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学校

    学校很快被建立起来，那是一幢石头建造的两层楼房，其中两个房间充当教室，另一间当做托尔斯泰的办公室，其余两间是教师的办公室。

    门厅的天花板上吊着用来报时的小钟，门厅前面排放着体育用具，楼梯口悬挂着课程表。教授的科目有：作文、书法、文法、俄国史、绘画、仪器尺、音乐、算术、生物、说话练习等。

    每天早上八点半上课，午餐之前有四小时的课，偶尔也只有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有时候，任课老师对课业教导得太热诚了，将一小时的课程延长为两小时，甚至三小时。中午12点，学生们回家吃午饭，之后回到学校继续上午的课业；有时，甚至会继续到晚上八点或九点。

    学校采取绝对的自由主义，不管学生来不来上课，或者到了学校进不进教室，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在这所学校读书，学生不必缴纳学费，即使迟到了也不会被老师责骂。而且教室的座位也不固定，学生们可以随便坐在一起上课。

    师资方面，除了托尔斯泰之外，还有三位大学生做他的助手。

    以上就是1859年托尔斯泰在家乡创办的学校的基本情况。

    他的第一批学生有40名左右，男女合班。他们都是淳朴的农家儿童。通常在钟声响了约半个小时后，他们才三三两两地出现在丘陵那边。

    这些学生们全都空着手，他们没有带书本，也没有背书包，他们的书和文具都收在教室书桌的抽屉里。他们不需要复习昨天学习的课程，也不用做什么作业，更没有必要预习今天要学的科目。在老师还没有进教室之前，学生们都在教室附近聊天、玩耍。

    托尔斯泰只要求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认知、去思考，只要他们对今天的课程有兴趣就可以了。

    这是托尔斯泰第二次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有才能又有学识的人，不但自己应该享受知识，也应该与别人分享这些知识。这是推动托尔斯泰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思想动力。

    托尔斯泰生于富裕家庭，上过大学，拿到了法学学士的学位，参过军，现在又成了小说名家，且曾到过各地旅行，接触到很多新知识、新观念。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些新知识传达给村里的孩子们。

    因为之前失败的经验，托尔斯泰这次在学校的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上都格外谨慎小心。他改变了对家长们的游说说辞，他跟那些农奴们说：“让喜爱玩耍的孩子到学校来吧！”其实，这所学校从规模和制度的健全程度来说，还算不得正规的学校，称之为私塾倒是更恰当一些。托尔斯泰想先从小学教育开始，培养孩子们学习的兴趣，然后再逐渐充实扩大。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小规模学校的暂时成功而自满，为了学校之后更好的发展，托尔斯泰开始对教育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让他颇有发现。

    托尔斯泰意识到自己对于有关学校行政方面的事，完全一无所知，也可以说对学校事务的处理和相关制度的制订，托尔斯泰没有一点概念。

    意识到这些之后，托尔斯泰开始大量阅读教育学的相关书籍，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向优秀的教育家请教。托尔斯泰也曾到各地的学校或私塾参观，每一次都能获得一些非常好的心得。

    慢慢地，托尔斯泰开始不满足于只在俄国境内参观学校，他很想到西欧的德国、英国、法国的学校去参观一下，看看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教育有什么差别，自己又可以从中借鉴些什么。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托尔斯泰在国内待不住了。正好这时尼克莱在德国休养，他就以探病为由，前往西欧各国，访问教育。

    这一次的西欧旅行，托尔斯泰以考察各国的学校教育为目的，与第一次以吸收西欧文化为目的的旅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新的教育观念

    1860年7月，托尔斯泰与妹妹玛丽亚一同前往德国，看望住院的大哥尼克莱，开始了第二次西欧之旅。

    尼克莱在他们到达德国不久后就病逝了，对这位给自己很多关心和照顾的哥哥的离世，托尔斯泰十分伤心。玛丽亚遵照尼克莱的遗嘱，护送他的遗骸回故乡安葬。托尔斯泰则与妹妹分手，继续进行他的教育视察。

    托尔斯泰这次的旅程遍及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他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各国的民情、风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不相同，教育的方法上自然也存在一些差异。所谓西欧的进步教育，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都是将所规定的各种学科，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托尔斯泰认为这样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他的理想，甚至离他的理想相当远。俄国不是法国，也不是意大利，他不能照搬，也无法模仿他们的教育方式，只能适当地作一些参考。

