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亨佐·达罗位于今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县境内，是印度河流域最大的文明古城，大约在3600年前的某天，几乎在同一时刻，这座远古城市里的居民全部死去，古城也随之突然毁灭。印度考古学家于1922年发现了该城遗址。由于城中到处都布满了骷髅，因此也被称为“死丘”。
无意之中发现古城遗址
1922年，几名印度的考古队员偶然来到了位于巴基斯坦拉尔卡纳县南部。在一座半圆形的佛塔废墟里，他们无意中找到了几块石制印章。在这些奇怪的印章上面，刻有很多动物的图形和他们不认识的文字。他们当时也许未曾想到，就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死丘”的荒漠下，埋藏着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这一偶然发现，也为世界考古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几个考古工作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相继来到这里，通过发掘和整理，终于发现了这座重要的古代城市废墟。这就是标志着“印度河文明”的古城——举世闻名的摩亨佐·达罗。
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的青铜器时代，摩亨佐·达罗是一座世界名城。学者大多认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叫“达罗毗荼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民族之一。此外，他们还创造了具有独特结构的文字，发明了相当精密的度量衡方法，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并与其他各民族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但是，摩亨佐·达罗城为何会最终衰落，甚至葬身黄沙之下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古文字学家等通过对古城遗址和大批石制印章、陶器、青铜器皿等文物的发掘，为我们逐渐揭开了古城的秘密。
还原摩亨佐·达罗城
研究发现，这座古城最早是一些小村庄，后来逐渐扩大并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城市。古城城墙高大，街道宽阔，居民约数万人。城里有十分整齐的街道，大部分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直路，成平行排列，或直角相交。有宽达10米的主街道，其下还有排水道，由拱形砖砌成一个独特的排水系统。
城里的建筑物均用火砖砌成，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5000年前留下来的高达7.5米的断垣残墙。城内有大小不等的住宅，小的住宅只有两间房，大的有大厅和许多间房屋。凡是多房间的住宅，都有几间面向中央的庭院，另有一扇通向小巷的侧门。在这些住宅中间，有一幢包括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存库的建筑物最为突出，当时摩亨佐·达罗城的国王或首领可能居住于此。
另外，古城里有不少二层房屋，下层是厨房、洗澡间，上层是卧室。这些住宅显然是属于有钱人家。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哪座建筑是宫殿或神庙。古城里还发现一些小型裸体人像，带有很多装饰品，据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吉祥的象征物。
城里最突出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大澡堂，可知城里的居民都很爱清洁。澡堂里有一个呈长方形的大浴池，长40米，宽约20米。浴池有阶梯分布在南北两端，一条一人高的排水沟可随时把废水排出浴池。澡堂的一个房间里还有一口可能是为浴池供水的椭圆形水井。浴池底部和四周的砖块均用石膏灰浆砌合而成，外面还涂了一层沥青，然后再砌一层砖块，以防漏水。浴池北面有一连串的小浴室，每个浴室中都有一个高平台放置水罐，估计是作热水浴之用的。此外，还有房间，作为其他用途。这座大澡堂不但标志着摩亨佐·达罗人对清洁卫生的高度重视，也是首次见于历史的一种现象。
考古人员在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印章。这些印章雕刻技艺精湛，不仅可视为一种工艺品，更是研究人类古代文明最珍贵的文献资料。因为在这些印章上刻有牛、鱼和树木等图形文字，很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遗憾的是，至今也没人能读懂这些“天书”。
史学家认为，在摩亨佐·达罗郊外，也曾长满郁郁葱葱的茂盛草木。与尼罗河一样宽阔古老的印度河，不仅使这里的千里沃野得以灌溉，也孕育了人间的文明。只是到了后来，因为过度放牧和种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植被稀疏，表土裸露，经阳光强烈照射，水分迅速蒸发，然后随风吹蚀，使得这里最终沦为一片沙洲。
“死亡之丘”的死亡之谜
考古人员在对摩亨佐·达罗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人体骨架。从姿势的摆放来看，有的人正在散步，有的人正在家休息，全城的居民仿佛是在同一时刻突然死去，一座繁华的城市也变成了废墟。导致摩亨佐·达罗古城瞬间消失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此，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做了种种推测。
有学者从生态学和地质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可能是因远古印度河床的改道、河水泛滥、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水灾导致了“死丘事件”。位于河中央岛上的古城被特大的洪水摧毁，城内居民也同时被洪水淹死。但有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若真是由于洪水袭击的缘故，城内居民的尸体应随洪水漂走才对，不会有如此大量的骷髅保存下来。而在古城废墟里，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实改成的确遭受过特大洪水的袭击。
还有人猜测，造成全城居民死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里发生了一次急性传染疾病。然而这一说法也有漏洞，因为无论疾病多么严重，也不可能几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使全城的人全部死亡。而古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经过研究，也否定了因病传播而导致死亡的说法。
科学家在对“死丘事件”的研究中，又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在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留下的痕迹，爆炸中心，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而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得以幸存的只有边远的建筑物。而考古人员也在废墟中央发现了一些由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散落的碎块，通过实验，研究人员证明：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1500℃，只有在冶炼场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火源才能达到这样的温度。然而，岛上从不曾有过森林，因此只能推断这一切可能源于一次大爆炸。
其实，在印度历史上曾流传过一个传说，远古时发生过一次奇特大爆炸，许多“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中的白昼”等描述，都可佐证这里可能有一次核爆炸发生。然而人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发明并使用第一颗原子弹。而远在距今3600多年前，怎么可能有原子弹呢？
有人据此认为，这场爆炸可能源于宇宙。因为大气层在宇宙射线和电场作用下，会形成一种化学性能非常活泼的微粒，在磁场作用下，这些微粒聚集在一起并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形成大小不等的许多球形“物理化学构成物”。而在形成这种构成物的大气条件同时，还会有大量有毒物质产生，积累多了便会发生猛烈的爆炸。爆炸时的温度可高达1500℃，连石头都足以融化。而摩亨佐·达罗遗址中的发掘物恰好与这个数字相一致。据推测，摩亨佐·达罗可能是先被有毒空气袭击，继而又被猛烈的爆炸彻底摧毁的。
不论古城的毁灭是何种原因导致，这些谜底都深藏在神秘的“死人之丘”底下。遗憾的是，解开这些历史悬案的希望随着岁月的流逝，洪水的冲刷以及盐碱的腐蚀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历史侧影——消逝的巴米扬
阿富汗在历史上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巴米扬则是其中的一个历史文化重镇。
巴米扬地处连接印度、西亚与中亚的交通要道上，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中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就曾从长安途经巴米扬到印度求法。在《大唐西域记》中，他将巴米扬译作“梵衍那国”，并对王城中的佛教寺院和高大精美的佛像作了详细记录。今天已经遭受灭顶之灾的巴米扬石窟群和东西大立佛。应该就包括在玄奘法师亲眼所见的梵衍那国的寺庙和佛像中。
巴米扬石窟坐落于今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城北兴都库什山区海拔2590米的小河谷中，其北是兴都库什山的支脉代瓦杰山，其南是巴巴山脉，两山之间，有巴米扬河从中流过。在代瓦杰山南面的断崖上，巴米扬石窟就开凿于此。
巴米扬石窟拥有两项世界之最——其一，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是巴米扬石窟；其二，世界上最高的古代佛像是巴米扬大佛。巴米扬石窟全长1300多米，有大大小小700 多个洞窟，远大于我国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和甘肃敦煌的莫高窟。
两尊高大的立佛像在巴米扬石窟群中最引人注目，他们分别开凿在东段和西段，相距约400米，俗称“东大佛”和“西大佛”。东大佛建于公元1世纪，高38米，身披蓝色袈裟，名叫沙玛玛；西大佛建于公元5世纪，高55米，身披红色袈裟，其脸部和双手均涂有金色，名叫塞尔萨尔。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曾公元4世纪和7世纪先后到过此地，并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生动地描述过对巴米扬大佛。
在两尊佛像的两侧，均有高达数十米的暗洞，可以拾级而上，直达佛顶，可供百余人站立于其上平台处。
巴米扬大佛约建于公元4～5世纪间，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巴米扬石窟建成后的数百年间，曾多次饱经战火的摧残，有记载的大规模破坏共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公元8世纪在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征服巴米扬期间；第二次是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踏上这块土地时；第三次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阿富汗领土时，英军占领了巴米扬，炮击了巴米扬石窟的两尊大佛，从此巴米扬大佛满目疮痍，肢体残断。第四次，即2001年3月，阿富汗武装派别塔利班置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动用大炮、炸药及火箭筒等各种战争武器，将巴米扬包括塞尔萨尔和沙玛玛在内的所有佛像全部摧毁。
如今的巴米扬佛像群已是一片凄凉，只有佛像形状的石窟和佛像的残骸存留于山崖下，碎石和黄土块遍布石窟外。佛像不见了，但仰头而望，当年的壮观景象仍不难想象。
婆罗浮屠塔
婆罗浮屠位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日惹市西北约40千米处的墨拉比火山的一个山丘上，以精美的浮雕闻名于世。
引人注目的巨大建筑
如果将婆罗浮屠的全部浮雕连接起来，其长可达3000多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实心佛塔，被誉为“石头上的画卷”。它远含青山，近拥碧翠，墨拉比火山位于其东南，海拔3150米，高居于群山之上。登临塔顶，可远望印度洋海面之烟波浩淼。“婆罗浮屠”为梵文音译，意为“山丘上的寺院”。素有印尼的金字塔之称的婆罗浮屠又称“千佛坛”。寺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建筑是高大的佛塔和神坛。
婆罗浮屠整个建筑由玄武岩石块砌成，约200多万块，总计5.5万立方米。其建筑材料取自附近安山岩和玄武岩，完全由岩石经切割后堆砌而成而未使用任何接合剂。佛塔的基座呈四方形，边长112米；台基由5层方台组成，面积依次递减，每边都有数层曲折；方形台由3层圆台组成，亦呈依次递减，顶端为一座巨大的钟形堵波。从地面至塔尖，总高度可达40米。方形台的各层，在主壁和栏楯间有4条回廊，回廊两壁上为长达2000多米的连续浮雕，有1460幅叙事浮雕和1212幅装饰浮雕。
这个大乘佛教艺术古建筑，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吴哥窟齐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1年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婆罗浮屠的发掘与修整
谁都未曾想到，这座如今看来辉煌壮丽的“千佛塔”，竟在热带丛林的石块和野草中荒废了800多年。直到近代，才被西方的科学家或探险家重新发现。
1814年，托马斯·斯坦福德·拉弗尔斯爵士——当时的英国驻爪哇总督（另一资料说是拿破仑战争中英国远征军的一位军官）在无意当中发现了该塔，并对周围的碎石和杂草作了清除。此时，人们才重新认识了婆罗浮屠。
1885年，“隐基脚”——原始塔底以及为防止建筑物倒塌而修建的挡土墙后面的浅浮雕（据说浅浮雕是表现人间欲望的图像）被考古学家发现。
1907～1911年，荷兰考古学家西奥多·范·埃尔普开始对婆罗浮屠塔进行第一次修复工作。3个圆台和窣堵波得以拆除或重建。
1955年，印度尼西亚请教科文组织就防止遗址倒塌的问题提出了措施。
1972年，为拯救这一古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很快就有27个国家对此做出了反应。
1975年～1982年，印度尼西亚专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27个参与国家合作，对婆罗浮屠塔开始进行修复工作，通过借助于电脑技术，将石块进行复位，在10年时间里总共搬运了100多万块石头，这个世上最大的佛殿——一本用石头写的佛学教科书，至此才得以重现旧貌。
目前人们看到的是有9层的婆罗浮屠塔，但实际上它共有10层。在各方形层的栏杆上，每隔一定距离都配置一个向外的佛龛，共432个，各有一尊佛像安置在每个佛龛内。格子形镂空小塔并列于圆形层各层，计下层32座，中层24座，上层16座，共72座，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围绕着中心大堵波。小塔内也置有佛像，以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给予不同的命名，而且佛像的面部表情及手臂、手掌、手指各部位均不相同，形象传神逼真。
婆罗浮屠方形层佛龛和圆形小塔中的佛像，再加上中心大堵波中的佛像，共计有505尊。浮雕和佛坐像的特色是表情典雅，不但接受了印度佛教雕刻艺术风格的影响，而且处处显露着印度尼西亚爪哇古代艺术的特色，如浮雕以当地人的打扮刻画世俗人物。因此，婆罗浮屠塔被人们称为印度－爪哇艺术的杰作。
婆罗浮屠塔的谜团
婆罗浮屠塔通过修整，又重新出现世人面前，被世界重新认识。但是，人们却并未因此而对其有真正了解，因为这座巨大佛塔的建造者们雕刻这座“石头上的画卷” 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但却未给它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研究人员在印尼和印度等国的历史典籍和佛教经典中也未曾发现有关它的任何资料。因此，这座塔本身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之谜。现在人们对它的了解，也仅仅是以联合国一些学者和专家在现场及其他地方考古所寻获的一些古代碑石等资料，以及考证和推测出来的一些看法为依据。因此，关于婆罗浮屠塔也就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首先，究竟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婆罗浮屠塔？这一点始终不曾有定论。考古学家根据从跋罗婆文写的碑铭上推断，这座大型的建筑大概在爪哇的夏连特王朝统治时期建造而成，即公元772～830年间，但还是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人们只知道，1006年默拉皮火山喷发和地震发生，周围居民纷纷外逃，婆罗浮屠也随即淹没在火山灰中。此后，这座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佛教建筑便惨遭废弃，逐渐消失了。
其次，究竟是什么民族建造了这座寺庙，当初婆罗浮屠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座塔的建造是为了安奉佛陀舍利子；有人认为，它是作为陵墓供帝王等有权阶层享用；也有人认为，它是供佛教徒朝拜的圣地；还有人认为，它是帝王为弘扬佛教所做的功德；……可是这些观点都没有可以证明其真实性的有力证据。
还有，既然婆罗浮屠塔是一处佛教建筑，所以塔内的石雕也必然是对佛教内容的演绎。但是，这里的数量众多的石雕，远超出了人们对佛教的一般理解。事实上，至今人们都不能真正了解婆罗浮屠的大多数佛像、雕石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在众多的佛像雕石中，仅有20%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剩下的80％人们至今都难以说清。
这座矗立在赤道上的最大的佛教遗迹，绚丽多姿的千尊佛像，虽然每天都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它在考古专家看来，似乎始终都哑口无言，不会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
帝国回眸——埃布拉古国
埃布拉古国在考古发现以前，一直是个不为人知的国度。其都城遗址位于叙利亚北部阿拉伯与哈马之间的沙漠中，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始至公元前1600年存在。
考古发现，埃布拉古国奴隶制高度发达，占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的是、王室、神庙僧侣和世俗贵族，而农村公社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仅占少量土地。晚期的埃布拉古国，贫富分化非常悬殊，社会矛盾激化。
长期实行募兵制的埃布拉古国，其常备军兵种齐全、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国王也是凭借这股军事力量，加强对内统治，频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并且大量奴隶和财富随着军事侵略的胜利和王国版图的不断扩大流入埃布拉国内，为埃布拉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奴隶制经济。考古学家发现，一些泥板书中写着很多的指令、税款和纺织品贸易的账目，以及各种买卖契约等，还有一块泥板上写有动物名称70多种，这些都是埃布拉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证明。
然而，正当埃布拉称雄一时之际，地处两河流域的另一个奴隶制国家阿卡德王国逐渐强大。埃布拉曾被萨尔贡第一征服，其孙子那拉姆·辛统治时，横征暴敛、滥杀无辜，也曾亲率军队入侵埃布拉，并焚毁了埃布拉都城。埃布拉人民在阿卡德王国的军队撤退后，又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使古都的繁华得以重新恢复。然而好景不长，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座城市再度被游牧民族阿摩利人掳掠一空并放火焚毁。此后，阿摩利人长驱直入，到达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而屡遭浩劫的埃布拉古国日渐衰落，终于在公元前1600年彻底毁灭。不过，究竟是由于统治者内部纷争还是由于来自北方小亚细亚的强悍民族赫梯人的侵略造成了埃布拉的毁灭，如今已成为历史之谜无法解开。
埃布拉古国使用苏美尔语和埃布拉语。埃布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可能是塞姆语族的一部分，与已知的西亚语言有一定联系。
克诺索斯王宫
克里特岛是位于古希腊东南海域上的一座狭长的岛屿。因岛上风光秀丽，四季如春而被誉为“海上花园”。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克里特岛及其国王米诺斯的故事是一个重要的篇章，而克诺索斯王宫这一岛上的“迷宫”，更是无数诗篇的灵感来源。当传说故事随风而逝时，人们震惊于对迷宫的再现。它的重现人间，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考古学家穿越时间的长河，追寻神话中的国度，终于使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得以揭开。
克诺索斯的神话传说
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是众神之王宙斯和腓尼基公主欧罗巴的儿子。据说欧罗巴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两个女人在其面前出现，其中一个女人穿着古希腊式长袍，对另一个穿着本地服饰的腓尼基女人说：“我要带你走，美丽的公主，你将成为众神之王宙斯的妻子。”腓尼基女人试图把她留住，可还是被古希腊女人带走了。欧罗巴醒来后，不知梦意所指。
几天后，欧罗巴与女伴在海边嬉戏，宙斯在空中窥见其美丽，于是就化身一头白色公牛靠近她。这头浑身雪白的公牛吸引了欧罗巴，她不由自主地骑上了牛背。这时，公牛突然奔入大海，将伏在牛背上欧罗巴渡海到达克里特岛。在那里，宙斯化为人形，向欧罗巴求爱。后来，欧罗巴为宙斯生下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米诺斯便成了克里特岛的国王。
米诺斯是海上霸主，波塞冬是统治海域之神。米诺斯向波塞冬献上一座祭台以显示与海神的友谊，并请其赐他一头公牛作为祭品。波塞冬三叉戟一挥，一头雄壮的白色公牛从海面上分浪而出。米诺斯很喜爱这头强壮漂亮的公牛，不舍得杀之祭神，便用另一头公牛代替。波塞冬为米诺斯不虔诚的行为所激怒，于是将情欲之咒施在米诺斯的王后帕西法厄身上，让她爱上这头白色公牛，并生下一个牛头人神的怪物米诺陶洛斯，即米诺牛。
米诺斯为了掩饰这桩丑闻并囚禁米诺牛，便命戴达鲁斯这位著名的雅典工匠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迷宫。并于其建成后将米诺牛囚禁在迷宫最深处，命令雅典每7年进贡7对童男童女供米诺牛享用。
这一年，又轮到雅典进贡了，雅典王的独生子忒修斯便自告奋勇地带着童男童女来到克里特。他勇敢英俊，智慧过人，很快就赢得了克诺索斯国王的女儿阿里亚娜的芳心。
阿里亚娜去找戴达鲁斯，请他帮助自己的意中人。戴达鲁斯给了阿里亚娜一团线，多亏这团线，忒修斯才在杀掉米诺牛后走出迷宫。一下子失去了怪兽和心爱的女儿米诺斯王恼羞成怒，最后得知是戴达鲁斯的线团帮助提修斯走出了迷宫。戴达鲁斯与此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便决定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伊卡洛出逃。米诺斯认为只要守住克里特所有的港口，戴达鲁斯就插翅难飞，却不想戴达鲁斯真的插上了翅膀。他先用轻薄的木头制成翅的形状，然后在上面涂上蜡，在蜡面又粘上密密的鸟羽。和父亲同飞的伊卡洛不一会儿便迷失了方向，他忘记了父亲临行前的嘱咐，渐飞渐高，结果被炽热的太阳熔掉蜡羽，坠入海中，葬身鱼腹。
戴达鲁斯在西西里岛上的库迈平安降落。而追杀戴达鲁丝到西西里岛的米诺斯却被库迈国王的女儿们设计所杀。死后的成了冥界的判官。
“迷宫”重现
1883年，几个农夫在克里特岛东部偶然发现了一些古代祭祀器物。他们把这些器物卖到集市，非常畅销。当地人看到强大的市场需求，纷纷投入挖掘中并陆续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器物。这同时也激发了考古学家的热情，他们纷纷来到克里特岛，对其进行考察发掘，试图找出神话中的迷宫。而英国人亚瑟·伊文斯，是真正揭开克诺索斯王宫之谜之人。
当伊文斯1893年来到克里特岛时，已有很多人在克诺索斯挖掘出了壕沟，发现了一堵坚实的城墙和许多石制坛罐。伊文斯买下了克诺索斯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并在正式发掘前多次勘察克里特岛地形，寻找可能的宫殿中心遗址所在地。伊文斯于1900年3月发现了一座大型宫殿遗址，不久后又在王宫遗址处又发现了第一幅壁画。此画据考证绘制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年代如此久远的画像，保存却如此完好，简直是个奇迹。
伊文斯进一步挖掘王宫遗址，王座室、打阶梯等陆续被发掘清理出来。台阶、走廊、宫室、浮雕、壁画……这些发现一个接一个，令他兴奋不已。在墙壁、柱头、壁画和雕刻印章上，伊文斯还发现了海上霸权的标志三叉戟，这表明克诺索斯王宫的国王与海洋联系密切。他还发现了许多了许多器物具有迈锡尼特征。种种迹象表明，与迈锡尼文明相比，在克诺索斯发现的文明更为古老。伊文斯以神话中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米诺斯文明”，也称“克里特文明”。
