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贞操观念

    男权制社会对女性有两个基本要求：女人的性应当由男人来控制；女人的劳动也应当由男人来占有。这两个要求有过一个完美的表达，那就是纳粹思想家对婚前贞洁的观点，他们说：犹太人通过鼓吹性的民主偷走了我们的女人。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杀掉这条毒龙，从而我们可能让世界上最神圣的物件复归原主，即作为处女和仆人的女人。

    由于大多数社会和大多数时代都存在着对于男女两性在性行为规范上的双重标准，以致男女两性在性行为和性观念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异。女性贞洁显得比男性贞洁更加重要；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也比男性更加注重守贞。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尝试与陌生人交友并邀请对方上床的试验。50的男女同意交朋友，70%的男人同意上床，而同意上床的女人为0。即使在米德所调查的男女性别角色相反的社会中，女性的性行为规范还是比男性的性行为规范要严格。外遇对于女性是罪，对于男性却不是。

    贞操观念是传统观念在性领域最典型的观念之一。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宗教教义还是世俗行为规范，都非常强调婚前贞节和婚姻贞操。虽然传统的力量是如此深厚，传统观念对男女两性的行为和观念的影响如此深远，但是1989年在美国的调杳已经表明，过去几十年间，“男女关系发生了几乎惊人的比例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贞操观念的改变，其中女孩的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比男孩明显得多。

    根据2005年的杜蕾斯网上调查，在世界各闻，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全球平均年龄为17.3岁。新一代年轻人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要小于上一代人。在16—20岁的青少年中，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6.3岁。女孩在性方面比男孩要积极一些。全球排行，冰岛人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最小的15.6岁，其次是德国人15.9岁。印度人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19.8岁中国内地的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为18.3岁。首次性行为从年龄看应当绝大多数都是婚前性行为。婚前保持章贞已经是少数人的坚持，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实践了。由此看来，婚前保持童贞的观念已经不再时兴，而不得不加以改变了。

    尽管如此，在对中国农村妇女的调查中仍然发现，传统的贞操观念还是相当盛行的：对于“女子贞操比生命还重要”这一价值观上，同意的竟然占到72.37的高比例；不同意的仅有27.63这就解释了传媒中常常报道的一类新闻：女子被逼卖淫就跳楼自尽以保贞操。从她们的生死选择、传媒的正面报道和妇联的慰问褒奖，都可以看到贞操重于生命的潜台词。而正确的观念应当是把人的生命的价值摆在贞操之上的，数以百万计的性工作者的选择已经揭示了传统贞操观念的式微。此外，根据近期的调查，我国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在初婚人群中已达六七成，说明传统的贞操观念正在渐渐被年青一代抛弃。

    恩格斯对于贞操有合理的理解，并鼓吹一种脱离以往的经济考虑、建立在个人性爱基础之上的、有期限的结合。恩格斯认为，传统贞操观念所要求的是一种片面的贞操，传统的婚姻制度表面上看是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女性的一夫一妻制和男性的一夫多妻制共存。他指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在极大的程度上，只有女人才有义务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男人在传统上就通过双重标准为自己保留了某些一夫多妻的特权。在贞操是成文的规定以及通奸的女方遭受严厉惩罚的条件下，婚姻就仅仅对女性是一夫一妻制，对男性则不是。而女性主义据此认为，既然社会从未想过要惩罚男性的失贞行为，所以也应当停止为此惩罚女性。

    为了两性的权利平等，恩格斯选择回避婚姻制度的做法，从他自己的同居而不结婚的人生实践来看，他所主张的是反对传统男权制的片面贞操要求。他尖锐地批判了传统一夫一妻制婚姻，因为它是以对婚姻的不忠行为为补充的。恩格斯说：随着一夫一妻制变得经久不衰，出现了两种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随着一夫一妻制和公开纳妾，通奸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制止。

    在占多数的强调女性贞操或片面贞操的文化之外，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马可波罗在谈到藏人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娶一个身为处女的姑娘为妻。”因为男人不愿意要一个还不曾引起男性欲望的妻子。斯拉夫人也是这样，若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妻子是一个处女，就会对她说：要是你有一点可取之处，男人就会向你求爱，你的处女贞操就会被人夺走。于是他把她赶出家门，将她遗弃。不论是因为是处女被赶走，还是因为不是处女被赶走，为什么总是女人被男人赶走，而不是男人被女人赶走？无论是强调女性的婚前贞操，还是把一个到结婚时还是处女的女性赶走，都是男权制的恶劣表现。