    托尔斯泰在德国某些学校参观时，对学校的教学方法十分惊讶，甚至可以说是吓了一跳。学校的课程表上排满了诸如为国王祷告、默诵等类的活动。孩子们都呈现出战战兢兢、乖僻、别扭、心理不正常等现象。在如此束缚的教育方式下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面色铁青，看不出一点快乐的样子，也看不到任何前途光明远大的迹象。

    托尔斯泰完全反对这种填鸭式、充满了严厉规则的教育方法，他在日记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

    强制性较小的学校，当然要比强制性大的学校更能让孩子们开心并学到知识。不必用太多的规则去束缚孩子，应该让他们的性格自由活泼地发展，家长和教师可以从旁诱导。这才是好的教育方法。

    如果孩子们喜欢的话，他们可以和邻座的同学说话；如果他们高兴的话，也可以玩玩掷骰子的游戏。当然，这样的教育方法必然会引起秩序上的混乱，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必须再制订出一些规则来，使师生有所遵循。但是规则不能太细，管得不能太严。譬如有时应该说些有趣的故事给学生听，或提供一些问题让他们解答，让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答案，再由另一位同学上台加以更正。这样每个人都有事做，就不至于有些孩子闲极无聊做些调皮捣蛋的事了。我认为这种办法最好，既不过于严格而又不太放松。然而为什么有些学校的老师们，根本不愿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如果将教育方法比喻成投掷豌豆，那么德国式的教育方法，就像掷出去的豌豆碰到墙壁又反弹回来一样，一点也没有实际的效果。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体验人生的乐趣，与他们共同研究人生中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问题；把书本上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倒是其次，让他们学习活生生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俄国的教育需要俄国式的教育方式。但是提到俄国式教育方式，现在托尔斯泰所见到的俄国式与过去的俄国式完全没有两样，于是托尔斯泰想出了自己的教育方法。

    在他创办的学校里，他决定实行与德国式教育方式不同的方法。既没有体罚，也没有严苛的法规，什么都自由化。当时并不仅是德国，就是在俄国的学校中，也没有不体罚学生的，可是托尔斯泰连处罚的原则都没有订立。

    1861年5月，第二次西欧旅行回到家乡后，托尔斯泰用一种灵活的宽松的方法管理他的学生，这使得他的学校充满了欢笑与活力。

    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则或责罚，却没有一个学生迟到，也没有人在上课时东张西望或恶作剧，而且学生们的学习表现与学业成绩都日渐良好。

    托尔斯泰和学生的关系，就好像是蜡烛和烛芯般不可分割。看不到托尔斯泰，学生们会感到寂寞；同样地，没有他们，托尔斯泰也会感觉不安宁。学生们和他分开的时间，只不过是夜晚而已，有时孩子们一直到深夜还逗留在托尔斯泰家阳台附近。

    托尔斯泰也时常和孩子们一起玩雪橇，或是摔跤。每到节日，托尔斯泰都会请孩子们吃一些应节的食物；有时他还送他们铅笔、小刀，以及做衣服的纱布或是糖果之类。

    到了春天，托尔斯泰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土地提供给孩子们，让他们自由耕种，收获全部归他们所有。采用这种教育方法后，托尔斯泰逐渐发觉他的学生们远比同龄的贵族儿童更优异、更聪明，进步也更为神速。如此一来，家长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反对托尔斯泰的学校，相反开始大力欢迎和褒奖，并全力支持。

    于是，托尔斯泰又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邻近的11个村庄设立了好几所分校。分校的老师都是年轻的大学生，每天都写授课日记，星期日聚集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与托尔斯泰一起研讨授课心得，并协商下周的授课计划。

    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托尔斯泰知道，这种教育方法单凭他们这些人来做，力量非常有限。必须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才能获得更大范围内的认可和推广。

    遗憾的是，俄国当时的教育都采取西欧式的教育方式，以强制性教导国民读写。托尔斯泰认为，如果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下去的话，学校生活将会导致儿童身心发展不健全，更会剥夺他们天真活泼的天性，使他们慢慢地变成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人。

    学校是知识的场地，同时也是向新时代跃进的实验场所，它不是每天处理公事的机关衙门，不需要板着脸不苟言笑。

    真正的知识不只是从教室中得到，也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中，去学习探讨人生的一切。

