣惊人。
马路中间有一摊让人触目惊心的鲜血。我想到了可能是车祸导致的，同时又想，因为过年，没有扫马路了，这飞来横祸的痕迹只怕要在地上保留很久。
信步走来，又到了棉花修理铺门口。万师傅和刁师傅像是挺忙，走近后才看清他们是在修理自己的工具。
万师博抬头看了看驶过门前的一台汽车说，是想歇一天，但又怕老马介绍他的朋友来时，找不到我们，得守信用，老马帮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广告，我们不能丢他的面子。
我在心里摇摇头，宾馆里除了我，没有一个外来人，不会有车的，这时候谁还往外跑。
刁师博说，你不是在外面跑吗，这时候下来的干部是好干部。
万师博不同意，他认为只有没有喂饱的狗，才会不择时间地跑出来找食。我没有计较他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将我当干部。
还记得文一武吗？万师傅忽然问。
见过，他在卖水果，生意像是不错。我说。
他让李书记的儿子开车撞死了，万师傅用头敲了敲铁砧。早上出来摆摊时，一只苹果滚到马路中间，他跑过去捡，正好李书记的儿子开着私家车冲过来，当场就吐了一瓢血。
我想起马路中间的那摊血。真的死了？我说。
刁师傅说，虽然往医院送得很及时，大家都说没救。
得上他家去看看，我说。
我们两家紧挨着，回头你先上我家来吧。刁师傅说。
万师傅递烟过来时，我很自然地抽上了。这是这辈子我抽的第一支烟。1989年时，闹学潮那年，很多大学生学会了抽烟，我坚持下来了。
我心里很忧伤，你们还是退休，吃点安稳饭。
刁师傅说，晚了，厂里退休人员的工资，昨天晚上还没着落。
还是继续开着这店，有了收入，哪怕各样的腐败顺街淌，也能有个坚持的地方。万师傅猛抽一口烟后，被呛了一下。
小侯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你该走了，别让丁市长到处找。她减了一下速，接着又骑得更快。那辆自行车像是偷来的，她骑在上面一点也不合适。若是在北京，肯定有警察上前去盘查。
返回时我在文一武的那摊血旁站了一会儿，地上还有一只被压烂的苹果。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就像这只苹果。
我伸手按丁解放家的门铃时，已经十点五十了。怀里的手机像睡熟一样，一点动静也没有。隔着门就能闻到屋里熟食香味。门开后，出来的是一对不认识的男女。那女的回头对丁解放说，初几你家客人多，我们就不来凑热闹，今天先给你拜个早年。丁解放淡淡地说声谢谢，然后将我扯进屋里。
丁丁正在玩我送他的那支手枪。杨花出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又回到厨房里。
坐下后，我们先相对笑了笑，像是对昨晚那件事达成某种默契。
在我们聊天时，丁丁往书房跑了几次，每次出来他都用一种不解的眼光看着我。等到丁解放终于提起徐馆长时，丁丁上前拉着我的手往书房里拖。丁解放让他别胡来，丁丁没有听。
进了书房，丁丁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应该在这儿放一只红包，他用小手指指写字台上的玻璃台板，别的客人都这样，不然我爸就不高兴，说你不懂事。
我着实愣了一阵。
没有例外的吗，我蹲下来。他显然不懂我说的例外，有没有不在这儿放红包的，我说。
丁丁晃了晃脑袋，我爸是市长，谁不送我就撤谁的职。妈妈说了，我在家里的任务就是将红包从写字台上拿下来，交给她保管。他得意地说。
不会的，肯定有人没送红包。我说。
丁丁说，对，有一次来了两个像讨饭的男人，进门就给我爸磕头，他们没给。
我站起来，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有两百元钱，给你，压岁的，我说。
丁丁先于我跑出去。
回到客厅刚坐下，杨花就出来说，你是北京来的领导，别兴这一套。
没事，压岁的，我再说了一遍。
别多说了，吴奇是朋友，不然怎会来家里过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然点。我们应当是哥们了，对不对！丁解放先对杨花说，接着又对我说。
差不多吧。我没有彻底承认。
吃饭前，杨花问放多少响的鞭炮，是两万还是一万。丁解放只让她放两千。鞭炮一响，杨花就去打电话，她女儿在加拿大读高中不能回来过年，杨花要她在电话里听听家里的鞭炮声。杨花打完电话来到饭桌旁坐下时，脸上全是泪水。
丁解放问，怎么啦？
