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搬什么家嘛。”我说，“要搬，等秋凉以后再搬也不迟呀。”
“朱老总要在南昌住一段时间，我想，住我们这幢房子比较合适。”他解释说。
听说是腾给朱老总住，我立时就高兴起来。要知道，这位名震中外的总司令，我还不曾见过哩。
朱老总是解放后最早来南昌的中央领导人。当时，滨江招待所还没有修缮好，江西宾馆也还没有动工，的确很难找到一幢适合他住的房子。我们住的是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公馆，房子一般，只是院子较大，花木很多，且不乏名贵的品种。那时候，就算是南昌最好的房子了。朱老总要来，安排他住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
我立即动手，只带走一些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其他东西都锁在不用的房间里。然后，又进行了彻底的打扫和必要的修理。待一切就绪时，离“十一”只差两天了。
过国庆节不久，朱德委员长和康克清大姐便来到南昌，住进我们腾出的房子里。我们事先做了交代，不让他们知道是特地给他们腾出的房子，否则，他们是不会住的。
当天下午，尚奎便领我一道去看望朱老总夫妇。康大姐一把将我拉住，坐在她身边，亲热地跟我说话。尚奎表示了省委热忱欢迎之意，并希望他们注意身体，因为十月初的南昌有时是蛮热的。朱老总非常高兴，他说他早就想到这里来，只是一直脱不开身。“八一起义之后，这是头一次来南昌。”他说，“旧地重游，感慨很多。南昌这几年的变化很大吧？”
尚奎简要地说了一下南昌的现状，然后对他们说：“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旅途疲劳了，休息几天之后，再慢慢地看，希望总司令对我们的工作多指示。”说罢我们便告辞了。
回家后，我对尚奎说，康大姐和我第一次见面，就那么热情、亲切，说话轻声细语，使我一下就感到她的关心和体贴，老革命、老大姐的特点，在她身上再明显不过了。尚奎笑道，算是你有点眼力。她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是党内最为勇敢顽强的著名女战士之一。
“你看过毛主席1928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没有？”尚奎问我。
“当然看过！”我说。
“里面有一段话你不一定记得。”尚奎说，“这段话是：‘9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有80个农民跟随到井冈，组织万安赤卫队’。”
“你是说，康大姐就是那80个革命农民里的一个？”我忽然想起康大姐是万安人，便脱口而出。
“对喽！”尚奎说，“井冈山时期的女战士现在已屈指可数了。”
于是，我对康大姐更多了一份敬爱。
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我是在革命军队里长大的，可以说，朱德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同时刻在我的脑子里。对于这位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中的名将，这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这位驰骋沙场、戎马一生的伟大统帅，在我的想象中，一直以为是个高大魁梧、威武严厉的人物。一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他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慈祥宽厚，分明是一位最愿接触人，而又使人极易亲近的长者。仔细一想呢，又觉得这是必然的，他使敌人闻风丧胆，却受到人民的钦敬、爱戴，这正是一位人民军队总司令的独特品质。
朱老总在南昌逗留期间，我和尚奎曾多次去看他。以前也听说过，朱老总喜欢兰花，却不知他爱兰爱得如此之深。在他下榻的我们家院子里有片宽阔的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很大的桂花树。这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绿叶金花，有如夜空缀满了团团簇簇的繁星。那浓郁的芬芳，使人闻之欲醉。树下有一组石桌石凳，系青石凿成，清凉如水。往日这个时候，每到夜晚，常有朋友前来赏花品茗，纳凉消夏，直到深夜才带着浑身芳香缓缓散去。有时省里领导同志来访，也喜欢在这里和尚奎一道切磋政治，研讨生产，似乎这一块荫凉，几树馨香，能给人情思，予人启迪。
我发现，朱老总也爱这个地方。他把几十盆品种不同的兰花从专列上搬了下来，分散摆在桂花树的四周，形成十分自然的点线组合，他经常坐在石凳上，时而仰视金桂的挺拔、凝重，时而俯看幽兰的潇洒、飘逸，恬静安适、怡然自得，像一个在辛勤劳累之余，欣赏自己成功作品的老园丁。我们真不愿打扰他的雅兴。
有一回尚奎和我去看朱老总时，正碰上他和几个卫士、秘书在桂花树下摆弄兰花。他见到我们很高兴，拍拍手上的泥便来欢迎我们。康大姐听到声音，也从房子里出来了。于是，我们便坐在石凳上谈了起来。我对朱老总说，我很喜欢兰花的绰约风姿和淡雅清香，可是不管我怎么细心侍弄，总也养不好。他平时是沉默寡言的，听说我也是一个爱兰的同道，便慢条斯理、兴致颇浓地对我谈起了兰花经。他说，兰花是一种很娇贵的花卉，既怕烈日，也怕强光，水、肥、土都要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不行，所以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有“春不入，夏不出，秋不干，冬不湿”的四大戒律，而且每年这个季节必须换一次土，否则它是不会开花的。
“来吧，水静！”他站了起来，说道，“我来教你怎么给兰花换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跟着他走到兰花旁边，蹲了下来。他拿起一盆兰花连土从盆中倒出，清除盆内残存的老土，仔细垫盆，换上已准备好的腐殖质土壤；然后是分株，剪掉烂根和病根，理直肉根，再植入新土。他一会儿就做好了，自始至终从容不迫，娴熟得像个经验丰富的老花工。我都看得入迷了。
“兰花的品种很多，你喜欢哪一种呢？”他说着，一边搓搓手上的泥，缓缓走向石凳。