    托尔斯泰决定把这些新的观念介绍给俄国的教育家们，他办了一本教育杂志。

    在杂志中，他发表了自己和那些当助教的大学生们的许多教育论文，也发表了一些学校教育工作报告、图书目录，以及学校附属图书馆的工作情况、捐款报告等，内容非常实际而新颖。

    但是，托尔斯泰这种自由的教育理论遭到了传统教育家们的反对。同时，因为学校的一些做法，多少含有一些解放农奴的政治意识，所以上流贵族们也开始攻击托尔斯泰；一般的平民也以冷酷无情的眼光看他，骂他是穷极无聊、做傻事。

    当然，这些批评并没有动摇托尔斯泰实现理想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一个立志实现理想的人，就必须贯彻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反对这种教育方式的人，可以说是不懂得真理的人。他们无非是不愿别人的人生过得完美，而想要将农奴永远置于无知、无自觉的境地，以便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我绝对不能被他们所左右！”

    大搜查

    不久之后，托尔斯泰生病了，冷感症、咽喉炎、牙痛、眼疾、风湿痛等疾病都找上了托尔斯泰。

    这些病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托尔斯泰的身体虽然一直很强壮，但却并不十分健康。在高加索的时候，他就经常因为疾病而待在屋子里不能外出。从高加索前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他也病了好几个月。1856年，他的三哥德米特烈患肺病而死；其后1860年，大哥尼克莱也因肺病去世。托尔斯泰也曾得过三次肺病，分别是在1856年、1861年和1871年。这是第二次，托尔斯泰每天咳个不停，这使他心烦意乱，再加上他所信任的学者和文学家们一直攻击他，他更感到心灰意冷。

    托尔斯泰决定前往撒马拉县，接受马乳酒的疗养。他将学校的工作委托给助手们，于7月中旬，带着侍从及两位学生出发了。撒马拉县的广阔土地，果然使他逐渐恢复了生气。他几乎不再咳嗽了，每天一边用马乳酒疗病，一边过着寂静的养病生活。但是在养病期间，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小学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激烈反对托尔斯泰的人们认为当时是打击他的最好机会，他们以卑劣的手段，做出了托尔斯泰没有想到的攻击行为。

    当时，托尔斯泰在撒马拉县，家中除了年老的伯母塔迦娜代他管理家务外，妹妹玛丽亚带了子女们来度假。

    一天早上，警察主管、分署长、区长、警察，以及大量的宪兵闯进了托尔斯泰的家，他们拿着一道从圣彼得堡来的命令，说托尔斯泰有进行违反国家政策的政治活动的嫌疑。

    宪兵们站满庭院，严格监视着每一个人，妇女儿童们几乎吓得晕过去。

    桌子抽屉，所有的橱柜、皮箱都被翻开检查，弄得一片狼藉。宪兵们连庭院里的池塘都放下网去，想要在池中捞到什么有关反国家运动的证据，当然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

    后来他们将搜查的范围扩大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附近的小学分部，这场搜查行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农奴们被这些野蛮宪兵的行为吓得胆战心惊。

    塔迦娜伯母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悲痛，这是促使她生病并很快离世的主要原因。

    托尔斯泰在撒马拉县疗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怒斥宪兵们是一群“可恶的恶魔！”然后他又自我安慰：“幸好搜查时我不在场，不然的话，我现在可能已被逮捕下狱了。”

    这次不讲理的搜查行动，使托尔斯泰的学校乱得不成样子，村民们都因为惧怕，再也不肯让子女来上学了。托尔斯泰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于是他激动地写了一封信给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请求他惩处这些趁主人不在乱搜民宅的宪兵。托尔斯泰甚至说，如果这件事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他就没有再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必要了，他准备移居国外。

    后来亚历山大二世派了一位侍从官到托尔斯泰家，向他说了声“请原谅”，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托尔斯泰的教育理想又宣告失败，学校关门了。

    婚姻和《战争与和平》

    撒马拉的马乳酒虽然逐渐恢复了托尔斯泰的身体健康，但却无法治愈他心理上的创伤。教育理想的破产使他极为沮丧，同时，他也没有知心朋友，内心很孤独。当他的物质生活不缺乏钱财的时候，倒有很多逢迎的朋友；可是当他开始专心追求真理时，真正知心的朋友却越来越少。

