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要求自己的很多，但只要把持和保留了最基本的东西，一个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类人。
道路修远，上下求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政治抱负的他没有实现政治理念。遭到流放对屈原来说，意味着一种耻辱；流放屈原对楚国来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耻辱。回眸中华民族发展史，仁人志士的正义篇章，无一例外为后世所景仰。
悲愤到了极点的屈原似乎不会料到他的执著会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精神标本，他的对于国家发展的拳拳之志令人深深感动，也为他的不遇明主感到悲哀。这个战国末年的楚国贵族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他博闻强记，通识国家盛衰之道，并擅长外交辞令。楚怀王即位之后不久，非常赞赏屈原的见解，让他当上了左徒，后来又任命其为三闾大夫，在朝廷和君主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策法令；接待外宾友朋。这时的屈原不可能没有成就感，得到君主赏识的他一定是决意做一番大事的。
很有政治抱负的他觉得可以通过楚怀王来实现政治理想，主张举贤任能、立法富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全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贵族的民众情怀决定了很多计划至少要间接地照顾到百姓利益。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当时主流士大夫的普遍认同，素以骄奢淫逸为能事的这些官老爷无法理解屈原的举动，他们应该觉察出了这个贵族实在有点儿另类。屈原对此毫不在意，他要温暖自己的良知，但这个“修洁之士”的主张和措施触动了贵族利益，遭到楚王之子子兰、楚王之姬郑秀和上官大夫的迫害，终于被免官流放到沅湘流域。
遭到流放对屈原来说，意味着一种耻辱；流放屈原对楚国来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耻辱。屈原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楚国从此日渐式微。秦国攻占楚国八城后，约请楚怀王到秦国相会，并示意两国结盟交好，屈原认为秦是虎狼之国，劝楚怀王千万不要去，但是子兰却主张楚怀王赴会。素来愿意吃猪大肠的楚怀王到秦之后就被扣留了，吃不上大肠的他同时也不能满足看“细腰”的爱好，秦国对这个不懂得纳谏的傻蛋国王没有什么兴趣．其意在胁迫楚国割地，楚怀王最后客死秦国，这个结局很窝囊，但是也很活该。后来，楚顷襄王即位，这个国王并不比他的前任聪明多少，大概更傻蛋也说不定，他任用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让上官大夫到楚顷襄王面前进谗言，屈原因而就永远不许回郢都了。
楚国对屈原这样，屈原却没有因此投敌，以获得更加可观的政治命运。被放逐的他仍然对楚国始终不渝，但楚国的命运并不因为他的期待的目光而得到乐观的改善，秦国再度攻楚，并且顺利地占领郢都。这对于洞察世事的屈原来说，应该不感到意外，但洁身自好的他还是为此悲痛欲绝，这种悲痛似乎带着自责的成分，他无力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绝望的屈原创作了《怀沙》，再次抒发了忠贞爱国的情怀和“受命不迁”的崇高志节，倾诉了自己无奈的苦闷。后人在阅读的时候也能领会到这种苦闷的难以解脱，能让人想起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的：“我是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屈原的境遇大抵如此。
要做忠臣而不能，要当隐士而不得，不懂得理念和理念的实现之间的差距，屈原感到举步维艰，最后只好自沉汨罗江。长时间没有受到国家重视的他选择了当年五月初五这天完成他的人生的最后告白。而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人爱他的，生计艰难的人们出于对他的爱戴，划船去打捞他的尸体，包粽子喂鱼以免其尸体损伤。“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屈原的“活着”具有深刻的民族意义。这种意义甚至衍发了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节日，后人在这天划龙船包粽子吃，据说这就是端午节的真正来历。屈原没有完成自身政治抱负，却以其爱国主义大诗人的身份流芳千古，其骚体的作品都深沉而丰富。《楚辞》中的《离骚》、《桔颂》、《九歌》、《九章》、《天问》等都是屈原的代表作，其中大量地使用楚国方言口语，还有明显的音乐痕迹。美好的道德情操化作文字，让人们读起来朗朗上口，《楚辞》在整体上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自由灵活的句式极富有人生境界；《离骚》更是通过对昏暗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表达自身爱国主义情怀，继而极端地鄙视丑恶的灵魂。
文章大家贾谊、司马迁曾因之而做祭文，李白有“屈平词赋悬日月”的由衷赞颂，杜甫也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而汉魏乐府诗“莫不同祖风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个执著的贵族无疑是可敬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以民族富强为己任的大我意识使得中国发展成为时代必然。回眸中华民族发展史，仁人志士用激情和正义力量谱写的篇章，都无一例外地为后世所景仰，屈原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的斗争精神超越了历史而必将通过现在以抵达未来。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他并不迷恋官场，面对北宋社会官僚机构的臃肿、冗员的泛滥成灾，包拯的尖锐抨击富有政治远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他这里法律没有特例可言。其清廉惹了很多麻烦，这样的人很可能孤立，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官僚系统。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的这份书面遗嘱令人肃然起敬，做官就不能贪财，这是他流芳百世的理念原因。包拯的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赠刑部侍郎。少年包拯以孝闻名，28岁中了进士的他当过大理寺评事和建昌知县，因为年迈的父母不愿随他东奔西走，包拯马上辞去了官职，受到官吏的交口称颂。等父母相继辞世之后，他才重新踏人仕途，但曾经的举动已经说明他并不迷恋官场。