    这种奇特的婚前贞操观其实有着它自己的男权制逻辑：只有被男性占有过或占有着的女性身体才是“正常”的，自己独立存在的女性身体是“反常”的；女性身体成为客体是“正常”的，女性身体仅仅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却是“反常”的。如波伏瓦所说的那样：许多男人对老处女深感性的厌恶，祸根在于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是不为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任何男人的欲望都不曾指向它；虽然它已花开花落，却未在男人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它离开了向身的适当目标，变成了一个怪物，和无法与其沟通思想的疯子一样令人心烦。未被男子征服的处女，以及摆脱男人控制的老妇人，更容易被人视为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就是受另一个人的奴役，她若是逃避了男人的支配，就要准备接受魔鬼的支配。

    此外，根据人类学的调查，在未开化民族中，对于婚前性关系，一般来说采取责备态度的几乎同采取宽容态度的一样多，因此，没有孰强孰弱的般倾向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女性的片面贞操的要求，并不是什么“自然的”现象，而是“人为的”现象，是男权制为自己的统治和便利制造出来的一种规范和习俗。

    此次调査发现，在婚前性行为和贞操观念方面，在一些农村地区，女性婚前的贞操还是很被看重的，性的禁忌也比较严格。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说：我小时候老家特别保守，在我周围的女孩中没听说过有婚前性，顶多就是抱抱而已。一定应当等到结婚后才能做这件亊。我们男孩女孩一块躺床上，都穿着衣服，奶奶都说我们都不让。男女一定要分开，村里人都这样说。生小孩的“生”字不好听，要说“要”来的，“捡”来的。好像很忌讳说这件事。

    由于生育的“生”可以令人联系到“性”，传统的人们宁肯将生孩子说成“要”孩子、“捡”孩子，可见性话语的禁忌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一位城市青年女性、在校大学生的述说在与她同龄的人们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她的想法反映出，无论是在老一代人还是年青一代当中，婚前保持贞洁仍然是一个人们比较看重的价值：我在青春期就有性别意识了。现在小孩发育特早，小学就说谁喜欢谁，谁换了多少女朋友了。可能跟电视有关。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初有点傻呵呵的。学校没有明文规定怀孕开除，但是如果怀孕会受严厉处分。出去租房同居，学校不管。现在没有查房的规定，夜里必须回来住的规定也没有了。电视里报道了一帮男大学生，宣誓说不交女朋友，结果到大四都交了女朋友。我比较传统，我结婚之前是不会与人有性关系的，可能因为我家的教育就是做人要方方正正，不得出轨，我爸我妈都是特别规矩的人吧。如果碰上特别喜欢的人，我就说，不行，不能做这事，他要不同意，翻脸就翻脸。如果喜欢对方，就会尊敬对方，不会强迫对方做她不愿做的事。

    有些人的贞操观念不仅是从道德出发的，还有防病这一原因。与陌生人的性关系在这个艾滋病时代是越来越危险了。一位农村中年男性说：性是一种生理需要，人是动物嘛。我的原则是，性只在夫妻之间，如果不是夫妻间，在社会上不能去做这件事。首先是道德上，我对自己这方面要求特别严。从健康上讲也不好。夫妻之间如果没有情感，做这事意义就不大。我们俩感情不太好，所以也不大喜欢做。我的第一次是婚后和她有的，她也是第一次。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这样了。男的超过七八成找妓女，女孩子有出格表现的只是个别人。新婚时，老婆说我：你也不看看我是不是处女？我不是很看重处女不处女的。

    老派的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都看重婚前贞操；新派的人们在行为上和观念上都不看重婚前贞操。而这对中年夫妇在行为上保持了婚前贞操，在观念上却并不太看重这一点。正如他概括的说法：“我们足老一套也没有，新一套也没有。”他们这代中年人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

    在一般城市青年的心目中，尽管婚前贞节有人看得比较重，有人看得比较轻，但是婚前性行为已经被视为不是什么人不了的罪恶，与道德无关，只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已。一位城市女青年说：初二上过性教育课，是男生女生分开上的。讲了月经和人的生理结构。占两节自习课，一节45分钟，一星期一节，上了两节。高中生物课讲了一点，能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精子、卵子、输卵管什么的，知道性交就会怀孕。在大学校园里，去年12月1日（艾滋病日）免费发放安全套，学校还出了展版，告诉艾滋病是怎么回事。有推销的人到男生宿舍去发了试用装。学校医院旁边有安全套的自动销售机。同学里有不是处男处女的了。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和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生好，她什么都说。说他跟不止一个女生有性关系。我们都知道她跟别人同居。她有时约会回来脖子上有印（被吻出来的），她说没办法。女生在一起会开玩笑。我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个人行为，没什么好与不好，不像古代那样立什么贞节牌坊。她觉得行就做，我觉得不行就不做。不一定要到结婚以后才做，没有一定之规。