    此时的托尔斯泰强烈地渴望幸福的家庭生活。他深深地爱着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她是托尔斯泰妹夫的妹妹，她也爱着托尔斯泰。但是之前，托尔斯泰被不间断的批判和苦恼笼罩着，他不断告诉自己：“不要老想着结婚，你应该有自己神圣的使命。”托尔斯泰怕自己只是怀有爱的希望，而没有爱的本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看到了她不好的一面，但仍深深地爱着她。托尔斯泰毅然向索菲亚求婚。1862年9月，托尔斯泰恢复健康，回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月底，他和索菲亚举行了婚礼。

    那时托尔斯泰已满34岁，而新娘索菲亚只有18岁。

    10月，托尔斯泰之前创办的教育杂志被停刊，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写小说。

    1863年，托尔斯泰的长子谢廖沙出生，他也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这个想法后来的结晶就是《战争与和平》。

    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从1863年到1869年，整整花了托尔斯泰六年的时间。如果说过去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托尔斯泰的试笔，那么这部巨作可以说是他的真正作品，他灌注了所有的心力在这部作品中。

    在这六年里，除了上面说到的长子谢廖沙，托尔斯泰还多了三个孩子，分别是长女塔尼娅、次子伊利亚和第三个儿子列夫。

    《战争与和平》在未完成之前，托尔斯泰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个过程中，他虽然遭遇到许多困难和阻碍，但都凭借着坚强的意志一一克服了。

    写作是件苦差事，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长篇巨著，其中人物繁多，且各具个性。托尔斯泰必须经过再三的推敲与考虑，并根据故事的发展不断地重新安排角色，这确实是很艰难的。

    《战争与和平》以1805年至1821年间西欧发生的历史性大事件为背景，以拿破仑战争为中心构成。但是托尔斯泰没有把它写成单纯的历史小说，它是一部俄国人民真实生活的长篇叙事诗。

    故事中有贵族、农奴、领主，又有军人、官吏、宫廷贵人、权势政客、宗教家等，几乎当时社会现实涉及到的所有人物都登场了。

    托尔斯泰尝试透过这些人物，体现俄国人民的全部生活面貌和他们的精神。

    这些比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早了四五十年的人物，他们的言语、举动要怎样描写才不至失真，托尔斯泰为此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他书房中有关各方面的参考书籍，堆聚得好像一座图书馆一样。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还经常到莫斯科的博物馆寻找当年的宝贵数据，或是去图书馆查找相关书籍，有时也会参考一些描写同年代故事的小说，作详细的研究。托尔斯泰还向当年参与战役的遗老们请教，甚至到发生过大事件的古迹作实地的勘察。

    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勘察就是他亲临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激战地区——波罗基诺，他应用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实战经验，想象出种种的战争情况。

    这部小说中的劳斯托夫家族与保尔康斯基家族，大都以托尔斯泰父亲和母亲的家族祖先为蓝本的。小说中娜塔莎的原型则是融合了他的妻子索菲亚和他的伯母塔迦娜的性格特征。

    这部作品的第一卷最初发表时，遭到了各方的严厉批评。进步主义批评家说托尔斯泰是在替反动主义者说话，《战争与和平》纯粹是旧思想的作品；而保守派的批评家却又强调作品中的爱国思想并不是托尔斯泰的真正思想。

    与托尔斯泰争论最激烈的是他最尊敬的作家屠格涅夫，他批评这部作品缺乏有意义的内容，充满了不值一提的事件，而且其中又插进了很多法语，与所写的俄语情节脱节的地方太多。

    托尔斯泰没有理会他们的批评，这是他灌注了自己所有心血而完成的作品，他并不奢望每个俄国人都能理解他作品中的深意，只要它能多抓住一个俄国人的心就足够了。

    终于，令托尔斯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当《战争与和平》的第四卷发行时，人们开始接受它，并给予这部作品高度的赞扬。连屠格涅夫也夸奖道：“真是无话可说，这确是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在俄国没有比这更优秀的作品了。不，不仅是在俄国，除了托尔斯泰外，全欧洲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

    第三次创办农奴学校

    1869年秋天，《战争与和平》全部完稿，托尔斯泰又想要开办农奴学校——这是第三次。

    几年前由于宪兵的无理搜查，使得学校关闭，这悲惨的回忆还没有从托尔斯泰心中消失。可是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教育理想，所以他重新振奋起不屈不挠的决心。