克诺索斯的第一期发掘工作只持续了两个多月，受天气炎热、疟疾流行等原因影响，到了六月，伊文斯被迫停止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大部分在停工之前已得以重见天日。
克诺索斯王宫出土后，是一座多层平顶式建筑，规模巨大，占地2.2万平方米，有1500多间大小宫室。东宫和西宫由140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中央庭院联结成一个整体。有国王宝殿、王后寝宫，还有庙宇（双斧宫）、珍宝库、住所等建于庭院四周。西宫位于高坡地区，大部分宫室为3层建筑，东宫位于低坡地区，多为4层建筑。用来支撑屋面的立柱，均由整棵百年大树锯刨而成。这些立柱远远望去，上下一般粗细，显得雄浑而协调。有长廊、门厅、复道、阶梯等将各建筑连接起来，可谓千门百户，曲径通幽。此外，还有一对对用陶土烧制的有着宗教含义的U字形黄色牛角装饰在逶迤漫长的屋檐上。
对王宫历史的推测
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上，发现了若干个王宫的遗址，每个王宫都是一个繁华地区的中心，伊文斯发掘的克诺索斯王宫是其中最为宏大、建造时代最晚的王宫。
据推测，克里特岛上由于地震频发，因此在历史上曾对克诺索斯王宫多次重建。王宫以木石结构建筑而成，以规整的石块砌成墙壁，而屋顶、窗户则是木结构。考古学家根据王宫不断重修的特点，认为克里特文化应分成王宫以前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旧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700年）、新王宫时期（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450年）以及王宫以后时期（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1100年）。米诺斯文明，于旧王宫时期开始形成并初步发展，起始达到鼎盛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前1400年销声匿迹。
从发现的遗址看，主要是在克里特岛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最初兴起了国家，有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里亚、古尔尼亚和菲拉卡斯特罗等众多小国。其中最强盛的是克诺索斯和法埃斯特，拥有繁荣的城市和港口。
考古学家推测，克诺索斯在旧王宫末期，已成为当时岛上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对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和希腊半岛上的某些区域进行控制。在最辉煌的时期，米诺斯王曾称雄爱琴海，拥有无可匹敌的海上舰队，遍及整个爱琴海地区商站和殖民点，东科达罗得岛和小亚细亚的米利都，西北达希腊本土的迈锡尼、雅典和底比斯，最西甚至可能达到意大利的利巴拉群岛。此外，克里特和埃及有密切的联系，米诺斯人的形象在埃及墓室的壁画当中经常可见，有的是来朝使者，有的则是被埃及人掳来的奴隶。
米诺斯文明是公元前15世纪前后爱琴海地区文明成的高度代表，随之出土的青铜器、陶器、金银制品等精美文物，也都是这一文化繁荣发达的反映。克里特的青铜器与中国大量使用的青铜礼器不同，它以工具和武器为主，也有一些被用来制造首饰、酒器、食器等。其技术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在硬度和韧性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造型精致典雅，令人称叹。
早期的陶瓷制品的特征是线状的螺旋、三角、曲线、十字、鱼骨纹等。到了中期，描绘鱼、乌贼、鸟和百合等图案较为普遍。花和动物直到晚期依然是主角，且以章鱼、海豚、海胆和海盘车等海洋生物的反复使用作为装饰的基本图案。其中在克诺索斯出土了一种形体近圆球，无颈，圈足的特殊器型，其两旁有短提耳，器体上绘有白色的百合花，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
此外，米诺斯人还发明了文字，约公元前2000年首先出现了象形文字。由于其比较繁琐，到公元前1900年时，线形文字开始被人们使用，这种文字简单便利，被后人称为“线形文字A”。这些刻写在泥板上的文字，存放在王宫的储藏室中，本来只是作为短暂保留之用，可是后来一场大火将王宫烧毁，泥板被烧成了陶片，而这些文字竟阴差阳错地保存了下来。
“迷宫”内的壁画艺术
可以说，克诺索斯王宫是一座艺术的宫殿，王宫内拥有精彩多样的建筑装饰，尤其是那些为数众多的壁画，更是古代克里特文化的瑰宝。这些栩栩如生、富有情趣的壁画，能够制作于公元前2000年，确实难能可贵，从而也代表了古希腊绘画艺术最突出的成就。这也说明，克里特文化在距今3000多年的已经相当发达。 大体上，可以将壁画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描写宗教活动场面和带有宗教色彩为主的神话；另一类是运用写实手法刻画人们日常活动和动物形态。
觐见室的壁画表现的是3只卧伏在芦苇丛中的鹰头狮身、带有翅膀和蛇尾的怪兽。据说这种怪物的头、身和尾，分别是天上、地面和地下的神灵的代表。壁画画面以款式奇特，色彩鲜艳，形象生动著称。
西宫北侧壁画间里的壁画，描写的是克诺索斯王的宗教活动中竞技活动场面。画中场景是3名青年男女的“斗牛”，其中一头黄牛，同今天所见不尽相同，占去了绝大部分画面。这头牛正向前猛冲，牛前面的一个少年用全力按住牛角，牛身后的少年则脚跟离地，双手扬起，将一名体态轻盈、身着红装的少女抛向空中。少女在空中做完空翻动作后，稳稳地倒立在牛背上。
中央庭院南边的一间宫室墙上，还有一幅壁画是关于克诺索斯王的。壁画上的人物大小同真人仿佛，画中的国王头戴王冠，其上装饰有百合花和孔雀羽毛，长发过肩，向后飘动，颈上挂着用百合花串在一起的项链；腰束皮带，身着短裙，正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由于王冠和项链都以百合花样的饰物为饰，因此这幅壁画也有“戴百合花的国王”之称。
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壁画色彩自然、鲜艳，所使用的颜料均提炼于植物、矿物及骨螺（一种海生贝类）。古代画家挥笔作画，通常都是趁墙壁上的泥板尚未干透时，因为这样可以使色彩渗入泥板，经久不褪。
在王宫中，生动逼真的壁画到处可见。皇后寝宫中描绘舞女和海豚在水中嬉戏的壁画，以及其他宫室和长廊中的诸如“蓝色的姑娘”、“持杯者”、“蛇神”等，也都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历史侧影——耶利哥古城
2005年2月15日，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神秘的耶利哥哈里发古城恢弘的遗址。这座传奇般的皇城遗址始建于公元8世纪，包括皇宫建筑物、水池和清真寺等，是耶利哥时期最重要的建筑物，
古城坐落在科尔多瓦郊外8000米处，壮丽的哈里发皇宫矗立在城中，由10万工匠花了4年才将这座宫殿修建完成。宫门呈金色，圆顶为绿色，华贵的地毯铺在宫内，其中挂着数万幅精美的帐幔，摆着金银器皿和宝石镶嵌的用具，手工艺品均用精细的金银装饰。
以色列考古学家称，这座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宫殿兴建于哈里发阿夫德拉曼三世时期的科尔多瓦山脚下。整个建筑由三个层次构成，最上一级平台是城堡王宫；中间平台是宫殿附属部分建筑和一座小型清真寺；第三级平台是皇家花园，其中建有池塘、喷泉。宫内有均选用象牙和乌檀木制作而成的御座宝殿，以及礼仪大厅的大小拱门。
在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大清真寺在皇城中占地巨大，寺院以精制的雉堞式城墙建于四周，墙内由庭院和庙宇建筑群两大部分组成。如果对其全部复原，其总体规模堪称世界之最。研究表明，城内这座清真寺于公元785年初建，先后经过两次维修和扩建。公元987年，又对其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维修和扩建，几乎扩建了一倍，并从此留下了今天的形状。
作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城市，在这座古城诞生之地，有一些村落遗迹已有7000年历史的。事实上，耶利哥古城位于海平面1300米以下，海拔非常低，但由于该地地底河流水源充足，农产丰富，盛产以色列芒果、柚子、香蕉、柑和著名的香蕉枣子等，可谓沙漠中的绿洲。
圣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市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犹地亚山的四座山丘上，由东部旧城和西部新城组成。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古城。
耶路撒冷旧城是一座宗教圣城，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三大宗教均把其作为发源地，并视其为自己的圣地。世界上能够享有如此殊荣的城市，仅此一座，几千年来，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光芒能够盖过耶路撒冷。
三教的圣地
耶路撒冷所在地最早被称之为“耶布斯”，因为很早以前阿拉伯迦南人中一个部落名叫“耶布斯”，他们从阿拉伯半岛迁徙此处定居，修建村庄，建造城堡，并以部落的名字给此地命名。后来，迦南人又在这里修建城市，并命名为“尤罗萨利姆”。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个地方被犹太王国创始人大卫征服，继续沿用“尤罗萨利姆”的名称并作为犹太王国的都城。为使其希伯莱化，称为“尤罗萨拉姆”。
3000多年来，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等不同的统治者，都在耶路撒冷留下过自己的痕迹，并且一直征伐不休，使耶路撒冷的历史呈现出世上少有的错综复杂和艰难曲折。据统计，耶路撒冷曾历经30多次征服，先后18次被毁为平地，又18次得以重建。
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既见证了其光荣的历史，又是民族复兴的中心。犹太人从《旧约》的前五卷中得知，先知们预言的救世主弥赛亚在耶路撒冷7块高地之一的锡安山上终将出现。所有民族到那个时候都将融合为一。为能尽快地实现这一预言，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徒都梦想着死后能在这座圣山旁边得以安葬。经文中写得很清楚，直到那时，犹太人都应当还是“一个神圣的国家，一个祭司的民族”，而不与其他国家融合为一。这个以色列国家既为世俗王国又是宗教王国，“耶路撒冷是其永恒的”首都。
与犹太教相比，基督教更早地奉耶路撒冷为其圣地。相传，耶稣基督就诞生于耶路撒冷南郊伯利恒小镇附近有个叫马赫德的山洞。耶路撒冷对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说，是耶稣受难、复活和升天之地。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及埋入坟墓的地方，据说就是最早建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圣墓教堂。由于耶稣在3天后复活，因此圣墓已是一座空墓。圣墓大教堂又被称为复活教堂，由于建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遇害并复活的地方，因此这里也是世界基督教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每年基督受难节时，抬着巨大的十字架虔诚的基督徒，都会循着当年耶稣赴刑场所经过的道路，边走边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赞美你……你洗清了我们的罪恶……”情景庄严肃穆，令人动容。
7世纪时，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先知和创始人来到阿拉伯半岛传教布道。据《可兰经》记载，天使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送来一匹有着女人头的银灰色马，穆罕默德骑着这匹马奔驰到了耶路撒冷，当马蹄踩到一块圣石上时，瞬间就向天空飞腾而去。穆罕默德在接受了上天旨意后，又连夜快马加鞭返回麦加，“夜行登天”这一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典故就由此而来。因此，穆斯林也把耶路撒冷奉为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
对耶路撒冷的艰难发掘
耶路撒冷全城分为旧城和新城两部分。西侧是新城，居东是旧城，略呈方形，以石造的城墙环以四周，大量宗教古迹集中在城内。人们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的就是旧城，或称古城。在占地不足1平方千米的耶路撒冷土地上，被考古学家列为具有重大价值的古迹有大约220处。
考古学家于1867年对城内的庙宇圆丘进行发掘并在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样的情景：16世纪的苏莱曼墙压在12世纪十字军建造的塔楼之上，十字军的塔楼又建在7世纪的奥马亚德宫殿之上，奥马亚德宫殿则建在罗马帝国第十军团的军营废墟之上，而罗马军营又建立在希律城废墟的基础之上……这座古城被历史不断复杂化，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政治纷争不断，所以考古学家一直也难以接近。因此，当1867年的考古进行时，伊斯兰教教徒们纷纷从楼上扔下雨点般的石块以示愤怒，迫使考古学家只好改挖掘隧道。此前，曾有人警告过考古人员，称这座城市下面的垃圾有将近18米深，而事实上那里的垃圾有足足40米深，远多于想象。挖掘时，一不小心就会有倾斜坍塌下来的瓦砾和松动的岩层将坑道填满。尽管条件恶劣，但考古人员还是挖掘出了50条隧道和竖坑，最终成功发掘出了巨大的城墙和拱形门。
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肯尼恩在一个世纪后，又对耶路撒冷旧城墙体进行了更为深入而充分的发掘，结果发现，这堵墙实际上不是出自大卫王而是希律王的杰作。此外可以确定的是，钉十字架的各个传统地点以及耶稣复活和埋葬地点，都在耶路撒冷新城的现代城墙之外。问题是，这些地点以及拜占庭教堂中的圣墓都拒绝考古学家进入。即使对大穹顶上的油彩和颜色这类事情的考察，考古学家们也必须在共同控制圣墓的几个教派之间周旋数年，才能得到许可。因此，对耶路撒冷的考古工作一直是断断续续，难以顺利进行。
耶路撒冷的“哭墙”
相传两河流域上游的亚述地区是犹太人（即希伯来人）的最早居住地。公元前1800年，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率领族人渡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到达迦南（即后来的巴勒斯坦）。迦南人称之为“希伯来”，意为“渡河者”。
为逃避灾荒，一些以色列部落和其他希伯来人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进入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在法老的统治下的数百年间，犹太人受尽奴役，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渡过红海，穿越西奈沙漠，立志回到迦南。摩西在途经西奈山时，接受了上帝耶和华写在2块石碑上的戒律，即“摩西十诫”。然后摩西将之安放在“金约柜”中，从此上帝与以色列人就以这个金约柜作为订约的见证。
以色列人后来终于回到了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统一了犹太各部族的大卫王缔造了以色列王国，将耶路撒冷和“金约柜”夺回，并着手筹划建造耶和华圣殿。
大卫王死后，以智慧、谋略和财富而闻名天下的所罗门王继位，并于公元前1010年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建成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用来供奉“金约柜”，史称第一圣殿。
国家在所罗门王死后分裂为两部分，北半部称以色列，以撒马利亚为都；南半部称犹太，以耶路撒冷为都。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第一圣殿遭到焚毁，城墙、神庙、王宫以及许多民宅等被拆毁，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沦为奴隶的耶路撒冷国王、大臣、贵族和城里的大部分居民被流放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
半个世纪后，巴比伦帝国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征服，释放了被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得以释放并重返故乡。大约100年后，以色列人在先知尼希米和学者以斯拉的领导下，开始对重建圣殿，重建后的圣殿史称第二圣殿。
然而，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后并未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先后被马其顿、埃及、叙利亚等国所统治，公元前63年罗马人又将其征服。65年，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人，而就在这次浩劫中，第二圣殿被罗马人再次夷为平地，只留下了西墙的一段断垣残壁。据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占领后，经常有犹太人聚在这里哭泣，这面残破的墙壁也因此被称为“哭墙”。此后罗马人将整座城市占领，犹太人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而他们的圣殿再也没有被修复。千百年来，常有各地犹太人来此号哭，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哀思。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经常来到哭墙脚下，或围着一张张方桌做宗教仪式，或端坐在一条条长凳上念诵经文，或面壁肃立默默祈祷，或长跪在地悲戚啜泣。
考古学家于1992年在“哭墙”中发现5块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巨型基石。据考古学家用声波探测法测定，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约长13.6米、宽4.6米、高3.6米，重达570吨。有世界上第三大人造巨石之称。
相关链接——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废墟
帕尔米拉屹立在叙利亚沙漠的中心，是一座沙漠绿洲。经常被描述为沙漠新娘。它宏伟的遗址讲述着季诺碧亚女王统治时期的一个英雄历史的故事。它位于Afqa温泉附近，这让它成为在伊拉克和沙姆（现如今的叙利亚、黎巴嫩、圣地巴勒斯坦和约旦）之间旅行从中国到地中海贸易丝绸的商队的理想停驻点。
罗马认为帕尔米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和繁荣昌盛所吸引， 并于公元前1世纪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占领和控制。帕尔米拉大帝国的命运和它的女王一样变得悲惨起来，战败后的季诺碧亚女王被戴上金镣铐，沦为罗马的俘虏，悲愤不已的女王最后服毒自杀。而她的城市则遭到了罗马人的掠夺和破坏。至今仍有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挖掘，希望对季诺碧亚女王的宫殿进行揭秘，女王的宫殿已被罗马人毁坏，被一座军营取而代之。
神秘的吴哥窟
吴哥窟位于柬埔寨的西北方，又称吴哥寺。它的原始名字是Vrah Vishnulok，为“毗湿奴的神殿”之意，中国古称之为“桑香佛舍”。吴哥窟以建筑宏伟与浮雕细致闻名于世，是吴哥古迹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
吴哥古迹的历史
吴哥寺约建于1150年，是世界上寺庙建筑群中最大的并且最著名的庙宇，也是高棉国王领土内千百个宗教建筑之一。
12世纪中叶，真腊国王苏耶跋摩二世将吴哥定为首都。由于其信奉毗湿奴（为国王加冕的婆罗门主祭司），于是地婆诃罗就为国王设计了这座国庙以示供奉，名之为“毗湿奴神殿”。
吴哥寺16世纪被称为“Angkor Wat”，即“寺庙都城”。元贞二年（1296年），元成宗铁穆尔派遣周达观等出使真腊。使团取海路从温州开洋，经七洲洋（西沙群岛海面）、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横渡淡洋（今洞里萨湖），到达吴哥国。周达观和他的使团在吴哥居住一年，回国后写了关于真腊风土民情的报告《真腊风土记》。《真腊风土记》将吴哥窟称为“鲁班墓”，又说国王死后，有塔埋葬，可见吴哥寺乃皇陵。
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苏耶跋摩二世的皇陵就是吴哥窟，根据有三：一是吴哥大多数寺庙朝东，而吴哥窟正门朝西，面向日暮；根据荷兰考古学家的研究，印度和爪哇的殡葬风俗中，墓地一律都朝西，而祭祀的寺庙朝东；二是画廊浮雕的排列呈逆时针方向，这是印度教葬礼时在墓地巡行的方向；三是吴哥窟画廊中苏耶跋摩二世相貌与毗湿奴神的相似，暗含日后升天成毗湿奴长驻毗湿奴神殿之意。
在1330～1339年间，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游历吴哥并将吴哥窟称为“桑香佛舍”，这表明吴哥窟在14世纪中叶已改为佛寺。
被发现的吴哥古迹
1432年，真腊人由于暹罗人入侵高棉王国，被迫迁都金边，吴哥都城也渐被废弃，为热带丛林逐渐湮没。后来，也有些进入森林打猎的高棉人无意中发现了这座庙宇，也有些当地的佛教徒搭盖屋寮居住在庙旁，以便到庙宇中朝拜，但吴哥遗迹多不为世人所知。
1586年，旅行家安东尼奥·达·马格达连那游历吴哥，然后将此次见闻向葡萄牙历史学家蒂欧格·都·科托报告：“城为方形，有四门有护城河环绕……建筑之独特无以伦比，其超绝非凡，笔墨难以形容”。
但是，达·马格达连那的报告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天外奇谈，无人在乎它的真假。1857年，驻马德望的法国传教士夏尔·艾米尔·布意孚神父在其所著的《1848～1856印度支那旅行记，安南与柬埔寨》中，又一次对吴哥状况作了报告，但仍未引人注意。
直到1861年1月，为了寻找热带动物，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在原始森林中无意间发现了这一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至此，世人才对吴哥窟刮目相看。
1866年，艾米尔·基瑟尔这一法国摄影师将自己在吴哥窟拍摄的照片公诸于世，吴哥窟的雄伟风采终于为世人目睹。
此后，从1908年起，法国远东学院开始精心修整包括吴哥窟在内的大批吴哥古迹。由于吴哥窟190米宽的护城河像一道屏障一般，阻挡着森林的围困，因此较其他吴哥古迹来说，吴哥窟保存得更完整。但是，附近仍然杂树丛生，部分建筑物的红壤砖缝隙已被一些树根深深植入，并逐渐将缝隙扩大，最后将红壤砖推落，使建筑物坍塌。修复工程主要包括清除杂草、树林、积土、白蚁，稳定地基，支撑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在吴哥古迹的重建上，运用了考古学家在希腊雅典和印度尼西亚爪哇等地古迹重建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分析重建术。清理吴哥窟的工程在1911年完成。
吴哥窟的建筑技巧与浮雕艺术
吴哥窟庄严匀称，比例和谐的设计，使其无论在建筑技巧，还是雕刻艺术上，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吴哥窟坐东朝西，有长方形的内外围墙将其包围，外围墙外还有濠沟，宽190米。濠沟外围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300米，周长约5600米。正门向西，与吴哥通王城南门外大道相连。
位于内围墙内的三层宝塔式建筑物距正门347米，是吴哥窟的主体建筑。平台第一层呈长方形，高出地面3.5米；平台第二层又高出7米；平台第3层又高出13米。各层的4个边上，分别有左中右3条石阶梯与上一层相连。在最高一层的平台上，有象征神话中诸神之家和宇宙中心的5座尖顶宝塔矗立其上。正中央一座宝塔最高，达42米，即高出地面65.5米。其余4塔分立于平台的4个角上，比较矮。第二层平台的4个角上也各有一座截顶宝塔。各层平台四周都以石砌回廊环绕，廊内有庭院、藏经楼、壁龛、神座等。各层均有石雕门楼和阶梯用以连接上下阶层，阶梯的栏干上都盘绕有7头石雕巨蟒，阶梯两旁还装饰有美丽的石狮。全部宝塔、门楼等，都以莲花形的石雕刻为装饰。整个吴哥窟均用古连山的沙岩石吻合垒砌而成，有的石块甚至重达8吨，使得建筑平稳而牢固。
吴哥窟的浮雕石刻也具有相当水准，是吴哥艺术的精华。吴哥窟全部的石砌回廊、殿柱、门楼、宝塔等，都以精美的石刻浮雕刻于其上，其中最为精美的是最低一层的浮雕回廊。四边的回廊总长度800米，有两米多高。壁面布满了浮雕的画面，大都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故事为题材。 “乳海翻腾”的传说刻在东廊；毗湿奴同妖魔作战的故事刻在北廊； “神猴助战”图刻在西廊；反映高棉人抵抗占人入侵的战争情景则刻在南廊。这些浮雕手法娴熟，场面复杂，人物形象逼真，而且均采用重叠层次来显示深远的空间，在世界艺术史上，堪称杰作。
在神庙的柱子或墙角上，处处可见精美细腻的刻画，或凸出，或凹入，甚至还有两者交替的作品。就连走廊上的窗子，也是以小石柱作栅栏，当阳光透过窗子洒入长廊，更显现出一种人文与自然交错融合之美。
吴哥的建筑的精美可谓令人赞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15世纪初吴哥城突然人去城空。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又变成了树木和杂草丛生的林莽与荒原，只有—座隐藏在其中的曾经辉煌的古城。直到19世纪被发现前，连柬埔寨当地的居民对此都—无所知。
任何—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其延续性，更何况吴哥曾是—个繁荣过600多年的王朝。但是，它的文化竟在历史的长河中忽然中断并消失了。有人认为这是外敌入侵所致，但外敌入侵只可能导致王朝的更迭，却不可能使—个民族统统消失。据考察，在吴哥地区过去曾有100万人口以上居住，而现在这个民族和这些人们到哪里去了呢？至今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迷。
新知博览——马尔他岛的古巨石