“我喜欢墨兰。”我说，“它叶美、花香，而且花上还有条形纹彩，花上有花。”
“不错，只是比较难养。”他说，“兰花生长在深山幽谷里，它有自己的脾气、个性，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
“我种兰花，就是很难摸准它的脾气。”我说，“肥呀，水呀都没少给，松土、洗叶，时间也没有少花，可总是不称它的心。”
“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犟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他像以赞扬的口气谈论一个人的性格似的说，“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
“喜欢兰花的不少，善于植兰的却不多。”我说。
“你要是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他说，“你要像朋友那样，而不是像主人那样对待它。否则，它就不会给你吐芳吁芬。”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觉得朱老总不仅是教我如何种兰，而且是教我怎样做人。
朱老总跟我说兰花的时候，康大姐和尚奎在谈着她的家乡万安的事情。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当1959年夏天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时，我又见到了朱老总夫妇。尚奎把他们安排在“359”号。这是熊式辉在庐山的别墅。这幢房子虽然不像毛主席住的“180”号那么有名气，在当时也是堪称一流的了。它的特点也是院子大，花木多，且品种都很名贵。尚奎认为，爱好恬静、喜欢花木的朱老总住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他还有些不放心，因为朱老总这时已年过古稀，不知能否适应庐山气候。房前台阶又很陡，恐不便于老人上下。所以他们一住下来，尚奎就领我前去看望，且喜朱老总身体硬朗，腿脚灵便，毫无不适之处。看来，这次到庐山来，他的心情颇为愉快。
“我这是第二次上庐山。”他兴致勃勃地说，“第一次是八一起义之前。当时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但汪精卫还没有公开与蒋介石合流。朱培德便采用‘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方式，把共产党员从军队中、从省会赶走了之。我这时只好离开南昌，准备到武汉去找党组织。可是一出南昌，就被敌人盯住了。所以一到九江，我便找了一个朋友，要他陪我上庐山住几天，借以摆脱那条‘尾巴’。”
这是1927年的事。对那段历史我知道一个概略：当时朱培德对共产党这么“客气”，是和朱总司令密切相关的。因为朱老总在滇军中威望很高，朱培德害怕过火的行动会导致军队离心。朱老总到九江时，滇军军长金汉鼎还召集部队列队欢迎，吹军号致礼，这是一种很高的礼遇。朱老总到武汉后，又根据党的指示，秘密返回南昌，和周恩来同志一道，筹划南昌八一武装起义，打响了向反动派进攻的第一枪。
“那一次形势紧张，肯定游兴不浓。”我对朱老总说，“这回可以从从容容地到处走走。”
他微笑着，点点头。
尚奎一再请朱老总好好休息，我们会常来看望的。康大姐则说：“你们客人多，不要为我们多操心了。”
非常遗憾的是，朱老总的良好心境不久就因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而搅得不再宁静……
朱老总对江西、南昌很有感情。1961年冬，他和康大姐又一次来到南昌，这次住在滨江招待所的一幢平房里。他们住的时间比较长，尚奎和我还陪他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那时南昌的春节很热闹，各个剧团都要上演崭新的节目或优秀的传统戏剧。朱老总特别喜欢江西的地方剧种，我和尚奎陪他看了好几次赣剧和采茶戏，如《秧麦》、《双拜月》等。因为心情很好，所以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他还亲笔以正楷书写了两首给尚奎和我。
第一首只有四句：
南昌起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第二首长一些，写的是：
南昌过春节，镇日飞瑞雪。
预兆大丰年，人人皆喜悦。
春雨到田间，积水连阡陌。
三年大跃进，多建新工业；
满城气象新，十年大改革。
晚看采茶戏，夫妻同秧麦；
农家遗古调，姐妹双拜月。
军民互拜年，庆祝大团结。
总司令把《秧麦》、《双拜月》两出戏也嵌进诗里了。
得到朱老的赠诗，我和尚奎都十分高兴，并且立即送到北京荣宝斋装裱妥当，珍藏起来。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3月间，气候渐渐转暖，已是76岁的总司令不辞辛苦，又到临川、大茅山和井冈山视察。在井冈山期间，他还攀山越岭，亲手挖了不少野生兰花，带回北京，打算驯养后把这些井冈山兰分送给国内外友人。
朱老总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种兰。听说他早年在滇军中就酷爱兰花。革命胜利后，他年纪也大了，这便成了他的一种高尚的志趣。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种了3000多盆品种不同的兰花，都是他长时间搜集来的，并且经常亲自侍弄。他的客厅、办公室、卧室，常有兰香飘逸。他到外地视察，专列上也要带着兰花。“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办公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党发了一个通知，大意是养鸟种花，玩物丧志，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云云。于是朱老总把几千盆名贵兰花，一盆不留地给了北京各大公园，有的还送给了外省的有关单位。这充分地说明了朱老总的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他时时把自己看做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处处以身作则。
