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被封为汉王,其藩地在遥远的云南。云南毗邻安南(古称交趾)等国,边防地位极重要。永乐帝派他去边陲,其用意或许是想叫他威镇西南,真正起到“藩屏”的作用。但高煦又委屈又烦恼,对皇上说:“我有何罪,斥徙万里?”堵得皇上道不出话儿。他赖在京师不走,皇上也只好由着他去。
那时候永乐的主要精力是倾注于“文治”上了。
他以武力取得皇位,他却不想给人以“好武”的印象。登基伊始,通政使赵彝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原是想献媚取宠的,不料永乐批示道:“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此献图者,必谓朕有‘好武’之意,以冀进用。其斥去之!”赵彝讨了个没趣儿。
偃武必修文。永乐元年八月,除北京外,全国举行乡试。永乐二年春,就是封太子、封汉玉赵王的时期,会试刚刚结束。会试之前,永乐问礼部尚书李至刚,洪武时期选士多少?李至刚说,各科不同,多时达四百七十余人,少时只三十人。永乐说,朕初即位,取士宜多。于是这一回取了新进士四百七十二人,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相同。经廷试,一甲三名为翰林修撰、编修,二甲五十一人俱授翰林院庶吉士。
永乐帝对会试落第的举人也给予关怀,令翰林院择其较优者入国子监继续研读,以俟下科再试,且给予“教谕”的俸禄。“举人入监”,称为“副榜”,副榜之设,从永乐朝开始,后代延续了下去。
那些日子,新人仕的士子们集中在朝天宫演习礼仪,忙得李至刚等礼部官不可开交。然而朔望日大朝时,一看奉天殿内外站得满满荡荡,因建文遗臣死的死逃的逃所造成的“左班”儿稀稀拉拉的局面已经转变,皇上春风满面,李至刚心里也美滋滋的。
这一日,永乐谕礼部,说他要亲视太学,看看那些国子监的学子们。礼部官便陈奏说,皇帝视太学,按规矩必先祭奠先师孔圣人。永乐说:“孔子乃帝王之师,是孔子以‘三纲五常’之理,立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朕应隆重祭奠先师,以示本朝尊儒重道之意呢!”于是,礼部官赶紧安排皇上祭孔、视学之事宜去了。
说到皇帝祭孔和视学,洪武十五年时曾做过一回。永乐决计要比先皇帝做得更隆重。这是三月中旬,风轻日暖,花树繁茂。礼部早在位于鸡笼山之南的成贤街上设了长长的帷幔,从南门即大成门的牌坊开始,这一带已“静街”,只有国子监的祭酒等官员,率领着学生们夹道迎接圣驾。辰时,永乐帝率百官来到大成门,下御辇,入帷幔更换皮弁服。先到孔庙,向圣人神位行礼。事前礼部官在考“谒庙仪”时,说孔子虽是圣人,但乃人臣,皇帝行礼宜“一奠而再拜”。永乐却说不可,拜先师,礼宜重,他坚持要四拜。拜毕,又到帷幔里换了常服,即翼善冠和金织盘龙黄袍。然后再升辇,在鼓乐仪仗引导下,率文武百官进入了国子监。
国子监是在洪武初年设立的,设了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个馆,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年级,此时的学生约六七千人,而宿舍即“号房”多达一千余间。其中供外国留学者使用的“王子书房”和“光哲堂”,就有一百多间;教室即“讲院”八十间;练箭处即“射圃”一处;菜园即“蔬圃”八十余亩。学生来源,主要是各州县选送的贡生(每县每年限送一人),功臣及贵戚子弟,边疆“土司”子弟。也有来自日本、高丽(朝鲜)、琉球、暹罗(泰国)、安南等国的留学生。然而,这么多的中外学生,管教人员却少得令人惊讶:祭酒(即校长)、司业、监丞、典簿、典籍各一人,连“五经博士”、“助教”、“学正”等总共才三十余人。
当时的“祭酒”是胡俨。胡俨原在钦天监任职,但很快即以解缙之荐入翰林,成为文渊阁的学士,不久又调来国子监。此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实属饱学之士。按照既定的程序,他率领着学官、诸生,请永乐帝到彝伦堂升座,然后三品以上及侍从官人堂东西侍立,接受了他们的五拜礼。之后,永乐便将《五经》即《诗》、《礼》、《易》、《书》、《春秋》颁赐给太学。
今日最重要的活动内容,是皇帝及百官听国子监祭酒讲授《五经》。这对永乐和胡俨来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听的和讲的,都是第一次。天其实并不热,但胡俨在拜见皇上时已经满头汗水了。永乐便笑吟吟说:“如此好的天气,先生便到户外讲,朕与学生们都到院子里听,如何?”说着,他已经站起来了。胡俨受宠若惊,便忙不迭地亲自动手,也有内官帮着,将御座抬到了院子里。院里有一株古桧树,人称“六朝松”;鉴于六朝皇宫在隋兵灭陈时就已被夷为平地,故而这桧树是硕果仅存的,十分珍贵。御座就设在“六朝松”下,而胡俨的讲坛离御座也不过五六步的样子。
胡俨提纲挈领地讲了讲《五经》。讲罢,永乐派内官赐茶水,并择其要点提了几个问题。胡俨简明扼要一一作了答复。那天国子监大院里黑压压的衣冠儒士,见皇上如此谦逊,如此敬儒,感动得真有点儿飘飘然了。
永乐听完了讲课,兴犹未尽,又由胡俨陪着,到国子监各处巡视。从洪武朝时对监生就很是厚待了,不仅管膳食,每年还赐以布帛文绮、衣服巾鞋;正旦元宵诸令节,还另有赏钱。打从孝慈皇后在时,就曾以皇后的名义在监中积粮,有二十余个米仓,用以供养诸生的妻子。监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并发女衣二袭,月米二石。永乐一面听胡俨介绍情况,一面吩咐礼部官,从即日开始,监生的待遇还应略作提高。他还特别嘱咐,北京的国子监,也要照此办理——原来,从永乐元年开始,随着北平改为北京,国家已有两处国学了。仅此一举即可看出,皇上对“文治”是多么地重视啊!