    由于婚前性行为已经在未婚女青年中占到六七成的比例，男性配偶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了。如果他坚持要找处女，他择偶的范围就要缩小60—70了。一位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城市女性甚至将自己的经历向丈夫和盘托出，丈夫也持容忍态度。她说：我是24岁有性行为的，交朋友时，当时我挺封建的，好多人都说，你都24岁了还没有这种经历？我觉得挺正常的，可男朋友说，你怎么这么古板呀。当时感觉稀里糊涂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神圣。好像有点迫不得已，又有点心甘情愿，拿不好那个尺度。第一次没什么感觉，也不太疼。是跟我以前的男朋友，感觉挺迷茫的。有点后悔。后来我和丈夫说过这些，事实是怎样就怎样说了。他觉得我这人特别好。我说了之后问他，你不会觉得我这个人特别草率、特别轻浮吧？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你既然跟我说了，又是以前的事，20多岁了，人都会有自己的经历，情有可原。后来就再没有提起过。

    婚外性关系与婚前性关系性质是不同的。婚前贞操观念是将性保留给未来的性伴侣；不搞婚外性行为的观念是将性保留给现任的配偶。前者除了内心的约束不会造成其他的伤害；后者却受到婚约的约束，一旦发生，会伤害到不知情的配偶。㈥此，人们一般对婚姻的忠贞比对婚前的守贞有更高的要求，对婚外性关系所持的否定态度比对婚前性行为更为严厉。

    一位晚婚、没有婚前性行为而且激烈反对婚外性行为的老年女性说：27岁结婚是我的第一次经验，当时我比较保守。有些女友的爱人有了外遇，我说，如果是我，一定离婚。我丈夫特别老实，比我大9岁。我们一直很好。那时我们已经看了书（指性方面的书），很成熟了。

    有残人是从婚外性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考虑的。一位把妻子留在家乡出来打丁的相貌英俊的农村中年男性说：我常年在外面跑，也不是没有女朋友，每次都是别人看上我，产生感情上的纠葛。我总是克制自己，没走出过这一步。一旦发生这种事，我就辞了工作，避免发展下去。女人如果喜欢你，而你拒绝了她，她会恨死你，还会报复你。所以我想处理好就走开。我从来不怕事，只是认为结婚了，就该维持下去。我对这些事看得不重，就想做点事。

    有些男性将婚外性关系看做一种娱乐项目。这种情况往往得到了妻子的默许，虽然有时这种默许是不得已的。在这种人心目中，夫妻之间是谈感情的，情人之间只有性，不谈感情。一位中年男性有活跃的婚外性活动，他强调自己的行为楚一种游戏，并不愿意因此影响到婚姻：我这个人是品尝型的，男人有的喜欢打麻将，有的喜欢喝酒，我就喜欢这个。我有过100多个女人了，一个加强连。形形色色的，高矮胖痩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说我是品尝型的。可是要有女人想跟我发展感情，我就不愿意，我觉得累。她除了我有别的性伴我也不管。我只想做做游戏。夫妻还有一张纸（指结婚证），情人连这张纸也没有，我凭什么管人家的事。我不愿意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关系。我不希望女人缠住我，要我天天陪着她。如果碰到这样的情人，我就回避了。我对这些女人从来不说爱，我只说喜欢。我都是事先把话说清楚的，分手之后大家还是朋友。我们再相见时只是在一起吃吃饭、做做爱而已。这些女人都是和丈夫有隔阂的，关系不好。我和她们没有大的利害关系，当然也有客户为了让我多买她的东西而跟我做的。关系比较好的女人，我也从经济上帮她，比如她动辻呀、买房呀、买电器呀，我都给她们买。她们都是聪明女人，她们不会主动向我要钱、要东西，但是她们知道我会为她们做什么。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妻子的态度。他说：她是聪明人，她全明白，但就是不捅破。有时我的情人从外地路过我家，来住上几天，她乐乐呵呵的，她知道我和哪个女人都不是搞感情，她的“大老婆”的地位动摇不了。我们这是开放的婚姻，搞婚外情，但是不搞婚姻解体，婚姻解体代价就太大了。身体无所谓，感情不转移就行。我们的关系她认为很正常，有人爱甜，有人爱咸嘛。我认为我对老婆挺好，我不认为对不起老婆。我和情人做爱就是做游戏，做好保密工作就行了。

