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世界普遍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之后，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分工和秩序发生了动摇。女性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私领域，走迸了公领域。尽管有许多男人激烈反对，尽管有许多女人犹豫不决，这个变化还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
在女性应不应当进入公领域的问题上，观念和实践上的斗争近20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恩格斯的观点在主张女性进入公领域的一派中最有代表性。他指出：“妇女的解放主要有待于全体女性重新进入公共的事业。”这个公共事业应当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即相对于家庭这一私领域的公领域。
一、参政与管理
世界各国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义化差异，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共同的：男女两性在政治领域中参与程度不同，女性在国家结构中被边缘化。在近200年间，女性已经从没有投票权到拥有了投票权，从没有受教育权到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从没有工作权到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然而，唯独在参政实践中，女性仍旧处于边缘地带。各级行政领导人，从最低一级到最高一级，都是如此。
国家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事物，即基本上是由男性统治的。一个民族国家的“道德意识”和“自我意识”往往都是由男性来定义的。因此，国家是性别差异制度化的主要基础。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分就是将女性锁定在私人领域中，从观念上阻止女性进入公众领域，阻止女性进入权力机构。最典型的状况是，不仅各国政府机构和行政领导人员中女性占很低的比例，而兄传统的性别观念竟然已经做到使女性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宜从政，把政治权力拱手让给男性。
在早年，男权制反对女性参政的做法是赤裸裸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者当年曾宣称：如果给妇女选举权，你就得在每个县建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建立离婚法庭。女人太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不能介入政治。在当代，男权制已经不能再公开反对女性参政了，但是男权制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多少。一个男权制思维的例子是所谓“红颜祸水”的说法。政界要员的妻子干政受到强烈攻击。中国传统思维也总是要为某个王朝的覆灭埋怨女性。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人将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归咎于“红颜”，仍然不脱传统思维的轨道。
女性参政的程度直接表现在女性议员在立法机构中所占的比例上。在当今世界，虽然在一些国家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已经有所提高，如英国的女性议员比例已经提高到10%，但是多数国家的女性立法人员比重还是大大低于男性。
在全世界的议会议员中，女性在1975年占12.5%；1988年占14.6%；1989年占12.7%。以印度为例，印度下院女性占7.9%，上院占9%，美国众议院女性占6.4%，参议院占2%。印度的情况好于美国，原因在于在印度种姓的重要性超过了性别的重要性。但是在种姓制消退之后，上层女性在竞选议员的竞争中仍然不敌厂层男性。女性在英国国会议员中一度只占7%；在地方政府主管官员中占4%。这些数据都是女性被国家权力边缘化的例子。
在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等国，相比之下女性的力景是最强大的，女性在立法机构中能占到40的席位，以致有女性主义者激情澎湃地发出“希望在北方”的感叹。但是有一种解释认为，女性在那些国家得到政治职位是因为男性放弃了从政，转向跨国公司。“女性从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变成了边缘化的多数群体。”
仅从最高立法机构的性别比例看，中国的情况还不算太差（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比起最先进的北欧国家，在比例上还是差了将近一半——那些国家的议员中，女性的席位能占到40%，而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一直在20巧上下徘徊。一项关于中国妇女地位的调查表明，在曾否有过当人民代表的想法这一问题卜，选择“多次向往”的男性占21.8，女性占12.3；选择“从未想过”的男性占67.49，女性占74.0。（陶春芳等，132女性的参政愿望大大低于男性。女性的参政程度低下，除了表现在女性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很小以外，还表现在女性在行政管理职位中所占比例仍然大大低于男性。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在国家行政雇员中占6，欧洲国家占5%。罗马尼亚的行政官员中根本没有女性。中国的情况比起多数国家箅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是远远无法与男性相比：每100名男性行政管理人员对应13名女性。
