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人士之所以将它比作“世界级难题”，更多的也许是着眼于三峡移民的数量以及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即使如此，这“难题”要冠上“世界级”也足够分量。但有一点，无论外国的专家还是政要，他们绝对不会理解和懂得中国的三峡移民工作还有许多远远超出他们想像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百姓特有的民情民风，而且不少还是过去一直被颂扬的美德呢！如对故土的爱恋、对土地的依赖，讲究亲情、注重家庭。然而所有这些却给移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样的国情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
难在情上
有一首歌中这么说，谁不说俺家乡好。确实，我们中华民族是个特别看重“家”的民族，尤其注重孝道亲情，怀恋故土。即使是功成名就的伟人，也会非常看重“叶落归根”，更何况普通人家、庶民百姓。
无论是三峡移民，还是其他移民，只要是移民，首先面临的是告别故土，告别原有的家园。而这恰恰是中国百姓最为忌讳的，为了保卫家园固守故土，他们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三峡移民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劝说库区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故土。不了解峡区情况的人，普遍认为，三峡地区穷，让百姓搬迁不会是难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三峡库区的移民原先居住的地方都是当地比较好的。与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是，三峡水库是以江建库，即以长江本身为基础，在宜昌三斗坪建高坝后，利用宜昌至重庆间630多公里的江段蓄水，使长江在这一段形成一个巨大的高水位库区，实现“下可发电防洪，上可航行泄洪”之目的。库区的移民，便是这一江段蓄水所造成的淹没区内的人们。
殊不知，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沿江河栖息繁衍和以水促富饶的传统，就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定律，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辉煌历史。这是因为近贴江河的地方都是些好滩好地，能植能耕，而且总会人畜两旺，俗话说有水则灵便是此理。三峡一带更不用说了，当年衣不掩体、四面受敌的巴人之所以安身峡江两岸，就因为这儿除了能守能攻之外，到处都是临江富饶之地。诸葛亮劝说刘备定国此地，更多的也是从这种独特的地域优势考虑。
三峡大坝建成，沿江被淹之地几乎无一不是那些临江的最好地段、最肥沃的滩地与坝子。移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不舍的故土情感。
在三峡工程建设初期，国家实行的移民政策基本上是“就地后靠”，即从175米的蓄水线以下居住地，往后退移，搬到更高的坡岸和山丘上。后坡岸和后山丘都是些什么地方呀？高，自然不用说，在那儿极少找到坡度为25度以下的地方。关键是这些地方不是荒就是秃，哪是人呆的地方！
移民们无法接受与过去那些“不耕也能自然熟”的家园告别的现实。
但，搬是不可更改的。于是难题出现了——
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云阳县普安乡的移民站副站长汪学才，向我举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所在的那个村叫姚坪，是三峡库区几千个村落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饱暖即安的生活，世世代代与世无争。但三峡工程打破了这种宁静，上级要求全村的人舍掉过去熟耕熟作的土地，搬上175米淹没线之上的山坡。老汪告诉我，他们姚坪村基本上在水淹线底下，而且所有可耕种的田地也都在这个位置。三峡移民政策下达后，全村人所面临的就是彻底告别原来的生活地，退到后岸的山头上。那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个陡坡的乱石岗。村民们跟干部嚷嚷起来，说我们愿意响应国家的号召，可在乱石岗上咋生活？咋盖房？咋种地？啥子都没有嘛！干部能有天大的本事在乱石岗上给村民们建一个跟以往同样的家园？于是问题就出来了。
但办法还得想，而且国家搞的移民试点经验也借来了，那就是在这个陡坡上开垦出可以盖房安家和种植收获的地来。谁来开垦荒山？不用说，还是动员村民们自己来干。中国的老百姓好嘛，国家的政策一下来，干部们一动员，大家就动了起来：各家各户每人每月出8个工作日的劳动力，而且有规定，谁家完成不了任务的每个工作日交5元钱罚款。峡江一带农民是南下打工最多的地方，家里剩下的净是老的老、少的少，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啥法子？继续动员呗！于是像汪学才这样的村干部就得一家一户地去做工作。做工作也不一定有人理会你呀！干部们只好自己带头行动，从我做起。再找自己的亲戚带头，亲戚再串亲戚来带头，就这么着一户带一户，个别“钉子户”只好由干部们舍去汗水和劳力帮着完成任务。
汪学才能从一名普通的村干部，成为全国先进移民干部，受到中央领导接见、上了《东方之子》的电视节目，就因为他在“就地后靠”中把自己的村子搞得比过去的村子还要好，全村人过上了比过去还要幸福的生活，有了比过去还要美丽的家园。可汪学才告诉我，打1991年至今10余年间，他本人从一名全村最富裕户沦为最贫困户——1981年时他靠双手致富，家中存款就有7万元，而为了帮助全村实现“就地后靠”有个更好家园的“移民之梦”，他不得不倾家荡产。村民们没有资金开荒垦殖，他借钱送苗；筑路筹资款到不了位，他垫着。这七垫八送，自己家的存款就全都流了出去。“咱是党员，能让村民们按照国家的号召搬出水库淹没线，就是头等任务。要敢于舍得小家为大家。”汪学才说他过去身体非常结实，体重在70公斤左右，可搞移民工作后，瘦到了49公斤。而姚坪村则在他的带领下成了全库区的移民先进村，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居住环境、耕种面积，都比以前好，移民们一百个满意。
汪学才后来因为工作突出，乡里招聘他当了乡移民站副站长。之后的工作就不一样了，全乡移民人数多，有的村连“就地后靠”的乱石岗都不好找，于是有一批人得搬迁到外地。汪学才的任务是动员一批移民到重庆的江津市。
“这回工作难度可就大了！”汪学才向我介绍说，“在本土本地，搬个家园难度就非常大，让乡亲们离开故土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情上舍不得呀！本来嘛，江津也在重庆市区域内，不算远，而且那儿的条件要比云阳好不少，可移民们不舍得生活惯了的故土。为了让移民们顺利地搬迁，”老汪说，“我们先是到江津选一块好地方，可以盖房种地。每家每户的房子盖得自然尽量要比过去的好些、宽敞些。但移民们的要求更高，开始让他们派代表去选地看样板房，大家是满意的。后来房子盖好了，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去的家门前有路有水，现在的路在屋后，水也见不着，我们不习惯。我们只好再同当地商量，改道引水。有的移民啥都满意，突然提出自己原来的家门前有片树林，夏可乘凉冬可挡风，希望在新的家园前也能有一片树林，否则就不搬。我们又折腾回到江津，一户一户地按照移民们的要求给设计。这么着，前前后后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当我第17次带领移民们前去新家园参观时，大家方才点头，说这跟咱云阳的家一样，该有的都有了，云阳老家没有的，这里也有了，我们搬！”
“移民们对家乡的留恋和感情，你工作做得再细有时也是无法想像得出的。”老汪在这方面的体会再深切不过。
2000年他接受的任务是安排1300名移民到江西落户。有人一听到江西，就嚷嚷起来：咱是三峡人，过去算四川的，现在算重庆人。不管四川还是重庆，都比江西强。让我们离开三峡老家到一个差的地方安家，我们不同意。老汪说，江西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比四川重庆差，四川重庆有的地方怕还不如陕西甘肃嘛！后来老汪等人逐一做工作，动员移民代表到江西安迁地实地参观。移民们看后喜形于色地说：想不到江西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于是最后有1144人主动到江西落了户。
相比之下，巫山洋河村村支书郑昌省遇到的村民们不舍故土恋家园的事更有趣。老郑今年不到50岁，论“官”职也是全库区最低的一级，可他的名气在三峡库区甚至不比重庆市市长的影响小。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老郑现在是“省长”。
我采访出发前在北京就知道他是“省长”，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郑憨憨一笑：“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省’字，做村里移民工作我们最早，属于提前搬迁，所以村民们说我操的是省长的心，日久天长，大伙儿干脆叫我‘省长’了。开始有些嘲讽的味道，后来乡亲们从提前搬迁中尝到了甜头，大伙儿再叫我‘省长’时，更多的是一种亲切和希望……”
后来我知道郑“省长”确实与众不同，他真有些省长的非凡气度和真知灼见。
老郑所在的洋河村处在一块草肥羊壮的坝子上，三峡水库蓄水后得淹掉大半个村子的好地。乡亲们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为了让乡亲们日后能过上好日子，老郑跑遍了村头村尾，左看右看，最后看中了村头的一大片坟地。那坟地处在淹没线之上，“风水”不错，一旦三峡水库建成后此地依山傍水，会有别样光景。老郑把村上的干部和村民代表叫到一起，商量着平坟地建新村的想法。
村里的干部群众都是三峡移民，大伙儿对“就地后靠”不离开故土当然很高兴，但对老郑提出的移坟建房有想法，主要是动坟谁都不想干。
