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鸣维也纳

    在毕业前，肖邦的家人就认为，他继续留在华沙，将学不到任何东西。

    4月13日，他的父亲凭着肖邦与日俱隆的声誉和对未来前途的看好，给公共关系部长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筹措一笔基金，资助肖邦畅游欧洲，尤其是能够前往日耳曼、意大利和法国等，这样能在这些最好的环境中观察学习，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这对于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但政界人士对于声誉和未来的承诺不感兴趣，他们坚持，如果肖邦专心致力于钢琴演奏，并且对正统的学术课程或作曲不感兴趣的话，还会有别的学生补他的缺，而他们更应该得到这项赠予。的确在当时是有许多这样的学生，但是不管他们当时如何努力学习，对规定内的课程如何了解，但是非常有讽刺性的是，他们全都默默无闻地消失了，无论任何史页上都找不到他们的姓名。

    肖邦家人的请求没能得到部长的允诺，而且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但是对于肖邦出国游历之事，他们仍然态度坚决。

    参加了华沙音乐学校的毕业考试以后，肖邦立刻离开了华沙，他的目的地是维也纳。

    维也纳虽不及18世纪的洛可可时期华丽，但它仍是仅次于巴黎的全欧洲最重要的音乐中心。在维也纳，许多作家都热衷于流行的沙龙音乐的创作，但古典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精神仍隐约可见。尤其是贝多芬刚在两年前去世。

    肖邦从克拉科夫出发，穿过了风景如画的山地隘口，于1829年7月抵达了维也纳，并在一个星期内，观赏了三场歌剧。来维也纳，肖邦还有一个更严肃的目的，那就是拜访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奥地利音乐出版商托比亚斯·哈斯林格——他曾出版过很多乐谱，包括贝多芬最重要的作品，还有舒伯特的作品。

    哈斯林格已经收到了肖邦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和一些变奏曲的手稿。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不愿贸然出版一位新的、没有知名度的作曲家的作品，但是他阅读了埃斯纳对肖邦的赞美信，听了肖邦的演奏后，改变了初衷。他答应出版肖邦的变奏曲，但是不给报酬，并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让肖邦在一场公开的音乐会中演奏这些曲子。

    肖邦对这样的事毫无心理准备。私下举行演奏会是一回事，但是在对音乐有敏锐批判能力的维也纳人面前举行音乐会，这让平时对练习不太留意的肖邦有些紧张。但是因为有许多对音乐热心的维也纳人赞助，有技艺精湛的演奏家协助，还有一所大剧院的场地租借，有了这些条件，肖邦终于被说服了。8月11日那天，肖邦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他后来说：“我把自己投入了这个世界。”

    演奏了一首贝多芬的作品后，他又演奏了自己所作的变奏曲，获得了观众们热烈的反应。他本想把克拉科维亚克舞曲介绍给观众，但是排演时，肖邦认为管弦乐的伴奏太过拙劣，所以放弃了，在一首曲子中，他采用了在婚礼上经常出现的一首波兰饮酒歌，就是波兰西部地方所流行的一首古老的波兰舞曲。

    据肖邦说：“这首曲子让观众震撼，他们在这里，还没有听过这种音乐。”8月12日，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说：“坐在前排的侦察员告诉我，有些人甚至从他们的座位上跳了起来！”

    尽管反应如此热烈，但肖邦仍安详含蓄地完成了演奏，他的表现手法精致纤柔，似乎没有与热情的维也纳观众打成一片。同一封信上，他说：

    ……到处都有人说我演奏得太软滑无力。其实是他们听惯了当地艺术家们重击钢琴的乐声，对他们而言，我的演奏确实太精致了些。我希望能在报纸上看到这些谴责……我宁愿观众们这样抨击我，也不愿他们说我演奏得太响了。

    接着，在8月18日，肖邦又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演奏结束后，他写道：

    如果第一场演奏会确实受到好评的话，那昨天的演出更好。当我在舞台上出现的那一刻，连续响起了三阵喝彩声……第二次演出显然比第一次还要成功……一切好像已经走向高潮，这也是我所喜欢的。