    他把自己的婚外性关系挡作一、艺术：什么事都在于安排，这是个艺术。每次我们约会时，我都要求对方当时给她丈夫打个电话，一定要打座机，而不是手机，要确切知道他在哪里，他无论开车还是做飞机回来，总会在两三个小时之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租个房子，俩人不同的时间进去，不同的时间出来。所以我常在水边走，从没湿过轾，从来没被抓到过。

    他这样感受时代和性规范的变化：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一个男人娶的不是处女就很难看。现在呢，老婆跟别人跑了，他还要枪回来。我老婆对我说：你们男人都是坏男人。我说：你们女人要都是铜墙铁壁，也就没有坏男人了。现在有的男人拿自行车送老婆去夜总会。有的是下岗了，没办法；也有的是他自己不行，满足不了女人。过去离婚是件难看的事，人们见面都要问你：是什么原因离婚呀？现在就没人管了。

    虽然他自己可以有很多的女人，伛是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妻子有别的男人。这是一种公开申明的双重标准，公开申明的不平等。他说：我接受不了女人和别的男人。她只要有一次，我就不要她了。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人嘛。她也知道我跟她一离婚，马上可以找到二三十岁的大闺女，所以她也不闹。

    在这一夫妻地位的不平等以一种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公开申明的，是双方认町的，并旦可以丝亳不影响婚姻的质量。结合在这一婚姻中的男女就按照这个双重标准维系着他们的婚姻。但是这位男士也谈到了现在新出现的一批有经济实力的女人，认为她们可以不受这个双重标准的约束：现在你有钱，她也有钱，她不怕你了。她房子也有，钱也有，你甩她，她还甩了你呢。如果她是有钱的，我什么也没有，我也就只能忍着点了。

    在这里，原则是一样赤裸裸的：它完全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经济上占优的一方，在性权利上就占优，跟性别无关。他也说：我认为夫妻是利益的结合，是感情结合的大少了。80%的家庭都是利益的结合。

    他这样讲到许多嫁给有房子的老头的中年女性：她们也想开了，不一定非得要房子的产权。结婚前就说清楚：这房子我现在和老头住，老头死了我还得住，我死了房子还归老头的儿子。人都死了，还管身后的事情干什么。

    对于婚外性关系，他完全没有愧疚感。由于妻子的默许，他反倒生出一种敢做敢当的坦率。他说：有些人是敢做不敢承认。我就敢承认。我各种各样的性活动都搞过：我玩过四个人的；我一个人和两个女人的；我们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我都玩过。我和一个玩交换情人的说过：14岁以上，只要对方承认不是强奸就没事，我相信人分三六九等，有的人就能提前进入现代社会。

    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宁穿朋友衣，不睡朋友妻。所以我的原则是，做情人可以，但是她的丈夫不能是我的好朋友才行，是一般朋友才行。有些女人的父母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帮我一起瞒着她丈夫。有的女人我多年不见，失去了联系，我愣能从她父母那儿找到她的联系办法。人的关系就像一石投水，水纹是一圈一圈的。出了五服就没事了。我的那些情人中，有90%我没见过她丈夫。

    根据杜蕾斯调杏，全世界有22%的人承认有过婚外情。土耳其人有过婚外情的比例最高（58%）根据大量过往的社会学调查，终生至少发生过一次婚外性关系的比例一般在40上下。这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单位管束严厉，对婚外性关系一讨发现会有行政处分，估计在这段时间婚外性关系会比40低得多。我的一项北京市随机抽样凋查显示婚外情的发生率只有6.40但是随着单位制的改变，私人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加大，行政力量对婚外性关系的管束逐渐松弛，婚外性关系在中国有上升趋势。婚前贞节和婚姻贞操所占比例的下降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五、性道德的变迁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道德，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道德观与褒性的道德观。

    反性道德观的渊源在于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源头町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

    在基督教、佛教的教义中也都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的反性的成分。在基督教未产生以前，人们并不特别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战胜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义成为宗教的主流。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和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一撒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既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僵硬。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而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一些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淫秽的联想，就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甲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塑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毐，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肖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怠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件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毐，有人愿意搞同性恋，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仲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意治病的人治病。