永乐到学生的几个“号房”略看一眼,又到“讲院”检阅了学生们每月一次考试“四书”、“五经”的卷子,还饶有兴味地跟学习外国语言的一部分学生,交谈了翻译书籍的几个问题。最后,他来到洪武时期树的一块碑前。那是太祖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这块碑的独特之处,是洪武爷用他独具个性的语言亲拟,完全是通俗的白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宗讷为首任国子监祭酒)做祭酒呵,学生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著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役。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赖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永乐看罢,才知道了由太祖亲手拟的这通圣谕里藏了个血淋淋的故事。那是当年宗讷定的学规甚严,待学生极是残酷,故曾有人饿死或自缢。于是就有个叫赵麟的学生写了张“没头帖子”以示抗议。结果赵麟被查出来,在国子监里斩首示众。永乐在这碑前伫立良久。他心里话:太祖治国太严(连国子监里都这般严酷),建文却失之过宽,到我这一朝,应该宽严适度呢!
视察结束之后,永乐按照礼部的奏请,也在太学里立了一块碑。碑文也是由皇帝亲撰的。不过,他撰的这辞儿,却不是洪武帝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洪武帝直来直去,他就有点儿装腔作势了:
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世之尊崇之礼者,非于孔子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无也。
……
这两块皇帝亲拟的碑文并列在了一起,使人们看到了两朝天子不同的风范。
二
永乐帝祭孔和视察太学的这天下午,又来到文渊阁,视察另一件大事,即《永乐大典》的编纂。
早在三年前,即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永乐帝到太庙祭祖“荐新”之后,就曾召从祭的翰林侍读解缙等人,讲到他修书的打算。他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之中,浩如烟海,不易检阅。朕想悉采天下之书,将所载事物聚于一起,而统之以韵,庶几乎考察方便,如探囊取物呢。尔等应体朕意,凡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类,辑为一书,勿厌浩繁。”
话讲得很清楚:一是要全,要辑录各家之言;二是要大,要不怕浩繁。
但是作为总裁官的解缙似乎未能理会其要领,以为皇上意在尊孔重儒,所以未能兼收诸家之学。编纂的进度倒是不慢,翌年十一月即编纂告竣,将成书呈送御览。永乐开始还很高兴的,特赐名为《文献大成》,且对修书的一百四十七人都给予赏赐。然而,待他坐下来亲自翻检时,却不禁大失所望。叹道:“不对了,这哪里是朕要编的书呢!”
这也难怪。解缙虽堪称学富五车,却是地地道道的鸿儒,难以兼收百家。可以说,解缙也好,方孝孺也好,这类大儒的思想,很难跟洪武、永乐这样的皇帝完全合拍(倒是能跟建文一拍即合)。想当年,方孝孺以吴溥等人举荐于洪武驾前,洪武帝虽也称赞他的学识,但又说:“当老其才”,“今非用孝孺”时;后来解缙被举荐,洪武帝也是用“后十年来”,“大器晚成”之类的话,婉辞拒用。说到家,洪武帝是不需要方孝孺、解缙这样的儒生来治国的。而永乐帝同洪武帝在治国之道上,倒基本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就《永乐大典》的编纂来说,想来想去,解缙担任总裁怕是要耽误他的大事。必须找合适的人来替换;即便不把解缙撤换下来,也应当充实和调整人员,更换“总其事者”。那么,找谁来领头儿合适呢?……
永乐帝反复思忖。蓦地,一颗光光的和尚头,三角眼儿,“形如病虎”的黄皮子老头儿便浮现在他的脑里。
对,还是道衍合适。道衍最懂他的心思了。道衍是那种“归儒不尽而为墨不终”的人物,他的脑瓜,是能兼收百家的。那就由他来主持“大典”的修撰吧!
道衍现在已经不是僧录司的左善世了。
从永乐二年四月开始,他恢复了姚姓,被皇上赐名广孝,并授以资善大夫、太子少师。从六品官一下子提升到文职最高的从一品。这就与他的“靖难”第一功臣相符了。
道衍怎么又会接受了皇上的封赏呢?他是真心做和尚,还是真心想做官?或者,他又想做和尚,又想做官,鱼与熊掌兼得?对此,当世的人说不清,后世的人也说不清,甚至道衍本人也说不清。
关于道衍接受封赏这件事,当然还是由皇上先提起的。据说,那日早朝时,永乐帝蓦地想起道衍已久日不见,怪想念的。便令随堂太监问一声,僧录司的道衍来了没来?太监把话传过去,过了老大工夫儿,道衍才气喘吁吁蹒蹒跚跚地进殿。
永乐帝问:“斯道先生近日忙些什么?”
道衍勉强说了个“老臣无事……”就喘作一团,且以袍袖不住地拭汗。脸色瞧上去也不太好看。退朝之后,永乐将道衍单独留下,君臣来到东便殿。永乐吩咐:“给先生看座。”然后又说:“方才见你气色不顺,莫非有何烦心事吗?”
道衍连连摇手:“无有无有!今太平盛世,老臣高兴都来不及呢,哪有烦心事?”
永乐笑着打量他说:“朕与卿肺腑之交,心有灵犀一点即通。卿定有不顺心之事,但说无妨!”