在利比亚与西西里岛之间，有一座著名的小岛——马尔他岛。1902年，在首府瓦莱塔一条不引入注意的小路上，有人盖房时在地下发现了一处洞穴。后来人们才得知，原来有一座史前建筑埋藏在此。它由上下交错、多层重叠的多层房间组成，里边还有些进出洞口和奇妙的小房间，旁边还有一些壁孔大小不等。直接由巨大石料凿成的大圆柱和小支柱耸立在中央大厅，支撑着半圆形的屋顶。整个建筑都线条清晰，棱角分明，甚至连粗大的石架也没有发现用石头镶嵌补漏的地方。整个建筑共分三层，最深之处达12米。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在史前的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为何会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建造这样一座巨大的地下建筑呢？11年后，在马尔他岛的塔尔申村，巨大的石制建筑又一次被发现。经过挖掘和鉴定，考古学家认为这不仅是石器时代的一座庙宇废墟，同时也是最大的欧洲石器时代遗址。
这座庙宇约在5000年前建造而成，占地8万平方米。整个建筑具有精巧的布局，精美的螺纹雕刻可见于很多祭坛。在马尔他岛上的哈加琴姆、穆那德利亚、哈尔萨夫里尼，曾精心设计的巨石建筑遗迹曾被考古学家几次发现。同样用大石块建造的哈加琴姆的庙宇是最复杂的石器时代遗迹之一。至今仍有些“石桌”未确定其用途。
最令人费解的是“蒙娜亚德拉”神庙，又称“太阳神”庙。其实是一座非常精确的太阳钟。通过投射在神庙内的祭坛和石柱上的太阳光线的位置，可使夏至、冬至等主要节令准确显示。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通过推测太阳光线与祭坛的关系，便可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座神庙建成于公元前10205年。神庙的建造者们居然能在1.2万年前具有如此高深的天文和历法知识，能对太阳光线的位置做出周密的计算，并设计出如此精确的太阳钟和日历柱！
不少学者研究表明，在天文学、数学、历法、建筑学等方面，马尔他岛巨石建筑的建造者们都有极高的造诣。有些研究者甚至推测判断节令的历法标志，还可用作视向线观察天体的甚至能当作一台巨型计算机对日食和月食进行准确预测。
石器时代的马尔他岛居民的智慧真有如此之高吗？果真如此，那这些知识他们是怎样获得的呢？为什么他们在其它领域没有相应的发展呢？而这些知识为何又莫明其妙地中断了呢？这一切，至今仍没有答案。
尼雅古城
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尼雅河畔，英国人斯坦因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并从这里挖掘出12箱封存有千年之久的各种珍贵文物。当他把这些文物被带回英国时，西方学者深感震惊。这就是被称为东方“庞培城”的尼雅遗址。
历史记载，东汉时期的名将班超，为了抗击匈奴，稳定西域，曾驻扎西域数十年。他依靠自己杰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联合当时的西域36国抗击匈奴侵略，威镇西域，留下了“投笔从戎”的千古佳话。有人提出，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就是为斯坦因所发现的尼雅遗址。
精绝国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昆仑山下，曾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因精绝地处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故虽为小国，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精绝国曾为一片绿洲，然而却于公元3世纪后突然消失于历史中。
曾经销声匿迹的的精绝因国斯坦因的发现，重又惊现于世。然而，精绝国当初是如何消失的？璀璨的绿洲何以变成了死亡的废墟？
对尼雅古城的发掘
1901年，尼雅遗址被英国人斯坦因首次发现。1906年，斯坦因又再度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共发掘出53处废址，掘获721件卢文木简，数余件汉文木简、木牍，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建筑物件、工艺品和稷、粟等粮食作物。同时，他还对遗址进行了测绘。
此后，1913年和1931年，斯坦因又分别来过两次。新疆博物馆等单位于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专业队伍，多次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清理。新疆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东汉夫妇合葬墓，便是1959年从从尼雅遗址发掘出来的。除两具干尸外，墓中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出土的蓝底卉染棉布残片和棉布裤，被认为迄今为止所见于我国的最早棉织物。1995年，汉晋夫妻合葬墓由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发掘而出，为新疆乃至全国考古史上所罕见。
通过科考查明，尼雅遗址位于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掩埋在古尼雅河谷的沙丘链之间的古遗址散处，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千米，东西延展5～7千米。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田地、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散布在这片狭长的区域内，各类遗址多达70处以上。经考证，尼雅遗址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有“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的“精绝国”故地。
尼雅遗址的惊人发现
1995年，考古人员发现了尼雅I号墓地，国家文物局将之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使得尼雅遗址更加为世人瞩目。
在这次考古过程中，100平米范围内共发掘了8座属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墓葬，而且有极其丰富、级别较高、保存完好的随葬品。可分为陶器、木器、铁器、漆器、弓矢、纺织品、料珠等种类，尤其是出土了一批色彩绚烂、花纹繁缛的线织品和精美毛织品，如被定位国宝级文物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还有“延年益寿长保子孙”、“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金池凤”等华丽织锦，色彩炫丽，保存完好，实属罕见。而出土的大量的佉卢文档案，更让考古学家们欣喜若狂。
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在印度西北部和现在的巴基斯坦一带最早使用，传播于公元l～2世纪时的中亚地区。公元4世纪中叶，佉卢文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也随之消失。到了18世纪末更是成了死文字，无人可识，其中奥秘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但问题是，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却又怎么突然流行于在异国他乡？对此，没人能解开这个谜底。
通过解读佉卢文发现，尼雅王国长期受来自西南方SUPIS野人的威胁和入侵。木牍文字表明，SUPlS人对尼雅王国的威胁到入侵是一步步加深的，如“SUPIS人之威胁令人十分担忧，余等将对城内居民进行清查”；“现有人带来关于SUPlS人进攻之重要消息”；“现来自且末之消息说，有来自SUPIS人之危险……，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显然，尼雅人对SUPIS人的强大进攻无法抵御的。然而，用来保存佉卢文的陶瓮却密封完好，未曾拆阅，大量的食物仍留在储藏室内，甚至在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存留。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尼雅王国是在面临长期的入侵威胁后，突然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留下最后的文字记载。
但是，各种史书上对SUPIS人的未曾留下任何记载，是什么民族如此凶猛好战而富于侵略性呢？是他们灭绝了尼雅王国吗？
尼雅是如何消失的
关于尼雅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由于战争，有的则认为是自然灾害。
如果真是战争所致，那么又有令人难以解释的地方。因为在所有遗址当中，不仅没有烧毁、砍砸房屋等人为破坏的迹象，更不见横尸遍野的战争迹痕。相反，在屋内墙壁旁还整齐地摆放着未开封的佉卢文书，在地上放着捕鼠的夹子，连储藏室内的米也没带走，房屋的立柱、门板、窗户，屋外的栏干和室内炉灶、烤囊炉，样子也一如当年。甚至还有一副完整的狗骨架发现于一处房屋内的柱础旁。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的撤离是比较从容的。房屋内留下的遗物较少，珍贵和常用物品都被随身带走了，笨重家具等无法搬运的东西都摆在原地，原封不动，根本不像经历过一次血雨腥风的洗劫，也不是出自一家一户的个别行为，一切都像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全面撤离。因此，认为是战争将尼雅古城摧毁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那么尼雅家园的废弃，会不会与自然条件的逐渐恶化有关呢？
尼雅河作为尼雅人赖以生存的水源，其河水来自昆仑山上的皑皑白雪。北坡的昆仑山脉气候寒冷，终年低温，降雪不能全部融化，山上5000～5700米被称为永久雪线，以上为终年积雪区。如同固体水库一样的山上冰雪，在冷季贮存起大量的水，在暖季则逐渐融化，补给河流，哺育着河边的尼雅人。当然，尼雅河的水量由于自然因素也会有所变化，由固态的水转化为液态的水，肯定会影响这里的生存环境。倘若尼雅河水量某年或接连几年减少，失去水资源后的末端的人便无法与环境相抗衡。如果当地人不懂得保护环境，过量使用水、植被等资源，肯定会给其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因风力不断变化位置，沙漠边缘地区沙丘使河流不断改道，田地荒芜，地皮龟裂，树木枯亡，居民因无法生活，就不得不最终离开故土。
不过，导致缺水的原因可能是一场特大风沙、罕见的干旱自然原因，也可能是一场瘟疫、一次战争等人为造成。最可怕的可能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叠加在一起。在西域古国间的争夺中，即使失败的一方尚存，如果行政管理系统遭到破坏甚至崩溃，那么水利灌溉系统就会无人管理。像这样一个以依赖一条不时改道、流量不大的水源为生的特殊地区，一旦缺乏对水利系统强有力的管理，就会很快失控，无法生存。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迫离开，那么是有足够时间慢慢撤离的。
这些对尼雅古城消失的推断也许只是想象。但尼雅消失之谜，绝不亚于数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它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复杂、严密的科学论证，才能逐渐逼进真实。当然，最终的结论也可能是永远都没有结果。
历史侧影——玫瑰古城佩特拉
佩特拉是一座古城，位于约旦安曼以南250千米处，隐藏在一条连接死海和阿卡巴海峡的狭窄峡谷内。
佩特拉古城以岩石的色彩而闻名于世，并由此而被称为“玫瑰红城市”。实际上，这里的岩石除了红色外，还有淡蓝、橘红、黄色、紫色和绿色等。佩特拉究竟是何时建造的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其中陵墓半埃及半希腊的样式估计，佩特拉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后，很可能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
佩特拉曾是古代纳巴特人建立的厄多姆王国都城。公元前6世纪，约旦阿拉伯干河的东部被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特人的部落控制，并从阿拉伯半岛北移进入该区。公元前312年，纳巴特人定居于此。在他们建造的众多安居地中，最突出的就是首都佩特拉：这是亚喀巴与死海间的一片长长的峡谷区域。由于控制了重要的贸易通道，纳巴特人因此而变得强大富有起来。
到了公元106年，被罗马帝国军队攻陷了纳巴特王国，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并曾一度作为罗马东部省城的佼佼者而存在，拥有诸如广场、公共浴室、剧场之类的所有古罗马文化常有的建筑。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佩特拉也一度繁荣昌盛。罗马工程师们铺筑商道，改进灌溉设施。可是，作为该城经济支柱的佩特拉的贸易却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货物依靠海上运输，它的部分生意被一座名叫亚历山大的地中海岸城市抢走；陆地运输也开始变化，在它的北部，罗马人兴建了一条大路，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与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联通，将更多的运输贸易掠走。所以到了公元3世纪，佩特拉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就已大大削弱。此后，佩特拉的重要性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而大为削弱，并最终被遗弃。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除了阿拉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外，更是少有游人问津此地。佩特拉也只为当地部落的居民所知。
佩特拉于公元4世纪又沦为拜占庭（或称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它在这期间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拜占庭大主教（或称东正教）将此作为其居住地。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东山再起，由阿拉伯地区迅速波及到西亚和北非地带。日趋强大的伊斯兰帝国最终控制了从西班牙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佩特拉区又成了伊斯兰帝国的一个小省，此后逐渐成为一座废弃的空城，鲜为人知。
乌尔城的发掘
乌尔城是西亚著名的古代城市，位于伊拉克的穆盖伊尔。大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苏美尔人开始在乌尔定居，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这里形成了城市，并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
到了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前2006年）时，乌尔城成为该王朝的首都，并与波斯湾及印度洋等地区都有贸易往来。此后，乌尔城长期隶属于巴比伦等王朝和波斯帝国，属于当时两河流域南部的宗教和商业中心。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由于幼发拉底河改道，乌尔周围地区的灌溉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良田也逐渐变成沙漠，乌尔城自然也逐渐衰落，最后被湮没消失。
皇家陵墓的丑恶葬俗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很多考古学家便开始对乌尔城进行考古发掘。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爵士在发掘乌尔城时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象，即在古代乌尔城国王的陵墓中，有很多与丑恶的丧葬习俗有关的迹像。
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乌尔城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畔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小村落。而发展到约公元前2500年时，它已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的首都。在金字塔形的神庙附近，考古学家伍利发现了一座皇陵，这里包括有16个大墓，伍利称它们为“死亡地窖”，也是苏美尔国王和王后的墓地。但是，这些王族成员并非单独被埋葬，而是让朝臣和仆人们都一起与他们殉葬！
在当时，如果国王和王后死后，尸首就会被放入墓室。此时，一长列的朝臣、仆人和乐师们也都难逃厄运，都会随之进入这个死亡地窖。他们都会身穿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手捧黄金、珠宝和其他等祭品，在陵墓中，他们饮毒后再一排排有序地躺下等死。
在一座皇陵中，伍利发现了乌尔城的皇家用品——一个空心的盒子。在盒壁上，描绘着众多和平与战争的图案，这些图案都是用贝壳和天青石制作出来的。这些用黄金和天青石做成的灌木丛中的公羊，或是山羊，就是人们带入陵墓的随葬品。
令人惊讶的是，王后的身边不仅有4个马夫，还有一连串的尸体，可以说尸体排满了两间相连的墓室。考古人员现，共有23位殉葬者安静地随着这位王后下葬，一位殉葬者临死时还把一只手优雅端庄地放在竖琴弦上。
与“王后普阿比”相邻的另一座墓穴中，里面也有一具身份不明的男尸。人们猜测，他可能就是乌尔的国王。
通往这个墓穴的整条道路是个更大的死人坑，坑里到处都是殉葬的卫兵和动物的尸体。所有尸体都神态安详，没有暴力迹象。
有人认为，可能是某种药物的作用，才使得这么多的人如此顺从地去死。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假想。乌尔墓穴里的殉葬者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目前已无法知晓。
乌尔城的塔庙
在乌尔城址残留的建筑物中，最重要的宗教建筑就是塔庙。乌尔塔庙最初是由苏美尔人建造于公元前2112年～前2095年乌尔一纳莫国王统治时期的，是一座坚实的砖体，基底长64米，宽46米。
整座塔庙都是建造在沥青基础之上的，为砖坯筑成的多层建筑物，一般是一座神庙的塔楼，其外形看上去酷似金字塔。墙体向内倾斜，外形犹如分层的金字塔；下面几层没有内室，实际就是一层层的台基。乌尔塔庙共有3道台阶，每道100级，通往第一层和第二层平台之间的门廊。从这里再经过一道台阶后，便能通往塔庙的顶部和祭奉神南努的小圣坛。
在所有的塔庙当中，最精致的一座是供奉乌尔王的保护神、月神南纳的塔庙。该庙建于公元前22世纪的乌尔-那穆统治时代，高约12米，共分3层，基部为长方形，面积为64米×46米。塔庙的顶部还筑有一座小的神庙，为月神南纳的寝宫，也是整个塔庙的中心。神位放在寝宫的壁龛内，塔庙的四周是广场，被称为“圣区”。
塔庙的东北角是另外一座较小的塔庙，旁边是祭司的住房。东南边的一组建筑，为供奉南纳和其妻宁伽尔的两座神庙、一些小庙宇及女祭司的生活区。
乌尔塔庙的大部分经过漫长的岁月后依然坚立着，这也是苏美尔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建筑。先知亚伯拉罕出生并居住在乌尔城，当时该城位于一片翠绿的农田中，外围有一条护城河；而现在的乌尔，则位于一片差不多被沙丘所覆盖的沙漠区。幼发拉底河也不再流经乌尔城，它已改造朝另一个方向流去了。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最早的塔庙建筑年代应不早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地区所有的塔庙遗迹中，以乌尔城的保存得最为完好。这些塔庙也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时的苏美尔，其建筑师已开始运用圆柱、拱廊、拱门、拱形圆顶等基本建筑形式了。
乌尔王陵的考古价值
考古学家在乌尔共发现大大小小的墓葬2500多座，但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盗掘，其中有16座王陵属乌尔第一王朝时代。每座王陵都有大规模的穹窿顶墓室，附有几个侧室，都是用石或砖建造的。
乌尔王陵以其丰富豪华的随葬品和人殉为主要特色。随葬品中包括珠宝、镂孔金杯、金牛头竖琴、带青金石剑柄和黄金剑鞘的短剑、金琉璃头饰、青金石制作的圆筒印章，以及用贝壳、黑曜石、红石为材料镶嵌、粘合成的各种饰物等。每座陵墓的殉葬人最少为3人，最多可达74人。
乌尔王陵的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乌尔城邦的生产力、艺术水平及与西亚其他地区的往来情况，也说明奴隶主贵族掠夺、剥削来的财富已达到惊人的地步。
1922～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伍利又领导不列颠博物馆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对王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乌尔城址的早期地层堆积，分属欧贝德文化和乌鲁克文化；晚期地层堆积属苏美尔早王朝及以后各时代。这一遗址的发掘，为了解两河流域南部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研究这一地区阶级分化、国家产生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关链接——乌尔王国的兴衰史
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中后期，美索不达米亚进入了群雄并起的时代，乌鲁克、乌尔、尼普尔、基什及北方的阿卡德人等，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强者。其中，乌尔城在乌尔王的统治下，逐渐成为一个军事超强者。
古代的乌尔城位置既有利于对阿拉伯半岛的海上，又有利于陆上的贸易。在这段时间里，乌尔建造了许多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墓。当乌尔的国王成为苏美尔的统治者后，这个王朝就被称为第一王朝。
公元前2340年左右，乌尔第一王朝被阿卡德的萨贡一世消灭。
从乌尔第二王朝后期起，乌尔的军事实力开始逐渐下降，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力也逐渐削弱，不再拥有当年的风光。而与此同时，阿卡德人却逐渐强盛起来，新月平原上的政治实力对比，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
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是乌尔纳姆，统治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2113年至前2096年。在他统治的这段时期，乌尔建造了许多庙宇，包括今天留下来的神庙，农业灌溉也获得改善。而《乌尔纳姆法典》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类似的文件，1952年考古学家在伊斯坦布尔发现了它的残片，比《汉穆拉比法典》还早。流传到今天的苏美尔文学作品之一，描写的就是乌尔纳姆的死和他死后在阴世的旅行。公元前2006年左右，埃兰人消灭了乌尔第三王朝。
后来，伊辛第一王朝又赶走埃兰人，占据了乌尔，以乌尔第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从此以后，乌尔城在政治上便逐渐不再重要了。
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的故乡，在今天的北京西南约50千米处的周口店龙骨山。以前的周口店，不过是个普通的小镇子，镇东南面是一片华北大平原，西面和南面则是太行山脉的一部分。而龙骨山就坐落在这里，但龙骨山却没有太行山的巍峨，它只是一座呈馒头形的低矮小山坡，山上盛产石灰石，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在这里开山烧石灰了。
石灰岩很容易被地下水穿透，形成洞穴和裂缝。而在这些洞穴和裂缝中，又藏有许多珍贵的动物化石，其中就包括“北京人”化石。当地的老百姓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并将这些龙骨挖出来卖给药店做药材。“龙骨山”就是如此得名的。人们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山上烧石灰，挖龙骨，而“北京人”则默默地躺在某个洞穴深处，外面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无关。
安特生的发现
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开始深入人心，人们也开始接受“人猿共祖”的观点，科学家们也更急于要用人类化石来探求人类进化的历史。
1891年，一位名叫杜布尼的荷兰人在爪哇发现了原始人的头盖骨和腿骨化石，并将其取名为“爪哇猿人”（也就是后来俗称的“爪哇人”）。但由于这些头盖骨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因此人们不敢相信杜布尼的结论。
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施洛塞尔教授从一包从中国带去的“龙骨”中发现了一颗很像人类牙齿的化石，但他也不能贸然断定这就是人类的牙齿。但是，这颗牙齿却引起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兴趣和注意。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军政府之邀，来到中国任矿政顾问。这让安特生有了接触中国“龙骨”的机会。1918年，安特生得到了一包“龙骨”，并被告知是从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上采集到的。安特生闻讯，马上赶到鸡骨山区考察。