果不其然，决定一下来，村民们就闹了起来：“建三峡工程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支持，也甘当移民。可不能失了家园，还要掘老祖宗的坟啊！”
有人甚至扬言说谁敢动他们祖上的坟，就先砸了他的脑袋！这话显然是对着村支书老郑说的。
有人则放言说迁坟盖房这事肯定成不了，大伙儿一听都明白：老郑父母的坟也在那片坟地上，虽然老郑“积极”，可他的六个兄弟姐妹都是孝子孝女，未必像他一样“连老祖宗都不要了呀”！
全村的移民们暗暗瞅着老郑自家的这一关能不能过哩！
“来，我在这里向兄弟姐妹们先敬一杯。希望你们多支持我的工作，也让养育我们的父母能有个更好的地方安息……”一日，老郑备了桌酒席，让儿子将自己的六个兄弟姐妹叫到家，开门见山举杯说道。
“哥，你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啥事我们都依着你，这你心里特清楚。当三峡移民我们也不难为政府，但搬坟的事我们没法同意。你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父母才过世几年，两位老人家入土后的魂灵还没安顿下来，你就要动他们的土，我们不答应。”最小的弟妹俩首先站出来反对，于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谁也没动一下筷子。
当大哥的老郑找不到一句管用的话可以对兄弟姐妹们说。老郑那只端起酒杯的手颤抖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下了。他知道兄弟姐妹们对亡父亡母的感情，无奈最后只得失泪下跪在兄弟姐妹们面前：“……好兄弟好姐妹们，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可你们想想，三峡水库马上就要开工，父母的坟地是早晚要搬迁的，总不能以后让老人家的坟泡在水里呀！那才叫真正的不孝。再说，坟地不搬，大伙儿就不能重新安个好家，父母有灵，也不会安宁的是不是？你们看在我当哥的面上，我一定挑块更好的风水宝地让我们的父母，让全村的祖先们安息。啊，我当哥的就求你们这一回了！”
老郑一边抹泪一边向兄弟姐妹们磕头……
兄弟姐妹们说啥好呢？抱头痛哭了一场。但他们无法亲自动手去刨自己父母的坟。于是老郑只好请了几个外地民工，自己带头一镐一锹地将父母的坟墓掘开，然后再搬迁到一块新坟地。
这一幕乡亲们全都看在眼里。后来老郑动员大伙儿搬坟时，多数人配合得非常好。可也有人家死活不干，甚至只要见老郑上门就张口大骂，说你们当干部的让我们搬家挪窝已经够损的了，还要掘墓挖祖坟，天地不容！
老郑只好苦口婆心地一次次做工作。别人骂，他默默听着；别人骂渴了，他端上一碗水；别人骂累了，他再跟人家掏心窝子。直说得人家不得不点头称是。
那就搬吧？
搬，可以答应你，但我们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说，让埋在地里的人再挪动迁移，是不孝的事。你支书得为我们祖上的人披麻戴孝，否则我们就不搬！
老郑闷了一口气，知道只有这样了。为了三峡工程，为了完成百万移民任务，我老郑就当全村那些亡灵的孝子吧！
于是村上每起一口棺材，老郑就按照当地的风俗，全身上下披麻戴孝，一路护送灵柩到新的安葬地入土。然后双腿跪下，磕上三个响头……全村34座坟墓，老郑他都一一这样做了。
当老郑要动手搬第35座坟墓时，墓主的后代却怎么说也不干，并且出来一大家族的人阻挡：“姓郑的，你有能耐在别人家的祖坟上动土我不管，可要想掘我家的祖坟，你姓郑的就是从我裤裆下钻过去，老子也不会让你动一铲土！”
已经当了二十多天“孝子”的老郑哭笑不得，说：“全村的人要住新房，现在就等平整你们这个坟墓了。这么着，我老郑为了全村移民给你们求情作揖，给你们祖上当回孙子总成了吧？”
峡江有个风俗，当孝子的是披麻戴孝，当贤孙的可得跪地走火盆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就是让全家人都出来当老子的孝子贤孙也不成！”人家把话说到绝处。
面对一个七十多人的大家庭，无奈的老郑不得不暂时放下铁锹。将刚刚扮演孝子的那张哭丧的脸又变成笑脸，他把这个家庭的几位长辈和主事的人都请到自己家里，丰丰盛盛地备了两桌酒席。可人家根本不理这一套，吃也吃了，吃完抹抹嘴照样不让迁坟。老郑欲哭无泪，左思右想，没个结果。一日听人说这个家族中有个人在县城公安局工作，老郑便连夜赶到县城，给这同志讲移民道理。人家是党员干部，到底觉悟不一样：“郑书记，你甭多说，三峡移民道理我知道。走，今晚我就跟你回村上做家族亲叔老伯们的工作！”
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这个家族的人终于同意迁坟。但在挖坟时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那座百年老坟是用石灰砌的，坟上长着一棵狗叶树，树根顺着石缝往下长，正好覆盖了半个坟穴。待掩土扒开后，家族的人一看这“奇观”，又大嚷起来，硬说这是他们家族千年不衰的“风水”，谁都不能动！而且说谁动了这“风水”，必会“天诛地灭”。几十个人无论如何再不让老郑他们扒坟了。
老郑急得无计可施，“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两眼泪汪汪地乞求道：“大伯大叔婶婶嫂嫂们，如果这树根须真是你们家‘风水’的话，动了它要真出事，我老郑愿拿全家人的性命给你们作抵押！”
村支书老郑的这一跪，真把这个家族里那些尚有点唯物主义思想的人打动了，他们相互做起工作来：算了算了，“省长”铁心帮大伙平地建新村也是为大家好，相信老祖宗看在这分上也会原谅我们的。
当这口百年棺材从墓穴中被人费力地挖出并抬起时，披麻戴孝的老郑仍一丝不苟地跪在那儿……好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风水”仍旧让这个家族的人原谅了老郑。
迁完最后这穴墓，老郑回到家已经深夜，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轻轻推开十几天没有回来的家门，顾不得拉灯就直扑小厨房，掀开锅盖，伸手抓起里面的东西就“哗哒哗哒”地吃了个透饱。完后，他怕吵醒了妻子和孩子，便缩手缩脚钻进被窝躺下。可不足一小时，便觉得肚子不对劲，“咕咕”作响，胃中不时泛出酸水……
“爸，你啥时回来的呀？干啥子翻来覆去？肚疼？”女儿被吵醒了，倚在床头问。
“那锅里是啥子东西？我吃了就……就疼……哎哟……”老郑实在忍不住，在床上打起滚来。
女儿一听，大叫一声后，便“呜呜”地哭了起来：“爸，那是馊了几天的剩菜剩饭，是准备喂猪的呀！你吃它干啥子嘛？呜呜……”
老郑不由得自嘲道：“傻闺女，哭啥子？是爸给村上搬坟饿馋了才吃错的呗！”
女儿哭得更凶了：“爸，你就不能心疼自己一点吗？我难过死了。呜呜……”
乡亲们就在老郑这般的虔诚和真情下，心理得到了平衡，搬迁和建新村的工作因此顺利开展。
经过一个秋冬，整整齐齐的移民新村矗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就像外国电影里看到的城堡一样漂亮。村民这时候又有新的意见了：郑书记你不能偏心眼，我们过去住的老宅基风水好，现在也不能比别人差嘛！
难题又出给“省长”。
老郑在村里工作了几十年，太了解农民们的那点心思。他灵机一动，说：明天大伙都到村委会开会。
第二天村民们都来见他。
只见老郑双手叉在腰际，高声说道：“为了公平、公正分配移民新村的房子和宅基地，我已经提前将新房子编成号。大家知道，让我老郑完全按照过去大伙住的房子和宅基地好坏来分配，肯定没法子分。别说我这个假省长，就是真省长来了我想他也没有这本事。因为我们三峡移民不可能将过去大伙住的老宅基一模一样地搬迁过来。但有一点大伙比我看得明白，现在我们盖的移民新村要比过去大家住的房子好，而且又有自来水，宅前宅后又有能通车的宽敞的道路。所以我们只能捂住心口凭良心做事，求得大伙心服口服。啥子办法呢？我老郑只有土办法一个：抓阄。有人说抓阄虽然是硬碰硬，但希望运气多一些。那好，我事先已经想好了：这回我们不是一次抓阄定乾坤，而是两次抓阄，第一次抓阄是确定正式抓阄的序号，第二次抓阄才是按先前抓出的序号确定房号、宅基地。大伙看这样行不行？”
“哈哈，‘省长’，你想得挺周到的，信你的，抓吧！”
“对，抓吧。”
老郑满意地笑了，说：“好，抓阄的方法大伙没意见了。不过，为了保证大伙对抓阄过程的放心，因此我想这么做，大家看行不行啊——”只见老郑先拿出一双筷子和一个只有一个小孔的铁盒子。
“省长”耍魔术了！乡亲们好奇地围上前去观看。
“看明白啥意思吗？”老郑逗大家乐。
“嘻嘻，不明白。”众人摇头。
于是老郑一本正经道：“用手伸进盒里抓阄，容易让人感觉是不是会作假，筷子抓阄可是假不了的呀！不信谁试试！”
可不，筷子抓阄，绝对的一是一！
一件本来难上加难的事，经老郑这么扳上来扳下去有趣地折腾了一番，乡亲们兴致勃勃，学着老郑的抓阄样，自觉自愿地选定了自己的新宅基。且每户门口都立了一块非常醒目的永久性标志石板，上面写着：某某某，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当上三峡移民，于某某年搬迁到新村。现为几号房，共几口人。原淹房面积多少平方米，淹房补贴多少元，迁建面积多少平方米，砖瓦结构，开支多少钱等等字样。
洋河的村民们不仅家家户户有这样一块光荣的“三峡移民”石板，而且他们在郑昌省的领导下，利用提前搬迁的几年时间，在别人仍在为苦别故土挥泪时，已经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
洋河村的移民虽然比别人提前建立了对新家园的感情，但他们在告别故土时的那份情感同样难舍难分，他们比别人幸运的是有位好“省长”。
巫山出过另一件有意思的事。
一对年轻的农村夫妇，他们被政府列入移民名单时，结婚的日子也并不长。没想这对恩爱夫妇为了移民的事闹得差点分了家、离了婚。
事情起因是这样：当村干部征求他们意见迁移到哪儿时，小夫妻很快统一意见说是要到广东去。经过接洽，移民干部们告诉说可以。小夫妻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干部要求每户派一名代表到“新家”那儿去跟当地政府办理“安家”对接等手续，丈夫就说从三峡到广东很远，还是他去合适。
去就去呗，你得挑块好一点的地盖座大一点的房就是。妻子吩咐说。
丈夫说那还用你多嘴，这次移民搬迁到广东，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不光关系到我们这辈子嘛！