当过知县的他后来又升为知州，满任了两任之后，就以刚正清廉的英名传遍神州。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包拯的铁面无私、刚直不阿、公正廉明、吊民伐罪，尤其是传说中的开封府的龙、虎、犬三道御铡使贪官污吏、皇亲国戚、恶绅泼皮望之悚然，悚然的原因在于看到了真正无所畏惧的清官。北宋社会官僚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成灾，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内外官属为历朝最甚，定额乃原来的三倍多，弊政已经使得人民不堪重负。包拯的尖锐抨击富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等“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
话说得实事求是，他的仗义执言不得不让皇帝深思，当时卖官鬻爵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据有关“随笔”资料记载：宋代有个人儿时家贫，以杀猪为业，后来捐了个官，逐渐富贵起来，富贵之后就有人要给他做传，又不能写他是宰猪出身，正苦于难以措辞之时，有位叫胡旦的人出主意：“何不说少时操刀以割，以示宰割天下之志呢！”妙哉！此人少时宰猪，当官后似乎还要宰杀民脂民膏，评价得也算比较恰当。
这里还是说清官包拯，调到京城的他当上了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转运使等职。在复杂的封建官场，包拯的清廉给自己惹了很多麻烦，这样的人很可能孤立，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官僚系统，而不仅仅是某个人，力量对比便很不乐观。
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包公触犯了仁宗，被打发到河北去当督转运使，至于说那个龙图阁大学士的虚衔也只是个安慰，因为宋代官制中的“官”、“职”、“差遣”有严格之分，官名表示的是官位和俸禄高低，其余如学士、直阁等头衔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是当不得真的。这也表现了北宋官僚之繁冗，当然包拯毕竟是地方转运使，这个职务也是很高的，在地方上说话很好使，仁宗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不愿意在京城里看见他，倒使得后人就称他为“包龙图”。
在地方上待了4年后，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个职位大抵如同京城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很显要，“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因为要表示对皇帝面南而坐的尊重，他在升堂的时候面对北面坐着，他的重礼法可见一斑。就是在这个正大光明的屋宇之下，他的很多公正的判决得到后世的极度赞美，比如说“刀铡陈世美”，让北宋社会市民阶层真正看到了法律的尊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他的理念和操守。人们对政府的高度信任是通过类似于包拯这样的政府官员实现的，他们从这个封建官僚的身上看到了正义与良知，“得民心者，其权自生；失民心者，其权不保。”包拯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也是百姓赋予的，他真正成了政府和民众的桥梁，这在封建社会是极其难得的。
“清心是治本，直道是身计”，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为官做人原则的真实写照。他的廉善、廉能、廉教、廉正、廉洁、廉辩、廉俭都值得称道，正如《吴下谚联》所言：“士人赴官谓之上任。任者，担也，盖将担子承担在身上。”当官就得担担子，“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勿私，徽密纤察”；“听谏勿塞”，“审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一句话，得能负得起责任。
包拯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非凡夫俗子所能及也。包拯的为人、处事及做官的原则让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一丝可能的光亮，这丝正义的光亮照耀着皇权，也照耀着普通市民的饮食起居，至少百姓有了可以获得安慰的某个具体的理由。封建社会清官的境遇大抵如此，皇权以他们的威望教化市民，市民以他们的正气慰藉自己，就整体社会结构而言，他们往往只是时代的衬托和点缀。
由诸入俭，正真敢谏
他在杨家将演义中时而“背靴”时而“夜审”，以正直敢谏出名，宋太宗觉得他如同唐代的魏徵。要不是这位名臣坚持抗战，宋朝的损失无疑更大，灭亡的时间可能更早。他的母亲寒窗课子，将他培养成国家栋梁，确是世间母亲的典范。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这首《阳关引》的作者在杨家将演义中时而“背靴”时而“夜审”，“早堂接状午堂审，午堂收状审判分明；到晚来接下了无情冤状，一盏孤灯审到了天明。”他就是宋代名臣寇准，就是在辽朝欺侮宋朝的时候忠于国家敢于作出决断的副宰相，他的正直敢谏很出名，宋太宗也不得不承认：“我有寇准，如唐太宗有魏徵一样。”
为人正直的他得罪了很多权贵，一度被排挤出朝廷，安排到地方上做知州。直至边境紧急，才又被召回京城，受任于败军之际的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弃京南逃的决定，宋真宗为此率兵出征，这个人没主意，偏偏有很多人不断地劝他放弃对抗，寇准适时地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约定，让真宗真正勇敢起来，战争也终于有所转机，辽国的萧太后不得不同意讲和。寇准反对议和，并提出要辽归还宋燕云等失地，宋真宗觉得颇有不妥。好不容易得到时局缓和之机，他说什么也不愿放弃，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答应每年给金百万。寇准暗中对曹利用说：“赔款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要你的脑袋！”
据说曹利用回来时，宋真宗因吃饭不能马上接见，又急着想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太监来问曹利用，曹利用觉得应当面奏，只好做出三个指头的手势。太监回报之后，真宗以为赔款数目是300万．觉得损失惨重，但事情已经顺利结束，毕竟可以约略轻松了。当听到曹利用面奏银绢数目30万时，真宗高兴得要跳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要不是这位名臣的坚持抗战，宋朝的损失无疑更大，灭亡的时间可能更早。但就是这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弹劾：“劝皇帝亲征不是把天子当赌注以孤注一掷吗？这简直是国家的耻辱。”已经不再担忧的真宗回想澶州，也不禁有点儿后怕，竟把寇准降职处理了。