1921年，奥地利学者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准备与安特生一起研究中国古生物化石。安特生与师丹斯基一起到鸡骨山寻找化石。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当地的一位老农，这位老农将他们带到了龙骨山。第一天，两位学者就在这里采集到了肿骨鹿的化石。在采集过程中，安特生发现地层的一些堆积物中有许多带有刀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觉得用这种东西来切割兽肉是很适合的，就此推测，古人会不会就用这种东西来切割兽肉食用呢？
两人在龙骨山挖了几个星期，带回了许多化石，但始终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只有一颗类似人类牙齿的化石，但师丹斯基也不能确定这颗牙齿就一定是人类牙齿。5年后，师丹斯基在重新整理这些带回国的化石后，又发现了一颗比较明确的人类牙齿，但他仍没有给出比较绝对的结论。
与师丹斯基不同，安特生此时恰好赶上瑞典太子访华，他便趁机向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消息立刻传了出去，不过仍有人因为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而不敢认同安特生的观点。不过，在龙骨山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件事，还是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很快，一项意在进一步发掘龙骨山化石的计划紧跟着出台了。
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
1927年，在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的英籍加拿大学者步达声的倡导下，中国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协议联合发掘周口店龙骨山。第一年的成绩就很斐然，一共获得了500多箱的化石，考古人员开始了寻找“祖宗”的战斗。瑞典生物学家步林从中找到了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据研究，这是一颗成年人的臼齿。据此，步达声建议，将新发现的化石人种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这也就是“北京人”名称的由来。
可惜的是，在这500箱的化石中，共发现2块“北京人”右下颌骨，其中1块还连着3颗完整的臼齿，但仍没能找到头盖骨。
1928年底，发掘队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坚硬的石层，这一层也是“北京人”居住的山洞的洞底，里面化石稀少。其实，这并非真正的洞底，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层含有化石的灰烬层。到了1929年，由于发现越来越少，很多人逐渐离开了龙骨山。山中的发掘指挥工作由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担任，他叫裴文中。
裴文中在艰难的发掘工作中，顽强地指挥大家挖掉了硬石层，但却没有任何发现。裴文中又坚持了2天，最终在挖掘地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化石，并在其中找到了一颗很完整的头盖骨。经研究测量，这颗“北京人”头盖骨的厚度比现代人的头盖骨要厚很多。
几天后，裴文中将这可头盖骨包装完整，亲自送到了步达声的手中，由其亲自修复。中国地质学会也举行了特别会议，宣布了裴文中的重大发现。不久消息就传遍了世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及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都集中到了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也证实了“爪哇人”的存在，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
陆续发现的“北京人”化石
1930年，除了发现人类化石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石器，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
1931年，龙骨山又来了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员，他叫贾兰坡。在1933年到1934年间，由于山顶洞的发现，考古人员还从中找到了晚于“北京人”的“山顶洞人”，从而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空白。这时，裴文中要赴法国留学，山上的发掘工作就交给贾兰坡。不过直到1935年，这里并没有再发掘出令人惊喜的发现。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11月，贾兰坡等人在这里又发掘出了2颗的头盖骨。消息对外发布，再次震惊世界。不久后，贾兰坡又发现了第三个头盖骨，而且这颗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么破碎，而是保存得相当完整，甚至连部分鼻骨、眼睡骨等都有。在短短2周内发现了3颗头盖骨，这个消息实在令人激动。只是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那就是至此始终没有找到四肢的骨骼。
不过，1951年贾兰坡在整理化石标本时，终于认出了北京人的一段上臂骨和小腿骨，从而弥补了研究的缺憾。
“北京人”的上肢已经很接近现代人，而下肢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
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寇侵华，寻找“北京人”的工作被迫停止。更遗憾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标本惊人在美国人手中弄丢了！原来，“北京人”化石标本一直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保险柜中，1941年后，日美关系恶化，“北京人”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安全起见，研究所的负责人员决定将其转移到纽约自然博物馆去。于是，“北京人”被装入两个大木箱中，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然而途中，“珍珠港事件”爆发，运送“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尽管战后多方查找，仍没有任何线索。
解放后，地质学家又从新开始在龙骨山挖掘“北京人”遗址，并又发现了5颗牙齿和一个相当完整的下颌骨，以及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不久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陕西蓝田和云南元谋，发现了与“北京人”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蓝田人”和“元谋人”。
延伸阅读——“蓝田人”与“元谋人”
“蓝田人”是1963年发现的，在距陕西省蓝田县16千米的公王村后的公主岭。当时考古人员到达公王村时，正赶上下大雨，大家就聚在一个小商店里躲雨闲聊，不知不觉话题就扯到“龙骨”上了。村民一听，马上热情地告诉他们，在公王村后面的公主岭上就有许多龙骨。考古人员一听，就决定在公主岭上挖。3天后，大家在这里共挖出了5箱化石，其中包含猿人的2颗牙齿、1块上颌骨和1个头盖骨。
1965年，几个青年地质学家在云南元谋县考察时，经一位老人指点，在上那蚌村的山沟中找到了“元谋人”的2颗门牙。
“蓝田人”和“元谋人”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是人类的诞生地之一。今天，在“北京人”遗址中，共发现150多颗牙齿、6个头盖骨和一些肢骨；还发现了几万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这些珍贵的化石标本也告诉了我们人类童年的历史，是全世界人民珍贵的财富。
殷墟的发现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的两岸的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和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以及骨器等精美文物，使3300多年前中国古代商都的风貌得以全面系统地展现出来，为这一历史阶段提供了可靠证据。
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龙骨”引出殷墟
关于殷墟的发现，还要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龙骨”传说起。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因这一带地势较高，自从战国特别是隋唐以来，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逐渐有人移居到此。所以，小屯村距今只有几百年的“村史”。
清代末期，小屯的村民在耕作时，经常会从地下挖出一些碎骨片。开始他们并没在意，将这些碎骨片顺手丢弃。直到19世纪末，当地村民中忽然兴起了一个传闻，说这些碎骨是可以治病的所谓的“龙骨”。人们听了这样的传闻，纷纷收集这些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到中药铺。从此，“龙骨”就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患了虐疾，就派人到北京城内的药店购药。购回的药中，有一味即是“龙骨”。
王懿荣平时较为细心，他亲自察看买回的各味中药，发现所谓的“龙骨”其实是龟甲或兽骨的碎片。令他吃惊的是，在一些碎甲片或骨片上还契刻着符号。由于王懿荣是个金石学家，他的古文字知识让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符号”的重要性。于是，他一面派人到药店买回更多的“龙骨”，一面开始研究龙骨上的“符号”，结果认定这些符号是商代文字。由此，他成为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以及第一位甲骨收藏家，被称为“甲骨文之父”。
商代甲骨文被发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许多学者也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经考证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随后，考古学家又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在1928年到1937年间，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因抗战而中止，1950年，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始。在此期间，考古人员在殷墟内共找到有字甲骨800余片，铜、陶、骨、蚌等若干。1929年，考古人员又对殷墟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也是首次对殷墟进行正式发掘。1931年，国内首次在高楼庄后冈发掘中应用了地层学原理，使殷代、龙山和仰韶文化发展序列得以理清。1934年至1935年，发现了墓坑棋布、文物丰富的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一时学界轰动。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过程中，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甲骨，这也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对十几个点的挖掘已有20多次，共获15万片左右的刻字甲骨。
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
随着殷墟的发掘，宫殿宗庙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这两处重要的遗址也浮现出来。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就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的发祥地。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建筑基址达53座，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的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考古学者将其划分为甲、乙、丙3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其建筑宫在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具有繁杂的结构和巨大的面积，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有80余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被发现，这些建筑气势宏大、布局严整，按 “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
作为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的著名的妇好墓，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南北长50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上建有享堂，甲骨辞将其称为“母辛宗”。该墓还有很多随葬品如青铜器、玉器、骨器等，以及海贝6800枚出土。这些随葬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宝，这也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制造水平。考古学者根据该墓的地层关系及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认定该墓的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
另一处著名的遗址是王陵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北岸的武官村北地。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被誉为世界“第二个古埃及”，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被学术界公认为殷商时期的王陵所在。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了殷墟遗址。
殷墟“青铜之王”
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仅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就有4000余件青铜容器出土，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立耳、方腹、四足中空的司母戊鼎，只有身体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除此之外，其余各处均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形态各异。鼎身四面以饕餮作为纹饰见于方形素面周围，四面交接处则以扉棱饰之，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猛虎两只，虎口相对，中含人头。以鱼纹饰其耳侧。4只鼎足在纹饰上各施以兽面在3道弦纹之上，可谓独具匠心。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无论造型、纹饰还是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杰出代表。
事实上，安阳的其他一些证据证明，司母戊鼎并不是殷墟中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人员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再其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其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如果真这件青铜器真的存在，那么它一定比司母戊鼎更加壮观。
要铸造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就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还要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不能间断，需要有机地协调各个工种，可见当时已有非常严密的社会组织。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殷商的青铜工业虽然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铜矿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对此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可能已学会了在矿石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再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等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而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还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也可能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在殷墟内仍有惊世发现，殷墟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特别是近年来，殷墟考古仍不断有新的发现。辉煌而独具东方色彩的殷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的地位极其重要，是人类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因此，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也被列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相关链接——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的是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甲骨文发现于19世纪末的殷代都城遗址，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绝大部分的甲骨文都发现于殷墟，这些甲骨大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比如经常会占卜10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会不会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诸多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时主要以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为材料，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背面，通常先挖出或钻出一些被甲骨学教称之为“钻凿”的小坑，占卜时，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叫做“兆”的裂痕。然后从事占卜的人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对吉凶作出判断。
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其中既有大量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甲骨文记载了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非常丰富的内容，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还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这些文字在外形上虽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区别巨大，但二者从构字方法来看是基本一致的。
地下乐宫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城西2千米的擂鼓墩东团坡上，是一座呈“卜”字形的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1977年秋，当地驻军在扩建营房时发现该墓。1978年3月，文物考古部门组织联合勘探，5月上旬开始挖掘，6月底野外清理首战告捷。通过出土博钟上的铭文鉴定，墓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君主名乙，故亦称曾侯乙地宫。曾侯乙，姓姬名乙，生卒年不详（据考古发掘推定，生于公元前约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是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的国君。
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
通过发掘，曾侯乙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万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钟在我国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只有3～5枚。到了周朝，增加到了9～13枚，战国时发展成为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等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属于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8组，共分3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吨，重量、体积在编钟中都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有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了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考古人员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还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28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28宿体系的国家之一。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16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还标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的铭文，这也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漆器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无独有偶，1981年在擂鼓墩2号墓，考古学家又发掘出了一套36件编钟。经鉴定，2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为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都相同，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在1号墓出土的钟体大小衔接处，有一处明显的空缺，这一空缺正好由2号墓出土的8件大钟填补。从编钟的音高分析，2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5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2号墓编钟也被称为是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2套乐钟（鎛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而宏伟的编钟系列。
曾侯乙编钟
据《列子·汤问》记载，秦国有一位名叫薛谭的人，慕名技师在秦青门下学习唱歌。学了几年后，他自以为学得差不多了，就要离师归家。秦青不便挽留，亲自到郊外为薛谭饯行，并动情地为学生击拍而歌，歌声幽雅动人，林间繁茂的树木仿佛飘荡起来，流云也为之却步。薛谭顿时听呆了，并决定不再下山，此后悉心与师傅学习唱歌。这就是“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典故的来历。
