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非洲的人，还会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就是非洲人民知道“毛主席”的人特别的多。甚至许多非洲人今天仍然能用中文喊出“毛主席”这三个字来。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非洲人的大恩人，他为我们修了很多桥，很多学校，很多路，还派出了很多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领袖。”
在非洲不同国家，我听过不同的政要人物，不管是现政权的，还是反对派的，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了解过去的中非关系，就会明白这一点其实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毛泽东的伟大和他的一生情感意识里，从来都把“人民”、把“广大的人民”放在第一位，当他将自己的“广大的人民”领到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听说远方的非洲的“广大的人民”仍然过着奴隶般生活时，异常动情地要求自己的同样仍处贫穷的政府与国家，全力支援非洲人民。他输出了两个理念至今仍然在非洲大地上特别受欢迎，一是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夺取政权的思想，二是人民战争。这两个理念在非洲人看来，就像是专门为他们的革命与建设所设计与制定的理论学说。
如果毛泽东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认为非洲今天惨受埃博拉侵袭伤命，就是因为缺少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深入人心。
“这是对的。从埃博拉爆发到后来的整个抗击病毒传染的全过程，缺少的和最后管控了这场疫情的，恰恰都是人民战争的正反作用。”说这话的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先生。许主任接着跟我说：“埃博拉出血热是一种突发急性传染病，要把它控制住就要靠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要靠联防联控、群防群控。这也就是你说的人民战争”。
我与这位在非洲埃博拉疫情最严峻时刻调任的国家公共卫生工作紧急状态下的核心指挥部门负责人一见如故，他激情、热心、坦诚和专业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前他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2014年9月21日下午，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召开了应急办主任调整的会议。当时，我们还在西直门的办公楼里……”采访许树强是在友谊宾馆的一间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公室的临时办公室。“原来那个地方现在正在装修。”许主任向我解释道。
“喏，这把沙发一直陪着我到现在。我对它可有感情呢！”许树强的一双眼睛总是流露着特别的光芒，他告诉我“调任”的经过：“那天，我参加完应急班主任调整会后，就跟着前任主任到应急办同志们的办公室认了认门。之后，就来到给我安排的办公室。我的前任说，调你来当这应急办主任，你是很有影响的一线医院院长，又是参加和组织过“非典”疫情的处理，有经验，又有资格，专业水平也强。因为埃博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们国家各个口都动员起来了，任务也特别繁重复杂。前任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说：“树强，你就好好干吧”。
“当天我就与前任一起，一干就到了晚上快11点钟。”许树强跟我说。“看着应急办的每一个屋子的同志都在忙碌，尽管不少事儿我还插不上手，但我真不忍心先走了。忽然想到，忘了司机还在等我，就赶快给司机打电话，叫他赶快先回去。司机说：没想到，这国家机关的活儿比当院长还辛苦。我对司机说我也没想到啊。然而，这一加班加点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年多。”而这个沙发就成了许树强晚上加班休息的床。难怪他对这个沙发有那么深的感情。
后来我知道，许树强曾是全国青联常委，因在“非典”期间立过大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还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
而采访这位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的高级指挥官后，我才知道了他为什么对“人民战争”这个中国概念那么赞赏与理解深刻，是因为中国国情和多次公共卫生方面出现的事件，使我国有了这方面的血的教训与成功经验。