这里只说寇准的廉政，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个过程，他的“豪奢冠一时”有史可证。从他的《点绛唇》似乎也能看出：“水陌轻寒，社公雨足东风慢。定巢新燕。湿雨穿花转。象尺熏炉，拂晓停针线。愁蛾浅。飞红零乱。侧卧珠帘卷。”“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他的这种难得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呢？
清代剧作家杨潮的《寇莱公思亲罢宴》说明了个中缘由，据说当上了莱国公的寇准广征水陆千品精美妓乐，准备寿诞时大为庆祝，谁知在寿堂燃起的红烛油流满地，滑倒了陪其母抚养其成人的刘婆。跌倒的刘婆大放悲声，说起当年太夫人“灯光寒窗，停针课读”的情景，这番摆老资格很让寇准汗颜。“想当初辛勤教养，他挑灯伴读落叶寒窗，哪有余辉东壁分光亮。单仗着十指缝裳，继膏油叫你读书朗朗，拈针线见她珠泪双双。真凄怆，到如今，怎金链银柜照不见你憔悴老萱堂？”这番教训让寇准立即“罢宴”，改为超度母亲的亡魂，反思自己目前的过失。
这段故事大概很有教育意义，诸多剧种都有所改编，京剧剧本中还录有其母的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她的望子成龙不是要儿子能够成为社会的大蠹虫，而是要主宰时代沉浮，担当民族重任。若念慈母之恩，就不能忘却慈母总是用慈爱教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她们关爱的目光是我们在判断世事时所凝视的天平，设若还有良知，所有即将走上贪污之路的人都会想起慈母的教诲，并听到严厉的声音：“儿啊！住手！”
语云：“八风吹不动天边月。”为官者不能为“利、襄、毁、誉、称、讥、苦、乐”等左右，为官就是为民众服务，就是要因世间之忧而忧，因世间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尽量做到忘我的无私。为官者要廉政，在道德意义上，应该提升为官者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良知不能离弃，清廉操守的境界和正直的处世能力之间有必然的关联。
位卑未敢忘忧国
陆游以深厚的民族感情支撑起文人的双肩，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认为功名的取得不是靠天，而是靠人的力量。陆游的生命是丰富的，他的体验流淌出的“人”的完整，尽管由悲剧来成就，令人为之震颤而伤感。
放达并不意味着对责任的忘却，尽管很多放达者在归隐的路上唱着耕织清淡的歌谣，但任何有浪漫情怀的人都不可能缺失放达的品格。只是这种品格并非他们的标签，放达也可能渗进他们的血液，却不会成为他人评价的砝码。更有某种放达是超越于世俗理解的，抵达的是自我深深沉浸于其中的诗意的情结，比如说陆游的苦盼何尝不是放达，将国家的繁荣期待到了忘我的程度，又何尝不是一种洒脱。
这样的放达在陆游身上体现得比较独到，这位浙江人的父亲陆宰就是具有爱国情怀的封建士大夫，交往的大多是爱国志士，环境也能塑人，童年时代的陆游就有忧国忧民的思考。他平素喜欢阅读兵书，此后顺利地应进士第，为绍兴中应礼部试第一。但这个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还是挺倒霉的，因为名居秦桧之孙秦埙之前，而且“善论恢复”，以至触怒秦桧，继而遭到黜落。直至秦桧死后，宋孝宗即位，陆游才得到召见，并赐进士出身。此后的“南师北定中原日”，看起来恋恋不舍，“家祭无忘告乃翁”，其实又放翁先生遗像他曾经担任过镇江、夔州、隆兴等地的通判，提出了很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还积极赞助张浚北伐。
这场北伐以失败告终，失败让主战派在朝廷中失势，陆游也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家居。数年后，陆游人蜀任夔卅l通判，又进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于军旅生活的他的爱国热情得到了极度的激发，一度还建议王炎抗金，后来在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任职，再改任制置使范成大参议官。
陆游的血液中流淌的放达品格决定了他在封建官场的不如意，因为不拘礼法，自号“放翁”的他被反感他的人认为是“恃酒颓放”，不久被朝廷召回，做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官至宝章阁待制。这个职务还是舒服的，但是陆游义无法放弃自己的良知和品格．他无法忍受当局对于振兴国家的努力不足，终因为坚持抗金，而又付诸诗词，深为当权者所嫉，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将其罢免。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以深厚的民族感情支撑起文人的双肩，其作品表达了豪迈轩昂的气魄和爱国精神，有很强的感染力。“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成都生活万花如锦令人沉醉，可诗人心中无比悲愤，因为抗金的大业还没有完成。
他认为功名的取得不是靠天，而是靠人的力量，确实怀有无畏的坚定意志和愤慨的仁人之情。更何况，陆游的放达还通过他的生命体验的丰富表现出来，这种丰富不仅在于驰骋疆场，奔波在不同的城市担任官职而自由地成为“放翁”，更在于其人生体验流淌出的人性的完整，尽管这种完整可能是由悲剧来成就的，令人为之震颤而伤感。
他的情诗似乎不能为我们所忽视。“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的感情生活是很不幸的，最初娶表妹唐琬为妻，夫妻俩感情很好，但是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琬，迫于母命的陆游只好与唐琬离别，此后又娶了王氏为妻。唐琬也只好改嫁，婚后双方都生活平淡。10年后的春天，他俩在山阴城东南的沈园相遇了。唐琬以家酿的黄封酒招待昔日的郎君，两人的心都难以止痛，陆游不忍分离的痛苦，当即在墙上作了该词，唐琬也同样悲苦地以词相和，此后两人再没有见过，“锦书山盟依旧在，沈同春色欢情薄”，陆游的真爱的确令人伤情。
陆游的晚年是在家中度过的，恢复中原之梦终未能圆，85岁的他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他还是期待官军收复失地的，能不能收复不是问题，何时收复要儿孙在此后告知九泉之下的他。他的目前尚存的9300多首诗作的内容大都以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反对投降为主题，兼有反映人民疾苦和批判时政之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几乎囊括了南宋生活各方面，其风格宏丽悲壮且豪放雄浑，有《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传世，后人辑有《陆游集》。