此前，还有一位名叫韩娥的歌手。一次韩娥游历到齐国，在城下唱歌求食。她那美妙绝伦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大家都纷纷解囊，帮助她度过难关。韩娥离去3天了，当地群众还好像听到她的歌声在房梁上萦绕回荡。民间从此便流传开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成语。
春秋战国时代，王室衰败，祭祀礼仪逐渐遭到冷落。作为祭祀之用的乐舞，也逐渐转作享乐之用。也正是这种对娱乐性乐舞的追求，导致了这一时期音乐及乐器的空前繁荣。
从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来看，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乐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曾侯乙墓共出土编磬4组32件，鼓4件，瑟12件，五弦琴和十弦琴各1件，笙1件，篌及排箫各2件，而最著名的应该算编钟了。如此庞大的乐器阵容，简直就是一个地下宫廷乐队。
作为振动物体的编钟，具有许多固有的频率，受击时会产生复合音。每个固有频率都有各自的振动单元，频率越高，振动单元就越小。音脊和隧的存在，是使编钟基音得以校准的又一重要因素。音脊和隧位于钟腔的内部，从钟口延伸到钲部下缘，呈突起状者为音脊，凹状者就是隧。所有的编钟铸成后，都要对音脊和隧处进行锉磨。
出土的编钟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米，重203.6千克，整套总重量2567千克，全由范铸法铸成。除了铜外，含锡12.49％～14.46%，含铅小于2%，其他杂质更是很少。这种青铜合金的配比，也使钟的编钟的音色丰满悦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的C大调7声音阶为同一音列，总音域包括5个8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已趋向12平均律的律制，可以旋宫转调。至今，这套编钟仍能演奏出各种曲调。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为各国驻华使节演奏了《楚商》等中外名曲，赢得广泛赞誉。
延伸阅读——南越王宫的谜团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南越王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
南越王墓的出土，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奇迹，也备受海内外瞩目。然而，随着南越王宫“露脸”的部分逐渐增多，留给人们的谜团疑云也渐次多了起来。
首先，南越王宫殿目前只挖掘出1号殿的一部分和2号殿的一角，而整个宫殿最精华的部分还埋在地下。据史料记载，秦末汉初时期全国有10多个商都，而岭南就只有“番禺”这一个重要商都，来这里经商的人不少都财运亨通。考古专家推测，南越王宫署之外应该还有贸易区（市）、老百姓生活区（坊、里），以及城墙等，然而这些东西目前却一点出土的迹象都没有。南越王宫署只是番禺城的一部分，当时的城在哪里？城墙修建在什么地方？目前古番禺城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谜。
其次，在宫殿发掘现场，人们发现了多个朝代的珍贵遗迹，而在堆积成山的出土物件中，最令考古学家感兴趣的是一枚大约5厘米高、质地坚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这枚象牙印章刚好出土在唐代漫道上，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国玻璃珠等文物。据推测，这里曾是唐代的一个特种手工艺作坊。然而，该印章虽没有打磨完成，也没有挑字署名，上面的头像无论从脸形还是发式来看，却都是一个明显的外国人头像。从形状上看，这枚印章不是中国传统的长方形或正方形，而是椭圆形，而西方印章的形状正是以椭圆形为主。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枚为外国人刻的印章。但这枚印章上面的“老外”到底是哪国人？当时的广州外国人的数量有多少？这些谜底仍待揭开。
在考古学界有一个共识，中国古代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的，而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过去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在出土的南越王宫殿和以前出土的南越王御花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有人认为，整个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普及程度可用“石头城”来形容，甚至有的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在全国考古界是非常罕见的。因而有人提出，南越王宫署独树一帜的石建筑，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广州（番禺）已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史就得重新谱写了。
当然，这些谜团的答案目前还都是处于猜测阶段，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的陵墓，位于中国北部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千米处的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
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3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其中共出土了约7000个秦代陶俑及大量的战马、战车和武器，代表了秦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兵马俑陪葬坑均为土木混合结构的地穴式坑道建筑，如同一组模拟军事队列、旨在拱卫地下皇城的“御林军”。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1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2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3号坑则是统领1号坑和2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而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可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媲美的世界人类文化宝贵的财富。而它的发现本身，又成为20世纪中国最壮观的考古成就。它们充分表现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民巧夺天工的艺术才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宝贵财富。
无意挖出“秦代人”
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是被陕西潼县西杨村村民发现的。一直以来，这里祖辈都流传着地底深处有“瓦王爷”的传说。1974年，村民们为了抗旱，在村南柿树林畔打井，当挖到5米多深的地方时，竟然真的发现了“瓦王爷”——一个陶制的人头雕塑像。正好当时有位干部来检查打井进度，见到这个情景，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县文化馆。经过文物部门的勘查和发现，气势非凡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终于慢慢在世人面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75年，经过发现后1年的发掘，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终于再现出2000年前的壮观场面。
1号坑坑深5米，面积约1.43万平方米，坑内有6000余陶人陶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环形方阵。坑东端有3列横排武士俑，手执弓弩好像正在远射兵器，其后是6000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手执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在11个过洞里排列成38路纵队。
在1号坑中发掘出武士俑500余件，战车6乘，驾车马24匹，还有青铜剑、吴钩、矛、箭、弩机、铜戟等用于实战的青铜兵器和铁器。俑坑东端有210个与人等高的陶武士俑，排成3列横队，每列70人。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其中除3个领队身着销甲外，其余均穿短褐，腿扎裹腿，线履系带，免盔束发，挽弓挎箭，手执弩机，仿佛待命出发的前锋部队。
不久后，考古人员又在1号坑东北侧约20米处，发现了2号坑。2号坑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2号坑坑内建筑与1号坑相同，但布阵要比1号坑复杂得多，兵种也更为齐全。2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2号坑内有战车89辆，各类武士俑1000余尊，共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并有大量金属兵器。这些陶马陶车被分为4个军阵，分别为弩兵俑方阵，驷马战车方阵，车步、骑兵俑混合长方阵和骑兵俑方阵。
1976年5月，考古人员在1号坑西北侧又发现了一个兵马俑坑，编为3号坑。3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约520平方米，与1、2号坑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同统师三军的指挥部。3号坑内共出土68个陶俑和4 马1 车。
后来，考古人员还勘探出了4号坑，但最终发现这个坑并未完全建成就被遗弃了，因此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而现今出土的兵马俑，正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兵器的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3号坑中途中断，4号坑没来得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还发现有火焚的痕迹，这可能与当时的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气势恢宏的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0千米的骊山北麓，南依骊山的层层叠嶂，山林葱郁；北临逶迤曲转、似银蛇横卧的渭水之滨。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陵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总面积为56.25平方千米公里。陵上封土原高约115米，现仍高达76米；陵园内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40米，外城周长6210米。内外城廓有高约8～10米的城墙，现在尚残留遗址。墓葬区在南面，寝殿和便殿建筑群在北面。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即位的次年就开始修陵园。陵寝于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当时的丞相李斯为陵墓的设计者，由大将军章邯监工，共征集72万人力，动用修陵人数最多时近80万，几乎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墓之首，是最大的皇帝陵。整个陵园是按照秦始皇死后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则，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区内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遗址。
陵园南部有一个土冢，高43米，筑有内外两道夯土城墙。内城周长3890米，外城周长6249米，分别象征皇城和宫城。在内城和外城之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葬马坑、陶俑坑、珍禽异兽坑，以及陵外的人殉坑、马厩坑、刑徒坑和修陵人员的墓室。目前已发现的墓坑达400多座。
秦始皇陵的冢高55.05米，周长2000米。经调查，整个墓地占地面积为22万平方米，内建有大规模的宫殿楼阁。陵寝的形制分为内外2城，内城周长为2525.4米，外城周长6264米，其规模之大远非埃及金字塔所能比。
在秦始皇陵中，共发现了10座城门，南北城门与内垣南门在同一中轴线上。坟丘的北边是陵园的中心部分，东西北3面有墓道通向墓室，东西两侧还并列着4座建筑遗存。有专家认为，这也是寝殿建筑的一部分。
陵墓地宫的中心安放着秦始皇棺椁，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千米。主要陪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出土了5万多件重要历史文物。1980年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更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秦陵的几大谜团
通过考古发掘，秦始皇陵出土了大量的陶俑、陶马、战车以及铜兵器等，这些文物的精良与完美令人叹服。然而，这个人间奇迹中，也蕴含着很多难解之谜，比如下面几个谜团，就曾令人们困惑不已。
（1）秦陵地宫内是否有水银？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探测证明，秦陵地宫内的确存在水银，而且东南和西南较强，东北和西北较弱。《史记》的描述初步得到证明。之所以在地宫内放入水银，是因为水银具有降温防腐的作用。降温是使秦陵冬暖夏凉，如同皇宫的宫殿一般；而防腐则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墓室中的尸体。
（2）陵墓为何选在骊山之阿？
战国时期，一些国君陵园的营造往往都有平面设计图。秦始皇陵园的营建按理也应有平面规划图，而制图之前要先选墓地。我们知道，秦始皇执政于都城咸阳，为何要把自己的陵园选在远离咸阳的骊山之阿呢？
事实上，陵墓位置的确立与秦国前几代国君墓的位置有很大关系。秦始皇先祖及太后的陵园葬在临漳县以西的芷阳一带，秦始皇陵园选在芷阳以东的骊山之阿应是当时礼制所决定的，因为古代帝王陵墓通常都按生前居住时的尊卑、上下排列。《礼记》、《尔雅》等书记载，“南向、北向、西方为上”。“西南隅谓这奥，尊长之处也”。而在芷阳的宣太后也希望其陵墓能葬在丈夫与儿子之间，即“西望吾夫，东望吾子”，似乎也是按长者在西、晚辈居东的原则。秦始皇先祖已确知葬在芷阳的有昭襄王、庄襄王和宣太后。既然先祖墓均在临漳县以西，那作为晚辈的秦始皇只能埋在芷阳以东了。
其次，选择陵墓位置还与当时“依山造陵”的观念相关，而秦始皇陵墓造在骊山之阿也完全符合“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它背靠骊山、面向渭水，而且这一带自然环境优美。整个骊山唯有临潼县东至马额这一段山脉海拔较高，山势起伏，层峦叠嶂。从渭河北岸远远眺去，山脉左右对称，仿佛一面巨大的屏风立于始皇陵后；站在陵顶南望，这段山脉又呈弧形，陵位于骊山峰峦环抱之中，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
（3）陵墓内真有飞雁吗？
秦地宫内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而这些随葬品也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地宫飞雁就是其中之一。《三辅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曾以30万人盗掘秦陵。在他们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然后一直朝南飞去。几百年后，到了三国时期（宝鼎元年），一位在日南做太守的官吏名叫张善，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一只金雁，他立即从金雁上的文字判断此物出自始皇陵。
那么这个神奇的传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有学者认为，这虽是个传说，但说明秦陵内的文物曾流失于外，且远达云南以南。至于说金雁制作精巧，不但好看，而且能飞，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金属飞雁的可信度还是令人困惑。试想，一个金属物体在空中飞翔并不像放风筝和轻气球那样简单。后者因质量轻，可借助于自然界的风力在空中飞翔；而一个金属物体如果没有机械动力，单靠自然界的风力，是不可能在空中飞翔的。再进一步分析，如果秦代有能力制作会飞的金雁，那金雁埋入地宫后将会不停地自动飞翔，一直在地宫内飞行近1000个日夜。当项羽打开地宫墓道时，这个自动飞翔的金雁又沿着地宫墓道顺利飞出，然后又越过秦陵南侧数千米高的山峰飞往遥远的南方。如果可能，那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所以可以肯定说，秦陵金属飞雁的传说不是真的。
（4）兵马俑为何没有统帅俑？
在秦始皇陵中发掘出的陶俑，无论是步兵、弩兵、骑兵、车兵，都属武士俑，并不见统帅俑。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按秦制，每次出征前由秦王指令，一名将帅任统帅；还有人认为，也可能是由于秦始皇是秦军的最高统帅，为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和神圣尊严，不能把秦始皇的形象塑在兵马俑坑之中。不过这两种说法目前都没有证据，只是猜测而已。
（5）1号坑和2号坑为何被焚毁？
考古人员在发掘兵马俑时，发现1号坑和2号坑的木结构几乎全部被烧成炭迹或灰烬，而陶俑和陶马也被破坏，有的东倒西歪，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头破腹裂，有的臂断腿折，有的断成数段，有的成为碎片，完整的很少。俑坑的火是谁放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有3点推测：一是火是秦人自己放的，以烧毁祭墓物品及墓周的某些建筑使死者灵魂将此带去阴间享用，即所谓“燎祭”。但如果真的是出于古代的丧葬制度和民间风俗习惯而焚毁掉，为什么只烧1号和2号坑而不烧3号坑呢？二是被项羽率领的军队焚毁的。据《汉锄》、《史记》、《水经注》等史籍记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但是这种说法在史书中并没有一个字明确记述，甚至连秦兵马俑的字样都没提到；三是因为坑内的陪葬物等有机物腐败产生沼气，自燃而造成的。但同样的俑坑，同样的环境条件，为什么也只烧了1号和2号，3号坑却没有起火呢？因此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总之，围绕秦始皇陵的谜团还有很多，将来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考古研究的深入，相信一定可以一一解开。
相关链接——秦始皇的碣石宫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的行动，曾先后五次远途巡游。其中第四次出巡是在公元前215年，目的是巡视北方边塞。他从咸阳出发，途经原韩、赵、魏、齐的边境交界之地，巡游终点是渤海的碣石山。与此同时，秦始皇还没有忘记自己求仙的愿望，一番祈祷后，便命人将他一路的所作所为都刻在石头上，然后住进了临海的行宫——碣石宫。
据记载，碣石宫已存在很长时间，很多帝王都曾登上碣石宫“观沧海”。然而不知何故，自宋代以后，碣石及周围沿岸的宫殿群日渐模糊，并最终湮没，令人对这个海边行宫产生了众多的联想和猜测。
那么，秦始皇的海边行宫——碣石宫究竟在环渤海的何处海滨呢？没想到，多年后一个与孟姜女有关的遗迹，引起了秦始皇海边行宫的发现。
1982年，考古人员通过大量次调查和发掘，在孟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宫殿建筑群遗址，而这所谓的“姜女坟”居然就是秦始皇时期的“碣石”。在碣石宫遗址上，发现了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宫殿的宫墙，其中出土了与秦始皇陵相似的高浮雕夔纹瓦当，这是皇家级建筑物才有的工程特征。更令人意外的是，在与石碑地宫殿建筑配套的还有2个“双阙”，其中的黑山头阙距离宫殿2千米，出土了空心砖踏步，而且阙的建筑呈多层次、多单元布局，由此处登高观望沧海效果极佳，当为碣石宫的右阙楼。所有的宫殿遗址、双阙遗址都面向海中的“姜女坟”礁石，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碣石”，所以才被称为“碣石宫”。
碣石宫作为中国帝王建于海边的唯一行宫，曾经的辉煌令人感到神秘。然而它在历史上突然不明原因地消失，更是隐藏着巨大的谜团。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因传为楚王马殷的墓地，因此名为马王堆。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20世纪惊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在这里，不仅出土了一具2000多年前的女尸，还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北有兵马俑，南有马王堆”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马王堆的重要性。
马王堆汉墓出土
在1972年以前，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的马王堆，还不过是个方圆约半里的土丘。
1971年，解放军某部队在马王堆附近挖防空洞，施工过程中总是遇到奇怪的塌方。当挖掘到地下十几米时，施工者忽然发现了大量又细又软像面团一样的白膏泥。工人们用钢钎向下打眼钻探，而当钢钎从白膏泥中抽出后，钻孔中忽然冒出一股呛人的气体。当时正好有人划火柴，这股气体立即就被点燃了，发出蓝中带红的火苗。有人试图用水浇灭火焰，但水泼上去却被强大的气体压力反喷出来。最后工人只好用泥袋堵住钻孔，才将火焰熄灭。
经专家实地探察，初步确定被挖的地下是一座古墓。当墓穴被打开后，人们发现，墓底和椁室填满了1米多厚的白膏泥，在白膏泥下面铺着厚厚的木炭，约有5吨多重，最终整整装了4辆卡车。木炭被取完后，里面露出了棺椁，棺椁上铺着几十张竹席。刚出土时，竹席颜色嫩黄，光亮如新，但仅十几分钟，竹席就变成了黑色的朽物。墓中有4层套棺，外面的大椁长近7米，宽5米，高近3米。
当棺椁打开后，人们被里面的女尸栩栩如生的面目惊呆了。这具女尸外形完整，面容清晰可辨，头发光鲜，手指脚趾纹路清晰，皮肤湿润，肌肉有弹性，四肢关节还可活动。解剖发现，女尸体内各脏器完好，食道、胃及小肠内还有甜瓜子100多粒，这说明墓主人是在吃甜瓜子时死的，死亡时间应在瓜熟季节。墓中还有“妾辛追”的名章。据考证，墓主埋葬于公元前2世纪，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夫人，名叫辛追。
“千年不腐女尸”的发现马上就轰动了世界，各地的专家、游客、科研工作者，全都赶到长沙市。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马王堆女尸出土后很短的时间内，长沙市的流动人口就陡增了5万。在辛追墓被发掘后的2年间，考古人员又在其附近又发掘出了2个大型汉墓。据考证，这2个汉墓中一个墓主就是辛追的丈夫、长沙国丞相利仓，另一个墓主则可能是他们的儿子。这3个墓葬被统称为“长沙马王堆汉墓”。
墓内出土的珍贵文物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衣物、食品、药材、漆器、木俑、乐器、陶器、帛画以及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等。这些文物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价值极为珍贵。
该墓出土了1400多件纺织品，被称为“令人惊叹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丝绸宝库”。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多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香囊和巾、袱外，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多已残破，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还有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还刻有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两幅帛画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左右，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
墓中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不仅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还有中国最古老的医药专著《脉法》和《五十二病方》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许多原有的学术观念和传统认识。经考证，《五十二病方》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280多个偏方，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也补充了《内经》以前的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此外，马王堆汉墓1号墓出土的25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22管竽和1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7弦琴和6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1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总之，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对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专家认为，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完好无损的古尸，成组成套的物品，还有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者能有其一，就已是考古的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因此，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延伸阅读——河北满城汉墓