“‘非典’疫情能够在后期迅速得到遏制，就是我们在公共卫生战线运用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所取得的成功范例。”许树强介绍，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就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启动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牵头、22个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全面严格落实各项疫情应对措施，取得了国内防控工作“严防控、零输入”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是第一时间就埃博拉疫情应对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副总理、疫情防控的总指挥刘延东先后6次主持专题会议，部署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的防控埃博拉病毒侵袭的狙击战。
“当时疫情对我们国家威胁极大，你知道，我们南方像广州、义乌等开放城市，每天进出的非洲人多达十来万人，如果有埃博拉感染者入境，管控不好又会让我们吃一次比当年“非典”还要厉害的疫情苦头，这还了得！而且当时我们国家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与活动，比如北京的APEC，天津的达沃斯论坛，南京的青年奥运会，还有广州交易会，都是国家元首级领导出席和几万外宾来来去去走动，如果埃博拉传染到我国境内，你去设想吧！要多窘相就有多窘相！”
“这个时候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搞了个临阵换将，大概是非阁下莫属了！”我戏言。
“噢——可不是，可不是！”许树强立即满脸红晕。调我来到这个岗位，是卫生计生委党组对我的信任，也是因为前任还有重要的事去做。
瞧他这么谦虚又诚恳，这样的同志当官执政我们才放心哟！
在回答我“为什么中国这一次对埃博拉疫情管控得这么好”时，许树强脱口而出，就是您刚才说的四个字“人民战争”。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其威力和作用就是大。”许树强感慨道。他进而介绍，当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我国政府立即确立了“高度重视、密切关注、防控为主、内外结合、科学应对”的工作原则，卫生计生委各部门迅速进入全天候24小时工作状态，李斌主任、崔丽副主任等领导一直靠前指挥全国防控战斗，先后16次召集相关部门协调联防联控工作，安排部署重点、难点防控任务。同时依法及时向全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向民众宣传预防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知识，提升了全社会对疫情的认识与应对准备。特别组织了对广东、浙江等几个非洲人出入境频繁地方的疫情输入风险排查。
“其实公众不清楚，但我们这些干防控的人可是非常清楚当时有多紧张啊！”许树强向我透露：“当时从广东、上海、浙江等入境的来自西非疫区人员排查了几万人，其中一百多人留观，经检测排除了埃博拉出血热。同时，制定了西非疫区三国中国公民的感染防控建议，紧急调用防护用品，全力保障我国境外公民健康生命安全。而这些工作真的是在发动着人民群众一起参与防控，对这个极其烈性的病毒、这场抗疫的战争，可以说，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零输入”的目标”。
“听说你后来作为‘国家高级专员’，也去非洲传播和指导‘人民战争’了？”我特别想采访到这个。
哈哈哈，不敢！我只是作为国家在援非抗疫西非前线统筹协调工作的专员去的。许树强连连摆手说明真相。
“之所以用政府高级专员身份，是因为代表国家去的，统筹我在西非疫区三国援助队伍，确保人员安全，加大工作力度，协调地方、军队及常驻医疗队等方面力量，进一步形成合力，更加彰显国家形象，还要与这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关人员联系。便于外交上的直接与对等处理。”许树强解释。
“也就是钦差大臣这样的角色”我说。许树强习惯性的抹抹嘴，说：美国、英国等国家也派出了类似的人员。
2014年11月14日，顶着“中国政府高级专员”头衔的许树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专机从北京出发，飞向遥远的非洲，飞向正处埃博拉疫情异常严重的西非国家。同机搭乘的是我国派往西非三个国家的第二批医疗队和一批紧急援助物资。
“我们飞经俄罗斯机场，停靠那里加水加油，结果机场方面不让我们靠近他们的民航飞机，而且不让我们下去休息，因为听说我们是去非洲的埃博拉疫区。你想想当时全世界对埃博拉有多恐怖！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的飞机，根本还没有接触过埃博拉疫区，友好的俄罗斯人都这么对待我们，可见当时的严峻形势和大家的恐惧心理吧！”许树强感慨道。
我很好奇“国家政府高级专员”是干什么、怎么干的？
许树强笑言：是西装革履者干的活你要干，扛枪举刀的事你也得干！“到了疫区，你可能是专家、指挥员，更多的时候就是战斗员。”许树强说，他见疫情严重的国家总统时曾讲到“我也是宣传员，宣传要有序有效的处置疫情，就得靠群防群控，也就是毛主席倡导的人民战争。”许树强比划着向异国总统解释。
科罗马总统听了“中国专员”的话后，若有所思地说：人民战争！毛主席的！
“人民战争”的“中国理念”确实由于中国医疗队和中国驻西非几个国家的医疗队“导入”的，从抗击埃博拉一开始，就发挥了作用。比如他们为了防止全民性的疫情传播，采纳了我们中国式的“闭户日”，这很管用。