格物致知的人生之道
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只好遣他到偏僻之地。在登第后的50多年里，他为官9年，在朝46天，其余40多年都用于传道立说。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著作被后世封建统治者认为正宗，其本人也曾从祀孔庙。
当19岁的朱熹在进士考场上答《创业守文之策》时，似乎能够感到自己文思泉涌，这也得益于其父讲授的“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严守父训的朱熹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广泛涉猎格致之道，对打败金的进攻还是有信心的。当时正值孝宗即位，征求内外朝臣的政见，这位青年才俊当即作出反应，上《壬午应诏封事》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就解决措施来看，“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
清楚明白的论述让他获得了面见皇帝的机会，感激涕零的他面奏道：皇帝应该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途尚壅，以谄媚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应当“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这番话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皇帝觉得他不识抬举，朱熹的反应也很干脆，大抵也检讨了自己的能力不强和措辞不当，随即退居到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他意图用“理”推论政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陆九渊做出此判断，他竟兴奋得汗出扇挥。这个局面让朝廷很为难，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只好遣他到偏僻之地。到任之初的他“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试图解决“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问题，望知道利弊源者具陈。请父老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推选子弟入学读经，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确实干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
还应当记住的是，重视教育的他使残破的白鹿洞书院得以修缮，“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时的他已经把教育民众看成比做官更重要的事情来对待。因被韩侂胄称“伪”，不得志的他绝意官场，将精力更多地投注到广注典籍中，对经、史、文、乐及自然科学都有独到见解，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
他认为天性是纯善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地万物生成有理有气，理是万物生成的本原，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的最高境界称“太极”，太极是理的总和、标准，“极是道理之极至”。太极是无动静无始终存在的，“格物致知”要人去“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面前其理也。”为此坚守“当然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
他强调“唯思为能窒欲”，把人的物质欲望看成是罪恶，继承了孔子以来的“道统”，提倡对君主绝对服从，认为自己的研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在登第后的50多年里，朱熹为官9年，在朝46天，其余40多年都用于传道立说，明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指出为学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处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成为元、明、清三代开科取士考试的依据，明清两代更是将其著作列为儒家正宗，其本人也曾从祀孑L庙。文明进步或落后的主要标志是能否尊重个体的生命和尊严，朱熹的言论使封建道德具有崇高感，剥夺了自由张扬的权力。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很难说是超越，却可能是误读的标本，且退化为粉饰的花瓶。朱熹无疑不是完人，客观而全面地判断这位大学问家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似乎也应该沿用其言：“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立德、立功、立言
他是找到诗意境界并带给人们快乐的学者，“阳明国”靠精神胜利建立起希望之境，他的“自性”极其深远。良知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孜孜以求“孔颜乐处”。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就是这位大师告诉人们要“致良知”，“知行合一”，他在干言万语中通过把握自己而把握世界，他看到神圣的俗人是快乐的。人生往往比较艰难，而在这种艰难的历程中感受甚至创造出某种滋味，便有了诗意的境界和意义了。王阳明恰恰是这样找到诗意境界并带给人们某种人生快乐的学者，他的“阳明国”是靠精神胜利建立起来的希望之境，“诚意正心”，“成己成物”，他的“自性”即使在艰苦卓越的环境中也很深远。
据说这位大师曾经沿着诗仙李太白当年的游踪，凭吊“谪仙栖隐地”，并诗日：“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回首苍茫外，青山感慨中。”作为做学问的根基，王阳明研究范同广泛．他曾与声明“直指本心”的异僧探讨“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我心之良知。无有不可知”。有个垢面者“蔡蓬头”善谈神道，大约是道家之流人物。王阳明曾三次请教他，蔡蓬头只说了一句话：“你虽待我以隆重礼遇，但你并未忘记做官。”阳明遂称病回家，筑室于阳明洞内以练道家的导引术，其后又弃道接触佛教，往来于灵隐、虎跑诸寺。