    除了宗教右派之外，女性主义的一个流派也持反性态度，但它不是像宗教那样从道德角度的反性，而是从两性关系角度的反性，其代表人物是德沃金。她提出：性是表达统治、仇恨和愤怒的，而不是表达感情的。这种观点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异性恋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压迫的关系，应当予以抵制。

    在东方闻家，还有一种世俗的禁欲主义。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印度《爱经》产生于公元35壯纪。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有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道教认为性不仅有益于生殖，还有益于获得精神上的成民与和谐。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而中闻这样的东方国家却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西方国家，有史家以20世纪20年代画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门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三缄其口”的态度广。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广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厂。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时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旦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西方社会中性障碍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性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土，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

    中闹的情况仅从表面现象上看，就同上述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二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肴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编剧的潜意识当中大约有防止人从血缘关系联想到生育、从生育联想到性这样败坏革命者形象的意图。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两方观察家在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10年代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性氛围，也不同十现代的性环境。咼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20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

    根据西方社会的统计，40%的夫妻每周2次性生活。25的单身者每周2次性生活。2005年度，中国内地共有89018人参与并完成互联网上的杜营斯调杳。调查对象209来自北京，其次是浙江，广东被调查者的年龄跨度为16—55岁。根据此次调查，2005年全球平均年性生活的次数是103次，其中男性的平均次数是104次，比女性的平均次数（101次）略高。35—44岁年龄段中的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次数最多（112次），而1620岁年龄段的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次数仅为90次，25—34岁年龄段中的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次数为108次。1/5的人每周有34次性行为，5%的人每天有一次性行为。

    调查表明，希腊人平均每年性生活次数为138次，位居榜首。闩本的爱侣平均每年性生活次数最少，只有45次。中国人的性生活的次数居中，是96次。这种文化间的差异就像某一社会内部的差异一样，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涉及贫困程度、生活的紧张度等因索。跨文化的差兄则可能由不同的性观念、性文化和性传统造成。比如，中国人和日本人特别讲究节制，相信纵欲伤身的道理，而当代希腊人就未必有这样的概念。

    世界范围内，每人平均拥有9个性伴侣。男性的平均性伴侣人数超过女性，分别是10.2人和6.9人。土耳其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4.5人，其次是澳大利业人为13.3人。印度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少，为3人，倒数第二是中国人，为3.1人。65%的中国香港地区参与调查者仅有1个性伴侣。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一对一的关系，多性伴的情况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调杳还显示，有47的人在不了解其性伴侣的性生活史的情况下，与其性伴侣有过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在这个方面，女性比男性稍微谨慎一些。在不了解其性伴侣的性生活史的情况下，与其性伴侣发生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可能性最高的是挪威人，最低的是印度人21%中国香港人排倒数第6，有34%的人与其性伴侣有过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全球44%的人有过一夜情，而23的人在性生活时使用过振动器，20的人使用过面具、眼罩等物。女性使用振动器的比例要高于男性在所有的这些经历中，一夜情最为普遍，有过一夜情的男性比例为47，女性为40%。一夜情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挪威，澳大利亚人使用振动器的比例最高的，同人使用过润滑剂，17的中国人有过一夜情。

    该调查还显示，全球有75的人认为阴道干燥需要使用润滑剂，47的人认为润滑剂可以帮助减少性交的疼痛。36的人认为润滑剂是用于增加性生活情趣的。相对于男性，更多女性认为润滑剂的使用与绝经相关。多数人喜欢从性用品商店或网络上购买振动器。18%的人喜欢邮购，不会去买振动器。52%的印度人称他们不会购买这些产品。多数中国人从网络上购买性用具。

    从上述数据看，中国人目前的性行为模式是比较健康的，虽然性生活频率略低于世界平均频率，但是性伴侣数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换言之，中国人的性活动并不太少，但是大多集中在一对一的关系当中。有过一夜情的中人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防止性病传播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比较不易传播疾病、比较严堇的模式。

    此次调查发现，人们的性观念比起过去有了相势大的改变，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所谓多元，就是既包括传统的性观念，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新的性观念。调查中一位城市中年男性将自己的性观念定位在反传统的超前意识上。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我的意识是超前的。有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超前意识。我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他自己性上不行，就给老婆开绿灯。我还认识一对大学老师，她丈夫不行，他们商量过离婚，丈夫说：既然有了孩子就不想离婚了，我给你找个男人吧。她说，我不用你找，我自己找。她真找了个男人，到自己家里做爱。那男人一来，她丈夫就说：今晚喝多了，头晕，先去睡了。他们就在隔壁一起过夜。听说后来他们离了婚之后又复婚了。家庭是各种各样的。

