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希望

    这份速记员的工作对狄更斯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他得到了宝贵的人生经验。那些经历最后都被他写进了小说。

    另外，狄更斯也看到了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遭遇的不平等，他们对法律知之甚少，所以很难受到法律的保护。狄更斯对此深感气愤，这段经历促使他甘愿终其一生做普通百姓的代言人。

    在这之后的50年间，律师行业内部有许多调整，连法律本身也有一些变革，其中的部分功劳应该归于狄更斯，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唤醒一般百姓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并鼓励他们争取自己该享有的权利。

    狄更斯在逐渐成长。现在，他开始严肃地思考生命的问题，探索什么是他关心的，什么是他相信的。他反省、检讨每天的行为，寻找什么是他该遵守的。他常常与朋友们激烈地争论，试图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可是好多次他都差点情绪失控，因为他对有意义的生活的渴望是那么强烈，而朋友们的犹豫、冷漠，实在让他无法接受。他渴望按照正义的原则做事，痴迷于追求真理的过程，对所有的虚伪、欺诈和挑战都不屑一顾，甚至难以抑制地想要采取暴力。

    一种崭新的信心和希望正在狄更斯心里生长。他明白他的专注在同龄的年轻人中难得一见，且备受赞誉。他也了解自己颇有头脑。不过在认识到自己优点的同时，狄更斯也对自己有点怀疑，他不知道缺乏更深层次的教育是否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狄更斯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目标——成为一个有学识、有修养、受人尊重的绅士。首先，他决定学习历史和文学，不管是英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可是他没有钱买书，幸运的是，狄更斯这时候已经快满18岁了，只要满18岁，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就可以为他所用。阅览证在他18岁生日的早晨被送到他手中，这无疑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拿到阅览证之后，狄更斯火速草拟了一份读书计划。计划上的书太多了，在旁人眼里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但狄更斯一直在坚持，孜孜不倦。他以一种冲锋的方式展开了整个计划，一本接着一本地投入全部心力，一边阅读，一边迅速地作笔记，以消化、吸收这些东西。狄更斯并不奢望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弥补他在大学里可能获得的一切。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敢于接受生活的现状，并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最大可能地达成自己的目标。

    福斯特先生——一位律师兼文学批评家，他曾为狄更斯作传，也是狄更斯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他的《狄更斯传》是其他为狄更斯作传的作家们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福斯特曾说过，很多人在狄更斯晚年时才与他相识，与他讨论作品和文学思想，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他的学校生涯是如此地杂乱、没有次序。

    福斯特认为狄更斯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他对生命的态度，也就是《大卫·科波菲尔》里所说的：“我一生想做的，我已经尽我的心力去做了；我决定奉献的，我也已经完完全全地奉献了。我从来不会去做抛弃自我的事情，也从来不会故作谦虚，假装贬低自己的作品，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作品。”

    也许就是在这样真诚、自信、全心付出的心态下，狄更斯决定投身戏剧事业，他首先想到的是舞台表演。狄更斯很早就发现自己有表演方面的天赋——这个天赋的后期培养基于他生动的记忆以及对人类的浓厚兴趣。狄更斯小时候朗诵时，已经表现出了这项才华。狄更斯在读书计划进行的同时开始学习表演艺术。他向一位演员请教舞台仪态，如何优雅地出入房间，如何坐下和起立，如何行一个漂亮的鞠躬礼。每天，他在镜子前面辛勤地练习。

    前面我们提到过，狄更斯能够很清楚地认识自己，关于演戏的才能，他也没有错看，他晚期的生活证明了这点。不过，在当时，他的这个才能还没有被世人认可，他也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这个时候，他犹豫了：是一心一意地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还是回到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上。最后，维持生计的目的让他暂时放弃了演戏。但是，他的仪态课程没有白学。几年后，当豪门望族敞开大门迎接他时，这些课程派上了用场。