道衍的黄脸儿微微一红:“其实亦无大事。让陛下操心,真令臣惶惶不安……”
“啊呀,小事对朕说说亦可呀!”
“这个……”道衍似乎头一回说话吞吞吐吐。见永乐的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只好吐露胸臆:
“臣上朝前待漏门外,因有话要同吏部尚书谈,历五阶而上,谈毕又历五阶而下。老臣年迈不堪趋奔,因此心中怏快。”
“哦,原来如此!”永乐心里在笑,脸上却是一派严肃。果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听出道衍弦外之音了。便说:“先生找吏部尚书说话不方便,朕找先生说话亦不方便。不过朕找吏部尚书说话却是极方便的。先生的话,就由朕说便是!”
恰好这一天,永乐召来吏部尚书蹇义等商议东宫官属。这一天道衍便成为了太子的师傅,官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从此而后,这老头儿再与吏部尚书说话,就不须“越五级而上”了。
道衍虽除授太子少师,受皇上隆恩(皇上与他对话,辄呼“少师”而不称姓名),但他却仍未蓄发,仍未接受府邸和宫人。他仍住在天界寺里。上朝时穿官服,退朝后仍是一袭僧衣。于是,人们都觉得他是个怪人,难以捉摸。
道衍做了少师两个月后,凑巧他的家乡苏州一带遭水灾,永乐帝令他前往赈济灾民。接受了这份钦差,他百感交集。阔别家乡二三十年,当年出家时孑然一身,而今回乡却是前呼后拥,从者甚众。当他又路过镇江北固山时,忆及当年怀才不遇时的诗句:“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又想起他赠袁珙的诗:“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如今他已实现了抱负,已位极人臣,衣锦还乡,何其荣耀!然而,遗憾的是他人也老了——已届“古稀”了!
道衍在苏州期间有几段轶事,为后世人们添枝加叶,津津乐道。
一件事,是他回老家省亲,探望他惟一在世的亲人,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姐姐。老姐姐脑筋似乎很糊涂,又似乎超常的清晰。第一回到姐姐的家,他穿的是官服。她就关着门,只从门缝里冲他说:“哟,这是哪来的贵人?贵人何踏贱地?”就惹得墙头上、树权上瞧热闹的乡人嗤嗤地笑。道衍就听出了姐姐的话里有讥讪之意。于是换了僧衣,再次来到姐姐门上。姐姐擦了擦老眼,瞅了半晌,好歹才认出他来。他进门后朝老姐姐倒身下拜。她却仍是带搭不理的。对他带来的琳琳琅琅礼物,她都不屑用正眼儿瞧。而令道衍最为吃惊的是,她这位老姐姐竟会说出一句震聋发聩的话:
“你是和尚呢?还是官儿呢?”
道衍在老姐姐家里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他拜辞出来,又去拜访旧友王宾。不料王宾也令他吃闭门羹。王宾只是在门缝里冲他说:“和尚错了!和尚错了!”……
“和尚错了?为何错了?错在哪里?……”道衍暗自拷问。这是极深奥的大题目,他须细细思考,慢慢咀嚼、回味。
在苏州赈灾期间,道衍公务之余,有时也独自出游。出游时身披袈裟,依然是超世脱俗的高僧模样。有人做诗说他:“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段轶事:
那一日,他来到寒山寺散步。走得倦了,也饿了,便坐到寺外的亭子里,吃着干粮小憩。凑巧儿一个姓曹的县丞也来游寺,见这老和尚在亭子里闷头吃饭,当官儿的来了既不回避也不让座,好生没礼貌!便让衙役们将他揪起来,抽了二十鞭子。道衍说:“你怎能随便笞人呢?”县丞更怒,说:“你还敢顶嘴!”吩咐左右:“与我押到衙里!”
第二天,道衍的随从们因少师一夜未归,十分着急,四处寻觅,好歹才在县狱里找到了他。姓曹的县丞和地方官吏这会儿才知道闯祸了,都吓坏了,纷纷来向道衍请罪。道衍也不说话,提笔在纸上写了几句,掷给当地的官吏们。他们一看,原来是四句诗:
敕使南来坐画船,
袈裟犹带御炉烟。
无端撞着曹三尹,
二十皮鞭了宿缘。
众官吏从“了宿缘”这三字上,揣知少师不会因受辱这事与他们一般见识,便暗自庆幸,念阿弥陀佛。但是分手时,道衍还是教训那个县丞说:“野僧在亭内吃口干粮,又碍你何事?唉,书生为官,岂可张狂欺人呢!”