    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已稍有领悟。他认为，一个人单是心存不做坏事而想过清静日子的想法是不够积极的，这可说是白白糟蹋了人生。一个人应该积极地为大众谋福利，至少也得努力工作以求对别人有所贡献，这样才算是了解人生的真谛。托尔斯泰这种思想的真义，也就是一个人心中必须有“爱”，这包括了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爱、对所有世人的爱。

    这期间，他也对战争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虽然在塞瓦斯托波尔他曾勇敢地舍命奋战，但此时他却日渐对战争产生了强烈的疑问。

    战争是违反人类本性的行为，为了要实行这种违反人类本性的行为，结果不仅要让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还会造成诸多的后遗症，使数以百万的人不断地、不知耻地去做坏事，如诈欺、叛逆、偷窃、抢劫、伪善、放火、残杀等。这些后遗症造成的影响可能要持续很多年，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造成这些的元凶有罪，这是多么可怕啊！

    《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的一段话表明了托尔斯泰对战争的反思和疑问，他说：

    战争是什么？战争的目的是互相残杀，战争的武器是间谍、阴谋、唆使、破坏民宅，为了军队的补给而掠夺人民的财产……这些全都暴露了虚伪与欺诈者的内幕。

    军人的原则是没有自由、服从命令，而安逸、横暴、残忍、放荡、酗酒、赌博……则是上流社会贵族们的生活写照。可笑的是，军人的领导者就是这些上流社会的贵族们。

    现在，不但俄国的皇帝，其他国家的国王也大都穿上了军服炫耀自己，指挥着数不清的人们做互相残杀的竞赛活动。这种互相残杀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可是，这些残暴的领导阶层却还在用杀人的数字互相炫耀功勋。

    这时候的俄国农奴已经经过了农奴制改革，他们的思想意识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他们开始渴望受到真正有益于他们的教育。

    为了建设祖国，为了让农奴更好地为祖国作出贡献，托尔斯泰认为不仅要创办农奴子弟小学，还要创办一所大学，为他们的继续升学营造良好的空间，这就是他创办草鞋大学的最初构想。

    首先，他考虑要编印一些适合农家子弟们的教科书，过去所出版的教条式教科书，已经不能适用当时的形势。托尔斯泰决定亲自编纂教科书。一年后，他编成了容易了解、简单易读的《入门读本》和《初级读本》等适用于农家子弟的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中还有一些是由托尔斯泰的妻子和次子伊利亚编写的。其中有读本、书法、文法、算术等科目，也有一些读物采用的是有趣而易懂的短篇故事方式，再加入一些理科方面的常识，如湿气为何对空气有害、气球的制作法、如何观察动植物等。除了这些读本外，托尔斯泰又编撰了教师用的参考书。据说这些读本在几年后均普遍地用于俄国的学校中。

    教科书编撰完成后，托尔斯泰就想尽快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开始授课，然后再在邻近的学校开始推广。

    他在自己的别墅里招待以前跟他一起兴办教育的那些教师们，然后将自己思索出来的教育方法提出来与大家研究。教师们对于托尔斯泰的方法很感兴趣，于是他们决定一边试验，一边总结经验和不足。

    这是托尔斯泰第三次办学校，比起前两次来，他已经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关于创办大学的构想，托尔斯泰这样跟教师们说：

    “各位，我以用这种方法教导俄国儿童为自己的义务，但我并不因此而满足，我希望所教育出来的儿童，日后能成为教育其他儿童的优秀教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不仅要创办小学，还要创办草鞋大学。这是使农奴子女能够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的大学，毕业后他们仍然能和家乡的人们一起工作。我想把它办成一所能使儿童们活泼自由地接受教育，并能培养日后师资的大学。”

    教师们都赞成他的这种想法。但是创办大学需要庞大的经费，但他所设立的学校不收学费，也不向学生募捐，所以必须从别处筹募经费。

    一个偶然的机会，担任县贵族会会长的友人知道托尔斯泰的情形后，热心地告诉他：“有三万卢布存在农会里，可以用来作为教育经费，你去领用这笔款子如何？”

    托尔斯泰马上向农会申请这笔款项，但却遭到农会的拒绝。据农会说，这笔钱是用来建造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纪念碑的。

    托尔斯泰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将这笔教育经费转用于建造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纪念碑呢？学校与纪念碑哪一个更重要，他们竟然不明白吗？

    为了要筹措这笔经费，托尔斯泰毫不气馁地奔波了很长时间，但是却一直无法筹到足够的数目，所以创办大学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