    星期六晚上在狄更斯家聚会的朋友中，有些想要成为作曲家或歌唱家，以名扬天下。他们当中有极好的作曲家约翰·赫拉。还有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亨利·奥斯丁，他后来娶了狄更斯的妹妹雷蒂雅。还有一位布商亨利·科里，他后来与狄更斯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在狄更斯的领导下——因为他对舞台的浓厚兴趣和高度热诚——共同写了一些小型歌剧、喜剧和哑剧。他们的制作态度非常严谨，服装、道具、排演，认真得好像在筹备一场伦敦中心广场剧院的表演。连老狄更斯夫妇和小奥古斯特斯也在其中扮演了小角色。

    初恋

    科里非常欣赏狄更斯，他将自己的未婚妻安妮·比德涅尔介绍给狄更斯认识。安妮的父亲是一位银行经理，她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势利、实际、唯物。安妮有一个姐姐，名叫玛格丽特，已经与一位茶商订婚；她还有一个妹妹，叫玛丽亚。比德涅尔家家教很严，女儿们总是被严密地保护着，任何年轻男子到她们家来，都要面对一番盘查式的询问，问题涉及他的家世背景、他的工作，以及他对未来的规划。当狄更斯陪同科里一起拜访这个家庭时，他也面临了这样的询问。这使得他很不高兴，因为有些问题他极为不想回答，例如他父亲的经济情形。

    当刚见面的局促消失后，狄更斯变得活泼起来，他讲述了很多关于律师事务所的趣事，而且讲述的方式太过戏剧性，他尽可能逼真地模拟三教九流的声音，逗得比德涅尔家的女孩们咯咯笑个不停。比德涅尔太太认为狄更斯太喧闹，对他的印象不太好，有点故意冷落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狄更斯爱上了比德涅尔家的小女儿玛丽亚。

    玛丽亚比狄更斯年长一岁，个子不高，五官很漂亮，是个娇小可人的女孩子，但是她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喜欢戏弄别人。她对狄更斯的态度相当恶劣，有时候默认他的追求，有时候却冰冷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狄更斯表现出来的绝望的热情使她觉得有趣，她愚弄他，并且以此为乐，可是狄更斯一头陷入炙热的爱情之中，不能自拔。他对玛丽亚朝思暮想，常常到她家附近游荡，只为了能看她一眼；甚至徘徊在她的窗下，含情脉脉地凝视着那扇窗户。他勇敢地面对玛丽亚的嘲弄以及她家人的不认同。狄更斯下定决心要尽快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以使他们能够尊敬他、欢迎他。

    狄更斯并没有奢望攀登到名望的巅峰，可是他认为自己至少可以达到科里或者玛格丽特未婚夫的成就。他不允许自己止步于一个成功的速记家，他准备投身更大的事业。守株待兔不是狄更斯的处世之道，他已经从父亲的生活里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反面教材。他要主动积极地去谋求改变，让事情按照自己设计的轨道前行。他的野心因为玛丽亚和她家人的鄙视而得到了膨胀，他的内心萌生了一种力量，催促着他前进。

    此时的狄更斯已经19岁了，再过一年，他就有资格到报社做记者。这对他而言似乎是迈向成功大道的明显路标，可是比德涅尔一家人是否满意呢？狄更斯不想失去玛丽亚，所以他希望自己旗开得胜，能够迅速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他想到了被自己搁置在一旁的戏剧，投身戏剧可以使人一夜成名，假如他有名、有势、有钱，比德涅尔夫人就不会反对了吧？

    想到这里，狄更斯立刻鼓起勇气给伦敦中心广场剧院的舞台经理写了一封信，要求约见。后来他在给福斯特的信里提到了当时的情形：

    我写信告诉舞台经理，说我有多年轻，多适合演员这个行业，我确实能做些事。我相信我对一个人的性格及怪癖有敏锐的观察力，我可以把我所观察到的别人的特点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我记得我是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写这封信的，也在那里得到了回音。

    我想，我的信里大概有些东西震撼了当局，因此舞台经理立刻回信给我，说他们正忙着别的演出工作，不过他们会在两个礼拜之内再跟我联络。

    很准时地，另一封信来了，并邀请我到剧场表演一段给他们瞧瞧。我姐姐芬妮知道了这件事，愿意跟我一起表演。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却患了重感冒，全身发烧，躺在床上。就差那么一小步，我可能就要过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了。