从此次调査可以看出，在参政问题上，城市中的状况已经同传统的性别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基层领导中已经出现广相当数量的女性。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我30多岁在车间从普通工人被提拔当统计，40多岁当了车间副主任，主管生产。干这个要得罪人，有的人干得不好就得扣他的奖金。车间一共300来人。我才上过小学五年级，所以考干部身份的时候我没去考。女的领导男的也不是很难，能完成任务就行。哪个车间都有几个调皮捣蛋的，按规章制度去卡他，他也没办法。要抓准了，抓不准就干不成。我先干了十几年活，然后就干管理了。基础就是我从小就在厂里干，车间里的人不是我的师傅就是我的徒弟，上上下下有个关照。
像这样普通工人出身的基层干部群体，应当说是中国妇女几千年来从未扮演过的角色。这群人的出现之所以意义重大，首先是因为她们是中国女性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私领域中的怨妇，一举转变为公领域中的劳动者的典型代表；其次是因为她们不仅不再是家庭中男人的附庸，而且成为公共事业中的领导者，甚至使许多男性成为她们的下属；第三，这个人群相对男性领导人员虽然数量还小，但是其绝对数量却已经很大。换言之，像这样的女性基层领导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不再是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的一群。对于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她们的存在比少数占据更高领导地位的精英女性更具说明毫。
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所面临的挑战比男性领导者要多得多，其原因当然是传统的性别观念与习俗，而女性领导人能否战胜这些困难，对领导岗位胜任愉快呢？
一位精明强干的女性基层领导
我在厂里当总经理时，大家都服从我。有什么想法建议都跟我说。有一个管后勤的老头，比我大30多岁，可每次跟我说话都客客气气的，像对上司那样，特别尊重我。业务经理也比我大十多岁，长得人高马大的，他也很尊重我。我们的关系都不错，没人用无理的态度对待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跟上面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办事的风格个性也有作用。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不管是男子气、女子气，只要有领导的魅力就行。如果办事没主心骨，不果断，恐怕就难胜任。只要有这些素质，女的也能干好。女人的气质也许更具有异性的魅力，招得男人愿意在她周围干事。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的下属也许在我身上找不到这种异性的魅力，因为我没有女性的妩媚、温柔的气质，他们在我身上也找不到那种女人特有的感觉，只能找到哥们儿的感觉。反正在一起工作挺高兴的。我干总经理的时候，厂子一直蠃利。
有一种对女性参政的批评意见认为，女性如果做领导人就不得不放弃女性气质，变得比较男性，至少要变得中性一些。前引事例似乎证明了这种说法。凑巧的是，这位女性领导人恰恰是一位易性者（生理女性，心理男性）。所以她会说，与男性同事有“哥们儿”的感觉，因为按照她的心理性别，他们本来就是兄弟。然而，无论如何，那些下属的确是在一位生理女性的领导人的管理下人作的，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是中国女性从未扮演过的角色，因此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是怎么佔计也不过分的。
社会中女性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角色其实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和实践了。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当中，女生当干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干部的选拔已经做到了完全依个人能力而定，性别因素变得很不重要。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中队委员，高中时还是团支部委员，工作以后做过单位的团支部委员，后来做经理。我没有觉得因为是女的受压抑，因为我工作的单位总是女的多，男的少。
这种情况不仅大量出现在城市当中，在农村中也普遍存在。一个农村女青年不会因为性别在学校受到特别的歧视。
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说：我小学时当过班长，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当班长。我小学时学习好，跟老师同学处得好。
有时，在学校中，女生干部甚至会比男生干部多，这一方面说明学校中的性别歧视并不严重，另一方面也因为学生干部是以服务功能为主的，并不掌握什么真正的权力和资源。
一位曾在一个市重点中学学习的城市青年女性说：我小学时是大队长，挺累的。中学老师问我们，你们都想当什么干部？我就想当个组长、英语课代表。小学都是学习好的当干部，所以男孩不占优势。老师总是尽量动员大家选男生。高中时班长都是一男一女，因为男生说女生，女生不听。十四五岁时，男生女生沟通有障碍。