    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托尔斯泰仍然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教育事业。他把绝对自由的教育理论提供给出席莫斯科初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研讨，并和很多专家们展开激烈的讨论。他还进行了一个实验，在工厂的女工部门开办两所学校，一所学校实施初等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法，而另一所则实施他自己的教育法，使其自然发展，而后相互竞争以见成效。

    托尔斯泰的教育理论，不但在教育界轰动一时，在文艺界也造成了很大影响。然而他这种太过于自由的教育方法，当时并没有受到古板、顽固的教育家们的欢迎。

    撒马拉县饥荒

    托尔斯泰热衷于教育，同时又致力于小说创作和希腊语的学习，经常工作到深夜，不久之后他的身体逐渐吃不消了。1873年，他再次到撒马拉县疗养。这里的马乳酒成了他疗养疾病不可缺少的药物。

    马乳酒是用马的乳汁为原料酿制而成的。先将瓶子内盛满马乳，然后放入适量的糖，再加一茶匙酵母，最后将瓶盖牢牢封紧，放在阴凉地方。以后的五天中，每天都需摇晃瓶子，使马乳和糖及酵母在短时间内充分溶解，一星期后，马乳酒就制成了。这种酒的酒精含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它等于是一种清凉的饮料，对病人很有帮助。

    马乳酒的制作工序虽然并不复杂，但它很不容易长时间保存，即使紧紧地塞住瓶口，也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喝完，否则就会变质，从而失去对疾病的疗养功效。

    在撒马拉县的新鲜空气中，喝着马乳酒，过着自然淳朴的生活，这是最好的疗养方式。但是1873年托尔斯泰带着家人到达这里时，却遇到了当地最严重的一次饥荒。

    撒马拉县已经连续三年天灾不断，农作物根本没有收成，尤以1873年最严重，十分之九的人口处于饥饿之中。

    当地的百姓因为没有东西吃，纷纷到其他城市去谋生，只有一些弱小妇孺和生病的人留了下来。这些人为了活命，只有吃杂草、喝冷水，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

    农奴们多年以来世代备受压迫，他们的性格日趋安静而祥和，就算此时此刻，面临这样悲惨的境地，他们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他们甚至认为死是神对他们的安排，因此也就不作任何挣扎。他们就像是温驯强壮的牛，毫无怨言地自动挖掘墓穴，一旦倒下去，就把自己埋在所挖的穴里，然后又会有另外一头温驯的牛来做和他们同样的工作。这些朴实又柔顺的人们，唤起了托尔斯泰最大的同情心。他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他决定设法解救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

    托尔斯泰一方面十分同情他们，一方面对于政府和贵族不闻不问的态度非常气愤和失望。他和当地的一位乡村牧师以及一些领导者、书记们共同发起了拯救农奴的运动。他们带了食物到饥饿的老百姓家去救济他们，可是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经过商量，托尔斯泰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悲惨境况，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农奴。

    托尔斯泰起草的公开信上这样写道：

    告各报纸、各杂志发行者：

    在撒马拉县这偏僻的乡下，我看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这里造成的影响，尤以今年最为严重。农奴们被饥饿所折磨，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有责任将这里的悲惨情况尽快公之于众，希望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援救。因为解救农奴的苦难，不仅我个人义不容辞，也是全俄国人的义务。

    我想各位将会乐意将此公开信刊载在各位的报纸或杂志上。

    至于用什么方法筹集捐赠，以及如何分配给农奴，相信各位都比我清楚，所以这件事由你们去负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全力支持我。

    1871年是撒马拉县第一次遭遇饥荒，连过去收入可观的富农，这一年也只能勉强糊口；而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们已陷于困境；至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农户，只能卖掉家里主要的家畜，甚至得靠借贷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很长时间未曾见过的乞丐，也陆陆续续地出现了。

    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饥荒更加严重，拥有大规模农场的农户开始减少播种数量，并将多余的家畜出售，出售价格全部跌到以前的一半以下；勉强维持三餐的农户，将家畜都卖光了，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过去闹穷的农奴，如今更穷了，每天只能靠做零工的些微报酬来维持生活，或靠政府的救济勉强活下去；而乞丐的数目，则在急剧地增加。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真是个大饥荒年。过去拥有不少家畜的人们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十之八九的农奴都变成了乞丐。