不几日，丈夫从广东那边打电话回来说，广东实在太好了，当地政府对我们三峡移民也特别好，选的地方好，盖的房子也好。丈夫在电话里一口气至少说了十几个“好”，末后，他说：一起来的人他们怕花钱要先回巫山，我第一次出来，准备再呆几天，到广州好好玩一玩。看看广东这边，人家太开放了，嘻嘻嘻，告诉你：我们住在镇政府的招待所，每天晚上还有小姐打电话来问“要不要服务”。嘻嘻，听说，城市里更不得了，小姐会在大街上拉你走呢！狗日的这儿就是开放呀！喂，说好了，我在这儿多呆几天啊……电话就这样挂断了。
开放？小姐？广东原来是这样啊！小媳妇放下电话，一琢磨，从头顶到脚心全都凉了：好个龟儿子那么起劲想到广东，原来是想找小姐“开放”啊！龟儿子，我不搬了！
“呸！说什么也不搬！”移民干部再来这对新婚夫妇家时，小媳妇一反常态，连门都不让进，说话也是咬牙切齿。
小丈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东西。
小媳妇没好脸理他。
入夜，她悄悄打开大包小包：口红！肯定是野了心的龟儿子想讨好那些“小姐”。啊，还有避孕套！
“你死鬼！你是个不要脸的天杀死鬼！”小媳妇愤怒地将大包小包扔到丈夫的头上，然后扯起被子，“呜呜”地大哭起来，震得寂静的山村全都醒了。
“你疯啦？”莫名其妙的小丈夫不由得吼了起来。
“好你个龟儿子，家还没搬到广东，你就野啦？你野呀野呀——”小媳妇真的疯劲上来了，上前一口咬住小丈夫的胳膊。
“哎哟——”小丈夫疼得忍不住抬腿踢她。妻子倒是松了口，可他的胳膊直淌鲜血。
“你说清楚，你到广东干啥子？”小媳妇不依不饶，从地上站起来继续责问。
“你说我干啥子？老子去安家知道吗？”吃了一肚子冤枉气的小丈夫两眼泪汪汪。
“那你包里还带口红、避孕套。”小媳妇穷追不舍。
“你……你为这跟我吵呀？哼，真是傻帽儿一个！”小丈夫一听就像瘫了一样坐在地上，直摇头，“我好心想结婚时没能上重庆一趟给你买个口红，这会儿顺便到广州挑个洋牌子带回来，没想你净往邪里念……”
“那……那避孕套是啥子事嘛！”
“这这……这不，人家城里人会玩嘛，我看着那玩意也跟我们以前用的不一样，所以就买几个回来试试……”
“你个龟儿子！”小媳妇“噗”地笑出了声，满脸通红。
第一次广东“对接”的风波就这么平息了，但小媳妇的担忧并没有解除。尤其是看到自己的男人在以后的半年里打着到广东去看看新房子的招牌，连续三次出峡江，而且每次回来不是嫌她土就是说广东那边如何如何的新潮。最让小媳妇产生疑心的是，他每次回来晚上亲热的时候总要“换换花样”。于是她认定：千万不能移民到广东，要那样他准变坏！
这一夜她辗转不眠。见一旁被“花样”累得呼噜如雷的他，心火不由从胸中蹿起。打断他的腿？这样可以让他永远别想到广东玩“花样”了！可她一想，不行。那样还得反过来一辈子伺候他。用剪刀给他那玩意割了？也不行，日后吃亏的是夫妻两人……怎么办呢？小媳妇思忖了半宿，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为了制服一头总跳圈的猪崽子，便用尖刀给那猪崽的后腿挑断了一根脚筋，那猪崽再没能耐跳圈了。
嘻，这一招好：既管住了他，又不妨大事。
天亮前，她悄悄下床，从柜子里摸出一把剪刀，然后对准男人的脚心，狠狠一挑……
“妈呀——！”男人嚎叫一声，疼得从床上滚到床下。
干部出面了，问小媳妇到底怎么回事？
“我……我怕移民到广东后他会变坏，所以……”小媳妇终于吐出了真情。
干部们听了哭笑不得。
这桩“夫妻私案”虽然以双方的相互谅解、皆大欢喜而了结。可在移民中类似这样的一方担忧另一方搬迁到他乡特别是开放地区后“变坏”的情况绝非个别。
这是世纪之交的三峡移民们所能遇到的情况。故事听起来有些离奇，但所反映的问题却是非常现实的，即一些原先比较落后和封闭的地区的人们，一旦到了相对开放的地方后，观念和行为发生变化。一些移民为此而困惑，他们因此惧怕离开家乡，惧怕离开习惯了的三峡地区的生活方式，惧怕改变亲人间情感表达的原有形式与内容。
在库区，有位移民干部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们那儿有两户人家本来第一批外迁就该走的，可到2002年7月份第三批外迁时，仍没有同镇政府签订“外迁销户协议”，急得干部们不知如何是好。定下移民名额，就像立下军令状一般，到时必须人走户销。完不成任务，干部要下岗是小事，接收地房子盖好了地划出来了，该花的钱都花出去了，见不到人咋办？一户人这么拖着不搬，后面仿效起来不误了大事吗？
干部急得直骂娘，可人家就是不理不睬。你骂呀，我当作没听见。真要我听到了，我更不走了。移民们心里这么说。干部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去做工作。吃住在那儿，不分日夜地跟主人磨啊磨，直到你松口同意走为止。
我听说后，很想看看这两户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到了那两户移民家。
两户移民知道我是北京来的，不是移民干部，他们也就没有抵触情绪，便跟我掏心窝地说出了为什么拖至今日的缘由：
原来这两家是一对老姐妹，她们都是解放初期从另一个村一起嫁到这个沿江的坝子的。老姐妹俩虽不是亲生姐妹，却情同手足。二老现在都是七十五六岁的人了，走路颤颤巍巍的，可据村上的人讲，她们年轻时可是村上远近闻名的“铁姑娘”。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时候，她们跟着男人开山造田，甚至还到县城参加劳动比赛得过奖状呢！她们的孩子都是那个时候生的，巧得很，都是一男一女。张家的儿子取名福，李家的儿子取名桂，隐含着期待后代“富贵”的意思。三峡库区原本是个经济落后地区，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村上的男人出江搞运输养家，这两姐妹的丈夫同船出江，在回来的路上，触礁翻船在瞿塘峡险滩，连尸骨都未见。失去夫君的两姐妹从此相依为命，有米同煮，有奶同喂，养育儿女。后来儿女长大了，女儿都出嫁外乡，儿子们也开始成家立业。儿孙们各忙各的，老姐妹俩似乎成了生活中多余的人。三峡移民开始后，干部们动员外迁。当家做主的儿子带着媳妇一户到江苏、一户到广东看中了各自的地方，回来后又跟各自的老母亲说这事。打这以后，这对老姐妹就开始跟儿子儿媳妇较劲：她们说啥也不同意走。
福儿是个孝子，老娘说不走他就没辙了。桂儿因为从小没爹，干什么都听母亲的主张，这老母亲不同意走，他也傻了眼。就这么着干部来做工作十次百次还是做不通。定好了到广东的福儿知道问题出在母亲不愿与邻居的老婶就此一别，便暗里做媳妇的工作，说我们干脆依着母亲，同桂儿他们家一起上江苏算了。偏偏福儿不仅是个孝子，还是个“妻管严”。婆娘眼睛一瞪：不是已经上广东把房子都定好了吗？为啥子又动歪念了？你娘要不了几年就入土了，我们和孩子的日子可是长着呢！要想依你娘，那你跟她一起住，我不管！
唉，这是啥子事嘛！福儿再不敢多言了，顺其自然吧。
就这么着，移民的事是一拖又是一两个月没结果。哪知这时桂儿的老母亲突然一场重病，几经折腾也没有抢回生命。老妹子的不幸去世，令福儿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移民干部来动员福儿一家快办销户手续时，福儿的母亲干脆说自己不走了。
“老妹子走了，我孤单单地跟你们迁到老远的地方有啥子意思？不是三峡水库要到2009年才放满水嘛！你们就让我在这儿再呆上几年，死了也好陪陪老妹子嘛！啊，娘只有这个要求了，你们跟干部们说说行不？”福儿的老母亲流着泪恳求儿子，说完就摸黑上了老妹子的坟头，趴在那儿一直哭到天亮。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只说着一句话：“老妹子呀，我就是舍不得你啊！舍不得你孤单单地一个人躺在冰冷的荒山野岭里呀……”
这样的邻里亲情使一部分人特别是上了年岁的人更不愿迁移他乡。我还听说过另外一对父子的事。
1999年有一户老人因为儿子在城里工作，所以按照移民条例他们可以“投亲靠友”。上儿子家后不到半年，老伴因病去世了，剩下的老爷子怎么也过不习惯。因为城里人住的都是楼房，各家各户互不来往。平时家里人都上班去了，空荡荡的房子里就剩下老爷子一人，他又不爱看电视，整天便像关在笼子里似的。想跟邻居说说话，人家见了他这个“乡巴佬”，躲还躲不过来。老爷子没过上一年，就说啥也要回乡下的老家住。
“爸，咱老家那块地方是淹没区，早晚得搬，你到城里来不跟我们一起住还能跟谁在一起？”当副局长的儿子以为自己很有道理地劝说父亲，哪知老爷子朝他一瞪眼，背起包袱便出了门，屁股后面扔下一句话：“老子跟邻居他们上安徽！就是黄土埋到脖子也不会再回城里享清福来啦……”
据说后来这位老爷子一直在乡下住到2002年8月底，最后他还是跟一户邻居上了安徽。那儿的条件比起城市的儿子家显然差不少，可老爷子愿意呀！他现在住的地方跟过去农村的老家一样，白天种地，晚上能跟一起搬迁到那儿的同村老哥们搓麻将唠唠嗑。儿子曾经专程到安徽移民点接老人回城，但老爷子就是不干。过惯了农村那种邻里无间的亲近生活，许多像这样的老人无法接受因移民搬迁后带来的新生活环境。
这是中国农民们之间特有的亲情，它在某种时刻胜过父子、夫妻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孤独的年长者，他们早已习惯了那种推门便是邻居、关门就是同村的酒友和麻将对手的生活，即使是吵闹打架，那也是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温温暖暖，笑也笑得痛快，哭也哭得利索。那才叫日子！
面对这样的百姓，你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和亲情。一个城市和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其乐融融的农家人的生活环境呢？
难在理上
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理的，百万三峡移民更是如此。但有时候，讲理也不容易。比如说早先的三峡移民条例上明文规定，那些表现不好、吃过官司坐过牢的人不允许列入移民的名单中。这让许多不想搬迁的人感到不理解。噢，我好端端的良民一个，就是因为恋着自个儿的家乡不愿搬迁，你们干部一次次上门做工作，逼得我们非走不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的人倒好，可以安安稳稳地呆在库区不走，这是哪门子的理呀？
没有人能回答出来。移民干部非常伤脑筋。
解释只有一种：国家考虑为了不让三峡移民给迁入地的政府和群众带来麻烦，所以作出了这样一条规定。
政府想得如此周到，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未必让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干部群众满意。