有些男性反而会感到对当干部更加力不从心。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人性是丰富多彩、差异巨大的，并没有一种生理的力量规定男性必定是愿意做领导的或强大的；女性必定是驯顺服从的或弱小的。一位城市青年男性说：我不会当干部，没有当干部的愿望，干不了，没有能力干。青少年时代，学校里男孩女孩都有当干部的，没有歧视。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参政的积极性低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出于性别原因，而是体制原因，这种没有途径参政和没有兴趣参政的无力感在男女两性中并无区别。例如一位担任私企领导的女性这样说：我投过票，没认真过，因为在中国投票没有用。选人大代表时，我都不认识他们，所以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我觉得不值得去想，因为没有用，还不如农村选村长，有点实际内容。
2005年发生的“超女”事件表明，人是有投票选举、表达意愿的冲动的，可前提是：他的一票必须是有用的。如果明知无用，人们的兴趣就下降很多。中国人对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成员的选举不太热情，原因就在于觉得自己的一票毫无用处。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仅仅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能够奏效的了。
总的看来，中国女性在参政方面的劣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旨先，在领导和管押人员中女性偏少。这一点既有统计资料来证明，也符合人们对领导人性别差别的观念。例如，在调查中，一位城市青年男性就是这样说的：对于中央领导里都是男的我觉得挺正常的。如果是女的领导，也能接受，但我是等不到这一天的。女人当领导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做不到。男的综合能力比女的要强一点。
这种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状常常被解释为女性“素质”较差。而“素质”的性别差距其实也是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机制和观念造成的。对此，一位中年女工是这样说的：当领导的还是男的多，女的还是比较少。难道是女的不聪明？我年轻的时候，女的上大学的少。有好亊、提干都是男的机会多。社会还是以男的为主，以女的为辅。我跟我丈夫争论。他说，这个社会还是以男的为主。我说，那不行，女的是半边天。他说，不是半边天，实际上也做不到半边天。
女性的素质与参政水平在这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女性素质较差，所以参政水平低；女性参政水平低又导致参政经验的缺乏和领导索质的进一步恶化。这个逻辑倒像一些招工单位所提出的招工条件。必须具有工作经验才能被彔用，而越是从来没有过工作经验的就越不能用，那么人应当到哪里去获得他的第一次工作经验呢？女性在参政方面就像这个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来者一男性已经做了几千年的领导，女性才刚刚进人这个领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来者。后来居上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因此，要想提高女性的参政水平，除了女性自身提高素质和管理能力之外，还要靠倾斜的政策对新来者给予特别的培养。事实上，许多女性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正渐渐从新来者变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女性只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素质，再加上制度上的倾斜保证，例如将女性人大代表的名额比例从目前的逐步提髙到30%、40%，乃至最终达到男性的水平，相信两性参政上的不平等将逐渐为平等所取代。
有些人对在选举中保障女性比例的做法不大赞成，认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但是，第一，女性作为新来者，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得不依靠这种倾斜的政策；第二，即使在女性参政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也会釆用对所有需要选举产生的岗位都要求候选人性别比例男女各半的做法，最终选举的结果虽然还是男多女少，男性占60%，女性占40%，但是他们为女性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这种做法我们应当借鉴。
其次，传统观念为女性领导男性造成困难的情况仍然大莆存在。由于男性领导女性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女性领导男性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不必说领导技能，仅仅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就为女性进入管理领导层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一位目前正在担任企业一把手的中年女性说：作为领导，男的比女的工作起来省劲，有的外聘的下级男管理人员就不服从我的管理。本厂的都是工人，没有服不服的问题。
传统观念和习俗为女件领导人设置的障碍不仅表现在工作难做，还表现在“门槛”更高一女性要进入领导岗位，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严格地说，这是社会的不公正，是没有给两性平等进入领导岗位的权利。例如，一位年轻时从劳模提升为车间副主任的老年女性说：车间有两个副主任，那个副主任和主任都是男的。我必须干得比男的多，干得比男的努力。如果两个人各种情况都一样，人家就愿意用男的。女的要想干领导就得比男的干得好。