比如，在之后的数个月里，在中国医疗队和专家们的指导下，向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等派出大批受过训练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到广大的城镇乡村去普及预防埃博拉知识，为彻底阻击疫情的泛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中间，中国医疗队的作用与贡献是极大的。人民战争的理念与战略战术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也是中国医疗队和中国专家在非洲埃博拉疫情肆虐时，帮助和带着非洲人民自觉行动起来，抵御埃博拉袭击、遏制疫魔猖獗的卓越战斗——
徐峰，中国第三批赴塞拉利昂的医疗队队员、浙医二院感染科教授。我采访他的时间已经是他回国近一年半的时候，但这位激情澎湃的年轻教授依然心头牵挂着“遥远的非洲”……
“塞拉利昂卫生部门现在还会经常把当地的一些埃博拉等热带传染病资料发到我邮箱，我也会经常回复他们并给予一些建议。”在徐峰看来，这一封封穿越8个时区的邮件，是他个人、也是我们中国医疗队专家对非洲人民的一份份惦念和友情。
作为我国派出的专门为塞拉利昂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帮助当地民众普及专业知识的专家队员，徐峰在塞拉利昂最艰苦边远的地区工作了两个多月，而那里正是埃博拉的疫情重灾区。
2015年1月27日，徐峰随队飞往塞拉利昂。虽然之前心里有所准备，但等到他接受任务到了那个国度的乡村培训驻点地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非洲”，什么是“贫穷落后”。
“当你睡在没有灯、没有网络、没有电的野外帐篷里，顶着四十来度气温，一边还要不停地驱赶蚊虫和比手掌还要大的蜘蛛与蜥蜴时，你想哭都没人听，想说也白搭。只有寂寞与独自坚守方能支撑着。”徐峰说，“最要命的是你得时刻警惕埃博拉病毒恶魔的随时进攻，那是半点马虎不得的……”
“一次，在对当地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进行专项培训时，一名学员被发现是埃博拉密切接触者，而在其被隔离之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触。”徐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脸色仍然凝重。“当时医疗队同事们真的都捏了一把汗。因为我们知道，当地已经有572名防控一线工作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443人已死亡了啊！你说吓不吓人！而且除了埃博拉，还有疟疾、黄热病、拉沙热等急性传染病，哪一样病毒都会要你命的！”
“问题是，我们虽说是‘外国专家’，其实既要在讲台上做指手画脚的当老师，下来自己又要动手弄饭弄食吃，遇上病号患者你还得上手帮助治疗。那荒山野岭的地方，稍不谨慎，就会传染上什么病。极其恐怖，又无法避过这些，因为我们是到乡村为当地的民众普及预防埃博拉知识的，不像在城里，有我们专门的工作大本营。边远落后的乡村可大不一样，想不出的难题都会冒出来。”
毛泽东说过，教育农民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徐峰深有体会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太英明了！在中国是这样，在非洲更是如此。”
刚到乡村举办培训，那些部落主尤其是土郎中们根本不相信徐峰他们的宣传，甚至根本不信有什么“埃博拉”。村里有人感染并死了后，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跳大神、嚼野草，抚摸尸体……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逃跑，部落主们才开始害怕起来，土郎中再怎么跳绳弄妖也没人信了。徐峰等中国专家开设的预防埃博拉讲堂则越来越多的当地百姓前来听课。
“对，洗手！天天要洗手，接触人后更要洗手。”徐峰说，非洲人从来没有洗手的习惯，而为了让他们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习惯，有一个正确的洗手方法，你可能要花几天的功夫，来回不停地示范。这就是我们在非洲乡村所做的许多事中的一小件事。
一段时间，有个小男孩每天都出现在培训班上。这引起敢徐峰教授的注意。一问，孩子的家人都被埃博拉病毒害死了。孤儿的他，每天张着一双异样的眼神注视着徐峰，想寻找机会跟中国教授说说话。
机会来了。“小朋友，你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是吧？”徐峰有用英语寻问孩子。
小男孩子点点头，一字一字地悄声问：“能带我到中国去吗？”
徐峰问：“为什么？”
“我想当医生……”孩子还没说完，眼里就溢出两行泪水。
徐峰教授被这孩子的一句话，说得又心痛又难过，而更多的是责任。
洛克港在塞拉利昂北部的一片原始热带雨林地区，也是埃博拉传染发病比较高的地方，严重时每天都有几十例患者增加。普及抗培知识，让民众自觉行动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共同抵御病毒恶魔的袭击是根本所在。徐峰他们的培训组在几十天时间里，不分白天黑夜的组织乡村民众培训，人次达1300多，指导完成69例埃博拉预警病例，确诊14例患者，为 607例亲密接触者进行了合理的隔离处置，一改该地区疫情严重的局面。