迁出三峡库区的人认为，既然承认三峡移民是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那么，为什么只让普普通通的百姓作这种牺牲，那些曾经犯过事、对国家和人民欠过情与债的人就不能让他们也牺牲牺牲？
对于这个问题，移民干部们也未必解释得清楚。
犯过事的人也有理呀：好好，过去我是犯过事，做过坏事。可现在我出狱了呀！改造好了呀！是个普通公民不是？那为啥就不能让我们也为三峡建设贡献些力量？牺牲些可以牺牲的利益？别人不愿意搬迁，我们愿意呀！我们愿意做一名光荣的三峡移民呀！
三峡移民工作中就有这么多谁都有理的事，你说咋办？最后当然只能服从国家政策一个大道理。但具体的工作却难上加难了。
难也得把移民的工作做了，而且要做好。要不，咋叫“世界级难题”？
可不是的嘛！
那一天负责到安徽对接的干部回来了，辛苦了几个月，瘦掉了十几斤肉，总算有了收获。当干部们正在拿着移民们的“对接合同书”在“总结成绩”时，突然听得门外有人大声嚷嚷：“出来出来，你们这些干部都是骗子！我们不去安徽了！安徽那地方我们不愿去！不愿去——”
“这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责问负责对接的副县长。
刚才还春风得意的副县长紧张得不知说什么为好：“这这……我们没有虚报成绩呀，是他们自觉自愿在合同书上签的字嘛，而且多数还交了部分建房定金的呀！”
骗子骗子，我们坚决不去安徽那个穷地方！门外，黑压压的几百个移民聚集在那儿振臂高呼着，群情激愤。
“同志们安静些，有啥子事可以说清楚嘛！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我们就改进；是大伙儿不清楚的，没有理解透的，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学习领会。”县委书记赶紧出来调解。
“我们只想问一句话：是不是你们说的，安徽那儿比我们这儿条件好，生活水平高呀？”移民代表说。
“是啊，你们要去的凤阳县全国出名，那儿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自然条件都不比我们这儿差呀！你们去了以后一定会通过比较短的时间实现致富的嘛！”县委书记一副真诚的态度。
“扯淡！”有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一针见血地反问，“既然比我们这儿好，为啥那儿还有人到咱三峡来耍猴呀？”
“是啊，那儿为啥子还有耍猴的人？”一个人的话变成了几十个、几百个人的声音。
“耍猴？哪儿来的耍猴？”县委书记莫名其妙。
“别装腔作势了！你们当干部的就知道把我们老百姓当猴耍，还能干什么呢？”有人尖着嗓门嚷道。
“这话从何说起？有意见可以提嘛，我们什么时候把你们当猴耍？”县委书记有些生气了。
“怎么着，不爱听？那好，给你找个证据来！”人群里，有人将一个安徽来的耍猴艺人推到县委书记面前。
“喂，耍猴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安徽来的？”
那个耍猴人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连连点头承认：“是是，我是安徽的，我有证明呀！身份证也有。你们看，你们看嘛——”
可愤怒的人群并没有再理会他。大伙只是一个劲地责问县委书记：“看清楚了吧，安徽的，还是凤阳的。就是你们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县委书记终于明白了，又不得不苦笑起来：“好好，同志们，我明白大家的意思，既然过去我们一直在向大家宣传安徽比咱三峡这边好，可人家那儿却有人到咱这儿来耍猴糊口不是？好，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请耍猴的安徽老乡来回答如何？”
吵吵嚷嚷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有人窃窃私语：“是嘛，啥子好啥子坏，让人家自己说说那儿到底是穷是富嘛！”
“来来，安徽老乡过来，不用怕！”县委书记亲自将那个吓得躲在一旁的耍猴人叫到众人面前，亲切地问：“老乡，我们这儿的人怀疑你们那儿生活条件和经济不如这三峡一带，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谁说的？我们那儿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一二十年变化可大了！老百姓生活条件比你们这儿要好，整体上要好嘛！”耍猴人一听是问这，便开始挺直起腰杆来。
“那你干啥还要出来耍猴？不会是出来耍猴要饭吃吧？哈哈哈……龟儿子快说！是不是这样啊？”不少人开始哄笑。
“胡说！”耍猴人的嗓门高了起来，“你们知道我这猴是什么猴吗？它是我花了两万多元买来的北美‘雪上飞’！知道吗，两万多块钱呢！”
“好家伙，耍猴人也是小财主呀？”众人窃窃私语起来。
“好了好了，我已经完全明白大家想要问我的话了。这样吧，关于你们要远迁的安徽凤阳那边的情况，特别是那儿到底是比咱这儿好还是差的问题，我们一定尽快弄清楚。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眼见为实。为此我提议：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再从你们中间选派一些代表到对接地安徽考察和调查一下，直到大家弄清楚为止。看这样你们有没有意见？”县委书记笑容可掬地征求移民们的意见。
“这当然是好嘛！”众人应道。
“好，既然大家同意，那我们就立即着手准备。”
一场已经冒了火药味的群体事件就这样平息了。
可县委干部们还没有等到睡下个安稳觉，第二天上班一看，办公大楼前又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群移民……
“又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大惑不解。
“书记，昨天你只说那儿条件比我们这儿强，可我们还是不愿意去！”群众说。
“为什么？”
“那儿是血吸虫病区！我们不愿当大肚鬼！”
县委书记感到纳闷：“谁说那儿有血吸虫病？”
“毛主席说的！”
“毛主席？毛主席什么时候说的？”书记感到十分诧异。
“你不会背《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书记笑了：“看来我们是同时代人，很高兴你能把毛主席的诗词背得这样滚瓜烂熟。”
“怎么书记，你还没有听出我们想说的意思？”
“我不算傻，当然知道你们为啥子背这首诗嘛！”书记笑道，又说，“不过你们也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别说毛主席写这首《送瘟神》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就是毛主席写这首诗时，那儿的血吸虫病不是已经被当地的人民像送瘟神似的送走了嘛！”
“那——我们也不太放心。假如我们新迁的地方是个血吸虫病区，老子可就惨了啊！”一番“舌战”后，众人的口气不再像起初那么冲了，但心头仍有疑虑。
“这么说吧，你们不是还要组织代表去那边考察调查吗？如果大家发现那边自然条件不像我们介绍的好，如果还有血吸虫病流行的话，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表个态：要真是那样的话，我第一个支持你们不往那儿搬迁！咱这一批移民可以往后再说！你们说怎么样？”
“好嘛，有你书记这话，我们就放心了。”
“对头，要得嘛，这样就好了！”
又一场讲理的“险情”解围了。
然而这桩理刚断，新的理又出来了，而且是个更难断的理。
那是重庆市进行的一批三峡移民任务，规模大，时间紧，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不想有个县的移民局反映了一件他们无法处理和解决的事情：该县原定的几百名移民突然因为对方拒绝接收而闹着退出本年度移民之列。
这还了得？移民任务每年的指标必须按时完成，就像军令一般，从市长到县长，从县长到移民局长，再到乡镇的领导、村上的头头脑脑，那可是铁板一块的任务！在三峡移民区，从上到下的干部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那就是干其他任何工作，完成了七八成、干了个大概就算是任务“圆满”了。惟独三峡移民工作不一样。你可以超指标，但100个指标的任务如果完成了99个，那你的工作只能打“不及格”！
“怎么回事？”重庆领导立即出面过问事情原委。
“移民们说，某省接收地对我们这边的移民计划原来谈得好好的，可突然提出有一批移民他们不能接收！”
“啥子原因嘛？”
“说是我们的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符合他们那边的计划生育政策。”
“怎么个不符合法？”
“说是这边的移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这没什么嘛，他们多数是农村贫困地区的，按照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规定他们只能生一个孩子嘛！。”
“是啊，这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接收方的政府部门，他们说了，你们移民来可以，但必须按照他们那边的规定：凡生两个孩子的父母必须有一方要做绝育手术，否则就不能进他们省。这是他们的地方法！”
“这这……怎么又冒出这问题来了？他们那边的规定，那边的法也不能强用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三峡移民的百姓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们背井离乡，远迁他乡，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嘛！现在让他们结扎完了再搬迁过去，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嘛！让我们怎么做工作？噢，通知移民们说，‘你们必须先到医院结扎了才可以走！’这不添大乱才怪嘛！”
重庆方面的领导和干部们气不打一处来。
移民们闹，闹得是有理的。有理的事，处理起来就更费劲了。
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一个是移民迁出的重庆市，一个是接收的某某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边说我们并没有违反国家政策，移民该走还得走。那边说，我们的地方法是经过人大通过的，不能因为你们三峡来的移民就特殊，计划生育是国策，谁违反了谁负法律责任！