赈灾结束回到京师,道衍便喂养了一只雄鸡,每天早晨闻鸡而起,按时上朝,迟暮之年仍忙忙碌碌。身为太子少师,既担负着辅导太子的重任,还要为皇太孙讲读于华盖殿。然而这老和尚晚年最大的贡献——他还能让人们时常提及的,便是参与编纂湟湟文献《永乐大典》了。
三
从文渊阁重新开馆修书的那天起,解缙就有一种不祥之感。他知道,倒楣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但是他很困惑。他不清楚他的灾祸来自何处。他也绝对想不到,他将会死于非命。
人啊,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和把握自己。即便解缙这样的才俊,他观察别人目光犀利,透彻五脏六腑;可是,他偏偏就看不透自己,甚至可以说不认识自己——尽管他每天都要照镜子的。
大概是永乐二年岁末,皇上曾经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位重臣的名字,让他“臧否”一下——就是评论他们的长短、优劣。解缙接过纸片,见头一位是吏部尚书蹇义。解缙说:“蹇义天资厚重,却无定见。”第二位是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缙评论是“有德量,但不能远小人”。第三位刘俊,是兵部尚书,他认为“有才干,但不知顾义”。第四位郑赐,时任刑部尚书,后来代替李至刚担任了礼部尚书。解缙称其“可谓君子,却颇短于才。”第五位李至刚,乃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与解缙一同入直东宫,给皇太子讲学的先生。解缙对他的评价最差——“趋炎附势,有才,而品不端。”第六位黄福,曾受建文倚重,永乐开列的二十九人“奸党”,黄福榜上有名;归附新帝后,永乐不顾朝臣议论,任命为工部尚书。当下都御史陈瑛弹劾他“不恤工匠”,改为北京行部尚书。解缙当然知道黄福“物议纷纭”,却对其评价最高——“秉心公直,忠于职守”。第七位就是陈瑛了。解缙明知道陈瑛深得帝宠(永乐帝诛杀许多建文遗臣,几乎全是通过这位御史之手),但他仍直言不讳日“陈瑛用法过刻,但尚能持廉”。第八位是工部尚书宋礼,解缙认为他“憨直而苛,人怨其不恤”。第九位是大理寺卿陈洽,解缙评其“疏通警敏,亦不失正”。第十位兵部侍郎方宾,解缙的评价亦颇低:“簿书之才,驵侩(即骡马交易经纪人)之心。”
永乐对解缙的“臧否十臣”很是重视,便将他的种种评价转告了太子。太子很感兴趣,又开出两个人名儿,一个是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就是建文时敢于直指“帝过”的那位御史;另一位也是东宫官,即右春坊右赞善王汝玉。此二人皆受太子倚重。太子遂召来解缙,请他对这两人予以“臧否”。解缙又说:“昌隆君子也,无奈量不宽容;汝玉乃文翰中不易得之才,可惜有市侩之心。”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自口出”。尽管解缙对十二位大臣的评价,并未掺杂个人的好恶,且经过时间的检验,他的这番一针见血的评价也基本正确,从而得到了仁宗(当年的太子)的叹服。但他想过没有,他会因此而得罪人呢?
比如,李至刚因此便与解缙结下了仇冤。李至刚嗣后不久“坐事”下狱,从狱中出来后降职为礼部郎中。他开始寻找机会,对解缙中伤、倾陷……
解缙是一位天才。洪武二十一年,十九岁的新进士解缙曾受到洪武帝爱重,授中书庶吉士,常令其侍于御前。太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对朕有何进言,当知无不尽。”他凭着年轻气盛,当天就上了“万言书”。随后又上了《太平十策》。但他指陈洪武帝“读书过杂”,又什么“进入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云云。洪武帝虽称赞他的才华,却将书奏一笑置之。
后来,这位恃才傲物的庶吉士,因为擅闯兵部索拿皂隶(不知皂隶因何事惹恼了他);又因路遇太监殴打“小黄门”,他挺身而出遮护弱者;且还纠缠到张三李四狗咬猫撅的是非之网里。终于被人们告到皇帝那里。洪武帝皱皱眉头,便将他撵回家去,叫他“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过了八年,洪武帝去世,建文登基,解缙急火火地入京师求职。有司一看,先帝令他在家“进学”十年的期限还未到呢!便弹劾他“违旨”。又查出他的母亲刚丧未葬,而其父也已年过九旬,他是不能“舍亲远行”的。于是,他官未求到,反被谪徙河州卫当了吏役。
“天生我才必有用!”解缙暗暗鼓励自己。他当然不甘心在河州卫当一位吏役的。便又走了礼部侍郎董伦的门子。由董伦推荐,被召回朝中,除授翰林待诏。他认为从此也便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建文又“逊国”了!解缙倍感傍徨。甚至曾经与他的老乡、同仁胡广、王艮、吴溥一起,慷慨地陈述大义,差点儿自杀殉节。不过,后来他还是跪倒在了燕王的脚下。
他没办法不变节呀!他的解释是:死不足惜,惜的是满腹经纶……