    在这些演奏过的作品中，有一首克拉科维亚克舞曲，原来管弦乐曲调相当弱，后经由肖邦在华沙音乐学校的同学加以改良。

    肖邦在维也纳广受大众瞩目，音乐的穹苍中，又升起了一颗明亮而耀眼的新星。他见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贝多芬的学生、李斯特的老师卡尔·车尔尼等许多音乐界的名流，多年前，肖邦曾以神童的姿态在华沙演奏过他的一首协奏曲。

    肖邦还被介绍给了祖籍波兰的林屈诺斯基家族，该家族是维也纳音乐界的著名赞助者，曾和贝多芬往来密切。肖邦也遇到了摩里兹伯爵，肖邦说：“他不但充分地称赞了我……他同样也是贝多芬的最伟大朋友”。贝多芬曾经把自己的一些作品献给了这位伯爵。

    除了少数不爱音乐的日耳曼人外，几乎每个人都对肖邦表示恭维，但是他发现有少数音乐家，喜欢把他当一名学生看待，他们时常会表现出吃惊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华沙那种地方是很难让一个人学到这么多东西的。这让肖邦很懊恼。对此肖邦的回答是：“在茨威尼和埃斯纳这样伟大的音乐家的调教下，即使是一头笨驴，也能学到许多东西。”

    撇开这些小小的恼怒之事不谈，肖邦的维也纳之行收获颇丰，还结识了不少朋友。

    默默无闻的游历

    8月，肖邦离开了维也纳，到达了旅程的下一站——布拉格。布拉格是古波希米亚王国的首都，但当时是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就像许多的欧洲主要城市一样，布拉格拥有大量的音乐遗产，历史悠久，可一直追溯到1000年前，那里的听众也是最有辨识能力的一群人。

    人们对音乐的热情，会打破国界，莫扎特就曾和这座城市非常愉快地沟通了。但肖邦的到来却显得匆促而平淡。肖邦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短，他给家人的一封信上说：

    这座城市非常美丽……我从城堡的山丘上望去，发现她巨大而古老，并且曾经非常富庶。

    当地有人向肖邦提出了举行演奏会的要求，肖邦婉谢了。他感觉自己虽然在维也纳的表现很优异，但是这些曾经对帕格尼尼的演奏漠不关心的布拉格民众很可能也不会理会他的演奏，那样对他刚刚巩固的声誉将有所损害。

    于是他离开了布拉格，他改走陆路，穿过了厄尔士山区，来到古城德累斯顿。这是个被森林环绕的城市。易北河从市中心流过。此地向来以建筑物、艺术品收藏和图书馆规模闻名于世，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这些特色更加被发扬光大。从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一些当时的雕刻和油画作品上便能想象得出当时的德累斯顿市容，那一定给肖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肖邦到了德累斯顿后，观赏了歌德的《浮士德游地狱》这出戏。这部作品曾吸引过许多的音乐家，贝多芬就曾想过用它来作一出歌剧的主干，李斯特也曾为这出戏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写过一首交响曲。

    虽然肖邦所看到的只局限于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并且整个都被删改过，但仍然让他感动不已。

    肖邦曾说过，他从4点半便开始站在戏院外面；这出戏从6点开始演到11点……这如同一场可怕的梦魇，但却非常伟大。

    肖邦虽然被作品感动，但是他对浮士德的形象却无法接受，而且也没想过去效仿。在19世纪时，有许多年轻人非常危险地把自己当做浮士德的传奇化身，他们就如同浮士德那样，在活着的时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般情况，肖邦给家人写的信，多少会有一些保留，但是与老友蒂塔斯的通信中，他会把自己的意愿和企图表现出来。肖邦当时计划游历柏林、维也纳、意大利，但是没有完全实现，而在华沙，他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崭露他的艺术才华，博取艺术界的名望和地位，他对这座城市的依附程度宛如附着在岩石或船底的甲壳动物一样。