“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仗打翻龙虎，只履踏到巉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留得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时，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这就是“阳明禅”的坚实基础。王阳明毕竟是官场巾人，不能够完全地听从自己的愿望。尽管深感到仕途无望，决意毕生传授理念，后来也因为皇帝的诏令回去做官了。“尽日岩头坐落花，不知何处是吾家？静听谷鸟迁乔木，闲看林蜂散于衙．翠壁泉声穿乱石，碧潭云影透晴纱，痴儿公事真难了，须信吾身自有涯。”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官场志气不足，大概是这位研究枯禅者的真实矛盾，整日坐于峰顶岩头的他大有“方外”野僧之态，以至于皇帝派锦衣卫侦察其行动，他当然没有谋反之意。明武宗也坦然：“此道学人也。”随即又让他做官去了。
良知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孜孜以求“孔颜乐处”，完善的人格在于“圣人”的心中。而“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满街都是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他将“己”分为真己和躯壳之己，据《传习录》记载：“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心之本体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如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
据说他曾坐在云舫上看云蒸霞蔚以淡泊性灵，忽见远方云层中有老僧在掬取什么，老僧说看到他能够“知行合一”，并一言不发地教他领会玄机，皇帝让他复任的诏书这时送到山上，他随即离山而去了。正如同贺麟所说：“知行合一说与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王阳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代表着东方形而上智慧，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大概不是没有根据的。
王阳明的启示很明朗：凡是有墙的地方都有门，而且“信步行来皆坦道”。他说谁都可能当圣人，就看你愿不愿意做，这就把道德和智慧恰当地结合起来了。“懂得为什么活着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忍受”，尼采这句话大抵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王阳明的“无我”重在个体融于群体，以突出人的“与万物通体”的“天地境界”，他的视野照亮了他自己的“本心”及其外的意义：“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
他的一生还算是淡然平静的，57岁的他在家中安然病逝。这时法国著名讽刺小说家拉伯雷开始活跃于文坛，王阳明当然不会知道，但他的“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肉”已经开始建筑起东方“尊严精神”的心力长堤了。后人对他的记述颇多，正如歌德所说：“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不断创造世界一样。”王阳明的记述，在于其钻研的内容得到不断发展，这大概正是王阳明学说的深层时代意义之所在。
做官首先要做人
他给妻子的任务是出去背柴，俸禄赏赐都分给了亲戚和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当女儿将要出嫁之时，只令婢女牵着狗去卖，此外未有预备。即使被怀疑为在表演，但把做秀当做生活习惯何其难？他的德行确实是士人之榜样。
官吏的廉洁始终不能摆脱其道德修养的渊源，不能敬父母爱妻友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能臣典范的，做人当属做官的前提。儒雅的吴隐之的宦海生涯就很能为此作证明。年少时就孤高独立的他操守清廉，因父丧而大声哭泣时，连路人都为之流泪。而为母亲守丧时，哀伤超过礼制的规定，还有双鹤在附近呜叫，有群雁会集祭祀之所，时人都以为是他感动了天地所致。这样的人成为清官，便多了很多文化基础，这种基础对于数千年的礼仪之邦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吴隐之与太常韩康伯是邻居，韩康伯之母善良聪明，每听到吴隐之的哭声，就放箸而不食，为之悲痛而流泪，她说儿子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掌管官吏任用权，应当推举吴隐之。吴隐之的运气非常好，因为韩康伯当上了吏部尚书，这使得他刚刚出仕就担任了辅国将军功曹、征虏将军参军事等要职。因为申请替哥哥赴死，受到桓温赏识，曾出任晋陵太守。清廉俭朴的他给妻子的任务是出去背柴，虽然出任高职，可俸禄赏赐都分给了亲戚和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因没有替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只好披上棉絮，清苦得几乎与贫寒的庶民一般。
上任途中的他曾酌饮贪泉之水，并赋诗表达自己的清白之志。传说人只要喝贪泉水，就会拥有无尽的贪欲，吴隐之的态度很明确：“不看可产生贪欲之事，就能使心境保持不乱，越过五岭即丧失清白之由如今已知。”饮泉水的他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经常吃的只是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与衣服都交付外库，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故意作假。部属知道他廉洁，进奉鱼的时候，经常剔去鱼骨，这令吴隐之勃然大怒。当时朝廷看得很清楚：“在家中恪尽孝道，困境中砥砺清节，实在非常人所能及也，而成君子美德。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顺友爱，超于常人，俸禄均分给九族，廉洁克己，俭朴过人。身处可产生贪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执著操守，在海物杂错的富庶环境，家中亲属服装依旧。革除奢侈，务求俭约，使得岭南风俗为之改观，我对此有嘉奖。”
及至卢循进攻南海时，吴隐之率将坚守城池，其子吴旷之临阵战死。吴隐之后来被敌俘获，卢循上表欲予以处死，朝廷不同意，吴隐之终于得以还京。廉洁俭朴之风终不改，当乘船返回的时候，没有装载多余之物，京城的住房条件也非常简朴，只住数亩地六间茅屋，篱笆与院墙又矮又窄，妻子儿女都住得很挤。当刘裕赐给他车牛住宅之时，他却坚决推辞，当上度支尚书、太常之后仅以竹篷为屏风。当女儿将要出嫁之时，谢石知道他家中贫穷，特意帮助他料理婚事。