“我T恤胸口印着的那一面五星红旗，就是塞拉利昂人眼中最鲜艳的色彩和希望。”徐峰骄傲地说。“后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都会友好地向我们伸出拇指，说，中国人，好样的！好样的！”
距离原定回国的日子只有几天了，突然有一天队友李新旭博士在野外工作时突发高烧，头痛欲裂。“我不行了！可能……”李博士抱头痛苦地喃喃着。
要命的事竟然在队友身上发生了。徐峰简单给李博士诊断了一下，觉得很像埃博拉病毒感染病症。
绝不能马虎！
徐峰心火如梦，立即驾车载着李博士向最近的埃博拉诊疗点急驶而去。
这是一段长达个小时车程的路途。车上只有徐峰和李博士，又是在半夜黑途中。“当时我确实太紧张，急得掌方向盘的手心全是汗。开足马力，一心想的是早一刻让队友送到诊疗地接受治疗……”徐峰说：“我跟后坐的李博士开始谁都不说话，后来他突然不紧不慢地冲我说了一句，他说：要是我真染上了埃博拉，那我就成了西非感染埃博拉的第一个中国人了，徐峰教授你说是不是？小李的这话句像尖刀似的刺在我心头。我连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的，可我心里真的害怕极了，我害怕我的队友真的会倒下了……阿弥陀佛，6个小时后我们赶到埃博拉诊疗点给李博士一化验，是阴性。我当时就想跳起来大喊几声……但竟然双腿一软，一下瘫坐在地上。是太累，太紧张后的全身放松……”
“我们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无数当地百姓，而我们自己又一个没少地回来了。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徐峰一再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大国崛起”、“大国形象”，其实真正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形象，并不仅仅是以一个国家自己的民众多富裕、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往往是看你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多还是少，尤其是遇到了他国的、全球性的困难时，你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出力，真正无私地援助了他国与世界。
西非地区惨遭埃博拉袭击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做了许多“第一”——在全世界第一次由国家元首致电相关三国总统慰问并宣布援助重大举措；第一次租用包机运输紧急援助物资，在他国建传染病诊疗中心；第一个整建制的派出军队的地方医疗队；第一次援助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资金达7.5亿元人民币……一系列的“第一”叠加了中国外交和大国形象。然而对面非洲人民感受最直接和深刻的是，一批又一批到处可见战斗在埃博拉疫区的中国医疗队员们的身影。
在非洲的土地上，有许多事你难以想像，但它都可能出现。比如说中国支援了许多抗击埃博拉医疗物资，以救西非那几个饱受病毒袭击之苦的国家，然而中国医疗队员们则时常会遇到些令你哭笑不得，不过最终仍然皆大欢喜的事。
陆军总医院沈春泉副院长是中国援助几内亚抗击埃博拉医院队的队长，沈队长是位“帅哥”型军官，去过非洲三次。美丽神奇的非洲给他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我要写一首诗，但现在还没写完……”听说我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沈院长与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把他心中的“小秘密”透露了。
话回埃博拉话题后，沈院长非常感慨他们当时在利比里亚开展工作的不易——
原计划我带队80个人去接一所传染病医院，但后来因为西非三个国家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们整个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战线拉得也长了，我所带的那个医疗队人员一下减到了39人，又是2015年‘收关’性质的工作。我们医疗队接收的那医院实际上建在一个体育场内，这座体育馆也是咱中国援建的。庞大的体育馆一侧，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显得空荡荡又孤单单的。39人要干原来80人的工作，显然人手不够。怎么办？只能雇用本地人，医护人员且不说，光从安全考虑，我们就雇用了当地20多个警察和十几个保安。但是，没几天，我们堆积在体育场内的物资出现了被窃的事，至于食堂、仓库和医院内外丢三拉四的就更不用说了。不用侦察调查，一估计就是这些负责我们物资和人身安全的雇用警察和保安人员。再就是如何遏制小偷小摸现象。后来我们发现：警察中不乏勤快、诚实讲理的。尤其是我们发现警察中有一位特别表现好，经常在休息时间里帮助我们中国医疗队义务做好事。他做的好事一多，大家就习惯称他是‘利国活雷锋’。我们也抓住这一典型在其他雇用的警察和保安中宣传，并对这位‘利国活雷锋’进行物质奖励。受奖励的这位警察更加积极主动，把做好事的范围延伸到帮助我们抓小偷，监督和纠正其他警察的不良行为。我们觉得这样的雇用警察和保安人员自我管理形式对我们十分有利，可以改变我们中国医疗队生活和安全环境。同时为了确保我医疗队员们专心致志投入参与抗击埃博拉，我们特意请了当地媒体的记者来采访这位利比里亚‘活雷锋’，还立即在当地报纸头版进行大力宣传。这下那位警察出名了，其他警察看了眼红，也跟着向他学习。想不到一件本来让我们十分纠结的事，如此迎刃而解。