    投身戏剧界对狄更斯来说是非常大胆的一步，抛弃现有的职业，重新开始另一份工作，囊空如洗、无人帮助，只有野心和盲目的信心支持着他，这样做明智吗？很难说，人生中的一个转折往往就决定了以后的道路，而不走到最后，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对是错。不管怎么样，狄更斯一夜成名的梦想破灭了，但是另一扇门却适时地打开了。

    狄更斯获得了进入报社的机会，他成了一名政治记者，专门到法院或议会采访政治新闻。狄更斯决心把握时机，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新工作，一定要有所成就。

    记者生涯

    狄更斯知道忙碌的工作会减少他与玛丽亚见面的机会，但是他准备忍受这种痛苦，这是为了最后能够娶她为妻。可是比德涅尔夫人偏偏在这个时候让玛丽亚到巴黎去接受成为淑女必备的训练。玛丽亚事先并没有告诉狄更斯这件事，他后来知道了，思念之情更甚。

    狄更斯比以前更狂热地投入工作，他痛下决心，要让比德涅尔一家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努力向上。虽然身体上时常感到疲劳，可是他已经向成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到这个时候，狄更斯还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他也没有树立这样的理想或目标。不过，他在律师事务所以及之后的记者工作，给了他丰富的人生经验。狄更斯进入报社做政治记者时，英国的议会正在进行改革，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让狄更斯看清了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他的写作素材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积累。

    狄更斯投身新闻业的第一次成功是这样的：当时，爱尔兰地区的平民对征税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总管爱尔兰事务的斯坦利伯爵在下议院发表了极其重要的长篇演说，论述当局的相关政策。在这样的场合，因为演讲会长达数小时，记者的报道工作采用轮班制，每20分钟换一个人，狄更斯被排在演讲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第二天一大早，狄更斯所在报社的主编柏洛斯收到斯坦利伯爵的信件，信上说他们的记录除了开头和结尾之外，充满了错误。柏洛斯很惶恐，如果这些错误的报道传到爱尔兰，后果不堪设想。斯坦利伯爵让柏洛斯马上派那位记录正确的记者到他那里，再次记录他的全部演讲。而这位记录正确的记者就是狄更斯。

    狄更斯满心喜悦地来到斯坦利伯爵的宅邸，他有些紧张。管家将他引进一个满地报纸的房间。在等待斯坦利伯爵时，狄更斯顺手翻阅那些报纸，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报道的。不一会儿，斯坦利伯爵出现在门口，他看着狄更斯，这个看上去也就20岁的年轻人是他要找的人吗？等他开始演讲之后，他发现是的，这一定就是那个记录下正确演讲词的记者，因为他奋笔疾书，几乎在演讲结束没多久之后就把新的报道拿给了斯坦利伯爵。斯坦利伯爵发现没有错误，他毫不吝啬对狄更斯的欣赏和赞美，甚至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寄到报社。成功的愉悦让狄更斯真正爱上了记者这个职业。

    狄更斯的记者生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并且他与同事相处得很好。同事们基本上都比他年长，因为狄更斯谦虚、安静、诚实，总是随叫随到，所以他们都很喜欢他。

    狄更斯在议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可以一心二用，他能够在不影响速记正确性的情况下，对议员阐述的观点作出批评或辩驳。

    在议会上，狄更斯从官员提出的草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穷人的压榨和打击，以及对他们尊严的漠视和伤害。狄更斯对平民百姓的同情更强烈了。当他听到爱尔兰反征税事件背后的事实时，他为平民百姓的痛苦而悲伤，他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别人的痛苦好像就是自己的痛苦，终其一生狄更斯都有这样的感觉。

    当时，记者获准进入下议院进行议会报道是非常勉强的，因此没有任何提供给他们的舒适安排，没有桌子，灯光暗淡，甚至常常听不清楚会场上进行的事项。狄更斯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磨破了膝盖，因为在又老又旧的下议院里，坐在又老又旧的记者席的最后一排，我必须在膝盖上写字。有时，我两腿站得发酸，我们像羊群般地被圈禁在一起，我必须站着用前后颠倒的文体拼命地记录。