    没有一个地方像撒马拉县这样深受歉收或饥荒的影响，他们生活的艰困，那些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一连三年歉收的结果，就是撒马拉县的人们没有面包，他们就算是想做一点零散工作也没有机会可寻。

    目睹附近的农田景况，连我这经常在乡下生活而又熟悉农村状况的人，都像是被推下恐怖的谷底一般。

    平时种有小麦、玉米、亚麻等作物的农田，现在全部一片荒芜。已经到了7月中旬的收获时节，地里却连一根草都收不回来。

    到处都可以看到农奴们像乞丐一样，无目的、无表情地在街道上游荡。

    我所在的农村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了。他们中那些还有力气的为了求得一餐而到外地工作，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些病得骨瘦如柴的小孩，和为照顾他们而离不开的少数不成人形的妇女和老人。

    如果现在得不到政府的救助，撒马拉县的全部居民将面临更大的灾难。说到这里，我的心情异常沉痛，非想出救济之法不可。

    第一种办法是希望社会上的善心人士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尽可能地募捐一些钱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第二种办法是由政府出面，发放无息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振农事。但是要拯救全部撒马拉县的居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供给调度呢？如果够的话，该地的人们就可用来先行购买粮食，等到他日丰收时，再陆续分批偿还这些债务。

    在这封公开信的后面托尔斯泰还加上了附注，将他所在村子的一些农户的生活状况，详细地列举出来。

    为了证明信中所说事情的真实性，乡村牧师和领导者以及书记们都在信后签了名。

    托尔斯泰又请牧师们协力合作抄写了好几份，每一份都签上“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字样，然后将它们寄往全国各主要报社及杂志社。

    最先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是《莫斯科公报》，该报不但刊登了公开信，还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捐募救济金的计划。

    除了公开信外，托尔斯泰写信给在宫廷里当女官的伯母托尔斯德雅夫人，向她禀报了撒马拉县人民所遭受的困苦情况，并请她转达“敬请皇后陛下救援”的信件。

    很快，皇后陛下拨了一笔救济金下来。

    如此一来，很多人都开始呼应，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救济撒马拉县”的口号。以慰问伤兵和救济贫民为宗旨的“爱国妇女会”也发动了大量的妇女，站在街头募捐救济金。

    救济活动不但在莫斯科热烈展开，也扩展到了圣彼得堡等周边的其他城市，救济撒马拉县的呼声越来越高。

    9月，捐募的救济金有近5000卢布，到了10月份就高达约7000卢布，到了12月已经募得30多万卢布。

    这个募捐计划一直持续到1876年，总计募得180多万卢布，以及6000多万斤谷物。但是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这样就完成了他的责任，他还继续和牧师们协力合作，为饥饿的人们东奔西跑。他捐赠了一部分资金为贫民买马所用，他听到人们的需求就尽力去帮助他们。

    有时，托尔斯泰和牧师们骑马到各处访问农家，一听到哪家有病人，就赶紧请医生来帮助医治。人们一听到托尔斯泰他们的马蹄声，脸上就绽开了三年来似乎已经忘记的微笑，像久旱逢雨般高兴。

    那些营养失调而全身浮肿的小孩，一看到托尔斯泰就会急急地围拢过来。

    他想他已经用真诚打动了他们，他们一听到托尔斯泰的脚步声，都感动地叫道：“那是神的脚步声。”托尔斯泰很高兴。

    当一些老婆婆也出来迎接他时，他意识到为这些贫苦人所作的救济，有着如此大的意义。托尔斯泰清楚，他不是神，这些救济工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全俄国人的热忱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在为了拯救困于饥荒的人们而日夜奔波时，并没有放弃小说的写作，相反，他的创作欲望越来越高昂，已到了非发泄不可的地步。

    他曾写信给朋友，他说：“我不断地想吐出思想，内心充满了写作的意愿。不管我所吐出的汁液是上好的还是最下级的，我都想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

    托尔斯泰想写一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

    他将自己想描写的历史人物定为彼得大帝，他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1682—1725年间在位，他继位后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发展贸易、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改革军事，开疆辟土，为俄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托尔斯泰多次去图书馆收集与彼得大帝相关的资料，他认真阅读这些资料，有时也作一些批注。但是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随着资料搜集的深入和完善，托尔斯泰的笔记本上已经满满地写着与那个时代有关的所有事件以及一些简图等。但是越研究、调查，托尔斯泰就越对彼得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他认为大帝的政治措施绝不是单单为了国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奢靡的生活，对首都圣彼得堡的建设也极尽奢华。渐渐地，托尔斯泰对彼得大帝不感兴趣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也就中途夭折。