帮忙的到他家门口时，正见婢女牵着狗去卖，此外未有预备。女儿出嫁用的仅仅是卖狗所得的微财，对于这位大官僚来说实在耐人寻味，即使只是某种做秀，但把做秀当做生活习惯何其难？其“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妻子不沾寸禄。”因为年纪衰老，他后来请求离职，朝廷颁诏予以同意，授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给钱十万，米三百斛。“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仕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其子孙后代多“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
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不能苛责吴隐之的境界，但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吴隐之追求的超越，文章即方志敏的《清贫》：“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这卑鄙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这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
做官首先要做人，从吴隐之到方志敏，我们不难看到其职务背后的“清贫’’而高尚的人格力量。这种道德操守是对高尚追求的自觉坚守，当我们鄙视贪官时，往往说他做的不是人事，不做人事是管理对于人格力量忽视的必然结果，殊不知，人格力量总会穿越阴暗的障碍。人们总是渴望能够得到更多，人们可能因此疑问：什么能够铸造永恒呢？永恒的人伦意义在于得到不断怀念，而高尚的人格力量是得到怀念的逻辑前提。
沉默官场中的光亮
在乐于感受文恬武嬉风尚的封建官场，海瑞的古板和认真让他成为当然的另类，其清廉是始终如一的。他似乎并不懂得“刚柔相济”的道理，正直而果敢的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最终以清廉的正直之臣的形象而名垂青史。
出生在海南琼山的海瑞的童年生活非常贫困，从4岁起就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母亲的针织维持生计。母亲刚毅正直，对儿子的教导非常慎重严格，当时的海南贫穷荒凉，这似乎是海瑞单调生活的历史原因。他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的经历，还纳过两个妾，但是都没能百年好合，前两次都结束于他的一纸孝顺的休书，后一位的逝世则是历史疑案，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无后是不孝的极端，这也算是海瑞的毕生遗憾之一。
家境的寥落和家庭的不睦让这位不幸的知识分子成了工作狂，似乎只有工作能够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他的勤勉和任劳任怨都是出了名的，据说其受理的案件有时竟达3000多例，在乐于感受文恬武嬉风尚的封建官场，海瑞的古板和认真让他成为当然的另类。在33年的仕途历程中，其清廉是始终如一的，不仅亲自到后花同种植蔬菜，工作餐中也不能有鹅和黄酒，每逢有人有所表示，也都会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他不愿意玷污毕生追求的清白。
他的举措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却遭到诸多官员的极度反感，很少有人愿和他共事。他绝对不讲官场规则，因为他坚守着与官场习惯不同的四书五经中的道德律令和洪武时代的政策法规，圣人和太祖是绝对不会提倡阿谀奉承和贪污腐化的。他的努力要以极大的勇气作为支撑，摸老虎的屁股，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比如说严嵩的党羽巡视盐务，事前明令“素性俭朴，不喜逢迎”，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让海瑞认真对待，他致书这位大人以简朴的诚意，迫使对方强忍怒气绕道离去。
有勇气不等于不必承担代价，海瑞的代价是遭到权臣弹劾，没有什么过错的海瑞被认为是“倨傲弗恭，不安分守”。这位七品芝麻官一度遭免职，好在他的老上司朱衡极力推荐，他才又到异地当了t品县令。此后被调往北京做户部主事，因为曾经以微职对抗腐败权臣，这个模范是应该得到表彰的。户部主事大抵也就是个闲官。没必要天天办公，其主要意义在于积累从政的资历。但海瑞等不得。他觉得自己应该对时局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不辜负自身的使命。
他的举措似乎迫切了，直接指责皇帝不听臣民直言，以使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甚至公然提到了皇帝屠杀臣属、不教亲儿和冷落皇后，难怪百姓觉得“嘉靖嘉靖”也即“家家皆净”，而惟一的办法就是“幡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此疏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也成了全同的名人，连太监宫女都为他的正直所感动。这样的奏章自然让皇帝大怒，但海瑞已经为后事做好准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嘉靖皇帝只好拿着奏章仔细研读。
海瑞被判成斩监候，但嘉靖迟迟没有执行，只是要东厂严加监禁。嘉靖去世之后，海瑞被释放出狱，他的知名度又因为他的第二次遭遇而有所提升。但是他却放声痛哭，甚至衰弱得晕倒在地，似乎为“死不改悔”的皇帝而感到不智。在如何安排他的问题上，仍然让人头疼，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束之高阁。但这并不能满足海瑞的渴望，这位以清廉为操守的孤臣是不会尸位素餐的，既然得不到重用，那就罢官退隐，内阁和吏部只好给他个应天巡抚的实缺，远远打发出去，眼不见心不烦。可海瑞觉得机会来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严厉的廉政举措，弹劾的奏章又多起来，他见状慷慨道：“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不愿意与妇人为伍的他回到老家，平平淡淡过了16年，同情他的人微乎其微。
他的坚持等于远离文官集团，正直而果敢的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他的“过激”或“过当”让时人难以接受。连提拔并爱护过他的徐阶的私田都被其责令还退，这样的果断似乎不近于人情。而海瑞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似乎并不懂得“刚柔相济”的道理，始终不变的清理吏治没有讲究方法，万历皇帝的态度很值得玩味：海瑞有着高风亮节，但是不要“当局任事”了，还是让这个70多岁的老人安度晚年吧！洁身自好的他最后郁郁而终，他实在有太多的无奈。