    6月间，玛丽亚从法国回来了，经由科里的殷勤“服务”，她跟狄更斯开始通信。她依然无情，狄更斯依然单相思。深夜，国会散会以后，狄更斯把他的记录誊写成一般字体，发到报社。然后，他就会踱步到玛丽亚家，在夜里一两点，凝望着玛丽亚的窗子，然后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早餐之后，他又在附近徘徊，希望能看到玛丽亚，只要一眼就好。

    有一次，狄更斯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玛丽亚。当时她和安妮，以及她们的母亲正从家里出来，她们披着绿色的丝绸斗篷，狄更斯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很有风度地鞠躬向她们问好，并询问是否需要他送她们去目的地。她们没有理会。狄更斯跟着她们一路往前走，他发现安妮和玛丽亚一路上都在谈论结婚礼服，她们最后在一个裁缝店的门口停了下来。比德涅尔夫人的脸色一直很难看，她用极度冷淡的语气说：“现在狄金先生，您请便吧！”她故意叫错名字，这是迫使狄更斯放弃的一种手段。

    这一年夏季议会结束后，接下来是漫长的没有工作、没有薪水的三个月。柏洛斯建议狄更斯到乡下报道度假议员的演说，狄更斯同意了。于是这三个月里，狄更斯可以得到微薄的薪水，不过他的表现并没有因为报酬不多而大打折扣，柏洛斯对狄更斯发回来的报道十分满意。

    秋季，报社的营业状况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狄更斯对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他做了一件事，这可能是通向婚姻的一个步骤——他租了一个房间，这也正是《大卫·科波菲尔》里大卫过着单身汉生活的地方，可是狄更斯却没有享受到他赋予大卫的那种随意和独立。

    除了玛丽亚，狄更斯生活的其他方面一切顺利，星期六的晚上他多半回家团聚，星期天则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有时还邀请科里同行。

    年底，狄更斯一家又搬家了。狄更斯也迫于经济压力搬回去与家人同住。他将新家料理妥当——烟囱扫得很干净、窗户擦得很明亮、地窖里贮满了煤炭——才把全家人接过来。那是个适合举行舞会的舒适地方，至少是大型业余戏剧上演的好地方。一如往昔，狄更斯是一切活动的组织者，他安排布景和服装，训练演员，并亲自担任重要角色。科里也参加演出，不过当他与安妮的婚期越来越近时，他就总是缺席了。

    由于一次演出中的误会，狄更斯和玛丽亚彻底分手了。在这之前的几个礼拜，他们曾见过一两次面——不知道这一两次见面是偶然的，还是有安排的，不过比德涅尔夫人丝毫不知道这些。当然，玛丽亚绝不可能参加演出，甚至也不可能作为观众出现。她也许告诉过狄更斯她对戏剧一点也不感兴趣。她的一个朋友加入了狄更斯的业余剧场，并且曾经在排演时表现出对狄更斯的好感，或许是女人的虚荣心使然，她告诉玛丽亚说，狄更斯对她大献殷勤。玛丽亚很生气，马上写了一封信给狄更斯，指责他不专一，玩爱情游戏。她不肯听狄更斯的解释，两个人的误会越来越深。

    安妮与科里的婚礼在几天后举行，狄更斯是伴郎。玛丽亚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不久后，她又被父母送到巴黎。跟上一次一样，她仍然没有告诉狄更斯。

    不同的是，这次分离对狄更斯而言，是永远的。他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他问心无愧，但是他受够了这种折磨。他曾经责骂玛丽亚的朋友颠倒是非，不过也都无济于事了。狄更斯将这段记忆深藏在心底，再不提起。不过，他并没有因这次打击而意志消沉，他的雄心壮志比以前更加坚定了，他痛下决心，不管前方的路途多么崎岖，他都要无畏地前行。

    处女作的发表

    当时的英国新闻界有一份报纸，叫做《记事晨报》。这份报纸正在改组，以谋求在与《泰晤士报》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狄更斯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机会，《记事晨报》或许能够给他更好的发展空间。