如果说长沙马王堆汉墓是汉朝文化在南方的典型代表，那么河北满城汉墓的发现，则是汉朝文化在中原的杰出典型了。
满城汉墓位于河北满城县城西南约1500米处陵山主峰的东坡，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洞宫殿。
满城汉墓发掘于1968年，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其中刘胜墓由墓道、车马房（南耳室）、库房（北耳室）、前堂（中室）和后室组成，前堂是一个修在岩洞里的瓦顶木结构建筑，宽阔富丽，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宴饮作乐的大厅；后室又分石门、门道、主室和侧室，主室象征内寝，内置汉白玉石铺成的棺床，上置棺椁；主室南侧的小侧室象征盥洗室，墓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整个墓道先用石块填满，然后又在墓道外口砌两道土坯墙，其间浇灌铁水加以严封。
窦绾墓和刘胜墓大体相同，外口是在两道砖墙之间，灌以铁水封闭，比刘墓更为坚固，其库房和车马房也比刘墓大。
两座陵墓都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器物，以及丝织品、银鸟篆壶和医用金针共1万多件，其中仅金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等精品就有4000多件，各类铜灯19件，尤以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
更令人震惊的是，刘胜和窦绾都是穿着金缕玉衣下葬的。“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殓服，用玉片制成，玉片间再以金丝编缀。刘胜的金缕玉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约1100克。在“玉衣”内，还发现有玉璧18块，以及饭含、佩戴之物。窦绾的玉衣略小，全长1.72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700克。
这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
满城陵山汉墓的出土的这些珍贵文物，曾赴欧、亚、美等国和地区展出，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
越王勾践之剑
1965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湖北江陵的一处古墓时，发现了两把锋利珍贵的宝剑。其中一把，就是长期失传的越王勾践剑。这把宝剑，在阴暗潮湿的地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而出土时却依然闪闪发光，剑刃极其锋利，毫无锈迹。
为什么这把剑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却仍能保存得如此完好，究竟是什么让让它依旧锋利？
越王勾践其人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卧薪尝胆”。这句成语所说的典故，是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为了报复仇，领兵攻打越过，将越王勾践擒获。后来，勾践表示顺服吴王，并得到了吴王的信任，3年后被吴王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恨。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他睡觉时不用被褥，而是躺在草种，并给自己的起居处悬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坐卧时都可以看到。每次吃饭之前，他都要去尝一下苦胆，以提醒自己不忘雪耻。
勾践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发展生产，并亲自下地种田；同时，他还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增强国力。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令越过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打败了让自己饱受耻辱的吴国。紧接着，勾践又北进中原，在徐州大会诸侯，成为春秋末期的一代霸主。
勾践有个嗜好，就是铸造名剑。据古书《拾遗记》中记载：“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祀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二名断水，三名转魄，四名悬翦，五名惊鲵，六名灭魄，七名却邪，八名真刚。”不仅如此，勾践还热衷于搜集和珍藏各种名剑。
当时有一位极有名气的宝剑鉴赏家，名叫薛烛，当他看到勾践珍藏的一把名为“纯钓”的宝剑时，不禁大吃一惊，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的稀世珍宝，可见勾践当时收集的宝剑的确都是极品。
由于勾践的名剑众多，而且收藏价值都极高，并且古代尚武之风浓郁，一把稀世神兵更是世人所追求的。因此在勾践死后，许多人士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他所珍藏的宝剑，但都一无所获。
“百兵之祖”
剑至今已有上几千年的历史了，世人将其尊称为“百兵之祖”。由于携带方便，使用迅捷，因此剑一直也成为历朝历代王公帝侯、文士侠客及商贾庶民所追捧的对象。不过，究竟是谁发明的剑，至今还是一个谜。
有人曾根据《管子·地数篇》中记载的“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的描述，认为剑应该出现于轩辕黄帝时代；也有人说，剑应该出现于殷末周初，因为《逸周书·克殷》中有记载，牧野之战取得胜利后，武王用“轻吕”击刺纣王的尸体，此“轻吕”在古书中就被释为“剑名”。据考证，“轻吕”这样的称呼实际上是突厥语，而周人出身戎狄，比商人更容易掌握这种兵器。因此有人推断，剑应该是从西亚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的。
但不管剑是由谁发明的，剑的历史还是相当悠久的，因此被后人称“百兵之祖”也是当之无愧。到了东周时期，大多以铜铸剑了，剑的质量更上了一个档次，冶炼技术也逐渐进步。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诸侯国规范了铸剑的法则，也使剑成为最主要的短兵器，并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必佩备的武器之一。
越王剑出土
1965年冬天，考古人员在发掘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墓中，发现了两把宝剑，其中一把就是传说中一直失传的越王勾践的宝剑。这把宝剑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箍形，内铸11道极细的同心圆圈。金黄色的剑身布满了黑色的菱形花纹，剑格（剑身与剑柄间突出部分）向外凸出，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美丽的花纹。剑上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个鸟篆体错金铭文，字迹非常清楚。该剑锋利无比，20余层的纸一划而破。这把宝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时仍然闪闪发光，一点锈迹都没有。
1968年，考古人员从河北省的一座古墓中又发掘出了两把宝剑。这座古墓是汉武帝的哥哥刘胜的墓，距今也有2000多年了。当刘胜还是靖王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打算了。他让人挖了一个很大的山洞作为自己将来的墓地，又制作了“金缕玉衣”，希望穿上这件“宝衣”后能令自己的尸体永不腐烂。只可惜呀，等到出土时，金缕玉衣上的玉片已经散落，尸体也早已腐烂的就剩下几颗碎牙了。而作为陪葬品的两把宝剑，却金光铮亮，毫无锈迹。
不论是越王勾践的剑，还是刘胜的剑，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为何当它们重见天日时，仍然能这么明亮呢？
千古不锈之谜
据《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已经累积了足够的铸造经验，可以充分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这样的冶炼技术甚至领先于西方国家近千年。
据研究，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则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的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了。由于剑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因此铜和锡的比例也不完全一致。剑脊含铜较多，可以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部含锡高，硬度大，可以使剑非常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
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越王勾践剑的表面有一层约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的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而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居然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技艺了！
除了工艺超群，越王勾践剑千古不锈与其保存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关系。与越王勾践剑时代相近、制造工艺也相近的吴王夫差矛，1983年在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但由于该墓的保存情况不好，棺木等大都已经腐烂，夫差矛出土时不仅矛柄几乎全部腐烂，青铜表面也都布满了绿色的锈层。可见，保存完好也是使勾践剑铮亮的原因之一。
相关链接——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剑
1974年，考古人员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的陶俑坑中，发掘出了3把青铜宝剑。这3把剑埋在距离地面大约5～6米的湿土内，然而出土时居然锋利光亮，一点锈迹也没有，而且一下就能划透10几层的报纸！
电子仪器探测表明，在制作技术上，秦始皇陶俑坑的青铜剑比越王勾践之剑又提高了不少，它采用了一种很高超的表面处理技术，就是铬盐氧化法。这种方法是用铬盐做氧化剂，在剑的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保护着剑不与外界的物质发生化学作用而生锈。这种氧化层非常非常之薄，几乎只有一张纸的1/10那么厚，这的确是我国古代材料技术史上的一大成就。
印山越王陵
印山越王陵位于绍兴市区西南12千米，距书法圣地兰亭约1千米的印山。因其平面略呈方形，立面高耸似印，故而得名。
1998年，考古学家们在浙江绍兴的印山之上，发现了这座与众不同的大墓——印山越王陵。印山越王陵距今约有2500年时间，其规模之大，结构之殊，营建之讲究可谓举世罕见。国家文物局曾以“北有秦宫，南有印山”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
考古发掘表明：印山越王陵地处印山南半部，是一座呈东西向的带有长墓道的长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坑口大底小，墓道上大下小，并与墓坑形成了狭长的“凸”字形平面布局，总长度达100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南方发掘的最大的先秦墓葬，堪与陕西发掘的秦始皇墓相媲美。
越王陵的发现
1998年，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座陵墓。当时陵墓的封土分为内外两层。外层封土较厚，土质为五花土，可能是在挖掘环壕时得到的。王陵的外层封土中还夹杂着有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碎片，这也为后来判定该墓的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内层封土虽然较薄，但也十分牢固，土中还夹杂着碎石，后来发现这些碎石是在岩石上开凿墓穴时形成的。
考古学家在清理封土时，意外地发现封土上依次排列着7个盗洞，其中最大的一个直径可达到8米。这让考古人员的心情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因为艰难的考古发掘很可能会因此而落空。
清理完封土后，一座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墓坑显露出来。但是，它又与普通的“甲”字形墓穴不同，该墓的墓道与墓穴加起来总长度达100米，而平均宽度仅十几米，形成了狭长的一条。墓坑中填满了致密的青膏泥，下面堆积着厚厚的木炭。青膏泥和木炭都是古代人发现的保存墓葬的好东西，其中木炭可以去潮湿，保持墓内的干爽，而青膏泥则可以保持墓室的密封，隔绝氧气。
然而奇怪的是，木炭堆积得并不平整，而是沿着墓室中轴的走向形成两面斜坡，中间高高耸起一道脊。这令考古人员有些惊讶。
当1000多平方米的木炭被清理完后，奇异的景象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长约30多米、高达6米、截面为弯腰三角形的木椁。木椁的外面还覆盖着多达140多层的树皮，树皮也被木炭染成了黑色。见到这样的情景，考古人员大呼惊奇，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三角形制椁室。
规模雄伟宏大的墓葬
该陵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尤其是在墓中发现的大型木棺椁，不仅形制奇特，而且防腐设施十分考究，为全国所罕见。其构筑特点是在墓坑底部正中先铺垫一层1.65米厚的细碎木炭，然后在其上用长6.7米、横截面呈方形（边长0.45～0.6米）的若干规整的大方木横铺成椁底；两侧边再用长6.2米，横截面也呈方形（边长0.6～0.8米）的众多大方木依次紧密排列，互相斜撑成等腰三角形状的狭长木椁室，顶上压以截面为半圆形的大长木，其椁室内壁长33.4米、底宽4.9米、中部高4.7米。所用大方木树种属壳斗科锥木，均三面髹漆，无髹漆的外侧面则上下开凿出牛鼻式隧孔，以利吊装构筑之需。椁室内壁合缝缜密坦平，底设边框加固，局部漆面如镜，昔日的绚丽豪华仍依稀可见。
陵墓的上面还修建了高大壮丽的穹顶，考古学家们拾级而上，进入墓宫，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乍然惊心：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深坑里，排列着一根根搭成“人”字形的粗重的枋木。这些巨木的顶端大多都已腐蚀成尖刺状，看起来不仅森然，且有一种悲壮感。在这三角形的椁的腹中，陈放着一具长6.10米、直径1.15米的独木做的棺，据说树龄都在千年以上。这种形制在国内已挖掘的王陵中尚属首次。组成椁的特大枋木有数百根之多，每根直径都在1米以上，重达数百千克，独木棺套巨木椁，形成了一座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地下“木宫”。
椁前还设有封门和短甬道，室中以横梁和板木分隔成前、中、后三室。中室比前、后两室高出20厘米（如棺台），而且都用竹席铺垫；中间放置的巨型杉木质圆木对剖为二，再经刳制并内外髹漆的独木大棺，长6.04米、宽1.12米，是全国迄今所见最大的独木棺。
为防止水渗和尸体腐烂，木椁室的外侧还先包贴着140层树皮，再用厚达1米余的栎木质的细碎木炭严严实实地包护成断面呈梯形状、平面为长方形的木炭保护层，继而于墓坑中先后逐层夯筑青膏泥和五花土，最后覆土夯筑成巨大的封土墩，以及四周开凿出平面如曲尺状的壕沟。
尽管印山大墓在古代就先后被多次盗过，但中室仍出土有石剑、玉镞、玉镇、龙首形玉件、漆木杖、残漆器，以及小玉管和玉珠等30多件随葬品；前后室中又有残陶器、石环和漆器遗迹等。墓坑填土中还发现过1件精美的完整青铜铎，以及木夯具、印纹陶和原始青瓷片等。
越王墓的主人是谁？
对于这座王陵的主人是谁，考古学家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分析墓陵填土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可能是春秋晚期的典型纹饰，而又没有见到战国时期流行的米字纹、麻布纹等，所以这座大墓的年代应该不早于春秋晚期。随后，考古人员又根据墓内出土的器物与其他墓葬中的随葬品进行比较，最终认定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春秋末期。
春秋战国时期，绍兴一带属于越国的统治中心，而生活在春秋末年的越王有两位，一位是允常，另一位则是他的儿子，赫赫有名的越王勾践。那么，印山王陵会是这父子二人中的哪一位呢？
在历史上，越王允常虽然没有他的儿子勾践出名，但却是越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君主。在他之前，越国的势力很薄弱。《史记》中曾记载，越国正是在允常执政期间，不断扩展疆土，积蓄国力，并开始称王的，当时的国力甚至超过了勾践继位后的初期。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国君，当然可以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来安葬自己。
而关于这位君主的墓葬，《越绝书》中曾记载：“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徒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
其实，关于“木客大冢”的说法，大家一直都不知道所言的是什么东西，直到印山王陵中圆木搭建的椁室被发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木客”呢？带着这个疑问，考古人员走访了当地的村民，惊喜地发现，原来印山在当地还有一个名称，其发音就是“木客山”。
因为上述两个原因，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印山王陵应该是越王允常的陵墓，也就是传说中的“木客大冢”。然而，也有一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这座陵墓的年代还值得商榷。
那越王允常的陵墓又会在哪里呢？允常曾是越国相当杰出的君王，在他的领导下，越国由弱变强，因此《吴越春秋》中记载：“越之兴霸，自元常矣。”《舆地记》也载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史记》和《左传》则说允常与吴王阖闾（一作“庐”）结怨，从而点燃了吴越争霸战争的烽火。史称允常卒于公元前497年，他的陵墓据《越绝书》载叫做“木客大冢”，并说“木客”的得名源自勾践初迁都瑯琊时，派楼船卒2800人在此伐松柏造桴，所以叫“木客”；或者说是由于勾践派人于此山砍伐上等木材进贡给吴国之故。不过，这种说法疑问很多。
首先，假如“木客”之名是起因于勾践派兵士在此伐木造筏的话，可勾践迁都之时是在晋出公七年（前468年），或越灭吴后的第二年（前472年），即使是源于勾践伐善材献给吴国，时间也当在勾践采纳文种的伐吴计谋之后，即公元前487年以后的事。两者时间都明显晚于允常卒年，故“木客”的得名均与之无关。再者，既然《越绝书》肯定“木客大冢”是允常的陵墓，勾践更加不会命人在父王陵墓所在地伐木动土。显然，“木客”应该还有其他的解释。
相关链接——《越绝书》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它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有；有些记述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一直为诸多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说明，此书对于以上诸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在《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书名、篇名等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如关于成书年代，就有春秋说、战国说、战国－西汉－东汉说、战国－东汉说、东汉初年说、东汉末年说、东汉初年－东汉末年说、西晋说等；关于作者，也有子贡撰说、子胥撰说、袁康撰说、袁康、吴平合撰说、袁康撰吴平修订说、袁康、吴平辑录说等；关于卷数，也有十五卷说、十六卷说；关于书名，有《越绝书原称越绝说》、《越绝书原称越绝记说》、《越绝记非越绝书说》等；关于篇名，更有吴太伯与兵法篇亡佚说、今本吴地传即古本吴太伯篇说、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即古本兵法篇说、今本陈成恒非古本陈恒篇说，等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说明，关于越绝书的一些重要问题意见还不能达到统一；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正是由于《越绝书》的史料价值，在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众多的研究者为之锲而不舍。
神秘的六安国
六安，因古六国、汉六安国而得名，自古以来为皖西进入大别山的重镇，也是兵家争夺的重镇。现今六安市市郊的城西、城北、城东的丘陵岗垄上，还分布有大批的古代墓葬，这些墓葬以战国、汉代中小型墓为主，也有少数大冢，绵延数十平方千米。尤其在三十铺镇双墩村附近分布着许多巨冢，十分醒目。几千年来，这些巨冢都默默地沉寂在旷野之中，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究竟藏着哪些秘密。
奢华的六安墓葬
2006年3月～2007年1月，在汉代六安的故都，也就是现在六安市附近的双墩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座规模庞大、等级很高的汉代墓葬。
在出土的诸多精美随葬物中，不仅有铜器、玉器、漆器、木器等，而且还有不少贴有精美的金箔或银箔质飞禽走兽图案的漆木器。最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一些铜器上还有“共府”、“共王府”等字样的铭文。这些铭文与史书上记载的六安国第一代王“六安王”刘庆相对应。这些文物做工精湛，精美华丽，属于奢华物品，非常人所能使用。
“共”，在当时也通“恭”，因为刘庆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恭谦的态度，他死后受封的谥号就是“恭王”。由此可见，在双墩村发现的很可能就是第一代六安王刘庆的墓地。
神秘的六安国处于西汉天朝时代，如今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迷雾，它又被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六安国的来历
六安国的所在之地，在汉初分封时属于衡山国、淮南国管辖。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又分别封刘安、刘勃为淮南王与衡山王。六安国后来能够建立、繁荣，在某种程度上都要感谢这两个人。
史书记载，汉景帝之子刘寄是汉武帝最亲密的兄弟，被封为胶东王。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为了对抗削弱诸侯国的政策，淮南王刘安与新任的衡山王刘赐谋反。胶东王刘寄听说此事后，也暗地里囤积兵力，准备响应。然而，谋反事件很快败露，淮南王与衡山王相继自杀，并被剥夺封地。而刘寄虽然最终并未起兵，但在对谋反案的审理过程中，刘寄的谋反意图也被揭露出来。不久，刘寄便在罪行败露的惊恐及在对汉武帝的愧疚中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
得知刘寄的死讯，盛怒的汉武帝回想起两人年幼时亲密的关系，最终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不再追究弟弟的罪行。于是，他不仅封刘寄的长子刘贤继任胶东王，还把刘寄最宠爱的小儿子刘庆分封在原衡山国的封地上。刘庆对汉武帝的行为充满了感激与惶恐，于是上表向武帝表达忠心，称自己将尽力治理国家，并誓保“六地平安，永不反叛”，六安国也因此而得名。
墓内的珍稀宝物
刘庆的墓上，有着馒头状的封土，墓室建筑有东西两条墓道，为“中”字形坚穴土坑墓，全长45米，宽12米。墓室使用了代表墓主人高贵身份与帝王荣宠的“黄肠题凑”结构，一共用去900多根长约1米的去皮柏木。
在题凑之外，是一间用方木搭建的陪葬墓室，一共15间，里面放有陪葬的铜器、陶器以及大量的车、马、人佣等明器，这是墓地的“外藏椁”。在题凑里，是内回廊，也可能有分间的结构，用来放置随葬的物品。
刘庆的棺椁放在墓室的中央，外椁为木质，内外均为髤黑漆，东侧设有对开木门。内椁为石质，内部也髤黑漆，东侧有门，北壁上绘制有红色的彩云纹，并有许多镏金铜饰件，精美而华丽。
在唐代时，刘庆的墓穴便已被盗，但还是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保存了下来，比如大量的漆器、木器、铜器、玉器等，数量可达500多件。尤其是在棺椁中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佩、玉印章以及可能是玉衣残片的碎片，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奢华。