“天生我才必有用!”果然如此。适逢新帝登基,求贤若渴,不仅未究其罪,反将其召入“文渊阁”,把总裁《太祖实录》的重任放在了他的肩上。书成之后,得赐银币。以后又因为总裁编纂《文献大成》而得到御赐的金绮衣,使他这六品官享受到了与尚书同等的待遇。而且,连他的夫人也得到了赴柔仪殿觐见皇后的荣誉。
总之,永乐二年、三年,应该是他最得意的时期。是他人生的顶峰。登顶之后,就该走下坡路了。
他哪里知道,就因为极力主张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因而引起了朱高煦的仇恨。他更不会想到,皇上对太子其实并不中意。相反地,朱高煦倒是在皇上那儿日益得宠。而他又不识好歹,千不该万不该又跑到皇上那儿多嘴多舌,指责汉王“恃宠骄纵,礼制逾越太子”,他说这是汉王与太子争天下的可怕的前兆。这话可真是触动了皇上最敏感的神经。于是龙颜大怒:这不是欲离间我家骨肉吗?从那以后,解缙就失去皇上的宠信了。
这时候,朱高煦、李至刚、陈瑛,或许还有其他人,正在悄悄地准备收拾他。而他浑然不觉。
但是,当《永乐大典》的编纂进入到第二阶段,亦即皇上请来了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之后,解缙这个既有才,又狂傲,既表里洞达,又城府太浅,既直言敢谏,又口无遮栏,总是莫名其妙地惹是生非的大才子,才预感到他倒楣的日子开始了。
似乎是永乐三年深秋。解缙记得天气是越发凉爽了的。这是应天的最佳季节(应天的夏季太热,被称为“火炉”),也是做文墨的人干活儿的好时候,执笔的那只手连同小臂已不会将汗水滴落到纸上,而入的精力亦比暑期要显得旺盛些。文渊阁里十分岑寂,只能听到翻动纸页的窸窣声和偶尔才有的咳嗽声。
文渊阁虽比它前面的文华殿要矮,也没有文华殿的辉煌,但面积却比文华殿要大。这座长方形的建筑里用屏风分成大大小小许多格子间,解缙、杨士奇、黄淮、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内阁成员,以及选调来编纂大典的一些翰林院官员,都在这里办公。此外,这里还相当于一座皇家图书馆。到处是书架,触目皆是书。在这里空间是被充分地利用了。这里一年四季充溢着的是墨和纸的香气——有人说纸无香气,那只能说明这个人还不是“书虫”,称不上真正的文人。
解缙是“大典”的总裁,编纂领头人,故他的房间靠里(即靠西),面积是其他房间的两倍。除了他坐的一把椅子,另有一张闲着的,摆在了他的对面儿,每天都一尘不染,却每天都无人坐它。因为这是皇上曾经坐过的椅子。
皇上就是坐在那把椅子上,跟他探讨“大典”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一把普通的樟木椅,跟文华殿里宽大且精镂细刻的楠木御座根本无法比拟。那一天,他本来以为皇上是不可能在这儿坐的。皇上要说什么话,完全可以把他们编书的人召集到文华殿去的。可皇上平易近人,就在这把椅子上坐下了。坐下之后,还顺手翻阅他案子上摆放的书籍……一年多过去了,这把椅子总是闪动着皇上的身影,他似乎还能感觉到皇上亲热的气息。
那一天,眼看又到了巳时,大家按日常的规律,放下纸笔略作小憩。这时候人们可以到户外活动活动腿脚,可以互相串串房间,或者干脆将屏风一撤,大家围在一起喝茶吃瓜聊聊天儿。解缙伸伸懒腰,刚想到外面小解一下,却听得阁外传来脚步声。又听得靠近门口的人们嘁嚓着:“哟,少师来了!……”
“少师?谁是少师?”说实在的,当时他对“少师”这称谓极是陌生;他也不曾记得有哪位“少师”到文渊阁来过。“啊,是他!”当他想到“少师”便是道衍的工夫儿,那老头儿的身影在窗外一晃,脚步声就进入阁门了。紧接着,他听到杨士奇、黄淮、胡广等人忙忙乱乱跪拜的声音:“啊呀,不知少师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又听到那老头儿说着:“各位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却不是折杀老僧也?”
解缙走出他的房间。一看其他房间彼此隔着的屏风已经撤掉了。大家正请道衍上座。道衍今日穿的是仙鹤补子公服,而不是袈裟,不细看还真有点认不出他来呢。
“啊呀,大绅公!”道衍眼色忒好,倒是先看见他了。他的字叫大绅。道衍这样称呼,说来是极尊重他的。而且,未等他先施礼呢,道衍已先向他作了一揖。
解缙的品级比姚广孝这少师要低得多。按规矩姚广孝应坐受他的两拜礼。但是,未等他做出要拜的表示,已被姚广孝拦住了:“啊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如此!”他只好向“少师”深深一揖。然后,大家就按品级高下,寻找自己的位置了。
“他来这儿做什么?”解缙很有点蹊跷儿。姚广孝——这名字极陌生;倒不如道衍之名如雷贯耳。对此人又想当和尚又想做高官,人们是有些议论的。解缙是最爱对人评头品足的,况且嘴又无遮拦,所以也在文渊阁里跟同僚们评论过他。解缙曾提到了道衍回到苏州老家探亲时,老姐姐和故友王宾揶揄他的那些话。解缙且对道衍在苏州做的一件事感到很不可思议。原来,某日道衍在街上散步,看见一家酒肆门前高悬的酒帘上有几个大字极见工力,心中惊诧。向酒家询问,得知这字竟出于里巷一少年之手。道衍忙命人将那少年召至跟前。见此人衣衫褴褛,眉目却透着聪明,便将他收为养子,改名姚继,随后带回了京师。你说,和尚收养子,却不是奇闻吗?这老头儿图的是什么?