    《记事晨报》是一份由政党控制的报纸，早年曾是《泰晤士报》唯一的对手，后来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但仍有很高的知名度。现在，这份报纸将再度崛起，作为政党的舆论武器。

    现在我们来补充一下《记事晨报》改组的前因。《泰晤士报》秉承言论自由的新闻精神，曾攻击议会刚刚通过的关于平民的法案，主编托马斯认为这项法案对穷人、妇女和儿童存在着不人道的态度，这会激化贫富矛盾，为社会带来隐忧。这些批评对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以西方的新闻制度而言，政府没有权力关闭一家报纸，所以当局决定用舆论战来解决这件事情，《记事晨报》就成了当局精心选择的武器。

    一位股票经纪人被委任为《记事晨报》的经理，他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开始招徕各方面的突出人才。狄更斯想凭机智和在新闻界建立起来的良好声誉直接向经理毛遂自荐，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过去。回信很快寄到了狄更斯手上，署名是《记事晨报》人事部门的克里尔先生，他在信中询问狄更斯的教育背景以及相关学历。这是狄更斯想极力回避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正规的学历。后来一个机缘巧合，狄更斯有幸与克里尔先生共进晚餐，在餐桌上，他表现得极其出色。克里尔很满意，狄更斯得到了这个新工作。

    狄更斯觉得他正在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目标，现在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写一些故事赚点外快。狄更斯并不是很有信心，虽然他能讲出很生动有趣的故事，但是面对空白的纸张，没有任何人会给他反应，他真的可以吗？不论如何，他决定尝试一下。

    狄更斯写写改改，不知道撕掉了多少手稿，再重新开始。他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大众所喜欢，他自己也无法判断作品的好坏。经过一番辛苦，他终于琢磨出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狄更斯小心翼翼地将文章重新誊写一遍——当时还没有打字机——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将它投给了一份杂志。

    几个星期后，狄更斯的这篇文章被发表了。他太兴奋了，差点当场喜极而泣。后世的研究者对这篇文章的顺利刊出有些疑惑，在他们看来，这篇文章不过是半小说式的伦敦生活的速写，杂志的编辑看中的是哪一点呢？也有人认为它很低俗，或许它在文笔方面还不够老练，甚至还相当粗糙，不过狄更斯描写人物的本事却完全能够从中显现出来。文章中的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跃然纸上。

    这篇文章狄更斯并没有用真名发表，他用了“波兹”这个笔名。这是他的弟弟奥古斯特斯的昵称。

    受到鼓励的狄更斯继续写作，先后又投了六篇作品到这家杂志社。它们都以“波兹”为署名，被刊登在杂志上。狄更斯很高兴，唯一觉得不足的就是这几篇文章他一直没有拿到稿费。

    不过这与得到读者的认可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记事晨报》主编布莱克先生意外得知“波兹”就是狄更斯，他很欣赏狄更斯的才能和创作力，委托他写一系列伦敦街道生活的文章，以“波兹”为笔名刊登在《记事晨报》上。很可惜的是，依然没有稿酬。

    狄更斯开始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他的文笔越来越成熟，对景致和人物的描写也越来越游刃有余。

    新发表的作品里有一篇描写了黎明时分的伦敦，赶着马车、驴车、手推车的农夫将农产品运到市场，交易正热络地进行着；嘈杂的街道上，小贩正在沿街叫卖记事本、削铅笔刀、小海绵和一套套漫画书；驿站上各种各样的乘客正等待着早班车的到来。

    还有一篇描述了伦敦的夜景，薄暮时分，卖松饼的来了，头上顶着盖有粗呢的盘子，手里摇着铃铛；再晚些时候，卖啤酒的也出现了，推着一辆小手推车，酒瓶被叠成两层放在里面，车上悬挂了一盏灯笼；小杂货店一直到午夜11点才打烊，窗子里映出一片苍白的灯光。