在女性领导者本来就是新来者的情况卜，对女性进入领导岗位还要有形无形地设置更多的障碍，这种做法还相当普遍，这是典型的歧视和社会不公。如果女性不能以新来者的名义要求降低门槛的话，公平竞争应当是起码的条件，而在社会现实当中，由于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就连这样的最低标准也没有达到。这楚干部选拔制度中应当特别加以改善的地方。
第二，女性不愿意巧领导、做管理工作。这种现象在城市中稍好一些，在农村表现得更加严重。一位农村中年男性、前村支书说：村里党员里头女的少。全村一共23个党员，女的就1个。现在选干部得活动，有的还得花钱。女的不愿意出这个头，都在家里忙自己的家务。她们也怕自己能力差，遇到事处理不好。女的就是不愿意出来当干部。
由于缺少从政的经验，又缺乏观念上的支持，许多女性根本就不去参加竞争，而是自愿不战而退。一位市级劳模、纺织女工这样回忆了她当年选择一生道路的经历：我学徒时成绩特别好，回厂时可以有个选择，或者当落纱组的小组长，或者当挡车工。要想当劳模就得是操作能手，就得选挡车工。我这个人不愿意当官，我拉不下脸来说別人，当领导必须能拉下脸来训人。那些工人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挡车工干好自己那一摊事就行了，不跟别人打交道。后来我就干了挡车工。我每次考核、比赛成绩都是最好的。我这人不爱出风头，要是见到对面来了领导，我绕着走。我也不会溜须拍马。人家都说：你要是会跟领导搞点关系，你早上去了。我年年当标兵，市劳模我们全厂才两个，我连着当了三年。那年人家让我入党，总工会派人下来采访劳模，我说，我没想当劳模入党，就想帮我妈多挣点钱养家。人家说，你太老实了，没有你这么说话的。我要是会来事，我早就熬到厂部（当干部）去了。
男女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实一旦形成，对公平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认为自己不行、不能胜任的想法就会内化到女性的思想当中，使女性丧失竞争的信心，或者以为自己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担当领导责任。这位劳模的经历就很典型。她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性格（不会训人）不适合做领导者，干是不争而退，将领导岗位拱手相让。这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特征：缺乏自信，妄自菲薄，不战而降。这种状况虽然是几千年的历史造成的，但是如果女性不努力加以克服，参政的水平将很难提高。
此外，在现实政治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成为积极参与者。在农村，这一情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查对象中一位农村中年男性有思想，有热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是村里某次抗税行动的带头人，在某年税款猛增的情况下，村里不满的人成立了一个抗税的自发组织，他成为组织里出头露面的人。他不无自豪感地描述了他的“领导艺术”和参政抱负：我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以法律为基础，注意搜集报纸文件、法律书籍。第二，了解乡村的风土人情。因为农民是一个闭塞的社会阶层，和其他阶层脱钩，要生存就必须适应农村特定的环境。第三，变通。就事论事，也就是该软就软，该硬就硬，以达到目的为准。乡里干部劝我当干部，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不愿意去给别人做工作，对不起我的良心。我把钱放在第二位，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我在高中时很激进，对城乡差别特别不服气，我后来到城里打工，就是和城里吃皇粮的人竞争。我不是不能当干部。我想让老百姓得实惠。如果让我贪点污什么的，我不愿干。
据这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农村男性说，在村里，女人从来不会参加这样的事情，都是男人挑头下的。对外来工的调查也显示出，男工比女工更多地参与维权斗争，女性则显得更“听活”，更懦弱。虽然这一点在许多地力造成雇主更想雇用女性而不愿雇用男性这一表面上对女性有利的后果，但同时也反映出女件参政水平低的弱势群体特征。
在全闺妇女地位调查中发现，女性对国内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状况大大不如男性，这也反映出女性政治参与的兴趣和热情较男性低的问题。
女性对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己的知晓率仅有叫五成，而男性却高达七八成；女性对于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率更低至两成，而男性的知晓率却能达到四成。
雅典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公民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但是，时只有的居民是公拔，奴隶和女性都没有投票权。直到20世纪初，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极少有女性领导人。虽然英国有女呈，中国有慈禧太后，阿根廷有庇隆大人，但是个别女人进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机构和女性作为一个族群进入权力机构是不同的。个别女人只是例外，是非常人物，是能够兑服她所属性别的“弱点”的人。比如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的内政外交政策就比男性领导人还保守，还好战，完全不能代表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女性的特色。另外，在从政的女性当中，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很难当选，只有那些让男性感到没有威胁的女性才可选。这就是全世界女性在参政领域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而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就一天不得实现。