今日道衍果然带来一位中年人,农人打扮,布衣葛裙,肩上还有补丁。稀稀的几茎胡须,微黑面皮,目不大,却炯炯有神。一直垂手侍立于姚广孝身后。解缙以为这便是少师的养子。才待要问,不料姚广孝却介绍说,此是老夫新结识的朋友,姓陈名济,字伯载,武进人。甚有学识,读书过目成诵,尽通经史百家。介绍过后,便叫陈济向各位大人参拜。
解缙、杨士奇等忙说“免礼”。然而陈济却一定要拜。姚广孝也说:“今日是头一回与各位大人相识,礼数儿应当还是有的。以后熟了,天天见面儿了,作个揖也就罢了。”这又说得解缙纳闷儿。心想“天天见面儿”是何意思?陈济怎会与他们这些翰林院的人“天天见面儿”呢?……是了,或许此人是由姚老头儿引荐,找了不知谁的门子,到文渊阁里打杂儿,混碗饭吃。这么想着,也就正襟危坐,安然地受陈济之拜了。
当时在文渊阁里办公的,除了解缙、杨士奇、黄淮、胡广、金幼孜几位内阁成员(那时尚未授学士衔),还有一位名人,即新科状员曾綮。去年皇上专门选取了曾荣等二十八名进士入翰林院读书,时称“二十八宿”。这“二十八宿”由司礼监按月提供笔墨纸张,光禄寺提供早、晚两餐,礼部按月发给“膏烛钞”(即灯烛费)三锭,工部则就近安排宅居。他们每五日一次沐浴,都是由内臣随行,并派锦衣卫校尉护卫。这二十八名新科进士,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礼,备极恩荣,同时,他们也向全国臣民宣示了新皇帝对文人的恩宠。
他们“沐浴”的汤池就在秦淮河畔,那儿杀害方孝孺、黄子澄等文人的血迹未干,但人们渐渐地会将“壬午之难”的血腥印象淡忘了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会因为杀掉一个方孝孺,便会断了“读书种子”。老的读书人杀绝了,年青的读书人倒是茁壮地生长出来。
当下,姚广孝便向陈济一一介绍了包括曾綮在内的这些国内出类拔萃的文士。每介绍一位,陈济便很仰慕很钦羡地瞪圆了眼睛,说着“久仰久仰”。解缙等则淡淡地回答着“幸会幸会”。介绍到胡广时,姚广孝打了个顿儿,胡广则脸上一红。因为胡广又叫胡靖。陈济原以为他的字为靖,不对了,胡广的字叫光大。原来,胡广在建文二年三月参加廷试时,正值李景隆挥兵伐燕,胡广的对策中便出现了“亲藩陆梁,人心摇动”等语,颇得建文帝喜欢,遂点了他个一甲第一,即所谓状元,并赐名为“靖”,意思是灭燕之后,能使天下平安。不过胡靖这名儿才用了两年,燕军倒胜了,皇帝也换了。改天换地,“靖”又不合适了。于是再改回来,仍叫胡广。提起名字的改过来改过去,似乎人也没了气节似的。其实胡广人品还真不错,很老实本分,比没改名儿的解缙更受皇上的信用呢。
解缙记得很清楚,那天姚广孝带着陈济来到文渊阁,并没讲他们将要住进这里。说真的,解缙内心里对姚广孝又添了几分鄙夷。他真想不到这位僧不僧、士不士的老头儿如此庸俗:不仅在苏州收了“养子”,还又要把他的这位所谓“朋友”陈济安插到文渊阁里混饭吃。看陈济这副模样,他能做些什么?抄抄写写?还是提壶倒水?……
那天姚老头儿似乎对“大典”的事儿颇感兴趣。问解缙都有多少人参与编纂?都收集了多少书籍?估计何时能有个眉目儿?……解缙都懒得回答。说真的,生性狂傲的大才子解缙,对这位所谓“太子少师”还真没放在眼儿里。只不过碍着他是皇上的“心腹”,“靖难”第一功臣,不得不敷衍罢了。
姚广孝虽说穿了令人歆羡的仙鹤补服,但那气度总不是做官的模样儿。举手投足,倒有点儿江湖气。或许当和尚惯了,不习惯带帽子的,所以言谈之间,他信手将纱帽一扔,露出刚剃了的青皮头顶,显得格外滑稽。解缙在肚里暗笑,随即想说几句诗,调侃这老头儿。刚想出几句:“衍衍泉流槛外分,披缁人定戒香薰。空登北郭诗人社,难上西山老佛坟。”后面的几句还未来得及想。此时忽听门外人喊一声:“圣上驾到!”他顿吃一惊,也就顾不得想调侃的诗了。
解缙他们急忙俯伏在地。可笑姚广孝一时慌乱,竟摸不到乌纱帽,但也不敢怠慢,只好随大家俯伏。而那个叫陈济的布衣中年人,则慌急找地方躲避。陈济手里就拿着姚广孝乌纱帽的,看样他是想为老头儿戴上,一看来不及了,无奈何捧着纱帽钻了桌底。
“臣姚广孝等参见万岁!“姚广孝说。
“卿等平身。”永乐帝进来了。随同进阁的太监张兴,用拂尘象征性地在道衍刚坐过的椅上拂了拂,然后永乐便坐了上去。永乐坐下后,这才发现姚广孝光着头顶,不伦不类,就忍俊不住扑哧笑了起来。众人刚刚从地上爬起,尚未来得及站直,又被皇上这笑声弄得不知所措。彼此瞪了一眼,这才意识到皇帝笑的是姚少师。于是大家都捂着嘴窃窃笑了。
“快给少师看座!”永乐收住笑,吩咐张兴。——打从道衍有了“少师”的头衔,他就不再称“斯道先生”,而总以“少师”呼之了。
张兴搬一张椅子,摆放在东侧,朝西。姚广孝谢了皇上,坐上去。这工夫儿解缙才发现,随同皇帝来的,还有礼部尚书郑赐、刑部侍郎刘篪等几位大臣。他们彼此拱拱手,算打了招呼。解缙因事前不知道皇上要来视察,就未有一点准备,所以阁里显得很是凌乱。为此他便惴惴不安,就此忙向皇上“谢罪”。皇上只淡淡地对他说个不“无妨”,就不再搭理他,倒是将目光盯在了姚广孝的身上。
“啊呀少师,你的乌纱帽呢?”永乐忍着笑,指着道衍的头皮。未等道衍回答,却又故作严肃,扭头对侍立于西侧,与道衍对着脸儿的郑赐说:“郑赐!莫非少师的服饰未能发全吗?快给朕查查,看哪个大胆的,敢将少师的纱帽给扣下!”
郑赐晓得皇上这是开玩笑,却也只能诚惶诚恐地跪下说,臣一定回去查查。而道衍则硬着头皮笑道:“这不干郑大人的事,也不干别人的事。是老臣方才摘下揩汗的,一时放在桌上。听得说‘圣上驾到’,慌急间竟来不及戴上。乞万岁恕老臣无礼、违制之罪!”说罢,也跪下了。
永乐忙说,朕这是与少师开玩笑呢。快起来吧。郑赐也起来吧。
待道衍复座之后,左顾右盼,想找那顶纱帽。其他人也帮着找。却也怪,纱帽竟无了影儿。于是众人便暗暗称奇。道衍倒有点尴尬、慌乱。恰这工夫儿,在屏风后面抖抖索索伸出一只手来。那手上擎着的,可不正是道衍的纱帽!
