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元涛 王璐

    韩国既在文化层面上保持着对孔子与儒教的端正崇敬，同时又顺利完成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

    在韩国，一名研究本国史的历史学家或大学教授，可能不会说汉语，但一定精通汉字；尤其是他的繁体字认读水平，肯定强过中国很多大学里中文系的老师。因为他没办法。中国的成文史在东周时代即已成型，其起点时间之早，蕴含资料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而韩国成文史则晚得多，他们没有自己足够久远完整的典籍留存，凡涉及古代史，尤其是先秦部分，都要到中国的各类历史记载中去寻找有关半岛的蛛丝马迹。

    事实上，在15世纪朝鲜世宗大王发明韩文之前，整个半岛一直使用汉字。喜欢韩剧的人可以发现，大部分古装剧中，凡涉及布告、公文、书信之类，一律都是汉字。但汉字难学，需要大量时间熬工夫，才能掌握，因此，读书认字，从来都是朝鲜贵族子女的事儿，一般穷苦人家没那个闲工夫。

    正基于此，世宗大王才决心发明韩文，用拼音的方式记录日常用语，“所见即所得”，借以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世宗大王成功了，于是汉字开始逐渐退出半岛，经过漫长的五百年，直到朴正熙时代，汉字不再出现在官方文件及公开媒体上。今天的韩国人，历史学者和中文系学生除外，认识汉字的已经很少了。因此，韩国史剧《渊盖苏文》，才会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安到隋炀帝身后的屏风上，闹出了大笑话。

    汉字的退场，不代表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半岛的全面消退，因为它已深深融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甚至可以说，因为历史变迁及战争动乱等造成的影响，有一些礼法规则及生活习俗，在中国已经失传，却在半岛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

    祭祖与扫墓

    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韩国人的民间节日与中国几乎一模一样，有春节、中秋节等。尤其是中秋，韩国人相当重视，几乎与春节平起平坐。但中国人过中秋，主要是家人团聚，不能团聚的也讲究千里共婵娟。而韩国人过中秋，则以祭祖为重。

    有一年，曾应韩国朋友小金之邀，去他的老家过中秋。小金的故乡在全罗北道全州，那里在历史上属于百济。

    据小金介绍，早年间，韩国人家祭祖仪式所需的祭品，都是自家制作，所以吃完晚饭后，婆婆就要率领儿媳们开始挑灯夜战，有些大家族，在中秋前夜几乎要忙个通宵。祭品主要有打糕、松糕，还有饼干水果之类的，满满一大桌子。祭桌是专用的，四方形，红色，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张。祭桌一般都摆在正屋中间靠墙，桌前摆有族谱。小金说，也有人家用祖先牌位的。

    中秋一大早，小金一家收拾停当，男人和孩子开始祭拜仪式。据说，现在有的人家，儿媳也跟着一起拜，这是不合规矩的。小金的老父亲很认真，里外张罗着，事无巨细，全部由他过手，不允许出现一点差错。

    拜祖前，金父发表了一篇祭文，全汉文书写，都是很古的词，伏惟尚飨之类的。小金后来说，前一晚父亲屋里的灯亮到很晚，他一直在精心修改祭文。主要意思就是感谢祖先给了生命，后辈一定会好好珍惜等。其中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祖先的灵魂从来没有消失，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

    祭文发表完毕，金父第一个对着祭桌上的家谱叩拜，然后儿孙们按辈分分批叩拜。三拜三叩。立定，跪下，俯身一叩。然后起身，再跪，再叩。如是三次。

    中秋除了祭祖，还要扫墓。韩国人扫墓不烧纸，而是摆供桌行礼。从墓地返家途中，金父忧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对祭祖已经越来越不重视了，小娃娃们参与这样的仪式，经常会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来，当父母的也不好好管教。金父说：“吃外国大米，吃美国牛肉，韩国人的心肠都慢慢改变了！”他说得很严肃，不像是开玩笑，看起来真是这么想的。所谓身土不二，他可能是最后一批最坚定的信奉者了。