二、参加社会生产
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各种文化中，公领域大都主要是男性的领域，而私领域则大都主要是女性的领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人类社会数千年的传统习俗所塑造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女人的不幸在于，她没有和男性劳动者一起变成同类的丁人，于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伙伴关系之外。男性之所以没有把她当成和他一样的人，是因为她没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是因为她仍被禁锢在生命的神秘过程中。波伏瓦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其自身的真实存在。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饯和权利相关的责任。
男主外女主内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对男权制家庭批评的焦点。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沃尔夫曾经提倡用给母亲发工资的办法，使其从男性的经济专制下解放出来。弗里丹鼓励女性将家庭责任减到最低程度，但不回避这些责任。费尔斯通则把妊娠和做母亲本身就看成受压迫，她的结论是：生殖技术的进步最终将把女性从生物学的约朿中解放出来。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来说，放弃家庭以及。男人分离对女性是唯一可忍受的答案。
在中国，几千年来，女性被深深地禁闭在私领域之内，有钱人家的女孩甚至被深锁在对女性身份颇具象征意义的“绣楼”之内，与家庭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离。與到近现代女性进入公领域，参加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中间女性的地位次真正得到改观。因此，社会生产与性别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女性劳动在有酬社会劳动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我闻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者中占到43，虽然这个水平不是最高的，但是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和口本；高于与我们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廋；更远远高于阿拉伯国家。在女性就业达到这个比例之前，中国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经过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期：在95年时，女职工仅占全部职工的7%。1992年，全国有5600万女职工，约占全国职工的38%。加上女性农业劳动者，女性参加有酬工作的比例在全体劳动者当中上升至43%。
中国女性从仅仅在家庭这个私领域活动改变为大规模地进人社会生产劳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中阔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基本上人人在家到人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儿千年来中国女性生活所经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变。以下就是一些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实例。而恰恰因为其平淡无奇，更反映出这一变化的伟大，已经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命运，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人生经历，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个伟大变迁的历史见证。
女性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个首要的变化是：她们从被男性供奍的人，变成能够内食其力的人。她们的收入有时还能对家庭经济有所帮助。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说：我是18岁开始工作的。刚上班学徒，16块钱工资，我吃饭8元，给父母8元。我对家庭有责任感，不像现在的孩子，挣多少钱都自己花。从心里我不愿工作，想上学，可父亲要求我工作。这样家里可以少一个人吃饭。我给家里8块钱也能帮半个月的菜钱。
虽然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相比，刚刚开始进入劳动大军的女性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似是女性从被家庭供养到供养家庭，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变迁。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这样回顾她初参加工作时的情景：我是20岁工作的，一开始在商店当临时工，后来考到城里的印刷厂。我当时就是不想上学，也想经济独立。父母随我的便。我的收入全都给家里，在家里吃饭。我的收入对家里有很大帮助，但比父亲挣的还是要少。