永乐很是惊诧,问屏风后面何人?此时屏风后面便滚出个人,正是陈济。俯伏在地,朝永乐说,臣陈济不敢直睹圣颜,乞万岁恕罪。
不料永乐倒说:“啊,你就是陈济?来,抬起头来,朕看看你这布衣才俊乃是怎样一副模样?”——解缙听了皇上这话。心里簌地一抖。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他才意识到,姚广孝、陈济和皇上,今日不是无缘无故地到文渊阁来了。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如陈济这样一位“布衣”,竟然会在文渊阁里长期呆下去。不是端茶倒水,也不是抄抄写写,而是要参与“大典”的编纂,他还是“总裁”;不是一般的总裁,而是“都总裁”!就是说,今后的“大典”,将不再由他解缙一人任“都总裁”,而是由三位“都总裁”。另两位,便是姚广孝和陈济——一位“和尚”,一位“布衣”。
“……啊!果然一表人材。少师言之不谬呢!”——解缙从这话里,知道陈济是因了道衍的推荐,才得以踏进文渊阁的门槛儿了。
皇上令陈济起来回话。可陈济仍是跪着。且一直不敢抬头。此时姚广孝便替陈济说了句话——“伯载(陈济字)是因一身布衣,不敢面对圣上。不然,亦不会躲到屏风后面去的。”皇上明白这话的意思,当即命礼部尚书郑赐,赏陈济一身六品服。郑赐早有准备,随手便将官服亮了出来。于是,从现在起,布衣陈济便跻身于翰林院这些侍读、侍讲或修撰之中了。
就在这一天,永乐帝颁布诏令:由姚广孝、陈济、解缙、刘季篪“共总修书之事”。担任总裁官的,则有翰林学士王景、王达,国子监祭酒胡俨、太子洗马杨溥等。
解缙还记得,这天皇上巡览了文渊阁的藏书后,见书籍不够丰富,便有些不快。问他:“经、史、子、集皆备否?”
他如实回答:“经、史粗备,而子、集尚多缺。”
皇上便皱紧眉头,目光从书架上收回来,盯住他的脸,遗憾地摇摇头。开馆修书接近两年了,尚缺这么多书籍,是皇上始料未及的。解缙到这时方才明白,皇帝所要求的这部大典,其涵盖面,比他的想像和设计要大得多呢!他原先并不看重,且奉劝皇上也不要翻阅的“杂书”,如《说苑》、《韵府》、《道德心经》之类应该收入,甚至医、卜、释、道、戏剧、阴阳等,都应该收入。按皇上的要求,文渊阁的书籍,可就少得可怜了!
皇上说:“凡读书人,家中稍有余资,皆欲存书。莫非朝廷倒花不起买书的钱了?”他叹口气,然后吩咐郑赐:礼部速选派通晓各类书籍的官吏,四面出动,深入各府州县,转遍角角落落,只要是书,不问价钱贵贱,一律购求,存入文渊阁中。只有丰富的藏书才能使文渊阁名符其实呢!
皇上又训诫众臣说:“置书并不难,但须经常阅览,方能有益。庶人存金攒玉以遗子孙,朕积书籍,亦是要遗之子孙的。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却是无穷尽的呢!”留下这几句话,皇上就回宫去了。许久,文渊阁里仍回荡着他的声音。
郑赐、刘季篪、姚广孝、陈济却没有走。他们连同解缙一起,立即商议如何不负圣上重托,尽快把这部亘古未有的大典编纂出来。姚广孝是最了解皇上心思的。皇上在“文治”上的魄力,将来必会与秦皇、汉武的“武功”相提并论呢!
根据姚广孝的提议,他们又确定了一批副总裁,都是精通某一学科、某一门类的俊才。比如太医院御医赵友同,道衍称其医术精深,且又通晓水利(曾跟随户部尚书夏原吉在江南治水),既是专家又是杂家,便被延揽进来,独当一面。
在他们开会的时候,陈济仍是拘谨。坐在角落里,手都没处放的样子,姚广孝便说:伯载呀,圣旨你可听明白也未?这部“大典”,你可是都总裁呢!把你的腰杆儿直起来!好好儿领着干!
陈济憨憨微笑着,腰杆儿果然挺直起来了。
从这天起,解缙的房间里多了一张桌子,便是陈济所用的。不过,皇上坐过的椅子仍然摆放在那里,作为一种象征,使人们由此可以想起一段历史。
天气已转入冬季了,文渊阁里倒热火起来。须知那是多少人参与到这部“大典”的编纂里来啊!可以说吧,除去总裁和副总裁,除去由礼部挑选的中外官员和宿学老儒充任的纂修,那些名僧、名道、名医、阴阳家、书画家……以及担任缮写的人员,总计达千余人!