沈队长他们的医疗队后来在利比里亚的工作做得圆满而战果辉煌。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原本是一些小事，但放在远离祖国的中国医疗队面前，可能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抗击埃博拉的日子里，这样的小事几乎天天遇到……”许树强说。
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专员，发生在许树强身上的“小事”，可就都是大事了，而且更加彰显中国官员形象与中国精神……
朱易村，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西区的一个村子，住着几千贫民。这个村子是造成首都弗里敦埃博拉爆发的重要传染源之一，曾一度被外界称为“死亡村”。
那天，许树强专员乘车走了走就到了朱易村。随行的两名使馆参赞和专员一行人员劝他不要亲自进村，我们进去就是了。许树强知道同事们担忧他感染上埃博拉，“放心，我们只要不被当地人轻易接触到身体，就没事。”许树强这么说着，就往村子里走。
当地的百姓在疫情发生后就见不到外国人，突然见了许树强一行，格外热情地围了上来，尤其是那些孩子，纷纷向许树强伸手……“好可怜的孩子，都瘦成这个样！”许树强一边看着身边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一边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
“巧克力！我这里有几颗巧克力呵！”许树强高兴地将口袋里几颗准备饿肚时充饥的巧克力，撒向孩子们。
“许专员——你不能这样做呀！”一旁站着的参赞赶紧喊话，但已经晚矣。原以为几块巧克力可以让孩子们高兴一阵子的许树强，他没有想到他这一撒，不仅引来了更多的孩子，连妇女和老人都冲他而来，将他团团围住，拼命地搂住他的腿，掏他上下口袋……那情景让许树强没料到，更让随行的人员急坏了：高级专员许树强太危险了！他全身可能被“污染”了！
“快散开！散开——！”
好不容易许树强才从包围圈里“解放”出来。
“我们快回去吧许专员！”随行人员恳求道。
“不行！”许树强严肃道：“还没进村就要走，这不是我们的风格……”话未落音，他竟然转身直径往村子里走去。
随行的人员摇摇头，只好随其而行。
这一天，中国高级专员一行在塞拉利昂最严重的埃博拉传染村巡察了几个小时，他们深入农户，探望感染者的安置与治疗情况，与村民和当地议员座谈、商讨预防和应对埃博拉方案。
夕阳西斜时，许树强拖着疲惫的身子和湿透衣衫正要登车返回大本营时，却被同行而来的一名同事拦住了：“对不起，你的身上可能已经污染了，你不能这样上车！”
“这……”许树强惊愕地望着同事，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想回，就先把身上的外衣脱了，我们给你全身先消毒，尤其是衣服要彻底消毒……”
许树强终于意识到自己今天到朱易村“访贫问苦”的过程确实有些“出格”了。他既是国家派出的援非抗疫的高级专员，又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主任，对同事所下的“命令”深知其意，便连连点头应诺。
好一景呵：大路朝天，蒸水般热度的非洲暮阳下，堂堂中国高级专员，脱掉外衣，全身接受喷洒消毒……
“嘻嘻嘻……”蹲在旁边同行者窃窃私语道：他大专员也有今天这么个狼狈相呵！
几天后，科罗马总统在总统府见了许树强，得知专员一行去了朱易村，对许专员一行提出的将朱易村等三个疫情严重的自然村作为疫情防控的示范村，做到“五早”，也就是对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同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人员深入到示范村，宣教埃博拉防控知识，培训村里的防控骨干。
“你们太了不起啦！我不但赞同，更要向你们致敬！”塞国总统科罗马感叹道：“你们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是真心的，患难见真情，我要向你们的习近平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
也正是在总统科罗马的全力推进下，中国医疗队在塞拉利昂弗里敦郊区的朱易村等乡村试点建立了传染病防控示范村，以村子为片区，以农户为单元，开展防控埃博拉传染的群防群控活动，这些做法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我们医疗队离开几个月后，朱易村等三个试点村都没有再发生过一例埃博拉新的传染者。这充分证明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的这一中国理念‘人民战争’在非洲大地上获得了效果，扎下了根……”许树强将这一实践视为我们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成功而重要的收获。
是的，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需要在自己的国家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在国际大舞台上展现出大国风范、大国情怀。
2014年至2015年的近一年抗击埃博拉疫情战斗中，中国和中国医疗队在世界面前做得很出色。那场拯救了无数非洲人民生命的死亡征战很成功，也很精彩。