    那时候的人们都活在个人小小的窝巢里，富人对中产阶级没有概念，中产阶级对穷人的生活也不了解。狄更斯的文章捕捉到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景，让不同阶层的人对彼此有了粗浅的认识。这是人们喜欢他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狄更斯在《记事晨报》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爱丁堡采访一位政府要员为卸任而举行的餐会。狄更斯没有官样式地报道这些政客如何衣香鬓影、风度翩翩，而是着重描述了宴会上的贵客如何禁不住自己的食欲，大嚼大咽。

    这样生动的一篇报道无疑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在将报道传回报社的过程中，狄更斯得到了一个教训。新闻讲究时效性，当时还没有电话、电报，一切报道都依赖驿站马车的传递。这次有关餐会的报道，狄更斯在时间上输给《泰晤士报》记者24小时。这使得狄更斯意识到争取时间的重要性，此后，他的报道在要求准确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快速努力。

    狄更斯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天地，能够在宁静的环境下思考、写作。当然，也可以躲避他父亲的那些债主的缠扰。他看中一间公寓，谋划着如何布置它，可是他父亲的事情再一次阻挠了他的计划。老狄更斯一大堆债主中的一个，将他告上了法庭。老狄更斯面临着再次入狱的危险。

    狄更斯此时必须担负起该有的责任，替他父亲解决目前的窘境，并安排家里的其他事宜。他变卖家具，并答应债主会将薪水都用来还债，以使债主暂时撤销诉讼，然后将家搬到较便宜的住处。之后，全家的生活更潦倒了。这时，一个美国出版商出其不意地找到了狄更斯。

    后来，据狄更斯自己的记载：他开门时，穿了一件破旧的工作服，纽扣掉了三四颗；他的房间只有一张木头桌子，两三把椅子，几本书。真正的家徒四壁。

    那是个有些尴尬的时刻，狄更斯找了个借口离开，马上到另外一个房间，尽快换了一套体面的衣服出来。他很不愿意面对来访者那种同情的眼神，这个美国人对他说：“如果你在美国，凭你的才华，绝不至于穷困到这个地步！”

    报业竞争

    狄更斯的记者工作是相当辛苦的。议院的会议常常开到三更半夜，并且伴随着紧凑的、无休止的争论，当议员们结束会议回家时，记者们还必须将速记符号重写成一般字体，然后送到报社。记者们常常因为不停地书写而指头痉挛。虽然轮班制能够给他们提供片刻的歇息，可是这不足以让他们的手恢复过来，接班的人必须在前一个人停止记录之前就到场，并开始记录，以免漏掉一些东西。

    狄更斯以极度的专注力从事这项工作，“记者席上最迅速、最正确的人”这个赞语，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当会议结束时，他常常变得清醒，不易入睡。他发觉夜晚的空气——也许应该是凌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他喜欢到街上逛逛，看那些白天不出来的人在夜的阴影下踽踽独行。他总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看着沉睡的房子、蜷曲在门阶上的乞丐、守夜的更夫，还有其他人。他从不担心自己的安全，相反，他对夜间漫步的爱好与日俱增，这个癖好给了他别人想象不到的收获。

    狄更斯现在已经是《记事晨报》的一员大将，主编把任何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都会很放心。不久后，他被选中跟随约翰·罗塞尔——政党中一位大胆、有能力的领导人物——周游全国，以便报道罗塞尔在各地的演讲。狄更斯很赞赏罗塞尔，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并且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狄更斯曾对当时的情况，有过一段记载：

    我坐在马车上，在一大堆旗子、鼓、马夫和手推车之间进进出出，每一寸绿地都塞满宣传用的东西，群众正列队欢迎约翰·罗塞尔的到来。

    在一个地方演说时，天公不作美，大雨如子弹般降下，我为了记下罗塞尔的演说，只好请两个好心的同事在笔记本上撑起一方手帕，就像是教会游行队伍的圆盖一般，以免雨水打湿了笔记本。

    自从上次在爱丁堡得到教训以后，狄更斯每次的报道都特别注意争取时间。他每到一个地方先仔细研究地图和道路，找到捷径，并对沿路的驿站旅馆和马厩的出入口了解得一清二楚。狄更斯不仅把道路及沿途旅馆摸得很清楚，对于来往道上受人雇用的各种车辆也比谁都熟悉。这是难得的经验，他以此为荣，曾有过如下一段描述：“报界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同一段时间内，像我这样有这么多限时专送快马和邮递马车的资源。”

