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宫玉振

    埃德温·赖肖尔曾经有这样一段评论：“如果把日本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历史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同期的历史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段历史确实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在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面前做出这样迅速和成功的反应。以中国为例，从19世纪40年代王朝开始瓦解起，中国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统一和稳定的新政治制度，而且在大体上仍是一个工业化前的国家。”

    在后发国家中，日本是发展成功的典型。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第一个确定了立宪制度，第一个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困境，第一个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了西方大国俱乐部。同样是东亚国家，日本在历史上又深受中国影响，面对同样的西方挑战，中日两国的表现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西方冲击到来之时中日初始条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两国面临同样的冲击，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从地理环境来说，日本是一个岛国，缺乏纵深，天灾不断，资源匮乏，在地缘政治上有天然的脆弱性，强烈的危机意识由此进入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对充满不安的日本来说，外来的威胁和由此带来的危机往往会被无限放大，并很容易转化成国家上下强大的变革动力。而中国作为老大的帝国，庞大的体量可以使中国有足够的纵深来从容消解西方冲击所带来的压力，从而也就很难迅速形成变革的共识。

    从政治格局来说，日本所谓的“幕藩体制”，是一种在分权基础上的有限中央集权。幕府代表的是中央权力，但各藩在司法、行政、税收上却是相对独立，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这种统一与分裂的二元结构，就使得在日本，相对独立的新因素可以从受冲击最大的边缘地区首先发展起来，新生力量由此就有了现实的立足点，并可以以此为契机推之于全国，从而突破传统的体制。中国是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格局，统治者警惕地监视着任何可能改变这种局面的细微变动，打压任何那些可能挑战这种局面的力量。在高度集权的一元格局下，区域突破的可能性由此被牢牢地封住了。

    与此同时，西方冲击到来时日本的中央权力与中国也大为不同。日本是天皇与将军并存的二元体制，有天皇与幕府两种最高势力存在。天皇万世一系，但是权力操在将军的幕府。这就为日本利用天皇推翻幕府、以“王政复古”为名义进行合法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从而减少了政治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乾纲独断，君主至尊，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政治安排形成了强大的稳定结构，所有的政治变革因而都不得不指向君权本身，只有以暴力的方式打破整个体制才有可能为政治变革打开通道。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变革的阻力和难度远远超出日本。

    从经济发展来说，日本由于“参觐交代”的需要，而一步步形成了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和全国性的货币经济，商业力量由此在日本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商人阶层开始崛起，甚至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从而孕育出了可以与传统势力相抗衡的社会力量，这为日本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而在中国大一统的环境下，商业从一开始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就被认为只能是补充性的。通过税收和行政的手段对商业力量进行控制，是历代的国策。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商人不得不依附于官僚机构，而形不成推动国家变革的独立社会力量。

    从社会阶层来说，日本的社会精英是武士阶层。武士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强权极其敏感。军事实力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安全与威望的基本保证，因而在武士的价值体系中，强权具有最高的地位。一旦发现自己成为弱者，武士们就会不惜一切进行改变，以重新获得强权，为此甚至可以抛弃传统体制与文化。肯尼思·派尔便指出：“出于强权第一的想法，日本铲除了旧体制，从另一个文明那里借来了一套新体制。要使国家强大就必须牺牲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念的想法，明治领袖们是不会像其他亚洲国家的领袖那样扼腕痛惜的。”出于对强权的敏感，日本把追求富强、建立一个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国家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这是日本近代变革的根本动力。

    而在中国，社会精英是文人出身的官僚阶层，即所谓的士大夫。正如华人学者张灏指出的那样，这一阶层更关注的是道德教义背后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秩序，而不是政治扩张或经济发展意义上的集体成就。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中国之强盛，视乎政事之得失，而不关乎财货之多寡；而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而不在乎兵力之盛衰”。因而即使在对外战争连连失败的情况下，还有士大夫在反复强调“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这也就使得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停留在文化的虚幻中，而无法认清这场三千年之变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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