不养兰花了，对朱老总来说，只有一样活动可以松动松动筋骨，那就是参加舞会。他只跳慢四步，一、二、三、四，有如散步一般，舒缓均匀，而且准时而来准时而去。他德高望重，我们这些女同志都敬重他，只要他在舞会上出现了，我和余叔、佳楣等人就一定要请他跳舞。他对我们也十分慈爱，经常主动邀请我们；有时因时间不够，他一支曲子要请好几位女同志跳，直到找遍为止。这是他对女同志的尊重。
总司令待人热情诚恳，爱护同志，德高望重，宽厚坦诚，尚奎和我到北京，总喜欢到他们家去看望，加上康大姐又是尚奎的同乡，所以来往也就多了。朱总司令、康大姐感情真挚，对我们非常关心。有一回日本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会，康大姐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可以降血压的内衣，便立即买了两套，托人捎到南昌，送给尚奎。她知道尚奎的血压高。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说明这种内衣的作用，并且告诉尚奎说：“老总已穿过了，好像效果还可以。”另外还送了一把小梳子给我，它非常漂亮，以至我一直舍不得用它，保留至今，以示纪念。
我们去北京，是必定要去看朱老总和康大姐的。他们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朱老总平常说话很少，但满脸堆笑，饭后又是水果招待。有一次给我们端了一盘印度尼西亚产的水果。那时我国跟印尼关系挺好，苏加诺总统和我国领导人来往频繁，经常会送来一些热带水果，以表示他的友谊。这回碰巧被我们赶上了，所以朱老总拿来招待我们。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水果，样子很怪，外壳很硬；紫红色的，比梨要小一点。我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不知怎么个吃法。朱老总看看我，笑了笑，便叫康大姐为我们示范。我如法炮制，把壳敲开了。谁知这种其貌不扬的东西，里面的果肉却雪白鲜嫩，吃起来味美可口，满嘴生香。我问朱老总，为什么这种水果的外壳又厚又硬，而里面的肉却又水嫩嫩的呢？他轻声细语地告诉我，这是一种热带水果。热带有许多植物的果实都有硬而厚的外壳，因为它们要生存，要繁衍后代，就必须使果实里的水分不被蒸发，果实里的肉质不致腐烂，果实里的种子得以成熟。这就需要有一个外壳，一个硬度和厚度足以抵抗热带烈日暴晒的外壳。否则，它就不能生存，就要死去。我国海南岛的椰子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存斗争，挂这种果的树显然是一个胜利者。
一个小小的果子都有许多学问，大千世界实在太繁杂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朱老总了。1976年总理逝世不久，我和尚奎便到北京治病。7月初，尚奎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时，听说朱老总患感冒也在这里住院，我们打算过几天便去看他。可是7月7日清晨广播便宣布了我们所敬爱的朱总司令于头一天去世的消息。哀乐声声，催人泪下，尚奎和我悲痛不已，眼泪不住地流着。尚奎半天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心里很悲痛。
朱老总的后事被“四人帮”办得非常草率，他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很小的礼堂里，举行一个范围极为有限的遗体告别仪式。尚奎脸都气青了，对我说：“你去告诉医生，我要去向总司令的遗体告别，和总司令见最后一面。”
“到小礼堂还有很长一段路，你怎么能去呢？”我说，“你的伤口刚刚拆线，走多了路会重新裂开的，还是让我代表你去吧。”
“不，我一定要亲自去！”他坚持说。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找医生了。医生曾反复交代过，杨老年纪大了，刀口恢复得慢，一定要小心照顾。可是我又不能拗了尚奎。他对朱老总感情如此之深，硬不让他去见这最后一面，他是决然不依的。我找到了吴慰然院长，把这层意思跟他说了。吴院长很理解老同志的心情，略一思考，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尚奎坐在轮椅上，从电梯下到地下室，经地下室的通道推到小礼堂。就这样，他一步路没走就到了小礼堂了。
我搀着尚奎，在朱总司令遗体前深深一鞠躬，眼泪随之滚滚而落。总司令躺在鲜花翠绿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又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那缓慢而亲切的轻声细语，跟我聊天，给我教诲，耐心地对我讲热带水果，手把手地教我种兰花。我的心如绞如割，眼泪滴湿了我的衣裳。我推着尚奎走到康大姐面前，互相悲痛地流着热泪，默默无言，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互相紧紧地握着手……
将尚奎送回病房之后，我说：“我得回京西宾馆去，我要为朱老总送行。”尚奎点点头，声音哽咽地说：“去吧，去吧。”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京西宾馆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的悲痛的人群。当我赶到宾馆的顶楼平台时，总司令的灵车已从远处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碎了。有人在抹泪，有人在抽泣，我的泪水在涌动，眼前一切都模糊了。我似乎觉得马路旁边摆满了兰花，总司令从兰花丛中走来。微笑着说：“兰花的生性是高洁的，倔犟的……你要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
于是，兰香拂拂，兰风卷起，护着总司令徐步而前……
（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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