杨花说，女儿问怎么只放这一点鞭炮，是不是家里有困难。
丁解放说，你没告诉她这是市委做出的决定，少放鞭炮是为了与市民同甘苦共患难。
杨花擦擦眼泪说，我都说了。
人少，年饭很快就吃完了。丁解放见我有些闷闷不乐，就自告奋勇要帮我打电话到长春去。他向我要了半天电话号码，我坚决不给他。推说只是有点头疼，想回宾馆躺一躺。
丁解放将我送回宾馆，他对小侯说，吴处长过年还在我们这儿视察，你的服务要热情主动一些。
小侯像是很高兴得到这样的指示。
丁解放走后，小侯送开水来时，身上多了一种香水的味道。
电视机在枯燥地响着，小侯将没有灰尘的屋子又擦了一遍。她甚至还脱掉束腰红色大衣，用各种姿势在屋里走动着。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对男人永远是无法拒绝的，我心里极度不安。
别收拾了，我有点累，回头你再来吧，我对她说。
今天这样的日子，一个人呆着更累，小侯踮着脚去擦墙上的镜子，露出雪白的一段腰身。
我诚恳地说，请原谅，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她说，那我怎么向丁市长交待。
我说，我不说谁会知道。我会在意见簿上给你写一些表扬文字的。
那些话不用你动手，我们自己都会写，小侯慢慢走到我身边，你是不是嫌我太主动了，领导挑人员时，首先看重这一点。
我真想告诉她，男人只喜欢在床上主动的女人。
小侯伸出手来，用一个指头碰了碰我的胸脯。这正是我同妻子第一次做爱时，妻子做过的动作。我冲动地甩开小侯的手，请你离开我的房间，我严厉地说。
小侯怔了怔后，低头冲出门去。
我刚拿起水杯，她又冲回来，你会后悔的，我还是处女。她说。
小侯重重地将门关上。
我将一大杯水一口气喝下去。和衣倒在床上，我思索着假如小侯真是处女，会对我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结论是，最多也只会让我在有人无人时多出一点窃喜。我只有这样的智力，别的怎么也想不到。
小侯这一搅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本来是在想丁丁的事，我有两种恐惧：一是小孩子丁丁对送红包收红包的态度，二是丁解放作为老百姓喜欢的清官都这样了，别人变本加厉到几何，真是不敢想像。加上小侯这么单纯的女孩，内心竟藏那些本不该属于她的脏东西，我又多了一种恐惧。三种恐惧让我想得骨头疼。
电话铃响了。是小侯，她在那边一遍遍地唱着《真的好想你》，动情之处，真的像在哽咽抽泣。听着她的歌唱，我慢慢地睡着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笑声将我惊醒，我爬起来，稍为收拾一下，就拎起一袋香梨往外跑。下楼后才发现那些笑声是从小侯的值班室里传出来的。小侯一个人对着屏幕大声笑着，没注意我出了门。
一路上分不清何处传来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大家的习惯还没有改，将联欢晚会当一道菜，边吃年饭边看节目。找到刁师傅家时，天上已开始有小雨落下来。
正在收拾饭桌的吴小咸见我跟在刁师傅后面走进屋里，不由得轻轻哟了一声。她丈夫同我握了一下手后，毫不客气地到里屋去了。吴小咸叫了声，爸，给客人上烟。刁师傅很勉强地嗯了一声，将一支烟递给我。我看了看上面白沙的商标。吴小咸又说，有玉溪的，抽玉溪吧。刁师傅说，抽白沙踏实，真没想到现在还会为搞腐败的人专门设计东西。刁师傅重重地咳嗽一声。
见情形不对，我提议先去文一武家看看。香梨留下后，我们两手空空。吴小咸让拿上些烟酒带过去。刁师傅硬邦邦地甩下一句，自己兄弟还讲这个。又不是干部，他想了想又补上一句。
文一武没死，全身骨头被摔断几处。他爱人正在家里同一个人谈着什么。见我们进屋，那人就告辞走了。文一武的爱人说他是李书记的司机，来替李书记的儿子说情，只要她答应私了，第一步先付给他们五万元现金，接下来将他们两口子安排到一个较好的单位去上班。
你答应了？刁师傅问。
还没有，不过我觉得我会答应的。文一武的爱人说。
他俩抬头看着我。
我说，这个方案不错。
可是，这样做等于卖国。刁师傅大声说。
我们必须在这个大市场中抢到一定的份额，没有占到份额，活着也像死了一样。文一武的爱人认真地回答。
不大的两间屋子塞得满满的。所有东西全是份额。那些快堆上屋顶的水果篮子及其浓烈的发酵气味，让我恍若隔世。
万师傅在外面叫起来。
省政府车队的老马又给我们介绍生意来了，万师傅声音沙哑地说。