此外，在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放置于外藏室的一只铜壶里，盛满了清澈的液体。当考古人员将这些液体倾倒出来后，一股酒香扑鼻而来，而且壶底还残存着一些米粒。原来，这竟然是一壶2000多年前的米酒，可谓千年陈酿。
同时，在墓室内还发现了许多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有水稻、红枣、小米、杏、李等。农学家检测后发现，这些种子保存良好，如果进行种植，有可能会继续发芽。
尽管在刘安的墓中发现了许多精美的陪葬物品，但是双墩汉墓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就墓葬形制而言，“黄肠题凑”结构还有哪些新的内容需要人们去探索；墓主人的更多信息也需要人们去寻找；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果实，也需要专家去分析；等等。安徽双墩汉墓的发掘，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古代先人给子孙留下的一个又一个密码。
相关链接——古六安国曾因水患迁都
古代六安国王陵区大致范围确定后，人们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六安国的统治中心——都城又在什么地方呢？现有的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幸而考古工作者在实地考察研究中找出了答案，填补了这一史料空白。
据了解，六安市郊城北乡的两处古城址间距仅300米，俗称“西古城”和“东古城”，这两座“姐妹城”都曾是六安国的王城。考古人员根据发掘所获的地层关系和出土文物，结合有关史料分析得知，西古城是西汉初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时的都城遗址，也就是古六安国初期的王城；而东古城则是西汉中后期古六安国某代诸侯王新建的一座王城，该城的使用年代可以延续到东晋以后。
那么，为何古六安国会有两座王城呢？据史载，淠水在历史上多次泛滥，而西古城紧邻淠水。为了躲避日益严重的水患，统治者只好另选新址建城。东古城地势较好，且离西古城很近，搬运建筑材料和搬迁官署都十分方便，所以也就成了新都城的所在地。这就是一地出现两座东西并列、时代略有先后的“姐妹都城”的原因。
汉朝楚王陵
1995年年底，考古人员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现了一件最完美的“绝品”金缕玉衣。这种只有古代君王才能享用，据说能令尸体不腐、灵魂不灭的特殊葬衣，是用大约 4000片大小基本相同的玉片用金丝串连起来的。
徐州自古就是一座军事重镇，有史以来，围绕着徐州进行的战役就多达200余次。徐州又名彭城，历史上就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的说法。而且，徐州还是汉高祖刘邦起家的地方。西汉建立后，刘邦分封诸王，将徐州周围的36个县都划为楚国，分给他的弟弟刘交楚元王，史称楚王，此后共延续了12代，他们死后都葬在了环绕徐州的山丘之中。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8位楚王的陵寝，可惜这些陵寝已被盗掘过多次了。徐州的周围还有很多以“洞”为名的山，比如山洞山、南洞山、东洞山等。其实，这些洞就是被洗劫一空的汉汉墓。
寻找汉墓王陵
徐州发掘出的汉墓群、兵马俑和位于北郊茅村附近的东汉画像石墓，被并称为“汉代三绝”。但狮子山楚王陵的发现，还应从汉兵马俑的出土引起考古学家们的重视说起。
1984年冬，一辆推土机在狮子山西南部取土时，偶然铲出了一批汉兵马俑。这也是继 1965年陕西咸阳汉兵马俑、1974年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后我国出土的第三批兵马俑。
对此，考古学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兵马俑为什么会葬在这里呢？从已发现的咸阳兵马俑和临潼秦始皇兵马俑来看，这里应该属于汉代某个王陵的陪葬墓。考古学家开始将目光集中在附近的狮子山上，并开始利用各种仪器进行探测，还请来了地质勘查队钻孔探究，但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勘探工作进展得很困难，因为山丘上到处都是民房和人家，所以勘探不能大规模进行，只能采用梅花桩的勘探方法。尽管这样，探察还是要受到了当地住户的阻挠，最终勘探只好放弃。
考古队员就这样在小小的一座狮子山上找了 6年。直到1990年的一天，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王恺在狮子山村里找线索，在与一位老人闲聊时，听老人说他家祖辈挖过一个很深的大地窖，其中最大一个能放1万多公斤的红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考古学家心里感到疑惑：这狮子山上到处都是石头，怎么能挖出这么大的地窖？
随后，考古队员在老人的配合下从这个已废弃多年的地窖里开始了寻找线索。当探沟挖到地下3米时，发现了外墓道上人工开凿的痕迹。这一消息传出，让人们都非常惊喜。为弄清陵墓的具体位置，考古人员又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和探沟，用了整整2年时间，直到 1992年才确定楚王陵的位置——距陪葬的兵马俑队阵只有500米。
发掘狮子山楚王陵
1994年 11月，狮子山楚王陵真是开始发掘，国家还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由6名专家和6位年轻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考古队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楚王陵是一座坐北朝南的陵墓，共有12间房，使用面积可达850多平方米，几乎将狮子山掏空了半座。陵墓采用的是汉代流行的横穴岩洞式，但又开凿了一个巨大而方正的天井。这在以往开掘的汉墓中是不曾有过的。
为了清理天井中的夯土和填石，人们用铲车、吊车作业，也足足花去了3个月的时间。狮子山不是一座土山，它是座石头山。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开凿这个硕大的一个天井，凿石、夯土量约5000立方米，靠的全部都是人工，工作量可想而知了，实在是令人吃惊。专家们据此推测，这座规模宏大的楚王墓在当时至少也需要花费20年才能完工。而据史料记载，古代皇帝与王侯从即位起就着手为自己造墓，并会把每年从府库中挑选的财宝提前放入墓内，以便死后也能享受荣华富贵。这座天井就如同一座华丽的大厅，高达11米之，长达117米的墓道，就是穿过天井通向山体深处神秘的地下陵寝的。
然而，即便是建造隐秘，设计费尽心机，最终狮子山汉墓也没有逃脱被盗的结局。在发掘之初，考古人员就在天井中部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个盗洞，斜向西北方向，而且是没有丝毫偏差地直通向塞门。盗洞的外口小得仅能容身，里面的直径却有9米多。内墓道是由4块一组共4组的塞石严密地堵着，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盗墓人在一组塞石上凿成“牛鼻扣”，然后穿了绳子连撬带拖将4块各重达6吨的大石头硬拉出了墓道，这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当他们离开事，还再次将盗洞填上、堵好，这一堵就堵过了2000多年。可见，当时的盗墓者组织是何等严密。通常被盗过的墓葬都会留下点一些痕迹，但这里却一点儿都发现不了。
进入墓陵，发掘国宝
1995年2月，主墓道内淤泥被完全清理干净了，考古人员准备进入墓穴发掘了。50多米长的照明路线都没够，最后只得再次加长。而当墓穴深处骤然放出光芒时，那景象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地上的淤泥有50～60 厘米厚，泥土里间有很多碎玉闪着幽幽的光。考古人员在这神秘的地下宫殿里亲手触摸着2000多年前楚王宝物，简直就是激动不已！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楚王安睡的一只镶嵌着1600多块玉片拼合成各种图案、空白部位绘有汉代漆画，长2.8米、宽1.04米的玉椁已被盗墓者砸开了，玉片更是碎了一地，裹着金缕玉衣的楚王也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被盗墓者从墓中拉了出来，金缕玉衣也被剥去了，就连七孔中塞着的金玉和楚王身上佩着的金印都被盗走了。楚王的遣骨也已被渗入地宫的水冲得四分五裂，尸首分离、肋骨四散，夹杂在一片碎玉与泥土中间，景象惨不忍睹。
幸运的是，盗墓者只在主墓室内进行了盗取，主墓室外的3间耳室没有被盗。在这几间耳室内，也留下了可观的文物。
虽然楚王的金缕玉衣被剥了下来，但从散落了4000多片玉片的迹象表明，盗墓者只为拿走金银，却不曾动那些质地上乘、工艺精致、光彩照人的玉磺、玉壁、玉杯、玉牙冲、玉龙等，而现在看来这可件件都是国宝呀。经清查，这里共有200多件套完整的玉器。由于汉代对使用玉器有这点严格的等级规定，因此普通人一般不会有名贵的玉器；若有，就等于是告诉别人这些东西不是偷来就是盗来的，会招来杀头之祸。正因为如此，墓中的这些玉器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可惜的是，盗墓者拆下了金缕玉衣的金丝。这些串起玉片的金线足有2～3千克重，而一件世代“绝品”的金缕玉衣也被拆得四分五裂了。从散落的玉片上看，每片玉上都有4只以上钻孔，这些钻孔细小的只有如今最小号的缝衣针般大小，而且都是紧依着边角工整地排列着，可想而知当年的手工艺已经高超到了何种程度。
根据出土的文物推测，徐州狮子山的墓主人应该是西汉的第三代楚王、刘邦的侄孙刘戊。但由于金印被盗流失，所以推测也难以确证。据史料记载，刘戊是汉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的反王之一，兵败后自杀。为此也就有了疑惑了：既然是兵败后的楚王，怎么还能如此风光地穿着御赐的金缕玉衣下葬吗？侧室里还能有陪葬者？而这些疑问，只能等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了。
相关链接——“七国之乱”
吴楚的“七国之乱”，是指以刘邦之侄刘戊与吴王刘濞联手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主要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和胶东王刘雄渠。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其实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而这场变乱的导火线是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趁机想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便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
战乱时，刘濞发兵20万，但号称20万，并亲为主力。同时，他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等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了河南东部，景帝因惶恐，先从袁盎议杀了晁错，想满足他们“清君侧”要求，换取他们退兵；但晁错死了，叛军根本不退，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
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时，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阻截了叛军。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36万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西安法门寺地宫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法门寺地宫，打开了佛教和盛唐王朝的宝藏，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整个地宫在清幽的灯光照射下，显得尤为神秘。
1987年，法门寺地宫千年后重见天日。地宫内的珍宝也并未深埋，距离地宫口的地面仅20多厘米。如今，神秘的法门寺地宫已扩建百倍并重新向世人开放，而法门寺的前尘往事也勾起了人们的追忆。
千年秘密浮出地宫
法门寺，位于西安市向西110千米的扶风县。寺内的法门寺塔始建于东汉时期，是一座佛教舍利塔。据记载，法门寺塔下有地宫，地宫内埋有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和无数珍宝。但是，这个记载至今也无人能断定真伪。直到1981年，一场暴雨让地宫内的秘密浮出了水面。
清代时期，法门寺塔曾在一次地震之中倾斜了，并出现了裂缝。此时，塔体重心偏离3米多，西南角塔基下陷1米多。所幸的是，宝塔初建时结构严谨，建筑技术高超，所以才保持了300多年依然屹立不倒。
在1981年的一场暴雨中，法门寺塔西南半部轰然倒塌，塔内所藏的佛经佛像也纷纷跌落。但是，另一半塔却仍屹然耸立，成为一大奇观。对此，陕西省政府马上作出了重修法门寺塔的决定，并成立了重建法门寺塔委员会。1987年春，开始拆除残塔、整理佛像、经书和其他文物。为了重打地基，陕西省考古文物部门还对佛塔地宫进行了发掘。就在西北角的清理和挖掘中，刨开3处碎石，露出了一个地洞，里面金碧辉煌，千年秘密在这一刻浮现出来。
抗战时期被意外开启
在地宫内，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珍宝2400多件，件件都可谓价值连城。然而让考古人员疑惑的是，这个地宫并不隐蔽，难道真的1000多年来都无人知晓吗？
事实上，知道这个秘密的人确实存在，而且不止一个。1937年，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等人到陕西赈灾，亲眼目睹了法门寺真身宝塔的倾斜，寺院瞬间一片破败。1939年，法门寺塔开始重新修复。在修复期间，不少当地人都参与了工程。工友们在偶然间，也透过石板缝隙看到了地下的珍惜宝物。
朱子桥闻讯后，从西安匆匆赶来。此时，陕西正处于激烈的抗战当中，各军阀势力也是此消彼长，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据说，朱子桥左思右想后，不顾旁人劝说，说了4个字——“与此无缘”。为保护地宫宝物，他即令掩闭，并让所有参与修复的工友们发誓保守秘密。此后，法门寺塔还多了不少恐怖的传说，比如地下有口万丈的深井，里面有吃人的大蟒，等等，据说这些传说都是朱子桥所编的。后来，朱子桥仍不放心，还做了一尊巨大的铜佛像伫立在地宫天井盖正上方的塔基上，并请僧人黄昏守护寺院。直到1941年，朱子桥在陕西病逝时，都一直守护着这个秘密。
1987年，法门寺地宫文物终于重见天日。当初参与修复工程的工友们，也终于有机会看到了真实的地宫。当年从那个小小的石板缝隙中看到的金灿灿的棍子，竟是一根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一共用去了62两黄金、58两白银。杖首2个金轮上还套着12枚雕花的金环，金环围绕着两重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如今，它已经成为法门寺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穿越千年历史神秘地宫
在法门寺塔前，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进入地宫的通道，看到了一把锈蚀的铁锁封锁的石门。当考古人员将石锁打开后，封存了千米的珍宝和历史便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地宫中的物品安然如初，1000多年前的阿育王塔依旧色彩夺目。塔身由整块汉白玉雕成，塔的四面雕刻着身姿婀娜的菩萨像，朱红色的裙裤和粉绿色的披带如同刚描绘的一般。在一个白藤箱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已经粘成一堆的丝绸服装。此前人们一直不知道唐代皇家丝绸是什么样的，而这里发现了惠安太后的衣服，以及武则天的裙子。虽然大部分丝织品已经炭化或部分炭化，但5件蹙金绣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显微镜下人们发现，这5件蹙金绣的金线是用黄金拉成的，平均只有0.1毫米，最细的地方仅有0.06毫米，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即使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也很难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
当考古人员揭开已经破碎的大理石盖板后，直接从顶部进入时发现，石室中摆满了珍稀宝物，其中金银器就有120多件，各种珠宝玉石400多件……在金银器中，最令人称奇的是两个鎏金银质圆球，称为“香囊”。在球内的小碗中装上香料，点燃后香气就会从镂空的纹饰中溢出。为了防止香囊晃动时香料流出，工匠们还运用了现代的平衡装置原理，在内部装了两个平衡环。圆球滚动，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从而保持香碗的重心不动。
在地宫的第三道石门后，是地宫的中室，一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中，是一只秘色瓷。因为烧制工艺早已失传，所以现代人也从未见过真正的秘色瓷。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20件来自异域的玻璃制品，玻璃器上的纹饰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其中的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釉彩玻璃。
在一个密龛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包裹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打开铁函，里面层层相套，最里面静静躺着一个洁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舍利静静地躺在玉棺里。这枚骨质的舍利，正是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
2400多件珍宝横空出世，法门寺也在1989年正式对外开放，20年来吸引了无数的慕名者。如今，这个历史的宝藏经过重新扩建，继续向世人展示封存千年岁月的传奇历史。
延伸阅读——法门寺十大世界之最
（1）法门寺佛指舍利，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也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
（2）法门寺地宫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
（3）地宫文物的陈列方式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唐代密宗之金胎合曼曼荼罗遗规。
（4）地宫出土的整套宫廷茶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
（5）地宫2.7万多枚钱币中，其中的13枚玳瑁开元通宝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绝无仅有的玳瑁币。
（6）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秘色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并有碑文证实的秘色瓷器。
（7）地宫中发现的700多件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丝绸品类和丝织工艺，堪称唐代丝绸的宝库，是唐代丝绸考古的空前大发现。
（8）地宫中出土的双轮十二环大锡杖，长1.96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佛教法器。
（9）安奉第三枚佛祖真身舍利的鎏金银宝函，上面錾刻金刚界45尊造像曼荼罗，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密宗曼荼罗坛场。
（10）盛装第四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世界上发现的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
神秘的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位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以西约30千米的贺兰山东麓，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在方圆53平方千米的陵区内，共分布着9座帝陵，253 座陪葬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
1988年，西夏王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被世人誉为“神秘的奇迹”、“东方金字塔”。
曾经辉煌的西夏王朝
11世纪初，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西夏建立了封建王朝，自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银川市）称帝建国，于1227年被蒙古所灭，在历史上存在了189年，经历10代皇帝。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鼎盛时期的疆域面积可达到83万平方千米，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共和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前期与北宋、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南宋、金鼎足而立，被人形容是“三分天下居其一，雄据西北两百年”。
这是一个曾经拥有无限光辉文化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历史似谜的古代政权。西夏国不是一个甘于寂寞落伍的民族和政权，它积极汲取了汉民族和北宋政权的文化营养，创制出了自己的文字，制定了自己的典章、礼仪制度，形成了与汉民族文化具有姻亲关系的西夏文化。
历史学家戴锡章在写完《西夏记》后，曾感慨不已，喟然而叹：“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
然而到了13世纪初期，随着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西夏的悲惨命运就开始了。据明代《弘治宁夏新志》记载：从1205年至1227年，成吉思汗先后对西夏进行了6次战争。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3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与破坏。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蒙古铁骑在其副帅的指挥下，回师北上，发疯似地狂烈进攻西夏国都（今之银川市一带），所到之处逢人便杀、遇房就烧，劫掠财物、奸杀妇孺、毁宫掘墓。一时间，西夏国内尸横遍野、血流若河，浓烟蔽地、紫血腥天。征服者的残酷无比，使得曾雄赫一时的西夏瞬间灭亡。随着朝代迭替、战火频仍，西夏的文物典籍也毁坏殆尽，地处边陲的西夏除了征掠外邻之外，原本就是近乎闭关锁国。如此而来，很快就成了一个近乎苍白的历史词汇般的神秘王国。
偶然发现“神秘王陵”
西夏王朝留给后人的，是了一个又一个谜团，因为任何典籍资料的记载上都没有对西夏历史的记载。人们只能从那些废弃的建筑、出土文物和残缺的经卷中，寻找着这个古老王朝的痕迹。
1972年6月，兰州军区某部正在宁夏贺兰山下修筑一个小型军用飞机场。十几天后，几个战士在挖掘工程地基时，意外挖出了十几件古老的陶制品，其中有几个破碎的陶罐，还有一些形状较为规则的方砖。令人惊讶的是：方砖的上面竟刻有一行行的方块文字！部队首长看过后，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宁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迅速来到距离银川市40千米的工程现场，对现场的保护做了必要的安排，同时开始进行抢救性挖掘。10天之后，一个古老的墓室终于在这个坑道下重见天日。
恢宏浩大的西夏王陵
在墓室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武士像等巧夺天工的工笔壁画，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古代精巧的工艺品和方砖等陶制品，方砖之上布满了一个个方块文字及花纹……经过考古人员仔细研究和辨认，确定这是一个古代西夏时期的陵墓。而出土的方块字正是今天被人们看作如天书一般的西夏文！千年之前，西夏文明突然湮灭在茫茫的历史烟尘当中，因而这项规模并不大的挖掘，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考古人员们立即在这片荒漠中发掘，希望能找到新的发现。结果到底没让他们失望——连绵的贺兰山背景中，一片无垠的野性大漠托起一个又一个金字塔形高大的黄土建筑，在广阔的西部天空下显得格外雄伟。每个黄土建筑周围，都环绕着方形的城墙等辅助性建筑，如同一座座神秘的城堡。而它们的断壁残垣在风蚀日晒之中，却显示着一种永不屈服时间和沙暴磨砺的顽强。
考古人员在这里共发现高大墓冢的陵墓15座，并最终认定这些雄伟的建筑正是西夏皇家陵墓。