怎么办？
向中央反映呗！
于是国务院三峡建委领导的办公桌上摆上了一份“急件”。就这码事却让“统管”三峡工程事务的三峡建委领导们也不由得犯难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可不是哪个部门随便说一句话就行的。
于是这一问题的“急件”又摆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案头。
此事应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出面协调处理！出路终于找到。
重庆方面、接收省方面、三峡建委方面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方面坐到了一起。经过一番激烈而务实的讨论，难题终于有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三峡移民的计划生育问题，在迁出地时按迁出地的政策规定办，移民到迁入地后按迁入地的法规办。也就是说，你是个超计划的育龄移民，在迁出之前你可以执行本地“计生”政策，一旦迁到新的省市就必须执行当地的“计生”法规。
迁出地和接收地的领导们终于松了口气。
移民们也不再为此事闹着不搬了。他们因此更明白了有理是可以走遍天下的。
一个工程，移民百万，中国首次，世界同样无先例。工作千头万绪，找个理来说事还不容易？
在巫山，我遇见了移民老张和老付，两人同在一个县，却不是一个乡。老张是第一期移民，第一期移民多数是“就地后靠”，即虽也属百万“三峡移民”之列，但仅是从淹没的老宅基地搬迁到后山的坡上。当年干部动员老张家搬迁的时候，他大喊小叫着不愿搬，说是原来住在江边的土地如何如何肥沃，家里的橙柑如何如何丰产丰收。虽然干部们通过努力帮助他在“后靠”的山坡盖起了比以前更大更好的房子，但老张心里总有怨气，因为除了认为自己新家没有老宅基的风水和耕地好外，主要是看到像老付他们就没有搬迁。
当时没“后靠”的老付心头幸灾乐祸，见了老张总是拿他寻开心说一声：“老张啊，你可是三峡移民的先锋啊！”谁知这话说了不到两三年，这回老付家被列入了外迁移民，而且一迁就迁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安徽。于是老付大喊小叫自己“亏”了，凭什么老张他们可以“就地后靠”，我非得背井离乡到安徽？干部做工作，说为了保护以后的三峡环境，国家政策作了调整，加上库区没有那么多耕地，外迁可以使你们比较快地实现致富。当然，还要想到我们是三峡人民，要为三峡工程建设作贡献。老付到安徽一看，确实不错，干部们没骗自己，瞧房子是新的，地也比老家的多，以后肯定有发展潜力，于是痛快地同意了外迁。
老付跟老张的攀比算是有了个了结。忽然有一天老付碰上了本县另一位老相识老章。一问，人家老章说也是这一年的外迁移民，不过去的不是安徽，是广东。
广东那地方好啊，人家真把咱当作亲人看待，地给的是最好的，房子盖的一律是新洋房，有水有电，又有卫星电视……哈哈，一句话：老子值了！
老付不信，悄悄自己掏钱走了趟老章他们外迁的点上，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气呆了，人家广东这边就是比安徽那边强嘛！
一样是移民，一样是外迁移民，干啥非要安排我到安徽，别人凭什么到有小洋房住的广东，听说到上海、江苏和山东的也能住小洋房？老付回来后便找到了移民干部问究竟。
老付说完上面的话，还留下一句更尖刻的：我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好公民，三峡移民中的积极分子呀！从鼓励角度你们也可安排我到广东或者上海等好地方去嘛！去广东上海那边的移民中该不会有你们干部的亲戚吧？
像老付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非理，平心而论，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自然要答复，而且要答复得令人家心服口服。
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该到什么地方的还必须到什么地方去。国家要安排百万移民，不可能绝对的一个自然条件，一个规格模式。广东上海富裕，愿多拿出些钱为移民盖“小洋房”；安徽湖北的政府和人民热心呀，他们派人来一对一、一帮一地为你发家致富送知识、送经验。再往细里深里长远里想一想，看一看，原来不管外迁到哪儿的移民们都得到了实惠和特别的关照。“后靠”的更不用说，你不用经历背井离乡的外迁遥途与不适，你可以在淹没期前的几年间获得那些闲置地的双倍甚至几倍的收成，你还可以享受三峡建成后的源源不断的好处……
理，有大的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就看你从哪个出发点思忖了。
移民们能不思忖嘛！他们天天在思忖，每一次思忖就想出一大堆理来。三峡移民工作就是在这千寻万思中不断解决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着。
难在说不清的事儿上
说不清的事在三峡移民过程中太多太多，多得通常令政府和主管三峡移民工作的部门也无可奈何。然而国家定下的三峡工程建设时间表是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水赶人走”的现象绝对不能发生。
百姓凭什么要搬迁？你让他搬迁，除了必要的觉悟外，他会向你提出种种有关他自身利益的问题，只有当他认为所有问题都解决、心满意足了，才会同意搬迁，才会与政府签约，才能销户走人。
在奉节，主管县城搬迁的陈县长给我诉说了6年“移民县长”的万般苦处。“中间最难办的就是那些说不清的事。说不清的事，有的是合情不合理，有的是合理不合法，而许多事是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就是国家一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但上级下达的移民任务是死的，什么时候走多少人、走到哪个地方，都是铁板一块，想改也改不掉的。我们就得硬着头皮去处理那些像乱麻团一样的事，而且必须处理好。”
他举了奉节县城搬迁中百姓们提出的事，比如城镇居民要搬迁了，县里按照当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统计的实物数据，他们奉节县城内大约有私营经营门面房800多家，县政府和移民部门就开始按此规划建设并按上面的数据在新城拟安排相应的店面。但后来县城开始搬迁时，发现这里面出入太大。移民中的私营经营门面房一下多出一倍多，达2000来家。800与2000之间可是个差异巨大的数字，放在奉节这样的小县城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的移民政策和移民补偿款也都早有了规定，不是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同样，老百姓的利益也不是想砍就能砍得了的。动员百姓为三峡作贡献虽然能起一些作用，但应当获得的正当利益得不到，移民们绝对不会干，这一点也非常明确。
“立即重新调查！”县长代表政府发出紧急命令。这是关系到奉节全县整个移民进程和新城建设的大事，是弄不好还会给三峡工程带来影响的大事！
移民局的同志们，会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开始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挨家挨户、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地调查核实，结果发现除了借机谎报外，确实有几百个门面房漏登记了。再细问移民为什么在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人进行实物调查统计时没能实事求是报登时，这些私营业主说出的理由有的听起来能让人笑掉大牙，有的还真值得同情。
某店主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统计时，他正跟老婆为财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老婆背着他悄悄将店面连同房产卖给了别人。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说，你拿不出房产证，最多只能算你是租赁的业主，移民实物补偿这一条你就不符合条件。等到这位店主跟老婆打清官司要回房产权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工作已结束半年多了，自然在几年后三峡移民开始时，这位店主就找不到自己的那份房屋补偿款。
另一位业主更有意思：实物调查统计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家时，他只管忙着干自己的事。第二次人家又来找他时，他干脆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此房已出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根据规定就不再为他进行房屋登记了。几天后此君从外地办货回城，见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别的店铺内左右前后忙碌着，他偷偷直乐，心里说道：瞧这些人瞎忙乎什么呀！三峡工程闹了几十年，从我爷爷辈，一直闹到我这孙子辈，建它个龟儿子！老子才不信能建得起来！几年后全国人大通过决议，三峡工程真的动工了，他这才着慌，自知吃亏已成现实。
上面两位仁兄的事例特殊吧？不特殊！在三峡库区这种情形实在太普遍了。你不能全怪老百姓不明事理，不懂世故。走一走库区你就会知道，多少年来关于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争论早已把三峡人弄得疲沓了，不少人根本不信这辈子能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权当那是子子孙孙的梦吧。而当梦醒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做错和想偏了许多事。一旦政府让他们移民搬迁，即使是红着脸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政府。