    相反地，由于妻子半开玩笑的鼓励，托尔斯泰对另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的灵感日渐成型，这部小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事情是这样的：身兼母职的伯母塔迦娜一直卧病在床，一天午后，身体衰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托尔斯泰十岁的长子谢廖沙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坐在一旁编织毛线，一边听儿子诵读。

    不一会儿，伯母进入了梦乡，谢廖沙就停止诵读，悄悄地折起书页放在桌上，退出了房间。

    托尔斯泰进入房间后，无意拿起放在桌上的普希金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很好，单刀直入地就进入到事件的中心。”当时索菲亚半开玩笑地说：“你也用这种方式写小说嘛。”

    瞬间，托尔斯泰眼前一亮，妻子的话无疑给了他灵感，他决定尝试用这种方式写一部小说。

    托尔斯泰马上回到自己的书房，坐在桌子前，提笔写道：“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地纷乱复杂。”而后他又接上一句，“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在这之前，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附近曾发生了一起自杀案件，那时候托尔斯泰正在集中精神搜集彼得大帝的相关资料。领主毕科夫的妻子安娜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的事。夫妻二人经常因为这件事争吵，最后安娜出走了。

    第三天，安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火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送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科夫。

    车夫很快将信送去，等他再回到车站时，安娜已经卧轨自杀了。

    一审检察官以及验尸的人都到齐后，安娜写给丈夫的遗书被公开，信上这样写着：“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上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过安娜被解剖的尸体，这个悲惨的事件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现在，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就以它作为影射，开始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不过，他的小说内容和事实却有些出入，他将这部小说中的这位美丽妇人安娜·卡列尼娜描写成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爱情和幸福的人。但是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终于卧轨自杀。

    托尔斯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几乎都以实际人物为塑造对象，他们似乎都在人生中不断地找寻着真理。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将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报社排印初稿。之后，这部小说开始陆陆续续地连载，到1877年4月，除最后一卷外，其他章节均已连载结束，单行本开始出版发行。

    这期间，托尔斯泰没有放弃他的教育事业，他将住宅的一部分拨为私塾教室，对农奴的子女进行基本教育，并出版了《国民教育论》，以及《初级读本》十二卷。

    1873-1875年间，托尔斯泰又失去了几个亲人，首先是伯母塔迦娜的病逝，接着第四个儿子贝萨夭折，第五个儿子尼克莱也在十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这些噩耗陆陆续续地打击他，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无法顺利进行。最后的第八卷，没有在报纸上刊载，是因为托尔斯泰明显的反战思想与编辑产生了冲突。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将全部私有财产都捐赠出来，编成一队骑兵远征他地。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上流人士盲目的行为，但当时俄国社会却认为这是高尚的爱国行动。

    早年托尔斯泰从军时，先后写了《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纪事》，这时他却又坚决反对战争，这是他人生观的转变。

    托尔斯泰曾听人说过：“各人有各人的特色，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有的人则为了精神而生活。”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托尔斯泰是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领主，又是贵族，在撒马拉县还有为数可观的土地和马匹，他是为了欲望而生活吗？他写小说、办教育，说不定将来会成为普希金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大文豪，那么他是为了精神而生活吗？托尔斯泰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1875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道：

    最近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满足，但是看到身旁的人们受到饥荒的威胁，却又使我的内心非常痛苦。

    你会不会认为很奇怪呢？这种思想使我产生了恐惧。

    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有黄色的奶油、咖啡色烤得微焦的面包，以及美丽的餐巾；院子里有绿油油的树木，还有穿着柔软薄毛衣的年轻妇人在凉爽的树荫下愉快地闲谈。

    但是远处，可怕的饥荒却正像恶魔般张牙舞爪地啃噬着人们，田间变得一片荒芜，到处是枯萎的杂草，干涸的土地上现出了裂痕，农奴们的脚跟布满了厚茧、皮肤皲裂，家畜的蹄子也都裂开来了。

    贫民们因饥荒而没有食物充饥，但是领主贵族们却无忧虑地享受着美食，而且穿着华丽的衣服，悠闲地在树荫下纳凉，这种情况算是公平吗？

    这些疑问在托尔斯泰心中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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