    波兰的成就

    离开德累斯顿，肖邦决定返回波兰，9月12日，他回到了华沙。

    1829年剩余的日子里，肖邦都利用黄昏时刻创作乐曲。这段时间，肖邦不必在紧张的情绪下，举办公开的音乐演奏会，并且能心情平和地玩味这些有报酬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八重奏》、贝多芬的《大公钢琴三重奏曲》《C小调弦乐四重奏》和《第26号钢琴奏鸣曲》等。这些作品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现在，肖邦已经够资格当一名艺术家了，他的辨识能力有很大提高，虽然华沙民众并不怎么欢迎贝多芬的音乐，但是他们对贝多芬的作品有充分的认识。就某些方面而言，肖邦的确受到了茨威尼的鼓励而有所长进；但就另一方面来看，一些崛起迅速的时髦作曲家对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胡梅尔、莫士契斯和开克勃纳这些二流的作曲家，对肖邦的音乐创作也有影响。

    这段时间，肖邦开始创作自己最重要的乐曲《F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首乐曲完成于第二年春天，后来被公认为是肖邦的第一首内容丰富的作品。突然间，他学生时期的自我控制似乎消失了，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

    感情丰富的《F小调协奏曲》是一首较短的夜曲，这首曲子的旋律，优雅中饱含深情的诗意，既有贵族色彩的外表，又蕴藏着细致的内在感情。这种骚乱不安的感情与他之前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单纯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可以从他写给老友蒂塔斯的一封信里找到，因为他当时正处于热恋中：

    也许是很不幸的事，我拥有了自己的理想，我默默地、忠实地为她奉献了半年，她是我的梦，我的《F小调协奏曲》（第二号）的灵感来自于她。

    就在今天早上，我作的《圆舞曲》（降D大调，OP70.3）也是因为她。现在华沙在我的眼中竟如此阴沉而寡欢。如果不是家人带给我欢欣鼓舞的话，我真不愿留下。没人与我分享快乐和忧伤，我将多么忧郁啊！

    当我被一些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躺下来的地方时，那是多么可恨，你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所以我经常对着我的钢琴，说出我要告诉你的话。

    当时，让肖邦陷入恋爱烦恼的是一个漂亮的波兰女高音——康斯坦丝·格拉德科芙斯卡，她比肖邦小几个月，当时已成为优秀的声乐家。她与肖邦一样申请进入华沙音乐学院，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但是格拉德科芙斯卡的崇拜者很多，特别是那些驻扎在当地要塞的年轻骑兵军官。面对他们，肖邦发现想要与格拉德科芙斯卡发展困难重重，所以只好把这种爱慕加些理想化的色彩，藏在内心深处。

    对此，肖邦的父亲了解得很少，但是他对肖邦这种表面上缺乏秩序的生活感到烦恼和愤怒，所以把肖邦送到皇太子安东尼·雷兹威尔的乡下别墅去了。

    在那里，肖邦被太子的两个年轻女儿所吸引，表面上肖邦似乎已把格拉德科芙斯卡忘记了。期间他曾给蒂塔斯写信：

    如果我能暂时感到愉快的存在，我就会停留在那里，直到他们对我没有吸引力。但是我的事业，特别是我没有完成的协奏曲，让我等得不耐烦，我迫不及待地要把最后阶段完成。

    这里的两个公主很可爱，她们随和，喜欢音乐，感情丰富。她们中的一个很年轻，才17岁，长得漂亮动人，能教她一些指法，确实是件乐事。

    另外他还与蒂塔斯在信上谈论到一些作品上的技巧和戏剧上的细节问题。

    皇太子雷兹威尔也称得上是一位作曲家和大提琴演奏者，肖邦与他比较有共同语言，肖邦还给其中一位公主上了一些音乐课程。

    回到华沙时，冬天快要到了，肖邦继续他未完成的《F小调协奏曲》，心中又燃起了对格拉德科芙斯卡的热情之火。另外在音乐上，他开始注意到华沙观众的需求，他在维也纳成功地举行过两场音乐会，为此，华沙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难道肖邦的才能不属于他自己的国家吗？难道他认为波兰不接受他吗？毫无疑问，肖邦先生的作品是天才所为。