在20世纪50年代初，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女性在中国女性中还属于少数人，她们的经历为中闻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树立了榜样。而其中有些女青年是因为家庭中缺乏男性劳动力而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位做文化工作的退休女职工很年轻时父母就分居了，父亲基本上不养家。她说：我是1949年11月出来工作的，那时我才6岁，工作了半年又上学。我考入文工团当演员，原因是当时家里五口人，就我妈一人养，我想工作帮妈妈。我的收入占到全家收入三分之一。
从1950年起，中国几始经历城市化的过程，许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同时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新型女性劳动者。一位年轻时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退休女职工讲述的当初参加工作时的情景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显得特别生动有趣，她说：我是岁进城参加工作的。当时觉得农村苦，就想到北京当工人。赶上劳动局招人，我就跟人搭伴坐车过来了。那是1958年，许多招工单位开来大汽车，你愿意上哪个厂，就上哪个厂的车，我就上了北京化工厂。1961年下放人，就从厂里下来去了商此。我当时已经在老家结了婚了，刚结了婚就出来了。爱人在京剧团工作，是一个村的。他先来了北京，我就上北京工作来了。父母当时有点舍不得，我一走，身边就没人了，我姐是盲人，就我一个好人还走了，父母谁管呢？所以不愿让我出来。我挣了钱给家捎钱，过年过节也给家里捎钱去。
农村的地少人多和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大跫农村女性涌向城市、涌向劳动市场的一个推动力。另一位也是从老家农村进城工作的女性说：我是1953年出来工作的。我想，在家种地也没有什么出息，地少人多，就出来了。有老乡在北京给我找了工作。我妈舍不得我出来工作，孩子越多越疼。家里人多，20多口人，一个人就两亩地，吃不饱，所以我就出来工作了。我愿意出来工作。我挣的钱给家里邮点回去，也就是一点零花钱。结婚了，有孩子了，就没法寄了。
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最大的障碍来自养育子女。在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使得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起居完全成为女性的责任。因此，有的女性是在孩子大了以后才出来参加工作的。一位城市老年女件说：我来北京40年了，是20多岁来的。1957年到北京，小儿子已经3岁。我上了10年零4个月的班，还捞了个退休，挺合适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孩子大了，就想上班，想舍一头。父母还在老家农村。那时候我挣30多块钱，丈夫挣60多块钱。
有的女性则不等孩子长大就开始工作了。一位老年女性说：我是1953年来北京的。1958年我31岁出来工作的，孩子才7个月我就工作了。
女性的就业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在社会上直接应征，更多的女性是从学校毕业就分配厂工作的。一位女性的就业途径是很典型的：我是1958年技校毕业分配在工厂当化验员的。父母愿意，比种地强。我也愿意。我一开始挣18元，后来26元。
另一位女性的情况也很典型，她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我22岁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建筑设计院。我一到那儿就觉得不适应那种工作环境。母亲觉得我太挑肥拣痩。我不喜欢部队那种管理方法、人际关系。后来我就想办法调动了工作。我自己的钱自己花，没有给家里。
在城市职工家庭中，某段时间还盛行另外一种特别的就业方式，那就是子女接退休父母的班。一位女性说：我是18岁工作的，接我妈班。我中学毕业后我妈正好退休。父母支持我工作。当时岁数小，我也没什么想法。在鞋厂收入36元，到不了全家收入的四分之一。
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而男女平等时代的真正来临有赖于出现促使女性走向社会的经济原因——如果只有出于某种平等理念而进入社会生产的动机，则该动机不会足够强大，而参与者也不会太多。只有出现了经济动机，才会有广大普通民众的参与。对女性就业动机的调杳表明，有相当多的人的人作动机是补贴家用。一位女性在提到自己喜欢工作本身时，还是把就业的动机归结为经济原因：我是1966年参加工作的。我只是初中毕业。我喜欢工作。因为家里太困难了，父亲才挣55元。我才挣16元，我留几块零花钱，剩下都交家里。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北方农村，女性除了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是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的。肖城市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以来，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广大农村妇女都渐渐被裹挟到农收劳动大军之中。到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剩卜的少量只做家务的农村妇女也都纷纷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虽然男女报酬大都不平等，男人最高10分，女人最高8分。当然，也有一些农村妇女原本是不喜欢参加农业劳动的，但是由于当时人陇公社集体劳动制度的裹挟，也跟着加入了劳动大军。