    狄更斯与《泰晤士报》的记者常为了分秒之差，争得你死我活，有时还必须贿赂驿站的工作人员，让他挑选健壮一点的马匹。每到最后，就好像是一场竞争激烈的赛马。邮递马车以每小时50英里的惊人速度越过荒野，驰骋在死寂的长夜里，狄更斯坐在马车上，借着微弱的灯火，把速记符号转成文字。在几百英里奔驰中，他受尽考验和折磨。长此以往，因为马车颠簸时的巨大声响，狄更斯的听力有所下降，并且还患上了风湿痛。

    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狄更斯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后来，《记事晨报》请他写一个新系列的小品文，狄更斯趁机提出稿酬的要求。碍于规定，报社没有答应，不过，他的薪水增加了，狄更斯对此比较满意。这些短篇小品文仍以“波兹”的笔名发表，后来结集出版，即后来的《波兹札记》。

    这时候的狄更斯遇到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的名字是凯瑟琳·霍格斯。凯瑟琳的父亲是一家报社的主编，学法律出身，后进入新闻界，后来又成了一位音乐评论家。狄更斯经由工作原因认识了霍格斯先生，此后便常常到霍格斯家参与他们的家庭聚会。

    霍格斯一家都十分热情好客，狄更斯在这里体会到了与比德涅尔家完全不同的氛围，他终于彻底从玛丽亚给他的痛苦中走了出来，他爱上了霍格斯先生的长女凯瑟琳。凯瑟琳比狄更斯小三岁，是个十分美丽的姑娘。霍格斯先生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玛丽，当时大约14岁，还有一个叫乔吉娜，当时只有8岁。

    订婚

    这几年来，狄更斯不论在心智上，还是在个性上，都已渐趋成熟。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比以前更强，他不会再像与玛丽亚交往的时候一样一头撞进感情世界，不可自拔。不过，狄更斯可能处理得还是不够完美，因为他与凯瑟琳的婚后生活并不是十分幸福。

    凯瑟琳娇小玲珑，讨人喜欢，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单从面容上看，她是个十足的美人。可是在个性上，凯瑟琳就有点霸道、乖僻、无理取闹，甚至愚蠢，就像狄更斯许多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她戏弄折磨他，或者生闷气，不理他，怪他忽略了她，而且要求他永远以一种低声下气的好脾气来对待她。

    从狄更斯与凯瑟琳的通信中，我们可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画。他必须一直哄着她，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给她听，一定要让她相信他渴望与她分秒在一起，当工作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时，他和她一样痛苦，只是为了他们的未来，他不得不如此。

    若干年后，狄更斯在弥留之际，把他保存的全部信件付之一炬，还诚恳地希望拥有他信件的人也能如法炮制。假如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我们将会有多大的损失啊。那些信件文笔生动，措辞优美，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信件中描述了狄更斯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他每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不久之后，狄更斯与凯瑟琳订婚了。筹备婚礼的忙碌热闹的氛围使得凯瑟琳的心情好了很多，她的无理取闹似乎少了一些。然而，三个礼拜后，狄更斯写给凯瑟琳的一封信中说：

    你已经发了两次脾气……突然变得冷漠……你是如此地怏怏不乐，并且毫不妥协……假如你有一阵不明所以的情绪，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不安，有一个不知究竟的戏谑的欲望想要发作的话，克服它吧！因为它不会使你更可爱，也不会使我更高兴。

    我知道，你读到这里也许会气愤……亲爱的！假如你真的爱我，希望你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把你对我的爱表现出来，就像我对你一样，不再是戏谑或无稽，那只会让爱情变质。我并没有生气，可是我觉得受到了伤害！