当这位清官去世之后，京城百姓如丧考妣，很多店铺以停业的方式表示悼念。甚至有很多与他从未谋面的正直之士赶来送葬，痛哭之声不绝于耳，穿戴白衣白冠的队伍达到百余里，他以清廉的正直之臣的形象而名垂青史，尽管这不是他生前最大的期望。他的重振道德风尚的期望需要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但这种努力毕竟让沉默的封建官场看到了一丝光亮，尽管这光亮并不明丽，却也足以让后人因历史名士廉洁的宦海经历而感到点点温暖。
令世间官吏望风改操
当以“清端”、“卓异”闻名的于成龙登上官场时，注定引来一片喝彩声，他的抱负和意志都值得叹服。提倡“治乱世，用重典”的他曾得到康熙召见，被褒赞“今时清官第一”。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人格境界也随之攀高。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对于很多封建官吏来说无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后，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是百姓呼唤清官，当以“清端”、“卓异”闻名的于成龙登上官场的时候，注定引来一片喝彩声。少有大志的他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正规的儒家教育，后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去往遥远的边荒之地做县令。这可不是轻巧活儿，两届前任一死一逃，罗城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政府办公地只设三间破茅草房，他这个县令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从仆或死或逃。作为迈向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带病的他只有以坚强的意志奔走操劳。
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于成龙“治乱世，用重典”，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他抱定“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信念，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结果是贼人“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退还”，“邻盗”从此再不敢犯境。摆脱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刚柔并用地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桀骜的地方豪强“皆奉法惟谨”。他的突出的办事能力得到上级的重视，他也有机会被举荐为广西惟一的“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他连路费都没有，当地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到合州之后，他革除宿弊，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免去规定驱从，仅以家仆随身。合州也是穷地方，他的务实努力又改变了当地面貌，遂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同知有两件事情值得细述：治盗省讼和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为了摸清重大盗案的来龙去脉，“微行私访’’的他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特意在衣内置布袋装有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他··宽严并治”“以盗治盗”，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值得提及的是．其破案、察盗之能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得到神化，《聊斋志异·于中丞》描述得绘声绘色。
“三藩之乱”爆发之后，“通贼”罪名使人人自危，于成龙又出来收拾尴尬局面。无畏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发难的山寨说服300名枪手，当“高山大潮，烽火相望”的时候，他力排众议主动进剿，乘胜平定其余叛乱。
于成龙的让人难忘，主要在于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遇到灾荒的时候，他以糠代粮救济灾民。“要得清廉分数足，惟学于公食糠粥。”把仅剩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为民称颂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说他是“闽省廉能第一”，也绝非什么夸张之辞。康熙在紫禁城召见他，褒赞他“今时清官第一”，“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嘉其廉能”，任其为总制两江总督。有了广阔天地的他开始大举整顿吏治，试图以模范作用带动整个封建官场。
“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日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日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于成龙责令部属揭报“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以凭正章参处”。他“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其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由于他的举荐，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得到重用。每当发现科考中有舞弊之风，他规定“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这番努力改变了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屡遭落榜的状况，他的官阶和人格境界越升越高，生活却更加艰
苦。“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江南百姓亲切地称他“于青菜”，周围的官吏也不得不“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云游宦海的他只身行走天涯，与结发妻阔别20年之后才得一见，及至去世的时候，居室中只有“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菜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得到如此爱戴，康熙破例亲自为其撰写碑文。据报载，他的后世子孙如今仍生活在于氏繁衍的土地上，没有忘记祖辈的历史而朴实地劳作着。