本次调查发现，农村女性大都岁数很小就参加生产劳动了，如果按照城市中工业化大生产企业的标准，她们甚至应当箅童工。一位农村老年女性说：我15岁就下地干活了，上学上得晚。那时父母赞成我干，给家里增加点收入，那时必须得干活，对家里经济多少也管点用。
有些农村妇女在更幼小的年龄就开始挣钱帮助父母养家了：1962年我12岁就下地干活了，一天挣两个工分，后来三个工分，一个工分才一毛多钱，也帮助点家用。有时母亲让我在家做饭，我想下地，挣几分算几分。
在农村，多数女性都是因为家穷，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去干农活。她们想工学，但是家长往往会出于重男轻女的原因剥夺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一位农村女性回忆说：我15岁初中毕业就下地干活了，需要帮助养家。我当时不愿意干活，想上学。父母想让我干活。我的收入对家里帮助不小。
有的农村女性是因为没学可上才开始劳动的。一位农妇是13岁时赶上“文化大革命”而辍学开始工作的：我2年级毕业，13岁就上生产队干活去了。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开课。我妈说，你要上学也行，学点知识。现在又不上学，一天天老玩去干吗呀？我就说：妈，我不念了，给您挣工分去。学生岁数小，一天就5个工分、6个工分，一个工分五六分钱。我就是受累的命，受苦的命。我那会儿想搞个外面的工人对象，又怕是外地人，还要跟着人家离开北京郊区，结果我就搞了这里的一个人。我当时挣的钱都给家里，对家里也管用。
由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由于近年来大量农村男性外出打工，许多农村女性都把养家肖作自己的人生责任，她们说起“养家糊口”是那么自然，好像过去的几千年来不是男人在独肖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而这就是她们与生俱来的责任。一位农村女性说：我20岁高中毕业，就在家种地挣工分，因为学没得上了。父母想让我上学，上外边工作，没有机会。我那时政治上进，当团支部书记。我从来没想过不干活，要养家糊口呀。
在家里没有男劳力的情况下，更是完全靠女性挣钱养家了。这种情况虽少数，但是这些劳动女性的角色其实与大多数女性完全相同。一位父亲早逝家中没有男劳力的农村女性说：我1963年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农村干活。我和我妈的收入维持家里生活。
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方面，年轻一代女性与老年女性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老一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工作，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进入成年期的新一代是几乎人人都会参加工作的。此外，老一代女性参加人作的收入大都用来养家，而新一代女性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挣钱自己花，并不养家。她们也就是自己养自己，不要父母来养了。这种情况反映出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比过去好些，不用子女的收人来帮助养家了。
一位年轻女性这样提到自己的工作动机和收入的用途，虽然她选择工作的结果甚至不是为了经济独立，但结果是得到了自己养活向己的独立的经济地位：我是20岁参加工作的。当时有一个机会走上社会，走进一个层次，不是为了挣钱。父母没说什么，靠自己决定。人家觉得我小，有人让着我，也有人欺负我，那时我受了委屈就哭，也没有别的应变能力和人家争，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我从小到大没给家里钱，自己还不够花呢。但我可以这么说，自从我自己开始挣钱，就很少向家里要过钱。虽然没给过他们钱，但也很少向他们要钱。
一位高中毕收参加工作的女性更是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给家里钱的做法称为“象征性的”：我是1988年高三毕业去的民航，上两年中专，21岁（1990年底）开始工作。我总觉得知识不够用，良不该这么早就上班，应该继续上大学，然后再工作。上班后每月给家里钱，但只是象征性的。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小型化的速度非常惊人，一般的人家都是只有一两个孩子了，独生子女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因此，中年的仍在工作的父母不但不需要刚刚参加工作的子女来抚养，而且有能力在经济上帮助她们。一位年轻女性不仅不给父母钱，而且还在父母家白吃白住。她说：我是1984年工作的，毕业后在家待了一年，工作不好找。在家里没事，那时有一个国营厂的名额，就赶紧报上名，就去了。父母愿意让我去那儿。那时工作没有选择余地，因为是国营的单位，去了还挺美的。妈妈不愿我干商业，因为她干了一辈子商业，就死活不让我去。每月收入自己留着，没给家里。家里也不指望我。我还在家住。
城市的年轻女性不必养家，农村的女性也是这样。由于赶上了汁划生育政策的一代中年人家庭中孩子数量锐减，年轻女性也是不必养家的，她们劳动挣钱大多只是自食其力或者为自己攒一份嫁妆钱。一位农村女性说：我十八九岁毕业就工作了，在乡政府工作。父母愿意我工作，解决一部分家用。我自己也认为工作是一种自食其力的方式。我的收入对家庭有点帮助，不大。主要是不向家里要钱了。