太好了，我还不知今晚怎么过哩，刁师傅很高兴。
半路上，我们同要去医院的文一武的爱人分手了。万师傅要我跟上去，这是回宾馆的近道。我没同意，我想同他们好好聊聊。万师傅突然不高兴起来，每到一个岔路都要停下来劝我回去。在我不屈不挠地跟随下，万师傅终于说了实话，根本没谁叫他来修车，是儿子吃年饭时提出想同徐馆长复婚，惹得他生气。儿子在预备再娶的期间同几个女人相处过，相比之下，还是徐馆长好一些。儿子还想像吴小咸的丈夫一样，通过妻子的特殊关系从学校里调出来。万师傅除了喝酒，年饭菜一口也没吃。
棉花修理铺门前站着一个人。开始我们没注意，顶着顺街的北风不紧不慢地走着，大家都缩着脖子无法多抬头。到抬头时，门前站着的那个人不见了。大街上除了我们，空空荡荡地不见人影。明明有个人，怎么转眼就不见了？我想。
三十晚上会不会有贼，我提醒一句。
万师傅说，说不准，现在大家都抢着犯错误，谁还有个禁忌。
刁师傅说，过去可不是这样，坏人都有金盆洗手的时候。
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碰撞声。我拔腿就跑。有人在偷你们的店，我说。
我撞开虚掩着的门，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搬弄电焊机。我吼叫一声，扑上去揪住他。他挣了一下，甩开我，刚跑到门口，就被万师傅和刁师傅双双堵住。
怎么是你？万师傅惊讶地说。
狗子，你这是干什么，想找师傅下手！刁师傅说。
一声狗子让我想起：这人是万师傅的徒弟。果然狗子记得我曾经为他颁发过先进生产者奖状。
我将准备捆人的电线扔到地上。
万师傅说，是不是过不下去了，缺钱花。
狗子摇头否认，我在南山镇妻子家开了个修理店，但缺台电焊机。就想将你的电焊机偷偷拿去用一阵，等赚到钱后，再买一台新的赔给你。狗子说。
刁师傅气呼呼地说，你这话编得像领导们作的报告，怎么就不想想我们没了电焊机，难道用蜡烛去烧！
我想了好久，你们家的吴主任和徐馆长都是大能人，几千万都能弄回来，一台电焊机难不倒她们。狗子理直气壮地说。
放屁，你怎么不去对门打主意，人家有市委书记作靠山，你拿走一台车也没问题。刁师傅说话呛得自己咳嗽起来。
哎，万师傅叹一声，你不用在南山镇开店了，就来我们这儿搭伙，有省政府车队老马作靠山，每月挣个养家口的钱是不会有问题的。
师傅在市里是个名牌，靠上你我当然太高兴了。狗子真的笑起来。
我说，等赚够了，再回南山镇开个连锁店。
他们都开心地笑起来！我心里一酸，便连忙告辞。
街两旁的阳台上放的冲天炮，像美国军队射向巴格达的巡航导弹。文一武留下的那摊血，在寂寞的除夕夜里，闪动着一种深刻的忧郁色泽。宾馆大门透出一股微光，我推门进去叫着小侯和侯小姐，都没有人回应。倒是门里的拉手上夹着一张纸，一个女人在纸上留言，让我回来后将门反锁上。我将那娟秀的字连纸一起撕碎扔进一只垃圾桶。
房间的门也没锁，我在门外就闻到一股女人气味，当我认定是小侯后，一按开关，电灯光划破黑暗，床上躺着的却是徐馆长。
我可以进来吗？她低眉落眼地问。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对自己充满一种预感。转了一圈后，我才有了可说的东西。你把小侯怎么了。我说。
被我从这儿撵走了。她拍了拍席梦思，那只戴着铂金手镯的手臂，仿佛伸到我的心里。
我让自己笑起来。你这是以权谋私。我说。
说爱护可能更合适，徐馆长说，同家人联系了吗？
我摇头说，不想打扰他们。我将手机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
你该问问我是怎么过这一天的。她将另一只手臂也从被窝里拿出来。早上五点醒来，我就吃了三颗安定，一觉睡到晚上九点，九点二十分就上你这儿来了。她说。
我给你打过电话。我说。
她点点头，接着示意我将她的皮包打开。我又看见了那盒小夜衣，但我拿出胃药来，问她是不是又是胃疼。她要我直率点别虚伪，别装作不明白。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将那小夜衣拿出来。在她的指点下，我进一步看清了已经很旧的纸盒尚未开封。
如果你想打开，就会发现它是三年前买的。她说，如果只算离婚后的经历，我也是处女。我很狡猾，装胃疼撩他们，让他们见到这纸盒认定我在随时准备与男人上床，找他们办事没有一个不爽快的。我就怕过年过节，一到这时就恨一切。我嫁给你好吗，只要不让我同他们打交道，我保证自己是个好女人。她平静地说。
听说有人想同你复婚。我说。
休想。他想通了，也晚了，我不想这样下去。她说。