    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说：性这个东西从理智上讲应当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压抑的。而且应当是可以跟感情分开的，可以是一时的快乐。但是从道德上讲，性又是应当属于某个人的，属于你的另一半的，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从道德上讲，性是应当受压抑的。我崇尚性自由，可我又受不了我的另一半去寻求自由的性。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女的和男的比起来，性自由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所以我觉得我出去搞一下可以，我爱人出去搞就不可以。如果对方要搞她，当着我搞可以，不能背着我干。有一段时间，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是为了高兴而交的不是为了生活而交的这个朋友。她性欲特强。我有一个哥们儿，关系挺好。我就和她商量好，我们俩一起干她，三个人一起特刺激，是两个人没有的感觉。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参与了，有另外一双眼睛看到了。感觉特别爽。

    人类社会的性道德一般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法律来肯定一些性行为，惩罚另一些性行为。例如某些国家用法定的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来保护婚姻之内的性行为，惩罚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第二个阶段是通过舆论而不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的性行为。例如许多国家并没有同性恋非法的规定，但是社会舆论却反对同性恋类的性行为。最后一个阶段是性的新道德阶段，在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中，性是完全个性化的、多元化的，允许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个人选择，不轻易做出否定性的评判。在新的褒性的道德之下，除了伤害他人的性行为之外，没有哪一种性行为被社会视为不是道德和不允许的。

    在西方对性的肯定态度始于文艺复兴时代。文芑复兴时期社会和教会的世俗化趋势，使得人们对性道德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一度盛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长期冬眠后，又重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褒性的道德观特别反对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和反性的禁欲主义。性的目的是为生殖还足为快乐，这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也是性观念变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古代，生殖即使不是性的全部意义，也是它最重要的意义。而性在现代不再是仅仅为了生殖，甚至不再主要为生殖这一目的了。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计划生育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行。此外，有相当大比例的性宣泄以“交”的形式完成，其主要动机是为了避免生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口交是作为计划生育的形式出现的。

    威克斯提出：到了20世纪60年代，“宽容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进步的标志，而检查制度则成为一个肪脏的名词。在检查制度的控制实践中，最容易遭到检查或者说最容易遭到压制的事情就是与性有关的事情。你只要说一句它在道德上使你感到厌恶、烦躁、窘迫，砝上就会有一大帮人支持你。而新道德派所倡导的是宽容、多元的精神以及对性的肯定态度。赖希也认为，应当以直接的方式解释性满足的权利，应当“消除对生殖器的否定，肯定青少年的性活动”，应当建立健康的而不是神经质的自信，消除“性快乐焦虑”和“性高潮无能”。

    褒性的新道德观对性的看法是基本肯定的、宽容的。它承汄婚姻是性关系最理想的形式，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它重视生育，但是不反对避孕；它仍然将性与爱联系在一起，但是宽容无爱之性，承认人们自由地选择任何合理的方式来实现性快乐的权利。

    褒性的新道德观重新界定了性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倾向于一套固定的性行为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必要用这模式来限定自己。例如，没有理由认为，男女两性的肉体关系必须由爱抚、性交和男人的性髙潮组成；也没有理由认为，性交必须是异性之间性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性活动是人获得快乐、与另一个人分享快乐（或者只是独自享受快乐）的肉体接触。性行为既可以以达到性高潮为目的，也可以不以达到性高潮为目的；既可以是生殖器官的性行为，也可以是身体其他部位的亲密接触。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对象，只要人觉得合适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唯一的限制是不伤害他人。

    褒性的新道德把做看做人类的宝贵财富，而不是健康的负担或对道德的威胁。避孕知识的增加以及都市化过程所造成的比乡村生活匿名性更高的生活，进一步开阔了人类性行为的空间。它预言，性将远远超出性交的范畴，成为给人类身心带来愉悦的一种充满正面意义的活动。从人权角度看，性是每一个人应当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不是应当受到歧视、迫害或惩罚的对象；从褒性的新道德的角度看，性也是一种符合社会道德的人类行为，而不是堕落、罪恶或者丑恶的行为。性是人的权利，性健康和性快乐是人在此生此世应当追求的一个正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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