人民的政府能不管这类“扯淡”的事？不行，管是无疑的。但管一下有时问题更复杂，复杂也得管下去，直到管彻底。管不彻底，移民工作就无法进行。
在整个三峡移民中，应该说百姓对拆房和搬坟是最揪心的。
人走房拆，是不用说的事。大水一来，库区主要清理的是房子一类的建筑物。但拆毁一辈子或者几代人居住的老房子，可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意思是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再舒适豪华，那毕竟是“外面”的，或者与我的生活之根、与我的文化之本、与我的血脉之承没有多大关系，我并不稀罕。特别是久居一处，从没到过外面世界的山区百姓，你别看他家里简陋得几个人挤在一间茅草房子里，合盖一床被子，你真让他搬迁城里住着几室一厅的楼房，天天上馆子吃海鲜，说不准没出一个星期他就要逃跑了。我在库区问一些移民为什么舍不得走，他们常常说得非常简单，说国家给的补偿不少，搬迁到的新地方也好，可就觉得还是过去的老地方好，习惯了，熟悉了，所以就不想走啊！
一个习惯一个熟悉，包含了中国老百姓全部的生活哲理，因为那里面有生活的习性，有地脉滋育的文化，有祖代相传的遗传因素。越是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人，越迷恋和固守自己的家园。一个历史越悠久的民族，这种迷恋和固守的信念就更加强烈了。
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民族。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传统的产儿。他们对家园的迷恋实际上达到了宗教式的崇拜程度，即使是一名终生的游子，最后他还会来个“叶落归根”。那么已经在“根”上生活的人，就更不用说对其“根”的崇拜和迷恋了。
早期三峡移民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移民们能“走得出”，当你一旦同意并履行了相应的手续，就会动员你先把房子拆了，或者说等你把房子拆了，才发给你国家的移民补偿。我想当时制定这种办法的人，有个自认为非常“有效”的思路：只要房子一拆，你不走也得走嘛！因此，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当时有许多移民为了拆房子的事跟移民干部们闹了不少事，临到最后便改口不愿走了。
某县有个移民姓李，在干部动员他搬迁时，积极主动，而且还帮干部一起动员他的亲戚搬迁。到了需要迁出老宅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时，干部对他说，我们要先拆你的房子，不然就没法将补偿费发给你。这位移民火了，说我用人格向你们保证一定搬嘛，房子就别先拆，等我们走得远远的你们再拆也不迟嘛。干部摇头说：不行啊，不是我们信不过你，邻乡一批移民就是因为房子不拆，他们把一切手续办了，补偿费也领了，结果还是住着老房子怎么也不搬走，上面来检查，一看怎么都没走啊！所以我们只能把移民的房子先拆了，最后再把补偿费发给大家，这叫“两清”。
“清”补偿费很简单，那是有数的。可要“清”移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根，就不那么容易了。再者，移民们说，我们人还未走，就是还有一个晚上要住，也得有房子呀！你们拆了我们咋个住？住露天？干部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找地方，给钱也行。移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们就是想能多住一天是一天，心里有痛，不想看到祖传下来的老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给毁了。移民老李坚持自己的观点，干部们也觉得十分为难，“拆房给钱”是上面定的，于是僵持在那儿谁都不肯让步。最后，当拆房子的推土机“隆隆”地开到老李家门前时，积极了一年的他带领全家人躺在地上就是不让拆房，并说你们有本事就从我身上轧过去。
像上面的这种“先拆房，再走人”的做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二期移民时一般都是等移民们搬走后，再由政府统一安排拆除。
万州区有个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自己的致富门道，在老宅基上盖起了三上三下的新楼。他是全村第一户盖楼房，盖的楼房也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三峡移民开始。这位农民一直以此为荣。干部动员他搬迁，他说三峡工程建设是国家的大事，我同意搬。后来政府给他全家安排在一个新的移民村，新地方不算差，可绝对少了他在以前村里的那种风风光光的优势。这位移民为此常常彻夜不眠，后来独自从几百里的新家跑回他的老房子住，这一住就是10个月。从搬迁到拆房清库，有个时间差，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这位移民在那些日子里既没做生意，也没种田，有人问他咋回事？住老房子又不生钱不生粮，你犯啥子神经病？那移民说：这房子是我一生的辉煌，没了它，我心里空荡得很嘞！
据说后来推土机推掉他的三层小楼后，这位汉子蹲在地基上哭了好一会儿。
移民清库中还有一件难事，就是对坟墓的处理。
道理谁都懂，你问哪个移民他们都知道，以后三峡水库要讲究环境，不能有污染。死人骨头和棺材一类的东西，肯定应该清理掉。再说，我们自己走了，也不能让祖宗和仙逝的亲人们淹在水里呀！
道理归道理，可真要“掘祖坟”、挖墓茔，问题就一大堆了，有些事连会编故事的小说家都想不出来。
胡学成老人的儿子胡开明去世多年，当干部们清理到老人儿子的坟墓时，犯大难了：村上的人都知道，这件发生在26年前的事，谁要是在现年76岁的胡学成老夫妇面前提一下，弄不好会出人命的！当年的胡开明是胡学成夫妇的宝贝儿子，年轻力壮，为人又仗义，是胡家的顶梁柱。1975年，18岁的胡开明高中毕业后被村上安排当民办教师，这在村上人看来是“最有出息的”。就在那一年，村里开了一个煤窑，需要有力气的男人们去做工。由于煤窑的活苦，又危险，村干部找不到人，当时的村支书就来动员胡开明，希望他带这个头，为村上挣点钱。胡开明实在，便一口答应了。
“胡老师”都进窑了，村上的男人们没提啥条件就跟着一起干开了，村民们因此有了一段幸福日子。可就在人们希望能从煤窑里得到更多的财富时，有一天突然煤窑瓦斯爆炸。当场炸死6人，多人受伤。胡开明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失血过多而死去的。一路上，胡开明还不时对朋友开玩笑说大家都死不了的，如果死了，埋在一起也不孤独嘛！得知儿子死讯后，胡学成老两口哭得死去活来，一夜间头发全白了。从此江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就留下了让两位老人永远悲痛的一座坟墓。虽然岁月一年一年地消逝着，可两位老人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衰老，对儿子亡灵的牵挂愈加刻骨铭心，几乎每年所有的节日里，他们都要为儿子扫墓和祭祀，以获取一份无法换回的抚慰。
现在清库开始了，按规定175米以下的时过15年的老坟都得就地销毁平整掉。
村民和干部们万般无奈，知道与胡学成夫妇商量此事，等于是在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心头刨血口。
干部和村民们共同商议，决定对胡开明的墓进行“特例处置”。他们在淹没水位线以上的一块风水非常不错的地方，为胡开明重新进行了安葬，而且坟墓也比过去砌得高大些。等一切完工后，村上的干部和群众才把迁坟的事告诉了胡学成夫妇。两位老人得知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新墓地，好生哭了几个小时，仿佛又一下老了几岁……
据统计，整个三峡库区需要迁移的坟墓共达5万余个。几乎每一个坟墓的迁移和平整过程，就是又一次对移民的动员和艰难的思想工作。某村移民就是因为在亡妻的迁移中，干部们少给捡了一根遗骸骨，竟然要那个干部在他亡妻墓前下跪3个小时。
“知道吗，丢失的哪是一根遗骸嘛！那是扯我心的魂灵呀！”那个移民如此哭诉着。
这就是我们常人并不知道的三峡移民——“世界级难题”中的一个小景。
外国人评说中国的三峡移民是项难以啃得动的“世界级难题”，那是从表层的意义上理解的，或者是从过去那些水库移民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三峡移民难在数量上，难在中国的国力薄弱上，难在还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安置措施上。固然这几个原因非常直接，但中国人自己理解和感受百万三峡移民的难，还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今天的移民中，有的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照顾，对各级领导和干部们的热忱呵护，对社会的百般关照，对世人格外关注三峡工程，看作自己当移民的特殊，内心深处充满了这样的优越感。
巫山有个移民，人称“国家干部”，那是因为从1999年开始动员移民外迁后，此人便干脆利索地跳出了“农门”。开始跑到县城呆着，后来跑到重庆呆着，再后来便跑到了北京。他的全部理由是“国家拨了移民款有四百多亿，那么百万移民每人该拿到4万元。可为什么我们偏偏没有拿到这个数呢！”他到哪儿都慷慨激昂地讲述他的“不幸”，他说他家五口人，干部“贪污”他家的移民款，只给十一二万元，至少让他“吃亏”八九万。不知详情的人听后颇为同情这个移民。
相信这话的不仅有国内同胞，外国个别记者便借助此人的话来攻击我们的三峡移民工作。
见有人同情，见外国人都在“摇旗呐喊”，此人更加得意。后来发展到连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的车他都敢挡，甚至上财政部“要钱”，到中纪委“声讨”。最后因为闹得实在过分，被有关部门送回了原籍。但他仍找政府和干部要钱。
有一天，镇党委书记总算“逮”到了这位“几年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上访专业户”，问他：“你学习过国家的《移民条例》吗？”