    礼节与传统

    在韩国旅居三年，有一次回中国，到朋友家做客。朋友介绍他的母亲时，我问好，很自然地鞠了一躬。在场的其他朋友们明显不适应我的举动，感叹说：跟韩国人学的！

    是这样。在韩国，见面，告别，大家都要相互鞠躬。

    曾有一位韩国老者问我中国人怎么行礼，我又不能骗他说中国人天天作揖，只好说和美国人一样，见面握手，打招呼点头，告别挥手。老人说：“不能跟美国人学，美国人无君无父！”老人说，前几天他看新闻，美国新生儿当中，有一半是单亲母亲抚养，这还不是无父？无君无父的国家，当然不会行礼。

    事实上，被我们丢掉的，不仅是礼节这种小事，还有很多传统，也被我们放弃了。比如在韩国，如果一个小女孩在家里外头表现得勤勉能干，肯吃苦，有牺牲精神，并且与家长老师同学各路关系摆得平，旁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叹：“这丫头，天生是当大儿媳妇的料！”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国的大儿媳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种群，不是一般娇滴滴软绵绵的小姐能够胜任的。韩国的长子有特殊地位：对内，给父母养老送终是他的法定责任，在协调兄弟姐妹的关系时他的话份也最足；对外，父亲年老之后，他就是家族的正式代表，处理相关外交事务具有全权。相应的，压在大儿媳身上的担子自然就很沉重了。

    所以，在韩国，一般家庭的长子找对象要困难一些，大部分父母听说女儿的恋爱对象是长子，往往要以心疼女儿的名义反对一下。韩国人又有习惯，一家中的老大没结婚，下边的兄弟姐妹也就不能谈婚论嫁。韩国法律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可韩国人却晚婚晚育成风，与这一习俗不无关系。

    但是，当老大媳妇辛苦归辛苦，报偿也是很丰厚的。韩国习俗，父亲去世，遗产继承人中，长子排第一顺位，可以继承一半家业。而母亲，与其他子女地位平等，均分余下的一半财产。如果一个父亲所留遗产不多，子女却不少，然后母亲要与长子一起生活，那么遗产被长子与母亲拿走大部分以后，摊到其他子女头上的，也就相当于毛毛雨了。

    这种长子继承制，就是一种很古的传统，我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放弃了，而韩国人却还依然保留着。

    适应变化的儒学

    在韩国民间，中国历史的影响力是普遍的。《三国演义》中张飞、关羽、曹操等中国英雄为大多数韩国人所熟悉。像“守株待兔”“鹤立鸡群”等很多成语故事，也为他们日常所使用。对于普通韩国人来说，了解中国历史，差不多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位于首尔市国立中央博物馆内的一座高塔上便生动地刻有《西游记》的故事场景，每逢周末，都有老师带领三五成群的孩子来到这里讲解其中的故事。儒家文化也同这些故事一样，虽然在慢慢走入历史的幕后，但却并不曾，也不可能彻底被人遗忘。在韩国，儒学也在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焕发着生机。

    高在锡教授是成均馆大学儒学院的一名教员，在他的记忆里，父亲那代人是在“父生我身，母鞠我身……”的歌谣中成长起来的。同日本一样，汉字在异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音，无论是吟诵朱熹的《四字小学》还是后来的四书五经，“读这个的时候就像唱歌一样”，在这样的歌声中，一代代韩国人完成了他们小学的道德课和中学的伦理课。

    19世纪末，西化思潮席卷韩国，西式的教育也渗透到韩国的教育当中，学生们的课桌从双人桌变成单人桌，幼儿园的孩子们从睡集体铺变成了单人床。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字教育被彻底停止，学生们只有在大学的儒学院里才能重新学习古汉语。然而即便如此，韩国依然保留着些许传统的影子，位于乡下的学堂便是很好的一则例子。