徐馆长眼里闪动着电焊弧光一样的火焰，两条手臂在微微发抖。被窝里的身子动了几下后，覆盖着她的被子一点点地掉在地上。我无法抵挡下去。这样的夜晚是需要欢乐的，我不能放弃自己享受欢乐的权利。我告诉自己，已经是世纪末了，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最本真的思想在行动，连傻瓜都加入了这种行列，我无力拯救人类，就不必为人类操心。每个人都让自己过舒服了，人类也一定没问题。我拆开那只纸盒，行动起来后，我们胡乱叫嚷着，像是在互相谋杀。当我们一同失败后，疲乏地躺在一起。她惊喜地让我看身下的床单，上面竟有一汪鲜红。
你让我变好了。她温柔地说。
你还可以更好一点。我告诉她棉花修理铺的情况。
她不让我离开她的身子，笨笨地抓起电话，不知同谁说了一通。最后依旧吩咐对方必须说是省政府车队老马介绍去的。我没有问是谁。她主动告诉我，是从省里回来过年的一位记者。
我被自己的深情压得喘不过气来。回北京我就离婚，然后来接你。我说。
我真有福，总算碰上个好干部。她学着刁师傅他们的语气说。
徐馆长的额头在往我胸脯里钻，我身子里空空的，完全可以容纳她。我问她渴不渴，然后起床削了两只香梨。回到床上时，她已经睡着了。我刚咬了一口香梨，突然就想起妻子和孩子来。妻子名叫香篱。我还想起自己的前途。望着手机上闪闪的绿灯，我愣了好久。被子又掉到地上去了。徐馆长的身子再次完全暴露在我的身子旁边。我正要弯下腰去吻她。手机突然响了。
妻子亲昵地叫着我们热恋时她为我取的名字，并说祝我新年快乐。她连说了三声，想你想你想你。我敏感地认识到，影响我们婚姻，弄得我们如同一对腐败分子，不敢面对昭昭日月一样的政局发生根本变化了。
徐馆长躺在我的怀里，均匀的呼吸洒在我的胸脯上。我用耳朵听着充满北国冰雪质感的妻子的声音。我一直盼着岳父能心胸广阔地接纳他女儿的丈夫。这时候可是有点晚。照妻子的语气，我完全相信岳父在事隔多年后，终于开始喜欢这个被遗弃的女婿。让我奇怪的是，岳父怎么也会在腊月底接到同威胁我的那个电话一模一样的电话。更让我奇怪的是，让岳父失去升迁机会的竟是我在认识妻子以前所写的一篇杂文。杂文所说的事是我在南方听说的，不料在山高水远的长春竟然有人借题发挥，将它安到岳父头上。而文中所说之事岳父确实做过。岳父憋了多年，直到两个小时前，妻子无意说了我被人威胁，躲到南方后，老人家才长吁一口气，说他就怕我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老人家还婉转地告诉他女儿，他相信我现在与他有共同语言了。他要我明天就赶到长春，机票钱他负责给我报销，他有在京的重要关系必须赶在机构改革之前尽快告诉我。妻子的话将可以待机四十八小时的电池全耗光了。我深刻地感受到吴小咸所说的用手机听情话的优点。
放下手机，我操起电话叫醒丁解放。丁解放以为我寂寞，问我是怎么回事，那么好的女孩都看不中，要我别辜负他的一番苦心。我打断他的话，要他马上派一辆车送我到省城去赶长春的航班。
我用五分钟起床穿衣收拾行李，然后悄悄出门。我无法面对醒来的这个女人。一路急行，来到棉花修理铺门口。万师傅、刁师傅和狗子还在挑灯夜战。他们冲着我大声说，老马真是太好了，大年三十还给我们介绍生意。有老马这样的好人，我们就不会绝望。他们很高兴，忽略了我手中提着的行李包。直到丁解放派来的汽车出现后，他们才开始给我问候和祝福。我回答的只有谢谢。除了谢谢，我一无所有。上车后，司机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也写着谢谢两个字。我知道这是谁写的。
我问，她怎么样？
在哭。司机又说，放心，吴小咸在给她做伴。
司机一打方向盘，车子掉头往回走。丁解放在什么地方等着同我话别。他一定明白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带到长春的礼物。
走错方向了，万师傅在喊。
怎么转昏了头，刁师傅也在喊。
我们装作没听见。一辆迎面驶来的三星面包车上，有人招手问路，纯正河南话表明他们在找棉花美容店。司机恶作剧地指明去这家只存在于一种男人记忆中的名店的路线。他是不是想过几分钟后，三个满身油污、紧锁眉头的男人，会给这几个男人怎样的回答，我不得而知。窗玻璃在自动上升，北风转眼间就成了同我们不相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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