那人摇摇头。脸有些红了。
书记就告诉他：“国家说的三峡工程用于移民安置的预算确实是四百多亿元，但并不是说这些钱都是给移民本人的，因为还包括城镇迁建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设施复建等十几种费用。这一点你明白吗？理解吗？”
那人点头了。
书记说：“那好，我再问你：你学过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文件吗？”
那人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书记的脸也跟着严肃起来，说：“国家允许一对夫妇生一个小孩。我们重庆市对农村特别是山区的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最多允许生两胎。你家生了几个？3个吧？是违反政策了吧？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知道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还想获得移民资格，还想伸手向国家要钱，你自己说有没有理？”
那个移民的头昂扬了几年，此刻终于垂了下来。
别以为走与不走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静心等候敲起欢送的锣鼓。烦心事还在后头呢！有些移民啥手续都办好了，可等移民干部上门编号一起出发时，他突然说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办好，不走了。
“啥，不走了？”移民干部急得直冒汗珠，连忙追问。
人家不紧不慢地回答：“是嘛，我新买的一辆摩托车前两天被县上的公安局扣了。”
“为啥扣你嘛？”
“没牌照嘛！”
“你……那你准备咋办？”
“啥法子也没有呀，本来这摩托车是我拿移民补偿款买的，想到那边靠它致富呢！”移民说这话时假装露出几分伤心之色，心里却在偷笑说：看你还让我走不走！
移民干部果真急得团团转。事已至此，只要有一个移民不走，责任全在干部身上呀！
“告诉我，哪个派出所扣的？”半晌，干部瓮声瓮气地问。
“城南派出所。”
干部转头走了。那移民吹起口哨，回家呼呼大睡。因为他明白：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款肯定是不要他出了，新摩托车也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他手里。
果不其然，当晚他的这一愿望全部实现。
这样“无理争三分便宜”的事，几乎天天会出现一大堆。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有些移民常常把“我是江总书记派来的三峡移民，是朱总理请来的客人”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且边说边用，用到极致。
我在外迁安置地的广东等地同那些三峡移民聊天，问他们心里真的知道不知道平常表现出的那么多“特殊”在不在理呀！
有位移民笑笑说：“咋不知道嘛！可外人并不明白我们为啥有时显得蛮不讲理？”这位移民说到这儿指指胸口，说：“这儿，这儿有问题！我们还没有习惯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只要遇上一点不顺心的事，心里就不平稳，一不平稳，行动上就会冒出点歪理邪念来嘛！”
我想这位移民讲得在理，讲得真实。移民们确实不易，全社会应当给予他们同情与关照。
最难最难的是国家
在三峡库区，我们到处可见“舍小家顾大家，愿为三峡作贡献”这样的口号。这里的“大家”指的自然是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听惯了国家这个词，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庄严的代名词，是幸福和兴邦的希望，是胜利走向胜利的目标。
但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国家也是由人支撑起来的一个机构和组织，它只是由无数个百姓的“小家”组成的大家而已。俗话说，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在三峡移民问题上，“大家”的难处其实绝不比百万移民的小家少。
三峡移民，最难最难的是国家。
先说说为啥一项谁都知道利大于弊的工程要拖几十年才兴建。
第一当然是国力问题。
然而国力问题是惟一的吗？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照样也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几任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而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三峡工程得以正式上马。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再有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仍有可能动不了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难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像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移民越少，国家的负担就相对轻一些，老百姓更安定一些，遗留问题也少一些，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但是，三峡工程是个例外。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容量作用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到合理的位置上，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
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是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地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老百姓们原先耕种的好地方，大片的沃土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加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地面积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地面积和实耕地面积之转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一块山冈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在三峡工程建设尚在无尽的论证时，在“后靠”的山冈上开垦种植柑橘的试验就已进行——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为时不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的风暴突然把三峡移民的“柑橘致富梦”吹得一干二净：土生土长的柑橘哪能打得过洋货洋果？就连本国本省的水果也可以将屈原老先生千年传下的柑橘打得稀里哗啦、一钱不值！
移民们哭了。
办法还得重新想。
于是《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有了这样十分醒目的内容：“农村移民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基础，通过开发可利用的土地，改造中低产田地，建设稳产高产粮田和经济园林，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渠道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是啊，“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好办，问题是三峡库区真正有条件办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实在不多。至于其他诸如“可利用土地”、“稳产高产粮田”等等都不易有嘛！即使上面的都有，田有，地有，乡镇企业也有了，二产三产也有了，突然有人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三峡库区不能再走过去一些水库的老路，千万不能让这一伟大的水库成为一个“大粪池”，保护环境是三峡水库和大坝的根本。
好嘛，国人的环境意识都加强了，好事一桩！可百万移民都“后靠”到山上去了，三峡水库必定带来生态的严重后果！
国家又出现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解决未来三峡水库环境问题，中央决定给40个亿人民币！但这还是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库区百万移民问题。
“就地后靠”便成了问题中的突出问题。专家们尖锐的意见，连国外的好友和敌人也跟着对此问题大加评论，比讨论自己家的事还起劲。
迁！迁出库区！国家经过反复论证和思考，决定二期甚至三期的移民尽可能地外迁到他乡。
开始是在本县本市本省解决，后来本县本市本省也不好解决了，就决定迁移到其他省去。
选哪个省？自然首先想到了人口少土地多自然条件还比较好的黑龙江和新疆。
组织外迁移民吧！于是经过千动员万动员，总算组成了首批赴新疆的移民约两千余人，去黑龙江的也有几千人。
“新疆是个好地方，满地的葡萄香又香，还有那姑娘美如花……”巫山等地的两千多位移民，怀着美好的向往不远万里，到了新疆。果然不错，因为他们去的时候是8月份，正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姑娘也确实挺美。移民们感到特别的新鲜，看惯了峡江的水和山，再看看新疆的天和云，真的让移民们心都开了花，“那天蔚蓝蔚蓝的，那云白得像女人的酥胸……”有人写信回来这么说。