    刚上大学的时候，高在锡的理想是学习新闻，而考入成均馆大学也意味着将来有着比较好的就业前景。这所成立于1398年的以“仁义礼智”为校训、以“修己治人”为理念的大学在高在锡刚刚入学的时候还坚持本科生在每个学期都必须选修一门儒学教育课的传统。因为成绩优异，第一学期结束后，高在锡便成为了五名有资格去乡下学堂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学生之一。“两个月里，我们每天跪在木质地板上，和老师一对一地学习。每天八个小时，大声朗读背诵。四年里，我背了四书、《周易》等，直到后来去北大学习，还坚持着每日晨读”。“虽然刚开始对儒学并不感兴趣，觉得它是很落后的东西，但第一堂课的时候还是为老师在黑板上书写的优美的论语二字所折服，慢慢地，通过学习《孟子》，我发觉儒学不同于新闻那样快节奏，其中有着很多根本性的东西，所以便开始爱上儒学了。”

    同去学习的五人中只有两人成为了儒学研究者，原本每个学期都要必修的儒学课也成为一学期修完的两学分的必修公选。对此，高教授看得很淡，“儒学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去研究儒学才体现了其中的价值。这是一种缘分，我们希望听过这些课之后的学生能够把儒学的价值观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这就够了”。如今，韩国依然保留着二十余所乡下学堂，零星分布在京畿道和其他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这些普遍七十多岁的授业老先生依然在以最传统的方式传递着儒学教育。尽管，他们的不断离去让人倍感遗憾，但“儒家思想还是要变”的信念却一直在如高在锡一样的教员心中坚定不移。

    成人礼、丧礼、婚礼和祭祀是韩国人最重要的四个仪式，祭祀和婚礼是受到西方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顽固地坚持传统的礼节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高在锡说：“我们需要接受现代化的方式，礼节是一定要变的，即使在宋代，朱熹也一样为了适应当时的变化写成了《朱子家礼》，只要仁的本心得以确立，那么礼的形式就是次要的，祭祀是与家人的团聚，不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

    除了变化之外还要尊重多元。尝试着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当下社会中的问题，这是高教授经常布置给学生小组的讨论话题，异见之声时常不绝于耳。这就如同不同大学之间有着不同理念，社会上有着各种质疑之声一样。首尔大学的学生有着更多个人主义的色彩，强调个性，延世大学是基督教学校，认同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而成均馆大学的学生则看中集体和与内心的交流，各有所长。早在日据时代，日本认为自己成为了东亚的中华，在韩国特别重视进行中心主义思想的教育，那时便有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学者的强烈抗议。若干年后，在实践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后的韩国社会，这依然是一个问题。1999年，韩国祥明大学教授金经一就写了一本畅销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他的核心论点是，儒教的有效期在韩国已经结束，现在的韩国，相对于温故，更倾向于知新。

    儒家思想在韩国面临的挑战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完全由美国一手帮助打造的政治体制运行得日渐平稳；在克服一次次危机的过程中，韩国经济也逐渐摆脱了家族企业的牵绊，现代经济制度初步完善。同时，韩国的乡村正在瓦解，城市家庭小型化已成为潮流，早年间的大家族生活方式越来越少见了。离弃了这种家族中心的生活模式，儒教的传承更是失去了主要的着力点。该如何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既是儒学研究者的课题，更是众多东亚文明国家应该思考的课题。“过去，很多韩国学者认为东亚是低等文明，西方是发达文明，但实际上，每个文明都应该受到尊重”。

    若干年前，韩国曾引起过我们的深度关注，他们既在文化层面上保持着对孔子与儒教的端正崇敬，同时又顺利完成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如今反过来思考，或许在这个看似矛盾的过程里，儒教并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但至少韩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如今早已没有那么传统的儒家教育了，不过“生活方式上还有着很浓的儒家思想的味道”，一种思想如果早已内化到每个人的血液当中，那么形式上它是否存在便也无足轻重了。也许这便是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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