这千余人,自然不可能全部集中于文渊阁里。刑部侍郎刘季篪是负责事务方面的总裁,他善于组织,就想出个主意,说是让国子监以及各府、州、县学里的“缮书生”们,把“缮写”这项最繁重的活儿给承担起来。国子监祭酒胡俨本是总裁官之一,他答应声“行”,此事就定妥了。于是这三千人便集中到国子监里去住宿,但是饮食方面,却是光禄寺负责供应。
从那之后文渊阁便热闹起来了。不断地往里运送采购来的书籍,也不断地运纸、运墨、运笔。解缙特别注意到,那位新来的布衣总裁官陈济,也别说,还真是如姚广孝介绍的,能“贯穿经史百家之言”,颇有“杂家”味道。那些执笔撰写的人,若有疑惑,随时找陈济询问。陈济随口便能回答,绝无迟滞,更无错谬。解缙不仅暗暗叹服:天下之大,乡野藏着如此人物,我却并不知道呢!……
从解缙发出这声慨叹的那时起,他就预料到,他已经失去了皇上的宠信,他不久就会失去在“文渊阁”的位置。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永乐四年春天,皇上赏赐杨士奇、胡广等阁臣以二品纱罗衣,惟独他解缙没能得到(内阁原七人,因胡俨改任国子监祭酒,不再兼内阁职,故只有六人)。
解缙只能闷闷地空对着皇上坐过的椅子发呆。皇上已不再单独召见他。渐渐地连《永乐大典》的事,也很少有人请示他了。永乐五年正月,《永乐大典》的编纂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解缙突然谪调广西布政司参议。
解缙以为他被逐出文渊阁,是因了编纂《永乐大典》时的思想偏执。其实不然。细细地打听,其真实原因还是“祸从口出”。
原来,当年丘福在皇上面前建议高煦为皇太子,此事未能成功。解缙了解了些情况,嘴巴不严,便在朋友聚会时泄漏了出去。结果传到朱高煦耳朵里,高煦立即向父皇控告解缙“泄禁中语”。永乐大怒。永乐帝再联系到解缙还曾说过其他一些离间太子与汉王关系的话,觉得此人实在是不可信任的了。
解缙被宣布的罪过,当然不会是“离间皇家骨肉”,却是当年廷试时,解缙“读卷不公”。解缙对这条罪状颇不服气。又在人前人后大发牢骚。牢骚话儿恰传到他的仇人李至刚耳朵里。李至刚便又到皇上那儿参了解缙一本。结果解缙连江西布政司参议的官职也丢掉了,改任交趾,令其赴化州督饷。
解缙从此远离了朝廷。
解缙离开文渊阁不到一年,即永乐五年十一月,《永乐大典》的编纂也完成了。道衍、陈济将这部一万余册的巨帙进呈到皇上面前。永乐先翻检了一下篇目,便十分满意。因为如今的编纂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他的意图。书中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诸类书籍七八千种,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数术等广泛内容,共达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其中仅书目便有九百卷之多,总字数达三亿多,真堪称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部类书呢!
《永乐大典》以《洪武正韵》分部,以一个字为纲,依韵排列。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子百家分类而编,完全按原书照抄。虽将原书支离,但却直录原文,不曾擅减片语只字,书名和作者姓名皆用红字写出,又显得格外醒目,便于翻阅。
永乐帝看着山似的大书,手捋髭髯,洋洋得意。他听着姚广孝的禀报说:是书编纂之前,也有不少类书,如魏时缪袭等人的《皇览》,凡六百八十卷,梁代刘孝标等人的《类苑》,凡百二十卷,北齐《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唐《文思博要》凡一千二百卷,《艺文类聚》一百卷,宋《太平御览》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然这些类书,实不堪与《永乐大典》相提并论。《永乐大典》乃亘古独有的煌煌巨制呢!吾皇“文治”之功,历代君王,孰能比肩!……
永乐帝当场对姚广孝嘉奖一通。对陈济,则以编书之功授以右赞善官职。随后,永乐亲自为《永乐大典》撰写了序文:
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礼乐而宣人文。……朕嗣承鸿基,恧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统历朝之典。……
四
解缙离开文渊阁,当他意识到已不可能再嗅到《永乐大典》的书墨香时,情不能抑,把几滴热泪洒在了东华门里。此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大绅兄,请走好!”回头一看,是李至刚,就不禁一愣。遂敷衍说:“啊,至刚兄,这是要去何处?”李至刚说:“还是去礼部。”两人都皮笑肉不笑地说个“再会”,拱拱手,分道扬镳。
解缙最近的消息不很灵通。李至刚已经出狱,仍回礼部,降为郎中,他居然没有听说。这都是因为“大典”的事儿牵扯了他的精力。刚才他注意到了李至刚眼神里的幸灾乐祸,可没想到他的这次贬往交址(安南),恰是因了李至刚的“落井下石”。李至刚到皇上那儿参了他的一本,就是奏他对朝廷发兵交址,不仅持有异议,且背后多有怨言。永乐帝最忌讳臣工们议论的,一是“立储”,一是平定交趾。这两件事儿解缙都乱说乱道,他哪能不触霉头!
说到解缙与李至刚的恩怨以及他们的结局,直让人扼腕而叹。当年在翰林院,他们最是要好,只不过在东宫入直讲课,两人在谁先讲谁后讲的小事儿上有点儿互不服气。后来,因有了解缙的“臧否十臣”,说出至刚“虽才不端”,才使他们的友情彻底转化为仇怨。李至刚入狱了。但是入狱了的李至刚总在想:你解缙也会有倒楣的一夭!这不,解缙果然就倒楣了。
后来——三年之后,解缙又下狱了。狱中的解缙又“词连李至刚”,将李至刚也拽进去,囚禁了十余年。至宣宗朝,李至刚方得释,这算是他的幸运吧。
解缙可没有李至刚幸运。永乐十三年,有一回锦衣卫指挥纪纲上囚籍——将下诏狱的犯人的名册呈皇上过目,永乐发现了囚犯中有解缙的名字。永乐漫不经心似地说了句:
“解缙还在吗?”
纪纲心领神会。纪纲就在狱中请解缙饮酒。待解缙大醉,纪纲把他弄到室外,用雪厚厚实实地培起来,培成一个硕大的雪人儿。
解缙这个大才子,便永远地成为了雪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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