    事实上，凯瑟琳对这个即将与她结婚的人并没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也许她认为狄更斯和她父亲的性格有点相像。她对狄更斯的爱好——写作——并不很重视，何况那得占用他很多时间。她明显缺乏赏识天才的眼光，也不愿意设想不可知的未来。对她而言，安全、惬意、平凡的生活方式是最令人向往的。或许正是她与狄更斯这种两相对立的性情，使她常常处于郁郁寡欢的状态中。

    虽然凯瑟琳喜欢闹别扭，但她仍然接受了她的未婚夫对她的忠告，同时请求他的原谅。怄气的事情经常发生，可是每次总会顺利解决。总而言之，他们之间的事已成定局，狄更斯对凯瑟琳的态度既温柔又坚定，既爱护她又有支配她的力量，而凯瑟琳也给予狄更斯相当程度的尊重，每当闹别扭时，她会尽其所能地悬崖勒马。

    狄更斯对于婚姻似乎有着极其美好的想象，想到自己将从单身汉摇身一变，成立一个焕然一新、温暖亮丽的小家庭时，他有点神魂颠倒。至于维持一个家庭可能会遭遇的困难，狄更斯没有放在心上，或者是故意忽略了。

    这时候的狄更斯，在报社有一份固定收入，并且不断有报社来约请他写一些短篇文章，他相信自己能够担负起做丈夫的责任。不过，他的作品从来不是轻易完成的，他也从来没有按时交过稿。在他寻获一种足以表达内心真正感觉的方式之前，他的纸篓里已经塞满了被揉成团的稿纸。

    狄更斯的一位作家朋友时常在自己家里举行聚会，招待文学界知名人士。有一次他邀请了狄更斯，聚会上，他问狄更斯为什么不把他的小品文集结成册出版。当晚，他把狄更斯介绍给了自己的发行人梅科隆。

    梅科隆是一位深具洞察力的出版商，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他说自己愿意以现金购买狄更斯的版权，这让狄更斯喜出望外。梅科隆出价100英镑，并答应由狄更斯的一位画家朋友画其中的插画。这是个很诱人的条件，狄更斯欣喜莫名，他早就知道自己那位朋友的插画对读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此一来，这本书一定会更有价值，更畅销。狄更斯当场与梅科隆达成协议，并主动提出可以修订或增加内容。其实，他已经有两篇腹稿：一篇关于监狱；另一篇关于感化院。梅科隆喜欢这两个构想，并答应替他牵线搭桥，以便狄更斯能够顺利进入监狱观察其中的情形。

    狄更斯很快得到了一个进入监狱的机会。他看到千百种不同形态的人共聚一堂，有穿制服的男孩和穿粗布大衣、高筒靴子的男人，还有一个浓黑的头发上戴一顶苏格兰呢帽、神情绝望的人。他发觉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慵懒闲散、无精打采。

    狄更斯又仔细地观察监狱礼拜堂。在处决前的礼拜天，死囚们被拘禁在教堂里一个又大又黑的圈栏里，然后被一一挑出，送到外面处死。其他人眼睁睁地看着狱友被带走，几天后去参加他的葬礼。狄更斯看到了牧师为犯人们做祷告的场景，牧师甚至还警告来参加葬礼的囚犯们，要引以为戒。

    所有这一切都在狄更斯以后的著作里出现过，同时监狱的经历使他相信，死刑是错误的，是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

    年初，凯瑟琳和她母亲患了猩红热，同时，老狄更斯又重蹈覆辙地陷入债务官司。焦虑和奔波使得狄更斯疲惫不堪，而头痛、胃病以及痉挛的老毛病也全都找上门来。照顾猩红热病人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而代表父亲去和债主们会面，更是一件恼人的差事。

    尽管如此，狄更斯仍然没有被生活打倒，他甚至没有表现出颓废和委靡，他依然生气蓬勃。出书的事情也没有暂停，狄更斯抽时间与朋友商量其中的插画，他非常注意插画中的细节和景致是否正确，这使得他书中的插画充满了趣味性。

    不久后，狄更斯又被派出去报道罗塞尔伯爵的竞选演说。回来时，他的《波兹札记》出版了。那天正是狄更斯24岁的生日。他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本书会受到怎样的评价，像第一次投稿时的心情一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本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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