兼容并包，不随波逐流
他主张“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北大神话温床的构建是离不开蔡元培博爱的目光的。世人称其“真儒”、“真君子”，“是真虎乃有风”。他为培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付出了辛劳的一生，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值得加以铭记的。
北大未名湖畔的蔡元培像是这座校园风景中的亮点，因为正是在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作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的范式，开始追求真正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永远做“新的、改造的先锋”。他主张“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这里只有对真才实学的认可，尊重个性的自由张扬，真正可以畅所欲言，北大神话温床的构建是离不开蔡元培博爱的目光的。
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出身于商人世家，17岁时就考取秀才，18岁开始设馆教书，青年时期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后来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他非常佩服维新志士谭嗣同，同情改良派的政治命运，并认为其失败在于没有搞好教育。为此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负责人。他看到知识自身蕴涵的力量，期待知识能够成为时代主导，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组织光复会的他又参加同盟会，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世人称其“真儒”、“真君子”，“是真虎乃有风”……
武昌起义之后，蔡元培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因为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家考察，后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并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当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中国才形成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北大也开始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他反对对旧文化的极端否定，保护正在崛起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潮，提倡“人”的精神、情操的塑造，人的魄力、道德的铸造，人的智慧、潜力的发掘。作为这种理念的延伸，从这里走出大量才华出众的学者，关乎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在这里真正展开自由竞争，得到多元发展，这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我们不妨认真听听他的演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应当“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品行不可以不谨严”，“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此余所希望诸君者”。
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新教育体制。其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上，他提倡学术自由和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而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教育目光多么超前啊！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营救出所有被政府关押的学生，继而辞校长职，教授齐声挽留。满口春秋大义的辜鸿铭的挽留最为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正如周作人所记载的：‘《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挽留不能代替理智的选择，蔡元培后来还是到法同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获得了文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在人生不惑之年到异国留学，应该是需要几分勇气的，能坚持提倡“劳工神圣”，则说明他的关爱社会的目光始终是温暖的。
蔡元培当时身居高职，除担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常委、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他还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并成为大学院院长。后来用．更多精力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等高校校长、院长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始终高扬知识的权力。此外还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奔波，并努力促成国共合作，直至在香港病逝。他为培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付出了辛劳的一生，让贫弱的时代不至于因为教育而感到羞愧和悲凉，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值得加以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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