可是这两千余人不到第二年的开春时节，无一例外地回到了库区。怎么回事？不是好好的嘛！咋都回来了？
龟儿子，啥好嘛！回来的移民们拍着身上的寒气，说：那不是我们南方人呆的地方！冷得出门撒尿冻成冰棍不说，我们一年四季干惯了活哪有闲得着的时间，可新疆倒好，一整个秋冬全都窝在炕上连个家门都不出，那日子老子没法过！
原来如此。
黑龙江方面情况基本一样。
试点省（区）的三峡移民全军覆没。
怎么办？往哪儿迁移才能“走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国家面前又出现了难题。
既然三峡工程是利于全国人民的事，那些因三峡工程而得益的长江中下游省市在安置三峡移民方面理当作贡献。对，长江中下游省市又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安置一定数量的移民应该不成问题。三峡移民到了那些地方，日后发展和稳定相对都会好多了！
这个方案可行！中央领导圈定此举为上策。
这么着，列出了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东、四川还包括重庆市未淹没区这些自然条件相对好、经济比较发达、三峡建成后得益多的11个省市，安置三峡外迁移民任务。另一方面，是在1992年第一次对口支援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中央发出了对口省市向三峡库区支援建设的通知。
后者收获多多，各省市特别是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省，经济发达，大量资金无偿给了三峡人民。今天我们到库区走一走，你所看到的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用上了兄弟省市支援的部分资金。至2001年底，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的资金达一百多亿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情谊。
不过说起安置移民则碰上了另一些难题。某省一听说他们也有六七千名三峡移民指标，觉得“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笑眯眯地跟上级和三峡库区的同志商量：要不你们也别把移民送过来了，我们按每个移民几万元钱给你们，人嘛还是留在三峡算啦！
不行！中央说话了。移民外迁就是为了解决将来三峡水库的人口压力，平衡地区发展和环境问题，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事。
好好，中央说了算，我们坚决听从中央的安排。不过，既然要让我们安排移民，那就得有安置费吧？
这个自然。
别以为国家就那么容易，其实“大家”办事跟“小家”做事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兄弟姐妹之间要讲究平衡，儿女之间也不能偏心眼，该重该轻，都得有技巧和尺度。
比如上面说到的计划生育政策，比如有的省市为了安置好移民不惜拿出最热情的态度和本钱盖“小洋房”安闭路电视啥的。这或冷或热的做法，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对百万移民们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为啥让我们结扎了再搬迁？为啥别的省市移民能住“小洋房”而我们住不上等等问题，你让国家怎么个回答？
不回答也不行。老百姓逼急了，敢到北京来上访。
国家还得出面协调、解决。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还得用“规定”、“条例”，甚至是法律来确立。但法也是人制定的，时间往往是这些法的掘墓人。
就拿对移民的淹没财物和生产资料的补偿来说，国家有多难，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明白。先是确定不下工程上马时间，再就是630公里长近1000平方公里面积上，大到一个几万人的工厂，小到农民宅前宅后的几棵小树，你都得一一登记实测，仔细丈量。老百姓可不会像你那么粗粗扫一遍便完事了，假如你稍稍马虎将皮尺斜放了一下，他可瞅得清清楚楚。仅这淹没地的实物和土地统计测量，国家花的钱不说，几千人的队伍整整干了两年多。
你以为这就完事啦？非也。事实证明，无论当时担任这一重要工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们是怎样的细心和负责任，漏报虚报假报的还是有不少。错的可以改，漏掉的还是可以补，但有一点则无法修修改改，那就是移民们和淹没区域内的实物补偿到底以什么时间为准这一点是修改不得的。你说《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通过的那一日截止？之前的可补，之后的就没有补的了？那好，几千人的实物测量和统计队伍能在哪一天之内将全库区1000平方公里上百万人的食居宿行全部统一吗？你能保证哪一天内没有十家八家的农民在盖新房？能保证哪一天内没有三五十个产妇要生孩子？能保证哪一天百个十个新门面开张，十个百个老企业关门倒闭？谁都没有那本事！难啊！可不断定哪一天作为实物统计的截止日子，你三峡工程预算这一块还能出得来吗？三峡大坝什么时候建得起来呀？
不行。绝对不行。
于是国家以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这一日子为杠杠画出了一条截止线，即你在这一天之前经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登记在册的房子将来在确定你为移民时就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如果在这之后盖的房子就不会得到补偿。当然这里面还考虑了当时国家认为比较合理的因素，如你虽然在1992年4月3日之前没有把房子盖起来，但你已经办了相应的建房手续，那么长江水利委员会也给你登记在册，以后的补偿同样能够得到。人口方面的问题更复杂，当时国家虽然也考虑了认为比较合理的因素，但具体的情况要远比决策者考虑到的可能出现因素要复杂得多。
三峡移民工作中最难做的大概要算这方面的事了。比如关于房子问题，老百姓对此最为敏感，也最为较真。其实换了谁也都一样。举例：某村的张三，他在1992年4月3日前确实只有三间房，但他的儿子要结婚是早先定了的事，结婚时间定在这年“五一”节，因为当时张三家里经济有些困难，还有一些材料未备好，所以长江水利委员会来统计房子时他家既没将新房子盖起来，也没有来得及到有关部门去办相应的手续。可后来为了赶“五一”节能办喜事，张三动员了亲戚和村上的力量，赶着用十几天时间就把房子盖好了，儿子的喜事也办了。这事村上的人都还记得。
但后来移民的事下达时，张三全家都是要搬迁的移民，结果在办理房屋补偿时，他在这年“五一”节前盖的另外三间房子根本不在册，所以也就没有补偿。张三为此大为不满，说干部不向着他，在搞腐败——张三指的是一名村干部比他房子盖得晚，却拿到了补偿费。其实那干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暂且叫那干部老林吧——老林是个明白人，当时他确实还没有把房子盖起来，材料还备得不足，可人家聪明呀，一听长江委员会派人来实测统计淹没生产资料情况，他便赶紧到有关部门办理了建房的手续，啥子建房批件，样样齐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看：没错，老林的预建房可以登记入册。后来老林的房子在张三盖房子的半年后才动工兴建。几年后办理三峡移民房屋补偿时，老林也顺顺当当地领到了几万元房屋补偿费。老林对此理直气壮，说我根本不是啥子腐败，我吃的是三峡移民政策补偿费。
这还不算最怪异的。某村的菊花与兰花是同年出生的一对好姐妹，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使她们在嫁人时也选择了同一村，而且结婚日子都是同一天。后来她们的小宝宝也在同一年出生。可在三峡移民时，菊花家的孩子是有名分的小移民，也按照规定领到了几万元的安置补偿费。但兰花家的孩子却没有领到，因为孩子不是在册小移民——尽管孩子也必须跟着父母搬迁走人。原来，在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来村上登记户口时，菊花正好在家，又上医院做了B超，让乡计生委的干部出具了生育证明，于是菊花家成了事实上的三口之家。可那时兰花正随丈夫一起南下打工去了，虽然也接到了家里来信，可就是没有到医院检查身体，其实那时兰花也已怀上了孩子，就因为当时的“大意”，结果几年后吃了大亏。
像移民兰花和张三这样的“具体情况”提出来，你政府和干部回答得了吗？移民们够实事求是的，可你政府和政策能简单按此“具体情况具体办”吗？不能，至少非常困难。
难题因此增加！难题的难度也因此增加！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当然不能在人民和百姓面前这样说话，可实际工作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难题连国家和政府都非常为难。
三峡移民问题上，国家就处在这种境地。
百万移民本无先例，今天的移民又与过去年代不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百姓也知道讲价钱——讲价钱本身并没有错，更何况三峡移民是非自愿移民，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都可能出现，即便是认为当初最合理最科学的政策，几年后却会发现完全行不通。
然而三峡大坝已一天比一天高矗而起，大坝下闸后，长江之水也将一天比一天涨起，移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搬迁，这是建设工程的必须，这是中国历史的必须，这还是不可抗拒的华夏民族命运的必须！
在一项决定民族未来和社会发展的伟大工程面前，在人与水的较量过程中，人有时必须退却，必须让步，必须离开你那热恋的故土与家园……
三峡移民就是这样的艰难与不易、光荣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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