    肖邦也发现在华沙举行音乐会的日子不能再拖了，所以，1830年3月3日，肖邦在家中的客厅里安排了一场试验性质的音乐会，观众都是私下邀请来的。担任指挥的是波兰作曲家库尔宾斯基，他当时与埃斯纳都是华沙歌剧院的经理，并且还是24部意大利歌剧的作曲者。肖邦演奏自己的《波兰主题幻想曲》，还有已经完成的《F小调协奏曲》。这场试验性质的音乐会非常成功。

    3月17日，肖邦举行了正式的音乐会，所演奏的曲子与试演会相同。

    音乐会的门票在开演前三天就已全部售完，当晚的演出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其中有位观众沉醉在肖邦的音乐中，忘了时间，他在夜里11点钟满怀热情地写道：

    我刚从肖邦的音乐演奏会场回到家中。在这位艺术家7岁时，我就听过他的演奏。当时的他还只是未来的希望，但是他今天的演奏实在太精彩了，那么流利，那么和谐……他的音乐充满了表达式的感情和曲调，能把听众引入一种精致微妙、全神贯注，甚至销魂蚀骨的境界中，并且在人们的记忆深处留下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刻。

    但肖邦本人对这次演出并不满意，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成功演出，是几天后，也就是3月22日那天，因观众热烈反应所举行的第二场音乐演奏会。他用克拉科维亚克舞曲取代了原来的幻想曲，并且使用了一架具有强烈音调的维也纳钢琴，用这架钢琴所演奏出来的曲子比原先的钢琴更能表现出曲调的深度。

    此时维也纳的音乐出版家哈斯林格也履行了他的承诺，于1830年1月出版了肖邦的《梦幻变奏曲》。这样一来，肖邦的知名度大增，足以与那些奥地利及日耳曼的音乐家们并驾齐驱。

    到了4月，肖邦又着手《E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这首曲子争论颇多，与F小调的风格相比，显得不够精致，情感的表现比较弱，但是格拉德科芙斯卡的倩影还萦绕在这首慢节奏的曲子上。

    这首曲子没有嘹亮、喧闹，它浪漫、沉静、忧郁，给人的印象是人用极温柔的眼光凝视着某个地方，可以唤起人们过去的无数甜蜜而美好的回忆。

    肖邦给蒂塔斯写信描述：“这是一种在美好的春天里的沉思冥想，而不是在月光之下。”

    夏天里，他都在创作新作品，而且只要有空，他就会去欣赏歌剧。1830年5月和6月的时候，俄皇召开波兰国会的这段时间，一大批名声显赫的演艺人员来华沙访问，肖邦很欣赏他们，特别是德国著名的女音乐家亨丽塔·桑塔克，她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女高音原唱者。

    7月24日，肖邦参加了格拉德科芙斯卡的演唱会。他对她昔日的情怀又复苏了。但此时的他已超越了过去的心境，他清楚地发现了她歌唱技巧上的瑕疵，也不再像一般人那样对她盲目崇拜了。

    8月的时候，肖邦一家人回到老家。9月肖邦又拟订了一项新的旅行计划，他要离开波兰。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这使他改变了许多原定计划。他写信给蒂塔斯说：

    几个礼拜前，我父亲不想让我去旅行，因为骚乱已开始蔓延到整个日耳曼。我们也听说，在维也纳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滋事，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在提洛尔地方，也有骚动不安。意大利人没做什么事情，但民情沸腾……我还没有申请护照，但人们说，我只能得到一张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护照，意大利和法国想都不要想。