有些农村女性的工作动机不仅不包括养家，就连自己独立养活自己的动机也不是主要的，工作的主要动机竟然是为了“散心”和“见世面”。一位农村女性这样说：我17岁参加工作。父母都支持我。我工作是为了散心，在家待着没劲，想见见世面。我的收入对家庭经济没有什么影响，还不够我自己花的呢。
农村女青年的处境与城市女青年有一个人差别，那就是城市青年结婚后多实行新居制，既不与女方家长住在一起，也不与男方家长住在一起，而是另立门户；而农村女青年如果不是与本村的人结婚，一般还是要离村嫁人夫家的，因此她们在婚前工作挣的钱原则上不给父母，而是留给未来的新家的。即使把挣的钱交给家里，也是交“伙食费”的性质，没有养家的意义。一位农村女青年这样说：我幼儿师范毕业后1993年就工作了，在本乡幼儿园工作。当时没想过别的。父母就图我工作近，希望我好好干。我的收入交家里，我挣300元。家里不指着我挣钱。
在中国，由于多年提倡女性参加社会生产，要有肖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不是依赖男人的总识在女性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意识。在关十中国妇女地位的调查中发现，在承汄家务劳动具有社会价值的前提之下，人们对就业回家的选择如下：城镇男性11.6%选择回家；城镇女性80%选择就业，19.8选择回家；农村男性79.69选择就业，20.2选择回家；农村女性65.0%选择就业，34.7选择回家。工作意愿按强烈程度排序，意愿最强的是城镇男性，其次是城镇女性，再次是农村男性，工作意愿最弱的是农村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女性的就业意愿甚至超过了农村男性。
女性愿意参与社会生产既不是仅仅因为需要挣钱，也不是仅仅因为家务劳动没有报酬，而是因为愿意参加工作，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和生存方式。正如美国妇女运动领袖弗里丹所说的那样，妇女有两组耑要：通过工作和在社会中的作为，得到权力、身份、地位和保障；通过婚姻、孩子、家庭获得爱、身份、地位、保障和繁殖力。
在本次调查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被女性当作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白己独立于男性的社会地位的保正。在被问到理想的女性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时，经济上的独立、不依赖男性成为女性最看重的价值。一位老年城市女性说：一个理想的女性应该是自立的，不能依靠男的吃喝，要有自己的地位。
独立自主的观念被许多女性与权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一位中年女性说：理想的女性就是，自己要有独立权，有自主权、人权、经济权，不能依赖男人，即使不是女强人吧，也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为此，许多女性在退休之后还争取继续工作的机会，认为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既是一个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途径，又是体现自身价值、获得自尊的一种方式。一位退休后又争取到返聘的城市女性说：作为一个女人，我的追求是：在我老的时候，要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我看到很多老太太不受人尊重，我想我老了不能这样没地位，受人家呵斥，我一定要蠃得人们的尊重，不能让人呵来呵去的。看到那些老年人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那么可怜，我就下定决心，我将来绝对不能这样，这是我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达到了自己的理想。如果我没能力，不会得到返聘。我有我的成绩在，有对工作的热爱。我全凭自己奋斗。
在公和私两个领域，许多女性对理想状态的期望是两者不可偏废。一位年轻女性这样讲到她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一份事业，而且要干得比较出色，事业有成。家庭方面要找一个爱我的丈夫，培养一个让我心满意足的孩子。同双方父母都能和平相处。
女性独立自主的新观念与社会教化有关，在回答“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人告诉过你理想的女性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时，一位中年女性说：在我的成长期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理想的女性应该是怎样的，对我影响很大，那是我的小学老师。我现在做梦还会梦到她。那时我家下放，特别困难，她从生活上关心我，从细小的事上帮助我。领我回家吃饭。给我讲道理，那时我似懂非懂的。我11岁来月经，她给我找了月经纸，告诉我该怎么弄。老师对我说，女孩子和男孩子不一样，有自己的特点，你们要好好学习，自立自强，将来你们成了家仍然要这样，这样你们才是一个独立的人。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常年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她的情况比较特殊，伹是正是这些参加革命的女性或称女性职业革命家为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了先河，也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她说：1936年我师范毕业了，就自己找工作，回到县小学教了半年书，后来又回我的母校县女中教了半年书。后来七七事变，我就出来（去延安）了。那时我有个老师是地下党员，介绍我们去参加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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