在此后的近30年里，考古人员对西夏王陵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共清理出1座帝王陵、4座陪葬墓、4个碑亭和1个献殿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西夏文物。这些文物中有西夏文字，有反映西夏人游牧生活和市井生活的绘画，有各式各样的雕塑作品，还有“开元通宝”、“淳化通宝”、“至道通宝”、“天禧通宝”、“大观通宝”等各个时期的流通钱币，以及工艺精巧的各类铜器、陶棋子等文物。更让人惊讶的是，从中还出土了大量造型独特的石雕和泥塑。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陵区进行了多次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大小不等的陵墓。发现的陵墓由15座增加到70多座，后又增加到近百座、二百余座，截至1999年共发现帝陵9座、陪葬墓253座，其规模可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提并论。专家证实，还有一些尚未发现的和因贺兰山山洪等自然因素而消失的并不在少数，因此其真实数量可见一斑。东西5千米，南北10多千米，总面积50多平方千米，如此浩大的皇家陵园在中国实属罕见。没有秦陵的铺张，没有唐陵的华彩，没有明陵的气派，没有宋陵的考究，而西夏王陵却更表现出一种磅礴的气势。难怪有关学者感叹，若能恢复西夏王陵本来富丽堂皇的建筑、松柏相映的环境和紫烟氲氤的气氛，宏大壮丽的帝王陵园景象将再现于西北边陲。在精确的坐标图上，人们还惊奇地发现，9座帝王陵组成了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
2000年4月，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西夏王陵的调查与发掘以其具有的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榜上有名，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等100项考古发现获此殊荣。
王陵“三奇”
西夏王陵被发掘出来后，考古人员根据其特点为其总结了“三奇”：第一，整个王陵都仿效都城建造，气势恢宏；第二，陵墓内建有佛塔，并有佛光护佑；第三，陵墓内可谓古今迥异，各有不同。
西夏王陵的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是由内外城、阙台、碑亭、献殿、角阙、角台以及高大的陵台等部分组成，可谓是一组建筑群落。历经千年，尽管地面建筑已经被严重破坏，而陵园内的基本布局却清晰可辨。
在陵墓的周边，还有一圈近似方形的建筑陵城，又称为“兆城”，不仅可以保护帝陵，还能彰显古代帝王至尊天下的地位。
然而，考古学家对西夏王陵研究后发现，这座王陵并不简单，而是模仿都城的布局建造的。比如，陵园的外城就相当于一座大城，是都城的第一道屏障；而内城则是皇城，是帝王居住和理政的禁地，对应的是西夏国王死后被安葬在陵城内城的地宫当中；陵墓的月城也称瓮城，是护卫皇城的；而西夏王陵内城献殿布局，也与皇城结构相似。因此，可以说西夏王陵的布局是典型的都城结构缩影。由此我们也可推断出，千年之前的西夏王国是怎样的恢宏与繁盛。
那么，王陵中为何又要修建佛塔呢？研究发现，西夏王国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各位帝王没有不广修佛寺的，佛教在当时也是盛行一时。也正是因为帝王们对佛教的推崇，才让他们在选择建造自己的陵寝时一同修建了佛塔，让自己能永远与佛相伴。
此外，考古人员通过调查还发现，在王陵区内有很多华美精致的建筑构件，既有带有浓郁佛教色彩的忍冬纹、莲花纹方砖，也有色彩艳丽的琉璃残件，还有铜铃、石碑、石像及各色残瓦等。在阳光绿树的掩映下，一座座陵园紧凑而整齐地排列，显得庄严而静谧。
历经千年沧桑的荒野古冢，如今虽然已经失却了往日的辉煌，但依然静静地躺在贺兰山下，向后人诉说着一代王朝的荣辱兴衰。有首《古冢谣》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低犹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座“中国的金字塔”已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注目，神秘的面纱也正在慢慢被揭去，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真正一睹她的容姿。
相关链接——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
李元昊是西夏的开国皇帝（1038～1048年在位），党项族人，原为拓跋氏，李姓为唐所赐。李继迁孙，李德明长子，生母卫慕氏。史称景宗。
少年时的李元昊身形魁梧，而且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尤好法律和兵书。通汉、蕃语言，精绘画，多才多艺。其父在位时，就已经不断对外出战，扩大势力。1032年，李元昊以太子身份继位，仍称藩与宋。后来为表示自己的独立之心，废除了唐宋分别赐予的李、赵姓，改姓嵬名，并以严酷手段彻底翦除守旧派。
大庆三年（1038年），李元昊自立为帝，彻底脱离了宋朝，国号“大夏”，历史也称西夏，定都兴庆府。随后，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文，并大力发展西夏文化。建国后，李元昊还推动教育，创蕃学，启西夏文教之风；开凿“李王渠”，以便西夏国民耕种；3次分别于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及定川砦（今甘肃固原西北）等战中大败北宋，并于辽夏进行了第一次贺兰山之战，大胜辽国，奠定了西夏在辽、宋两国的地位。
后来，李元昊本想夺取关中之地，攻占长安，但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夏军大败，李元昊的美梦也就此破灭。且由于后期战事繁多，西夏的经济逐渐衰退，遂于1044年与北宋签订庆历和议，向宋称臣，被封为夏国王。
李元昊的文治武功都卓有成效，但他本人也有不足之处。在位的16年（1032年起计）中，他多次猜忌功臣，稍有不满即罢或杀，这种做法反而导致日后母党专权。另外，晚年后的李元昊多沉湎酒色，好大喜功，结果也导致西夏国内日益腐朽，众叛亲离。据说，他曾下令民夫每日建一座陵墓，足足建了360座，用来作为他的疑冢，其后竟把那批民夫统统杀掉。
李元昊还废皇后野利氏和太子宁林格，改立与太子订亲的没移氏为新皇后，从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延祚十一年（1048年），其子宁林格趁李元昊酒醉之时，割了他鼻子，导致李元昊因失血过多而死，享年46岁。庙号景宗，谥号武烈皇帝，葬于泰陵。而太子宁林格后来也因为弑父之罪而被处死。
陕西杨家村青铜器的秘密
2004年1月19日，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的几位村民在一个土崖上挖土时，突然在，半崖处出现一个洞，扒开一看，村民们顿时惊呆了：洞里全是都是青铜器！
这已是建国以来杨家村第四次发现的青铜器。第一次是1956年，杨家村出土了4件周成王时期所铸的青铜酒器，其中两件被定名为彝方尊，两件马驹状的被定名为彝驹尊。前者的铭文记载了西周部队的部署情况，后者的铭文记载了西周畜牧业的发展情况。1972年5月，杨家村又出土了一件罕见的青铜大鼎，鼎重78.5千克，记载了周成王妃姜馈赠土地给贵族臣子的事。1985年，杨家村又出土了一套青铜打击乐器，包括三件一组的编钟。
这次出土的青铜器，从器物的铭文得知为单氏家族所有，其中26件是宣王时期所铸造，只有一件盂是厉王时铸造的。
杨家村为何有这么多宝物出土
商周时期，铜是国家的战略物资，主要由天子控制，其他即使贵族等，也都很难获得。即使得到铜，那也是得天子赏赐。
那么，杨家村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的王室重器呢？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周原则是周人的发祥地和商灭前的首都所在地，其遗址位于现在陕西省岐山县和扶风县之间，东西长约3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杨家村所在的位置，正好位于周原中心区的南侧，是周王室的京畿之地。
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大臣大多都集中在杨家村一带，向西还分布着虢国、散等数十个诸侯国。它们与单氏的先祖一样，都是一些周初受封的重臣。同时，杨家村还是西周时期岐邑与丰镐间的交通要道，属于当时的水陆码头。西周国家级的交通干线“周道”都要路经这里。将单分封在这里，可以看出其祖先在周初的显赫地位，他们也可能因此而屡受天子的“赐金”。由此可见，作为单氏家族的分封地，杨家村出土大量的王室重器也比较合理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杨家村位于渭河以北的一个月牙型台地上。而从宝鸡县到杨凌一带数十千米的渭河北岸，就有几十个这样的月牙型台地。考古人员从这些地方也发现了许多遗址和器物，比如在宝鸡县阳平镇一个同样叫杨家村的月牙型台地上，就发现了著名的秦公钟，在龚家湾月牙型台地上，发现了西周时期大型建筑遗址。
这这次出土重器的眉县杨家村，也是一个东西长约750米、南北不到500米的月牙型台地。西周时期，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时都非常重视地形，而渭河北岸的月牙型台地背风向阳、水土丰厚，南临渭水，远眺秦岭，背靠大周原，是个风水宝地。即使今天，仍然还是当地人选择居住和生存的最佳环境。
被窖藏的精美青铜器
考古学家近些年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了很多西周时期的窖藏青铜器。为此，关于青铜器为何窖藏的原因也一直争论得很激烈。
有人认为，青铜器窖藏应该因为与异族交战导致的。在与异族交战时，仓皇之中将象征权力和财富的青铜器埋了起来。
还有人认为，这应该是由国内战争造成的。比如西周晚期的国人暴动，贵族们为了不让青铜器落入政敌之手，就将其藏起来。
也有人认为，将青铜器挖窖埋起来是为了祭祀祖先，或者祭祀山川、河流等。
不论哪种观点，目前都没有确切的证据。从杨家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被挖出时，存放得十分整齐，都是大器套小器，而且没有丝毫损坏，甚至连铸造时的毛刺都相当清晰。这也许表明：这个窖穴其实就是专门存放青铜器的。
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窖穴，这些窖穴中存放的物品也有所不同，有的是粮食，有些是甲骨。比如在周原凤雏发掘的一个窖穴中，就专门存放了大量甲骨，这些甲骨经解读属于当时的档案。
由此可见，单氏家族当初也许就是专门挖窖存放珍贵的青铜器的。而到了春秋时期，单氏家族离开了他们的封地，落户到了现在山东省的单县一带，或许是走得匆忙，或许是忘记了，使得这个青铜器窖穴才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西周的铜是从哪里来的
古代的关中地区基本是没有铜矿的，然而强大的西周军队却都是靠铜做武器来战斗的。在西周，王室贵族们也都需要大量的铜来显示地位和力量。据统计，自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起，关中地区已有50多个县出土过商周的青铜器了，总数也不少于8000件，其中铸有铭文的礼器就有700多件，占全国总数的1/3。这些铜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经测定，西周时期的铜主要来自于安徽和湖北等地，大部分都是通过贸易交换获得的。当地的人将铜矿炼成铜锭，再将铜锭运到西周都城，交于国库，这样天子就可以使用了。而从遥远的地方将铜运到关中，其间也一定会有很多困难的经历，这也就是为何西周王朝总是不断与南淮夷、荆楚作战的原因了。
杨家村窖藏青铜器之“最”
考古人员从杨家村发掘出的窖藏西周青铜器中，有27件器物上都刻有铭文，而且件件都刻有精美华丽的纹饰。
在这批出土的青铜器中，第一次系统地将单氏家族的列祖列宗事迹及族谱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不仅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对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的家谱发展史及家谱起源演变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这批青铜器还第一次将年、月、干支与月相四要素集中在一起多次使用，这也对西周晚期青铜器的谱系研究、断代研究提供了标准器，为西周周王谱系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考证据。
同时，这批青铜盘上所刻的铭文达到350多字，超过了以往考古人员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史啬盘，因此也成为目前已知西周铭文中最长的盘。
而且，这批青铜器铭文中还记载了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夷、厉到宣10个周王的名称、位次和有关事件，这也是有记载的历代周王最多的一次发现。从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包括《史记·周本纪》等史书记载的共和执政，在铭文周王排序中都没有出现，这可能与《史记》中“共和乱政”这句话有关。但是，这是否也说明了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论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目前还不得而知。
此外，这还是目前所知西周青铜器中纪年最高的一批器物群，也就是记录的年代最长，属于高年器。
延伸阅读——我国出土的著名鼎尊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四羊方尊：尊为古代盛酒器。四羊方尊属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铜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千克，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全体饰有细雷纹，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毛公鼎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铭文有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
龙虎尊：1957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重约20千克，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装饰着3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是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
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古代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尊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高45.9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埃布拉古国遗址
埃布拉古国的都城遗址位于叙利亚北部阿拉伯与哈马之间的沙漠中，在考古发现之前，它一直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度，其历史自公元前2900年始至公元前1600年结束。很多古籍中都记载了这个伟大的古国，但语焉不详。很多人甚至认为埃布拉只是传说中神秘而伟大的存在而已，因为没有人找到过它的遗址。
直到一个偶然的因素，埃布拉古国重见天日。这一惊人发现也震撼了全球美索不达米亚学术的研究，有人将它喻为“上古世界（环地中海）第八奇迹”，甚至认为与“世界七大奇迹”相比，埃布拉古国的地位更加重大。
发现埃布拉
1964年，意大利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保罗·马蒂尔博士率领罗马大学考古队来到叙利亚，为了丰富一下极其有限的古叙利亚人的活动资料。
早在1862年，法国考古学家梅·戴沃盖就率先开始了对叙利亚大沙漠的考察活动。在那次短期的考察中，他们发现了一座巨塔和一些古建筑物的遗迹。这些建筑物的特点是墙较宽，殿堂较大，柱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戴沃盖的工作没能继续。此后的近百年间，叙利亚沙漠区都被考古学家们忽视了。直到1964年马蒂尔博士的到来。
马蒂尔博士能挖掘的地方有好几十个，因为在叙利亚地区到处都散布着几百年无人问津的土墩，并且叙利亚政府也热衷于证实自己这个现代化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马蒂尔博士选择了距叙利亚阿勒颇以南约56千米的马尔迪赫丘开挖。马尔迪赫丘高出地面10米，面积约57公顷，中央还有一块凸地，后来考古队把它命名为卫城。
马蒂尔博士和他的队员们每年仅有6周的挖掘时间，就这么一直挖到了1968年，考古队终于挖到了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前的几座神庙和一座纪念门，不过在中东，挖出三四千年前的遗址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所以也没引起多大关注。
1968年，马蒂尔博士在卫城遗址中挖出一个公元前2000年的无头玄武岩男子雕像。令人惊奇的是，雕像的袍子上还刻着26段楔形文字铭文。这是马蒂尔博士首次挖掘出铭文，其中有一段铭文还非常引人注目，马蒂尔判断这座雕像应该是“埃布拉君主”的儿子献给女神伊什塔尔的还愿品，原文是：“因为埃布拉之王和伊什塔尔女神的缘故，将水槽献给大神庙。”
马蒂尔博士认为，铭文里提到的“埃布拉”，应该就是萨尔贡和纳拉姆辛在铭文中提到的附属国，以及古埃及史料中提及的神秘城邦——埃布拉。
神秘的埃布拉泥板文书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马蒂尔博士找到意大利学者——美索学家乔万尼·佩蒂纳托。佩蒂纳托是研究古代闪族语言文字的专家，对现场考古并不在行。1969年，佩蒂纳托在罗马证实了马蒂尔对铭文的阐述。
此后，马蒂尔又发掘出了一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王宫废墟。经过对陶器碎片的判定，废墟的一层年代可上溯到阿卡德王朝（萨尔贡和纳拉姆辛）时期。马蒂尔博士发现，公元前2400年埃布拉鼎盛时期，城内原住民有3万，这在当时中东算是一座大城市了。
1974年8月，马蒂尔博士又有了惊人发现：在王宫区域的一间被发掘过的房间地板上，他发现了40块泥板书。虽然王宫曾被烧毁，而泥板却历经4000多年完好无损。佩蒂纳托闻讯马上赶到了发掘现场，然而对泥板上的文字却一个也看不懂！
原来，这些文字并不属于已被破译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埃兰语和古波斯语中的任何一种。佩蒂纳托只要给泥板拍照后带回罗马研究。
1975年4月，佩蒂纳托有了鉴定：这些泥板文字多是用一种尚不为人知的闪米特语写成的，跟阿卡德语有关但并不相同。这种新发现的语言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后来的语言——希伯来语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所以佩蒂纳托把它命名为“古迦南语”。
佩蒂纳托的这一结论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久后马蒂尔的发现又给了佩蒂纳托强有力的支持。经过深挖，马蒂尔博士最终又在因大火倒塌的泥砖墙中发掘出了近千块泥板书。而佩蒂纳托这次是赶上了近代考古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不久之后，马蒂尔又在被毁的王宫廊柱下发现了一个装有海量泥板书的房间。在里面发现的第一块泥版是一份城市一览表，城市名虽多，但让他们熟知的却没几个。不过，有一个词却不断出现，这个词就是“恩埃布拉”（意思埃布拉元首）。
经考证，这个房间应该属于埃布拉王室的图书档案馆，里面存有近两万块的泥板书和残片。他们甚至还发现了许多当初堆放这些泥板的木架痕迹。
档案馆的发现，令近一个世纪出土的公元前2150年之前的文本数量大大增加。接下来，考古人员又对这些泥板文书进行了目录编纂，并对每块泥板书在发掘现场的位置都做了详细记录。
在众多的泥板书中，佩蒂纳托发现了一段话：“人类创始以来，众王之中没有人夺取过阿尔马纳和埃布拉，纳加尔之神为坚强的纳拉姆辛拓宽道路，赐予阿尔马纳和埃布拉，又赐予纳那拉姆、杉树之山和大海。”纳拉姆辛就是阿卡德帝国奠基人萨尔贡一世的好战的孙子，大海指的就是“上海”（地中海）。
由此，考古队认定，他们挖到的就是消逝了数千年的埃布拉王国。
解读埃布拉古国
通过多年的研究，考古人员认为，埃布拉古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王室、神庙僧侣和世俗贵族在国家中都有大量的私有土地，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农村公社仅占少量土地。在埃布拉古国的晚期，贫富分化比较悬殊，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
同时，埃布拉古国还长期实行募兵制，拥有一支兵种齐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相当强的常备军。而国王也是凭借这些军事力量，对内加强统治，对外频频发动侵略战争的。随着军事侵略的胜利和王国版图的扩大，大量奴隶和财富也流入了埃布拉国内，使得埃布拉奴隶制经济空前繁荣。在考古人员发现的一些泥板书中，写有很多的指令、税款和纺织品贸易的账目以及买卖契约等，还有一块泥板上写有70多种动物的名称，这些都表明埃布拉的工商业在当时也相当发达。
埃布拉古国使用的是苏美尔语和埃布拉语。埃布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可能是塞姆语族的一部分，与已知的西亚语言有所关联。
然而，就在埃布拉国称雄一时的时候，两河流域的另一个奴隶制国家——阿卡德王国强大了起来。萨尔贡第一还曾经征服过埃布拉，萨尔贡第一的孙子那拉姆辛统治时期，更是横征暴敛、滥杀无辜。他曾多次率领军队亲征埃布拉王国，并将埃布拉都城焚毁殆尽。
阿卡德王国的军队撤退后，埃布拉人民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了家园，古都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和喧闹。然而好景不长，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游牧民族阿摩利人再度把这座城市掳掠一空，临走时又放了一把大火将其焚毁。此后，阿摩利人长驱直入，到达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而埃布拉古国则因屡遭浩劫，日渐衰落。公元前1600年，最后一场大火将埃布拉都城彻底毁灭了，埃布拉居民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场毁灭性的灾难究竟是由于统治者内部纷争造成的，还是由于来自北方小亚细亚的强悍民族赫梯人的侵略，似乎已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了。
总而言之，埃布拉古国的发现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那样一个严重干旱、人迹罕至、鸟兽绝迹的沙漠地区，很难想象人类曾建立过一个繁庶的国家，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因此，有人将它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相关链接——阿卡德王国
阿卡德王国是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南部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奴隶制国家，统治区域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今伊拉克），位于亚述东南。
阿卡德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并不是苏美尔人，他们约于公元前2500前后进入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创造者，也是公元前4000年前后来自东部山区的苏美尔人。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众多城邦。阿卡德人进入两河流域时，苏美尔城邦文明已经进入了尾声，各城邦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大约在公元前2371年，阿卡德王萨尔贡统一了苏美尔地区，建立了君主制的集权国家，定都阿卡德（即后来的巴比伦城）。苏美尔城邦时代宣告结束。
萨尔贡在位期间（约前2371至前2316），创建了常备军约有5400人，大肆对外扩张。萨尔贡先后出征34次，击败了卢伽尔扎吉西。接着，萨尔贡又挥兵南下，降服乌尔，攻取乌鲁克，征伐拉格什，“洗剑于波斯湾”。昔日的苏美尔城市几乎尽遭摧毁，苏美尔旧贵族的势力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东方，萨尔贡还远征埃兰，略取苏撒等城市；在北方，萨尔贡不仅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的苏巴尔图，还曾进兵到小亚细亚的陶鲁斯山区，以及沿黎巴嫩山脉的地中海东岸地带。
萨尔贡一直自称为“天下四方之王”，然而萨尔贡虽然征服了广大地区，但他直接统治的地方大概只限于两河流域南部。两河流域北部的苏巴尔图，东边的埃兰等，只是其属国而已，仍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黎巴嫩山脉一带，则仅是征服所及的边远地区。
在西方，萨尔贡一度征服了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注：此处的马里并非马里共和国，而是叙利亚城市）和叙利亚古国埃布拉，打开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商路。萨尔贡死后，其子里姆什和玛尼什吐苏共在位24年。玛尼什吐苏继位后，又开始对波斯湾沿海国家进行战争，发展了同梅露哈（古代印度）、马干（阿曼沿海地区）及狄尔蒙（巴林及波斯湾西部沿海）的海运贸易。玛尼什吐苏之子纳拉姆辛在位26年，他自称为“天下四方之王”，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征战：在西方重克埃布拉，在北方的铁尔布拉克修建宫殿，在南方波斯湾上重征马干，著名的纳拉姆辛战胜碑还记录了他对东北山区卢卢比人所进行的战争。纳拉姆辛共在位36年，后来其子沙尔卡利沙利被宫廷政变推翻。
在阿卡德王国统治的后期，中央集权已逐渐趋于崩溃。公元前2230年左右，蛮族库提人入侵，摧毁了曾经辉煌一时的阿卡德王国。
阿卡德王国的历史是苏美尔历史的一部分，因而这一时期也被称做苏美尔－阿卡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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