    据我所知，已经有好几个人申请护照时遭到了拒绝。不过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很可能在几个礼拜内，从科拉古到维也纳。那里的人们要对他们记忆中的我产生新看法了，我也必须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这段时间，他完成了《E小调协奏曲》，并在1830年10月11日，在市政音乐厅，举行这首曲子的第一次公开演奏，就是这场演奏成了他在华沙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这首《E小调协奏曲》是整个节目的中心，一起搭配演奏的还有波兰主题的幻想曲。这场音乐会是一场成功的演出。

    肖邦给蒂塔斯写信说：“我一点也不紧张，并且就以我单独一人演奏时的方法去演奏，结果很好。”

    这次音乐会也了却了肖邦的一桩私人心愿，因为格拉德科芙斯卡也参加了这场音乐会，据他说，她当时“身着白衣，头发上戴着玫瑰花。”但是直到此时，两人还只是认识，肖邦没有表示他的好感，格拉德科芙斯卡也没有向他表露过类似的情感。

    背井离乡的孤独

    肖邦曾经说：“我感觉，离开家乡，我只有死路一条。”但他还是选择了背井离乡的命运。在1830年11月2日，他离开华沙，离开家人及格拉德科芙斯卡。

    克兰杰曾试图说服肖邦举行一场音乐演奏会，肖邦在给家人的信里，这样说：“对这点，我充耳不闻。我没时间可以浪费。何况德累斯顿既不能让我得到名声，又不能为我提供金钱的收益。”但他私底下为克兰杰演奏了他的一首协奏曲。

    肖邦说：“这让他想到了菲尔德的演奏。我具有难得一见的特殊弹奏法，他虽然曾听过许多关于我的事情，但他绝没想过，我竟会是这样一个音乐名家。这不是他随随便便的恭维。他告诉我，他最讨厌阿谀奉承任何人或强迫自己称赞他们。”

    离开布拉格之后，肖邦和蒂塔斯于11月22日到达了维也纳。如果上次他所受到的是鼓励和赞许的话，那这次的访问在有关演奏会和音乐的事情方面，则受到了冷漠的接待。他在优雅的社交场合仍很受欢迎，但这些对他的收益没有任何帮助。哈斯林格很礼貌地拒绝了肖邦出版乐谱的请求，因为上次出版肖邦的《梦幻变奏曲》，让他蒙受了不少损失。当时维也纳民众都以哈布斯堡大公的喜好为依据，他们偏好施特劳斯家族或约瑟夫的华尔兹舞曲。肖邦告诉埃斯纳说：“在这里，华尔兹全被视为好作品。”在早一点的另一封信里，他也提到：“维也纳观众的鉴赏力坏掉了。”

    对许多奥地利的乐谱出版家来说，商业利益远比艺术价值来得重要，而且他们也很少有时间去品味肖邦的音乐中所蕴涵的如诗般的感情或极具新鲜感的创意。

    肖邦这种优美但不壮观的钢琴曲与当时所流行的乐曲风格不相符，所以有位音乐演奏会的经纪人对肖邦说：“在这里有太多好的钢琴家，必须声名大噪，才能有所得。”所以他不鼓励肖邦做演奏家。

    尽管如此，肖邦在给家人写信时报喜不报忧，他假装自己生活得很愉快。经蒂塔斯帮助，肖邦在维也纳的一条主要街道上找到了住的地方。

    屋子在三楼，有三个房间，华丽、高雅，还附带家具。这条街道，白天人声鼎沸，来往马车在石子路上奔跑，马蹄声、车轮声响彻云霄；夜晚这里有附带长窗的高大建筑，沉寂的商店雕刻被孤独的煤气灯照亮，进入了朦胧、如幻境般的童话世界。

    在圣诞节来临前，肖邦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他说：

    这里说不出有多好，我的屋子与别人的屋子屋檐相对，地面上的人们显得很渺小，我比他们高大多了！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时刻便是，我为伯爵演奏过沉闷的钢琴曲后，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你们的来信，这样即使在睡眠中，我也能看见你们……我不要向你们说再见，我还想继续写信。

