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在3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教授，我对工作的执着和热情始终如一。每当我为患者解除痛苦、提高视力时，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四年前的一次意外，我的右手不幸摔伤，这使我从一名临床专家一下子变成了需要救治的患者，与过去做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时生病成为患者，内心感受完全不同。
当我捧着自己摔伤的右手时，我在想：这只手对我，对患者以及对我的事业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右手，特别是大拇指在手术操作中是最重要的。我心中充满恐惧和无助，渴望奇迹的出现，让我的右手能够恢复如初。
就这样，作为一名知名专家，我也汇入了和其他患者一样的人流中，跑遍了北京市各大骨科专科医院的专家门诊，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能否有奇迹发生。最后得到的回答是：1.必须手术； 2.手术肯定有风险； 3.只有我愿意承担风险，才能实施手术。这时，作为知名专家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渴望温暖、热情和奇迹的发生。最终，我选择了一家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术前，主诊医师正认真地给我讲解手术的各种风险。突然间感到异常恐惧的我打断他：“请你不要再讲了，如果你继续讲下去，我可能就不做手术了。把签字单拿来，我签字吧。”
这一刻，我才明白患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医生和他共同携起手来战胜他们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疾病。签字后，我走进了手术室，对主刀医生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当我躺在手术台上准备麻醉前和我握个手。记得和医生握手后的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在医护人员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手很快痊愈了。这件事让我我深深意识到，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如何面对身患疾病的患者。我们应该学会换位思考，真正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把患者看成一个整体的人来对待。每当我在手术时发现我的患者心里紧张恐惧时，我就主动和他们沟通，让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同时也对我有信心。手术后我会立即告诉患者：“手术非常成功，谢谢您的合作。”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首席专家，每次出门诊，医院候诊区便涌满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慕名求医者，其中80％～90％是高风险、高难度、挑战性很强的病例。对我而言，以前的我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但是经过自己作为患者的经历后，我学会了换位思考，不再感觉那是一种压力，而是觉得患者的需求就是对我的肯定，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所以，不管患者治疗风险多高，我宁肯多花时间，多查阅文献，多进行讨论，也总希望患者在我这里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即使我们不能改善患者的病情，我们也可以多给患者一些心理上的温暖和安慰，哪怕是一句简短的话语、一个微笑或是一个眼神，对患者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
经过这次成为患者后震撼灵魂的换位思考，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记得一年前的一次门诊，一位患有双眼先天性青光眼的20多岁的女孩儿坐到了我面前。通过和患者的交流，我了解到，她从出生到现在的20多年间，已经在多家医院双眼各做了4次抗青光眼手术。我的面前是一个不到30岁就可能失去光明的女孩儿。看着她那双结膜满是瘢痕的眼睛时，我感到愕然，不知所措。但是，病人那渴望的眼神勾起了我前不久作为患者时的感受。这时我决定：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承担，给患者的双眼最难操作的部位，即下方球结膜做滤过性手术。通过术前认真的思考和讨论、精心的设计和术后细心的关怀，手术成功了，患者的眼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和患者都幸福地笑了。
没想到，一年后的一天，这个患者再一次来到了我的门诊，更准确地说，患者是跌跌撞撞地走进我的诊室。我心里一惊，心想：糟了，可能患者的滤过泡已经瘢痕化了，眼压再次升高。这时的我不敢正视患者的眼睛，背过身去向我的助手询问她的眼压情况。我的助手告诉我，患者右眼眼压15mmHg，左眼眼压12mmHg，都在正常范围内。这时我才勇敢地转过身来面对患者。通过裂隙灯检查，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患者眼压目前已经控制，但由于多次手术导致并发性白内障。这一手术并发症的出现，导致视力又进一步下降，右眼已经失明，视神经萎缩，左眼视力已经由0.3下降到只能看到眼前手影。她这次就诊的主要目的，是想做左眼白内障手术，希望视力能够尽可能提高，从而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对于右眼已经失明的患者来说，左眼是最后的希望了。只剩一只有希望的眼，角膜内皮细胞数600个/mm2，远低于正常水平，白内障手术后角膜内皮失代偿的风险很大，而且患者是先天性青光眼，大眼球，晶状体囊袋大，人工晶体植入术后移位可能性大，晶状体悬韧带松弛，术中晶状体掉进玻璃体，角膜后弹力层断裂导致手术野不清，种种可能的风险在我脑中闪过。如果手术失败，患者的视力将进一步下降甚至失明，也就意味着患者将在黑暗中度过她接下来的生命。深感压力巨大。但我深知，患者已经去过多家医院求医，现在来到我这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这是对我的信任，不管风险多大，我都有责任尽我最大的能力挽救患者的视力。通过科室病例讨论，我们发现患者的右眼内皮细胞是500个/mm2，和左眼内皮细胞数量相近。而且由于患者眼球大，角膜面积相应也大，所以角膜内皮细胞的总量比我之前考虑的要多，也就是说角膜术后失代偿的风险也许没有我们之前预计的大，我决定通过对患者右眼进行白内障手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左眼白内障手术的成功提供保障。
取得患者同意后，我们对患者进行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术后3天内角膜出现水肿，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许多，但是没想到术后第4天开始患者角膜水肿逐渐消失。右眼手术成功了，这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很快对患者进行了左眼手术。手术很成功，患者很感激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其实，我也应该感谢这位患者。如果没有她，我和我的团队对这种类型的手术也就没有经验。患者的视力提高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我的手术经验增加了，进而可以救治和造福更多这样的患者。
其实，在我平时的医疗工作中，这样的患者还有成百上千。他们来医院求医，本来生理、心理上就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更渴望能得到医护人员真心、耐心、细心的关怀与治疗。
如果一个人是用手做手术，那他永远是手术匠；如果一个人用脑子做手术，那他就是一名好的专家；而如果一个人用心去做手术的时候，那他就已经达到“艺术家”的境界了。当一个医生真正能换位思考，从患者角度思考医疗救治方案时，就进入了医患一家的境界，医疗效果才能到达双方都认可的最佳结果。
将心比心，才是一个好医生的仁术之心。
王宁利，教授，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北京同仁眼科中心主任，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所长，北京眼科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北京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世界青光眼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并担任国内外多个眼科杂志的主编或编委。主要在青光眼研究领域进行开创性工作。获得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中美眼科学会金钥匙奖、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亚太眼科学会杰出科学成就奖、世界青光眼学会颁发杰出临床科学家奖、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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