它将永远镌刻在世界文明史册里。
“还要一件更精彩的事，必须让作家把它写进书里！”在我收笔的那天，许树强主任托人转来如此一句沉甸甸的话，这不得不引起我的关注。
是什么事让国家卫生计生委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们如此“耿耿于怀”地多次提醒我“非写进去”不可？
冯子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是这位老资格的“疾控专家”把我国援助抗击西非埃博拉战役中一件不能不说的“精彩”故事讲给了我听——
“在西非国家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后，中国医疗队是最后一个撤出疫区的就是我们援助利比里亚的那个医疗队。”冯子健博士说：“临走时，我们还做了一件令利比里亚人民特别感激我们中国的事：我们把为他们建的一个拥有100张床位的一个完整的ETU留在了当地，还有与之相配套的一大批医疗设备……”
“100张床位的一个ETU，全部留给了当地！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样的，只有我们中国！”我记得许树强几次在我面前这样强调。
“关键是，我们当初建这100张床位的ETU——埃博拉诊疗中心，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可以说，整个过程，是绝对的一次‘中国形象’的展示，不仅利比里亚人敬佩我们，连美国同行都不得不佩服。”冯子健谈起这所“ETU”时，滔滔不绝，无限感慨。“2014年10月10日，我和先遣队去利比里亚筹建这ETU时，正式人员才六七个人。当时利比里亚的疫情处于严重时期，约翰逊·瑟利夫总统急得团团转，因为已经诊断出的埃博拉感染者没处治疗，这不要命嘛！那个时候，在那里主导抗击埃博拉的美国人就提出让我们中国援助的医疗队建一个100张床位的ETU，而且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建好。这事听起来美国人的‘建议’既合理，又似乎也很为利比里亚着想，其实里面还明白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同行的另一层意思：看你们中国人有多少能耐！当然，利比里亚的疫情和他们政府方面的急切期待更是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领导们果断决策：一个月内，为利比里亚建一个100张床位的ETU！”
“这样的任务确实前所未有的艰巨！即使在国内，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建一所可以投入运行的ETU，也非易事，更何况我们是在要啥没啥的非洲！”冯子健又一次感叹了：“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得到！”
怎么做到的？
先找人呗！非洲兄弟姐妹们那个时候，个个惊恐万状，谁还有心思到你中国人那里“打工”呀！
“我们！我们来干！”我驻利比里亚大使张越把消息一传出去，原本打算回国避疫情的重庆一家企业工人们摩拳擦掌地把建筑板房的活儿全部包了下来！
“还有我们呢！”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们从距离首都蒙罗维亚近500公里的东部城市绥德陆也赶来了！
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也来了！
“中国蓝盔不负使命，携手西非共抗疫情！”
“中国重庆建筑工人甘为非洲人民流血流汗！”
“抗击埃博拉，为国争荣光！”
一时间，那座原本就是由中国援建的利比里亚著名体育场——SKD体育场旁，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不分日夜、热火朝天地拉开了战幕……
一个月后，由数排蓝顶、灰墙组成的利比里亚最大的埃博拉病毒传染诊疗中心（ETU）奇迹般地耸立在当地人民面前。
“不可能！但，不可能的事就是让中国人完成了！”美国同行们无法不感叹。
2014年11月24-27日期间，在埃博拉疫情还肆虐的时候，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同志率领由外交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共同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冒着被疫情感染的风险，赴利比里亚访问，执行中国政府援非抗疫相关抗疫任务，在精神上给非洲兄弟以强有力的支持。
最高兴的还是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ETU启用那一天，总统先生一再向专程前来参加仪式的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表示感激之情，尤其当总统看到ETU先进的设备和一流的医疗技术专家时，她频频赞扬这座在利比里亚人民饱受埃博拉病毒疫情袭击的最危急时刻建起的ETU，将是中利两国友好的重要见证。
如此“重要见证”，也就非常自然地在后来抗击埃博拉战斗结束时永远地留给了利比里亚人民。
于2016年国庆节第一稿
2017年春节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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