    但是在给朋友的信中，却让人看到一个对自己的前途沮丧、感到孤独的肖邦，特别是写给朋友杰恩的信上，肖邦把生活中的挫折完全地述说出来了。

    当时华沙民众为了反抗俄国而爆发了革命，这个消息传到维也纳的时候，肖邦意志消沉的忧郁心境达到了顶点，他害怕俄国人的侵略，也担心他的家人、他的祖国、他曾认识和深爱的每一件事物。而且他的朋友蒂塔斯也抛下了焦虑的他赶回华沙，加入了革命抗暴的行列。

    整个欧洲都被不满的情绪充塞着，每个国家为维护自己的尊严，都渴望从那些外国大领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这种气氛经报纸报道，越来越浓厚，巴黎当时就发生了革命事件。

    圣诞节那天，肖邦给杰恩写了一封长信：

    今天，我独自枯坐在屋里，一边咬着手上的戒指一边写信。如果不是不想成为父亲的负担，我一定会回家。我诅咒离家那天，现在我打着领带参加晚上的宴会、音乐会和舞会，但是这些都让我厌烦，这里的每件事情都让我感到沮丧。我现在已穿好衣服，准备外出。

    有人做伴时，我必须表现镇静，一旦回到家里，我就拼命弹琴。有些事情的确让我感到忧伤，难道事情连一点转机都没有了吗？她（格拉德科芙斯卡）还好吗？她是否受到暴乱事件的影响？我的上帝禁止那样，这应该是我的过错，使她镇静下来，告诉她，只要我一息尚存——直到死——甚至死亡后，我的骨灰也会洒在她的脚边。

    稍后，他还描述了维也纳市中心的圣史蒂芬教堂的子夜弥撒：

    当我进入教堂时，还空无一人，我不是来参加弥撒，只是想在这个时刻，看看这座宏伟的建筑物。我走进最黑暗的角落里，站在一根哥特式梁柱下。我无法形容这些拱门的伟大和庄严，一切都显得非常沉静。台阶上偶尔会出现一位圣器监护者，缓缓走到神殿后面点燃烛火。在我后面有一具棺木，在我脚下有一具棺木——只在我头上没有棺木……我从未如此清楚地觉察出自己的寂寞空虚。

    ……我是否该去巴黎？这里的人劝我等一下。我是否该回波兰？我是否继续留在这儿？我是否该自行决断？我是否该停止写信给你？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这封信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写，渐渐地他那晦暗的心情似乎有了转机。他拿起笔，顺手写下了他的日常生活情形：

    我的房间宽敞、舒适，有三个窗户，床对着窗户，右边有一架华丽的钢琴，左边是沙发，窗户之间有镜子；屋子中间有张精细、巨大的桃心木圆桌；磨光的拼花地板……

    早上的时候，我被一个愚笨的仆人叫醒。起床后，他给我端来了咖啡，接着，我就弹琴。大部分时间，我都吃冰冷的早餐。

    9点的时候，日耳曼语教师会来上课。下课后，我通常会继续弹琴。直到中午，我都穿着袍子。

    过了中午，一位很有身份的日耳曼人会来。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会环绕城市散步。如果没有其他节目，我们就接受学术界年轻人的邀请，去他们那里。

    晚餐过后，喝着混有烈酒的浓咖啡，这是这里的风俗。然后我去拜访一些人家，大约10点，有时候是11点或者12点，我回到家，弹琴、哭泣、凝视、大笑之后，便上床睡觉。

    但是没过几天，他又给杰恩写了一封信，一种失望的气氛再度被唤起。这段时间，肖邦正处于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期，而这种转变来得如此急剧，他需要家人的关爱及呵护。

    我的朋友们都在做什么？我渴望与你们一起生活，我愿意为你们牺牲。为何我如此孤单？难道在如此让人害怕的时刻，只能和你一个人相处？

    ……今天是新年，但是新的开始竟如此悲哀！拥抱我吧。你将要上战场，得带个官阶回来。祝你们大家好运。为什么我不能击鼓！

    可想而知，在这段情绪纷乱的日子里，肖邦根本不能专心致力于乐曲创作，或更进一步地在钢琴家的事业上有所进展。

    他当时完成了钢琴以及管弦乐演奏的《波兰舞曲》（OP.22）及《降E大调华丽大圆舞曲》（OP.18），这两首曲子都是为了迎合爱舞蹈的维也纳民众。当时的音乐都是一种活泼、华丽的风貌，但肖邦所表现出来的还是缺乏特殊风格，但他自己对此并不十分留意。

    更能表现他丰富情感的曲子，是他在1831年间所作的《第一谐谑曲》。他在这首曲子中的主要部分隐隐约约地加入了一些和谐的背景曲，把这首波兰圣诞歌曲成功地烘托出来了。

    此外，《第一谐谑曲》也是别具一格的作品，有人称这首曲子是《波兰叙事曲》，舒曼形容它是肖邦作品中“最狂野和最原始的”，并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是肖邦最得意之作”。直到今天，这首曲子仍然与当年一样，广受喜爱。在谐谑曲中使用民谣是肖邦音乐中极为罕见的例子之一，曲子推出后，他的声望似乎恢复了一些。

    《摇篮曲》的旋律至今仍被波兰农民及英国作曲家所熟悉。有人提起自己的感受，说：“我在塔特拉山区的高山上听到有位波兰农夫在唱这首曲子，在被白雪覆盖的崎岖峭壁山岩中及寂静的山谷间所产生的效果，让人惊异也深受感动。以豪放、无拘无束的方式尽情唱出来的曲子，使得斯拉夫人能将他们那种深藏在心的伤心刺骨用深刻切痛的旋律表达出来。”

    受思乡之情的影响，以及对波兰战场上那些童年友伴的思念，肖邦收集了许多波兰民族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威特威基的诗作。威特威基有一首诗名为《悲伤河流》，它似乎能生动地反映出肖邦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肖邦注视着多瑙河的滔滔流水，想着远处的家乡波兰和维斯拉河时，那种苦闷、忧郁的思乡情怀。

    威特威基是肖邦的知己，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往来密切。后来因政治意见分歧，两人才告决裂。

    肖邦想办法让自己振作，他知道如果生活在过去的记忆和情感世界里，是不能创造未来的新生活及新理想的，他强打精神，坚定意志，于1831年4月4日在当地一家著名的音乐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中，担任钢琴演奏者，他仅署名“赫·肖邦”，并且只演奏了他的《E小调钢琴协奏曲》，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方式。

    这次音乐会不太成功，而他只是参加演出的音乐家中的一位，所以震撼力极小。他发现自己已无法回到在维也纳时的那段光辉灿烂的时刻了。在这场音乐会的前两天，肖邦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

    我身处一大群人中无所事事。我叹赏这些树林、春天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淳朴，这一切让我回想到童年。暴风雨即将来临，所以我走进了屋子，并不是真正的暴风雨，只是因为我感到很忧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连那音乐都不感兴趣了。

    已经很晚了，但我还不想睡，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劲……报纸和宣传海报上已经宣布了我的音乐会，两天后就开始，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我不想听那些无谓的恭维，这对我来说，越来越没有意义。

    如果不是因为父母，我真希望自己已经死了。她（格拉德科芙斯卡）的影像仍然在我眼前。我想我已经不再爱她了，但还是不能把她从脑海中摆脱。

    直到现在，在国外所见到的每一样东西对我来说，似乎都是老朽的、令人厌恶的，甚至让我感叹得想要回家。我竟然不知道珍惜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

    在从前认为伟大的事情，如今却变得普普通通；从前认为普普通通的，现在却成了无与伦比的、伟大的、高不可攀的。这儿的人不是我的同胞，尽管他们很亲切，但是这种亲切源自他们的习惯。他们做每一件事都显得太崇敬、太适度、太有节制了，而我不想节制，我感到迷惑、忧郁，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真希望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

    肖邦此次维也纳之行失败了，他的不愉快、人们的虚情假意以及缺乏认同感等因素，终于让他下定决心离开这里。6月底，他离开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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